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在民众眼里已经很贱
中国古代，专门做学问的学者不多，多数人都有另外的职业，这职业就是官。古代的中国，是个官僚帝国，读书人不做官，没别的好出路。经商、做幕，都是不得已的另途。所谓的学问，大抵是公务之余的消遣。只有改朝换代之际，那些不乐意投奔新朝的遗老，才会专门做学问。比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这些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换了的朝代，居然是异族统治，让这些人实在是心有不甘。清末西学东渐，学科体系整个地换了。即使从国外学成回来的海归，主要还是想进入政界做官，但毕竟出现了专门做学问教书的学界。民国时期，由于学界中人饭碗稳定，收入不错。大学教授，每月的工资跟政府的部长也差不多。所以，学界中人也比较地让人尊重了。漫说教授走在大街上，警察毕恭毕敬，连闹运动学生上街，警察也得客客气气。民国的北洋时期，教授日子过的最滋润，可以天天下馆子，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嘴里。一年省下来的薪水，就可以买套四合院。家里有佣人、门房，出门还有专用的黄包车。当年鲁迅在教育部做佥事，简任级的官员了，但由于政府的工资经常拖欠，于是就跑到学校兼职，日子也开始滋润，买了四合院。国民党时期，由于战乱，教授的日子难过了一点，但大体也过得去。学界的人，即使小人物，在社会上也都有地位。自我感觉，也很牛。见了当官的，眼睛翘到上面，只看天。在今天，学界还在，而且比当年更为发达。但是，不知怎么，学者却贱了很多。尽管，跟建筑工地的民工相比，学者的自我感觉还算不错，但见了官员，却不知不觉矮了半头。官员级别越高，矮的就越多。很多在学界地位很高，拥有众多官方头衔和社会兼职的大学者，穷其一生，似乎就是给官方的政策做解释。今天官方说要向东，他说向东太对了，完全符合科学理念。明天官方又说要向西了，他接着说向西挺好，符合世界潮流。能把政府的政策，用所谓的学术语言加以包装的都是高手，如果能把这些政策，上升为符合某个西方理论所谓的“新理论”，则是高手中的高手。这样的学术高手，也有地位，但这样的地位都是凭借官方的认可来的。如果他的文章，或者政策建议，能够得到某个大官的批示，那他所在的单位，都会引以为荣的。见过这样的教授，与人吃饭，每每要提及他的什么报告，被某某副总理批示过，言毕，得意洋洋。做了教授，一定要争取在学校里弄个官当，哪怕是副处长，也身价高了不少。只要官家有令，有人肯出钱，让学者们上电视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涨价有理，收费有功，都没有任何问题。即使把煤说成是白的，钱足够，也没问题。当今的学界，在民众眼里，已经很贱了。学界贱，学者当然也贱。但是，身在其中的我，却不想自轻自贱。不贱的唯一办法，就是说实话。上课说实话，写文章也说实话。今后只要活着，一直这样说，遭人烦，遭人厌，遭人恨，都说。没法子，生就这副骨头，这辈子，就这样了。这几年，张鸣老师明显露面少了，却打趣说，“没有判刑，却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已经有好几年了，我的书一本也出不了，新书不能出，再版没有戏，到了版署，就泥牛入海。连已经出的书，各个出版社也不敢加印。”
这本《历史的坏脾气》断货多年，集结了一位脾气倔强、正直敢言的历史学者对历史和现实不合时宜的思考，读起来酣畅淋漓，意犹未尽。在当下，更显珍贵。
正如张鸣老师自己所说，“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观察到的历史颠倒过来看，非要把漂亮孔雀后面的屁股示人。总而言之，一肚皮不合时宜。”
陈丹青说：能不能找到真历史？张鸣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事在当时不是这样的。
易中天说：张鸣的书是我一向喜欢的——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
张鸣说史，睿智、明白，让人眼前一亮。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多次断货，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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