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问题：效率的局限性与增进合作精神的市场

经济学的至高成就“看不见的手”定理，也许的确使经济学家对人的自利表现更加无动于衷，更加宽容。毕竟，该定理的核心洞见是，个体利益可以被驾驭以符合公共利益。如果社会是由自利的个人组成的，这不一定会导致经济和社会混乱。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对于一些人追求物质好处，最好的应对方式是大量其他人也追求物质好处。无拘无束的竞争可以治疗社会可能产生的一些弊病。

美国的宪政设计是一个恰当的类比。在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美国联邦制度的设计者看来，一套政治体系理所当然地应该围绕着各种有组织施压集团的私利运行。以这一认识为基础，他们设计了制衡性的联邦制度。多个权力中心的存在，其权力受到的限制，再加上联邦的庞大规模本身，都足以阻止任何一派占据上风。假如批评这些联邦党人在美国政治中把私利神圣化了，那是不公正的。在他们看来，他们只是在处理私利造成的影响。与此类似，如果经济学家设计的模型中充满了自利的消费者，这并不是他们持某种伦理立场。他们只是在描述，当自利的消费者与同样自利的企业在市场中互动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自利在经济模型中的这种标准作用，会不会造成一种规范性的支持自利的倾向？我们可以问，这会不会将这些行为“规范化”，并排挤更为社会导向的其他行为。有一个发现似乎能支持这一担忧：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通常会比其他专业的大学生更自利，他们的行为更符合囚徒困境等标准的经济学模型。在一些人看来，这一结果证明，学习经济学会让人变得更自利。

但事实是，这个结果指向另一个假说：某些类型的学生比其他人读经济学的概率更高。对以色列学生的研究发现，早在经济学学生开始课程学习之前，他们和非经济学学生之间就已经存在价值观差异了。来自瑞士的研究表明，经济学学生中的一些群体（主修商学的学生）在上大学期间，为贫困学生捐款的倾向就比较低，这一倾向在他们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并没有下降。所以，也许经济学的确吸引了特定的学生——更自利的学生！但是，要说经济学以某种方式使学习者变得更自利，则没有那么强的证据支持。

因为强调自利是经济学模型的显著特征，所以，经济学家对公共问题会表现出一种倾向：更支持以激励机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以气候变化和如何解决碳排放问题为例。大众的观点千差万别，但经济学家的建议几乎异口同声：或者征收碳税，或者实行一套效果类似的机制，即对碳排放设置配额，在生产者之间交易排放权。在一个信息充分的世界里二者完全等价，但在信息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二者会造成不同的结果。这两种机制都是要提高企业的碳使用成本，使收益降低。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政策是对的，因为它切中肯綮。因为企业未能考虑到其决策的环境影响，所以正确的对策是迫使企业为碳排放付费，将外部成本“内部化”。

这个药方会让许多非经济学家觉得不舒服。它似乎把道德责任（“不要破坏环境”）变成了成本收益计算。一些人走得更远，认为碳税或排放权交易是在让污染合法化，因为这给企业传递的信息似乎是，只要交费，就可以进行碳排放，进而加剧气候变化。近年来，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大声疾呼，批评经济学对公共文化的有害影响。桑德尔对物质激励的评价如下：

给一个生命中的好事物定价，会腐化它。这是因为，市场不仅在配置商品，它还表达并宣扬对被交易商品的某种态度。以金钱奖励小孩读书也许会让他们读得更多，但这也可能让他们认为阅读是一种负累，而不是内在愉悦的源泉。在我们的战争中使用外国雇佣兵，也许可以挽救我国公民的生命，但这也可能腐蚀公民身份的意义。

换言之，对市场和激励机制的依赖会滋养一些腐蚀性的、损害社会目标的价值观。

经济学家的回应也许是，在他们看来，像碳排放控制这样的目标并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效率问题。道德规劝是好的，但激励机制才是有效的。如果遭到进一步的反驳，经济学家可能求助于经验主义。他们会说：好吧，有成百上千的研究显示，当能源价格如油价上升时，企业会减少能源使用，给我们看看道德规劝能减少碳排放的证据吧。

经济学家的本能是把现实，包括人类的自利性，看成是既定的，并围绕这一限制条件来设计解决方案。他们会辩称，这与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无关，只与他们的经验倾向有关。而这也是对的。如果这种倾向有时会使经济学家太快地鄙夷一些不以激励机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当出现证据显示他们的反对者有几分道理时，这种倾向也会让他们愿意表示赞同。

我曾简单提及一个出人意料的真实实验，它曾在经济学家中激起一场骚动。为了减少迟到，一家以色列托儿所规定，接小孩迟到的家长要交罚款。这一政策与经济学家通常的建议相符：如果你想让某种行为减少，就让从事这种行为的人付出更大的成本。但让几乎所有人惊奇的是，在实行罚款后，迟到现象其实增多了。看起来，在有了罚款后，父母会觉得迟到是情有可原的。当金钱罚款发挥作用时，此前约束父母行为的道德律令松弛了。或者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迟到的道德成本被降低了，也许被消除了。如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指出的，这个例子表明，物质激励有时会挤出道德行为或关心他人的行为。

在这个例子给经济学家的教训是，有时他们需要一套比在最简单的模型中使用的更丰富的人类行为范式（或成本收益范式）。只要有证据显示标准模型出错了，经济学家通常都会乐意考虑其他因素，并做出必要的调整。显然，标准模型无法解释这个事例。但是，当经济学家做出调整时，他们依然是从实用性和效率角度，而非道德角度考虑问题。例如，以色列托儿所的事例能不能也适用于碳排放控制？认为发电厂是在一个道德世界中运行的，关心紧迫的防范气候变化要求，因此碳税的征收会显著影响它们的行为，这是否符合现实？是不是公共教育运动、提升大众意识或道德规劝能对减少碳排放产生更大作用？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些是经验问题，而非道德问题。

再来看看桑德尔做出的更具一般意义的指责：市场滋生“市场价值观”，让我们交易一些不应在市场上交易的东西。桑德尔写道：“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几乎一切都能买卖。”用他的话来说，所有东西都是“明码标价的”。除碳排放费之外，桑德尔还举过另一些例子：在圣安娜，每晚花90美元可以住进待遇升级的囚室；在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只有一名驾驶者的汽车花8美元就可进入拼车专用车道；花8000美元可以雇到一名印度代孕母亲；花25万美元可以买下对一头珍稀黑犀牛的猎杀权；花1500美元可以买到一位医生的手机号码。7在桑德尔看来，像这样的例子证明，市场价值观正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所谓的市场价值观究竟是什么？深层次而言，经济学家的考虑只有一项——效率。对于市场，经济学家只能这么说，假如市场运转良好，不存在常见的各种缺陷，它就能带来精确意义上的资源有效配置，即除非让一些人变穷，否则无法让另一些人变富。任何经济学家，如果以经济学本身为基础，对市场的公正、正义或伦理价值做出更具一般意义的判断，就无疑是一种行为不当。

当然，市场与效率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不阻止个体经济学家给市场附加各种价值。例如，一位经济学家的个人价值观也许会使他成为自由企业制度的鼓吹者。这是基于自由意志主义的信念：人们想和谁交易就可以和谁交易，这样的自由不应受到限制。但是，这些信念源于经济学之外。如果一位经济学家鼓吹这样的信念，其效果与一位建筑师或医生的鼓吹是一样的，并不使之更可信。市场与效率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不阻止人们基于具体证据做出这样的判断：在一些情况下，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可以带来除效率之外的好处。例如，经济学家经常主张，发展中国家取消燃油补贴，除了能增进效率，还能提高分配公平性。原因是，补贴不仅导致对燃油的过度消费（正是这造成了低效），而且其主要受益者是富人（他们是受补贴燃油的主要使用者）。但这样的主张必须以经验的、基于具体案例的方式呈现。

效率是不是个好事？是的，本身就是好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当我们比较各种可能的社会状态时，效率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一项价值观。但它显然不是唯一因素。公平、关心他人的天然道德价值观、对社会负责的行为，都是与效率竞争的价值观。有时这些考虑会把我们推向与效率相同的方向，因而能增强支持市场的合理性。另一些时候，我们也许要考虑彼此间的紧张和此消彼长关系。什么能、什么不能在市场上出售，要回答这个问题，最终要靠在多种维度之间权衡。不同的社会可能给出不同的回答。即使在同一社会里，答案可能也会随时间而变化。同样，经济学家也没有任何独特专长来进行这样的权衡。经济学家充其量只能做出一些有益的贡献。

例如，对于是不是可以在对单独驾驶者收费后允许其进入拼车专用车道的讨论，经济学家可以做出贡献。他们可以对以下因素做出基于学识的合理猜测：什么类型的驾驶者最可能愿意支付这笔额外费用；从中受益的人（他们能更快到达目的地）能获取多少收益；收费公路管理当局能得到多少收入，可将其投入什么用途；这给拼车专用车道带来的潜在拥堵成本将如何分配（谁来承担和承担多少）。关于这些问题的证据可能最终让多数人接受一种看法：收费的做法综合而言是值得做的。对其他问题，如是否可允许囚犯在付费后进入更高待遇囚室的问题，也进行这样的分析，也许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在这两个案例中，经济学家都不应把市场化做法宣扬为一般性解决方案而不承认效率之外的多种考虑。

公允地说，桑德尔的批评并不是“稻草人谬误”。经济学家的确经常不够谨慎，发表一些其实超出了经济学专业范围的观点。还记得第五章列出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赞同的命题吗？其中许多命题隐含着价值判断。当经济学家说，对外贸易不应受到限制，外包不应被阻止，农业补贴应该取消时，他们就已经对一些本来不能只从效率角度考量的问题做出了判断。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正义、伦理、公平、分配问题都是纠缠在一起的。如果自由贸易主要让富人受益，同时会使我们社会中一些最穷的工人受损，推动自由贸易必定是公正的吗？如果穷国工人缺乏最基本的权利，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中艰辛劳动，那么把工作外包给这样的穷国并从中获益，是公正的吗？赞同这些命题的超过90%的经济学家，必定是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或者总是将其排在效率考虑之后。无论是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都有问题。即使假定我们可以用轻松、普遍适用的方式来预测这些措施的效率影响，因而我在第五章里表达的担忧可以淡化，也毫无疑问经济学家在这些特定领域里也把手伸得过长了。

由于经济学家的训练，除了从配置效率的角度外，他们没有任何工具去评估其他形式的社会状态。所以，每当人们请求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发表评论时，他们就易于犯上述错误。他们很容易把效率目标与其他社会目标弄混。如果对经济学家进行有效的反驳，就可以将他们一军，让他们注意到他们正在如何跨出自己的专业界线。同时，经济学家必须提醒公众：政治家及其他政策企业家以经济学家的名义发表的许多观点，都无法从经济学中找到充足的依据。

一个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支持市场的非经济学观点是，参与市场活动可以让人变得更平和。如阿尔伯特·赫希曼在他大手笔的《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一书中提醒我们的，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思想家认为，追求利润的动机可以抵消较为原始的人类行为动机，如暴力与控制他人的冲动。当时，法语词doux（字面意思是“甜”）常被用于形容“商业”，以表示商业活动能促进人与人之间优雅、和平的互动。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在任何风俗优雅的地方都有商业；在任何有商业的地方，风俗都优雅。”大卫·李嘉图的祖父塞缪尔·李嘉图指出，拜商业之赐，人们追求深思熟虑、诚信、审慎等美德。人们远离恶行，是为了避免失去信誉，成为丑闻的主角。以这种方式，利益可以驯化激情。

这些早期的哲学家鼓励市场的扩展，不是出于效率考虑，或是为了增加物质资源，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市场将造就一个更符合伦理、更和谐的社会。讽刺的是，300年后，许多人已经把市场与道德腐化联系在了一起。正像今天的市场鼓吹者忽视了效率的局限性一样，也许经济学的批评者也忽视了市场能以一些方式增进合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