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塞尔日·格鲁金斯基（Serge Gruzinski）格鲁金斯基是以拉美史研究著称的法国当代历史学家，也是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领域的先驱，研究方向是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化，包括了作为混血及混合空间的诞生地以及作为全球化的最初表现的殖民经验
世界发生混合，进而全球化，而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毁于一旦。双子塔楼被袭击的几小时之后，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一家老餐馆里，一名服务生为我们拿来菜单时面色沮丧，他刚刚失去4000比索（相当于4000美元），这在危机时代可算是不小的一笔财富。他后悔没有将下面3组数字连在一起2—86—56，从而在博彩中错失良机：
2=双子塔楼
86=倒塌
56=爆炸……
在纽约恐袭事件被实况转播的时候，该事件对于阿根廷的博彩者来说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则可以使自己在赌马中获胜的可靠消息。恐袭造成的惨剧发生后，全球各大媒体在接下来的数小时中对此纷纷转播，而南半球的一家老餐馆里的一名服务生则因没有中彩而沮丧，二者之间的神秘关联使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贝伦杜帕拉的圣母像
一个月后，2001年10月13日（星期六）与14日（星期日），在距离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数千里之外，两百万巴西人涌上贝伦杜帕拉的炎热街道。这场声势浩大的宗教游行，从亚马孙地区的这个大城市展开，抗议对双子大厦的袭击，浩浩荡荡的队伍祈求圣母玛利亚赐予人类和平。
和每年一样，在令人眼盲的强烈阳光下，数十万善男信女参加了拿撒勒圣像节，向拿撒勒的圣母致敬。圣母像从贝伦杜帕拉附近的小镇伊科拉西出发，经河运，到达贝伦杜帕拉，圣母像被安置于巴西海军战舰上，由一百多只大大小小的舰艇护卫。这一东正教圣像被教会领袖、主教、总主教、枢机主教所围绕，得到了该市市长的献礼。大量的白花、黄花还有焰火、军乐、炫目的白色阳光、太阳高照……许了愿或履行承诺的男人与女人们在数小时中抓住那根巨大的绳子，绳子拉着一辆小轿车，圣母像端坐其上。在新千年的伊始，在神父庄重的目光下，在各大企业的热情资助下，古老的虔诚崇拜将帕拉州各个阶层的民众联系起来，并融合在一起。帕拉州的教会与政府、工业家与劳工党站在一起，唯恐减损这种将巴西亚马孙地区人民团结在一起的群众热情。
针对世贸中心恐袭事件的最大型的抗议活动就此在西方的边缘地带展开。这次抗议活动采用的仪式与器物如同古代宗教庆典活动所采用的仪式与器物一样古老，圣母玛利亚的神圣形象与作为物神象征的绳子都来自遥远的巴洛克时代的葡萄牙。这一赎罪仪式并未引起国际媒体的注意，他们对森林里的印第安人更感兴趣，而对于这一年年举行的、源于殖民时代的、混合的、无法归类的仪式活动却漠不关心。
同年10月14日（星期日），拿撒勒的圣母像被运抵老码头。美好时代建成的巨大仓库作为橡胶的黄金时代的遗产，如今已经转变成帕拉州资产阶级的休闲中心。同旧金山、伦敦的码头一样，贝伦杜帕拉的老码头也有商店、酒吧与餐厅组成的商业街区，在它们的穹顶之下清凉的冷气中，展现着精致消费的优雅与魅力。20世纪初，对这些遗迹的极佳修复为帕拉州首府植入了它所缺乏的后现代装饰艺术。巨大的玻璃门窗使消费者可以将广阔的河景尽收眼底，对岸河边的森林将这里与周边的世界隔离开来。在商业中心内部，空调释放的冷气构成了一道不可见的屏障，使其与沉闷的港口、贫困的城市形成对比。一些经营本地工艺品的商店的气氛有些许异国情调，而“金苹果”餐厅的名字只会让人联想到贝伦杜帕拉的老码头是“第一世界”的窗口。
也许我是唯一一个为这一宗教庆典的活力感到惊讶的人，它产生于巴洛克时期处于殖民扩张中的西葡帝国，西班牙与葡萄牙当时力图在世界范围内——从墨西哥到日本、中国、印度、非洲直至位于南美大陆西部的安第斯地区传播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在贝伦杜帕拉正如在巴西的其他地方，教会在宣讲基督教时，不得不加以调整，以便更加适合巴西的印第安人、黑人以及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欧洲白人的巴西混血儿。圣母像在巴西的现代化浪潮（始于19世纪）中安然无恙，在2001年10月13—14日举行的宗教庆典中，圣母像是数百年来的混合与古老的全球化的生动体现。它甚至参与了对所谓“21世纪的第一次战争”（指9·11事件）的抗议活动。
欧洲的关注
朝圣的3个星期后，2001年11月3日，让·鲍德里亚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9·11事件是“罕见的、无法预料的事件”。他认为（没有指出恐袭制造者的“混合”身份）“这些恐袭制造者都吸收了现代性与世界性，这却没有改变他们毁掉它们的脚步”，他们对证券投机、信息技术与飞行技术驾轻就熟，借助新闻媒体网络的轰动效果，利用了向全球实时转播的图像。全球化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混合，即使那些用来反对全球化、进而力图摧毁全球化的各种伎俩也是混合的。通过联合使用“所有可以使用的现代手段”，恐怖分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象征性成效。
对这种“通过象征力量改变真实力量”的伎俩，西方只能针对其理性与祛魅性进行反对，哲学家鲍德里亚如是说。但是，西欧与美国只是西方的一部分。贝伦杜帕拉的两百万朝圣者通过游行显示了西方世界并不等同于对什么都感到麻木、厌倦、茫然的那个欧洲，也不等同于具有疯狂的虔敬主义的美帝国。
拉美的“陈旧过时”的庆典仪式因而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双子大厦的覆灭在全球的天空与电视银屏上制造了战争威胁的阴云，拿撒勒的圣母像在贝伦杜帕拉则展现了它驱除战争威胁的魔力。稳坐于玻璃与镀金木质壁龛里的圣母像激发了参加朝拜的人们的热情。在巴西与阿根廷，无论是圣母的崇拜者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赌马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力图使9·11的悲剧变得可以被较为容易地接受。在赌博的狂热中，在崇拜圣母的宏大的传统仪式中，大众力图“思考世界”，前者将一个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悲剧事件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后者则将一个震动全球的事件与一个地区性的崇拜仪式相联系。在贝伦杜帕拉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影响到全世界的恐惧性冲击波以无法预料的、奇特的或乏味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全球性的东西在调整与混合的基础上，融入了地区性。贝伦杜帕拉人尊崇新巴洛克的圣母为神的陈旧的宗教仪式、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赌马者的过时的现代性，二者的行为都可以被视为对9·11恐袭事件的自发反应，几乎可以说，没有受到任何媒体的鼓动，因为贝伦杜帕拉的朝圣是自发的庆典活动……
我在旅行中偶然收集的这些蛛丝马迹是本书的出发点。它们使我从欧美之外的一个地方出发，思考全球化，那里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个外围空间，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与原始性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如何解释在世界范围内人、社会的普遍混合同全球化之间的联系？这些混合在哪里止步？围绕着贝伦杜帕拉的圣母像，不同的时代、大众、信仰、传统与现代性相互交织。当时，在亚马孙河边，离开那些争先恐后地聚集物神绳子周围的混杂的、流着汗的人群，老码头商业中心里释放着消过毒的冷气，那里是幻想着可以分享“第一世界”的快乐的幸运儿们的天堂。世界上有诸多方式进入全球化，比如，来到“缺牙齿的印第安人—欧洲白人的巴西混血儿”中间，又比如，在距离此处两步之遥的地方，跨进老码头商业中心的大门。世界上的事物并不都是可以融合的。到处可以看到，在面对来自西方的生活方式时，混合常常遭遇到困难与障碍。
为了探究全球化与各种混合之间的复杂联系，我沿用了我在《梅斯蒂索人的心智》一书中使用的研究路径。贝伦杜帕拉的种种反应使我置身于长久以来全球历史宏大的、谜一般的印记中，它促使我追溯那个同时关乎欧洲、非洲、亚洲、美洲的古老时代。全球化早在那个几乎被我们忽视的时代就发生过吗？如今，早期全球化的印记仍然遍布贝伦杜帕拉的大街小巷。
本书的探究思路可以概括如下：从墨西哥、巴西以及印度与非洲的沿海地带出发，研究全球化；避免落入种族中心主义陷阱，以便使视角偏移；探究全球现象的参与者；最后，将那些被时间所分离的地区、人、观念与想象加以聚合。简而言之，通过本书可以看到，对于理解数百年来在西化、混合与全球化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来说，历史依旧是一个神奇的工具箱。
救世主降临说与千禧年说传播到世界的四个部分，传播到西葡帝国的疆域内，也传播到其疆域外。伊比利亚半岛有官方的救世主降临说，它与伊比利亚的君主们相关联，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在16世纪，这些观念围绕着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皇帝查理五世及其子菲利普二世传播开来。在僧侣阶层，方济各会修士形成了源于中世纪千禧年说的一种传统，它经由他们的传教活动在美洲传播开来。救世主降临说与千禧年说也在那些探讨西葡帝国命运的僧侣与诗人的笔下相互交织。在新西班牙，它们被杰罗尼莫·德·门迪塔热情地表现出来，也被他在方济各会的教友胡安·德·托尔克马达较为谨慎含蓄地予以表达；在亚洲，路易斯·德·卡蒙斯以史诗般的宏大气势对它们加以表述；在欧洲，托马索·坎帕内拉则以它们为基础，孕育了他具有哲学性的、带有必胜信念的散文。在这些立场之外，出现了其他表现对现状不满的、隐秘的救世主降临说。其中，某些救世主降临说向葡萄牙拙劣的匠人冈萨洛·阿内斯·班达拉的预言诗偏移。他的预言诗经伊比利亚半岛在大众阶层中传播；另一些救世主降临说则同对塞巴斯蒂安国王的回归的期待相结合，该国王在他对摩洛哥展开的疯狂的十字军东征中神秘失踪。此外，在巴伊亚的萨尔瓦多地区、塔基·翁科伊（Taki Onkoi）周围的安第斯地区或在墨西哥的人—神背后，新大陆的印第安人、美洲印第安人—欧洲白人混血儿领导了预言运动。在全球化时代，救世主降临说与千禧年说不仅影响着西葡帝国的臣民与被征服者，而且，伊斯兰教国家、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的波斯、大莫卧儿王朝的印度也庇护着一些希望与顽念，它们赋予千禧年说的期待与普世统治的梦想一种全球维度，甚至在丰臣秀吉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也被预言涵盖在内。这些观念在16世纪传遍全球之后，似乎在今天的美国电影产品中重新出现。从20世纪末开始，加利福尼亚的电影公司所发行的电影中混合了科幻、特效与世界末日场景。尤其在“黑客帝国三部曲”与“终结者三部曲”中，主人公为一种神秘的天意所驱使，同邪恶展开斗争，《终结者》中的杀人机器、《黑客帝国》中的信息系统都是恶的化身。我们可以把这些奇幻想象归于娱乐工业，也可以发现，这些影片尽其所能地反复使用了一些陈旧的材料。事实上，《黑客帝国》与《终结者》同西方的救世主降临说传统不无联系。这两个系列影片的情节都彻头彻尾地指向对人类的拯救与解放：每次一位被拣选者都是被命中注定的母亲所生（《终结者》），他被赋予保护未来人类的使命或保护城市—避难所的使命（《黑客帝国》中的锡安）。梦（《终结者》）、启示（《黑客帝国》中的神谕）还有一些次要的细节，如带走主人公尼奥的船舰的名字“纳布乔诺索尔”，它们都涉及犹太—基督教的救世主降临说与千禧年说中的伟大的传奇故事。可见，深深根植于西方历史的一些观念与信仰披上虚拟的华丽外衣重新回到了我们身边。这些问题的优秀专家之一——诺罗·科恩（Norman Cohn）认为救世主降临说与千禧年说是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对西方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但是，这些历史无法解释《黑客帝国》与《终结者》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也无法说明应赋予它们何种意义。在16世纪，救世主降临说与千禧年说向人们灌输了对世界及其未来的愿景——在一个从地区到全球的急剧变化的时代，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当世界的四个部分之间孕育出各种其他的联系之时，这些信念通过传播一种向多种阐释开放的洲际想象将不同地区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从巴西的巴伊亚到印度的亚格拉、从墨西哥城到威尼斯，各种各样的状况与反应在救世主降临说与千禧年说的运动中表现出来。关于它们，有各种说法，其中有官方的，也有隐秘的，有混合的，也有全球化的，有欧洲的、美洲的，还有亚洲的，有基督教的，还有伊斯兰教的。在16世纪伊比利亚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这些版本都专注于建立各种想象，它们将全球变化涵盖其中，为建立世界性霸权的欲念辩护，同时也鼓舞了地区独立的愿望。今天，《黑客帝国》与《终结者》利用了同样的一些信念，它们使这些信念的另一个版本全球化。它们将被拣选者抗击邪恶势力的巨大场面投射到世界各地的银幕上。美国的媒体、电影公司在无数盟友的支持下，通过使用全球化所散播的冷酷的极权主义来影响观众。好莱坞的图像将它对人类命运的一种基本阐释强加给受众，并反复强调（美国的）英雄在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命中注定的世界历史图景中的无所不能、至高无上。《黑客帝国》表面上的多元性来自它对佛教、亚洲电影或《奥兹国的魔法师》（《绿野仙踪》第一部）的借鉴，而这种多元性只是投射在其西方内核基础上的一张美丽外表，是一种表面上的混合。它之所以在语言与参考元素上偏离了中心，是为了使影片更容易被传播开来。伊比利亚全球化从未被当作一个帝国信息呈现出来，同样，当代的全球化也从未表现为它是美国全球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好莱坞（电影）工业意欲在它自身周围制造真空，它生产的图像具有深刻的排他性，对于那些可以赋予世界以其他意义的图像，它一概都要消除。加利福尼亚的电影公司日复一日地使全世界的观众沉浸在全球化的温室中，在那外面，还有什么可以幸存下来？一些少数的地区性创作如同说教性寓言一样，在抵抗戏剧与想象的标准化。它们使观点多样化，使电影风格与传统得到丰富。从日本电影中没有救世主的世界末日（黑泽清的《回路》）到中国台湾电影中的没有英雄的、沉浸在倾盆大雨中的世界尽头（蔡明亮的《洞》）。它们使墨西哥历史破坏性地回归（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的《爱情是狗娘》），还残酷地揭开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山区的一个偏远城镇深处的帝国“地区”及其骗局的神秘面纱（拉斯·冯·提尔的《狗镇》）。好莱坞的全球化尽力设法消除在好莱坞全球化之外所建立起来的各种联系，这些联系将中国香港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在王家卫的《春光乍泄》中连接起来，将里斯本与圣彼得堡在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的《父子迷情》中连接起来，将中国台湾与巴黎在蔡明亮的《你那边几点》中连接起来。同西葡帝国时代的全球化一样，好莱坞全球化并未通过禁止或公开审查来推进。只要使来自他处的作品的传播陷入完全停顿，或通过使外国电影编导落入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主办的“影视金球奖”的陷阱来扼杀这些电影人（如保罗·范霍文、吴宇森、徐克、林岭东、李安）的创造力便足够了。今天的全球化非常隐秘，它没有公开的纲领，没有不必要的影响，它隐藏在全球化最激烈的表现背后，被西化的喧嚣与反西化的喧嚣所遮蔽。今天的全球化使世界的一个部分对另一个部分的支配显得自然而然、不可抗拒，而且极其具有普遍性。今天的全球化涵盖了千篇一律的身体特征的诱惑力，涵盖了由先进技术、因特网与手机构成的不可撼动的威慑力，也涵盖了娱乐业的无限魅力。它无论是在削弱各种反应还是在挫败各种反击上，都对自身非常自信。美国的全球化并不是伊比利亚全球化的继承者。伊比利亚全球化在很早以前便已陷入停滞，它因发展缓慢而最终失去了西葡帝国赋予它的全球框架。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陷入混乱：西班牙金融与政治危机、葡萄牙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叛乱、那不勒斯起义、法国与低地国家的胜利进攻、日本对伊比利亚人关闭国门、民族国家的崛起，它们最终导致了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王国之间的联盟的解体。西葡帝国在里斯本、罗克鲁瓦（法国城市）与长崎遭遇的失败也标志着伊比利亚全球化的失败。但是，伊比利亚全球化的影响远未完全消失：与墨西哥瓜德罗普圣母崇拜在美国获得成功一样，贝伦圣母节的盛大仪式是针对这一点的又一个令人惊讶的证明。作为一个令人惊讶的综合体，当代亚马孙地区的贝伦圣母节体现了过去的另一个时代的残余痕迹。2001年10月的贝伦圣母节大游行汇聚了我想要在本书的漫长论述中讨论的大部分问题。由黑白混血儿、美洲印第安人—欧洲白人混血儿、亚马孙地区印第安人—欧洲白人混血儿、贫穷的白人组成的人群力图在贝伦驱散战争的危胁，他们从葡萄牙人统治该地区的时代所留下的行为与信仰中汲取希望。游行时，亚马孙地区的巨大的黑秃鹫在仪式队伍的上空盘旋，它窥伺着大众的热情与马路上混杂而喧嚣的队伍，伺机使这些人成为它们的食物。不远处，在码头区的寂静中，当代全球化的无声前哨回荡着贝尔纳多·德·巴尔布埃纳的狂妄自大、扬扬得意的诗句，传遍贝伦杜帕拉：
—End—
本文编选自《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欲转载，务必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检视全球化：500年以来的世界风貌与21世纪的经济演变｜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
新书｜泪之地：殖民、贸易与非洲全球化的残酷历史
葛兆光｜《全球化与世界史》导读
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如何产生的？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欢迎读者点击关注，出版机构、媒体合作可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