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育论坛》2023年第五期投稿入口本刊建议论文内容宜兼具思想理论深度和实践针对性，支持学科交叉与创新，注重学术严谨性、规范性和良好的中文写作。字数在10000

卷首文化资本与文化再生产理论已经在国际上流行很久了。十多年前，笔者在东京大学留学时，研究室里有几台共用电脑的开机密码就是“Bourdieu”（布迪厄）。这个不太好记的法文名巧妙地屏蔽了外人的随意使用，而我们专业之内人人都对它的拼法烂熟于胸。恐怕布迪厄本人未曾料想，自己的大名在日本的大学里竟成了个通关口令式的“文化资本”。在社会结构尺度上观察现代教育，特别是对大学入学机会差异、大学生发展和出路分化的研究中，以家庭文化资本为主要解释变量的论文汗牛充栋，文化再生产理论一再得到验证。这一理论展现出横贯全球的普适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地域，总能成功地揭露由于出身造成的不平等在教育系统中被巩固甚至加强。对此欧、美、日、韩早已束手无策，而中国似也未能幸免。令人不解的是，依据该理论的大量实证研究竟然众口一词地讲出对人生的宿命论解读，还有对教育事业的心灰意冷，这令我们不能马上就将其奉若真理。面对文化再生产理论巨大的现实影响力，我们是否还能想象其他的受教育动机？文化除了作为一种资本还可以是别的什么？中国传统里保存着未受布迪厄理论影响过的社会现实与理论构想。自古以来，文化是个总体概念，指一个文明体共有的精神财富，而不是个人财产。汉代董仲舒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指出精英文化不谋求个人功利。北宋著名的“横渠四句”提倡读书人去担起全体生民的责任，扛起整个文化的前途。讲一个人有家学、有文化说的是他更多地浸染在某种世代流传、全体共有文化之中，习得了相应的为人处世之道，是个受人尊重的人。现在，要是在研究中借用术语定义他拥有“文化资本”，就仿佛指摘他掌握了以特定方式自我包装、显示优越来压制其他人的技巧——理论化过程中何以会发生如此翻转令人深思。当文化资本说将文化降格成某个阶级的经济趣味、小圈子的利益壁垒和个人传习到的竞争筹码，也就把存在着代表文明传统与价值共识的“文化”从观念中清除了。出自《周易》的“人文化成”意味着通过人文的方式推行教育可以使社会更加文明化，使个人更加明事理、合人伦。文化的代代相传在中国通常被认为是福祚绵长之事，然而文化再生产却背负着不平等的道德恶名。问题是，在评判文化的传承或再生产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之前，难道不应当具体地了解文化的内容？如果文化教育对人格塑造确有裨益，又何必苛责来自家庭的突出贡献？不问其内容，仅仅将下一代接收到上一代文化教育材料有多有少视为头等大事，显得舍本逐末。布迪厄揭示了文化的符号性特征，也使具体的文化被抽象为没有灵气和道德感召力的货币。再生产理论引导人们只关注占有货币的多少，忽略其质地特性与成色好坏，因为那不过是民主制取代贵族制后精英文化的残骸。我们既要在西方思想脉络中认识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深刻性，也不能忽视其关于现代教育的连带设定。在一个经济等级化的社会，一个人受教育的目的只是在竞争中获取符号货币以换取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就是说，能使人内在发生改变，成为更好的人，那种以文化人的教育是不可能的，人与人的德性差别与所受教育无关，受教育只能带来掌握文化符号上的差别。由此，便宣告了教育本身的无意义。与此同时，在社会层面选贤任能的理想被一并消除，国家教育选拔系统的正当性根基也无从寻觅。从经验直觉和理论演绎来看，文化资本与文化再生产理论与中国的情况都有很大分歧，而中国的经验与常识未必没有普世性。富有创造力的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本土思想的独特价值，认真地对待我们的传统可以激活贫乏的想象力。往期精彩卷首语

罗志敏，杨崇，吴佳宁党委书记任职经历对地方高校治理水平的影响——基于某省地方高校的实证分析彭学文论学位评定委员会与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职权分配沈阳，王琦研究生综合测评规则及其运行的优化研究——基于F

摘要1998—2020年我国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级教育经费的数据表明，三级教育经费与三级生均教育经费都持续增加，三级教育经费结构逐渐趋于稳定。基于与OECD国家的对比，研究发现：我国社会、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规模均不足，政府在三级教育中负担比例较低，生均财政性初等和中等教育经费规模不足；我国三级生均教育经费结构仍不合理，生均教育经费差距大。因此，应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上移初等和中等教育经费责任主体、明确各级政府在不同隶属高校中的责任、出台《教育投入法》，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实现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关键词高质量教育体系；三级教育；社会教育经费；财政性教育经费；教育经费结构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学内部经费配置结构、模式及其与产出水平的关系研究”（71804164）；教育部综合改革司委托课题“世界一流大学经费收支的国际比较研究”（22JGWT0014）。作者简介毛建青，1979年生，女，浙江金华人，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教育财政、教育政策研究；郭蓉，1998年生，女，山西原平人，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陈文博，1992年生，男，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后，从事教育经济与财政研究。引用本文毛建青，郭

摘要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对经济增长的预测，结合国际比较与历史数据，对2025—2035年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层次结构与所需教师数等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到203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会持续增加，或提前实现国家规划的65%的目标，但若以全日制高校入学率衡量则仍有2.46%的差距。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如果保持自然增长，预计到2035年研究生占比将增至11.31%；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仍需进一步扩大，至少应扩大5%左右，达到可与世界强国竞争的理想规模则应继续扩大15%左右。高等教育中的普职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参照发达国家经验，高职高专、应用型本科、研究生教育中的专业教育等总占比应达到60%~70%，预计未来应有20%左右的普通高等教育转型为高等职业教育。未来重点学科在校生人数将持续增加，其中以工科为主要增长源，新工科中计算机类与电子信息类等战略性学科的整体质量与综合效益有待提升。伴随着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生师比应逐步降低，到2035年高等教育专任教师的规模预计需增加超过140万人，其中重点学科专任教师的增加占比接近50%。关键词高等教育规模

卷首近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这一理论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深刻理解“两个结合”、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开创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指明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任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迈上了新境界，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和有利的文化条件。在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观念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具有权威性和统一性，又具有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文化使命与中国教育事业密切关联。中国的教育研究既要直接参与中国现代文明的构建，也要贡献于新一代知识人的塑造，这空前考验着当代学人的独立思辨能力和明体达用的理论自觉。第一，中国的教育学是嵌入国体与社会的教育学。在过去的学科构成中，从名词、概念、理论到知识系统还混杂着许多未经系统甄别的翻译与借用。在教育问题上，局部的对等性往往不能确保移植后的全局有效性，以至于在外界看来教育学科似乎存在某种自言自语的“悬空感”。如今，教育领域日益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教育研究也逐渐成为学科交叉的创新热点，“名实分离”的情况却使得相关讨论如履泥沼。习惯性地将舶来的教育学理论当作无须质疑的公理权威，将未经澄清的应景辞令作为前提预设来开展研究，难免越走越偏。如何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洞察精微的敏锐去弥合名实之间的鸿沟是学者的重要使命。第二，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教育传统，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更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理解中国的教育不仅要贯通当前的实践经验，更要追本溯源，把握“教之所由生”。中华文明的古老经典系统中有大量涉及教育宗旨、学习要义、人格典范和社会理想的论述，这些宝贵的遗产尚未得到全面的继承和开发。另一方面，得益于近百年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今天我们有条件以现代人的生活体验和真切的国际比较来重新认识古典的价值。“两个结合”特别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要统摄古今，守正创新、返本开新是进一步推动教育学理论创建的重要方法论。第三，面向宏伟的文化建设事业，理想绘就的蓝图越伟大，在行动中就越需要确保一梁一柱、一砖一瓦都扎实坚固。对研究和教学而言，最根本的依旧是兢兢业业的日常工作。对典型现象循名责实，对关键概念详密论证，对重要议题严谨辨析，对疏漏偏误郑重批评，学术上的每一步进展都要经得起推敲，每一项研究都不能好大贪功。一篇文质兼美的学术论文，既能体现出士大夫式的文化责任感，亦不失专业上的严谨与精密，它对时代命题的贡献宁可是实质上的一小步，也要好过形式上的一大步。为此，学术创新既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纯熟的论证技艺，也需要关联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未来构想。往期精彩卷首语

《复旦教育论坛》2022年第六期投稿入口本刊建议论文内容宜兼具思想理论深度和实践针对性，支持学科交叉与创新，注重学术严谨性、规范性和良好的中文写作。字数在10000

摘要21世纪以来，日本为了复原经济活力与全球竞争力，开始关注全球化人才培养。出国留学被视为最有效的路径，却未得到本土学生的积极响应。“在地国际化”作为替代途径受到重视，但“权宜”特征明显，致使实践中难以充分发挥深化高校国际化内涵建设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现有举措的成效与不足并存：其课程国际化重视全英文教学，但受益面与内涵建设有待进一步提升；重视外籍教师引进，但存在“象征性”与“边缘性”现象；“国际共修”在跨文化能力培养中受到关注，但教育成效受到一定制约。这对我国的启示是：课程国际化评估指标应多元化；充分释放外籍教师推动国际化改革的潜力；引进并完善“国际共修”制度。关键词日本；在地国际化；课程国际化；全英语教学；国际共修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21年度教育学一般项目“后疫情时代以‘在地国际化’加速我国国际化人才培养研究”（BIA210182）作者简介房欲飞，1977年生，女，山东聊城人，教育学博士，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引用本文房欲飞.日本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兴起、得失及启示[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4):122-128.在人员、资金、信息的全球流动势不可挡的时代，提升所有在校生的国际视野与跨文化能力，正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可回避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传统上以跨境流动为主的国际化教育范式因其受益面过小受到挑战。为了应对绝大多数没有机会流动的在校生如何国际化的问题，“在地国际化”开始受到关注。所谓“在地国际化”，即将国际化教育的空间放在本地，使学生“无须出国就能发展国际化技能与跨文化能力”

摘要高校教师学术创业对科研产出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争论的焦点。通过收集我国四所“双一流”大学教师学术创业的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法探究高校教师学术创业与科研产出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高校教师参与学术创业后，科研产出数量不会发生变化，但科研产出质量会有所下降；不同学科教师学术创业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工科类教师学术创业对科研产出数量和质量均无显著影响，而理科类教师学术创业对科研产出质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为了减少冲突，实现“研创”共生，建议建立“支撑保障”与“边界限制”并行的学术创业管理体制，并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进行分类管理。关键词高校教师；学术创业；科研产出；倾向值匹配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教师学术创业的影响机理及激励机制研究”（22YJC880064）作者简介苏洋，华东政法大学高等教育与教育法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引用本文苏洋.高校教师学术创业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基于倾向值匹配的反事实估计[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4):114-121.一、引言高校教师学术创业，是指高校教师基于科研成果商业化的过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将科学研究转化为竞争优势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教师学术创业的政策，涉及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加大科研人员奖励、减免税收等，总的体制机制上破除了制约教师学术创业的壁垒。然而，高校对教师学术创业仍持迟疑态度，大多高校没有出台相应的学术创业校本政策[1]。为何会出现国家大力支持，高校对接缓慢的局面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者及高校管理者对教师学术创业存在质疑，担心教师学术创业会对传统的教学、科研使命产生冲突。教师“学术创业”究竟会不会以牺牲教师科研产出为代价，学界目前尚无一致的结论。理论认知的不一致挑战着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对学术创业的包容度。鉴于此，本研究利用四所双一流大学教师的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法（PSM），对教师参与学术创业后是否会对科研产出产生影响，以及影响效应有多大等问题提供更科学的答案，以期为决策者制定更为合理的学术创业政策提供实证依据二、学术创业与科研产出间关联性的理论探讨与实证支持目前，学界对学术创业和科研产出关系的讨论尚未达成共识，主要形成了三种竞争性的观点。（一）学术创业和科研产出之间存在对立冲突的关系多个实证研究支持对立冲突假说，认为学术创业是以牺牲教师学术研究为代价的。图尔和恰尔尼茨基（Toole

摘要随着科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人才的国际流动日益频繁。那么海外经历能否提升科研论文产出？本文聚焦我国高层次人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1998－2017年入选的1782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构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履历数据库与科研数据库，从学习、工作两个维度实证研究了海外经历对高层次人才科研论文产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海外经历正向影响国际科研合作与国际科研生产力。具言之，不同类别的海外经历对科研论文产出的正向影响具有差异性，海外学习经历的正向效应远远大于海外工作经历的正向效应，海归学者在科研论文产出上的优势因学科领域与高校平台的不同而差异性显著。关键词高层次人才；海外经历；科研论文产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高校高层次海归人才引进成效后评估”（18BGL219）作者简介潘虹，1990年生，女，四川中江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科技人才政策、公共政策绩效，电子邮箱为hongpan@cqu.edu.cn；唐莉，1977年生，女，河南信阳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政策、全球科技治理。引用本文潘虹,唐莉.海外经历能否提升科研论文产出？——以长江学者为例[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4):105-113.一、问题的提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科技创新成为世界各国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科技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竞争。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广开进贤之路，广聚天下英才，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截至2021年，我国研发人员已达562万人，连续9年稳居世界首位[1]。适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人才国际交流，用好用活各类人才”[2]。作为人才国际交流的重要抓手，我国的出国留学政策与引才回国政策日益完善，在原有“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工作方针上增添了新的内容——“发挥作用”[3]。那么海外经历是否“发挥作用”？是否影响高层次人才的科研论文产出？遗憾的是，学界就高层次人才海外经历如何影响科研论文产出尚未达成一致结论。既有研究包括以下两方面文献：一是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海外经历与国际科研合作的关系。已有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科研履历分析与文献计量分析论证海外经历对国际科研合作的积极效应[4-7]。二是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研究海外经历与国际科研生产力的关系。一些学者研究认为科研人员赴海外学习或工作，有助于学习前沿的专业知识，培育专业的科研技能，积累科技人力资本提高国际科研生产力[8-11]。然而，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相较于本土科研人员，拥有海外经历的科研人员在国际科研生产力上并无显著优势[12-15]。究其原因，不同类别的海外经历可能影响跨国资本的积累程度，继而对科研论文产出带来差异化的影响[16]。既有研究大都聚焦于某一类别海外经历的单一分析，缺乏对不同类别海外经历影响效应的综合比较。本文聚焦我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1998－2017年入选的1782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构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履历数据库与科研数据库，从学习、工作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不同类别海外经历对高层次人才科研论文产出的差异性影响，希冀为我国高层次人才政策制定与管理实践提供经验证据。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一）海外经历与国际科研合作国际科研合作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中合作共享的行为[17]。学界研究认为海外经历对国际科研合作具有积极影响，既有研究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提供了翔实依据。理论分析上，威廉姆斯（Williams）[18]从国家、城市与机构三个层面全面剖析海外经历促进技术转移与知识扩散的正向外部性。马赫鲁姆（Mahroum）[19]认为海外经历是科研人员建立国际学术网络与促进职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实证检验上，一是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海外经历与国际科研合作的关系。比如，琼斯（Jöns）[4]对93个国家1800余名访问学者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德国洪堡基金获助者回国后与德国学术同仁维系着长期的国际科研合作关系。伊纳尔维兹（Ynalvez）等[20]对菲律宾农业科学家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拥有海外经历的学者国际合作论文更多。琼克斯（Jonker）等[21]对阿根廷生命科学家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海外经历建立的学术网络显著影响着国际科研合作模式。二是通过科研履历与文献记录研究海外经历对国际科研合作的影响。比如，阿格拉瓦尔（Agrawal）等人[5]基于印度专利引文数据库进行研究，发现专利发明人的海外经历有助于构建国际科研合作网络与促进技术跨国转移。杨芳娟等人[6]基于Scopus数据库进行研究，发现拥有海外经历的中国高被引科学家国际合作论文数量更多。伯纳德（Bernard）

摘要高校青年教师成为导师的过程中会遭遇角色适应的挑战，但在学术研究和实际管理中并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研究基于三元交互决定理论构建导师角色适应分析框架，通过对22名“双一流”建设高校青年教师的深入访谈发现，导师角色适应存在先验主导型、任务取向型、主体关怀型三种类型，青年教师在适应导师角色时会受到个体认知、信念、指导行为、院校制度、社会规范和学生特征等因素的交互影响。针对初任导师角色适应的特点，高校应注重导师角色准备期的前置教育和实践锻炼，重视导师角色探索期的个性化指导与支持，加强导师角色发展期的政策激励与制度保障，以此来有效提升青年初任导师的角色适应能力。关键词青年教师；初任导师；角色适应；导师指导；导生关系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组织环境与教师活力的本土化研究”（18YJC88011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研究型大学毕业博士入职地方高校后的组织适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72104175）。作者简介李永刚，1989年生，男，山西吕梁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付芝宁，1997年生，女，山西临汾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引用本文李永刚,付芝宁.高校初任导师的角色适应类型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2名“双一流”建设高校青年教师的访谈[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4):97-104.一、引言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和质量保障压力的提升，对于高校教师而言，“导师”角色与其说是一种身份荣誉，不如说是一份责任。从2018年起，教育部专门针对研究生导师群体，先后发布《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教研〔2018〕1号）、《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教研〔2020〕12号）等政策文件，对研究生导师的素质要求、职责任务和行为规范做了全面细致的规定。面对研究生导师管理的高标准与规范化，导师指导不再被简单视为象牙塔中导生之间浪漫的智力交往和师徒传承，而是具有很强的专业工作（professional

摘要基于调查数据实证探讨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现状及其形成机制，发现一些异于以往研究的经验事实：随着高教行业“卷”时代的来临，科研考核与职称评定已超越收入、住房及子女教育等生活负担，成为该群体最大的压力来源；而多元压力诱发了他们明显的健康焦虑与地位剥夺感。但该群体总体上能够“焦而不馁”，仍保持着较高的职业认同与教书育人信心。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表明，相比各种生存性压力而言，健康焦虑及地位剥夺感对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感有更强的正效应。不过该群体的高压力感不是由任何单一压力诱致，而是多重压力并发作用的结果。上述结论对新形势下的高校青年人才工作有重要启示。关键词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健康焦虑；地位剥夺感基金项目2023年上海市社科规划“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专项课题“新时代新侨工作的现状、困难及对策研究”（2023VTZ012）；上海师范大学文科创新团队项目（301AC703119004228）。作者简介周立民，1986年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文化社会学；邢海燕，1974年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引用本文周立民,邢海燕.从生存性压力到制度性焦虑：“卷”时代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压力成因[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4):87-96.一、问题的提出曾经大学教师因为工作稳定、收入不薄、时间自由、兼顾家庭等标签而成为令人艳羡之职业。但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进程加快，“非升即走”聘用制的试点高校不断增加，基于论文与项目的绩效考核导向渐成主流。上述标签所描绘的“丰满理想”正与新形势下该群体压力重重的“骨感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并在高校青年教师英年早逝及因不满考核晋升制度而伤人事件的多起报道中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青椒”网络戏语也因此盛行起来。过重的职业压力不仅可能侵蚀高校青年教师的科研教学质量及身心健康，而且更深层地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培育及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问题。因此，如何通过完善高校“预聘制”等措施有效缓解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压力成为2022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议题之一。不少学者纷纷对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职业压力问题展开研究，积累了一些重要成果：一是对该群体职业压力的客观来源做了较详细的分类描述[1]；二是对该群体的职业压力形成的相关性因素做了初步探讨[2]。但是，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到住房、收入及科研考核等常见的客观变量，而忽视了高教职业面临的制度变迁背景对该群体职业心态所带来的影响。同时，研究者倾向于把客观压力来源和主观压力感混同起来，即重点探讨了该群体的客观压力来源，而就两者之间的心理效应或转化机制未做充分探讨。实际上，相同生活状态下人们可能产生不同的感受，比如个体客观阶层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可能存在低估或高估的明显偏差[3]。因此，收入、住房及科研考核等是否必然会引起偏高的职业压力感呢？如果不是，又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类似问题仍待深入探究。本文从中国高教职业的变迁历程视角出发，综合应用多元回归及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统计技术，系统地揭示当前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的新影响因素及多重并发机制，兼具理论创新和经验启示意义。二、文献述评与理论拓展近年来，有关高校青年教师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彰显了该议题的学术重要性。其中，早期成果主要涉及该群体的教学能力、职业满意度及心理健康等问题[4-7]。而随着近年来高校青年教师英年早逝等新闻频现报端，较新的文献转而聚焦于该群体的职业压力成因及其应对措施，但在内容和方法上皆有拓展空间。接下来，本节将重点回顾有关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首先，大部分研究对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压力来源做了描述分析，并主要关注到该群体的客观生存性压力。一项描述性研究发现，北京高校青年教师的生活压力主要体现为经济压力及工作生活矛盾，而工作压力则源于授课任务繁重、专业技能和授课技巧问题以及职业生涯缺乏指导规划等[1]。对于讲师职称的青年教师来说，经济压力均值为4.06分，高于科研和教学压力[8]。也有研究发现高校专任青年教师在住房方面的压力最大，选择“较大压力”及以上者占比超过65%[9]。还有学者认为，因教学科研“全年无休”及“八小时外定成败”带来的时间压力对青年教师有较大影响[10]。可见，相关成果主要涉及高校青年教师在经济收入、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科研考核及职称晋升等方面的生存性压力，却较少在测量主观压力感的基础上去分析其形成机制。然而，客观的生存性压力不一定会直接转化为青年教师的工作压力感。其次，有学者开始侧重探讨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的生成机制问题。行政逻辑使得高校教师被裹挟于科研竞赛中，由此所催生的时间压力是导致该群体“在学术界失眠”的主要原因[10]。有学者将高校青年教师时间压力分为“挑战型时间压力”及“阻碍型时间压力”，并考察了两者如何通过主动动机和受控动机而影响其工作繁荣[11]。但这两项研究在方法上主要基于理论探讨或小样本访谈，其结论有待进一步的数据检验。张蓓等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工作任务与社会支持因素对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的影响，发现职称晋升、科研竞争及教学任务能增加压力，而家庭归属与人际和谐则有降压效果[2]。不过该成果并未直接测量职业压力，而是将其与个体的焦虑感及孤独感等同起来，因而未能重点分析制度变迁对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感的影响机制。实际上，无论是概念界定抑或指标操作化上，焦虑感和职业压力感存在明显差异。比如有学者在研究中就明确了这种区分，并采用不同指标分别测量高校青年教师的焦虑感和科研绩效压力感[12]。因此，在相关主题研究中，有必要区分测量焦虑感与职业压力感，并探究两者的相关性。上述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但仍有可拓展空间：第一，在职业压力感的影响变量选择中，局限于常见的客观压力来源，对高校青年教师压力形成的时代背景变量及由此带来的群体心理效应重视不够，也未能比较评估不同因素对他们压力感的具体效应大小，对职业生态变化后哪些因素更可能直接促成其压力感缺少充分探讨；第二，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简单的相关性分析，总体上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重视不够，特别是对其中可能隐含的多重并发机制探究较少。实际上高校青年教师压力感成因是复杂的，任何单一变量皆难以充分解释。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在内容上将结合中国高校职业变迁史，强调“卷”时代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生态已经发生变化，并将影响青年教师群体的职业压力来源及主观压力的生成机制；而在研究方法上，则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技术来系统探究其压力感的多重因果路径。三、职业变迁视角下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感成因（一）中国高教职业发展与“卷”时代的来临新中国的高校职业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年至1965年的初步发展阶段、1977年至1998年的恢复缓慢发展阶段、1999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的显著特征是高等教育加快了从外延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的转变[13]。这也预示着中国高教职业的结构性背景已然发生变化，至少体现在：（1）高校的扩招与科研教学人员持续增加。与第一次大扩招之年（1999年）相比，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从52.33万人增加到183.30万人，尤其是在一线大城市中，专任教师数量逐年走高。从图1可以看到，从2013年到2020年，北京、上海、重庆及天津四大直辖市的专任教师数量持续攀升，分别增加了7101人、7131人、12279人及2727人。（2）青年人才的质量提高加剧了竞争激烈程度。随着中国研究生教育及经济社会发展，本土及海归博士数量也逐年增加。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会选择高校及科研院所作为自己的职业去向。比如上海高校专任教师的博士学历占比2013年为43.07%，2015年为47.76%，到2020年上升到57.76%①。而高质量人才增加是导致高校教学科研岗位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重要动因。（3）高校市场化机制的引入及由此衍生的关联性制度改革。内涵式发展所积累的人才储备加快了高校的市场化转型，人事应聘临时化及考核绩效化等已成为当代中国大学的最重要发展趋势之一。在上述结构性背景的综合作用下，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卷”时代。“内卷化”一词较早由黄宗智先生从格尔茨的研究中介绍到国内，并被理解为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14]，或无实质意义的内耗性竞争。但随着该词的流行，人们不断赋予其新的含义，在日常表达中甚至已成为竞争激烈化的替代词。本文中，所谓的“卷”时代，主要是指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过度竞争、关联性制度改革的极端化态势，以及这种竞争激烈程度与科学研究的进步不匹配等现象。具体表现为当下流行的唯成果论的刚性量化评价体系、临时化的人事评聘制度及期刊的核心化等。（二）“卷”时代的高校职业生态与青年教师压力来源“卷”时代高校青年教师所面临的非稳定化职业环境对其工作心态有深刻影响，但已有研究对这种影响缺乏充分探讨。接下来，本文将基于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的职业新生态，针对其职业压力感之形成提出“制度性焦虑”的理论解释。1.

摘要基于2016年和2019年两次全国性调查与测评数据，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本研究考察了以课业学习为主的学习投入对大学生学业表现和高阶思维能力的双重效用。研究发现，学习投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学习投入越高学生的GPA也越高，两者表现为单一走势的线性关系，验证了学习投入“越多越好”。另一方面，学习投入超过一定限度后对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效用会发生方向性改变，两者表现为倒U型的曲线关系，表明学习投入存在“适度区间”。这说明学习投入理论中的“越多越好”假设、“适度区间”假设均仅在评估特定学习成果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学习投入带来的GPA高涨是以侵蚀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为代价的。这些结果对学界深化学习投入研究、高校优化人才培养目标具有指导意义。关键词学习投入；GPA；批判性思维能力；倒U型关系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21年面上项目“高等教育如何影响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基于全国本科院校调查与测评的实证研究”（72174081）作者简介卢瑶，女，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学生学习与发展研究；沈红（通信作者），女，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主要从事学生能力增值研究；张青根，男，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引用本文卢瑶,沈红,张青根.绩点为王的思维代价：学习投入与本科生的学业表现和高阶思维能力[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4):78-86.一、问题的提出学习收获是近几十年中外学界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随着学者对此研究的推进和积累，学习收获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1]，学习投入与不同学习收获的关系也亟须检验和澄清。平均学分绩点（Grade

摘要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不仅关乎个人发展，也关乎各行各业专业人才供给数量和质量。以某“双一流”建设高校工科平台本科生小鑫的专业学习热情变化故事为切入点，结合情感社会学视角和16位大类平台本科生的访谈资料，探究大类培养背景下大学生专业学习热情变化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受到其学习期望与体验一致性的直接驱动；自我核心认知与情感是影响学生期望和学习情境定义的内在动力；学习情境是激发学生学习期望和学习情境定义的外部因素；防御机制的激活状态进一步影响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未来，可重点从重视生涯发展与规划教育、优化专业分流及配套方案、建立学生学习情绪台账等方面激发大学生专业学习热情。关键词大类培养；大学生；专业学习热情；情感社会学；叙事研究基金项目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促教基金项目“大类培养模式下大学生的专业认同及其对专业坚持的影响”（CTLD22X0009）作者简介徐伟琴，女，安徽安庆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高校学生发展研究；岑逾豪，女，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校学生发展研究；曾剑雄，男，广东陆丰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生教育研究。引用本文徐伟琴,岑逾豪,曾剑雄.大类培养模式下大学生专业学习热情变化的发生机制——基于情感社会学视角的个案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4):68-77.一、引言专业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是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培养一流人才的“四梁八柱”[1]。大学生作为专业人才的后备军，其专业学习热情不仅关系到自身未来学业和职业发展，也关乎所在专业对口领域人才供给数量和质量。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却不容乐观。研究显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越来越多大学生所读专业并非其高考志愿填报的专业，这使得不少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对所学专业缺乏热情，进而引发学习倦怠感强烈，专业认同感、专业承诺和学习投入度偏低等一系列问题[2-3]。例如，朱红团队[4]基于“高等理科教育改革”课题数据发现，我国理科大学生存在“兴趣和志向双重缺失”的问题，大学生入学后的专业学习兴趣较入学前呈现“缩水趋势”，这一点在研究型大学中尤为明显。宋乃庆团队[5]针对西南地区五所高校本科生的调查显示，近三成学生“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逾一半学生表示“在清早起来，想到要面对一天的学习便感到很疲倦”；超过七成学生“很难对学习保持长久的热情”。与此同时，大学生专业学习热情的消退还可能诱发其通过转系、跨专业深造或就业等方式“逃离”所学专业，进而造成学用不匹配现象。例如，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于2005—2015年期间对全国高校毕业生进行了六次调查，历次调查中我国高校毕业生学用不匹配的比例均超过三分之一；专业学习兴趣的缺失是造成大学生学用不匹配的重要原因之一[6]。为进一步帮助大学生实现“学其所愿，学有所用”，同时满足宽基础、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近年来国内许多高校逐步探索并推行了“大类招生+平台培养+专业教育”的模式。相较于传统招生和培养模式，大类培养模式下大学生面临的一个特殊情境在于，学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平台培养方才确定具体专业。当前，已有研究者关注到大类模式下学生学习效果问题。相关研究借助问卷调查发现，大类培养模式下学生对不同类型课程的学习兴趣和时间精力投入仍存在着较突出的不协调问题，对各方面教学条件和环境的感受也存在较大差异[7]。然而，学界对大类培养模式下大学生专业学习热情的深入研究尚不多见，教育学理论也较少观照专业学习热情在大学生成长与发展中的意义。费孝通[8-9]先生指出，社会发展“不仅需要看到社会结构，还要看到人”，要关注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作为一门“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10]，教育学在促进大学生专业学习热情的过程中不应缺席。那么，在这一相对特殊的学习情境之下，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呈现出怎样的特征与变化？哪些因素影响了大学生专业学习热情的变化？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影响大学生专业学习热情的变化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大类培养模式下大学生专业学习热情的认识，进而为改进大类培养模式提供来自学生视角的证据。鉴于此，本研究以某“双一流”建设高校工科平台本科生小鑫的专业学习热情变化故事为切入点，结合情感社会学视角和16位大类平台本科生的访谈资料，探索大类培养背景下大学生专业学习热情变化的发生机制。二、理论框架参照已有研究关于热情、学术热情的定义[11-12]，本研究认为专业学习热情是指个体具有浓厚的专业兴趣、在专业学习中能够获得较强的意义感并愿意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的强烈情感倾向，在本质上属于个体对所学专业所持有的一种正性情感。情感历来是心理学研究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近几十年来逐渐受到社会学家所关注。社会学对于情感的关注，不同于心理学的生理唤醒、外显行为和体验，而是把情感放在更为宏观的情境和关系、社会和文化之下来考察[13]。受已有研究启发，本研究从情感社会学视角理解大学生专业学习热情的变化，认为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非心理学家关注较多的短暂的情绪，而是一种指导个体专业学习行为的情感驱动力。情感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系统研究领域，是一门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人的情感问题的学问[14]8，它强调情境、结构、面对面互动的动态机制、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变量对情感的限制[14]21。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社会学家对人类情感问题展开研究并构建了符号互动论、期望状态理论等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如何影响个体情感的唤醒和变化过程。特纳（Jonathan

摘要农家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实现向上流动和阶层跨越的过程，也是在具有不同文化意涵和道德秩序的社会世界中穿行的旅程。研究以改革开放之后出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为中心，深描他们穿梭于乡村与城市、植根于家庭经验之中的情感困扰，揭示跨越城乡边界的阶层旅行中内隐的道德风险。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不仅意指社会位置的变动，也伴随着对家人关系的冲击，包括“疏离”的隐痛、“孝顺”的难题以及“做自己”的矛盾。在跨越边界的流动过程中，农家子弟进行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生产：既有以取得高学业成就为中心的文化生产，也有以“过道德生活”为中心的文化生产。第一种文化生产中，他们的创造性突出体现在对一个道德世界的秉信，而第二种文化生产的发生恰恰需要打破这种单一秉信，融合差异性的道德秩序，重构富有自主性的道德生活。关键词

摘要“中国学习者”是国际上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新兴议题，旨在从国际和比较视野剖析中国学生群体的学习特点，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学生学习理论提供重要参考。本文通过对中国学习者研究文献的系统查阅和述评，认为本领域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消极刻板评价（20世纪80年代）、破解“中国学习者悖论”（20世纪90年代）、理论探索和反思超越（21世纪初至今）。研究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价值取向从过于消极到过度积极再趋于客观，研究内容从学习方式向理论探索和影响因素扩展，解释视角从文化主义向教师教学等视角转变。中国研究者需要更多地参与到本领域研究中，持续加强研究的“中国立场”，展现更为真实而复杂的中国学生学习样态，提升在本领域的理论贡献水平和国际话语权，并完善研究思路以服务中国教育教学的改革。关键词

摘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包括法律层面的规制性制度与伦理层面的规范性制度。道德经济关注的是经济活动如何影响道德价值观和规范，以及这些规范如何反过来影响经济活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是一种规范科技成果所有权和知识生产行为的道德经济制度，影响高校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不仅激发研究成果的转化，而且也明确了研究成果转化过程中权利和责任的分配。本研究通过论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道德经济性质，展示了道德经济概念在当代大学变革研究中的相关性，从而有助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推进。基于道德经济视角，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与实践需要完善奖酬激励与分配正义机制，深化科技成果所有权归属制度改革以及协调开放科学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关键词道德经济；科技成果转化；创业型学术作者简介王占军，1980年生，河北承德人，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谢静雨，1996年生，江苏宜兴人，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引用本文王占军，谢静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道德经济意涵[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4):43-49.近年来，作为高校第三使命的科技成果转化功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大学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研究主题。然而，尽管大多数研究都对当前高校的经济社会服务使命提出了社会科学视角的见解，但这些见解很少与道德哲学问题相关。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道德价值和规范如何影响那些以成果转化为目标的知识生产活动，以及成果转化在道德上具有重要的后果，特别是在分配正义方面，我们对当代高等教育和学术工作的解释就很可能会产生偏差，就像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如果不考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道德维度，就会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解释产生偏差一样[1]。因此，本文使用道德经济理论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制度进行研究，旨在阐明如何在不同的研究人员和大学之间分配关于研究成果商业化的权利和责任，以实现分配正义。本文认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也是一种道德经济制度，因为其设定了知识生产的行为规范。“制度”一词指的是相对稳定的“约束和调整组织中各种行为和关系的规范体系”，包括规制性和规范性两个层面[2]。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显然是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会规则体系的一个例子，其规制性层面体现于相关政策规定中，遵守制度的基础依靠法律强制，而其规范性层面则主要包括科学规范和价值观，强调制度的合法性机制蕴含在深层的道德基础中。本文在对国家立法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双一流”高校教师科技成果转化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规制性制度与规范性制度所体现的正式的道德经济规范和价值，以及它们对分配正义的影响。一、道德经济理论框架（一）道德经济理论卡尔·波兰尼被许多人认为是最伟大的道德经济学家之一，他系统地探讨了观察经济生活嵌入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价值观和规范，以及道德与经济生活的各种可能矛盾[3]。然而，波兰尼并没有明确使用“道德经济”一词。“道德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汤普森于1971年发表的《18

摘要大学内部治理模式中，“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在历史渊源、内涵界定、权力侧重以及价值诉求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既呈现理论上的分野，也有着制度上的耦合。实现“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制度耦合，是当代中国大学内部治理改革的基本逻辑和必然发展，也是立足国情、化繁为简、平复争议的有效路径和可行方案。在“治校”和“治学”制度耦合的整体设计上，不但要保持两种模式灵活转化的张力，也要在维护教授权力的基础上避免行政化管理惯性，促进学术的民主与自由。在“治校”和“治学”制度耦合的路径策略上，可以从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和改革学术管理组织出发，整合学校教授群体的资源，构筑教授权力的实现平台，建立教授主体参与的保障机制，以增强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制度耦合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关键词大学内部治理；教授治校；教授治学；理论分歧；制度耦合；中国模式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0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反教育行为’的多元治理研究”（BGA200056）作者简介史吉海，男，山东惠民人，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滨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治理研究史华楠，男，江苏南京人，扬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扬州大学中国乡土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治理、乡土教育研究引用本文史吉海，史华楠.中国式“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的理论分歧与制度耦合[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4):36-42.现代大学起源甫始，“学术与自由”就是活动的基础和追求的目标，其中“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后来发展成为大学内部治理的两大模式。从20世纪初叶开始，中国高等教育经历过教授参与大学治理的实践，但随着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对于大学内部治理的中国道路也开始出现分歧与争议。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有关大学内部治理改革的呼声不断，关于“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两种模式孰优孰劣的讨论仍在继续。因此，突破大学内部治理两种模式的理论分歧，推进“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的制度耦合，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亟待破解的难题之一。一、“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的模式渊源及其理论分歧（一）“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的历史起源“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虽一字之差，其历史起源和治理区域均有不同。“教授治校”最早的雏形是中世纪巴黎大学的“行会自治”，由于教授群体广泛参与学校治理，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型大学”，从而形成了西方大学的“教授治校”传统。19世纪初，柏林大学继承了“教授治校”模式，并以洪堡为代表坚持“教学自由、学术独立、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理念，教师拥有更为广泛的大学治理权，使现代大学的“教授治校”走向了极致。“教授治学”则主要来源于美国早期董事会领导下的大学治理模式，教授通过教授会和学术评议会主导学术事务成为美国大学内部治理的主要特征。如耶鲁大学坚持“学术独立”和“教授治学”，要求学术问题必须经过“教授会”讨论，否则“校董事会和校长不能单方面做出决定”[1]。当西方高等教育系统正式形成“国家管理、市场作用、学术权威”的“权力三角”[2]以及大学权力制衡关系得到巩固后，“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逐步定型为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的两大模式，并一直影响着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和大学内部治理风格。（二）“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的本质差异中外学者在评价或讨论“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时，均提及二者的基本内涵，并试图借此厘清它们的区别，但对“教授”“治校”和“治学”三个概念的原本意义和本质的界定显得模棱两可，使人不得要领；也有研究者在解读“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时所持观念有所偏颇，与中外大学内部治理的理论来源和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产生脱节，使人无所适从。因此，倘若不厘清二者的根本差别，就无法在理论模型与制度架构上对“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进行深入讨论。1.“教授”与教授群体无论是教授治校还是教授治学，人们对于“教授”的现代理解都集中于“高等学校中职别最高的教师”[3]。有学者认为，从中国传统概念出发对“教授”进行解释，并不符合其作为西方“舶来品”引入中国的基本特征，“教授治校”（faculty

摘要目标治理是高校协调学校层面的统一性与学院层面的多元性之矛盾的有效治理方式。我国高校校院规划目标治理机制的核心在于学校与学院的规划目标耦合。对案例大学事业发展五年规划的分析表明，我国高校校院规划目标总体上趋于耦合而非碎片化，耦合的主要途径是政治引导和行政压力的双重作用机制。我国高校治理模式正在从校级独大的单中心治理迈向校院复杂互动的多中心治理。学校对学院的控制和引导方式日趋多样化，其中的关键在于，面对作为多中心利益体的学院时，学校如何将自身目标有效贯彻于学院治理目标之中。关键词高校五年规划；院校关系；目标耦合；治理机制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高校战略规划实施模式及绩效评估研究”（DIA210361）作者简介王鹏，1978年生，男，教育学博士，副研究员，华中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处副处长，主要从事大学战略规划、高校科教管理研究引用本文王鹏.高校校院规划目标耦合的治理机制与挑战——基于WN大学事业发展五年规划的案例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4):29-35.一、引言我国高校治理始终面临着纵向的（不同层级之间）同构性与横向的（不同学院之间）多元性之间的矛盾。“职责同构”是校院关系的重要结构特征之一，即除财权和人事权以外，从学校到学院在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基本统一。不同高校的身份地位、历史基础、学科特色、办学资源乃至区位优势都各不相同，同一所高校内部各学院的发展情况也千差万别。高校作为具有二元权力结构的组织，其政策执行必须在学校层面的集权和学院层面的放权之间取得平衡。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核心在于对集权与分权的有效选择。校院关系不同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不同于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学院不是具有自主决策权的办学实体，而是只有“执行权”的单位，这一点鲜明地表现在财权和人事权的配置上。目标治理是高校协调学校层面的统一性与学院层面的多元性之矛盾的有效治理方式。高校普遍开展的事业发展五年规划就是目标治理的一种典型形式。五年规划的本质是由学校提供“规划”这一公共产品，而要提供什么样的“规划”，需要依赖“整体知识”[1]。规划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也就是整体知识的生产与使用过程。通过有意识地运用整体知识，制定学校规划，引导资源配置，以推动目标实现的公共事务治理方式就是校院目标治理。校院关系可以视为委托代理关系，学校是委托人，学院是代理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怎样使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学院）按照规划契约的另一方（学校）的意愿行动，并使双方都能达成效用最大化，这是确保规划有效实施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学校与学院目标函数的一致性，二是学校与学院的博弈过程。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表明，总体上高校治理模式由校级独大的单中心治理向校院互动的多中心治理演进，并且学校对学院的控制和引导方式日趋多样化，而学校在面对学院多中心利益体时，如何将自身目标有效融入学院治理目标仍是关键。因此，从学校与各学院五年规划的比较中可以考察校院目标耦合的治理情况。二、文献综述从当前高校实际运作情况来看，校院双方责权利的划分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如，校院权责不对等、学院设置不规范、学院层面管理体制不完善、考核激励机制不健全[2]、学术共同体碎片化[3]等。中国大学应该将学院二级管理纳入大学治理的范畴，形成校院二级权力均衡、紧密互动的治理结构。其实践逻辑应为：学校层面注重整体治理结构的设计，尤其是通过制度建设、机构调整等措施，明确划分权力结构，实现大学治理的宏观规划和管理；学院层面则通过学校对其在教学科研、学术决策、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赋权，真正从权力结构、组织结构上保证学院“学术共同体”“教学共同体”的主体性地位[4]。学校通过构建起以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为主、主要进行宏观调控的管理系统，对学院的工作进行宏观管理、领导协调和监督检查。学院作为学校内部的办学实体，在学校宏观管理领导下，围绕学校战略目标开展具体工作[5]。“十四五”时期，高校战略规划制定实现了旧范式（文秘范式）向新范式（专业范式）的转移，大学战略规划编制模式通过规划体系下的权力再配置完成了治理行为的转变[6]。然而，以学校总体规划为核心确立的目标分解、检查、考核、激励体系，使得学院只能被动完成学校下发的各类考核指标任务，学院规划在院系治理中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而处于悬浮状态。对此，需要增强学院规划的实体地位，实现校院规划的层级嵌套与目标对接，从而促进学校层次的“规划上移”和院系层次的“规划下移”，最终“建立起学校宏观调控、学院自主办学的高效运行机制”[7]。综上，现有文献为识别我国高校战略规划中校院目标耦合的治理问题和解决其困境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一些研究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但也尚存可以拓展的研究空间。在我国高校治理模式从学校独大的单中心治理向校院复杂互动的多中心治理转变之时，学院实际上已经成为“具有特殊利益结构和效用偏好的行为主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其发展目标，具备了与学校“讨价还价”的能力，那么，在五年规划中，校院规划目标是通过什么机制趋于耦合而非碎片化的？学校是如何将自身规划目标有效贯彻于学院规划目标之中的？战略规划研究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总结和构想出一套只能在真空状态下完美执行的操作技术，而是在对实践问题加以深入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建构出具有解释意义的理论框架。如何从现象到原理去把握高校战略规划中校院目标耦合的治理机制，是我国高校战略规划研究亟待突破的方法论难题。三、校院规划目标耦合治理的案例分析WN大学是一所具有鲜明特色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截至目前，该校共进行了“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等6轮事业发展五年规划的编制。本研究采用质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路径，相关数据来源于WN大学“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学校及学院事业发展五年规划。（一）校院规划目标耦合的治理情况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大学自主权的逐渐扩大，五年规划逐渐成为高校主动谋划自身发展的有效手段，也成为优化高校治理的有效途径。高校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是其自身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其促进校院两级博弈平衡、实现校院规划目标耦合的过程。而规划目标耦合的重点就在于提高学院规划目标与学校规划目标的一致性。所谓校院规划目标的一致性，就是以统一的规划目标使学校与学院的各种规划行动导向一致，从而确保高校规划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具体而言，校院规划目标的一致性体现在学院的规划指标是否完整地反映了学校的规划目标。“十一五”以来，WN大学的“五年计划”变更为“五年规划”，其学院目标函数和学校目标函数从严格的一一对应转变为总体上相互匹配。如表1所示，学院与学校一致指标的比例在“十一五”规划中达到70.2%，在“十二五”规划中升至70.4%，在“十三五”规划中降至59.5%，在“十四五”规划中又升至62.8%。对于常规性指标而言，学院与学校一致的指标比例始终较高；对于战略性指标而言，学院与学校一致的指标比例则始终偏低。从指标种类和结构上看，就学院规划中不同指标数的平均值相对学校规划中对应指标数的占比、学院规划中不同指标数的平均值相对学校规划中各类指标总数的占比而言，占比较高的指标均为常规性指标，战略性指标的占比则始终偏低。如表2、表3所示，从“十一五”规划到“十四五”规划，人才培养、学科建设这两类常规性指标的占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且降幅较大；师资队伍、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国际合作这四类常规性指标的占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且升幅较大；条件建设这类常规性指标的占比基本维持不变；制度变革、资源配置这两类战略性指标的占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且有一定升幅。总的来看，学院层面逐渐认识到战略性指标的重要性，在学校规划指导下，自主促进学院规划的指标种类和结构趋向合理。学院是学校具体的办学单元，学校规划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靠学院规划目标的实现。因此，在高校五年规划的实践中，校院规划是“上下一体”的，也就是说，学校规划指标中的绝大多数都要分解给学院来具体完成。如表4所示，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校院一致指标中，完成或超额完成指标占比随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这表明各学院积极完成学校下达的各类目标任务。当然，也应看到，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二五”规划，待调整指标占比明显上升，这也从侧面表明学院一方面在努力完成学校下达的任务目标，另一方面也在强化自身与学校“讨价还价”的能力，根据实际情况让学校下达的任务目标更加切合学院实际。表5呈现了校院一致指标的分类型完成情况。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技创新、师资队伍这四类校院一致指标的完成率平均值均呈下降趋势。当然，这个平均值只是反映指标完成的程度在下降，即只要“达标”即可，不一定都要“超额”。从未完成指标占比来看，人才培养类、师资队伍类校院一致指标呈上升趋势，表明在此期间，受学校发展内外因素的影响，完成这两类指标的难度在增大；学科建设类、科技创新类校院一致指标呈下降趋势，表明在此期间，这两类指标始终是学校和学院高度关注并倾力完成的指标。与此同时，社会服务、国际合作、条件建设这三类校院一致指标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完成率平均值呈上升趋势，未完成指标占比呈下降趋势。（二）校院规划目标耦合的治理机制对学院来说，校院规划目标耦合的治理机制是保证学校所确立的规划目标能够实现的一系列机制的集成，主要包括政治引导机制和行政压力机制，如图1所示。1.校院规划目标耦合的政治引导机制政治引导[8]是学校和学院协调自身发展目标的重要政治措施，其作用是通过反复的沟通和协调，促使学校和学院就重大发展目标达成基本一致。政治引导主要体现在高校五年规划的目标制定过程之中，其引导途径包括理念启发、利益调控、政策影响、典型示范等。在WN大学五年规划编制过程中，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给予各学院、各职能部门充分参与学校五年规划编制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校内部分散化治理的特点。从“十一五”开始，“计划”变为“规划”，学校取消了直接面向学院的指令性指标，但学校制定的各类指标特别是数量指标仍需落实到学院。尽管如此，学院承接的数量指标已不再是刚性的控制指标，而是具有弹性的引导指标。指标的完成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校对学院的资源调配。总的来看，中国高校的五年规划制定模式呈现“分层决策、平行编制、纵向引导”的特点，即学校、学院分别按照前期研究与整体谋划、文本起草与统筹衔接、征求意见与审议备案、咨询论证与审定发布等4个步骤来制定规划。按照学校发展规划部门的统一部署，学校、学院同步启动规划制定工作；学校发展规划部门通过传达规划制定要求对学院加以引导，学院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前期研究，并形成学院五年规划的总体思路。在学校五年规划制定过程中，学校会将规划中的核心指标分解落实到学院层面，学院需要尽可能地修正自身核心指标来响应学校的任务分解，并按照学校规划的总体思路、主要任务来相应地调整自身规划的内容。虽然学校和学院制定规划的时间大体相同，但是二者在制定过程中会有多轮互动，以确保学校规划对学院规划的影响力。这就是政治引导机制，该机制在规划编制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1）规划制定前期学校和学院之间的信息交换在中国高校的治理体系中，学院发展的最优目标函数就是既能体现学院实际需求，又能体现学校总体要求。学院为了自身发展也需要深入领会学校精神，并顺应和体现学校的总体要求，以获得学校的系统支持。（2）学院五年规划需要和学校五年规划相衔接学院五年规划要上报学校发展规划部门进行审核。通过指标衔接，学校对学院不符合学校精神的做法进行纠正。以科技创新类指标为例，不少学院的五年规划仍然将在“影响因子大于几”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篇数作为规划指标，全然不顾学校已经强调将“标志性科研成果”作为重要考量标准；再以人才培养类指标为例，不少学院的五年规划仍然将学生规模、教学条件等数量型指标作为主要规划指标，而忽略了直接体现学生培养质量的内涵型指标，这与学校提出的内涵式发展精神有所违背。学校发展规划部门通过对学院规划的审核，要求学院对不符合学校总体规划精神的指标和内容加以整改，以确保校院五年规划的上下衔接。从五年规划执行完毕后的结果评估来看，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各学院规划中与学校规划相一致的指标，其完成情况总体上优于学院自选指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治引导不仅有保障学校和学院目标一致的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规划目标的完成率。2.校院规划目标耦合的行政压力机制当学院与学校的发展目标显著不同时，学校将采用行政压力这一机制。行政压力的作用方式主要是通过绩效考核，促使学院按照学校的意愿完成重大发展目标。在五年规划中，学校对学院的行政压力集中体现在约束性指标方面。事实上，在中国高校的运行实践中，对于约束性指标经常采用“逐层分解、逐层监督、逐层考核”的目标管理体制，从而将宏大的学校目标分解为学院、部门，乃至人员个体能够直接感知的具体目标，即俗语所说的“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身上有指标”，如此才能从上到下形成落实学校目标的集体行动。同时，学校又对目标落实情况进行跟踪评估、督促检查，对目标完成绩效进行考核，奖励先进、处罚落后，从而不断促进规划目标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行政压力通过科层制的层级控制体系层层下传。总的来看，这种行政压力机制的推行主要依赖目标分解、目标监测与评估、目标绩效考核这三个步骤。（1）目标分解五年规划目标制定后要进行分解、细化。一是逐级分解，明确责任主体；二是分解为各项子目标，以支撑更大目标的实现；三是分解为各年度目标，以掌握目标完成的进度。目标分解实现了五年规划与学校日常管理的有机衔接，能够将五年规划中的目标任务融入学校中心工作，破解发展规划与常态管理“两张皮”的问题。以“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为例，学校对“十二五”规划涉及的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国际合作、条件建设、管理创新和文化建设等9大项共计53个定量指标，“十三五”规划涉及的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国际合作、条件建设、校园环境、管理创新、党的建设、思政工作、文化建设等12大项共计72个定量指标都进行了分解。这些约束性指标都是未来五年有待考核的重点指标，也是学校必须确保完成的指标，都分别明确了工作分工和责任主体。这种目标分解实现了对五年规划执行过程的数字管理，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将“学院本位”扭转为“以学校大局为本位”。这种约束性指标的导向性作用，向各学院、各部门传递了学校加强学术治理和综合改革的决心和意向。这种自上而下的信号传递，不仅在单个领域推动了具体工作的改变，更改变了各学院、各部门对学术治理和综合改革之重要性的认识，在整个学校治理工作中产生了外溢性作用。从相关目标的完成情况来看，除了约束性指标之外，“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中与学术相关的预期性指标也都得以超额完成。约束性指标作为高校校院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契合了中国高校的科层制组织结构以及学科差异较大的基本校情。一方面，约束性指标赋予了学院较大的自由度，适应了当前中国高校“事权下放”的治理格局，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学校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约束性指标通过将目标绩效考核与学院责任和干部责任挂钩，在“事权下放”的同时又赋予了学校在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控制抓手，进而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高校治理体系。（2）目标监测与评估学校对“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均开展了中期检查评估。中期检查评估聚焦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规划所设目标任务的执行进度以及指标的科学性、合理性；二是规划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三是规划需要调整的内容以及下一步发展思路和措施。检查评估坚持全面与重点、定量与定性、检查与指导相结合的原则。这种监测与评估方式保证了学校对五年规划执行的全过程监控，也实现了责任分担和压力传递。（3）目标绩效考核学校建立了约束性指标考核制度。将约束性指标纳入各学院、各部门事业发展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并将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学科建设指标纳入对各学院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约束性指标是最低层次的、要求务必完成的硬指标，在指标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预期性指标是期望实现的、有一定弹性空间的软指标，在指标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但完成程度能够体现出不同执行组织执行能力的差异[7]。考核方式兼顾了结果和过程。学校将考核结果作为对学院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绩效问责制。对考核结果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的学院，进行表彰奖励。对考核结果为“未完成”的学院，其领导干部不得参加年度评优。从指标完成情况看，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三五”规划，约束性指标的完成情况最好。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约束性指标中有很大一部分本身属于学院积极性较弱的指标，那么可以发现行政压力在保障学院按照学校的意愿完成目标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学校在约束性指标的设置中，不仅大体明确了指标的具体要求，而且设定了相关牵头部门。而学院在五年规划的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基于岗位职责分工明确了相应指标的牵头领导，与学校相关部门协调一致。由此，在学校和学院的层级压力之外，形成了一种“条条相通”的目标协调机制。除了学校对于学院的直接要求和控制之外，学校相关部门也可以在上下级之间开展相关业务指导和考察监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在专项领域“全校一盘棋”的总体规划实施格局。学校有效降低了信息成本，学院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风险。这在外部性较强的学科领域尤为重要。WN大学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体系与责任单位如表6所示。四、院校规划目标耦合的挑战高校五年规划中，学校以压力型政治为导向，以纵向行政发包和横向晋升竞争为手段，将整体性的学校统合组织结构和个体性的学院分散实施有机结合[9]，保证了规划目标在学校与学院之间的耦合，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高校特有的校院关系。然而，在“耦合”的情况之中，也存在一些“碎片”，这些“碎片”体现为学院对学校规划的选择性执行和策略性应对上。（一）学院倾向于在容易看见“成绩”的方面“层层加码”综合来看，现有的实证研究显示，“层层加码”的工作方式的确对推动学院事业发展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其消极后果也是明显的，特别是在学术领域。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学院急功近利，片面追求学术成果的数量增长，甚至以手段代替目的，忽视发展条件限制，忽视长远目标规划。在以“学术GDP”为中心的政绩观主导下，一些学院过于追求学术生产的速度和规模，对“层层加码”的做法习以为常或熟视无睹；一些学院追求数字的光鲜，注重短期效应，重速度、轻质量，搞“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对于学院而言，师资队伍、科技创新等领域所取得的发展成绩，在全校范围内相对容易被看见，而能够被“看见”，则意味着在学院之间的竞争中能够获得比较优势，从而争取到更多资源。因此，可以看到，从“十一五”到“十四五”，WN大学学院事业发展五年规划中，师资队伍、科技创新的指标数平均值相对学校事业发展五年规划中对应指标数的占比分别从88.3%上升到127.6%、84.3%上升到130.4%。这反映了学院之间“政治锦标赛”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可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究其原因，扭曲、异化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是主因。在自上而下的分层级“压力型体制”[10]下，“层层下指标，逐级抓落实，签订责任状，分级去考核”是高校校院上下级关系的形象写照，对学校所下达任务和指标的完成情况成为评价学院和领导个人“政绩”的主要标准，并与学院的资源获取和干部的升迁荣辱“挂钩”。在传统决策体制对发展规划及目标的合理性缺乏统领，学院、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的前提下，“层层加码”成为体现政绩效果的必然追求，而这会加重“指标化”办学倾向，甚至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11]。（二）学院倾向于在不易看见“成绩”的方面“层层减码”规划制定是发生在多层级之间的互动行为。基于学校和学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学院的经济理性动机，以及学校对学院激励不足等原因，学院在规划制定过程中往往会与学校展开“层级博弈”，即校院双方既存在权责大小、任务轻重等方面的客观差异，也存在政治目的、政治利益等方面的主观差异，校院双方在规划过程中对行政压力的承受能力以及制度空间的把握程度各不相同，这些差异导致本应具备统一性、从属性和整体性的校院双方在面临规划目标问责、监督与考核时，体现出个体性、自主性和博弈性特征，进而生成“层级博弈式”避责机制[12]，并导致“科层耗损”。这种“科层耗损”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就是规划制定的“层层减码”。通过“层层减码”，可以为未来的规划执行提供数量上“层层缩水”、质量上“层层打折”、力度上“层层衰减”、手段上“层层变通”等便利，从而为学院与学校的博弈预设下有利于学院自身的“伏笔”。这一点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制度变革、资源配置等不易看见“成绩”的战略性指标方面。从“十一五”到“十四五”，WN大学学院事业发展五年规划中，制度变革、资源配置的指标数平均值相对学校事业发展五年规划中指标总数的占比仅分别从1.9%上升到2.3%、0.6%上升到0.9%，始终不高。中国高校的治理模式并不是所谓的“碎片化”威权主义，虽然在事权上高度分权，但是学校始终保障了办学的主要目标和方向。中国高校的“耦合”式校院关系尽管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但学校通过政治引导机制和行政压力机制对学院实行目标治理，有效协调了学校层面的统一性与学院层面的多元性之间的矛盾，确保了校院双方在大方向上保持一致。参考文献[1]鄢一龙，吕捷，胡鞍钢.整体知识与公共事务治理：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五年规划[J].管理世界，2014（12）：70-78.[2]都光珍.高校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思考[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12）：16-20.[3]许杰.深化校院两级管理：经验与思索[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1）：42-47.[4]金宏奎，陆明峰.我国大学治理与校院二级管理的实践逻辑[J].高校教育管理，2015（6）：54-58.[5]迟沂军，孙兆扬.治理理念下校院两级管理的权责划分与路径构建[J].教育探索，2016（4）：62-66.[6]张端鸿，陈孙延，蔡三发.治理转型：高校发展战略规划制定的范式演进——以A大学“十四五”规划为例[J].复旦教育论坛，2021（4）：30-36.[7]齐明明，陈廷柱.我国高校发展规划执行的实践困境及其应对策略——基于9所高校的组织分析[J].高教探索，2020（7）：13-19.[8]姜力.新的社会阶层思想政治引导：主体、机制、路径[J].宁夏社会科学，2017（1）：52-56.[9]杨志军.中央聚合—地方封闭政策体制及其更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资源再造[J].学术月刊，2022（1）：98-111.[10]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J].社会科学，2012（11）：4-12.[1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427．[12]彭茜，姚锐敏.行政压力和制度空间双重作用下基层官员的“层级博弈式”避责行为[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1（4）：48-59.往期精彩域外

摘要学业焦虑是学生在学业情境中较为常见的消极情绪状态。本文运用元分析方法探究中国中学生学业焦虑与学习成绩的关系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学业焦虑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显著，学习成绩获取途径和学科类型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主效应显著的研究发现支持学业情绪控制价值理论和认知动机理论的核心观点，同时提示教育工作者不能忽视学业焦虑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负面影响，建议通过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指导家庭教育方式、改革成绩排名方式、建立同辈互助小组等举措帮助学生减少学业焦虑。学习成绩获取途径的调节效应显著，提示教育研究者在开展相关研究时，最好根据学生成绩单上报告的学习成绩进行科学计算；学科类型的调节效应显著，提示教育工作者在开展中学生学业焦虑干预时，应该重点关注英语和数学两门学科。关键词学业焦虑；学习成绩；中学生；元分析基金项目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社会工作视角下教育焦虑的传染机制与防治策略研究”（CYS22600）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经济新常态福利紧缩进程中的福利刚性弱化措施研究”（18SKGH074）作者简介蒙艺，1973年生，女，布依族，贵州纳雍人，博士，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马欢欢，1996年生，女，汉族，河南洛阳人，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学校社会工作施曲海（通信作者），1983年生，女，彝族，云南红河人，博士，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学校社会工作引用本文蒙

摘要负担和竞争是义务教育的正常现象，而负担过重和过度竞争才是要解决的真问题。其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教育具有产品标准化、信息不对称等易引发过度竞争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在于教育具有公共资源的属性。由国家承担主要的教育成本且资源分布不均，促使个体通过牺牲式教育抢占更多公共教育资源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却导致国家集体利益的损失。其直接原因在于，代理人缺乏对儿童健康成长的认识，把额外争取到的公共教育资源视为牺牲式教育的补偿，而且为防止孩子年龄增长导致的控制能力减弱，代理人更加倾向于在儿童学业初期就施加过重的负担以“打好基础”。“双减”政策与《家庭教育促进法》可以全空间约束过度教育竞争，但也随之产生了约束有效性和约束成本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防止“双减”政策产生限制竞争却抑制发展的效果。关键词“双减”；过度竞争；公共资源；代理人；竞争约束基金项目汕头市“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双减’政策下家校共育问题与对策”（2022GHB015）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汕头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开放基金课题“‘双减’政策执行中的利益冲突研究”（0742202）作者简介苏明，博士，硕士生导师，汕头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汕头大学地方政府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引用本文苏明.过度竞争与义务教育负担过重[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04):11-17.义务教育减负是我国教育实践和教育研究中长期关注的问题，尤其是2000年以来教育部制定了多项减负政策，但是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1]。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严格规范和整治校外培训机构，该政策引发学界和社会的极大关注，教育学界乃至社会各界都对“双减”政策能否真正实现减负效果展开热烈的讨论。尤其引人关注的是马健生与澎湃的文章，围绕资本与减负的关系展开讨论，直接触及“双减”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关键问题。本文谨提出不同的观点：义务教育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本和竞争，而是家长代理人主导的对于公共教育资源的过度竞争；“双减”政策与《家庭教育促进法》相结合可以从“治标”的层面在学校—校外—家庭全空间内对教育过度竞争进行约束和规范，本质上是公共资源管理的一般方式在义务教育领域的应用。一、资本与义务教育负担过重马健生与刘云华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刊发的《教育中的资本扩张：危害与治理》（以下简称《危害》）一文中分析了教育领域资本扩张的表现和危害[2]。澎湃与党宇对这篇文章首段的一句话——“多年减负难见成效的实质是隐藏在校外培训机构背后的资本扩张”提出质疑，撰文《限制资本能解决“减负难”问题吗?——兼评》（以下简称《限制》），从学业负担发生链的角度认为资本扩张是学业负担的一个结果而非原因，并认为减负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就业各环节间的高度竞争，限制资本并不能真正解决义务教育阶段负担过重的问题[3]。《危害》一文只是提出了减负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扩张这一观点，而没有分析为何“多年减负难见成效的实质是隐藏在校外培训机构背后的资本扩张”。继而，马健生与刘云华撰文《资本扩张真的不会加重学业负担吗?——兼答》（以下简称《扩张》）做出回应，从马克思主义生产供给关系的角度提出了资本扩张导致学业负担增加的机制，即资本通过广告等手段夸大了校外培训的需求，让学生和家长产生教育焦虑并在资本的引导下付费参加培训[4]。问题在于，《扩张》一文只是论证了资本确实是学业负担增加的原因，却没有正面回答资本是否为学业负担增加的根本原因，如果资本只是学业负担增加的一个影响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那么学界仍然难以认可“多年减负难见成效的实质是隐藏在校外培训机构背后的资本扩张”。显然，《扩张》一文比较充分地分析了资本扩张导致学业负担增加的机制，即资本将校外培训当作营利的商业活动而不是育人的教育活动，其根本目标是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不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且资本通过营销活动误导了家长的认知和决策，让家长错误地把资本所营造的虚幻需求当成自己的真实需求。虽然《扩张》一文的原作者在机制分析中并没有明确借助理论工具，但非常明显的是，其机制分析是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理论相一致的。本文也认同资本是学业负担增加的原因，但是并不认同资本是学业负担增加的根本原因，也不认同“多年减负难见成效的实质是隐藏在校外培训机构背后的资本扩张”。本文认为，资本仅仅是学业负担增加的一个因素，虽然资本与学业负担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是取消资本干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如果资本真的是造成学业负担的根本原因，限制资本就能够解决“减负难”的问题，那么在没有资本的教育环境下应该没有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从唐代至清代，教育领域并没有受到资本的影响，但是为了赢得科举考试并获取功名，古代人必须刻苦读书，诸多学子的苦读生涯都被记录和流传下来。譬如，张謇被老师呵斥“一千人考试，录取九百九十九人也不会录取你”，于是他睡时总用两根短青竹头将辫子夹住，一旦翻身就会疼醒，便不管天亮与否立即爬起来读书，中状元之后也认为读书生涯“苦不堪言”。在古代科举制度下，读书已经形成了一种“苦”文化，“三更灯火五更鸡”，学子的学业压力可见一斑。而且寒窗苦读使得学子健康受损、身体文弱，少数民族政权就对科举制度非常警惕，辽代禁止本族人参加科举，金朝和清朝都要求本族人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先参加武科考试[5]。显然，在没有资本干预的古代教育环境下，学业负担仍然非常沉重。国外也有相似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韩国为减轻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负担推行“平准化教育”，严格取缔校外培训机构，禁止在职教师和大学生做家教，而且政府还成立了诸多“课外培训稽查队”来专门侦查校外培训机构。然而，义务教育的去资本化并没有减轻学业负担和竞争压力，富裕家庭聘请教师到难以被侦查到的别墅授课，或者以保姆、保洁的名义聘请教师打扫卫生，对培训机构的打压增加了校外培训的成本，反而使得家庭学业成本更加沉重，政府最终还是取消了对校外培训的限制[6]。事实上，在校外培训资本化之前，我国就已经面临较为严重的减负问题，资本绝对不是学业负担的根本原因，其在学业增负中仅仅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正如《限制》一文所指出的，《危害》一文并没有严格论证资本扩张与教育危害的关系，资本是否应该对学生近视、睡眠不足以及抑郁等心理问题负主要责任仍然有待商榷。总体上，《危害》一文夸大了资本对学业负担的负面影响，但是，如果资本不是学业负担的根本原因，就会生发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即“双减”政策的合理性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具有生产性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为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资本营造的“虚假需求”问题在各个领域普遍存在，既然资本不是学业压力的根本原因，为何需要规范或者禁止校外培训呢？

摘要优绩制为分析教育内卷的发生根源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作为优绩制的透明遴选机制，教育被视为促进社会流动、实现阶层跃迁最主要的通道。然而，随着优绩制的推广，教育的“选才”功能逐渐凌驾于“育人”价值之上，进而导致教育内卷的加剧。教育内卷的背后存在三方面的优绩制根源：一是精英阶层在教育角逐中对额外资源的占有导致竞争加剧扩散；二是优绩制的竞争逻辑所带来的系统性暴力使人们陷入西西弗斯般的奋斗“轮回”；三是优绩制的成就逻辑使优绩主体为了维护个人尊严和获得社会承认陷入自我盘剥的牢笼。成功者在“自我实现”的理想幻象中奔竞不息，失败者则不得不背负“平庸”的符号艰难跋涉。关键词教育内卷

卷首针对愈演愈烈的教育升学竞争，相关研究构成了跨国家、跨学科的讨论。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桑德尔和耶鲁大学法学教授马尔科维茨在他们各自新作中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教育竞争的理论根源——优绩主义。当我们教育界不假思索地基于这个概念来分析讨论中国教育竞争生态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些容易混淆的前提。优绩主义或优绩制（Meritocracy）是1958年英国工党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在他虚构的社会幻想小说中创制的概念。针对贵族制社会根据先天命定的家庭出身、财富阶层或者种族血统来分配统治资格，优绩制社会根据一个人自己的才能、努力和业绩来配置社会地位。作者想要表达的本意是，优绩制虽然比贵族制先进，却仍不能实现彻底平等化的理想。在小说中，大众日益累积的不满还是造成了政治风险。现实中，优绩制的构想与美国二战后的政治经济形态以及高等教育扩张十分契合，可谓大行其道。“选贤任能”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它并非20世纪小说中的乌托邦，而是在历史经验中形成的文化传统。从西周至春秋战国，“贤贤”原则便逐渐上升到与“尊尊”“亲亲”相当的地位，更不用说历朝历代以科举为代表的政教制度所巩固下来的社会心理。2016年贝淡宁出版了《贤能政治》专门阐释中国尚贤制的合理性，在国际学界强化了这个英文词与中国现实的对应关系。问题在于，虽然拥有高学历在中美两国取得社会认可与职业发展中都具有重要作用，但中国高考制度和美国的大学入学招生机制完全不同，那些针对美国教育系统而论的优绩制特性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理解中国的情况？不论是古代科举制还是现代高考制，中国的“选贤与能”在各个时期都是由中央政权来定义的。高考命题宗旨表明，中国教育选拔制度坚持的是“为国选材”的价值导向。不宁唯是，在领导性地位的分配中“统一选拔”“德才兼备”始终是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信念。在美国，优绩制的理想图景是诸多社会团体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推举人才，由此形成一个“和而不同”的精英集团。美国教育界对何为优绩的认定是分权的，具体表现在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以及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几家主要机构的测试权。更本质的区别在于，统一的贤能定义能够代表“整体权威”和“致公去私”的教育追求，而分权的优绩定义代表的是社会中不同局部的偏好性价值观。前者开辟的赛场是奥运竞技式的，所动员的学习努力是公开和同向的；后者营造的场域是拍卖会式的，所激发的竞争首先是目标取舍与策略规划能力，其次才是学业努力。从贤能制与优绩制所注重的具体才能来看，选拔区分度主要落实在数理化等客观知识还是人文艺术等没有客观答案的文化素养方面，其教育立场和社会影响也会具有质的不同，这构成了一个比较分析维度。简言之，在教育竞争中，重理还是重文要区别看待。前者的选拔评价客观明确，后者却无法避免依靠文化精英做出裁量。另一方面，就学习成本投入和学以致用的价值而论，侧重不同知识和素质的优绩竞争会带来不同的社会效应。由于政治体制、教育选拔制度、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即使大原则一致，美国的优绩制在诸多侧面与中国的贤能制旨趣不同。中国的贤能制研究恐怕不能完全建立在国外优绩主义研究的基础上。相应的改革建议、对过度竞争的调节措施更要考虑到教育动员、社会影响和政治形态的本土根基。供稿

29中国式“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的理论分歧与制度耦合史吉海，史华楠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职业教育为提升质量、改善形象，采取了改变就业属性、构建贯通渠道、加强与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性等多项举措，但仍面临社会认可度低、经济回报相对有限、学生中断学业比例较高和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等诸多困难。这背后有经济、社会和教育三方面的原因。经济方面，去技能化的产业发展渊源和金融化的经济发展路径使得美国的产业对多数劳动者的知识技能要求不高，因而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足。社会方面，中等收入阶层萎缩、社会不平等加剧和阶级结构固化使得适合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减少，职业教育的实际收益以及人们选择职业教育的意愿因而降低。教育方面，受制于基础教育的问题，高等职业教育的许多学生面临严重的学习困难，难以完成学业，在毕业后又背负起沉重的经济负担，进一步影响了职业教育的收益。三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带来了美国职业教育乃至社会变革的困境。关键词美国职业教育

摘要美国高校终身教职后评估是终身教职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是美国高等教育面对新公共管理运动与高等教育问责制的双重压力所做出的现实选择，为美国高校的卓越发展提供了有效助力。基于对美国9所一流研究型大学终身教职后评估制度的探析发现：其文本内容可概括为评估目的、主体、内容、方法、结果应用以及客体保障六个方面，呈现出政府、管理与学术三种制度逻辑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系统研究美国高校终身教职后评估制度的实施路径及其蕴含的逻辑可以为我国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中聘后考核管理机制的完善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关键词终身教职后评估

摘要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对本地教育财政投入激励不足。如何发挥地方人大的预决算审查监督职能、构建有效约束机制来提高地方政府教育支出水平，对我国教育事业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我国各地区推动预算监督法制化为制度背景，以1999—2017年间各省份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立法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通过立法加强地方人大预算监督如何影响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研究发现：（1）省级预算监督条例立法能够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教育财政支出，使教育支出在财政预算支出中的比重平均上升约一个百分点，使地方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显著提高；（2）异质性分析显示预算监督条例立法对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层面，并且在财政分权程度更高或地方主政官员缺乏中央工作经历的地区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推动财政监督法制化是构建现代教育财政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基础，强化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是确保地方教育支出持续稳定增长的有效制度保障。关键词财政分权

摘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有效提高了我国义务教育投入水平。然而，城乡接合部学校的城市性质使其享受政策保障受到一定限制，同时其教育经费又往往难以达到主城区水平，因此城乡接合部地区可能成为处于主城区和农村之间的义务教育经费“洼地”。本研究基于教育经费统计数据和空间数据，使用空间断点回归方法，定量地研究“新机制”背景下城乡属性对于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城乡接合部学校生均经费显著地低于邻近的农村学校，而且存在学生规模过大的问题。本研究建议，现行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应该对城乡接合部学校的教育经费予以重点倾斜。关键词义务教育经费

摘要科技成果转化是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与组织边界理论，落实办学自主权能有效推进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2010年，我国开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其中一项关键内容就是“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本研究借助准自然实验与双重差分法，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政策能否促进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控制组保持平行趋势，政策的实施对实验组产生了正向冲击；双重差分结果表明，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政策能够显著促进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且这一结论经过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基于此，提出了相应的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建议。关键词办学自主权

摘要互联网使用与青少年认知发展的利害关系一直备受研究和实践关注。现有研究对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控制不彰，使其容易高估互联网的干预效应。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短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与双重差分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估计了互联网使用对初中生认知发展的因果效应。结果发现：第一，在控制了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后，学生因使用互联网至少提升了4.6%的认知测试表现，但使用无互联网接入的计算机则对学生认知无明显促进作用；第二，条件概率模型表明，较好的经济条件、较多的藏书量、父母从事精英职业、家长在工作日经常使用互联网、就读学校联网程度较高等变量会显著提升初中生使用互联网的概率；第三，对使用方式的检验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的学习偏好和社交偏好均能促进初中生认知发展，互联网使用的娱乐偏好与认知发展呈反向作用关系。上述发现为理性看待互联网的工具价值并合理制定干预手段提供了实证支持。关键词互联网

摘要基于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分析本专科毕业生的专业兴趣吻合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专业兴趣吻合度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并分性别和学科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性别、家庭背景、人力资本、学校背景等是毕业生专业兴趣吻合度的重要影响因素，男性、优势家庭背景、本科、人文社科专业、学业表现与综合素质更好、东部（非“北上广”）地区高校的毕业生，专业兴趣吻合度更高；第二，专业兴趣吻合度对毕业生的就业总体满意度与工资福利、工作地点、工作稳定性、个人发展空间、社会地位、独立自主性等单项满意度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对个人发展空间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对工资福利和工作稳定性满意度的影响最小；第三，专业兴趣吻合度对不同性别和学科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存在异质性影响，男生和理工农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受专业兴趣吻合度的正向影响更大。关键词专业兴趣吻合度

摘要博士新生如何应对学业困境对其后续发展具有关键作用，是其社会化的核心环节。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分析了53名博士新生的学习经历。研究发现博士新生可能由于动力缺失、任务过难、环境干扰、资源不足、情感冲击，而在学业层面遭遇缺乏方向、难以投入和反馈消极的困难。当学业困难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强烈到能够影响博士生的日常学习时，博士生就陷入学业困境。陷入困境后博士生可能会采取调整投入、调节情绪、寻求帮助等方式积极应对，也可能会采取逃避拖延、放任情绪、自我孤立等方式消极应对。消极应对的博士生，往往会处于拖延和突击交替的状态，使得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恶化。积极应对的博士生，可能会通过自我知觉的改善和积极的阶段性结果形成正向反馈，逐步摆脱困境，促进其从局外人向局内人的转化；也可能会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和足够的正向反馈，转而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不仅没有摆脱困境，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困境。关键词博士生教育

摘要在英国，校园欺凌须涵盖力量失衡、损害后果、持续性及主观故意四个要素。针对校园欺凌行为，英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规制体系。一则，英国以学校为中心搭建了由“平等理念”与“三阶段义务”构成的法律框架。除了对存在特殊受保护需求的学生群体予以特别关注之外，学校还应在预防、干预及善后处理三阶段履行一系列反欺凌义务。二则，现行法律规制体系呈现公私法交叉规制之势，主要由民法、行政法及刑法中的若干制度组成，其中民事禁令、定期检查、报告机制以及犯罪行为令都是颇具特色的制度。判例法是英国制定法的重要补充，法院在长期司法实践中在责任认定、抗辩采纳等方面发展出了一系列富有智慧的裁判方法。英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亦为受害者提供了有效救济。关键词英国

姚荣：学术聘用法律治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投稿入口本刊建议论文内容宜兼具思想理论深度和实践针对性，支持学科交叉与创新，注重学术严谨性、规范性和良好的中文写作。字数在10000

摘要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赋予了私立大学办学的“合法性”，但始终将其置于国立大学之“辅助”地位。既是“辅助”，即分“主次”“优劣”，私立大学也就难享有与国立大学“大体平等的地位”。民初政府这一办学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私立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加剧了私立大学的办学困境。本文以1924—1926年私立大学争取法国退还庚款（简称“法款”）为例，呈现私立大学在款项分配中遭遇的不平等待遇，以及为争取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所付出的努力和尝试。对此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从制度层面分析民初私立大学的生存困境，以及客观评价私立大学的办学贡献。关键词私立大学

摘要交叉学科建设是学科建设的新领域，也是促进科学发展的新动能。交叉学科建设要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科学”的核心价值，要把握交叉学科建设的时代定位，形成创新知识生产和创新人才培养的新领域、新动能、新格局。交叉学科建设要构建“问题导向”的新型学科组织，建设“互补融合”的复式学科团队，形成“开放共享”的学科建设文化，创新“服务需求”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关键词交叉学科

王兴宇：反思与建构：高等教育学中层理论探索投稿入口本刊建议论文内容宜兼具思想理论深度和实践针对性，支持学科交叉与创新，注重学术严谨性、规范性和良好的中文写作。字数在10000

卷首当动人心魄的高考分数揭晓之后，考生们就得转入志愿填报的“第二战场”。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考生家长注意到了过去没有的一类新选择——中外合作院校或项目。有教授比较过自己在不同类型大学的教学体验，中外合作办学的课堂氛围更活跃，那里的学生虽然高考录取分数偏低，但喜欢表达，敢于提问，在交流中透露着自信，其中学业最出色者几乎能够达到双一流大学的平均水平。还有数据显示，中外合作办学本科生毕业后出国留学、继续深造的比例也不低。对于这些情况，能否归功于中外合作办学带来了更高的教育增值？我们又该如何理解高考的筛选功能？为了分析以上现象，应当留意包括住宿费、书本费等必要项在内的总学费差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一年少则七八万元，多则二十万元以上。高学费意味着学生具有相应的家庭经济条件，还与家长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和家庭教养能力有着强相关性。十倍乃至数十倍于公办高校的学费级差构成了求学的门槛，也改变了学业竞争群体的性质。这提示我们，解释上述中外合作项目学生的学业表现及毕业出路时，最大影响因素恐怕是家庭的力量。比起中学和大学，塑造这类学生个性与发展道路的主要还是他们的家长。这类家庭不会等到高考填志愿时才动用经济实力，而是从子女的小时候就提供了优裕的生活、开阔的眼界、丰富的学习资源。等到子女要深造、就业时，家长更不可能袖手旁观。对这类家庭而言，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是为了自我提升。他们的子女有底气通过各种途径过上理想的生活，也就没有必要在追求分数的单一道路上耗尽全力。可以说，生源主要来自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是形塑中外合作项目独特教育面貌的要因。观察中外合作办学的意义不限于其本身，它是理解中国高教大众化的一把钥匙。精英的高等教育是为了国家和社会选贤任能，而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则要在此基础上为多数人提供多元适配的学习机会。前者的成本主要依靠公共财政，后者因其数量巨大、需求多样，不可能由政府大包大揽，势必需要广泛吸纳家庭和社会力量。在许多国家，私立高等教育填补了这一结构性空缺。父母希望自己的人生积累能够为子女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打下基础、出一份力，这是人之常情。对于一个大众化的学业竞争系统而言，如果存在一批教育质量可靠、市场声誉优良的私立高校，有能力的父母会乐于帮助子女在取得入学机会时减轻一定的竞争压力，而私立院校在制度上能够接纳这种家庭赞助。中国教育发展路径的特殊之处在于，过去民办高校没有足够的学术声誉来撬动宽裕家庭的求学热情，而高教的大众化又必须在公平至上、以分取人的高考框架下推进。当爱子心切的父母在子女升学时助力无门，便催生出两类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变体：一是价高质低的海外留学，二是在自主招生中曾经出现的各种乱象。这些情况都反映出国内高教体系存在结构性供需矛盾，一方面教育财政并不宽裕，另一方面家庭的能量却被排除在外，没有被吸纳为教育发展的助推力。国内被“挤出”的社会资源反过来“补贴”了海外教育体系。中外合作办学以及一些新型小规模科技大学的涌现正在填补这一“生态位”，在一定程度上疏解和承接了希望以家庭实力支援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诉求。它们在教育机会分配中具有私立高校的特性，又借助合作名校的声誉刷新了人们对民办校的刻板印象，并且在经济、文化和管理上不至于脱离本土体制。这类新型高校之新不仅在于办学机制、教学理念和科研取向，而且在于其招录规则、学费定价、生源群体和培养定位，进而，其课程结构与师生关系也会随之变异。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认识高教大众化，需要准确地把握教育的社会基础，主动觉察发展中新生的诉求，也要反思由此对教育本身造成的正反效应。供稿

95强化人大预算监督能提升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吗？——基于省级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立法的准自然实验杨进，龚小芸，化汝婷

摘要国际期刊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是反映国家、地区和机构医学教育研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征。以近30年我国内地学者发表的国际医学教育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国际权威医学教育研究质量工具（Medical

摘要学术共同体在一流大学学科生态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术评议会的制度规范和运行效果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伯克利分校学术评议会通过合法性、适应性、合作性三大作用机制来构建良好学科生态，即：通过确立共治的行为规则来增强共治合法性；根据社会变化及时优化学科发展制度；通过多元主体协作不断推动学科创新发展。研究对我国高校学术共同体推进学科生态建设的启示如下：强化高校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定位，完善组织结构；聚焦人才培养，根据环境需求积极改进培养制度；优化教师评价顶层设计，注重对教师在学术委员会中服务情况的考察；加强多元协同，推动不同主体深化合作。关键词学术共同体

摘要本研究以美国排名前十教育学院2009年至2019年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为例，分析跨学科研究的学科知识整合度对其在WoS索引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力的作用关系。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跨学科研究的学科知识整合度对学者在WoS索引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高被引数量具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即高跨学科知识整合度带来高产量和高影响力。本研究认为，提升以扩展学科跨度和广度为要点的跨学科研究整合能力是提高青年学者科研产出与效果的重要策略。同时，也要从组织层面进行优化，打破学科壁垒，基于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需求逻辑建构跨学科研究组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优化课程设计体系，保障跨学科人才供给。关键词跨学科研究

摘要“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传统高校战略联盟的新发展。基于对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和“一带一路”职教联盟两个典型案例的深度考察发现，近年来“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呈现出稳步推进、有序发展的态势，行动情境不断拓展，中国高校作为自主行动者和规则制定者的角色不断凸显，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联盟合作范围相对狭窄、联盟参与主体后劲不足、联盟发展缺乏学理支撑等困境。未来应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导向，坚持优化提升治理效能的行动取向，在现有制度框架下继续强化联盟建设宏观指导，在平等互信基础上进一步增进联盟主体间共识，在价值目标共识中有效营造同舟共济的行动氛围，创新探索“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发展的新路径。关键词“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

摘要“一带一路”高校联盟是扩大人文和教育交流的平台，助推中国从高校联盟边缘走向中心。然而，哪些因素导致了“一带一路”高校联盟合作的形成，对此很少有研究进行实证探讨。基于20个“一带一路”高校联盟中的68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数据，通过社会网络QAP分析发现：除了政策环境和双边关系等外生性因素外，财力资源、一流大学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等内生性因素也对“一带一路”高校联盟的整体合作具有显著影响；不过，内生性因素对“一带一路”高校联盟不同合作主体的影响表现出一定差异，它们对联盟中的“一带一路”国家影响甚微，而当联盟引入发达国家的高水平大学时，内生性因素才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影响。关键词“一带一路”

摘要本研究分析了2016—2021年我国国际科研合作的特点与趋势。通过对中国学者国际合作文章发表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和对参与国际合作的18位中国学者的访谈，分析了疫情背景下中国国际科研合作在伙伴国家、合作学科、合作模式等方面的趋势，探讨了影响我国建立和保持国际科研合作关系的因素。研究发现，中美合作势头较之十年前有所放缓，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科研合作增长较快，且学科分布较为广泛。“优先依附”与“同质性”是中国与传统科研伙伴合作的重要机制，新的国际局势和新冠疫情制约了中国学者新型国际合作关系的建立，影响程度与其合作关系的来源和强度有关。未来中国可将“一带一路”国家作为国际科研合作的增长点，着力提升对关键合作要素的贡献，建立跨国合作“退潮”的防御机制，以应对新形势下所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

摘要在我国扶贫工作实现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的历史性跨越背景下，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成为制约社会公平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深度解析教育在其中的阻断作用可为新时期扶贫工作提供有益参考。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微观数据，首先采用代际收入转移矩阵考察我国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现状，其次运用Probit模型检验不同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摆脱相对贫困的影响，最后对教育的阻断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有接近五分之二的相对贫困由父代传递给子代。（2）不同受教育程度阻断相对贫困代际传递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才可以促进子代摆脱相对贫困，高等教育阻断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3）在地区异质性方面，高等教育对西部地区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效应最大，东北部和中部次之，东部最小。高中教育仅对西部地区子代摆脱相对贫困作用显著。在城乡异质性方面，高等教育对农村子代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效应高于城镇，高中教育促进农村子代摆脱相对贫困的效果不显著。因此，在相对贫困治理中，要高度重视教育在阻断相对贫困代际传递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教育的“靶向扶贫”功能。关键词相对贫困

摘要教育财政投入是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为持续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事业提供了经费支持。伴随着我国“要办重点中学”和“择校费”等普通高中办学政策的实施，县域与城区普通高中在师资、办学条件与经费投入等方面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加剧。基于2009—2020年江苏省内12个市本级与41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选取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作为代理指标，采用断点回归模型，围绕普通高中阶段实施的“择校费”政策改革对市县间普通高中教育财政投入差异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取消“择校费”能够显著缩小市县间普通高中教育财政投入差异，在县中振兴行动计划的推进过程中，可以围绕供需两侧进一步深化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理念在教育投入中的应用。关键词县域普通高中

摘要1999年高等教育大规模急剧扩张以来，高校办学资源日趋紧张，很多高校难以达到“生均一分地”的办学标准，不得不建设新校区以拓展办学空间。新建校区的出现对高校经费运行系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本文基于1998—2016年教育部直属高校经费数据的研究发现：第一，虽然新建校区高校的生均总支出和生均总收入均显著高于非新建校区高校，但生均总收入的增长速度略慢于生均总支出，无论是财政性的基建拨款还是自筹收入都跟不上基建支出速度，且尚有较大规模的银行贷款收入和还本付息支出未纳入统计，收支不平衡为高校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第二，新建校区高校的经费筹措规模整体扩大，但未能实现经费来源渠道多元化，其中财政拨款主要为教育事业费和基建拨款，自筹收入主要为事业收入。第三，新建校区对不同高校生均收入影响具有异质性，“985工程”院校生均总收入显著高于非“985工程”院校，统一入驻当地大学城能显著缓解高校经费筹措压力；相较于年级型，学院型布局模式会加大高校经费筹措压力。因此，建议我国高校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经费自筹能力，积极开拓经费来源渠道，减少对政府经费和事业收入的依赖；另一方面应尽可能优化新校区建设模式和布局模式，从降低成本角度减缓经费筹措压力。关键词新建校区

摘要近年来我国加快了购买公共教育服务法治化步伐，政府购买服务的法律责任内容及其分类的研究不断取得发展，但对担保等新的责任类型及如何实现并未形成共识。政府担保责任是在以契约方式由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教育服务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新型责任，构成了实现公共教育服务“提供—生产”职责分离的条件。为此，要在认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契约治理”本质基础上，区分“公共教育服务”与一般服务的属性差异，并由此分析政府购买公共教育服务担保责任的含义和特征，揭示担保责任实现的行动逻辑。行政机关的价值定位对契约关系发展和购买服务效果具有主导影响，担保责任实现需要把握以下策略：处理好调控引导与使用行政优益权的关系，恪守购买服务法治化要求；遵循对价交换原则，为成本普惠、教育质量等担保责任履行提供条件；尊重社会组织真实意志，提高购买服务的契约合意程度。关键词公共教育服务

摘要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已经成为共识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完美地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文从研究“智能+教育”的典型应用场景出发，分析“智能+教育”广泛应用面临的数据基础、制度规范、道德与伦理约束、社会关系异化等带来的风险挑战，然后，基于在教育领域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助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探讨通过重视顶层设计、加强数据治理、提升技术能力、强化法理研究、加强智能素养培养等治理策略，发挥智能融合教育的积极作用，构筑我国“智能+教育”发展的先发优势。关键词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