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波兰裔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人类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社会人类学的开创者和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
对自由的本质及其与人类本质和文化之间关系的质疑，对于处在战争状态中的民主国家来说尚未过时。我们正陷入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为了对抗对于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我们为自由而战。然而我们是否真正明白自由是什么，珍惜其价值并觉悟到自由才是我们文明生活的基石？我们被许多宏伟的口号所包围，这些口号中有一些是真实的、有意义的。我们知道这是“一场自由人对抗奴隶制的战争”；我们听说“这是一场自由之战”；我们被正式告知这场战争将坚定而永久地实现“四种自由”。然而口号背后的热情并不总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真实。我们仍然经常发现一种消极的态度，认为战争不得不打、不能不胜只是因为国家受到了攻击。有些人甚至正在寻找一种“新秩序”来配合希特勒。很多人并没有醒悟到，未来新浪潮（New Wave of the Future）的说法除了表现出亲纳粹的态度之外，毫无用处。在我们民主国家不充分的备战中，已经丧失了精神动员的可能性。这种不充分的备战是自然的，因为民主是对战争与备战的否定。极权主义战争否定了民主制度所认为是对的、真的和有价值的一切。必须考察我们的旧秩序宪章，看它是否真的不能提供给我们像荒谬而短命的纳粹教条所提供的那种稳定而有力的信念和信仰。在民主制度中，我们依靠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真理与信仰生存。我们坚守某些价值信念，依靠这些价值信念发展文化，并将其推进到现在所拥有的水平。在这些价值信念中，自由同样需要服从于被整个社会所尊重的契约与律法。在所有试图发现新的知识准则、新的装置设备、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努力中，无论是原始人还是处于进步中的人，其自由都会被秩序、动力和成就所限制。这是一种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旧秩序，一种我们在民主制度中仍然坚持的生活方式。在此秩序中，和平及其永恒存在的基础总是与进化过程中及历史上真正的高生产效率阶段相联系。在此秩序中，个体与群体的分野并未表现为冲突，不是压迫与被压迫的敌对关系，而是给予与接受的互补关系。在此秩序中，对规范、法律及道德准则的遵守并不意味着束缚，而意味着理性利益计算和自我表达能力。在这个充斥诡辩术与相对论的年代，人类学家的责任是重新表述与确认在文化的维持与推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价值与原则。这种原则必须被整合入作为我们赢得这场战争的意志基础的集体信念中——在与敌人第五纵队的诡计的对抗中，这种信念使我们充满永不低落的警醒。自由、正义和民主的信念为健康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最好的环境，一定会变成和平的一部分，赢得这些信念和赢得战争一样重要。这种和平一定要为我们的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提供永久的保证，在这些价值中，自由是最无价的。1941年12月7日，发生了一件迫使美国参战的事情——意料之外、背信弃义、长期谋划并且准备精良的珍珠港偷袭，以及同时发生的对马来西亚半岛、菲律宾和香港的袭击。正如罗斯福总统指出的，这将成为日本和轴心国同盟的耻辱。果然，这一天使进攻者与被攻击者、勤恳生活着和工作着以获得和平的国家，以及蓄意发动战争并背负战争罪孽的国家之间的区别清晰浮现。这一天同样标志着美国、英国和尼德兰的悲剧，这个悲剧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结论和有用的教训。包含在“铭记珍珠港”的口号中的首要教训是：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一课意味着除非我们为战后的和平作好充分准备，除非这准备充足到使未来的战争成为不可能，否则我们将要面临世界大战；也就是说，我们将被迫在全球范围内废止民主。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记录在案的事件深刻影响着目前分析的主题。在当今这个机械化带来极端高效的世界中，充分备战则战无不胜。让我们面对事实吧。在珍珠港、马尼拉、香港及新加坡周边，我们发现世界上最强的四股力量面对着一个相对弱小、资源贫乏且经济落后的国家。然而这个国家能够在每次战斗的第一回合全面击败最强劲的对手。中国、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拥有超过十亿的人民，占据世界四分之三的经济资源，并且享有全球一半以上的工业出口量。而日本只有不足十分之一的人力；如果考虑到可以动用的财富以及技术与经济的效力，日本是不适宜进行持久战的。正因为当前的战争是一场闪电战，只有备战、偷袭、先发制人和背信弃义才能得胜，而且也正在得胜。我们所谓的背信弃义，在进攻者的概念里，即选择目标、确定战场，然后给予致命一击，而同时在意志上削弱对手，用安全承诺哄骗对手。在任何正派正规的民主制度标准下，这都是一种臭名昭著的行径，违背了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契约、誓言和法律的有效性。但是，一旦现代战争的原则被承认——军事备战的自由；阴险的政治宣传以及组建第五纵队的自由；所谓的力量均衡，即国际无政府主义——对于认同这样的世界的人来说，日本赢得战争的手段显然只不过是一种明智的谋略和有效的战术。所有这一切也同样适用于德国和意大利自战争开始以来的一举一动。因此，如果在下一次的和平期，胜利的民主国家再次置全球混乱于不顾，导致疯狂备战，这些民主主义者自身将会面临或备战或死亡的选择。我们可以再做一次绝对孤立主义（superisolationism）实验。大不列颠可以再次尝试相信有海峡这个天然屏障的存在，靠建立毫无用处的马其诺防线支撑自己的信念。美利坚合众国，或多或少怀有将大西洋和太平洋作为屏障的幻想，会再次退回到防守性的孤立政策中。在下一次战争中，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会在更新、更大、更好的闪电战的第一回合中就被孤立、被攻击、被毁灭、被奴役。比较一下1941年和1914年的事件就足以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每个国家，尤其是强大的、和平的、热爱自由的民主国家，备战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很显然，只有在国内充分且完全地采用极权主义体系才能作到最好的战争准备。任何一个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力、财力和精神资源的国家都不可能作好准备。充分备战意味着对于人、躯体、灵魂、心智、意识、信念进行充分、坚决、全心全意的战争训练。这意味着彻头彻尾发展为充满攻击性、野蛮而粗鲁，并且对法律、契约、责任极端蔑视的民族。因此，除非我们确立在国际事务中对于自由、法律、诚实的基本保证，拒绝接受将战争作为唯一的国际政治工具这个原则，否则我们将处于一个真正毁灭性的选择的十字路口。民主国家将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在敌人之剑下惨死，或者在磨刀备战中衰竭。作为民主国家的臣民，作为自由的人民，作为高贵的公民，不得不在备战时签下敢死状。这里，仍然有第三条路，这条路通向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通向一个注定永久和平的联邦共和国（Commonwealth of United Nations）。以威尔逊（Wilson）的蓝图为代表、试图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联合国的构想并非乌托邦。这是一个可行的构想，这只不过意味着在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整合的、相互依赖的整体世界中建立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在以下有关自由的分析中，我们将会发现这个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现实，必须考虑到生存于同一套法律和秩序体系之下的整体社会。我们将会发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自由首先出现在部落规模的群体中。通过战争、历史变迁、侵略以及文化融合，自由在一个社会中出现，并在其中或增加或减少，诸如此类的社会单元逐渐扩张。我们将会发现，政治组织，也即一个集立法、司法、行政和军事于一身的中央体系，必然随着真正的共同利益的变化而被调整。在人类发展的当前阶段，作为整体的世界被共同利益结成网络，被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依赖、被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联结起来。这个利益共同体在战争中是政治性的，因为国际纠纷不可能是局部的。这个利益共同体同样是经济性的，因为原材料及工业制成品需要一个大型的世界市场，否则我们将永远处于经济战的炼狱之中，导致失业、大萧条和全球性危机。在健康与技术、科学与犯罪这些事情上，全球同样是相互依赖的。疾病传播、跨国犯罪、全球精神堕落和谣言四散都是世界性的。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必须避免“局部战争”和世界大战的爆发。如果民主国家间开战，那么一定是为战争的终结、人性的重建以及那些被改良过的、美妙的、威尔逊式的原则而战。老式的威尔逊式的国家联盟（League of Nations）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并非普适性的，没有真正的立法能力，没有力量来强化其决定。新联盟在国际关系中必须有充分的立法能力，并且其法律与行政决定必须被强力执行。此联盟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备战和有效消解国际的敌对状态。它还将管理一切需要中央控制体系才能解决的国际利益纷争。新联盟首先通过一个有弹性的立法机制在政治、经济和道德上进行战争制衡，这个立法机制建立在商议与自由讨论之上，由此达成自愿协定，从而和平解决制衡问题。一个世界规模的政治组织需要每一个成员国作出意义深远的牺牲，当然，这种牺牲不会像世界秩序的敌人所宣称的那么大。核心问题在于，要分析两个问题：如果我们踏上和平之路，那么我们须付出什么代价；如果我们在和平的谈判桌前确立一项注定会引发新一轮战争的协议，那么我们将会输掉什么。在分析中，此计划中所包含的一些原则将要被论及。所有主要的文化危机都产生于危及自由、民主以及对幸福的追求之际。如果国际事务秩序中的自由不能够被保证，那么就目前的技术效力和控制手段、暴力手段及破坏手段的发展水平而言，国内生活将永无自由。只有通过国际重组我们才能阻止战争，才能将自由置于一个稳妥的基础之上，才能避免试图将极权主义手段引入我们国家以及其他所有国家的体制之中的一切诱惑、一切判断及一切可能。联系到我们的口号“铭记珍珠港事件”，还有一两点需要阐明。在战争中我们团结起来，直至战争胜利。然而，一旦考虑到战事结束之后的诸多事宜，这样一种功利性的表面团结很可能掩盖了大量的意见分歧、情绪抵触以及目标不合。一个国家遭受攻击，所有人都认为它应该防守。但是一旦问及“我们为何而战？”“我们所渴望的新世界秩序又是什么？”——答案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清楚一致。我认为，表面一致而内心却充满着意见、理想和目标上的分歧，是最危险的。首先，一旦被迫采取大规模极端的反民主行动，也就是展开总体战争，这个民主国家就将扮演起悲剧角色，而这个角色中蕴藏着根本危机。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的战争，无论内战抑或外战；所有改革，尤其是那些以暴力推行的改革，很有可能是一种将国家与人民引上帝国主义、独断统治或者新军事冒险不归路的致命诱惑。暴力滋生阶级间与国家间仇恨。暴力机制的高效史无前例，并借此开创了反民主道德的先河。因为，一旦我们诉诸暴力，就会发现野蛮、武断、完全服从和纪律以及对绝对命令的听从，在短期内比求助于公共意见、商议、选举以及任何出于对个人和群体良知与建议的考虑有效得多。所以，这场战争规模宏大并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避免会像其他总体战争一样，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和我们参战初衷相违背的暴力。这种危险最具威胁性，因为它是不可避免的。曾经的孤立主义者发出的正是这一警告。这个说法半真半假，但长此以往将会出现非常危险的结局，尤其是目前国内有一种稳妥明智的意见，这个意见可能促成也可能毁掉唯一值得为之而战的结果，即由一个世界和平组织所维护的永久和平。在以下的论述中，这一点会被充分考虑。我们将会发现所有的行动本身就是对自由的暂时性剥夺。诸如战争这样的集体行动如果被全面铺开，一定会在很多方面有效去除自由，就像去除懒惰、诡计、背叛和遗弃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臣服于一个外国统治者的要求和命令，因为战争只是造成局部与暂时的对自由的废弃。我们当然不会仅仅因为目前可能害怕向自己选择的束缚（self-chosen discipline）投降，从而同意投降而变成希特勒的奴隶。当自由能够且必须实现的时候，我们使其充分实现，这才是符合道义的做法。因为战争意味着暂时的奴隶制度，但是如果全权主义在战场上或原则上得胜的话，战争就很可能意味着以全球的永久性奴隶制作为结果。我们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立即并永远废除战争；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因为美国将带领联邦共同体踏上维持和平的坚定之路。这篇文章中实用性的建议是，为了避免敌对状态的持续，应该建立自由讨论及自由策划机制。在此过程中，那些通常被认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学术领域会很有用。在对于自由的策划过程中尚有几点需要讨论，然而这种讨论对于那些立即会想到公共责任的人来说是很难的。难点之一在于，对于为了我们而英勇战斗的俄罗斯人民，我们既感激又羡慕，然而，这样的人民现在却处于即使用最委婉、最平和、最折中的描述也无法将之称为民主的统治体系之下。只有学术性的描述能够表达这样的希望：要么俄罗斯现在的统治者改变统治方式，要么俄罗斯民族用一种新的政体替代现在充满极权主义危险的体制。而这样的希望不能由一个官方发言人公开大声呼吁。因此，在现在的形势下，成立一个或多个充满警觉的委员会是必要的。在这些委员会中，民主式的思想与道德是应该被倡导的。委员会应该时刻监控目前明显存在的威胁。在正在交战中的民主国家中，有毁掉最终战果的危险，换言之，推动当前战争终结的动力将会滋生帝国主义和全权主义；有忘记终极目的的危险：作战是为了结束战争；同时也有耗空道德与理智的危险。战争之后我们会再一次认识到，要用自由的精髓来平衡束缚，自由的精髓指不受约束的自主、批判甚至反对。等级的价值需要让位于平等的信仰。封锁、审查以及有预谋的智囊团决议等手段要让位于公开商议。只要记住在英国、美国、法国以及欧洲的其他国家从“一战”到1918年底发生过什么，就足以认识到精神力量涣散过程的危险。在备战已经令人极度厌烦的情况下，冲动澎湃但目标松动，尤其是道德目标的松动，以及对于长远计划的反感——所有这一切都会摧毁获取最终胜利果实的一贯的、坚决的驱动力。此驱动力自然意味着对于永久和平的追求。在每一个胜利的社会中新的孤立主义与帝国主义式的贪婪是战后疲软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必须关注战后计划，尤其是我们中一些能够作出贡献但是几乎没有为战争的胜利作出直接实质贡献的人。正是这里所阐述的对自由的定义与分析使我们确信，目标的形成、对结局的预见、手段服从于目的正是自由的本质。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当前局势下建立一种与未来计划、长期政策、自由商议相关的文化机制是可能的，同时这种文化机制又不会干预现实实践进程，而且还将提供一种平衡战争带来的道德与思想创伤的补偿机制。站在纯粹的学术立场上，对于学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澄清所涉及的几个要点。因此我们必须澄清诸如“民主”“自由”等概念，文明的意义及其终点，“美国方式”，还有“对幸福的追求”。我们必须展示与这些词汇相关的现实。因为在现在的状况下还存在一个巨大的隐患：理想的破灭以及对思想的蔑视，这种蔑视来源于过度熟悉。诸如自由、民主这样的字眼已经变为快速流通的口号，被相信它们的人以及被环境所迫不得不接受它们的人不断重复。我们必须以关注能够保家卫国的物质防线的警觉来关注产生公众意见的精神领域。只有在象牙塔中，才能存在有分歧的讨论，才能存在清晰的思考和真诚的讨论，才能勇敢地面对现实，象牙塔因而对于目前处于混战中的世界而言必定是有意义的。在这些讨论中同样重要的是，不只我们这些相信我们的事业是真理与正义的人应该参与，那些怀疑的、不确定的，甚至那些毫不迟疑全？全意相信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全权主义以及其他未来浪潮的人也应被允许以完全的公民身份参与进来。我个人毫无保留地相信，事实与原则将证明那些相信国家决议的人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国家行为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客观科学的角度上都是正义的。我深切地相信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以及它们的联盟国是为了自身的自由以及其他国家的自由而战，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而战。只是，除非自由国家的最终目的能够具体化为一个争取和平自由的人类组织，否则战争将变得徒然。在此我乐意接受相反意见的挑战。开诚布公与短兵相接的论辩可以有效避免暗地里的阴谋诡计。我个人相信战争与全权主义是与自由和文化的建构不相协调的。我同样相信没有自由与民主，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更不用说发展。因此我相信，民主国家的胜利以及全球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上坚持民主原则，是自由存在的最低要求，同时也是文明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下面的论述将围绕作为文化进程特征的自由为何物这一问题。我们将会发现，对自由给出清晰而科学的定义是可能的，而且这个定义将会解决许多与之相关的更广泛、甚至哲学层面的问题；同时这个定义也可具体而确定地服务于当今世界局势中最迫切的需要。尽管政治自由不是文化中自由的唯一形式，但是它的缺失将毁掉其余一切自由；而且当前战争在两个原则间展开，即民主制与全权制，除非后者不仅仅被击败而且被摧毁，其复现的可能性被一次性且永久性地排除，否则我们仍要面临黑暗时期，实质上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本文选编自《自由与文明》，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提炼拟定。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须注明原始出处及来源于“勿食我黍”。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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