埃默里大学东亚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全球史以及殖民主义比较研究。
“中国是一头睡狮。等它醒了，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动。”这几句话是拿破仑说的，近年来大家在引用时，往往会接着表示，那头睡狮如今已经醒了。该国屡屡承诺，会以“和平、可亲和文明”的方式崛起，但依旧震惊了全世界。拿破仑的预言似乎成真了。然而，他是在一八一六年时预言的。为何这头狮子过了那么久才醒来？而且为何会睡着？中国曾是举世最为富庶、科技最发达，也最有权势的大国。当初它为何会失去领先优势，输给了后来才崛起的西欧各国？或者，换个方式来提问：在一五○○年之后，为什么那些曾经无足轻重的欧洲国家会成为宰制全球的强权？这些都是有关世界史的关键问题，近年来已经有太多人急于提供解答，也引发许多争论。但几乎所有答案都是围绕着经济问题打转。正因如此，如今我们已经比过去更为了解中欧双方在薪资水平、生育率与农业生产力等方面的表现，但却还是不太了解拿破仑那一席话的真正重点──战争。他会提出此一知名预言，是为了回应他的爱尔兰籍外科医生的提问：若是向中国发动攻击，对英国而言是利是弊？拿破仑的答案是，英国占不到便宜，因为中国人一旦觉醒了，就会“从美法两国，甚至从伦敦招募到技师与造船工匠，借此打造出一个舰队，假以时日就能打败贵国。”最后，英国人还是对中国发动攻击，中国也的确招募到一些技师与顾问。中英两国开战后，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走得比拿破仑预期的还久，但在整个过程中，洋务运动的参与者往往都把军务当成重点。时至今日，倡议改革的人仍是如此。这本书所探讨的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并且会将讨论聚焦在武器上。我主张中国之所以会强大、衰败，接着又重新崛起，是可以从其过去的军事模式看出来的。但我不会只聚焦在中国。我的目标是比较欧亚的军事史，而且我想要提问的问题不只是“中国为何走上不同于西方的道路？”也要问“西方为何能走上不同于东亚的道路？”欧洲并非遵循着一条正常轨迹去发展的；每一例个案都能为其他案例带来启示。贯串这整本书的主题是火药战事。长期以来，史家已经针对火药带来的革命性效应进行了许多研究，但他们大多只注意西方。事实上，你可能听过一个错误但常被提及的说法：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但他们并未应用在战争上。此一误解仍然广泛地流传着，常出现在学术著作里，甚至连中国人自己都这么说。不过，事实是中国与其邻国试着把火药运用在许多军事和非军事的用途上，经过几百年后，火药才流传到西方。这些最先开始使用火药的亚洲国家常常被忽略了，而大部分关于火药战事的研究都聚焦在早期近代史（大约一五○○～一八○○年）。史家们往往主张，这段时间里有许多帝国因为火药而崛起，“火药革命”与“军事革命”促成了欧洲封建结构的转变，也为日后西方国家的全球霸业打下了基础。但事实上，所谓的“火药时代”持续了整整一千年，从将届西元九一○年代时人们开始把黑火药（gunpowder）用于战事上，揭开序幕，最后直到大概一九○○年，无烟火药取而代之，这时代才算告终。若能好好检视火药时代，就算不能解答“西方为何崛起？中国为何『停滞不前』？”的问题，至少也能对问题有所厘清。欧洲的变动为何如此大？中国又何以往往被认为停滞不前？有许多人曾提出解释，但最为持久的解释之一，就是所谓的“竞争国家体系”。根据此一理论，欧洲各国彼此对立，导致欧洲社会面对一种优胜劣败的竞争压力，迫使各国不得不改善自身的政经与军事结构。相反的，中国却是个大一统帝国，这让中国人欠缺实验精神，导致国家的发展停滞。这个观念是随着社会科学一起诞生的，最早由孟德斯鸠（Montesquieu）提出，尔后也为马克思（Karl Marx）与韦伯（Max Weber）的著作生色不少。如今此一说法已经非常普及，出现在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伊曼纽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大卫·蓝迪斯（David Landes）、杰弗瑞·帕克（Geoffrey Parker）等许多人的著作里。以此一模式为根据，许多研究中国的专家也都主张，因为中国是个大一统帝国，所以缺乏欧洲那种较具竞争性的动力──不过，也有人认为，这种缺乏竞争的状况会带来种种经济上的好处。当然，每一个学过中国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在历史上也是战乱频仍，常分裂为许多相互竞争的国家。事实上，“中国”一词预设了大一统的状态，但该国在历史上有很多时间都不是统一的。史上最著名的分裂时期应该就是战国时代（西元前四七五～二二一年），许多国家也把欧洲的早期近代史拿来跟这个时代相提并论，主张两者在军事与政治方面有许多相似的发展。例如，历史学者杰弗瑞·帕克就是以讨论中国的战国时代来开始他的《军事革命》（The Military Revolution）一书，主张战国时代的中国与早期现代的欧洲一样，因为战争频仍而导致国家集权化，而且在战术、科技、组织与后勤等各方面都有许多军事创新。然而，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还是有许多学其他各国相互竞争的战乱时期，但往往被学者们给忽略了，夸大了中华帝国的大一统。我这本书的假设是：那些分裂的时代正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世界史的关键。我们来看看晚近的明清两朝（一三六八～一九一一年）：许多作者都认为中国在这阶段是统一的，因此发展停滞。的确，中国在明（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清（一六四四～一九一一年）两朝都是大一统帝国。但在这段时间内，却也曾出现过多国交战的状况，尤其是在改朝换代之际（即一三六八年与一六四四年）。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并未精通中国史的人也许会感到讶异，因为中国在这两次改朝换代时都历经了长年的战乱，从元帝国（一二七九～一三六八年）到明帝国的过渡期，几乎持续了一整个世纪，这就是知名的“元末群雄并起”时期（一三五二～一三六八年），他们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开始进行一连串的血腥混战，后来皆被明太祖（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年之间在位）以武力手段剿灭。但在太祖死后，到了永乐朝（一四○二～一四二四年），也就是他那好战的儿子成祖在位时，又是兵连祸结，多次发兵征讨南越与鞑靼，接着断断续续爆发了许多战事，直到一四四九年，前述过渡期才终于结束了。元明之际的变动过渡期长达一世纪，大约从一三五○一直打到一四五○年。战事频仍激烈，而且规模往往远胜同一时期西欧的任何战事，常有几十万大军携带大炮、炸弹、手榴弹与火箭在东亚各地南征北讨。另一个变动过渡期也很长，战事一样激烈不已。后金在一六一○年代起兵反明，此战事一直持续到一六八三年，满人早已建立清朝后，才终于把南明诸王全都剿灭。后来，知名的康熙帝（一六六一～一七二二年之间在位）为了让中北亚诸国称臣，又屡屡发动战争，持续到十八世纪初。事实上，这已经是比较保守的说法了，因为激烈战事早在一五五○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后来又爆发了万历朝鲜之役（一五九二～一五九八年），这是中日史上双方规模最大的军事冲突，此一战争规模后来才被二次大战期间的中日之战超越。学者孙来臣曾经表示，一五五○到一六八三年之间是整个东亚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一段时期，战场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中国本身，战火肆虐了欧亚大陆的整个东半部，包括东南亚在内。变动过渡期本来就大多战乱频仍，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上述两个过渡期会这么长，却别具深意。这两个过渡期都跨越了好几个世代。当然，在中国发生的战事跟欧洲的战事类型不尽相同：也就是说，中国并未像欧洲各国那样对外发动军事冲突，所以并未产生强大的革新动力。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把国力用错地方，只会与游牧民族及国内乱党打仗，以至于未能对外发动征服战争，如此一来也就导致中国没办法产生欧洲特有的革新动力。然而，事实上，在战乱的刺激之下，中国在这些时期还是进行了快速且深层的军事革新。拿破仑深谙这个道理，他认为任何国家在受到军事行动挑战时，肯定会以革新来回应。史家称之为“挑战－回应的动力”（challenge-response dynamic）。在一三五○到一四五○年的元明过渡期期间，中国受到了很多挑战，也产生了许多回应，步兵部队变得越来越仰赖火器，而且与同时期的欧洲相较，火器的使用率不仅较高，也更有效率。根据明初的军事政策规定，每十位士兵至少要有一位持有火器；到了一四○○年代的最后三、四年之间，此一规定已经提升到十中有三，而欧洲则是要到一五○○年代的中期才达到此比例。许多史家都把明朝视为世界史上第一个“火药帝国”。但大约从一四五○年开始，过去中国那种军事模式改变了，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欧洲的道路。从一四五○到一五五○年，中国参与的战事变少了，战事强度也减弱，军事革新的速度就此减缓。而欧洲在同一时期，却刚好因为战事日趋激烈，规模越来越大，军事革新得以加速。到了一四八○年，欧洲的各类火器都已经远远优于中国的火器，所以当一五○○年代初期，葡萄牙水手将枪枝带入中国，中国人见识到其优越性能，才开始仿造欧洲枪枝。我们或可把这个时期（一四五○～一五五○年）称为第一个分流时代，或者是“小分流时代”。但这段时期并未延续下去。从一五五○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烽烟四起，军事革新因此得以加速。中、日、韩都已经把欧洲大炮与火绳枪（musket）的工法给摸熟了，加以改良，甚至懂得以更为进阶的战术来使用枪炮。举例说来，过去常有史家表示，“火枪阵”（以整排士兵手持火绳枪一起发射的知名战术）应该是欧洲、日本或者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发明的，但稍后我将说明此一战术的创始者很可能是中国人。一五五○到一七○○年期间，东亚在军事方面进入了快速革新期，实力堪与西欧各国匹敌。每当东亚各国训练有素的军队与欧洲军队交战时，总是东亚军队大获全胜。很少人研究这些欧亚之间的军事冲突，但从这些冲突看来，欧亚双方的军事实力在“均势时代”（Age of Parity，即一五五○～一七○○年期间）是旗鼓相当的。欧洲人的确比较会打深水海战，碉堡也盖得比较好，但是东亚各国部队的能动性较强，也更有效率，之所以能击败欧洲部队，不光是靠人数优势，也是凭藉着优异的大炮、有效的后勤体系、将帅统驭有方，而且就部队训练方式与凝聚力而言，就算没有胜过欧洲，也实力相当。同时，此一均势并不局限于东亚：大部分的亚洲各国也许都与欧洲保持着均势。然而，一八三九到一八四二年之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从英军击败清廷的摧枯拉朽之势看来，均势时代已经结束，军事上的“大分流时代”降临了。但为什么中国会大幅落后呢？当然，理由之一是英国历经了人类史上并无前例的工业化过程，但随后我们将会看出，英国的军事优势并不全然取决于船坚炮利与大规模生产。我也必须体认一个事实：在战前，中国的军事发展已经停滞不前了。为什么？因为天朝无战事。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清廷已经完成了一项中国前朝历代未能企及的功业：它征服了蒙古人与中北亚的回部。而且，更早之前的俄国人也已经领教过清廷的厉害，所以北方已经没有边患。在海疆也已稳固无事的状况下，几个世代的中国并未面临严重外患，这段时间大约是从一七六○到一八三九年。不过，国内的民变不断，尽管有些规模颇大，但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时代相较，这个时期的战事已经算是特别少了。此时中国军队的战力减弱，军事革新迟缓。图1以一三四○到一九一一年为时间轴，把战事在中国与西欧的发生频率都列出来，借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段“清朝大和平时期”（The Great Qing Peace）的存在。把战争给图表化当然是很困难的，而且必须相当谨慎，但如果能辅以各种质性与量化资料来加以佐证，这类图表即可以帮我们观察出一些重点。
首先该注意到的是，从一三五○到一七○○年之间，中国与欧洲的战事模式是非常相似的。就中国而言，战事的次数在两个改朝换代的时间点来到了高峰期，也就是一三六八与一六四四年；但是，从一三五○到一七○○年看来，整体而言，欧亚大陆的两侧都是战乱频仍的，只有中国在一四五○到一五五○的百年之间相对来讲较为平静。然而，中国与欧洲的模式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初出现了显著的大分流现象，这段时间内欧洲还是连年战乱，中国的战事数量却持续流连在整个时间轴上的最低点。相对而言，这是中国较为平静的一段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清朝大和平时期”，从十八世纪中一直持续到一八三九年，而且韩日两国在这段期间刚好也是战事较少的。但实际上，任何清史专家都能正确指出这段时期中国发生了许多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八○○年前后发生的几场战事尤其惨烈。然而，此时中国大致上并无对外战事，而且从纪录看来，如果与一二○○年之后的其他历朝历代相比，在清朝大和平时期出现的武装民变次数相对来说较少。然而，尽管欧洲十八世纪出现了比十七世纪更长久的和平时期，但十八世纪的欧洲只要有战事爆发，却总是越来越激烈，最后在法国大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来到了最高点，整个欧陆在十八、十九世纪之际被搅得天翻地覆。所以，中国的军事革新才会在清朝大和平时期减缓，同时间欧洲的军事革新却加速了，发展出威力更强大的新式大炮、火器、组织结构与战术，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就是中欧双方在武力上的“大分流时期”，西方人也刚好在此时建立起对于中国的印象：在许多方面都停滞不前、庞大顽固而且窘困不已。小说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参观完一艘中国船只后，就用自己的话表达出上述看法：“几千年过去了，中国人还是用同样的方式建造尖底帆船，而且建造出来的东西简直在虚掷时间。”对于面临剧烈变动、朝现代化发展的西方而言，中国呈现出一种负面形象。如今某些学者仍抱持相同看法，语气也与一百五十年前的狄更斯几乎一样好辩。例如：“在早熟的唐宋两朝（六一八～一二七九年）之后，（中国）并未出现具有积累性的革新之举。”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在宋朝之后，中国还是有很多具有积累性的革新之举。然而我无意全然屏弃“中国停滞不前”的概念，而是要用更精确的方式来使用它。从军事史的角度看来，此一概念只适用于两个时代：一四五○到一五五○年大致相符，至于一七六○到一八三九年，的确是个极其停滞的时代。更重要的是，若要解释中国的军事为何在这两个时期会陷入停滞状态，我们必须谨慎为之。传统派的学者们倾向将问题归咎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与体制特性。他们主张，中国之所以陷入困局，都是因为保守主义、封闭心态、自以为文明程度较高，还有奉行儒学教条。也许你会认为，会这样说的都是一些保守学者，他们深信“西方各国积极接受多元文化，导致它们的独特性全都泯灭消失了”，但事实上类似的观点也普遍出现在许多军事史的著作里。最近有一本关于火药的杰作就这么写道：“中国的廷臣把火药科技视为雕虫小技，嫌吵嫌脏。对他们来讲，大炮再有用也无所谓──功能性对于西方人来讲是最重要的价值，但中国人不这么认为。”另一本书的作者钻研文艺复兴时代的军事史，他在书中写道：“掌权的中国官僚……基本上没有兴趣，他们对战事的科技不屑一顾。”某些学者即便从全球历史的角度来论述著书，也表达出同样的观点，《世界史中的战事》（Warfare in World History）是这么说的：“中国不想大规模试用新科技，唯恐扰乱儒家的社稷与国家秩序。”至于《战事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 of Warfare）一书的说法也是大同小异。在其他文类的作品中，例如新闻报导，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观点。然而，如同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中华帝国的领袖与官僚们其实是深受火药与火器吸引的，而且也花了很多心血去发明、改造与革新。即便是身兼大儒身分的廷臣也深受吸引。这些人研究、测试火器，实验自己的产品，并且钻研火器的战术与战略，也把这一切详细地写在书里。每当外人，无论是越南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或英国人，发展出有效的科技时，他们总会加以研究与应用，通常也为此耗费许多时间与资金。在中国史上，仅仅少数时期有人呼吁不要进行军事革新，尤其是一七六○到一八三九年之间的清朝大和平时期。不难理解的是，这段期间的儒士们大多在钻研军事以外的事务。等到战火再度于一八三九年点燃（而且，十九世纪中叶的历次大战，堪称中国史上最具杀伤力的），还是儒士们率先跳出来进行军事革新。过去，一般人都认为他们的成果并不卓著，但实情并非如此。十九世纪战乱频仍时，中国的表现为何如此积弱不振？我无意彻底解开此一谜团。战争其实只是许多变数之一，其他还包括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不灵活的政治结构、朝廷的党派林立，还有环伺中国的强敌实在太多，各种因素交杂。过去曾有许多中国专家提出其他模式来解释“中国为何会停滞不前？”这个谜题，他们的说法也不该被全然屏弃。例如，邓钢曾提出极其细致的“结构平衡”（structural equilibrium）模式，还有某个古典的概念则是认为中国欠缺一个积极主动的布尔乔亚阶层（伟大的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就是抱持此一看法）。王国斌与若森萨（Jean-Laurent Rosenthal）提出的模式则是建立在地缘政治的竞争、资本与雇佣劳动等三大要素上，还有许多其他的解释。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该全盘否定传统派学者喜欢的那种文化解释，尤其是在科学方面。尽管目前许多学者都认为实验科学并非造成“经济大分流”（the Great Economic Divergence）的主因（在修正主义的争论中，无论是正方或反方的学者都有人如此主张），但我却因为发现了一些证据而深信科学是造成“军事大分流”的关键因素。既然聚焦在科学上的传统派学者是对的，我们也就不该忽视他们所强调的那些文化与社会要素，例如：法律体系、财政结构、财务体系、城市治理、教育体制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也已有许多东亚史专家正循着这个主轴深入了解中。尽管如此，若想探究在世界史上西方崛起与中国没落的理由，地缘政治的不稳定程度（换个说法，也就是各国交相征伐的时代有多久）还是可以为我们提供解释。欧洲的国家体系也许真的是非常稳定而持久，但军事竞争的模式也对中国造成了重大影响。事实上，“从全球各国交相征伐的情形来看中国的衰落”这种观点之所以引人入胜，理由之一在于它让我们看出所谓现代化（也就是以有系统的方式采用先进科技与技术的过程）并非在一八○○年代突然出现在亚洲的。如同其他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是经过长期深化的。东亚出现了第一批火器，因为各国纷纷采用，导致火器在西元九○○到一三○○年期间历经了长期的演进。后来，火器才外传到东亚以外的地区，传播者可能是四处征战的蒙古人与其盟友们，到了一三二○年左右才在欧洲生根，但很快又进入另一个演进过程，接着再度外传。十五世纪初期中国明朝采用的红衣大炮，是葡萄牙人制造的，到了十五世纪中叶，开始使用日本与葡萄牙制造的鸟铳，接着在十七世纪又将西方的先进大炮纳为己用。某位学者曾主张，中国采用大炮可说是该国史上初次的“自我强化之举”。此举效果绝佳。就某些方面而言，当时中国的制炮科技比欧洲更为精进。大炮曾经于十七世纪帮助中国击败欧洲的两大帝国：荷兰与俄国。但这方面的技术与科技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在国际之间传递，从北非的马拉喀什（Marrakesh）到江户时代的日本，各国都曾采用，也有所创新。若把中国的现代化视为长久的深化过程，我们就会看到此期间中国曾屡屡试图改革。中国曾于十九世纪中叶推动洋务运动，但一般而言被认定为失败。不过，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推动现代化的亚洲国家里，中日两国可说是最成功的。我们很容易把亚洲的现代化当成一种“迎头赶上”之举，好像欧洲就在前方不动，亚洲人在后面拼命追赶消弭双方之间的差距。但是，别忘了当年欧洲人自己也正在现代化，双方都想要赶上英国。接下来，等到改变的速度增快，每个国家都努力想要待在竞争者的行列里。即便大不列颠在十九世纪是全世界科技最先进的强权，也还是处于革命性的变迁过程里。事实上，欧洲各国的起头虽然较早，但中日两国的军事实力很快就赶上了，日本因为现代化成就较高，才得以在一八九五到一八九六年之间的甲午战争打败中国，其原因与其说是因为日本人较为了解蒸汽机的力量或者制造大炮船舰之道（在一八八○年代，中国人不但率先自制蒸汽机，也能打造性能较佳的战舰），不如说是因为中国人治国无方。中国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古国，但日本却是个有效率的新国家。击败中国后，过了十年，日本又打垮另一个生锈的大国：沙皇统治的俄国。在日本的舰队里，有些船舰就是他们十年前从中国人手里缴获的中国自制船舰。从一八九五年败给日本看来，现代中国显然积弱不振，而且从一八五○到一九四九年，该国可谓兵连祸结，打仗打得国家元气大伤。但这也许不该被当成现代化过程失败的病征，而是某个亘古主题的现代版：在改朝换代之际，国家往往面临巨变，而且难免大战频仍，内有民变作乱，外有强敌入侵。并且，与改朝换代相关的，也包括国家在军事、科技与政治等方面的革新。无论如何，军事现代化的动力不该被简化成“西化”。整个火药时代里，世界史的特色之一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军事现代化的痕迹，不只存在于欧亚大陆的最西边与最东边。这两者之间的各个地区也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只是它们并非本书要探究的对象罢了。我只想借由这本书建立起一个二元架构，希望有助于发展出一部真正能观照全球的军事史。被我拿来当作故事起点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引人入胜的朝代之一，也就是许多政权同时存在、而且持续变动的宋朝。本文选编自《火药时代》（时报文化版），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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