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科技创新成为世界各国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科技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竞争。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广开进贤之路，广聚天下英才，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截至2021年，我国研发人员已达562万人，连续9年稳居世界首位[1]。适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人才国际交流，用好用活各类人才”[2]。作为人才国际交流的重要抓手，我国的出国留学政策与引才回国政策日益完善，在原有“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工作方针上增添了新的内容——“发挥作用”[3]。那么海外经历是否“发挥作用”？是否影响高层次人才的科研论文产出？遗憾的是，学界就高层次人才海外经历如何影响科研论文产出尚未达成一致结论。既有研究包括以下两方面文献：一是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海外经历与国际科研合作的关系。已有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科研履历分析与文献计量分析论证海外经历对国际科研合作的积极效应[4-7]。二是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研究海外经历与国际科研生产力的关系。一些学者研究认为科研人员赴海外学习或工作，有助于学习前沿的专业知识，培育专业的科研技能，积累科技人力资本提高国际科研生产力[8-11]。然而，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相较于本土科研人员，拥有海外经历的科研人员在国际科研生产力上并无显著优势[12-15]。究其原因，不同类别的海外经历可能影响跨国资本的积累程度，继而对科研论文产出带来差异化的影响[16]。既有研究大都聚焦于某一类别海外经历的单一分析，缺乏对不同类别海外经历影响效应的综合比较。本文聚焦我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1998－2017年入选的1782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构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履历数据库与科研数据库，从学习、工作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不同类别海外经历对高层次人才科研论文产出的差异性影响，希冀为我国高层次人才政策制定与管理实践提供经验证据。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一）海外经历与国际科研合作国际科研合作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中合作共享的行为[17]。学界研究认为海外经历对国际科研合作具有积极影响，既有研究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提供了翔实依据。理论分析上，威廉姆斯（Williams）[18]从国家、城市与机构三个层面全面剖析海外经历促进技术转移与知识扩散的正向外部性。马赫鲁姆（Mahroum）[19]认为海外经历是科研人员建立国际学术网络与促进职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实证检验上，一是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海外经历与国际科研合作的关系。比如，琼斯（Jöns）[4]对93个国家1800余名访问学者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德国洪堡基金获助者回国后与德国学术同仁维系着长期的国际科研合作关系。伊纳尔维兹（Ynalvez）等[20]对菲律宾农业科学家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拥有海外经历的学者国际合作论文更多。琼克斯（Jonker）等[21]对阿根廷生命科学家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海外经历建立的学术网络显著影响着国际科研合作模式。二是通过科研履历与文献记录研究海外经历对国际科研合作的影响。比如，阿格拉瓦尔（Agrawal）等人[5]基于印度专利引文数据库进行研究，发现专利发明人的海外经历有助于构建国际科研合作网络与促进技术跨国转移。杨芳娟等人[6]基于Scopus数据库进行研究，发现拥有海外经历的中国高被引科学家国际合作论文数量更多。伯纳德（Bernard） 等人[7]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分析，认为法国化学家的海外经历同样对国际科研合作网络具有积极影响。（二）海外经历与国际科研生产力国际科研生产力是指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直接与间接产出的总和，前者包括论文、专利与专著等，后者包括知识、技能与荣誉等[17]。学界对海外经历影响国际科研生产力的结论莫衷一是。一方面，“炼金”论认为科研人员通过海外经历锤炼了内在的科研技能，有利于提高国际科研生产力。一是通过描述性分析或回归分析研究海外经历与国际科研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比如，阿克斯内斯（Aksnes）等人[22]调查了一万余名挪威大学科研人员，发现海归学者的国际科研生产力更高。弗兰佐尼（Franzoni）等人[8]分析了16个国家四万余名科学家，证实外籍科学家与拥有海外经历的科学家学术影响力更高。斯拉沃娃（Slavova）等人[9]的研究聚焦化学领域的科学家，发现美国引入海归科学家显著提升科研机构的科研绩效。余广源、范子英[23]的研究聚焦经济学领域的教师，认为毕业于海外名校的海归教师国际论文数量更多、国际科研影响力更强。二是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海外经历与国际科研生产力之间的因果机制。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有学者运用工具变量方法，比如：霍斯尔（Hoisl）[24]以德国科学家为例，运用工具变量方法识别出海外经历对国际科研生产力的积极影响；塔塔里（Tartari）[10]以英国生命科学家为例，运用工具变量方法同样发现海外经历对国际科研生产力的积极作用。也有学者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比如：赵镇岳等人[11]以中国科学家为样本，发现海归科学家的国际论文数量与作为通讯作者的论文比率都较回国之前增长更快。另一方面，“镀金”论认为科研人员通过海外经历仅仅镀上了外在的海归光环，无益于提高国际科研生产力。有学者聚焦高被引科学家，比如：阿里（Ali）等人[25]以物理学、生物学与经济学领域的高被引科学家为例，研究发现海外经历对H指数影响不显著；亨特（Hunter）等人[12]研究发现相较于美国本土高被引科学家，从英国移民到美国的高被引科学家在国际科研生产力上并无显著优势。也有学者聚焦某个国家的科研人员，比如：卡尼巴诺（Cañibano）等[26]以西班牙学者为例，研究发现海外经历有助于拓展学术合作网络与获得国际基金资助，然而无益于提高论文产出和专利数量；费尔南德斯-祖别塔（Fernández-Zubieta）等人[13]调查英国学者后发现，海外经历对科研产出影响不显著，只有当学者流向更高层次的科研机构时，他们的科研产出才得以轻微改善；叶晓梅、梁文艳[14]分析我国研究型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后发现，海归教师在发表中英文论文的数量与质量上均无明显优势；张冰冰等人[15]基于2014中国大学教师调查数据，同样发现海外访学经历对教师的科研产出影响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待检验假设，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H1：拥有海外经历的学者国际科研合作越强，不同类别的海外经历具有差异性的影响。H2a：海外经历对国际科研生产力具有正向影响，不同类别的海外经历具有差异性的影响。H2b: 海外经历对国际科研生产力具有负向影响，不同类别的海外经历具有差异性的影响。H2c：海外经历对国际科研生产力没有显著影响，不同类别的海外经历不具有差异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