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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的文风是怎么改变的

之江轩 浙江宣传 2023-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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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标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各自时代文艺的巅峰体现。每种艺术文体,不是凭空而兴,也不会无故而亡,都是在跟所处时代的同频共振中,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才得以历经千年而不衰。

比如词这种文体,早在唐时便已形成;到五代时,花间词派和南唐词人,也让其发出璀璨的光芒,出现了温庭筠、韦庄、李煜、冯延巳等词中高手。但直到宋初的晏殊、欧阳修、范仲淹写词时,词在文体上还是小令一统天下,在功能上还是遣兴娱宾,在情感上还是伤春悲秋,进不了大雅之堂。可见,词虽已诞生近两百年,但依然改不了“诗余”的角色。像欧阳修、范仲淹这种大文豪,主业也是写诗作文,偶尔才写写词。

若不是后人主动求变,宋词便不可能成为与唐诗双峰耸峙的文学艺术门类。而有三位词作大家不遗余力地改变词风词体,不断地求变创新,对宋词走上文学巅峰是居功至伟的。是哪三位大家呢?

图源:视觉中国




第一位是柳永。

在柳永之前,宋词是小令的天下,慢词很少。小令篇幅小、字数少,刚起了个头,就戛然而止了,总让人感觉意犹未尽。而有些令词的文体、韵味跟律诗、绝句也相差不大。而慢词的文本长很多,这样词体所能描绘的场面就会更加宏大,所蕴含的情感就会愈加丰富。

比如同样写杭州,用小令写,白居易的《忆江南》,三四句话后就只能匆匆结尾了——“何日更重游”,只见到了个杭州的影子;而柳永的慢词《望海潮》,就能很从容地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可以一唱三叹、尽情铺陈,把杭州之美完整展现。

有了柳永打头,后来就有很多人跟上了,因为慢词更适合描绘生活的大场景,抒写复杂的情感,此后慢词能和小令共分天下。

除了文体扩容,柳永词风的最大之变,是把浓浓的市民气息带进了词里。原来词的创作主体,基本是晏殊、欧阳修这样的士大夫,欣赏的群体也是文人雅士、达官贵人。

而柳永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定律。北宋进入仁宗时代,国泰民安,市民群体已然兴起,有了自己特定的精神需求。而词本身带有音乐和声调,非常贴合市民群体所需,能够下沉对接普通民众的需求。

柳永因长期不第,沉沦下僚,厮混在市井街巷,和底层市民、歌女打成一片。所以他的词里,有一种贴合时代生活的气息,这和身在朝堂之上的晏殊,写的都是“一曲新词酒一杯”的场景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晏柳两人的相遇,会出现这样经典碰撞的一幕——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

而柳永之词贴合时代之变,蕴藏了更多的市井气息和民间活力,让宋词从一群达官贵人的觥筹交错中、文人雅士的伤春悲秋中走了出来。柳词虽不高雅,偶有艳俗,但都是真情流露,扩充了宋词的新容量,开辟了新天地,才做到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脍炙人口,奠定了婉约词的主流地位。

图源:视觉中国




第二人,当是苏东坡。

现代人评价苏东坡在宋词中的莫大功劳,是“以诗入词”,开创了豪放词派,让词拥有了更强健的体魄。

唐宋词是配合燕乐歌唱的,本是一种音乐文学。这就导致了词基本是闺怨思慕、文人伤春的基调,承担着娱乐抒情的功能。而柳永的出现,也没改变宋词的定位。他的词既是贴合这个时代,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迎合,他的词主要就是在歌舞场所表达情思的。

而苏轼就要打破人们对词的惯性成见,他要拓宽词的天地,开拓一个全新的时代,让词跟诗文一样,也拥有硬朗的骨头、深沉的思索。这样,东坡体的豪放词就诞生了。当然此前,豪放词也有零星的佳作,但作为文体,是苏东坡才让它真正成熟起来的。著名的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这样的豪气,是词里头未曾见过的。

在苏轼之前,词已经诞生两三百年了,但其天地始终没超过闺阁庭院,风格一直缠绵悱恻,长此以往,词的道路只能越走越窄,改不了孤芳自赏的配角之路。而苏轼的横空出世,带着强烈的革新求变的精神,让词的面貌焕然一新。

苏轼之前的词,题材、内容大同小异,句法、形式差别不多,这样很多词作非常容易混淆。如欧阳修和冯延巳的词就常混在一起,让后人难以辨别。在艺术上,若是一直从众,到最后只能泯然众人。而苏轼的词里却始终自带鲜明的艺术个性,有着他人难以混淆的辨识度。

虽然,苏轼以诗入词的佳作只有数十首,在其300多首词里占比不高,但如此大刀阔斧的变革已引来了巨大的震撼。他让大家明白,一种文体只有走出狭窄的天地,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图源:视觉中国




第三人,则是辛弃疾。

辛弃疾和苏东坡都是豪放词的代表,我们一般说“苏旷辛豪”。苏东坡生活的时代,从仁宗一直到徽宗初期,整个社会稳定繁荣,外来忧患也没使国家到危亡时刻。所以,苏东坡写豪放词,并非时代强烈的呼声,主要是自我对艺术的强烈革新意识。

而辛弃疾生活的年代,宋王朝经历了靖康之耻,百姓遭受了蹂躏之苦,抗金救国、重整山河的热情一直在朝野上下激荡。时代和百姓都急需激发爱国豪情的文学艺术。比如诗歌,爱国诗歌的代表主将就有陆游,一生都在用诗歌呼唤“王师北定中原日”。

所以辛弃疾的出现刚好是生逢其时。他是军人出身,是那种能在千军万马中取敌军将领首级的勇士。长期在刀光剑影中历练出来的豪爽之气,体现在他的词作里,这是其他词人难以拥有的。

自从南归之后,辛弃疾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屡次被黜,即便重被起用,也只能做地方官员,难以回到前线。这让一生都想回到疆场的辛弃疾,只能选择了用词文来抒发报国之情。

他只能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里“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里“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里“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

和苏轼相比,辛弃疾是以文入词,看他的词,已像一篇文章了,行文更加随意自然。辛弃疾身边,聚集了陈亮、刘过一批爱国词人,互相唱和,用词作表达爱国之情。如陈亮就写过三首《贺新郎》来应答辛弃疾,而刘过也和辛弃疾交往很深,词篇里洋溢着爱国豪情,如他的“腰下光芒三尺剑,时解挑灯夜语”,和辛弃疾的词风颇为相似。

辛弃疾把爱国豪情装进了词体这个本是柔软的躯壳,让词拥有了磅礴的气势和强健的力量,成为抗击金人的时代强音。而日后,一旦遇到民族危亡,这种壮怀激烈的词作都会应时而出。词的发展,在辛弃疾手里,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峰。

因此,有人认为,与苏轼相比,辛弃疾的创作,是引领了一个时代。

从柳永、苏轼、辛弃疾的创作来看,任何一种文艺若要打造巅峰,酿造不朽,首先要贴合时代,满足时代所需,而不能躲在小众的天地里孤芳自赏。但若一味贴合甚至迎合时代,没有自觉的艺术追求,就难以异军突起,得像苏轼一样,勇敢打破陈规旧俗,大胆创新,开创出自己的新路来。开创之后,还得心怀国之大者,家国情怀不可丢,不能对时代主题视而不见——这便是辛弃疾所做的,一生都在惦念收复故土,一生都在创作宋词报效家国,唤起人们的抗金斗志。

面对时代潮流,要紧紧贴合而不高高在上,要勇于创新而不墨守成规,要大胆引领而不盲目迎合,那么这种文艺就有生命力,就有穿透千古的力量,这也是我们所有文化工作者在宋词变革中得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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