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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 | 丛琳,赵文华:高校学术共同体推进学科生态建设的作用机制研究——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

丛琳,赵文华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24-09-04

摘要

学术共同体在一流大学学科生态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术评议会的制度规范和运行效果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伯克利分校学术评议会通过合法性、适应性、合作性三大作用机制来构建良好学科生态,即:通过确立共治的行为规则来增强共治合法性;根据社会变化及时优化学科发展制度;通过多元主体协作不断推动学科创新发展。研究对我国高校学术共同体推进学科生态建设的启示如下:强化高校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定位,完善组织结构;聚焦人才培养,根据环境需求积极改进培养制度;优化教师评价顶层设计,注重对教师在学术委员会中服务情况的考察;加强多元协同,推动不同主体深化合作。


关键词

学术共同体  学术评议会  学科生态  作用机制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8年度面上项目“研究型大学社会声誉的形成机理及提升策略研究”(71774110)


作者简介

丛琳,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

赵文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用本文

丛琳,赵文华.高校学术共同体推进学科生态建设的作用机制研究——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2):114-119.


一、问题提出

学科建设是大学的“立校之本、发展之基”,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亦是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识。2017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颁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标志着我国一流学科建设迈入新征程。良好的学科生态有助于激发学科生长活力,提升学科发展质量,促进学科可持续发展,推进一流学科生成。基于“大学中的高深学问需要超出一般的、复杂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识,只有学者能够深刻理解其复杂性”[1]的客观事实,学术共同体在构建良好学科生态、推进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下简称“伯克利”)作为世界顶尖的公立研究型高校,拥有良好的学科生态系统,并生成了众多国际一流学科。以权威学科排行榜为参照,伯克利不论自然学科还是人文学科均表现十分卓越,学术声望和质量享誉全球。学术评议会作为伯克利学术共同体发挥学术治理功能的核心组织功不可没。正如有学者所言:加州大学学术评议会在美国高校中是最强大的,它在大学治理中的中心作用确保了学术质量和学术价值的至高无上[2]。我国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权力组织,发挥着主要的学术治理功能。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应当依法设立学术委员会,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并以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3]然而,我国高校以学术委员会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在学科生态建设中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学术委员会自身建设存在不足。首先,学术委员会权力虚弱[4],直接决策的事项极少[5],权力被政治及行政权力“侵占”[6],职权规定不明确[7],决策功能发挥极不完善[8]。其次,学术委员会成员结构与质量有待优化。目前,学术委员会行政化倾向严重[9],青年教师、学生参与不足[8],学术委员会成员遴选条件的不甚合理导致学术委员会成员结构失衡,难以体现学术决策民主性[7],且教授治学水平参差不齐,委员履职能力有差异[4]。再次,学术委员会的组织架构不健全,对学术委员会内部组织设置及其与行政职能部门的关系不明确[7],专门委员会的比例过低[9],与其他学术组织职能交叉[8]。最后,学术委员会运行机制不完善。没有建立一套诸如例会制度、日常职能、议事规则、与正式组织如何协同互动和相互监督的规章制度[10],学术委员会的管理和运行缺少制度保障,不规范、不科学[4]。另一方面,欠缺指导学术委员会构建学科生态的相关研究。尽管学者们对美国学术评议会运行机制的基本现状、存在问题与未来挑战等已有不少分析[2,11-15],一定程度上为优化我国学术治理机制提供了借鉴,但对于学科生态建设而言,已有研究缺乏针对性和指导性,亟须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综上所述,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在推进良好学科生态建设方面的作用亟待加强。本文以高校学术共同体推进良好学科生态建设的作用机制为核心问题,通过借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所美国旗舰型大学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学术共同体打造良好学科生态、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提供参考。


二、学术共同体与良好学科生态

(一)学术共同体的内涵诠释学术共同体的概念最早由英国哲学家布朗在《科学的自治》一文中提出,随后因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著名的“范式”(Paradigm)理论取得跨越式发展。目前学术界已经探索了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内涵[16-19]、构成要素[18,20-21]、层次划分[20]、基本特征[22-24]、存在样态[25]等。尽管学术共同体的释义纷杂,但基本衍生于库恩的定义内容。库恩指出,一个学术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科学家集团组成,范式指信念、理论、方法、价值标准等[26]。因此,在高校层面,学术共同体可理解为共享某种范式的不同学科教师组成的群体。在学科生态建设中,学术共同体主要以学术评议会(学术委员会)为代表形式发挥重要作用。(二)学科生态的内涵与特征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包括有机环境与无机环境[27]。高校学科生态研究,即借鉴生态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高校学科发展的交叉知识领域,为高校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学者们对学科生态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从认识论的视阈出发,已探索高校学科生态的特征[28],尝试解析高校学科生态的内涵结构[29-31]、演化机制[32-33]等理论问题。从方法论的视阈出发,学者们以学科生态系统为辅助工具,已探索高校学科建设的部分思路[34-36],开展高校学科竞合关系[37-38]等研究。基于已有研究,学科生态的构成要素包括生态主体与生态环境,二者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转化,最终实现学科生态协调发展。其中,学科主体包括个体(二级学科)、种群(一级学科)、群落(大学所有学科群)、生态系统(不同大学的所有学科群)[30,39]。学科生态环境结构主要包括学科环境、大学环境、社会环境[40-42]。社会层面的环境因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高校层面的环境因子包括使命愿景、战略规划、历史文化等,学科层面的环境因子包括学科文化、学科规范、学科地位等。生态学中将生态系统定义为在自然界的一定空间内,生物与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整体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43]。基于已有研究,学科生态的内涵可以定义为:在一定空间内,学科主体与学科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整体中,学科主体从环境中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并不断向环境输出人才培养、科研成果、社会服务、大学声誉,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学科生态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生态适应理论指出生物处于特定环境之中时发生的结构、过程和功能的改变,这种改变有利于生物在新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44]。在良好的学科生态系统中,学科主体应具备较强的生态适应能力,具体包括自主发展能力、灵活应变能力、创新进化能力。自主发展能力是指学科组织能够在学术权利系统的主导下,开展学科建设各项活动,掌握调整和规划自身发展事宜的自主权,拥有对学科结构调整、功能变化、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发言权和控制力。灵活应变能力是指学科主体能够灵活感知学科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和发展需求,并根据环境变化能动地调节发展举措,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确定学科发展方向、完善学科组织架构等,以更好地满足学科生态环境的变革需求。创新进化能力是指学科主体能够通过不断创新发展内容和形式、持续提升自身发展实力等方式推进学科组织的成长进化。总之,构建自主发展、灵活应变、创新进化的学科主体是营造良好学科生态的必然选择。


三、伯克利学术共同体推进良好学科生态建设的作用机制

伯克利学术共同体通过学术评议会实现包括学科建设在内的学术治理功能。目前,伯克利学术评议会主要由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讲师等学术人员组成,另包含小部分行政人员,如校长、副校长、州领导等。评议会主要在课程、招生、学位、教师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此外还拥有预算问题的建议权等。评议会的常设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s)包含两类:一类是教职和评议会事务委员会(Committees on Faculty and Senate Affairs),没有学生成员;另一类是教育事务委员会(Committees on Educational Affairs),含有学生成员,具体组成架构见图2。此外,学术委员会(DIVCO)是评议会的执行机构(Executive Body),负责协调评议会常设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的活动。评议会的最终决策权属于评议会大会。各个院系(Faculties)被视为评议会的分委员会,对评议会负责并接受评议会的指示,采用与评议会一致的章程和规定。


(一)合法性机制:保障学科自主发展评议会通过合法性机制保障学科的自主发展能力。新制度主义认为合法性机制即通过确立合理化的制度信念、规则、行为来增强组织的合法性,并利用其合法性获得更多资源,维系自身稳定,最终增强组织的生存前景[45]。本文中的合法性机制指评议会通过确立共治的行为和规则来增强评议会共治的合法性,保证教师获得更多学术自治权,进而强化教师学术治理的前景。伯克利学术评议会主要通过主动争取共同治理、健全完善法律保障、调动教师积极参与,增强评议会学术治理的合法性,保证学科的自主发展。首先,主动争取共同治理。1868年,加州大学成立了由全体教职员工和院长组成并由校长主持的学术评议会,其作用是对大学进行一般的行政管理。随后评议会更加积极地与董事会、校长协商沟通,寻求自身在大学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在1918—1919年校内行政委员会治理失败后,评议会向董事会提交了一份诉状,要求直接授权教师来组织评议会并选择其领导人,赋予评议会更多关于教育政策的正式权力,并在选择大学校长时咨询评议会。1920年,评议会与董事会最终达成“加州协议”,评议会共治的合法地位得以正式确立。“加州协议”可视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分水岭,正如历史学家比恩所言,该协议“创造了一项卓越的学术民主制度,其中加州教师在大学教育管理方面获得了比美国其他任何州的教师更大的影响力”[46]。其次,健全完善法律保障。第一,评议会章程明确授予教师对大学主要学术事务的自主决策权,如课程、招生、学位、教师事务等。第二,评议会组织机构设置全面、类别合理、职责清晰。例如,根据功能将常设委员会分为教育事务委员会、教职与评议会事务委员会两大类别,分别下设若干相关委员会,且清晰规定各委员会相对分离的职责权利。第三,评议会成员广泛、选拔独立。成员组成注重广泛性。一方面,评议会由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讲师等大部分学术人员和一小部分行政人员(如校长、教务长、院长等)组成;另一方面,教育事务类别的专门委员会注重学生代表的参与,且在正式投票中单独记录学生的意见。此外,评议会主要领导由内部的委员会任命,不受校长等外界因素的干涉。第四,评议会内部沟通有效、申诉渠道多元。评议会通过人员交叉和汇报指示保证组织内部的横纵沟通。例如,学术委员会由评议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预算和部门关系委员会(BIR)等10个专门委员会的主席等人构成;评议会定期听取各个委员会的行动汇报;各院系委员会成员,除了当然成员(加州大学校长、伯克利分校校长、执行副校长兼教务长、学院院长)外,还包括评议会中本院系的全部成员;学系不时接受评议会的指示。这些举措皆有效加强了评议会横纵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当教师的合法权利被侵犯时,可通过正式的顾问小组(Panel of Counselors)、特权和任期委员会(Privilege and Tenure)以及非正式的教师监察员(Ombudspersons)等途径进行申诉维权,申诉救济途径多元。最后,调动教师积极参与。评议会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充分激发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积极性,增强教师治理的合法性,保证学科的自主发展。例如,预算委员会在评估教员在研究、教学、服务方面的成就时,服务审核版块特别强调教员为所在院系、学校(例如学术评议会)、政府、社区等提供的服务,且随着职级的不断晋升,要求的服务范围也会相应地扩大。此外,教师奖励委员会(FAC)设置了教师服务奖(Faculty Service Award),以表彰为校园提供杰出服务的评议会成员,康斯坦丁·帕农齐奥杰出荣誉奖(Constantine Panunzio Distinguished Emeriti Award)的设置旨在表彰对学术工作或教育服务(例如学术评议会、院系中的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名誉教师[47]。(二)适应性机制:推动学科灵活应变评议会通过适应性机制保证学科的灵活应变能力。适应性机制指评议会能够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趋势,及时主动地优化学科发展制度安排,保证学科组织灵活应对时代变革,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近年来,伯克利学术评议会主要通过优化人才选拔程序、加强紧缺人才培养、改进在线教学方式、调整教师薪资待遇等举措保证学科灵活应对环境变化。首先,优化人才选拔程序,取消招生中SAT考试要求,强调整体审查的重要性。随着伯克利本科招生愈加严格,在评估申请人资格时,流程必须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更大的灵活性。因此,2020年3月评议会决定正式取消预测能力较低的大学入学SAT/ACT论文考试,转为开发研究自己的替代性考试,并且再次强调整体审查的核心地位,即录取过程注重学术成就,并认可广泛的才能和创造力。录取评估标准如下:(1)申请人在高中期间的表现,包括所修课程的数量和严格程度以及从这些课程中获得的GPA;(2)申请人的个人品质,包括学习兴趣、领导力、面对挑战的毅力、跨文化参与能力、创造力以及对他人的关心;(3)要求一定数量处于录取边缘的申请人提交推荐信,说明申请人的学术和非学术素质,以对申请人进行加强评估;(4)申请人在学术项目中取得的成就,通过参与时间和深度、申请人在参与期间取得的学术进步,以及特定项目的智力严谨性(Intellectual Rigor)来衡量;(5)在可选的 SAT 科目考试、大学预修 (Advanced Placement, AP) 或国际文凭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考试中的表现;(6)其他成就证明,例如在艺术、体育、社会服务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其次,加强紧缺人才培养,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加州大学自费研究生专业学位项目(Self-Supporting Graduate Professional Degree Programs, SSGPDP)是一个以非传统群体(如全职员工、有特定目标的国际学生等)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研究生项目,任何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学术单位(院、系、所)都可以提供自费研究生专业学位课程,其课程的主要模式包括在线或混合课堂,选择在晚上、周末、暑假等非正式时间以及校外等非正式地点进行授课。项目旨在服务劳动力市场的重要领域,使毕业生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48]。2020年,评议会批准了在工业工程和运筹学系(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Operations Research Department)增设分析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Analytics)项目,以更好地满足近年来社会发展对此类人才的需求。再次,改进在线教学方式,推进后疫情时代教育发展。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为在线教学改革提供了契机。在此背景下,评议会认为应不断完善在线课程开发和投资的战略规划,如优化创新学习技术计划 (Innovative Learning Technology Initiative, ILTI)、设立“非凡时期非凡教学奖”等表彰奖项、在教师培训中加入在线教学培训相关内容。与此同时,不断加强对在线教学的评估,如成立数据分析小组、学生与教师委员会(Committee of Students and Faculty)、焦点小组,启动伯克利在线咨询项目(Berkeley Online Advising Program),以及开展在线教学情况线下调查等。最后,调整教师薪资待遇,解决机构间收入差距。多年来,伯克利与其私立同行机构之间不断扩大的工资差距一直令其担忧,尤其是经济学、统计学、法律、分子与细胞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及相关学科,外部机构提供比校内高出一倍以上的薪水,此外还有早期教职和杰出教授之间的薪水倒挂等问题。2017年,评议会建议实行目标解耦计划 (Targeted Decoupling Initiative, TDI),将教职员工总工资中的3%用于加薪,该金额的一部分用于使工资增加1.5%,还将助理教授的最低解耦额度(Minimum Level of Decoupling)提高到1.5万美元,高于正常水平的绩效奖励也由这些资金资助,剩下的(约230万美元)用于实行目标解耦计划,其目标是解决教员面临的薪酬不平等问题[49]。(三)合作性机制:促进学科创新进化评议会通过合作性机制保证学科的创新进化能力。合作性机制指评议会通过促进校内外不同主体协同合作,创新学科发展内容,优化学科发展决策,增强学科发展实力,推动学科成长进化。伯克利学术评议会通过有效推进多学科项目计划、加强校外联合评估治理、优化校内协同治理监督等方式不断促进学科创新进化。首先,评议会通过有效推进多学科项目计划,促进学科融合创新。2018年由教师小组提案的“签名倡议”(Signature Initiatives)确定了六个跨学科主题项目作为高校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旨在解决重大社会问题[50]。以“包容性智能:为科学、工作和公共利益服务的人工智能”项目为例,该项目将吸引来自工程、统计学、法律等各个学科的学者协同开展创新研究、学术交流、艺术创作、跨学科学者培养等[51]。为保证“签名倡议”项目的顺利实施,伯克利采取以下推进举措:(1)垂直团队(Vertical Teams):在项目中加强研究生的指导经验,并让本科生接触研究生水平的工作;(2)教师成长(Faculty Growth):校园将为额外的100名教师拨款,其中优先考虑“签名倡议”相关领域的教师;(3)社区参与:伯克利将直接与当地社区、决策者、企业家和慈善团体接触,以确保项目为社区和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4)跨学科课程:鼓励院系创建新的跨学科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以呼应和支持“签名倡议”项目主题;(5)学生参与:鼓励伯克利的学生从事与“签名倡议”项目相关的研究、创业项目以及实习[52]。其次,评议会通过加强校内外合作治理,提升学科发展质量,优化学科发展决策,保证学科不断成长进化。一方面,加强校外联合评估治理。以学科评估 (Academic Program Review, APR) 为例,为保持伯克利分校各个学科的卓越性,每个学术单位约十年进行一次学科评估,此过程以学术单位自我评估(Self-Study)为核心,聘请三至五名符合相应标准的外部专家组成外部评估委员会(External Review Committee, ERC)进行校内访问,以全面审视该单位,并评估其未来的机遇、挑战和规划[53]。为了更加系统地发现问题,2021年评议会决定通过将相似的领域进行分组,对十个学术单位开展跨院系联合评估[54]。此外,伯克利学术评议会还加入了教师治理联盟(Faculty Governance Consortium)。该联盟定期举行会议,分享高校治理中的最佳经验和创新实践,成员包括来自常春藤大学(The Ivies)、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密歇根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代表。另一方面,优化校内协同治理监督,有效提升决策的科学性。第一,学术-学术合作,表现在不同专门委员会协同处理学术事务。以自费研究生专业学位项目(SSGPDP) 审核为例,研究生事务协调委员会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Graduate Affairs, CCGA) 要求学术规划和资源分配委员会 (CAPRA) 侧重审核SSGPDP提交的预算和财务假设,预算委员会将受邀与CAPRA 同时审核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例如教师工作量等[55]。第二,学术-行政合作,表现在学术人员与行政人员协同监督校内事务发展。以学科评估监督委员会 (Program Review Oversight Committee, PROC) 为例,作为一个联合行政部门与学术评议会的委员会,PROC是伯克利学术-行政合作治理的典型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监督学科评估(APR)的执行情况,成员包括学校分管学术的行政领导和五名评议会委员会代表。学科评估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有助于学校行政和学术部门了解各个学术单位的运行状况,从而科学合理地制定决策。此外,2020—2021年学术规划与资源分配委员会(CAPRA)建议伯克利开展与学术单位评估并行的约10年一次的行政单位评估,并向全体教职工提供相关评估咨询报告和信息报告。评议会认为,行政评估不仅能够推动数据标准化和提升数据透明度,而且能够帮助教职员工和行政部门全面了解大学运作,从而提升单位决策的效率和科学性[54]。概言之,伯克利学术评议会通过合法性、适应性、合作性三大作用机制不断提升学科的自主发展能力、灵活应变能力、创新进化能力,进而推进良好学科生态的形成。


四、对我国高校学术共同体推进学科生态建设的启示

高校学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在学科建设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借鉴伯克利学术共同体推进良好学科生态建设的成功经验,本文对进一步发挥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的功能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强化高校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定位,优化组织结构体系。树立共治理念,完善并发挥《学术委员会章程》的作用,保障学术委员会在主要学术事务方面的决策权。构建系统全面的内部组织体系,可将校内相关学术治理机构纳入学术委员会,并按照功能类别合理下设相关委员会,清晰规定其职权。适当扩大成员范围,注重非正高级职称学者以及学生代表的参与。通过成员交叉和定期汇报的制度设计实现组织内部高效沟通,构建正式和非正式兼备的多元申诉救济方式。第二,聚焦高校人才培养,根据需求及时主动优化相关制度安排,强化学科灵活应变能力。深化拓展教学委员会的组织功能,以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为重要宗旨,审议相应新增专业的发展方向与培养方案。积极探索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教育教学方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如推进后疫情时代“智能+”教育教学改革、制定校级在线教育课程开发和投资的战略规划、设置多样的在线教育教学奖项、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的在线教学评价机制等。第三,优化高校学术委员会关于教师评价与发展的顶层设计,完善教师晋升考核的同行评议制度,合理制定教师评价的规则标准。注重对教师在学术委员会中服务情况的考察,设置丰富的奖项类别,表彰在学术委员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构建系统全面的学术道德与学术诚信规章制度体系,细化调查、认定、处理、复核、监督、教育、反馈等行为的具体实施办法。注重保障教师福利待遇,增设教师福利委员会,及时改善教师薪资待遇水平。第四,加强高校学术委员会的协同性,推动校内外不同主体协同合作,提升学科创新进化能力。比如在促进学科交叉方面,通过制定跨学科计划,研究出台相应的配套举措,鼓励院系创建支持多学科计划主题的跨学科课程等。积极与校外多学科评审专家、校内行政领导联合开展跨院系学科评估活动。与国内外一流高校学术委员会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定期交流分享各自的成功经验与创新实践。提升不同专门委员会协同处理同一学术事务不同方面的协调性和配合度,在保证工作质量的同时提升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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