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格莱德希尔（John Gledhill）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马克斯·格拉克曼的社会人类学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许多比较历史社会学家依据“现代国家”对日常生活的“渗透”（penetration）而将其与之前的国家形态区分开来（Giddens 1985，Hall 1985，Mann 1986）。肇始于16世纪西北欧并持续得到发展的此种国家治理机构，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影响，而它所宣称的对这些人们的统治权，要比最集权的非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吉登斯（Giddens）就以为，前现代时期的“阶级分化”的社会，实质上依旧还是裂变式的（segmental）。正如一句中国话所说的：“天高皇帝远。”帝制的中国有着一套精细化的行政制度，但是，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前现代类型的官僚制赋予中央政府的权力要比早期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所享有的权力要少得多。吉登斯更进一步指出，前现代的国家并非真正领土上的（territorial）。帝制政府总是声称自己是所有目之所及的主宰，但就是缺乏使此种主张变成现实的必要的行政性的、沟通性的以及军事性的下层结构。传统国家有边疆（frontiers）而无边界（borders）。政治中心的行政所及相对很窄，在其势力范围的边缘上，其控制不过是一种点缀而已。因此，韦伯所定义的，在一个领土势力范围内，国家就是拥有独一无二合法使用武力的一种制度，且仅仅适用于现代欧洲国家。吉登斯追溯了脱离传统国家形式而在欧洲出现“绝对主义的”国家之间的断裂。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国家根基于行政的中央化以及常备军的建立，同时伴随着从封建向私有产权的转变。君主通过牺牲封建贵族的权力而使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后者先前能够在地方层次上施展他们自己的一些政府权力，其中就包括税收。吉登斯认为，这种政治转型创造出了一种特别适合于经济与政治分离以及“私”与“公”领域分离的氛围。政治领域表面上的自主以及“私”与“公”的分离是西方观念中的核心，但却是历史的产物，而非普遍性的东西。正如我在前面所主张的，这些构成了意识形态的表征，当试图对此欧洲脉络之下的权力关系实际如何运作进行一项人类学的分析时，那就需要有更多批判性的思考。吉登斯认为；敌对国家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以及跟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的内部绥靖，二者的结合造就了一种朝向国家发展的“选择性压力”，其具备卓有成效的中央税收制度。这也促进了金融经济以及信用制度的发达，由此而给资本主义赋予了一种重要的策动力，使其得到发展，并受到由国家担保的绝对私有产权的支撑。在此模式之上，被华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看做一种西方全球扩张动力的并且集中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仅仅是在政治与军事力量转型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欧洲世界体系的一个面相而已。就商业资本主义的意义而言，资本主义跨越边界而流动，因而是“跨国的”，但是，华勒斯坦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巩固一般都会伴随着军事力量以及依照其自身逻辑而发展出来的国家制度。最初，这是不同国家之间军事竞争的产物，这反转回来又有加强行政上的再组织以及增强国家内部财政效率的趋势。然而，吉登斯认为，最后转型到现代民族国家，有赖于内部的社会绥靖过程变得与其所谓的“内部行政资源的巩固”相联系的方式。国家的军事武装，一支专业化的军队，现在都主要是面朝外的，即朝向于其他的民族国家，相反，内部的控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其他类型的“监视”（surveillance）技术与制度，这是吉登斯从福柯（Michel Foucault）那里所受到启发而得出的一个观点。从吉登斯的观点来看，此种发展乃是工业化以及一种新型的城市化，还有就是在欧洲世界体系“核心”区域中与工业化相联系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关系出现的一种结果。他主张欧洲诸国家内部控制性质的改变乃是根基于福柯（Foucault 1979）所说的“扣押”（sequestration）过程。福柯所指乃是监狱组织的创造，如牢房、避难所以及工厂等。一种“越轨”的新社会范畴从社会中移出，并通过身体与监视的训练而施以惩戒，这是一种施展权力的模式转化，是从具有早期惩罚类型特征的公开刑讯以及对身体的摧残转化而来。然而，吉登斯认为，福柯对于牢房和避难所的强调过于狭窄，故转而强调一种更为一般性的转化，即国家的制裁能力从明确使用暴力转变到广泛使用行政权力。首先，在日常的社会制约中，警察的力量取代了军队的使用，并连带着对制定法律和监禁的制裁机制加以完善。监制机制普遍性地向日常生活扩展。其次，现在的日常生活乃根基于工业化，因而，工作场所本身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监视的地点。在雇主和工人一边的暴力制裁并没有很快消失，但是在核心的工业化民族国家中，是不允许资本家雇主有任何涉及法律的、使用暴力手段来压制其工人的做法发生。“模糊的经济强迫”（dull economic compulsion）成为它们主要的权力资源。长期而言，工人并没有其他切实的选择，只有接受资本家对工资劳动的规训，并对其规则习以为常，这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又是“正常的”以及“自然而然的”。然而，首先，情况似乎正相反，资本主义是诞生在一个法律和工厂都还不稳定的世界中，在这些制度中，资本家的工资劳动的“规训”对于不服管教、权利受到剥夺的乡村人口构成了一种压迫。因此，吉登斯一方面确认了工业化与工业化的城市之间特有的连接，另一方面又确认了成为民族国家特征的内部绥靖的方式。当然，用来规训作为工业化基础、权利受到剥夺的芸芸众生的种种做法本身便是一种（阶级和国家的）暴力。把离乡背井的穷人归类成为“流民和罪犯”并将他们囚于厂房之中，这绝非是人性化的，而且，在把人们纳入到此类制度的做法上，对身体的胁迫是起着首要作用的。尽管如此，但从长远来看，跟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大众社会是建立在新的社会控制的技术之上，其与先前国家权力的形式之间在途径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在人们的生活中，这些新技术在人们生活中远比在他们先辈时代更为普及，民族国家由此而克服了旧有的国家形式中的分裂主义倾向。随后，吉登斯进一步对一种作为民族国家与工业化的伴生物而在西方工业化社会中产生的民族主义形式进行了解释。一旦国家获得了一种行政上与领土上的统一，根基于一种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语言的象征意义，民族主义就成为为行政上统一的单元赋加上概念上的统一体的一种方式。这种象征性的统一有许多是在“发明出来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s）之外组织起来的，因此，对于吉登斯而言，西方的民族主义就具有了一种政治的特征。这也是一种适用于抵抗运动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国家统一体内部区域，在由于不均衡的发展而造成了社会混乱而“国家统一体”所主张的行政上的主权或自主受到了贫困群体抵制的地方。尽管如此，但即使是那些反抗运动，现在也都进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统治的行政与政治机构中，借助修宪以及对特殊民族或族群权利在法律上的认可的斗争而实现。正如威尔逊和杜楠（Wilson & Donnan 1998：2）在批评他们所看到的政治人类学中的一种不健康的趋势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政治人类学集中于一种“新的”政治学，其关乎认同、自我特权（privileging the self）及其表征、性别、性、族群与种族等等，此种新政治学中的大多数“若没有国家作为其主要的对手便无处存在”。这暗示了由一种“现代”国家组织类型所带来的某些深度的转变。阿萨德（Talal Asad）已经论述过，当代全球范围内社会、文化与政治差异的生产最终会落到普遍性的“全世界依据欧洲模式的现代国家构成”上面（Asad 1992：334）。看到当代多种多样的政治体制，人们似乎不可避免地会谈论到遍及世界的一种现代国家形式的扩展，但是阿萨德所指出的东西要比政府形式更为深邃。他提示，在欧洲社会中，至关重要的转型与一种独立的法律与宪政秩序观念的存在相伴而来，其中统治者有责任对此秩序加以保护，这是在13世纪后期到16世纪这期间内浮现出来的一种观念。这是“国家”这个词开始得到普遍使用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使得把国家而非统治者个人看成是在其领土范围内的法律以及合法性武力的唯一来源成为可能。伴随着此种改变而涌现出对国家保有忠诚的“公民”（公民与政治上的统治阶级都属于是国家的成员），并伴随着也为吉登斯所强调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此种新的政治组织类型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社会中的所有群体都变得迫不得已要在“由国家所组织的统治范围内”通过集中在法律范畴上的政治斗争来追逐他们的利益。比如，工人阶级的政治变成了争取劳工法的斗争，而殖民地背景下的斗争常常是围绕着让殖民行政当局认可“习俗”是一种法律的范畴。阿萨德认为，在一个现代政治制度中，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以此种方式而变成政治化了。本土的群体要求承认他们特殊的地位，而一旦法律上允许其作为自由的以及平等的市民的亚群体获得一定独特的权利成为可能，性别与性的政治也就成为了可能。这种斗争并不总是会获得成功，但是重要的是，人们现在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维护权利，即便是在深度威权的场景下。高压政体越来越感觉到他们自己迫不得已要对他们对于一般所理解的冒犯人权的活动给出合理的解释。实际上，阿萨德指出，“高压政体”（repressive regimes）就是这样的国家，其共同持守所有“现代国家”对日常生活实践加以深度干涉的那些主张（pretensions），只是还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像发达国家那样的权力的基础结构，这是实现那种卓有成效地对社会生活加以“渗透”所必需的。本质上它们是弱国家，诉诸的是武力惩戒，因为，它们并不能够通过跟第一世界的“监视”社会相关联的更加精微的以及操纵性的权力实践来确保它们目的的实现。现代国家并非必须要以一种确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方式来运作。即使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通过法律而对社会（与个人）生活的深度控制也可能成为特定群体的障碍。然而，在西方殖民的世界背景下，阿萨德所强调的是，尽管有全球社会秩序持续不断的文化与社会分化，但是现代权力形式的扩展强化了对“现代化”以及“进步”的特定理解的同质化：西方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道德规划，一种为世界书写和言说的、让人惊恐的主张，并且还是一种无休止的权力政治化。变成西方就意味着依照这些事情而发生的转型，尽管历史的环境存在着多样性，而彻底性的程度也存在差异。对于西方文明的应征者而言，这种转型隐含着某些欲望被强制性地取消了——甚至是暴力性地——而其他的欲望则被放置到各自的位置上去。在欧洲发明出来的现代国家，便是这种转型的普遍性条件——并且是其崇高真理的普遍性条件。（Asad 1992：345）即使吉登斯所提供的国家“现代化”的模型及其与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关系在解释西欧的发展上已经变得不合适或者说不完全，并且，甚至可以说极少能够解释西欧以外的民族国家的发展，但是，阿萨德的争辩依然是很突出的。对导致生活在法国和西班牙边界上的卡塔兰人认同其中一个国家或者另外一个国家的过程有所思考之后，皮特·萨林斯（Peter Sahlins 1998）认为，民族的认同并不总是由上而下以及由中心而向外强加到“边陲的”或者边境区域上去，如把国家看做一位民族文化与意识的创造者的那种模型所假想出来的那样。看到在秘鲁查查波亚斯（Chachapoyas）那种乡间闭塞的状况，大卫·纽金特（David Nugent 1997）指出，在拉丁美洲的社会状况之下，生活在“边陲”地带的人们可以独自地接受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意识形态。查查波亚斯人确实希望国家来干预他们的生活，来履行其引入现代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制度的职责，以便取代贵族的寡头政治，此种霸道的以及贪财的统治依旧是建立在种族等级制的殖民模式之上。“西方的现代性”并非总是一个强迫性征召的过程，尽管查查波亚斯人会逐渐认识到社会与经济现代化以及国家权力的更为消极的意义，并且，在其历史的后期阶段开始对其作出反抗。可能还是有“另类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的存在，从其形态上看并非纯粹是西方的，尽管在应对西方扩张的反应中得到了伪装，正如王爱华（Aihwa Ong 1996）所提及的中国的情况那样。尽管如此，王爱华（Ong 1999）依旧认为，当代的东亚国家采用规训权力的“现代”形式，以自由市场社会的统治来使这些权力得到展现，并接纳全球消费主义文化，但同时又似乎要“对西方说不”。这一点强化了阿萨德对西方权力形式深度转型的影响之分析。然而，从一种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还可以争论的是，西方政治分析的传统过多地把着重点放在国家以及正式的政府政治制度之上。对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的理解不仅仅包括对于国家正式制度的理解这一观点是人类学传统之外的某些理论家，特别著名的是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很久以前就已经提出来的。还有必要认识到，即使是在西方社会中，权力依旧是不完全的中央集权。人类学对于“地方层次”政治的研究，对于帮助我们理解第一世界在第三世界社会的所作所为担当着一种重要的作用。正如马克·阿伯勒（Marc Abélès）所指出的那样，现在让第一世界的政治生活痛苦不堪的合法性危机的状况，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超越集中于国家之上的分析，而转向一个作为整体的社会中权力是如何获得和传递的过程。我们需要对“政治现实多层次的复杂性”作出评价。这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行动以及与这些日常的政治行动联系在一起的象征与仪式，以及在社会实践中，强化并且争夺权力的地方“政治文化”的具体化形态（Abélès 1992：17）。在这里，阿伯勒再次建议说，现代社会中的政治“自主”是一种虚幻。权力实际上是落在日常的社会实践之中，并且是统治与被统治之间关系所采纳的具体形式。这些关系不仅仅以我们能够清楚标定为“政治”社会行动的形式来得到表达。对于现代“大都市”社会而言，这是核心的问题，不仅仅有阿伯勒所给出的原因，而且还因为现在这些社会中包含有相当多的人，他们感觉到无法融入到他们所居住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去，而移民与难民因为经济与政治的力量而被纳入到中心中来，但实际又要屈服于社会的歧视与排斥。我们可能已经怀疑到，这些系统化的歧视实践不仅仅是现代资本主义本质的反映，而且也是吉登斯所界定的现代“政治”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大都市中的歧视可能会使移民重新认同他们的来源国，强化了巴赫等人（Basch et al．1994）所界定的“去疆界的民族国家”（deterritorialized nation state）（亦可参阅：Glick Schiller 1999）。然而，另外一种更具“后民族的”境况也是可能的，如米斯特克印第安人（Mixtec Indians）的例子所解说的那样，他们往来于墨西哥南部的瓦哈卡州（Oaxaca State）与加州之间的跨国地带从事农业种植，并沦为墨西哥北部边境上的城市贫民窟（Kearney 1996）。与既有的权力关系相抗衡的行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比如就包括对某种政体的制度与象征符号的嘲讽性模仿，这种情形明显地体现在特定的殖民地群体应对支配的情境以及争取自主与认可的斗争中（Keesing 1992）。不过大多数这种行为总是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原因仅仅是因为其日常的以及不成熟的特性。人类学在把这些现代政治生活的维度拉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来担当着一种重要角色，并且承认，它们对于实做（doing）的人类学，引入的是一种政治、伦理与道德的维度。然而，这就提示，由对于西方国家形态兴起所造就的历史不连续性的强调，潜在地既具有负面的后果也有正面的后果。重要的并非是以理解差异的另外一种理论束缚来取代韦伯的理想型的模式。人类学的视角可以丰富由社会学以及政治科学所提供的对于西方政治生活的解释。然而，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当代各处的政治过程所反映出来的西方全球扩张的影响既有其直接的形式，即殖民，又有更为间接的方式。即便是争取文化独立而反对西方支配的斗争，也是在受到那种支配塑造的前提下发生的。在描绘现代世界的政治地图上，西方不仅仅扮演着一种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且它还会使社会冲突政治化的途径发生转型，并且在其中，追求权力的国家与群体都是在一种全球的范围内追逐它们各自的目标。虽然，特定的情境总是会反映出地方与全球之间的互动，但是现今地方的社会与文化史找到了行动上的表达，其采用的方式是现代性的共同经验的一部分。只有对特定情境的具体的、脉络化的分析才能够使我们理解（在欧洲以及美国还有世界的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着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但是，如果看不到由现代国家的兴起以及权力的现代形式所造就的历史不连续性，那么对于在任何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便不能够获得丝毫的理解。本文选编自《权力及其伪装》，注释从略。特别推荐阅读此书完整内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包括图书名与公号名）。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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