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3月24日报道，巴基斯坦新任外长伊沙克·达尔（Muhammad Ishaq Dar）3月23日表示“巴将认真考虑恢复对印正常贸易关系”。这是莫迪政府废除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以来，巴首次示意可能转变立场。莫迪政府2019年8月废除有关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的宪法370条以后，巴暂停对印贸易并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级别，并多次强调表示改善两国关系的责任在印。对此，印仍长期以来坚称“查谟-克什米尔联及拉达克是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分析人士表示，印巴2021年2月续签2003年的实控线停火协议，表明印巴紧张局势或有所缓和。当前，巴新政府又因经济增长放缓、投资疲软、外债高企，更加迫切希望恢复与印贸易，双方关系或出现修复转机。

《日经亚洲》3月22日报道，因产自印度的药品“质量堪忧”，美需加大力度自华采购关键药品以填补空缺。2023年6月，美食药监督管理局（FDA）调查发现印制药巨头英塔斯（Intas）抗癌药物“测试数据造假”，并宣布停止自英塔斯采购药物。然而，此举导致美抗癌药物严重短缺，迫使美自华进口此类药物。分析人士表示，印制药企业监管不力、篡改数据、药品测试数字化不力等问题恐长期妨碍其提高药品质量。值得注意的是，印是世界第三大制药国，也是美最大仿制药进口国。2022年，中印在美仿制药前五大来源中占据两个席位。分析人士表示，若印长期未改善药品质量，中国药企业势必加快进军美价值860亿美元（$86 billion）的仿制药市场，并侵占印既有份额。美分析人士表示，若印药品持续供不应求，美或长期依赖中国——“美医药供应链不可能完全对华脱钩”。然而，中印在制药领域竞争，对印而言风险更大，毕竟印原料药高度依赖自华进口。据莫迪政府2020年6月数据，印原料药68%需自华进口，印原料药对华依赖度高达85%。

《经济时报》3月25日报道，印智库“全球贸易研究倡议”（GTRI） 3月24日发布报告显示，莫迪政府力推电动汽车（EV）产业或助力中企大规模进军印本土市场。报告指出，当前中国EV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EV及零部件全球主要出口国。例如，电池占整车成本40%，而中国约占全球电池产能75%。目前，印汽车零部件高度依赖自华进口。2022-23财年，印汽车零部件进口总额达203亿美元（$20.3 billion），其中30%自华进口。可以预见，随着莫迪政府加大力度在印推动EV产业发展，印自华进口的汽车零部件将持续增多。报告预计，未来几年，印三分之一的EV将由中企在印单独生产或与印企合资生产。目前，中国上汽集团已与印JSW集团投建合资企业，并宣布投资500亿卢比（Rs 5000 crore）提高产能，目标2030年在印销售100万辆（10 million）EV。

《印刷报》3月23日报道，《柳叶刀》（The Lancet）研究显示，印生育率在过去70年内大幅下滑，到2050年人口总量恐出现萎缩。报告指出，印总和生育率（TFR）已从1950年的6.18降至2021年的1.91，预计到2050年或降至1.3，到2100年或降至1.04，远低于印保持人口稳定所需达到更替水平（编者注：当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时，人口开始减少，印更替水平为2.1）。1950年印新生儿超1600万（1.6 crore），2021年增至2240万（2.24 crore），但预计到2050年，印新生儿数量将骤降至1300万，2100年将进一步降至300万。报告指出，当前世界大多数地区陷入生育率持续低迷的困境，同时增量新生儿从中高收入转移到低收入国家和地区。这一趋势恐威胁经济可持续增长——高收入国家受困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而低收入国家出生率过高导致资源限加剧，引发社会动荡等问题。

孟《达卡论坛报》、尼“MyRepublica”网站3月23日报道，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官员会晤，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尼孟互联互通和贸易往来。孟加拉国航运国务部长乔杜里（Khalid Mahmud Chowdhury）3月23日会见尼泊尔商务部长班达里（Damodar Bhandari），宣布重点加强尼东南部陆港迦迦比陀（Kakarbhitta）和孟内陆港口邦拉班达（Banglabandh）的连通性。孟方称，迦迦比陀陆港和邦拉班达之间的37公里领土系印领土，因此尼印孟应合作推动该地区的陆路联通。另据悉，尼电力局（NEA）近期还和孟电力发展委员会（BPDB）签署电价协议。据协议，尼拟向孟出口40兆瓦电力，两国以美元结算电力交易。尼媒称，印尼拟协同打造“可供南亚其他国家效仿的”区域合作模式。

《印度快报》3月21日报道，印2024年大选迫近，莫迪3月11-21日访问南印5邦——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卡纳塔克邦、安得拉邦、特伦甘纳邦，并举行大型集会、启动规模数亿卢比的发展项目。为解决语言沟通障碍，印人党使用同传设备将莫迪讲话翻译成南印地方语言。在泰邦，印人党在哥印拜陀（Coimbatore）发起名为“还要莫迪，我们要莫迪”（Meendum Modi，Vendum Modi）的路演活动。活动期间，莫迪向1998年该市连环炸弹爆炸事件的遇难者肖像敬献鲜花。在喀邦，莫迪抨击该邦印共（马领导的）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LDF）对邦内针对少数族群的暴力事件视而不见，并称要打破喀邦左翼政党持续执政的历史，以此增进该邦治理。在卡邦和安邦，莫迪启动价值约600亿卢比（Rs 6,000 crore）的高速公路项目。在特邦，莫迪猛烈抨击该邦执政党印度国民议会党（BRS），并称该邦人民都希望莫迪第三次连任。

《印度展望》杂志网站3月20日发表题为《新四大种姓政治：穷人、妇女、农民、青年》的评论认为，印人党通过重新定义印当前的四大种姓——穷人、青年、妇女、农民，以进一步整合北印地语区多数选民，更好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进而巩固自身实力。

20世纪90年代，印曼达尔委员会宣布为“在社会和教育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种姓群体”增加政治代表权，这历史性的改变印度国内政治格局。30年后的今天，印人党又提出“新种姓”概念。莫迪称印国内目前有四大“弱势群体”：穷人、青年、妇女、农民，其言下之意在于——只要推动这4类群体进步，印度就会蓬勃发展。在此，莫迪刻意将种姓和阶级混为一谈。

纵观历史，印度大规模政治运动要么是阶级动员（如1930年代全印农民联盟发起的自耕农阶级运动），要么是种姓动员（如1970年代印前总理查兰领导的贾特农民政治运动）。这两股力量合流曾推动北印1970年代出现影响深远的反政府“JP运动”，这直接推动国大党政府1977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随后英迪拉领衔的国大党首次败选垮台。自此，北印低种姓政治兴起，印社会党（SP）、国家人民党（RJD）等种姓政党纷纷崛起。

当下，印人党摈弃种姓政治并重新定义新四大种姓，这背后蕴含更深远的政治意义。首先，上述四大群体覆盖约90%的印度人口，因此强调维护这些群体的利益会保护印人党免受少数群体抨击。第二，种姓政治严重阻碍印人党“大一统”议程，而突破原有藩篱，重新定义新四大种姓能够消解掉原有种姓的高低之分，有利于更好统合印度社会。第三，印人党深知种姓在北印政治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其虽表面推行新四大种姓，但在邦选举、议会席位分配等问题上仍照顾不同既有种姓的代表权问题。目前，印人党在北印扩张已几近饱和，因此其推出扩张选民基本盘的新手段：打着消除传统种姓的旗号，做着种姓政治的布局谋划，通过统合种姓和阶级叙事，不断扩张自身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