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蓓蓓：我的父亲秦晖秦晖：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秦晖：巴以问题的由来（完整版音频）秦晖：为什么极端反西化的人，私下却赞成郭嵩焘的说法？看着秦晖老师远去的背影，我为清华的学生感到惋惜

？秦蓓蓓：我的父亲秦晖秦晖：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秦晖：巴以问题的由来（完整版音频）秦晖：为什么极端反西化的人，私下却赞成郭嵩焘的说法？看着秦晖老师远去的背影，我为清华的学生感到惋惜

很多人与秦晖相遇，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你越有逻辑能力，就越能体会他的清晰与穿透力；你对生活越有常识感，就越能体会他的重要性。比如福利与自由的关系。有些人不满意美国，觉得美国过于自由，不保护穷人，也不满意瑞典，认为瑞典的福利太过分，养了懒汉。言下之意，这两个国家都有毛病，都不应该学习。秦老师说，美国人的自由咱们学不来，那咱们学习美国人的福利行不行？瑞典的福利学不来，那瑞典人的权利我们有吗？比如为了抗疫，让民众隔离在家，对穷人不友善的美国居然也紧急安排了失业救济的福利，人人皆可申请，甚至自由职业者也可以申请。这样的福利，我们能学吗？同样，如果我们有瑞典人的基本权利，恐怕我们也不会发生因为警示公众而遭训诫的事情吧？最糟糕的是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那就等于把人往绝路上逼。典型的就是农民工进城，既没有城镇救济、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的福利，也没有路边摆摊、住贫民窟、钻桥洞的权利。说白了，中国与世界的对接，没必要刻意培养出一种苦大仇深、横眉竖目的氛围。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抄全世界的作业，可以先不抄别人家高的部分，但至少可以先学别人家最低的部分。这最低的部分，就是底线。我们与世界的接轨，应该是底线的接轨。秦老师强调，也许这是我们唯一必须要接的轨。再比如左右之争。这是最争论不休的问题，尤其当话题涉及政府在社会的角色时。左派认为，政府应该把事情统统管起来。右派则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于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上大家争论不休。于秦晖老师来说，如果不把政府的权力与责任分开描述清楚的话，这种左右争论，往往是鸡同鸭讲。不把权力责任区分清楚，就会出现这样的尺蠖效应：左派主张政府扩大权力，右派主张政府不用负责任。一放一缩之间，结果只会是：政府的权力不停扩大，责任又在不停缩小。以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为例。王安石主张「摧制兼并，均济贫乏」，照顾穷人、保证平等，有今天左派的意思；司马光主张「国家不与民争利」，有今天自由右派的味道。问题是，争论双方都不是「受权于民」，所以落实的结果，变成了老百姓一方面被王安石的国家统制限制住了权利；另一方面，司马光的自由放任给了「官品形势之家」放手聚敛的权力。这两种政策轮番上场，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最终在危机中灭亡。秦晖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选择做王党？马党？骑墙党？得了吧，我谁也不选。因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因为是人，应该有最朴素的常识，那就是：左派可以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相应大的政府，右派可以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相应小的政府。但左右两派，要的都应该是「权责对应」的契约性政府，我们都不能接受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小得不可追问的政府，这就是「共同的底线」。秦晖又沉重地补充道：实现共同的底线之前，我们有什么资格妄称「左」「右」，标榜这种或那种现代文明中的「主义」呢？秦晖的主张，在一些场合，甚至成了左右派公敌。不过，他不在乎。学者，但求学理严谨，逻辑一致，何惧流言蜚语？这是秦老师的气度。当然，也是因为「共同底线」过于重要，非如此说不可。理解秦晖所说的共同底线，并不需要多复杂的头脑。比如，我是儒教徒，你是基督徒，但我们都主张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反对异端审判、神权政治，这也是「共同的底线」。这个底线并不要求我们放弃或修改原有信仰，或是「和稀泥」地搞个「半儒半耶」的「中间道路教」。再比如，你是代表底层的左派，我是代表中产阶级的右派，我们彼此各自主张互相辩论，但我们都同意遵守现代政治的基本文明规则，不搞「你死我活」，不会将政见不同上升为暴力剥夺、驱赶或镇压。这就是共同底线。没有底线的共识是靠不住的。在一个可以把「异端」烧死的神权体制下，基督教和儒教可以讨论什么样的共识？在一个可以互相人身伤害的社会，左右派谈什么共识？强调这样的共同底线，说穿了，就是一种大白话，大实话。卑之无甚高论。我们今天的时代，重视秦晖，喜欢秦晖，也正在此。不仅仅在于他罕见的渊博、极度的专注力，更在于他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如果我们的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残酷状？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无论左右。秦晖的学问，是「早稻田大学」培养出来的地气。早年失学务农，在田间地头，反而造就了他极其犀利的问题意识。秦晖的格局，是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他有这样的视野，是因为他从小喜欢看世界地图、转地球仪吗？很难说。但是这种纵贯东西的大格局，实乃吾人之福气。和他同一个时代，是我们的幸运。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D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秦晖作品集库存所剩无几，十分珍贵，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秦晖：有一位朋友现在经常骂我秦晖：帝国后遗症秦晖：一个亡国昏君如何被塑造成“天纵英明”

一个大帝国及其势力范围解体后，原来帝国的各组成部分需要在另一种秩序下重新调整“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重建一种关系格局，这期间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会面临种种困境。在世界历史上，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从未能避免这种悖论：一方面消除混乱是维持帝国、实行强力控制的理由，另一方面强力本身只能掩盖而不能消除致乱因素，以至于没有一个帝国是永垂不朽的。而且越是强力控制的大帝国，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但秩序再乱，恢复旧帝国也往往是永无可能。▌于是“帝国后遗症”的结局多数都不外乎三者：一是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社会情绪日益极端化，终于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而且往往是比旧式强力更严酷的强力控制。这种“乱世铁腕”可以在混乱中借助“民意”而和平上台。典型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霍亨索伦王朝德意志帝国体制的解体，乱糟糟的“魏玛共和”维持了15年，终于使德国人民失去耐心，在“逃避自由”的情绪下把希特勒以合法方式选上了台，并拥戴他建立了法西斯专制的第三帝国。与此同时，“魏玛现象”遍及全欧，一战以来帝制解体后新生的许多共和国也纷纷抛弃“混乱的民主”而以合法方式或和平政变方式产生了铁腕专制，如波兰的毕苏茨基萨纳齐（“整顿”）政体与匈牙利的霍尔蒂独裁。俄国在沙俄倾覆后出现的“二月民主”也是如此：二月里上台执政的自由派很快因“立新”无术失去民心，在民主选举的立陷会议上几乎全被淘汰出局，而主张“人民砖制”的民粹派社会革命党大获全胜。可以想见，即使布尔什维克不因大选失利而驱散议会，“二月民主”也极可能演变为铁腕砖制，只是砖制者改成民粹派而已。第二种结局是帝国解体后的混乱发展为内战。而内战中民主、自由秩序的生存机会更加渺茫，绝大多数不外乎两种可能：或者内战中的胜者建立新的铁腕控制，其最终结果与前述第一种结局一样，只是经过内战代价更大罢了。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从中国历史不断重复的“分久必合，乱极生治”的王朝循环，直到1917年后的俄国内战、1911年后的中国内战；或者在内战中没有胜者，帝国在四分五裂之中逐渐成为一盘散沙，最终不仅原先的“大国”不复存在，“文明”也可能因之走向衰落。后冷战时代这样的例子也俯拾皆是：从阿富汗、扎伊尔、南斯拉夫、索马里，直到最近苏哈托垮台后的印尼——后者虽未发生全面的内战，但从东帝汶、亚齐之变直到各主要城市频频发生的暴力骚乱，也比前述那种“混乱的和平”无序得多了。至于历史上，从强力控制解体走向统一国家消亡，乃至“文明”衰落的例子更比比皆是，能超脱于这种命运的反是少数（中国在“治乱循环”中一直延续了它的文明就是一例），而像罗马帝国解体后那样走向长期混乱乃至文明变异的却是世界历史上的“常规”。第三种结局是外部输入民主与法治的新秩序，从而摆脱“砖制的稳定”与“混乱的民主”之循环。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德、日二战后在被占领状态下的民主化，二战后的西德没有步魏玛共和国的后尘，原因固然很多，二战后德国受美英法占领当局的改造无疑是重要的一条。但这种状况要接受被占领的统治，除非出现非常条件（战败），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对于“帝国后遗症”有几点需指出：第一，强力控制帝国的后遗症并不是某种“主义”所特有的。无论“左”的还是“右”的强力控制，由于过分地垄断社会组织资源，都可能导致社会缺乏替代组织能力，从而造成强力消失后的无序，出现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俄罗斯的“乱”被一些人指责为放弃了某种主义的结果，而另一些人则反过来认为某种“主义”要为如今的“乱”负责。苏联帝国解体后产生一些与东欧国家不同的现象，与苏哈托砖制崩溃后印尼的混乱、1917年沙俄崩溃、1911年清帝国垮台后的混乱十分类似。它与帝国的意识形态无关。同时，乱中出现的新铁腕也非某种主义所特有，德国“魏玛共和”之后出现极右的纳粹专制，俄国“二月民主”之后出现极左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波兰的毕苏茨基萨纳齐体制产生于左翼——社会党，而匈牙利的霍尔蒂体制产生于右翼——箭十字党。但结束“混乱民主”，建立比旧体制更严酷的强权则是其共同点。第二，这种后遗症也非某种“文化”所独有的。儒教的中国、东正教的俄国、天主教的匈牙利与新教的德国都出现过这种现象，而且不但像中、俄这样砖制帝国历史悠久的国家出现过，经历过启蒙运动深度洗礼并久已实行立宪制度的德国出现过，甚至在中世纪就长期具有“贵族民主”、“自由选王”等非砖制传统的波兰也出现过萨纳齐砖制这样的现象。当然，传统可能使人更能适应某种体制，但造成帝国后遗症的一些基本因果关系（组织资源垄断与无序状态的互为因果，等等）是跨“文化”的。

明朝的末代皇帝——以其年号而被称为崇祯帝的明思宗朱由检，在我国历史上的历代亡国之君中，是最受后世舆论同情乃至赞扬的一个人。清代纂修的《明史》称颂他“承神（宗）、熹（宗）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盛德度越千古，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这样的评价，简直可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媲美，较之周赧、汉献之流，真有天壤之别了。崇祯帝本人对自己的“天纵英明”也是非常得意的。在他看来，自己当政期间的国事日非、政局昏暗、遍地饿殍、兵荒马乱，全该由老天爷和臣下负责。他为此喜怒无常，对臣下惩罚严酷。十七年间换了五十多名宰相，死于非命的大臣数以百计，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他跑到煤山上吊之前，还恨恨地大骂“诸臣误朕”，自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但是，当时的人民群众对这个“英明”君主却并不怎样恭维。李自成曾发布檄文，痛斥崇祯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张献忠曾布告两湖，把崇祯帝斥为“朱贼”。后来李自成兵临北京时，曾致函崇祯帝令其投降，书中有“君非甚暗”之语。有人说这表明李自成对崇祯颇有好感，其实，这不过是劝降用的外交辞令，比较客气罢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想来你还不至于糊涂到”连明朝快完蛋了都看不出来吧！那么，崇祯究竟是怎样一个“英明”的君主呢？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人们可以了解一二。-01-首先是他的“节俭”崇祯帝的“节俭”很有些名气，他不仅爱搞什么“撤御膳”之类的名堂，而且对国家经费的开支也很“节省”。崇祯二年，为“省”下几十万两银子而裁撤驿站，使成千上万的驿卒失业，他们被迫造反；崇祯四年，大批起义的饥民接受招安，不少官员吁请朝廷予以赈济，“节俭”的崇祯帝扭捏着才批了十万两银子，结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受招抚的饥民在灾荒中无法求活，不得不再次“作乱”。至于克扣、拖欠军饷造成哗变的事，那就不胜枚举了。当然，皇帝也有难处，他在位期间几乎年年哭穷，赋税加派一加再加，从快饿死的百姓嘴里“节省”下越来越多的钱来还不够，又多次号召皇亲国戚、勋贵大臣，要他们“急公忧国”，捐助饷银，但他们个个叫穷，一毛不拔。崇祯帝的岳父周奎被纠缠不过，暗中向女儿周后求助，周后偷偷送他五千两银子，周奎不仅一分钱不出，还把女儿送来的银子扣下了两千两，只拿三千两“捐”了出来。后来李自成进京，把周奎抓来“拷掠”，光现银一下子就抄出来五十三万两！当时贵族中像这样要钱不要命的守财奴比比皆是。如宗室楚王、蜀王等，都是坐拥满库金银于围城之中，任凭官属哭求，决不肯出一分钱帮助守城，结果城破后人做了刀下鬼，钱财也为农民军所得。为什么这些贵族吝啬到这种地步？原来他们有崇祯帝这个榜样。崇祯年间户部以饷银不济，多次请皇帝动用“内帑”（皇帝私人金库），崇祯帝都苦着脸说“帑藏如洗矣”，甚至有时还挤出眼泪来。北京城破前夕，大臣李邦华再次苦劝他说：“国都快亡了，皇上还吝惜这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日之危急，皇上就是尽捐内帑，也怕来不及了！天下之大，保住它还怕没有钱吗？就怕它要落入他人之手了！”但是崇祯帝仍然舍不得掏腰包。结果李自成进京后，缴获的宫中“内帑”多达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相当于全国三年的田赋收入！如此“节俭”的皇帝，也真是“英明”得可以了！-02-其次是他的善于弄权崇祯帝不像他祖父万历帝、哥哥天启帝那样不理朝政，因而有“沈机独断”的美名。但他不但刚愎自用、拒谏成习，而且虚荣心极重。他常常授意臣下提出一些担风险的决断，一旦成功，自然是他的“天纵英明”；一旦出事，秉承其旨意的臣下便成了替罪羊。典型的如崇祯十五年，崇祯帝为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清议和，事泄后舆论哗然，崇祯帝立即处死陈新甲，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他身上，并打肿脸充胖子地断绝了和议。由于他一贯朝令夕改，不负责任，饰非有术，诿过于人，结果把满朝大臣都训练成了只唱高调而不敢提出实际建议的圆滑官僚。崇祯十七年初，崇祯眼见农民军逼近北京，想弃关外土地，把防御清兵的吴三桂部调来对付农民军，但又死要面子，想重施故技，授意臣下提出这个建议并为他承担责任。没想到大臣们都学乖了，个个装聋作哑，无人理会他的暗示。崇祯帝硬着头皮拖了一个多月，眼看危局日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终于顾不得脸面，恨恨地把臣下痛骂一顿之后自己做了调吴三桂入关的决定，然而这时已来不及了。崇祯帝对臣下如此玩弄权术，怎能得到可用之材？这就难怪他觉得臣下都不可信任，明知“阉党”可恶，还要用宦官去监视大臣。像袁崇焕这样的抗清名将，清（后金）略施反间之计，就假崇祯帝之手把他除掉了。幸亏嘉靖、万历这些昏君不像崇祯帝那样“英明”，否则戚继光、张居正等辈能否善终也很难说！-03-最后再谈谈他的“殉社稷”崇祯帝“蒙难不辱”，拒绝南逃而甘与社稷共存亡，是他最得封建史家颂扬的一点，他因此得到了“烈皇帝”的美称；但实际上，崇祯帝并没有那么强硬。早在大顺农民军东渡黄河之初，他就想效法唐肃宗溜之大吉，曾多次秘密召见主张“南迁图存”的大臣李明睿，商量南逃计划，还苦着脸说：“朕有此意已久，无人赞同，所以拖到现在，怎么办呢？”这时离农民军攻克北京尚有两个月之久。但是，崇祯帝这次仍想让诸臣替自己撑面子，让他们提出南逃建议，而大臣们偏又不敢做日后的替罪羊，都唯唯诺诺，有的竟然还唱“皇上自然守社稷”的高调，而主张让太子去南方“监国”。这令人想起唐肃宗监国后登基自立、废黜父亲的旧史，自然只能招来崇祯的斥责。到了二月间，农民军在北上的同时又分兵东进，长垣、青县先后被占领，运河被切断，崇祯帝想跑也跑不掉了。尽管如此，崇祯帝仍未放弃求生的努力，当李自成派人劝他投降时，他始终未表示拒绝，并写了“再与他谈”的手谕，让李自成派来的代表自由上下北京城。只是由于他死要面子，迟迟下不了投降的决心，结果农民军规定的期限已到，大军攻入内城，崇祯帝才慌慌忙忙跑到煤山自杀了。总之，崇祯帝的真实形象实在并不像文人描写的那样光彩。他的昏庸虽然表现形式与其他朝代的亡国之君有别，却也活活地勾画出了一幅腐朽的画像。明朝的覆亡固然是大势所趋，积重难返，但与崇祯的贪吝短视、昏庸无能、措置失宜也不无关系。那么，旧时的文献为何要把他描绘为“英明”之主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崇祯帝即位之初，处置了阉党，为一大批东林党的地主阶级文人士大夫平了反，因此在那个时代的文人心中，他的地位是很高的。而无论如何，他死于“流寇”之手这一事实，更增加了地主阶级士大夫对他的同情。但最重要的，则是清王朝的渲染。我们知道，清王朝虽早就有入主中原的企图，但毕竟后来不是直接从明朝手中，而是打着替明复仇的旗号从农民军手中夺得了天下，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像历代新王朝一样贬低前代末世的统治。相反，越是抬高崇祯帝的形象，越能起到团结、安抚前明地主阶级的作用，越能显出清朝入关“为崇祯帝复仇，讨平流寇”的“伟大”，越能体现出“自古得国之正，无如我朝”。因此，他们何乐而不为呢？然而流风余韵所及，竟使今日的一些历史文学作品，乃至史学论著，都为崇祯帝这个“明主而未遇其时”的“悲剧”而大加感慨，这真是需要一辩的事了。（来源：秦晖著《鼎革之际》）秦晖老师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涉猎广泛，但其实他的研究一直紧紧围绕着转型的核心问题。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历史亲历者的反思，也是一个历史学家“通古今之变”的责任与担当。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D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秦晖作品集库存所剩无几，十分珍贵，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秦蓓蓓：我的父亲秦晖秦晖：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秦晖：巴以问题的由来（完整版音频）秦晖：为什么极端反西化的人，私下却赞成郭嵩焘的说法？看着秦晖老师远去的背影，我为清华的学生感到惋惜秦晖：无论左右，都要坚守“共同的底线”秦晖：有一位朋友现在经常骂我，但是他有一个说法我是同意的秦晖：两种“清官”观秦晖：帝国后遗症秦晖又扒光了某些人的外衣，太猛了！秦晖：什么是现代意义的大国？

“天下之乐，第一莫若读书；读书之乐，第一莫若读水浒。”有人说，读懂了《水浒传》就读懂了人生。这是一部让人绝倒的旷世奇书。传奇女子三毛12岁就开始读它，而且百读不厌。她在花样年华写到：一个十二岁的中国人，竟然还没有看过《水浒传》，使我羞愧交加，更是着急地想去念它。古典文化中的哲理和智慧、汉字的精妙和意蕴，《水浒传》中俯拾皆是，就像洒满了遍地黄金：·

▲《宴会》

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刚刚经过了激动人心的40年，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我们很少遇到劲敌，但我们也经受了多次封锁与制裁的考验。世界虽然带有偏见，但整体上我们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得以发展，并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也正因为这样，中国人很少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世界上大部分非西方国家都曾经试图通过改革与开放，来完成和中国同样的惊人一跃，从一个传统的不发达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这些国家所要完成的，也是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承认四个方面的改革，但它们大都没有取得成功。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不是必然，只是一道窄门。▌世界是一种自私与善意的综合体中国虽然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否已经到达了彼岸，依然是不确定的。随着国际环境的复杂化，我们除了学习日本、韩国等国（它们已经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成功经验之外，更需要吸取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训，看它们为什么会失败，哪一些是必然因素，哪一些又是可选择的因素。了解了它们，会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借鉴。以阿富汗为例，当阿富汗决定放弃中立政策的那一天，就注定成了两大势力博弈的牺牲品。虽然它受到了邻国的压力，但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只有看清外交转向的危险性，才是它避免后来不幸的唯一一次机会。转折点的机会稍纵即逝，也表明了这道窄门对于普通国家来说是多么艰难。大部分国家无法完成现代化，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在这里，人们往往分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相信所谓的阴谋论，认为世界是一个钩心斗角的世界，是发达国家刻意压制新兴国家，不让他们成长，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吸血，保证发达国家的人民过得更加舒适；另一种意见则相信世界是善意的，一个国家发展不好，更多的原因在于内部出了问题，只要内部问题解决了，就会自然发展起来。但是，这两种意见都有片面之处。世界既不是完全的钩心斗角，也绝非一味地善意。事实上，世界是一种自私与善意的综合体，它已经形成了一些向善的原则，比如民主、自由等，但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却又带着强烈的博弈色彩。一个国家要想生存，必须学会尽量采纳那些向善的原则，同时又避开国际上那些钩心斗角的暗箭。阿富汗改革时期采纳了这些向善的原则，却忽略了两强争霸所带来的压迫性力量，导致它错误地投靠了一方。但也有的国家并没有外部的刻意压迫，却内部出了问题。如果我们更加放宽视角，又会发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命运都是历史的产物。▌世界格局重塑，独立与整合的痛苦中国是一个不断向前看的国家，我们往往总是试图向欧美等发达国家看齐。但当我们盯着那些成功的西方国家时，却很少意识到，除了少量的成功国家，还有许多待发展国家，它们占了世界的大多数。这些国家大都处于我们现在谈论的“一带一路”的覆盖区域上，包括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亚、非洲、东欧等地。另外，本书并没有涉及的南美也可以包括在内。这些国家共有的特点是：它们的政治大都不如西方国家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又是世界格局重塑的结果。事实上，许多国家的政治、种族或者边界在最近一两百年内都被重新洗牌过，脱离了原来的边界。而这种洗牌，又是西方大博弈和殖民地时代所带来的后果。虽然殖民时期早已结束，但至今，大多数国家仍然在承受着殖民时代的负面影响。比如阿富汗，它曾经是大博弈的界墙，却因为英国人的侵略而丢掉了西南部的普什图人地区，从而与另一个新兴国家巴基斯坦陷入了僵局。阿富汗至今的冲突，根源却出现在百年前。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是新兴国家，也曾经受控于英国和苏联，同样留下了无数解不开的难题。甚至有的国家之前都是不存在的，在非洲，许多国家的边界都是殖民者设定的。比如，马里共和国的南北差异非常大，南部是信奉原始非洲宗教的定居人口，北部则是穆斯林游牧区，法国将南北两部都变成殖民地后，为了便于统治，将两个地区强行拉在了一起。这样的国家独立后整合难度极大，至今仍然没有解决好。与马里类似的国家在非洲还有很多，比如苏丹由于南北差异过大，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国家，而乍得、尼日利亚、刚果（金）还在忍受着整合的痛苦。▌一个国家如何取得发展？答案不外乎是这样的：首先，这个国家内部要整合成一个整体，做到和平不打仗，并保证人员、资金和物资这三个要素的自由流通，由此民间经济就会自然发展起来；其次，这个国家还要做到长期的和平与稳定，也就是说，国家的政治架构必须合理，能够长期存在，而不是到了一定的时点就进入了崩溃循环。能够做到这两点的国家，都会出现一个极其繁荣的阶段。在历史上，中国的社会制度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每一次王朝进入和平时期，它的稳定期都可以保持两三百年时光。在这两三百年里，人们享受着和平的好处和巨大的市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盛世。然而，每一个封建王朝政权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到了王朝末期，社会制度已经无法进行维稳，于是地狱的闸门打开，进入了另一次混乱阶段，经济出现了彻底的崩溃和重建。直到近代，欧洲人和美国人发明的制度才有可能维持更久的稳定性，或许可以超越中国古代王朝的纪录。但在未来到底会怎样，仍然不敢过于乐观。▌三类困难作为西方之外的待发展国家却在解决稳定问题时，就出现了极大的困难。这些困难又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有的国家在历史上已经解决了地域和民族整合的难题，在近代化过程中，这种整体性也没有被外来冲击击破，这些国家一旦进入现代化节奏，就会因为整合成本低，取得迅速的发展。这一类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作为岛国的日本在中世纪就解决了民族整合问题，由于在岛屿上，与其他国家的边界相对固定，其主体部分没有变迁，加上历史上产生了民族认同感，一旦获得了和平的环境，人们就可以迅速地向经济议题靠拢，从而带来飞速的发展。除了日本，中国、泰国等东亚国家，土耳其、伊朗等中东国家也都有类似的优势。第二类，有的国家在历史上是碎片化的，却由于殖民时间长，建立了较为成功的政治制度，在殖民者撤离后，能够维持住原有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它们虽然发展得更慢一些，却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这类国家中，印度、巴西等大国都是典型。特别是印度，在英国人之前，印度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都只是个地理名词，代表了无数的小国家。在英国人的整合下，印度脱离了一盘散沙的状态，采取了共和制和单一国家制。它的整合成本要远高于日本这样的民族国家，但由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印度正在向民族国家过渡，虽然发展速度慢一些，却保持了更长远的稳定，有着乐观的未来。第三类国家，由于无法解决整合问题，就无法建立能够保持稳定的政治制度，甚至连民族认同感都没有建立，这些国家在可预期的未来都可能发生动荡。要想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必须在稳定的空当里尽快地发展经济，让人们习惯于在一个国家之下生存。但问题是，这样的国家也往往是穷国，没有能力主导经济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又是极其弱势的原材料生产国和制成品进口国，忍受着进出口的剪刀差，缺乏资金的他们更加难以进入下一个稳定态。从2011年到2019年近10年的时间里，为了考察“一带一路”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我几乎跑遍了“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地区，去了解这些地方为什么有的发展起来了，有的没有发展？那些成功的经验在哪里，失败的教训又何在？在这些教训中，有哪些是可以避免的，有哪些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这些考察中，我在那些战乱地区经历过疑似的绑架、抢劫，面对过恐怖分子、难民，受过伤、挨过饿，详细地追问当地人们的生活、所思所想，并与他们分享过路上的苦乐，只为了还原一个世界的真实图景，去弄明白，我们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的教训何在，又将往何处去。在考察中，我故意略去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西方世界，而是更关注于被人们忽视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些被西方影响，努力追赶，却又充满了苦难的地方。我希望自己带着平常心，又带着人类普遍存在的同情之心，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一个丰富的图景，讲述这些地区的人类命运，以及探讨他们的成败得失，从而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也请读者意识到中国改革的不易，在未来少走弯路，尽快达到更加和平与繁荣的社会。本文摘自郭建龙2023重磅新书《失落的世界》。作者通过十年行走，亲身经历，深度观察，写成了这本书。书中可靠、详实地回答了我们常听说“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特点，回答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什么长期处于社会停滞之中，在战争与纷乱之外又有着怎样的难言之隐。作者以大量的史料和游历故事，分析了亚非世界贫困落后、难以实现现代化的缘由，并从历史根源、战争、文化传统、宗教等方面做了细致入微的剖析。我们可以从这些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困难的新兴国家身上寻找发展的经验教训，获得对发展、现代化以及整个世界的更全面更深刻的认知。本书豆瓣评分9.1，书友评价：“受益匪浅，既有历史，更是现实”。此外，书中不仅包含郭建龙老师拍摄的各国旅行照片，还随书附赠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城堡雕刻古画海报一张，更含郭建龙老师亲笔签名，可谓物超所值。今天的世界，人们已经在文明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距离完全理想化的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阅读这本书，可以籍此思考在世界大变局之下，如何走好未来发展之路。郭建龙老师签名版《失落的世界》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在万众瞩目的欧美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失落的世界”郭建龙：盛世毁于战争马国川：历史之痛不可忘记，历史之恨不可永记中美关系的四个阶段如此真实，中文版竟然没有删改（且看且珍惜）豆瓣9.0，这本书写透20世纪历代政治思想的内幕西方人文主义传统面临着四大挑战人类的一切政治困境，都逃不出这四个难题俞敏洪对话薛兆丰：平庸的人千篇一律，优秀的人以终为始什么让人成为人？

1978年，他还是拖拉机厂工人，打算参加高考。他妈写信说：你已经二十多岁了，别人在你这个年龄都大学毕业了，你就算了。他读完信后，痛哭一场。痛哭之后，还是准备考。这一考，就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本可以选择去中纪委，但他放弃了。而他放弃的理由也很简单，忠于内心，而且机关工作干不来。可就是这位“机关工作干不来”的人，却在后来写出“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官场小说”，累计销量超过100万册，即使“出版二十年后再读，仍然不会感到过时”。他就是长期霸榜官场小说排行榜首——《沧浪之水》的作者，阎真。看阎真小说，现实无以言说之处，却常常在小说中可以抵达。比如官场中的站队、面子、圈子……那些事。曾有记者问阎真，为何如此热衷真实？阎真的答案是，直面真实是残忍的，但回避真实，真实仍然是真实，残忍仍然是残忍。而表现生活痛感，就是阎真写作的另一个原则。阎真小说，像一把锥子刺到人的内心最深处，阅读过程常需要放下喘口气：刚正人格遭遇权力打压，理想主义者被现实毒打，良知真相蒙上厚厚尘垢……很多读者看完阎真小说，感到震撼，甚至有想大哭一场的，因为很多人看到无数熟悉影子，还有自己影子，理解了很多之前无法理解的事：房子、票子、孩子、上学、就医、职场、官场、规则、潜规则……处处被硬生生剖开的残酷世界。很多老师，同学，领导，职场、官场人推荐阎真作品。阎真小说超出一般官场文学。它不停在表象，而是把社会明暗规则摆在桌面上摊开：为什么官本位、一言堂大行其道？为什么说真话不易？为什么“站起来做人”说起来轻松，做起来何其难？为此，力荐阎真老师代表作：获多项文学大奖，“官场小说之王”，“天机泄露”第一书，长销20年的百万口碑之作——《沧浪之水》。感兴趣读者还可在规格选购《阎真作品集》：阎真老师经典作品全收录。如果说，《沧浪之水》相对聚焦于体制内官场，《阎真作品集》则广泛存在于体制内外官场、职场、高校、社会、海外。但无论发生在哪里，都是在社会摸爬滚打的每一个社会人，难以避免的成长与困境。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全签名+钤印）：▍延伸阅读官场小说之王《沧浪之水》：理想主义都注定最后会败给现实吗？阎连科：做最好的人，写最“坏”的小说马国川：历史之痛不可忘记，历史之恨不可永记中美关系的四个阶段如此真实，中文版竟然没有删改（且看且珍惜）豆瓣9.0，这本书写透20世纪历代政治思想的内幕西方人文主义传统面临着四大挑战人类的一切政治困境，都逃不出这四个难题俞敏洪对话薛兆丰：平庸的人千篇一律，优秀的人以终为始什么让人成为人？

近日，在经过各环节评选后，吴敬琏先生荣获2023年度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奖。这个奖旨在表彰在经济学领域有着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的学者。吴老在领奖时表示，“我们现在还面临很严重的爬坡任务，希望各阶层人士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吴敬琏曾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无人能出其右。《华尔街日报》曾声言，“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那就是吴敬琏。”93岁高龄的吴敬琏对历史细节记忆清晰、信手拈来，对当下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也依然保持关切。他的焦虑和不安常常来自对国家命运的牵挂。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吴老总能以其澄澈的学术洞察力干净利落地直击本质，入木三分。吴敬琏曾问，中国的成功，是中国独特模式的成功吗？是威权政府的成功吗？是北京共识的成功吗？不！他回答：中国的成功，是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吴老频频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用“泣血般的嗓音”为中国的改革发展之命运鼓与呼。吴老坦言：“关于民营经济所引起的争论，其实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问题上——什么是法治？如何建立法治？”吴老说：“因为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只有所谓‘刀制’的传统，用英文就是rule

王小波曾讲述过一桩历史逸闻——花剌子模国王下了一道命令：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都给予奖赏，凡是带来坏消息的都抓去喂老虎。结果，几年过去后人们见到国王，发现他所了解的外界早已彻底和现实脱节——整个人都变傻了。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数字时代，正在批量地把人们圈起来变成“傻子国王”：坏消息都被喂老虎了，好消息则被海量地筛选和发明出来，填满人们的白日梦。能把人们从变傻这个过程中挽救出来的，正是当前社会最缺乏的两样东西：其一，常识；其二，逻辑。然而，常识只是对现实某一时段规律的揭示，逻辑则是藏在现实背后的永恒规律；常识基础性的知识，逻辑则是一种思维方式。因此，逻辑比常识更稀缺，也更来之不易。▌谎言大行其道——源自道德上迷信权威，思维中缺乏批判有位德国人刺杀希特勒失败后，在绞刑架前留下了一句著名遗言：“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非理智上的缺陷。”殷海光教授在《逻辑新引》中的分析，也很精彩：真话被掩蔽，是因为很多人由于种种人格上的原因而放弃了自己的智力。当一些言论，或因某种力量而成为“权威的声音”，或因流行而成为“大众的声音”，就会让异议者不敢开口，甚至放弃思考，最终掩蔽真话。在殷海光看来，分辨真假与对错，是逻辑最基本的功能。到底是真是假，就看能不能经得起逻辑的推敲，凡是一戳即破的，就是假话。大多数人迷信权威，习惯从众，一方面是人格上的懒惰和怯弱，另一方面则是思维中缺乏基本的逻辑与批判。他们只想去追随一种标准化的“正确思想”，却不肯去建立真正的独立认知，用逻辑去推敲一下“对不对”，因此总被各种“伪常识”制定的“正确思想”迷惑。▌群体暴力在网络中泛滥——只讲情绪，不讲逻辑网络暴力越来越吓人，对异议者的声讨、人肉、举报日益泛滥。在殷海光教授看来，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比如——泛道德主义：身处群众之中，让人们幻想自己拥有了道德权威和集体力量，敢于做一个理性人不敢做的事，比如实施暴力。泛情绪主义：网络匿名让参与者责任缺失，而暴力沟通更容易导致情绪和愤怒。泛经验主义：大多数人缺乏常识和逻辑，只能靠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去推断事物。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在底层思维上，就缺失最基本的逻辑。而逻辑缺失的后果，就是人们失去理性和责任的制约，变得愚昧和情绪化。比如，刚学到一个新概念、一个大词，就不加考虑的用到各个场景中去。越是缺乏逻辑支撑的人，越喜欢更激烈、更正义、更冲动的言辞，来展示所谓的“力量”，甚至理直气壮地“耍流氓”，丝毫不懂得反省自己所说的话，能不能经得起最基本的逻辑推敲。▌大多数时代，逻辑被少数人控制——要么用它思考，要么用它作恶愚蠢是被养成的，而非天生。大多数时代里，普通人的世界都被迷信、权威、禁制、标语、主义、偏见、情绪所裹挟，放弃思考和分辨是非，苦难也由此而来。而正是这种多数人的无知，鼓励了少数人的无耻。有人说，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哪怕头脑中同时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想法，也能保持独立的判断力。这正是逻辑的力量。自古以来，这种力量始终被极少数人控制着——要么用它思考，要么用它作恶。用逻辑思考的，诸如苏格拉底、康德等哲学家，他们用逻辑去追求真理和智慧；用逻辑作恶的，诸如古代的专制帝王、法西斯头目，他们所做的一切，是渴望去垄断逻辑的力量，让人们免于真正的思考，从而制造一个无知的世界，让恶得以肆无忌惮。一个人的最大危险，就是拒绝思考，从而对身边的恶失去警惕；一个人的最大错误，就是在犯错的路上狂奔，却失去了刹车的能力。而逻辑，让一个人在思想上变得清晰，在感觉上变得敏锐，在行动上找到方向。当诸多力量想把人们“变傻”时，唯有真正的逻辑，让人们保持最基本的清醒，摆脱日益被权威、愚昧与偏见支配的碎片化生活，走向真正的高层次思维。先知书店向大家诚挚推荐殷海光教授的著作《逻辑新引・怎样判别是非》，理由有三：◎从没见过哪本逻辑书，可以读得这么省力市面上的逻辑学著作，大多晦涩难懂又枯燥无味，写满了各种语法辨析甚至数学公式，这恰恰是逻辑“没读透”的结果，只好把陈词滥调反复传抄。殷海光教授的《逻辑新引》完美体现了作者身为教育大师的功力，从0到1细致解析，极其简单、清晰、明了、精辟，任何人都可以很快上手，把复杂问题变简单问题。有读者评论：从来没见过哪本逻辑书可以读得这么省力。还有读者感慨：看了先生的书才明白，把复杂的问题说清楚，是一种高级的能力。◎作者是影响了台湾半个世纪的“逻辑大师”作为哈耶克思想的引进者，殷海光教授一直关注时代的命运和国人的启蒙。然而，他痛感国人因为逻辑不清，导致文明的精神和哲人的思想最终无法扎根。在深刻反思之后，殷海光最终将逻辑视为启蒙的起点。这一选择事后被证明极具历史远见——它影响了整整两代台湾人，而殷海光本人则成为上世纪台湾青年崇拜的精神领袖、抗暴旗手和启蒙大师。◎豆瓣评分高达9.2分，读过的人都说好《逻辑新引》是豆瓣评分最高的书籍之一，它是用实实在在的干货，“写服”了大多数读者，堪称高价值又好读的口碑典范。逻辑的力量，就是拒绝低劣和盲目的选择倾向。在荒诞和愚蠢之中，保持最基本的清醒和思考。具有这种思维的人，才能在时代浪潮中保持自我，逆流勇进，避免危机和发现未来。为了更好地普及逻辑思维，先知书店特别定制了《逻辑新引》独家平装版本，请感兴趣的朋友长按下图识别二维码，一键收藏并下单。▍延伸阅读只论立场，不论是非：最常见的12个逻辑谬误逻辑缺失，是进入现代文明的最大阻碍王笛新书，遗憾！从家奴到鹰犬：内务府是如何左右大清王朝命运的？阿伦特：罪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已经对罪恶习以为常读懂美国文明的六个视角现代社会最根本的思想困境：真实性危机！从政府内部看中国，才能真正读懂中国陈丹青：所有书教给我的就是一件事情——你不要自以为是，你要自以为非陈平原：文学是最好的教育

即使在思想已死的漫漫长夜中，生命意义的追求仍可以存在，这就是深藏在你心中的哲学思考。——金观涛金观涛的人生是一个传奇，他“20岁去北京，40岁到香港，60岁来台湾”，然而，他的学术历程更为传奇——70年代，在动荡中，他就逆流而动，开始对“正统思想”的反叛；90年代初，当启蒙受挫后，他用10年时间思考国人陷入“乌托邦陷阱”的缘由；21世纪，面临着集体的彷徨，他提出一种既能解释不同文明演进脉络，又能理解当下的大历史观。如今，金观涛老师将视野扩展到更宏大的哲学层面，探索现代社会根本的思想困境。《真实与虚拟：后真相时代的哲学》就是这样一部回答当下政治、科学、哲学种种领域何以遭遇“真实性危机”的最新力作。“大多数人不去思考或没有能力思考。所谓后真相时代，正是源于人们失去了全面而整体的真实性判断力。”“今天，我们有繁华的物质文明，但反观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像今日这般脆弱、害怕死亡、懦弱和怯于反抗。”金观涛老师认为：当今真实性的困境，来自对现代科学的迷信。今天我们生活在后真相时代。一方面是信息和大数据泛滥，另一方面是人对真实性的判断力日益狭窄和模糊，所以我们需要真实性的哲学。为此，我们诚挚推荐：金观涛《真实与虚拟：后真相时代的哲学》全网独家签名版，重新梳理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探究现代人的价值和意义。本书延续前著《消失的真实》提问，应对后真相时代人心浮躁、意义丧失、真假不分的困境，金观涛以哲学视角审视现代科学，回到“什么是科学”的基本问题，回答前沿科技带来的认知焦虑，找到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提供后真相时代里的思想方案。不同文明的超越视野，现代社会价值基础的重建，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都将在这种新的哲学中获得理解。自轴心时代以来，寻找真理都是从面对黑暗开始的，今天关于未来的思考都必须敢于正视历史大倒退带来的思想困境，而“真实性哲学”系列，正是金观涛所踏出的第一步探索。签名版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编者按：叶永烈生于1940年，浙江温州人，当代著名科普作家。早年从事科普、科幻创作，并以科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蜚声文坛。由叶永烈担任主要作者之一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2020年５月１５日，叶永烈病逝于上海，享年80岁。分享叶永烈的一篇旧文，那是叶永烈台湾行时，偶然发现，原来对岸，也曾有过威权教育……小学教育是极其重要的。小学课文往往会牢牢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以至影响一生。在台湾，我很偶然看到蒋介石时代的小学“国文课本”——在大陆叫语文课本。几乎在每一册国文课本里，都有颂扬“总统”蒋介石的课文。今天看来，这些课文早已落满历史的灰尘，但是透过这些课文，却形象地勾勒出在蒋介石的“威权时代”，台湾的小学生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在台湾小学二年级的课本里，有一篇课文《蒋总统小的时候》——需要说明的是，原文中为了表达对蒋介石的敬意，在“蒋总统”之前都空了一格：蒋总统从小就不怕劳苦。他每天都要洒水扫地，帮着母亲到园里去种菜。母亲织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读书。有一天，他到河边去玩，看见河里有许多小鱼，向水的上流游。因为水太急，几次都被冲下来，但是小鱼还是用力向上游。蒋总统看了，心里想：“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蒋总统小的时候，不怕劳苦，又很有勇气，所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许多事。这个“逆水小鱼”的故事，我在走访蒋介石故乡奉化溪口的时候就听说过，想不到居然被写进台湾的小学课本。关于蒋介石小时候的另一个故事“泥土与寄生虫”，也被收入台湾小学三年级的课本，标题为《爱国的蒋总统》：蒋总统从小就很勇敢，又很爱国。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进了陆军学校，预备将来保护国家。蒋总统在陆军学校求学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教卫生学的日本教官，拿了一块泥土，放在桌子上，对学生说：“这一块泥土里面，有四万万个微生虫。”这句话引起了蒋总统的注意。日本教官又说：“这块泥土，好比中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像是四万万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里一样。”蒋总统听了，非常气愤。他走到桌子前面，把那块泥土分成八块，然后向日本教官说：“日本有五千万人，是不是也像五千万个微生虫一样，寄生在这一小块泥土里呢？”日本教官没有想到中国学生里面，会有这样勇敢爱国的青年。一时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这样的关于蒋介石小时候的故事，写进台湾小学课本，使小学生从小就敬佩蒋介石。在台湾小学五年级的国语课本里，那篇《忠勇的蒋总统》，令小学生对蒋介石肃然起敬：民国十一年，

改革启动时有很多思想顽固、见识浅薄之人，不用怕，只要改革的方向把握住了，事情会慢慢好转。改革难就难在方向把握不住。——谌旭彬第一财经：晚清改革有许多阶段。你在讲1896年的历史时，用了“甲午后改革”的说法，这个提法相对比较陌生。为什么专门提这段改革历史？谌旭彬：“甲午后改革”这个词是我自造的。以往关于晚清改革的叙述很少讲到光绪皇帝，不太讲他在改革中起了什么作用，担当了怎样的角色，至多在讲戊戌变法时提一提。总体来说，是把光绪皇帝视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背景人物。其实光绪皇帝在晚清改革的脉络中很重要。中法战争因为种种原因，以不赔款、不割地的方式签订和约而结束，慈禧太后认为洋务运动改革成功了，爱新觉罗的江山已经坐稳，对改革的支持力度也开始放缓，改革慢慢陷入停滞状态。停滞的后果非常严重，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惨败给了日军。于是甲午战争后就出现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要求重启洋务改革，另一种声音则要求深化改革。支持重启改革的人是慈禧太后，想要深化改革的核心人物便是光绪皇帝。和传统帝王不一样，光绪皇帝有特殊的知识结构。首先他学英语，对英语很有热情，还一度想要举办宴会，在各国驻华使节面前用英语发表演讲。其次他看了许多西学著作，尤其喜欢看来华传教士创办的广学会出版的著作，以及广学会的机关刊物《万国公报》。广学会的作者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批评洋务改革只引进器械与技术，没有将改革深化到制度层面，认为这样的改革无法长久，不会成功。因此，光绪皇帝在甲午战争后有很多想法。他从1896年起，尝试着推行了许多改革。我把这些改革称作“甲午后改革”。可是，十万新军计划、财政整顿计划，还有京师大学堂计划，都没有得到慈禧太后的有力支持，全部都流产了。在慈禧太后看来，改革深入到制度层面有危险，会动摇大清的国本。比如慈禧太后反对废除科举，理由是科举制度虽然不能造就人才，但可以引导读书人去读四书五经，养成忠君尊孔的心性，这样就可以为爱新觉罗的家天下维系人心。光绪皇帝希望废除科举，让大家都去上新式学堂，那大清的天下人心怎么维系？第一财经：光绪皇帝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时间非常短暂，背后始终还站着慈禧太后，你怎么评价他的改革？谌旭彬：我认为，晚清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两个。一是国际层面，要与国际主流社会接轨，要进入国际法体系当中。二是国内层面，要从皇权时代转型到民权时代。与之前高度仇洋的咸丰皇帝、同治皇帝不同，光绪皇帝愿意了解洋人，也知道怎样跟洋人相处，比如他很乐意跟洋人行握手礼，他的老师翁同龢就非常生气，觉得皇上接见洋人，不让洋人跪拜也就算了，还主动跟洋人握手，实在有损大清体统。但是光绪皇帝觉得很正常，他能够摆脱华夷秩序的旧观念，也愿意跟世界接轨。那么，光绪皇帝能不能完成从皇权时代向民权时代的转型？我觉得他做不到，也没有这样的意识和动力。戊戌变法时，他有许多制度改革层面的主张，比如想效仿德国与日本，去改革官僚机构，在中央设立制度局或者懋勤殿，使得最高决策不再由老太后一个人说了算，而改由一个包括光绪皇帝、朝廷重臣在内的集体来做决策，国家的重要政务方面的决定全部由这个高级决策团队做出，再交给下面的官僚集团去执行，这相当于是要从根上改变清帝国的高层决策机制，是很重大的制度变革。光绪皇帝也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军队制度。但这些改革主张，总体来看都与走向民权时代没有多少关系。所以我觉得光绪皇帝不是一个能够引领中国从皇权时代进入民权时代的人物。光绪皇帝的改革，比较类似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第一财经：在你看来，晚清改革真正应该做的是什么？书中多次提到当时统治和精英阶层里，很多人见识粗陋，盲目自大。谌旭彬：晚清多数精英阶层封闭无知，严格来讲，其实是清帝国自己造就的恶果。举个例子，康熙皇帝当年亲自下场论证“西学源于中学”，将这个结论变成不容挑战的圣谕。然后这个结论在清帝国读书人当中流传了上百年，没有人敢质疑，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也不会有新鲜的信息传播进来对其造成冲击，其结果就是到了同治年间，“西学源于中学”已经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常识”，导致上层启动改革时，下面的读书人阻力非常大，他们受了百余年的愚民教育，普遍觉得洋人的东西不值一提，向洋人学习有失体统。回到晚清改革这个话题，我觉得真正要做的是把握住改革的方向。下面有阻力不可怕，慢慢开化就会好起来。比如说大学士李鸿藻，他本是清流，很反对改革，对大清的政治文化有着很盲目的自信。可是，自从恭亲王奕訢让他进入总理衙门之后，因为经常接触洋务，李鸿藻很快就变成了改革者。还有醇亲王奕譞，最开始也是高声叫嚷，要发动民众将洋人全赶走全杀光。可是在奕訢被排挤出权力中枢后，慈禧让奕譞到总理衙门做事，他天天跟洋务打交道，变成了最支持李鸿章改革的人。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改革启动时有很多思想顽固、见识浅薄之人，不用怕，只要改革的方向把握住了，事情会慢慢好转。改革难就难在方向把握不住。晚清改革就是这样，慈禧太后作为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只支持引进器物与技术层面的改革，不支持制度层面改革，更不支持从皇权时代向民权时代的转型，最后变成了改革的阻力，也导致了晚清改革走向失败。第一财经：这就回到对改革者的要求了，一定要超越时代、立场坚定、高瞻远瞩。谌旭彬：我认为改革者得明白世界大势，明白世界的发展潮流是什么样子。遗憾的是慈禧太后并不明白这些。她识字不多，批阅奏折时经常写错别字，但很爱学习，与慈安太后联合奕訢发动政变掌权后，曾让人给自己讲解《帝鉴图说》这类书籍——《帝鉴图说》是明朝宰辅张居正为教育年幼的万历皇帝而写的“帝王教科书”。如果不是遇到晚清这样的大变局，也许慈禧太后在历史上能够留下很好的名声。可她偏偏处在这样一个关键时代。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远不是《帝鉴图说》这类读物里的知识可以应对的。庚子年间，慈禧太后走投无路后，去请五台山的和尚施法，来对抗八国联军，更是彻底暴露了她的知识结构非常糟糕，远远落后于时代，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了巨大灾难。其实不止慈禧太后是这样。我们看晚清改革，其实很难找到一个真正能够引领时代进行转型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可能是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他的身份是地方督抚，势力最盛时也不过是北洋大臣，尽管对改革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并没有真正进入到中央决策机制当中。慈禧死后，晚清改革的掌舵者变成了摄政王载沣，然后很快又落在了袁世凯手中，袁世凯成了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承担起了时代转型的重任。他的见识虽然胜过慈禧太后甚多，但仍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主流世界，这一点从袁世凯的大总统就职宣誓词里能够看得很清楚。宣誓词完全没有提及自己作为大总统对国民有何承诺，只是反反复复在训诫、教育民众，要求民众必须遵守这个服从那个，明显仍是帝制时代的“牧民思维”在发作。从这份就职宣誓词来看，袁世凯后来恢复帝制，是他的认知决定了会走那样一条路。第一财经：确实，帝制时代国家走向和君主个人能力有很大关系。道光皇帝的几个皇子里，奕訢是有能力的，但最后没被立为太子。你在写洋务运动时，讲了很多他如何改革，看了还是比较令人感慨。虽然历史不能假设，还是忍不住会想，要是奕訢做皇帝，晚清历史是不是不一样？谌旭彬：我并不认为让奕訢来做皇帝会改变什么。我是这样理解的，首先，奕訢最初也是对外强硬派，很仇视洋人，跟咸丰皇帝的对外立场没有太大的差别。其次，他后来成为洋务改革的领袖人物，既是因缘际会，也与他的地位有关。如果奕訢处在咸丰皇帝的位置，代表着清帝国的最高权力，做出的决策是很难自我否定的，按当时清帝国的机制，也没有人能够对他的决策失误进行问责。总理衙门是晚清改革的中枢，但不是最高权力所在，总理衙门做了错事可以修正，可以有纠错机制。奕訢在改革过程中，也确实在不断修正自己的主张，向着越来越亲近西学的立场转变。后来奕訢被驱逐出了总理衙门，晚清改革的中枢逐渐转移到了慈禧太后那里，最高权力与改革中枢重合，纠错机制就开始失灵了。庚子之变后，地方督抚和改革派士绅主张变更高层决策机制，设立责任内阁，原因便在这里。有了责任内阁，纠错机制就可以发挥作用，可以通过内阁辞职、内阁任期结束等方式，修正改革中出现的政策偏差。此外，我也不认为恭亲王奕訢在才干上就一定胜过他的兄弟咸丰皇帝。制度更重要，制度决定了一个人的才干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发挥，也决定了一个人的错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抑制。而且，就晚清改革的教训而言，我认为改革掌舵者能力平庸一点，或者说政治手腕不高，都不是很要紧的事，只要见识够便好。见识够了，才有可能把握住改革的正确方向。只是这样的人物，在晚清都很难找到。有见识者往往不在其位，在其位者又往往见识不足。这也是我评价转型时代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看他引领时代往哪个方向走。对近代政治人物，有这条标准就够了，其余不必用现代标准去苛责。第一财经：晚清改革的历史教训是什么？谌旭彬：教训当然很多。我觉得有三点特别重要，也是我最想讲的。首先，不能搞愚民政策，前面也讲了，愚民政策一开始可能确实有助于维护清廷的专制统治，也确实能给清帝国的知识分子“打鸡血”，增加他们“天朝上国”的荣耀感，增加他们的向心力。但到了晚清改革的大变局时代，这些人立刻就变成了改革的阻力，非常不利于国家转型。其次，睁眼看世界远远不够，还要正眼看世界。晚清不是没有睁开眼看世界的人，也派了很多使节出国，但很多人回来后会变成“两面人”。他们在私人日记里讲外国的东西很好，到了公开场合又会对这些东西实施痛批。为什么会到处都是“两面人”？因为时代氛围很坏，没有包容性。郭嵩焘就是这种遭遇，他去欧洲做使节，看到欧洲文明的实情，将之写在日记里，交给总理衙门印刷出版，然后就被舆论集体咒骂为“汉奸”。在当时，郭嵩焘的遭遇不是个案，而是一种现象。因为教科书的缘故，很多人都知道魏源，他被誉为晚清“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可是，魏源并没有真正做到“正眼看世界”。他编撰的《海国图志》里，有很多道听途说的内容。比如书中说传教士来中国办慈幼院，然后会拿小刀挖取儿童的眼睛拿去炼银，这就是谣言。深究起来，这个谣言从明代就开始流传，魏源在编书过程中没有去做考证，只是看到许多资料这样写，就也写进了《海国图志》。因为号召“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这本书在晚清流传很广，这段谣言后来还酿成了重大的外交事件。1891年“长江教案”期间，欧美各国驻华使节拿着《海国图志》里的内容去跟清廷交涉，说很多参与焚烧教堂者是受了书中这段谣言的误导。从晚明到晚清，200多年过去了，这么大一个谣言，始终没得到知识界的澄清。细思起来，真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至少说明这200多年间，整个知识界正眼看世界、求真务实的风气非常弱。当然不是说没人知道真相，只是时代氛围不支持他们讲真话，舆论环境与知识环境都很糟糕。第三个教训是改革的目标要长远。细读晚清时期与改革相关的各种奏折，可以看到慈禧太后、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也包括后来的袁世凯，他们眼中的改革目标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洗雪“庚申之变”的耻辱——洋人把京城攻陷了，咸丰皇帝逃到热河死在了那里，这个耻辱必须通过改革来洗刷，“师夷长技”的目的是再度制服“夷人”，恢复天朝上国的荣光。除此之外，没有提出更高的改革的目标。当然不是说不能有雪耻意识，但作为一场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改革，其目标不能仅限于此，不能将融入主流世界、引进先进的器物与制度，全部劣化为雪耻的手段。改革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应该致力于增加国民的福祉，应该致力于让国家转型为更先进、更文明的政治实体，而非本末倒置。为什么大清的改革50年，每一步都走在灭亡的路上？很多年来，研究者基于时人的批评，大致都强调晚清的政治变革宛如儿戏。但这样的分析并不准确，只会忽略历史转型中的关键细节，也就无从谈“历史的教训”。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复盘。只要把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脉络一一捋顺，许多历史问题的答案就会清晰呈现——晚清并非一无是处，50年改革其实也为中国积攒了一些家底，留下了一些制度性思考。马勇所写的的《叠变》和谌旭彬所写的《大变局》这两本书，就是于细微处透视清王朝灭亡真相，自切片中剖析大清改革历程的好书。透过这两本书，看清50年的晚清改革史，就能理解大清走向灭亡的每一步。◎马勇《叠变》签名版——从文明史、社会史视角，揭示近代中国变革的内驱力与政治逻辑本书把1840-1915这75年里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历史的细节一一呈现给读者，捋顺75年的关键事件：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之难、皇族内阁、辛亥革命.....清晰呈现晚清的历史脉络及其内在因缘逻辑，时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马勇教授的这部史论结合之佳作，非常值得一读。◎谌旭彬《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签名+钤印版——将晚清历史逐年切片，呈现大清走向灭亡的每一步本书是《秦制两千年》作者谌旭彬的重磅新作。从1861慈禧和奕䜣开启改革之路，到1911清帝国土崩瓦解，书中按年份一一叙述，娓娓道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令人耳目一新。它比以往同类图书更清晰地呈现了这段历史，并让我们思考，在中国3000年历史长河看，这段历史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实实在在的遗产，留下了什么值得汲取的教训。先知书店有幸获得马勇老师和谌旭彬老师的亲笔签名，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谌旭彬：哪怕只是剪掉脑后的那根辫子，也很不容易谌旭彬：权力来自谁，便对谁负责走向世界的挫折——晚清首位外交官，争议中的“砍树者”钱穆：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93岁吴敬琏荣获2023年度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奖这些书，略大于整个“冬天”这书能出版真是个奇迹现代世界的清教起源追求意义，拒绝苟且——哈佛心理学教授的12条建议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打工人超适合做自媒体

如果给人类历史做一个最简单的分期，只有两段。一段是漫长的古代社会，一段是兴起于16世纪前后的“现代世界”。这场古今之变，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走向。自此，人类科技、经济的发展都呈爆炸式增长。

有这样一类概念，我们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它们几乎是剥削、仇恨、动荡的代名词。这种错误的第一印象，伴随了绝大多数人的一生，其深入骨髓的影响，不知误导了多少人、多少国家的命运。这类概念中，“资本主义”一定能排进前三。

洪武十九年（1386）五月，一个叫彭玉琳的和尚，与他的七十余名信徒，被从江西新淦县押送至南京，由朱元璋亲笔批示处死。按明帝国的官方说法，彭玉琳是福建将乐县阳门庵的僧人，原名全无用。他行脚到江西新淦县，在这里自称“弥勒佛祖师”，以烧香聚会的形式建立起“白莲会”，当地民众杨文曾与僧人尚敬等成了他的信徒。然后，这个彭玉琳还不满足，又“称晋王，伪置官属，建元天定”，做起了皇帝梦。结果被地方官“率民兵掩捕之”，带着一群地方治安人员，便把彭玉琳和他的信徒七十余人全抓了起来。彭玉琳是不是真的在做皇帝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组织的“白莲会”让朱元璋感到了不安。他亲眼见识过白莲教如何将一个个原子化的元代底层百姓聚合在一起，成为反抗元朝廷统治的中坚力量。他自己也曾曾荫庇在白莲教的旗帜之下，是这力量的一部分。所以，尽管彭玉琳仅仅发展了七十余名信徒（考虑到此案存在扩大化，七十余名信徒这个数据是含有水分的），朱元璋仍高度重视此案，亲自写了一篇千余字的文章，要给全体大明百姓讲讲道理。▋朕来给你们讲讲道理这篇文章发表在《大诰三编》之中，文章以“呜呼”开篇。朱元璋说：自汉隋唐宋以来直到大明朝，总有许多愚民配不上他们所处的太平时代。这些愚民“厌居太平好乱”“累为造祸之源”，活在太平时代却不好好珍惜，总想着作乱，总成为破坏太平的祸源。结果如何呢？这些家伙“一一身死，姓氏俱灭”，不但自己死掉，连姓氏家族也完了。可惜的是，“愚者终不自知，或数十年、数百年，仍蹈前非”，愚民总是不醒悟，不懂得吸取历史教训，过个几十年几百年，又一批批地冒出来破坏太平，成为时代的乱源。这番感叹结束，朱元璋便开始给大明百姓“摆事实讲道理”。他说：“且如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初本数人，其余愚者闻此风而思为之合，共谋倡乱。是等之家，吾亲目睹。当元承平时，田园宅舍，桑枣榆槐，六畜俱备，衣粮不乏。老者，孝子顺孙尊奉于堂，壮者继父交子往之道，睦四邻而和亲亲，余无忧也。虽至贫者，尽其家之所有，贫有贫乐。纵然所供不足，或遇雨水愆期，虫蝗并作，并淫雨涝而不收，饥馑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大意是：就说元朝吧，它的政治出了问题，天命要发生转移了。那些喜欢作乱的愚民，便都趁机冒了出来。最开始不过几个人，然后其他愚民跟风会合一起作乱。这类人与他们的家庭，我是亲眼目睹过的。元代太平时日，他们拥有田园与房宅，拥有桑枣与榆槐，拥有六畜与衣粮，什么都不缺。老人膝下有孝顺的子孙，壮年人继承了父辈积攒下来的好交情，只要与邻居和亲友搞好关系，大家和和睦睦，便没有需要忧愁的事情。即便是贫穷到了极点的人，尽其所有，穷也有穷的乐趣。虽然吃不饱穿不暖，遇上气候反常水旱蝗灾、蝗灾，还会被饿死，但终究不是死于兵刃。看看那些被军队追逼着仓皇投崖跳水自焚而死的人，再看看这些没饭吃没衣穿而死的人，两相对比，后者简直可以说是“优游自尽者”。“优游”是舒服闲适的意思，“自尽”即自然死亡。朱元璋的意思是：相比在乱世被人用兵刃砍死，在太平时代饿死冻死其实已经是一种福气，是一种更舒服的死法。据此，朱元璋向大明百姓发出了灵魂之问：为什么要去做好乱的愚民呢？安安分分做太平百姓不好吗？接着，朱元璋又以过来人的身份，给愚民们具体分析了一番参与作乱的风险与收益：“视此等富豪、中户、下等贫难，闻作乱翕然而蜂起，其乱雄异其教，造言以倡之。乱已倡行，众已群聚，而乃伪立名色，曰君、曰帅，诸司官并皆仿置。凡以在外者，虽是乱雄，用人之际，武必询勇者，谋必询智，贤必尊德，数等既拔，其余泛常，非军即民，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玩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减者甚多矣。”大意是：富豪、中产与贫民纷纷追随作乱者，让“乱雄”有了力量，他们就会树立名号，或称王或称帅，效仿朝廷设置官僚机构。这些人虽是乱雄，但用人时，武肯定重用勇者，文肯定是重用智者，贤肯定重用有德行之人。只有这些人能占据高位，剩下尔等寻常人，不过是普通愚民，要么当兵要么种地，仍得受他们的奴役。在乱世里当兵也好，种地也罢，要承担的赋税与差役，必然要比太平时日更重。朕我当年便亲眼看到许多富人、中产与贫民，开开心心跟着别人去作乱，当兵后抛弃了房宅与土地，失去桑枣与榆槐，全家老幼跟着军队在野外四处游荡。早上父子兄弟一同出去与官军作战，晚上归来四人已死掉二三，眷属们在寒风暴雪中瑟瑟发抖吃不上饭，哭哭啼啼只想回乡。许多家庭在短短一年半载的时间里，便死光了成年男子，有些连幼儿与老父母也都死了。风险与收益分析完毕，朱元璋反问大明朝百姓：“如此好乱者，遭如此苦殃，历代昭然，孰曾警省？”历史上这样的惨剧实在太多了，还不够你们吸取教训吗？朱元璋参与作乱多年，可谓“资深愚民”。他这番现身说法，也颇有些道理。绝大多数普通人确实只是时代变局中的炮灰——在元末的乱世里，朱元璋与人“共谋倡乱”时，想必也有过担忧自己会变成炮灰的焦虑。总之，他希望大明朝的百姓好好掂量一下自己，好好想清楚自己算不算勇者、智者和贤者。如果都算不上，那跑去参与作乱便只会成为炮灰，没有丝毫前途。朱元璋就是贼，却不许别人做贼，想让朱家垄断“做贼”的专利当然，朱元璋也没有放弃“挽救”那些带头的“乱雄”和辅佐“乱雄”的勇者、智者与贤者。他如此警告他们：“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事成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意思是：看看陈胜吴广杨玄感王仙芝这些人吧。历史已经证明，带头作乱之人，从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带头者让天下陷入战火，损伤人命甚多，苍天不会将天下交给他们。天命变迁的真正规律是“殃归首乱，福在殿兴”，带头作乱者肯定遭殃，捡便宜的一定是后起者。当然，朱元璋没有承认自己夺取天下是捡了前人刘福通、徐寿辉与韩林儿等人的便宜，他的话术是“天不与首乱者”（天意不护佑带头作乱之人）。但明眼人皆能明白，他其实是在警告那些潜在的首乱者：你们会是朝廷重点打击的对象，冒出来做首乱者，不过是让殿兴者捡便宜。道理全部讲完，朱元璋在文章的末尾，又对明帝国百姓实施了一番恐吓。他说：彭玉琳这个和尚其实是北遁的元朝派来的奸细（此说并无证据），他这次在江西新淦县搞事，连累了许多良民，有些百姓全家都被杀光了。但朝廷也是没办法，因为“难于分豁者多矣”，那些跟彭玉琳来往的人，哪些想作乱哪些不想，朝廷区分不了，只好一并全杀。百姓们如果想保住自己的性命，便必须谨记，“凡有六字者，即时烧毁，毋存毋奉”，今后见到“南无弥勒尊佛”这白莲教的“六字真言”，须赶紧烧掉，不可碰触。前白莲教徒朱元璋充分吸取了历史教训，严禁明帝国的百姓们接触白莲教。▋遍地暴动的洪武时代朱元璋之所以要借“彭玉琳案”，向明帝国百姓灌输“宁为太平犬冻饿而死，也不做乱世人被兵刃所杀”的大道理，是因为洪武时代乃是一个百姓武力反抗此起彼伏的时代。南炳文与汤纲所著《明史》依据《明太祖实录》等材料，对此有较为详细的梳理和总结。比如：（1）在广东，“东从潮州起，中经惠州、广州、肇庆和韶州，西至高州和雷州，包括琼州和崖州”，几乎相当于整个广东，在洪武时期均爆发过民众的武力抗争。（2）在广西，洪武三年有阳山县百姓聚众起义，洪武五年有南宁卫激反当地百姓，三千余人揭竿而起，洪武八年有柳州卫辖区内的百姓起义，洪武二十八年的黄世铁起义规模极大，明军在镇压过程中杀死了壮丁一万八千余人及家属八千二百余人，暴动发生区域仅剩下六百四十八户百姓。（3）在福建，洪武三年有惠安县百姓武力暴动，洪武五年有同安县百姓攻占县城，洪武十年有泉州百姓攻入安溪县抢走县印，洪武十二年有龙岩县百姓数千人落草雷公狮子岭，洪武十四年有福安县百姓八千余人揭竿而起、龙岩县百姓再次暴动。上述三省情况如此，其他地区也大致相同。总而言之，“在明初六七十年中，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这些起义遍布于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广、四川、陕西、山东和浙江等十来个省份，规模大的有几十万人。一个王朝的初期，农民起义竟如此频繁，地域如此广泛，这在历代封建王朝中也是少见的。”为什么会搞成这样？▋民生凋敝的洪武时代洪武二十五年，太学生周敬心有一段冒死上奏，可以视为解释。当时，朱元璋为了明帝国的千秋万代，欲求助于迷信活动，下诏“求晓历数者”。周敬心趁机上疏批评，说国运的长短在于德政的厚薄，与历数无关，朱元璋现在最该做的不是搞迷信活动，而是效仿两汉唐宋实施“宽大忠厚”之政：“方今力役过烦，赋敛过厚。教化溥而民不悦；法度严而民不从。……方今国则愿富，兵则愿强，城池则愿高深，宫室则愿壮丽，土地则愿广，人民则愿众。于是多取军卒，广籍资财，征伐不休，营造无极，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见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岂无忠臣、烈士、善人、君子？于兹见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连年，夫岂无故哉！”这段批评简要明快，揭破了洪武时代的“盛世”幻象：百姓们被繁重的劳役和沉重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朝廷的教化渗透到基层，但没有百姓喜欢；朝廷的法律极其严苛，百姓也不愿服从。朝廷追求国富兵强，追求高深的城池和壮丽的宫殿，追求更广的领土和更多的编户齐民。所以不断征兵、不断汲取民财，对外征战不休，对内大兴土木。且不断发起震荡朝野的政治整肃运动，其中洪武四年、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三年便大搞了四次，大批官员百姓没做甄别调查便被诛杀。这些被杀者当中，许多人其实是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明史》说，周敬心这份“言辞激切”的奏章“报闻”给了朱元璋，至于朱元璋是何反应，周敬心的后续命运如何，则无只字记载。周敬心不会无事生非写奏章去恶意诋毁朱元璋的治绩。他对洪武时代“力役过烦，赋敛过厚”的批评，在《大诰续编》中也能找到佐证。该编第三十三条里，朱元璋便提到：前代不必纳税的“小沟、小港、山涧去处”，已经“照地起科”纳过一次税的“灌溉塘池、民间自养鱼鲜池泽”等，在洪武时代的征税机构河泊所的管控下，竟然一概都要缴纳鱼课。为了从民众身上榨出税来，河泊所甚至做到了将“取鱼罾网、罩笼之类一概搜拿”的地步，连百姓捕鱼的吃饭家伙都没没收了。朱元璋认为，出现抢夺百姓“取采虾鱼器具”这种恶劣事件，主要原因是河泊所里混入了大量的“奸邪小人”。解决这些小人的办法，便是发动百姓，若有河泊所官吏胆敢再抢夺百姓抓捕鱼虾的器具，“许民人拿赴有司，有司不理，拿赴京来议罪枭令，以快吾良民之心”。实则真正的原因是：为了汲取民财，洪武时代设置了大量的河泊所（洪武十五年的数据是252处），且给每处河泊所划定了管辖范围，制定了征税额度——共分三档：每年课米（一般折算为钞）五千石至上万石者，设官三名（另有若干胥吏）；每年课米一千石以上者，设官两名；每年课米三百石以上者，设官一名。另据《大明会典》，明朝政府下发给各布政司及府州县河泊所的堪合共计689道，“皆以河字为号”，“各记所收鱼课米钞若干，年终进缴”。这意味着明朝政府设置的河泊最盛时多达近700处，每一处河泊所都设定了纳税额度，作为河泊所官员的考核任务。完不成课税额度，河泊所的官员便要受罚。朱元璋的死亡凝视不分贫富，是对着整个社会施展的问题是：在江河湖海里捕捞鱼虾，收成的不确定性远高于在土地上种植稻麦。耕地可以按肉眼可见的肥沃贫瘠划出等级，然后按田亩多少征税，是一件大体可控的事情。向江河湖海征收鱼税则不然，水面宽广不代表鱼多，却是官府制定纳税额度的主要依据。此外还有许多运气成分——今天收获颇丰不代表明天也能有相同的收获，今年湖里鱼多不代表明年也多；洪水会影响捕鱼的收成，筑坝拦水与过渡捕捞等也会影响捕鱼的收成。收成充满了不确定性，税额却有定数，河泊所的官吏们为了完成任务，便只能依靠扩大征税的覆盖面（将以前不征鱼税的小水沟小水塘全都纳入征税范围）和加大征税强度（强抢百姓的渔网鱼篓来逼迫他们缴税）。更有甚者，当朝廷派人前来追索欠税时，河泊所知道从渔民身上已榨不出钱来，便会与地方官员勾结，将欠税摊派给其他百姓。《大诰初编》的第五十条，便记载了这样一桩案子：扬州的“瓜埠河泊所”欠朝廷“鱼课钞四万张”，湖官（也就是负责征鱼税的基层官员）已经跑了。户部派人去扬州追讨，地方政府的做法是：（1）在本辖区内“不令网业户及湖官陪偿，却乃行下富户追陪”，不去找渔民的麻烦（这些人已经榨不出钱来了），也不去搜捕湖官（成本很高），而是逼着扬州当地的有钱人出这笔税钱；（2）派人拿着公文，去“湖官”原籍所在的江西布政司追讨。江西布政司见到公文后，也懒得去搜捕逃走的湖官，“将平民一概科陪”，找了个名义让当地百姓来出这笔税钱（这种做法比去搜捕湖官容易多了）。据朱元璋讲，这套组合拳打下去的效果，是欠税四万，征回来八万，反而“盈利”了。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洪武时代四处揭竿而起”这一现象的，还有解缙呈递给朱元璋的万言书。时为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以“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为饵，要解缙知无不言给自己提意见。解缙于是向朱元璋描述了他眼中的洪武时代：“臣观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税之征率皆定额。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补纳。夏税一也，而茶椒有粮，菓丝有税。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宻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或疾病死䘮，逃亡弃失。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里胥不为呈，州县不为理。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大意是：土地有肥瘠的变化，物产有丰歉的不同，朝廷的商税却全按定额摊派。盈利了官吏会去盘剥百姓，让他们超额纳税；歉收了官吏也会去压榨百姓，让他们补足差额。已经有统一的夏税，茶椒仍要纳粮，果丝仍要缴税。原产地已纳过一次税，运输经过的每处关津还要再纳一次。对百姓的掠夺何其密集。因为疾病致死或逃亡弃失之类的原因，贫穷之家劳动力不足时常常被迫抛荒。如此，土地上的产出已不如往日，征收聚敛的税赋却仍是往日的额度。里长胥吏不上报，州县官府也不管。百姓只好卖掉田产来补足欠税，只好拿钱来补足劳役。田产减少了每年的税额不变，人口减少了每年的劳役不变，恶性循环之下百姓越来越惨。需要注意的是，明代的“商税”并非仅以商人为征收对象，而是“行赍居鬻，所过所止皆有税，……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于市者勿算”——出门带的东西，居家卖的货物，经过关口驻留城镇时皆要纳税，只有农具、书籍与不曾出现在市场上的物品除外。实际上是一种针对全民的消费税。洪武时代的商税税率，是按商品价值的三十分之一征收。实际操作中，则不问产量的多寡与价格的高低，一律对征税点实施定额摊派。这是一种典型的懒政。朝廷实施这种懒政的根源，是既想保证税收总额，又不愿提高征税的行政成本。不搞定额制度，朝廷为了保证国库收入，便需要建立一套监察系统去监督每个征税点，使他们不敢偷税漏税，不敢侵吞税收。建立这种监察系统，既需要人力成本，也需要财政成本，运作起来还有时间成本。反观定额摊派，只须简单粗暴地以是否达成定额来考核税收点的官吏，便能保证朝廷的税收。虽然会因此造成的税负不公之类的伤害，但承受者不是朝廷，而是底层民众。解缙提供给朱元璋的改革办法是：“宜令各处税课，随时多少从实征收。或令百姓各人户上先行补纳官收税钱，至冬均给还之。则众轻易举，官民俱利，百姓无巡拦之困矣。”——应该让各处税收机关按照实际情况征收，或者让百姓们先把钱交上来，到了冬天再按实际情况返还。这样百姓就不会遭受“巡拦之困”——巡拦即具体负责征税的基层胥吏。其实，解缙说的这些，朱元璋全都明白。洪武九年，山西平遥县的主簿成乐任职期满，其上司衙门给他的评语是“能恢办商税”。朱元璋见到该评语后，便命人去将成乐抓起来审讯，理由是土地的出产有常数，官府的税收有制度，所谓善于征收商税，定是“剥削于民”。成乐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洪武二十年，户部上奏说，洪武十九年“天下税课司河泊所”征到的税比往年要少，“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立为定额”，应该以洪武十八年的数据为法定额度，来考核各征税机关。朱元璋反驳说：税收本就该每年不同，如果拿往年的数据搞成定额，征不足的时候岂不是就要去搜刮百姓？还是应该“随其多寡从实征之”。但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愿不愿意按道理去做，又是另一回事。惩罚善于征税的官员、驳回户部的定额建议，从来就不是洪武时代商税征收的主流政策。所以，在洪武二十一年，解缙仍视“税有定额”为亟需改革的大暴政。▋告密风潮逼反底层百姓《大诰》里，朱元璋也于无意间提供了一些可用来佐证周敬心与解缙之言不虚的案例。比如《大诰三编》里讲述了一桩“底层征税人员害民案”，便是“税有定额”制度在基层造成的典型结果。案子发生在歙县。当地有百姓名叫吴庆夫，通过贿赂的方式做了本县的“巡阑”胥吏。“巡阑”即巡拦，是负责具体征税的基层工作人员。当上巡拦后，吴庆夫便开始作恶：“将乡民程保家买到牛二只农田，著要税钱二十六贯。民程保不敢与抗，遂与之。本家盖房，木料俱系是本处山场土产，其吴庆夫逼要税钱八十贯。贩干鱼客人至于本乡，著要税钱，准干鱼三十斤。”朱元璋说：呜呼！我的天啊！住在万山之中的百姓盖个房子，用的树木是自家山场种植的，吴庆夫居然要去收他们木料税八十贯。百姓的两头耕牛，是从客商处买来，当时已经“入官文契”，也就是由客商交过税了，吴庆夫居然又跑去找农夫征税二十六贯。那些卖干鱼的小商贩，力气大的每次挑百十斤，力气中等的挑八十斤，力气小的挑六十斤。吴庆夫居然要收他们干鱼三十斤抵税。而且，“遍处乡村，不问有无门店，一概科要门摊”，乡村住户不管有没开门店做生意，竟一概都要征收“门摊税”——该税原本的征税对象，是那些在城里临街摆摊卖东西的小商人。这些小商人本钱有限，无力购置固定店铺，只好在街边找块空地，早上摆摊晚上收摊。吴庆夫则是下到乡里，挨家挨户去收“门摊税”。吴庆夫被押回原籍凌迟处死，一同协助他作恶的兄弟与儿子也被枭首示众。朱元璋还宣布，自此以后，凌迟处死便是巡拦害民的判罚标准。巡栏是官府摊派给百姓的免费劳役。朱元璋的政策是“止取市民殷实户应当，不许佥点农民”，官府摊派巡拦时，只能选城镇里的富民。这是洪武时代打击富民的常规手段。富民做巡拦没有俸禄，完不成征税任务便要受罚，便须拿出自己的财产来补足欠额。而且，因为巡栏是体制内最底层的办事人员，他们还会普遍遭受上级官吏的压榨。《大诰续编》里便提到一位叫做时子清的巡栏，被他的上级（应天府宣课司的大使、副使、司吏、攒典等）压榨，须每天向这些人分别提供少则一斤，多至三斤的肉食（巡栏征税可以收实物，这些肉食自然源于对底层肉贩的榨取）。吴庆夫愿意主动花钱买巡拦来做，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做一个“合格的坏人”，可以从底层百姓身上榨取到足够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在满足上级官吏的索求后还可以有盈余。他做上巡拦之后非常积极，往乡下往山里到处跑，不放过任何征收商税的机会，核心驱使力便在这里。没有制度的约束，个人的德行是靠不住。如果制度还鼓励人去作恶，不肯作恶便要由自己来承受制度之害（比如拿自己的家产去填补税收缺额），那么吴庆夫必然成为多数。由吴庆夫们的做法来看，洪武时代商税恶政的严重程度，实已远超出了解缙的描述。解缙说的是“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补纳”，实际情况是吴庆夫们根本不会考虑什么“盈”或者“歉”；解缙说的是“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实际情况是除此之外，吴庆夫们还会就同一件商品，先向卖家征税，再向买家征税。回到本文开篇的彭玉琳案。朱元璋没有讲江西新淦县的百姓为何愿意信奉彭玉琳，仅简单粗暴地将彭玉琳等定性为“愚民好作乱者”。但在《大诰三编》的第三十七条里，朱元璋谈及另一桩案子时，再次提到了彭玉琳这个名字。据朱元璋讲，该案的大致情节如下：金坛县有一名叫做潘行的人，是监生出身，做了江西乐安县的知县。乐安县有一名叫做周公焕的人，也是监生出身，做了太平府的同知。这两人做监生的时候是“同堂生员”，相当于同学。周公焕还有一个叔叔叫周德泰，做过旌德县的县丞，后来因事被刺面罢官，回了家乡。周公焕丁忧回到乐安县老家，便与叔叔周德泰、老同学潘行经常往来。这期间，乐安县有个百姓叫做陈添用，前往县衙举报另一名百姓罗本中是“胡惟庸行财之人”。这位罗本中之前已经被告发过一次，后来用钱搞定了。这一次再被告发，觉得自己可能躲不过去，于是决定孤注一掷：“将财谷散与叶志和等五十八人，自后宰杀牲口，与各人夤夜商议，前往福建杨门庵，请给彭玉琳和尚旗号回归。抢掠本都民人杨恩等家钱谷，意在积粮，接应彭玉琳作乱。及见官军剿捕，彭玉琳被获，方才止息。”“胡惟庸案”发生于洪武十三年，彭玉琳案发生于洪武十九年。也就是说，胡惟庸被夷灭三族已经六年了，朱元璋掀起的全民大告密运动仍未止息，底层民间仍有人在举报别人是“胡惟庸党羽”。这种恐怖的告密活动，终于将罗本中和同乡“叶志和等五十八人”逼到了绝境，想要加入到彭玉琳主持的白莲教里去寻求庇护。胡惟庸都死了六年了，仍然是朱元璋的炉鼎、药渣“胡惟庸案”本是政治案件，并非经济案件。朱元璋制造该案的动机，是他意识到了自己在洪武六年推行的“察举制”有一种天然的缺陷，那就是察举取士的本质是关系网政治，处在官僚系统最顶端的丞相胡惟庸，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会成为察举关系网的核心。进而，整个官僚系统便会围绕着胡惟庸，形成一个关系密切的利益共同体（详见本书前文《郭桓案》一章）。朱元璋在宣传上将胡惟庸案弄成谋反案和贪腐案，是因为权斗层面的动机不便对外公开。故此，那些被举报为“胡惟庸同党”的经济犯，大多名不副实——贪污腐败乃是官僚系统的常态（并不是说这种常态是对的），未必与胡惟庸有什么实质性关系。彭玉琳及其信众在江西新淦县被镇压，让罗本中等人的孤注一掷失去了依托。无奈之下，只好回过头来寻求地方官府的帮助。据朱元璋的叙述，后续的发展是这样的：（1）罗本中让儿子罗伯彰前往县衙举报陈添用，说他存在“强占有夫妇人”等不法行径。（2）知县潘行接受了“周公焕叔侄并礼生耆宿曾原鼎”等人的嘱托（“礼生”指的是主持丧仪祭祀之类工作之人），拿了罗本中的钱，站在了罗本中这边。（3）县衙“着落里长体勘”，让里长去查陈添用究竟有没有强占有夫之妇，结果里长回报说没有。（4）周公焕叔侄与知县潘行没办法，只好将陈添用当做“积年民害”抓起来押送京城。陈添用说正好可以拿着《大诰》进京告状。潘行没办法，只好让皂隶在押送途中将陈添用给放了。（5）陈添用被释放后，仍进京举报知县潘行。潘行于是将之前负责押送陈添用的弓兵找来，让他们举报陈添用是押送途中逃跑的“积年民害”。没有任何调查，朱元璋选择了支持陈添用的举报。这种支持显然与“彭玉琳案”有很直接的关系。白莲教加速了元朝的灭亡，彭玉琳在洪武时代到处传播白莲教，不管他有没有造反的心思，朱元璋都会镇压他。罗本中有过联络白莲教的想法，自然也是必须镇压的对象。陈添用究竟有没有诬告，罗本中与“叶志和等五十八人”究竟是不是胡惟庸案的余党，知县潘行等人究竟是拿了钱贪赃枉法，还是本就不认可陈添用的举报，都已经不再重要。此案中，罗本中和所有支持过他的人，皆被朱元璋下令“凌迟示众”。朱元璋在《大诰三编》里记录此案，目的是警告那些“监生进士居官者”不要朋比为奸，他关注的焦点是知县潘行与周公焕叔侄来往密切，他不喜欢这种密切。朱元璋没有意识到，他留下的是一桩底层百姓被大告密运动逼至造反边缘的真实案例。这桩案子，泄露了洪武时代的恐怖底色。上文节选自谌旭彬老师新书《活在洪武时代》，本书将洪武帝朱元璋在《大诰》中写到的十二个案件抽丝剥茧，详尽地阐述了在这些毫无法理、常识和逻辑的案件背后的来龙去脉。从明初的军事、土地、政治、法制等政策制度入手，梳理涉案人员的行为动机，解读洪武帝审案和判决的依据和目的，从而勾勒出洪武时代各色人物的荒诞命运以及可怖的生存状态，再现了洪武帝“重典之治”的本来面目。在这些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毫无人身自由的卫所军奴，被捆绑在土地上不得离乡的农民，说错话连累邻里被没收家产的老妇人，不想做官只能切指的士人，遵行合理的立案程序却没能揣测出“圣意”的官员……通过这些小人物如草芥般的命运，我们看到一个脑回路清奇的开国皇帝，是如何欺骗控制官员，如何监视窥探民众的。这些案件，让我们看到了“洪武之治”的另一面。本书的作者谌旭彬，笔名言九林，资深历史编辑，十年原创经验，现为“腾讯短史记”主编，他写出的东西往往既有学术底蕴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又能深入浅出。为此，先知书店诚荐谌旭彬老师的这本《活在洪武时代》，一笔刺透洪武时代的统治面纱，元璋治下的小人物的命运。为了更好的阅读体验，还特别请谌旭彬老师为本书亲笔签名。现货首发，数量有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来源：本文节选自谌旭彬新书《活在洪武时代》，图片来自网路，如涉及侵权，请联系删除。▍延伸阅读活在洪武时代，为什么这么难？朱元璋消灭富户的三大办法基辛格去世，一个时代落幕，这套《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显得愈发重要丘吉尔诞辰149周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如何才能逃脱“历史周期律”的死循环？投资天才查理·芒格去世：不只是金融界的价值投资，更是人生的智慧保罗·约翰逊——一剂注入知识分子群体的“清醒药”余世存：大多数人身处无明状态，仍生活在自我中心的幻觉里美国精神的“国父”，不是华盛顿，而是他智者芒格：要八戒更须悟空一生至少读一回茨威格

▲表面上的漂亮话，不足真实规则的万分之一。▍官场中的潜规则：心照不宣的内部章程道光十九（1839）年底，山西官场出现重大危机：介休县一位姓林的县令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告发一批高级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并要求将此报告转奏皇上。林县令的揭发属于正式公文，不是可以随便扣压的告状信或匿名信，省长不能隐瞒不报。但林县令的揭发实在是骇人听闻：他揭发了二十二项内容，其中最要命的一条，竟是钦差大臣接受厚礼。林县令揭发说，在钦差大臣来山西的时候，比如前不久汤金钊大学士和隆云章尚书分别驾到，总要由太原府（类似现在的太原市政府）出面，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近似省政府，主管财税和人事）借二万两银子招待钦差。事后，再向下属摊派，每次摊派的数目都有三五万两银子。三五万两银子不是小数。当时福建一带家族械斗，雇人打架，一条人命不过赔三十两银子，这三五万两银子，可以买上千条人命。当时在江南买一处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价格不过一二百两银子，这三五万两可以买二三百处院子。若以粮价折算，这笔款子今天大约在一千万人民币上下。同时，林县令所告的大学士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地位近似现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或国务委员，尚书也是中央政府的正部长——那时候中央政府可只有六个部，不像现在有好几十。▲钦差是肥缺，但不受贿就有生命危险林县令揭发的问题，其实是一项地方官员与钦差大臣交往的潜规则，当时叫做"陋规"。陋规二字，在明朝的文献里便经常出现了，而陋规二字所指称的行为，在春秋战国时代便不稀罕了，堪称源远流长。陋，自然不好明说，说起来也不合法，但双方都知道这是规矩，是双方认可的行为准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期待。钦差一出京就知道会有这笔收入，地方官员也知道钦差得了这笔收入，会尽量关照本省，凡事通融，至少不会故意找麻烦。送钱的具体方式也随着时代演变，原来是作为盘费交给钦差带走，后来钦差不肯带了，地方便等他们回京后通过汇兑送到家里。总之，双方配合早已默契，违规才是意外。大概正由于这种习以为常，太原府的领导们也就放松了警惕，竟然亲笔给下属写信，要求摊派款项，并送太原府汇总。林县令手里拿着这些证据，其中包括首道姜梅（类似太原市委书记）的亲笔信，真称得上铁证如山。此外，藩司（即布政使司，近似现在的省政府）在给县里办事的时候，经常索取额外费用，收取各种名目的好处费。在中央这叫部费（如今大概叫跑部费，不如古称简洁），在地方则统称使费。这一切都是官场中的潜规则，是心照不宣的内部章程，如今全被林县令抖搂出来了，并且有藩司官吏开出的收据为证，谁也别想抵赖。▍有人揭发是青天再世吗潜规则为何会遭遇危机?据说，藩台（布政使，近似省长，为二把手）张澧中接到林县令的揭发，一连数夜睡不着觉。这些事都有他的份，奏到皇上那里，肯定没他好果子吃。可是擅自扣压给皇上的奏章，恐怕罪过更大，最终也未必捂得住。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权衡，不得已，张澧中向杨国桢巡抚（近似山西省省委书记，一把手）请示汇报。▲“懂规矩”比“有才干”重要得多。——《官场现形记》杨巡抚刚调到山西不久，正在雁北视察。看了张省长的汇报材料，很是惊愕——不是为钦差费和使费惊愕，而是为山西官员的"不上路"而惊愕——连官场共同遵守的"陋规"都要告发，山西官员未免也太"生"了点。杨巡抚把张藩台的汇报给陪同他视察的朔平知府（近似现在的雁北地区行署专员）张集馨看了，问道：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呀？张集馨清楚山西官场上这段恩怨的内幕，答道：这是激出来的。介休的林县令并不是埋伏出击的清官，也不是生瓜蛋子。他是个老滑的官吏，很懂得官场上的潜规则，也认真遵守这些规矩。领导让他摊派，他就摊派，上级部门索取好处，他就送上好处，并没有抗拒的意图。但是上级领导却有不守规矩的嫌疑。几个月前，山西接到皇帝的一道指示，说据汪御史（近似现在中纪委的处长）汇报，平遥县大盗张金铃的儿子结伙轮奸妇女，奸后将女人的小脚剁下，如此重案地方官却不缉拿严办。皇帝命令立刻严拿惩办。接到皇帝的命令，山西立刻紧急行动，委派张集馨去平遥介休一带调查处理。据张集馨说，他去介休调查的时候，林县令送这送那，他本人一概不要。林县令再三苦求，他才收下一两种食物，其他东西全部推掉。由此可见，林县令是很懂规矩的。送礼还要"苦求"人家收下，这正是规矩的一部分，目的是让领导实利和面子双丰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张集馨描绘说，因为他只收下一两种食物，"林令以为东道缺然，心甚不安。"这更证明林县令懂规矩。他知道怎样做东道，人家不让他遵循东道的规矩就不安心，可见这规矩已经深入心底。▲连林则徐都不得不收取“陋规”，可见潜规则之强大。——《潜规则》不过，对方不按照规矩收礼也暗示着另外两种可能，第一是人家要公事公办、不徇私情。御史已经告地方官失职了，公事公办当然令人担忧。第二种可能是嫌你送得少，要敲你一笔狠的。这便是危险的迹象了。张集馨明白林县令的担忧，遇到轮奸剁足案之外的百姓上访控告，一概按常规送交林县令的上司，自己并不插手，毫无搜罗敲诈理由的意思。于是林县令的顾虑打消了，感到自己欠了张集馨的情。这种领情再一次证明了林县令懂规矩：他承认，人家本来是应该多吃多占、收礼受贿的。轮奸剁足案很快就有了结果。大盗张金铃的儿子被拿获了，但是只承认盗窃，不承认轮奸剁足。张集馨查了报案记录，访问了乡绅，也说没有这种案子。查来查去，了解到一个传闻，说介休县某贡生的女眷花枝招展地在村里看戏，被盗贼看中，尾随入室强奸，最后还把女人的弓鞋脱走了。张集馨又传来贡生，反复开导，贡生只承认家里被盗，坚决不承认有轮奸之类的事。这案子本来就可以结了。但皇上交办的案子，查来查去却说没那么回事，不过是一起寻常的盗窃案，总有不妥的感觉。正好原山西巡抚去世，新的一把手接任，下令再查。二把手张澧中藩台接受了任务，委派他信任的虞知府赴介休调查，这一查就查出了毛病。▲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合法伤害”的能力就是发财工具却说虞知府到介休后，百般挑剔，要这要那，日夜纵酒，甚至挟优宿娼。这一切林县令都忍了。毕竟人家是来查自己的，处理此事的权力在人家手里，要什么给什么就是。闹了两个月，得出的结论与张集馨并无不同，虞知府也玩够了，满载而归。回到省里，向皇上写了汇报，大意是事主只承认盗，不承认奸。这关系到两家的脸面，一经供认，乡里见难以见人。反正盗犯已经问斩，轮奸属实也不过如此了，建议就此结案。皇上同意，还夸奖说办得好。如此说来，介休的林县令并没有隐瞒失职之处，自然不该处分。但是御史既然告了，总要给人家一个面子，虞知府就撺掇张藩台把林县令在另外一起案子上隐瞒不报的错误附带上奏，结果中央下令，将林县令"斥革"。林县令鸡飞蛋打，白守规矩了，白白巴结上司了。▍潜规则的力量：小县令也能让大知府低头林县令的反击是极其凶悍的。我们知道他凭着铁证揭发了钦差大臣，揭发了省政府，揭发了太原府。他还揭发了虞知府，并且把帮助虞知府找娼妓的差人的供词，把虞知府嫖过的娼妓的供词一并搜集齐全，显示出很高的专业水平。只要把林县令的报告往北京一送，山西乃至全国就要兴大狱了。▲污点证人的证词，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在官场中，违背潜规则的现象并不常见。我在读史书时留心搜集数月，收获寥寥。时间长了，我也想通了其中的道理。违背潜规则，意味着互动中的某一方要擅自涨价或者压价。这不是小事，简直就是抢劫钱财。除非双方的造福或加害能力发生显著变化，潜规则是不能随便修改违背的。而帝国体制延续两千多年，利害格局已经相当稳定。双方都认识到，遵守这套成规对自己最有利。这就好比交易，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不成交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既然是交易，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拿了人家的东西还要害人家，对无力反抗的小民可以，在官场上则难免遭到报复。在虞知府与林县令的关系中，林县令已经尽了东道的责任，连娼妓都帮他找了，虞知府还要撺掇张藩台出卖林县令，从潜规则的角度说，这就是虞知府不对。在张藩台与林县令的关系中，林县令也算小心伺候了。省政府办事索取使费，介休就老老实实地给，并没有说三道四。招待钦差大臣本来并不是林县令的直接责任，钦差大臣得了数万两银子，只能领几个省市领导的人情，绝对不会领他林县令的人情，但是上级摊派下来，林县令并没有说二话。他买的是省市领导的面子。既然林县令已经尽到了在陋规中的责任，并没有露出公事公办的脸色，省市领导也就有义务替他担待遮掩，不能再摆出公事公办的架势。既然如此，怎么可以把他的小错误卖给御史呢？从潜规则的角度说，这又是张藩台的不对。总之，尽管从表面看来林县令违规了，好像他不懂规矩，揭发了钦差大臣与山西几位领导人的私下交易，但在本质上，并不是林县令违规，相反，他的所作所为正是维护潜规则的尊严，他要惩罚违规者。出卖钦差大臣只是一个间接的连带，一张惩罚违规者的王牌。遭到林县令的重击，张藩台很快就清醒过来，他立刻决定向七品芝麻官低头。在向一把手杨巡抚汇报的同时，张藩台和姜首道（太原一把手）与林县令谈判，答应赔他一笔巨款，补偿被"斥革"的损失，也请他认个错，撤回上诉。张藩台肯出的巨款数目是一万两银子，虞知府激变责任最重，一个人掏三千两，其余七千两由张藩台、姜首道和太原的王知府分担。以当时中央规定的粮价折算，一万两银子将近二百万人民币，数字不算小了。我不清楚道光年间捐一个县令的官价是多少，但我知道清朝同治年间，也就是此事发生的二三十年后，买一个县令要三千两银子。由此看来，林县令赚了不少，但是他仍然不干。几经周折，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林县令宣称介休财政亏空巨万，张藩台和姜首道答应由后任承担这笔亏损。按照清朝的正式的规矩，林县令的亏空要由他自己赔补，赔不起就要抄家。现在林县令不用赔了，等于又得了一万两银子。对张藩台一方来说，这个方案的好处是不用自己掏腰包，麻烦是需要找一个心甘情愿背黑锅的冤大头，接任林县令，顶上介休县的巨额亏损。姜首道还找到了这样的大头，名字叫多瑞，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各行的规矩，不为外人所知。于是，林县令认错撤诉，姜首道则出面向一把手杨巡抚汇报，说事已查明，不用入奏皇上了。▍出神入化——玩潜规则“姜还是老的辣”杨巡抚看了汇报，对张集馨说：姜首道等人既然已经查办明白了，我也不愿入告。一旦入奏皇上，张藩台恐怕不能不受连累。不过这摊派钦差费一项，事关重大，必须再查，以免后患。杨巡抚委派张集馨和叶名琛专查这笔款子。杨巡抚的决定是非常英明的，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林县令凭着几封信，就把山西的省领导们折腾得焦头烂额，用两万两银子才算把事摆平，这分明树立了一个危险榜样，想学习林县令的人还有多少？这种地雷一般的、一旦处分下级官员就会爆炸的信件还有多少？花多少银子才能摆平？留着如此重大的隐患，省领导还怎么当？张集馨受命之后，与叶名琛商量了一个清除地雷的办法，其名义之严正，构思之巧妙，清除之彻底，直叫我看得目瞪口呆，拍案叫绝。张集馨声称，此事固然不能因为林县令说一句话就信以为真，也不能因为林县令认一个错就断定全无。因此，特为此事通知山西全省各级政府，凡摊派过钦差费的，立刻要据实上报。没有摊派过的，也要出具切实的书面保证，加印盖章，送省备案。试想，林县令与领导翻脸时是什么处境？他已经被中央下令"斥革"，整个成了无产者，再没什么可损失了。现在的各级领导又是什么处境？他们最要紧的是保官和升官，谁愿意拿自己的前程冒险，像绑票的土匪一样敲诈领导？果然，张集馨很快就收到了下属各级政府盖了大印的保证书，保证全省皆无摊派问题——地雷报废了，危机摆平了。如果把官场上的潜规则体系比喻为一座大楼，那么，这座大楼始终躲藏在堂皇的正式规则大厦的阴影中，而上述事件不过是在灰暗大楼的一个高层套间里闹了几个月的一段小事。大楼里还有许多楼层和许多房间，那里边的人们每天过着平凡多于热闹的日子。在大楼外边的院落里，也不时上演一些精彩的剧目。学者陈行之曾说：既读懂历史又读懂现实的人，才堪称思想者，吴思是中国最深刻的思想者之一。如果说黄仁宇的历史是把水烧到了80℃，吴思老师的这本书则把历史这盆水烧到了100℃。他是一位非常具有创见的历史写作家，因此他的书也被誉为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来最富创见的历史著作。◎全程高能，没有废话，精彩绝伦：无论是对历史潜规则的揭露，还对历史规律的深度解析，吴思的著作都没有半句废话，精简而到位。没有拐弯抹角，没有文人黑话，读者可直接领会主旨内涵，汲取吴老师几十年的思考精华。拨开层层迷雾，看清历史的本质与真相，花最少的时间和精力即可洞穿历史的内核。◎不为写历史而写，只为解决真问题：吴思老师本是一位半路出家研究历史的，所以，与那些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不是为了完成什么课题项目，纯粹是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不断困惑，不断收获一些喜悦。按照他的说法，是一不小心“陷进去”。◎在历史中，感受悲天悯人的力量：吴老师的书将尘封的历史复活，在历史人物命运及日常生活细节中，让读者感受一种独有的、来自历史本身的悲天悯人的巨大力量——这也正是历史本来应该具有的、但一直以来很少能有的力量。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吴思老师两本签名作品《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和《潜规则》。读吴思老师的书，既看到知识，也能汲取智慧。先知书店有幸获得吴老师亲笔签名，数量有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注：本文编选自吴思《潜规则》，原标题为“摆平违规者”，标题、导语、图片系千字君所加。▍延伸阅读张鸣：官家那点把戏，都给他说破了高人揭露潜规则（全程高能，没有废话）基辛格去世，一个时代落幕，这套《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显得愈发重要丘吉尔诞辰149周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如何才能逃脱“历史周期律”的死循环？投资天才查理·芒格去世：不只是金融界的价值投资，更是人生的智慧保罗·约翰逊——一剂注入知识分子群体的“清醒药”余世存：大多数人身处无明状态，仍生活在自我中心的幻觉里美国精神的“国父”，不是华盛顿，而是他智者芒格：要八戒更须悟空一生至少读一回茨威格

提起美国国父，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华盛顿、杰斐逊等开国先贤们。然而，在美国历史上还有一位人物，他奠定了美国建国的理念，和美国人底层的精神结构，他就是被誉为“最不该被遗忘”、却长期被忽略的美国国父——约翰·温斯罗普。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们个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有些人会说，房子、车子，成功人士……这样的目的在我看来跟放羊娃的目的没有太大的区别。你们大概都知道那个放羊娃的故事，在一个贫穷的大山里，一名记者问一个放羊娃，“你在干嘛？”放羊娃答，“我在放羊。”记者又问，“你长大后要干嘛？”放羊娃答，“长大后娶媳妇，生娃。”接下来你猜到的。记者再问，“生娃干嘛？”放羊娃继续答，“放羊”。人们用这个故事教育大家说要好好读书，才能走出大山，才能赚大钱。可是又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赚大钱之后呢？取媳妇生娃？生娃以后呢？读书赚大钱？……在这里贫穷与富裕的目的没有区别，都是循环、轮回。大概很多人的人生目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成为贫富各自秩序的一个环节，一个链条。说实话，我好像很少考虑过这样的生活。尽管我跟人们一样，希望过好日子，希望有像样的、足够体面的物质的生活；但我从来没有为挣钱而放弃我个人的心性、兴趣。就在前两天，我跟一些媒体和出版的朋友聊天，尽管他们是朋友，但我还是为他们那种小心谨慎又不免有些得意的心理感到不安。他们日常工作生活中有很多压抑个人、压抑人的良知和常识感的东西；但他们都忍受下来了，都适应下来了，这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他们进而得意了。这才是我所不安的。我想，即使我从头开始，进入这一行业，我至少不会得意的，不会有活着的优越感、轻浮感。进一步，我想我还是会退出的，哪怕我去街上擦鞋、卖花，我也是一个正常人，有我们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辛酸苦辣，有我们人类的幸福。我们做不了像体制机器或市场机器中的瞒和骗那样愚人愚己，我们做不了这个专断或异化人性时代的帮忙者或帮闲者。也许你们会体谅这些人，就像爱因斯坦当年也极为谨慎地说，大多数人都不免世俗一样。爱因斯坦说，在他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但是，伟大的爱因斯坦还说，他很快发现了这种追逐的残酷，即一种用伪善和漂亮的字句掩饰的残酷。我想，我自己没有像爱因斯坦那么早熟，但他说的那些我能够理解。甚至说，即使大多数人的世俗选择，比如大多数人的沉默、乡愿、犬儒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这种选择是越来越不可原谅的了。因为这种选择不仅有爱因斯坦所说的残酷，本身也有一种人性深处的罪错。用西方哲学家们的话说，这种选择是使人生处于一种“无明”状态；用佛家的话说，这种选择是一种业力，大家的共业带来了当代的灾难，带来了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苦难。大多数人的传统选择，如放羊娃或高级放羊娃，比如城里的高富帅，那些放羊娃的2.0或3.0版本们，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加剧了现代性的危机，加剧了现代社会的危机。为了解决这些危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近年先后发生了很多事，从经济危机、内战、革命到抗争运动，都是这一全球化时代下的各类危机的本能反应。像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和平请愿的方式吁请大家拿出良心来，不要那么贪婪，这是相当悲壮而又无奈的。人们对现代制度及其制度机器中的零件表达不满，这个制度机器目前具有压倒一切个人的威力，人们在这个制度机器下生活一时难以博弈出一种新制度来，但人们可以请求大家回到良知良能状态，能够扪心自问，人们要求大家不要做制度机器中的零件，不要做工具……因此，我们今天要回答人的目的有着很大的普遍性。但这个目的我们不能提供抽象的答案，或想象着提供答案。比如说人的目的是要给社会做贡献，是要爱国，是要做成功人士，是要有健康的身心，等等。或者干脆否定说，人没有目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贡献、爱国、成功、健康，这些东西，并不能概括人的全部生活，表达人的全部经验。而否定式的答案又往往跟我们人性中的虚荣或高尚需要相背离，无论贫富贵贱，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活着的根据，有他自己活着的方向、阶段、手段、目标，否则我们虽然为所欲为，但跟行尸走肉没什么区别。人肯定是有目的的。我们把人的目的跟人的一生相连，目的就在于跟人的生命轨迹发生了关系。人生百年，或人的命运，其潜在的目的意义等待我们去认出来。这一点，我们普通人也都有经验。就拿放羊娃的故事来说，那个放羊娃听记者教诲要升级换代，去读书，结果他追问记者，读书做什么，读书挣钱，挣钱娶媳妇，娶媳妇生娃，生娃读书挣钱……这个放羊娃嘲笑记者的麻烦，他说他的爸爸是放羊的，他的爷爷是放羊的，他的人生乃至他的孩子的人生放羊没什么不好……关于放羊娃的故事可以引申出很多道理。但这个放羊娃对城里记者的反应却是最为值得我们讨论的，我们看得出来，这个放羊娃并不愚笨，他很聪明，他甚至想象过自己和世世代代亲人的命运。联系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可以说，他是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的。我们说，记得自己的命运本身就有一种目的性，他的人生不是盲目的，而是在一种目的下面简单、自足、充实、确定地生活，这就了不起。其实，任何生灵，乃至非生物，都有这种目的，你们可以称之为记忆，也可以称之为神识，一种神明认识。比如动物有记忆，植物有记忆，石头有记忆，河水也有记忆，甚至钢铁也有记忆，一旦钢铁的负荷过重，它的记忆出现断裂，就会发生金属疲劳，钢铁很疲劳，不能再出力负重了……从非生物开始，宇宙万物的记忆或神识越来越神奇。比如种子有记忆，古典中国人观察到，有的种子就在芒种前后一两天发芽，有的花朵就在雨水后一天开花……他们观察天象，发现种子发芽时，天上会有雷雨，雷雨带来了水份、肥料，似乎老天知道种子这时需要水份和养料，似乎种子知道老天会给予水份和养料。天象与地象如此巧妙地配合，这是一种巧合吗。不是的，这是一种千万年的进化经验。你可以叫它经验积累，叫它记忆，也可以叫它别的什么。其实人也是，比如我们身体的肠胃也有着近万年的经验，我们对食物的承受和消化吸收能力，在这千万年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常数。用专业术语，这个常数的轨迹经行了温饱阶段、营养阶段，目前向功能阶段过渡，如果不知道这个常轨，如果硬要把人生当作是人身不断地无节制地摄取各种食物的过程，那么我们的人生和人身就脱轨了。比如我们伟大的诗人杜甫据说是吃牛肉撑死的，我们伟大的诗人穆旦在印度也差一点饱死……可以说，打破这个常数，非肠胃能力所及，身体就出现了变异，成年人的各种病症五花八门，惨不忍睹；就是孩子，很多十来岁的小孩，也是一个巨无霸式的肚子，而很多成年人的病如癌症、糖尿病等等已经在孩子身上发生了……这就是变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这样的人跟钢铁一样，失去了记忆，疲劳以至衰变了。或者说，在他们投身于吃喝时，他们忘记了人的目的。因此，我们说，失去记忆、背叛过去的人没有目的，他可能有他自己的目的。那些假装健忘，忘记你的人；那些背叛青春理想的人，他有自己的目的；那些似乎有惊人的胃口忙于吞食这个社会的各类食物或其他资源的人，他有自己的目的。但是，他们在人的意义，在人类的意义上，在心灵的层面上，他们是无目的的。他们是无心的。所以他们显得很忙，心亡了就是忙；他们显得健忘，心亡了就是忘。我们说，人的目的就在于寻找记忆，寻找人跟世界的关系，寻找人的类的认同。人首先是以自我为中心，推己及人的。用儒家的话说，人心惟微，所以人要正心；意念无穷，所以人要诚意；人栖息在以身体为中心的文明单位之中，所以人要修身；人栖居在以家庭为中心的文明单位之中，所以人要齐家；人属于邦国为中心的文明单位，所以人要治国；人更属于以天下为中心的文明单位，所以人要平天下。这个推己及人的文明单位的扩大，带来的是前一单位的去中心化。就是说，文明的演进是不断去自我中心化的。就像那个放羊娃，最初只是以自我为中心，但他放下这一中心，把过去、未来，城里、乡村纳入他的视野，他就有新的感觉。活在当下来放羊，对他来说就更为自觉了。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经验，当我们以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国家独特得无以伦比时，我们就是以自己、家国为中心的；只是有我们去自我中心，我们才能更平实地、更坚定地爱我们自己的家园，爱我们自己的国家。这个去自我中心的文明演进意思，其实还是年轻的学者聂传炎提醒我的，我觉得他的发明极好。发扬个性、发现真正的自我，就得去除自我中心，去除自私自利主义。这种去自我中心的自我意识，在费孝通那里，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推荐阅读：从费孝通的30句话里读懂中国）但遗憾的是，大多数人身处无明状态，仍生活在自我中心的幻觉里。甚至伟大的孔子虽然说仁者爱人，但他未能跳出华夏中心观。他对当时华夏周边地区的人民缺少感觉，他希望用华夏来转化周围的夷狄，而否定夷狄变华夏。耶稣就要好一些，他说过，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孔子如此，大多数人就更难以超越了。他们活在想象的自我世界。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他的命是天底下最苦的了；他的经历奇特，如果写出来，肯定是一部感动人的杰作；有人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有人说，我们的国家是天底下最适合人生活最值得爱的国家……凡此种种，都是沉浸在较为低级的自我中心状态。这一点，我们大多数人不能免俗，甚至我自己，也会经常不由自主地想，我这半辈子可能是同龄人中经历最为奇特的人了。我想到这一点，就会告诫自己，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平常的人了。用马克思的话，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人们的贪婪、懒惰、情欲、专注、灵性等等，我都具有，我跟大家并没有两样。只有提醒自己这一点，我的心态才会平实得多，也正常得多。否则，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尾巴翘到天上去了。而很多活在自我中心中的人，不仅有优越感，甚至以为人类都在他脚底下，我们普通人在他眼里，就像蚊子苍蝇一类的低等生物一样。实际上，那些活在自我中心中的人，那些自我中心主义者，并没有什么个性和自我。自我、个性跟生在一起，自我中心则跟死在一起。前者是明亮的、温暖的、亲切的、可交流的、生生不已的；后者是压抑的、愤闷的、阴暗的、绝缘的、予取予夺的。一旦沉浸在文明的初级或低级单位中心里，他就没有时间空间的意识，在他那里，宇宙时空还没有诞生。这就像一个无节制的富二代小胖墩儿，他只知道吃喝，只知道唯彼作享作福，他不知道自己的身心的绵延感，即时间意识，也不知道自己的身心的关系和结构，即空间感。他更不知道人生社会、自然世界的绵延，也不知道地球村的广阔。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样的人不知道天高地厚。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样的人停留在没有时间的国度。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样的人还在人类的史前史阶段。我们说，一个人，只有当他有了时间的感觉，他的演进才会呈现加速度的自我实现。只有当他有了空间的感觉，他的视野才有了去自我中心化的可能。以我个人举例，我出身在农村，尽管做小学生时已经知道一些乡土外的知识，但一直到城里读书，才多少明白我的村子不是我或世界的中心；一直到考上大学，才明白我的城市我的省份不是我或世界的中心；当我到云南去时，我又明白北京并非必然是一个人生活的终极或中心……今天，因为旅行的经验并不多，我的世界中心已经停滞了。多年前，一个外国人跟我们聊天，称赞中国的成就，他举例说，他对非洲亚洲很熟悉，他经常去肯尼亚，中国比肯尼亚发展快多了。我当时听了，有一种挫折感，甚至受侮辱感。但是，想一想，我得承认他说得没什么错。我因此试着站在外人的角度看待大陆中国。不过，经历了很多年，今天，我的世界中心仍牢不可破地以中国为中心。虽然，我会时时提醒自己，人生的终极或中心并非中国。我是四岁时才有年龄、时间的意识。从那以后，用我们乡下人的话，这孩子发萌了，启蒙了，唤醒了。我开始显得比一些同龄的孩子要机灵又沉稳一些。这种自我的积累，在小学、中学、大学阶段，一直相当专注，这种专注，跟学校教育一样，加持了我自身。时间感也在不断地深化。青春期的时候，男女性别显明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成家立业的时候，出国的时候……每一次唤醒，都带来我们自我积累的深化或强化。但是，学习、记忆、积累，这些东西，在低一级层面是自觉，在高阶层面又显得本能、浑浑噩噩的了。可以说，人生的过程就是时间意识不断唤醒的过程，每一次唤醒都是一种突破、超越，都是一种照明，用海德格尔的话，都是存在的敞开。每一次唤醒，都获得了某种自觉，对人自身的某种把握。所谓较此前成熟了，放弃那些浑浑噩噩的东西，发扬那些真善美的东西。这就是我年轻时一再向往的，又热烈又朴素，又诚挚又高贵，又微妙又率真……的人生。前几年，我过了四十岁，时间意识再次唤醒。四十不惑，我知道，不惑既代表不困惑，也代表不受诱惑。我一再问自己，是否做到了。我当时诚实地对自己说，两个不惑，我都没有做到。但我因此知道，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我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可能刚刚开始，我又意识到自己可能得准备下半场了。我的人生上半场、我的青春，已经永远一去不复回了。对于时空本身的性质，我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涉足的。必须说，这种认识既同我的生活经历有关，也同我的读书相关。比如我们知道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有一个疑古学派，他们受现代西方理性精神的影响，怀疑秦汉以来的中国人造假、编了很多假史，他们怀疑古人的很多历史记载只不过是神话传说。像孔子只谈到了尧舜，孔子之后的人就谈到了尧舜之前的黄帝、盘古了。疑古学派因此说，孔子之后的很多史书、经书是假造的。可是，按我们人类的经验，随着人的空间感的扩大，相应地带来时间意识的绵延。人的活动半径、人的视野的扩大，那些边缘的、传说的故事会加入进来，进入我们的时间序列，使我们的历史时间向久远的洪荒上古时代延伸。孔子不谈黄帝，固然跟不语怪力乱神有关，也跟他那个时代的华夏中原人的空间感相关。到了战国，诸候兼并，古典中国人的空间感大大充实了，因此，秦汉时代的思想家们意识到，传说即历史。像司马迁到汉朝的东西南北的边缘尽头搞调查，他的结论是，黄帝是存在的，比尧舜要早得多。时间、空间就有这样奇特的关系。假如我们只守着大陆中国中心，甚至以为它的疆界即世界的终极，那么我们就难以理解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希腊的历史比我们早，文化比我们灿烂辉煌。假如我们只守着现代革命史的空间过日子，我们就只会承认孙中山开天辟地或毛泽东是大救星；我们就不明白盘古开天辟地或孔子的意义。假如我们像山寨的老人那样一生不下山，我们的时间感就跟他们一样，只记得村里的一两代人的事，只记得父辈祖辈，顶多是爷爷的爷爷，或不知道高祖的第几辈的传奇历史；就像一些人的记忆只能追溯到1949年或1919年一样。去自我中心化，就是要对历史长河中的众多人类之子、人类事件都致以相当的敬意，使他们都能做成我们当代的营养，他们存在过本身就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遗产。舍弃一些，或偏私一些，都带来某种人性的狭隘，都会大大降低、减弱我们人生的创造力，都会带来我们生存结构的匮乏或污染。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还有一些特征，比如对时间久远过去的认知，可从空间的边缘地带获得；比如对空间的占有越致密，对时间的占有越短暂，等等。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总之，对时间、空间的认知兴趣使我进一步去了解它们的起源它们的特征。什么是时间空间？这样的问题挑战着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科学家们去寻找答案。有很多角度，有很多比喻。比如我们前面用记忆来说明过，时间是一种积累和记忆。我们在这里还可用能量来说明，时间就是一种相对而又绝对、又虚又实的能量。时间是实在的，因为它的能量对自身对自身系统内部的小单位来说是有意义的。时间是虚幻的，因为它的能量对它之外的参照来说没有意义。它必须有稳定的参照，比如太阳。我们今天所指的物理时间或天文时间就是地球在太阳系内转动时的能量释放特征。这种释放大致均衡，比如一年365天左右。这种释放有明确的流逝性，这就是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说的，时间箭头不可逆。这种释放还可以无限切割，比如一月、一日、一时、一甲子、一世纪……可以说，宇宙或我们的时空就是在能量的演进中才诞生出来，或爆炸出来。能量有了时间和空间，它才有了预定的和谐。它属于人、为了人，也服务于人。反之，人的出现，也是为了服务于大千世界，这是人的目的。正是在时间空间的意义上，人的目的跟宇宙的目的一致。宇宙演进的目的可以从人生目的中认知，反之亦然，人的目的也可以从宇宙的目的中获得。这就是西方现代科学的人择原理，是莱布尼茨说的先天的和谐。也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人与天地参，人的目的在于参赞造化。反过来，造化参赞人的演进。人的时间，或说人生百年，也是能量的释放。有的人没有时间意识，他的能量释放得本能得多，用世俗语，他造得快，他消耗过度，接济不够，本来是百年的寿命，他可能在三十岁左右就夭折了。我们中国人说，还未成年，就油尽灯枯了，这也是对人生百年一种时间能量的把握。有的人时间意识强，能量的补充和消耗较有规律，从而能够颐养天年。有的人空间占有欲强，他对能量或说生命资源的垄断、贪婪无以复加，结果他上干天和，下招人怨，他的生命及身而没，社会、周围的亲友甚至在他还活着时就诅咒他或把他忘记了。有的人则爱财也散财，用佛家的话，他们对人生社会的能量资源正信正定，他们慈悲、担当、布施、同事，他们生活得通达，跟周围亲和，他们给世界带来了光明、温暖、希望和信心，他们是生态环境、心态环境、世态环境的保护者和净化者。人的目的在于唤醒自身生命的时间空间，进而跟外界的时间空间发生积极的联线，参与时空的演进。传统文明、东西方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时空计算方式，在演进中相互参校，形成了我们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时空观基础。但是传统文明最为神奇的努力之一，就是试图将天文时间跟人生时间相联系，以找到人生服务于宇宙的线索。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传统文明意识到，在时间大河之外，还有众多的时间小支流，即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起点或时间起点。传统文明努力的，不仅要计算物理时间、天文时间的阶段性特征、能量释放特点，而且要计算人的生命能量的释放方式和释放结果。就是说，人不仅可以踏入他人的小河流，人也可以踏入时空大河。这样的好奇、兴趣或利害，已经有现代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极为细致地研究过，并仍在研究。用佛家的话，这是希望具足神通。用现代科学的术语，这是要反抗人的异化，以推动生命的自我完善。从我们时空能量演进的角度，这是在演进中不断地实现一个更高阶段中的自我。人的目的，也在于如此积极地把握自身的生命能量，用传统的话，积德行善，以完天命。那些功行圆满的人，那些时空意识强大的人，能够计算别人的时间，比如医生或相师铁口直断，某个人只有三天的寿命了；比如那些一生专注于人之目的的老人，会在临终前不久就通知亲友，他要走了，有人更明白自己什么时候走。这就是我们称道的善终，他们对时空的把握精准，他们参赞了时空的演进。传统文明跟现代文明都有关于人生目的的教诲，大体说来，它们的结论大同小异。无论是慈善、公益还是积德行善，都在要求人不断地去除自我中心、又不断地参与一个更高阶段中的自我实现过程，即不断参与时空的递进演化。在这个意义上，放羊娃的生存确实是需要现代文明救济的；无论他放羊还是进城读书，他的人生演进仍有高阶需要努力攀登。就像放羊本身，也在与时俱进。摩托、汽车等工具，羊的自动饮水设备，剪羊毛的方式，等等，都在变革传统的放牧模式。至于我们现代人更明白，在深山老林生活，有条件了，要移居平原；乡下人有条件了，要移居到镇上去、县城里去；进一步，有条件了，要移居省城、北京、上海，要出国……我们今天讨论的，正是要在这诸多现象中寻找人自身的目的性感受，寻找人真正的归宿和认同。人往高处走，但人要去除自我中心，人还要回向，人才能实现自我，善始善终。我在《老子传》里说过，传统文明以为人的一生应该有学子阶段、居家尽责的社会人阶段、散财修道阶段、传道布道阶段。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证实，人有安全、生存、爱、认同、自我实现的阶段性需要。但我们看当代世界的个体生存，我们大概可以说，以经济人假设、社会达尔文主义、科技理性、大都会生活等为代表的生活方式背离了传统的教诲，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多半停滞在生存的阶段、也就是各类自我中心阶段。用我们熟悉的话，我们的生活多半在解决生存权问题。观察当代人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说，当代人，尤其是官产学上层人士，多半停滞在生存阶段。这也是为什么齐泽克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演说中会直称美国的金融寡头们是“失败者”。因为那些人垄断了千万亿的财富而阻止其流通，用我们上面的比喻，他们死抱着无穷尽的能量不让它们诞生，进入时间空间的演进。用我们中国人的话，他们已经没有天理了。我们用人的目的来观察当代人的生存，可以得出很多原则性的结论。比如一个垄断大量资源能量的资本家，为了博得美名去行小善；比如一个成功人士像普通网友一样在网上追求口水正义；一个知识人的全部言行在于说明自己的知识正确政治正确；……我们都可以说，他们是丑陋的，不曾反省忏悔自己罪性的人。这就是古典中国人说，在其位，不谋其政。现代社会的官产学精英，多半是在其位不谋其政。有资本权位的人，有知识权位的人，有官职权位的人，多半是把权位私有化、个人化、垄断化了。因此，我并非玩笑地说过，任何长达五年十年以上仍在权位上恋栈的人，仍寄身权位的人，甚至以权位说事、加冕自己言行份量的人，都不必重视，因为他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胆识。你怎么能指望从一个长达十年做一杂志主编的人那里听到自由的思考呢？你怎么能指望一个跟你一样做普通志愿者的超级大款有着跟你一样的飘忽感和过普通日子的幸福感呢？一个一言九鼎为所欲为的官家跟我们的权利意识并不一致，一个只顾占有食色的高富帅跟我们的生命意识并不一致，一个一生都以学者专家面目出现的知识人并非我们人类或我们人民大众的知识人……一句话，他们在人的目的性之外活着，他们的时间空间还未诞生就已经停滞，就已经坍塌成为吞食一切资源的黑洞。如果说他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么他们只是我们的病灶，是我们的赘疣，是我们有待诊治、调理、对症下药的罪错或业力，是我们生命能量或社会能量无能均匀释放的障碍。我已经说了太多，你们大概已经能够明了人的目的了，对我们个人来说，人的目的就是意识并找到自己生命的表达方式，它的能量无穷，我们要让它有效地释放出来。你们也许会问，我自己做得如何，我可以坦率地说，我跟很多中国人一样，人生被耽误了若干年，这种耽误即有时代社会的原因，更有我个人的原因。因此，今天我的读写生活已经难以像年轻时那样勇往直前，那样不断地去除各类自我中心。今天的我似乎跟很多人一样停在大陆中国一个世代或世纪百年的时空范围内，我们既在为这个时空送葬，也在为它陪葬。因此我未能进入到真正的全球化时代，也许此生都无望无能给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知识提供正当有效的服务。虽然在我心中，无论是中国中心，还是美国中心，还是欧洲中心，无论是权位中心、名位中心，还是威福享受中心，都比不上我跟孔子、老子、耶稣、鲁迅、爱因斯坦们的闲谈，都比不上我跟你们在一起的闲谈。当然，我仍愿意借用西人的话做这次讲座的结束：如果我不再礼赞晨曦和落日，不再礼赞老人和少女，不再抗争不义和罪恶，请把我逐出人子的行列。在很多人的眼中，所谓“现代文明”就是现代化的城市、器物和科技，他们不仅以这些成就为荣，也以此作为羡慕或评判他国的标准。但是，这些都只是现代文明最肤浅的表面。事实上，现代文明的本质在于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合作模式和规则秩序。它们不是西方的专利，却是在西方率先成型。正如著名学者赵林所说，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率先实现长治久安和民富国强，正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结构、理性精神和宗教传统上的深厚积淀。因此，只有从这三个角度深刻理解西方文明的演进历程，我们才能真正融入现代文明的潮流，保持文化自信，实现国民的自由和富强。赵林教授的“现代文明通识三书”——《告别洪荒》《走向理性》《天国之门》，恰似为此重大命题量身定做，从这三个角度为国人梳理对照了现代文明在西方的演进历史。中国在历史上是早熟的大国，后来被西方超越。国人开眼看世界，往往习惯了“从中国看世界”，而不是“从世界看中国”。因此，尽管我们早已被裹挟进现代化的大潮中，百年之后，仍需重新睁眼看世界——阅读赵林老师这套“现代文明通识三书”，就是一种绝佳的选择。先知书店有幸获得少量赵林老师签名作品，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我们为什么很难理解现代文明？陈嘉映：自我认识是痛苦的阎连科：他让我终于知道“自己原来是多么的无知、狭隘和偏执。”人情与面子：中国特有的一种权力的游戏王笛：“江湖”中人名声虽然不好，却是街头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杨奎松：因为对羊态度不好，我曾经被朱镕基吼过波普尔：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而不要去实现抽象的善读史未必使人明智，那些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史书，都值得怀疑“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预言为何没有实现？突发！查理·芒格逝世，享年99岁！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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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开卷有益，实际上开卷未必都会有益，因为有些书是有毒的，比如“成功学”毒鸡汤之类；西哲说：读史使人明智，然而读史并不一定使人明智，因为历史上许多专制君主都杜撰过虚假历史，它们往往真假参半，让盲从者深信不疑，让研究者如坠迷雾。所以，读书要有选择。那些读起来痛快解气的历史书，都值得怀疑。读者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在信息管道狭窄、真相稀缺的时代如此，在信息泛滥、真伪难辨的时代，更是如此。越是这样的环境，也就越需要带着问题意识，愿意面对公共写作的历史学家，否则最终只会劣币驱逐良币。若论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恐怕非杨奎松莫属。◎学术界的“清道夫”读杨奎松的书，常常让人想起“清道夫”这个词。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做学问的人很多，号称学问很深的人也很多，但像杨奎松这样的人却很少。他的学问涉猎面极广，国民党、苏联、共产国际、中美关系等领域，都有著作问世，尤其对于党史的研究，更是出类拔萃，学界研究中出现的史料上的模糊，学风上的浮漂等，都给以清除。所以，学者徐庆全说，“在这个领域里，很多人怕杨奎松。因为一旦被他挑出毛病来，大多数人如果不想颜面尽失的话，只好缄口不言。”◎以良知书写真实历史杨奎松曾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凭借这些资料，他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新书写了被权力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完成了《革命》四书这一整套“革命”丛书。这套书也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永远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面对中国近现代艰难且复杂的转型，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参与“大合唱”。而杨奎松研究历史，眼光是向外的，在《革命》四书中，他写的是中国革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却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读者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正如学者刘志琴所说，杨奎松这样史学家，“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了人云亦云的讹错。”◎以问题意识深挖“革命”史杨奎松写书，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研究，因此他的著作带有浓重的问题意识，读完往往能有所感悟、警醒。因此，他总能见别人所不能见，回答一般学者回答不了的问题，也受到一般学者所不能得到的荣誉——他是被海内外都高度赞誉的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说：“杨教授是当代研究革命历史的顶级学者，要想研究同类问题，没有办法绕开他的成果走。”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说：“《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某些原因，杨奎松的书常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断货王”。曾有人问，“这套书会绝版吗？”出版社编辑回复：“建议趁早收。”店长荐书有幸获得杨奎松老师“《革命》四书”签名+钤印版，更具珍藏价值，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杨奎松：一个历史细节，听得人头皮发麻研究党史的人为什么会怕杨奎松？张鸣：《南京条约》的签订，就是走个过场“东南王”孙传芳，为何会被一个“弱女子”掀翻？精彩绝伦！豆瓣9.3的稀缺神作，尺度贼大（无删版）美国是“分裂”的，而非统一的：对美国的四个错误认识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绝境，绝境是钱不能解决的｜阿城胡耀邦做的这件事，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陈嘉映：自我认识是痛苦的他一生的书信，每一封都是一次呐喊｜陀思妥耶夫斯基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品，品质保障：在出版界，“剑桥”几乎就是品质的代名词,目前这套英文首版于2014年，引进、翻译历时8年才与读者会面的《剑桥资本主义史》中文版，亦是其中的精品。

闲来无事，常与朋友交谈。聊的话题自然很多，天南地北，但大都离不开一些名人轶事。有一次，我问一位朋友：你还记得耀邦吗？有些意外，他竟然反问我一句：耀邦是谁？我顿时语塞，不知该说些什么为好。可仔细想想，不觉得奇怪，毕竟90年代以来的青年，还能记得他的肯定不多。历史在不断前进。但有些人、有些事，总有人记得。胡耀邦对中国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后人多评价胡耀邦的最主要功绩在于：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成了改革的主体。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且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则是不争的事实。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为代表的贱民阶层。中国“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当时估计上亿。胡耀邦的这个功绩，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悲剧英雄。而悲剧英雄在历史上的痕迹无疑更为深刻。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胡耀邦留下的这组数据，将永远被历史铭记：1978年改正4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时，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对“土改”以后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是被打入另册的“贱民”。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薪水，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者，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多万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1949年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已故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写道：1994年，《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约我写胡耀邦，把题目都想好了，就是“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一口应承。1995年11月，耀邦诞辰八十周年，《炎黄春秋》登了我写的一部分，接着《南方周末》等几十家报纸也转载了。但是要出书就很困难。首先和我草签合同要出书的是人民出版社，结果他们把稿子基本上编好之后，又自己废除了这个合同。后来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社长和一个编辑也到我这里来，我把稿子给了他们。几十万字的稿子他们三天就编完了，但后来出版社社长又向我表示：暂时不能出，要把我的稿子留他们那里，等等再说。等到什么时候啊？于是我到中央党校出版社把书稿拿了回来，他们还很舍不得。书稿接下来送给新华出版社。在这个出版社帮忙的一个退休女同志孙维熙转请已离休的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看。冯健连夜看了，拍案大喜，说非常好，建议新华出版社领导赶快出版。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镜报创办人、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先生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的书稿。他1997年春天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住在北京饭店西边的贵宾楼，打电话给我，问愿不愿意把书稿给他，让他带到香港去出版。我当然愿意。当年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北京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也销售。书价是一本港币88元，流传到大陆内部来销售，是一本150多元，居然也一抢而光。无论如何，胡耀邦都是中国当代历史绕不开的人物。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则真实刻录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个断面，它生动地再现了胡耀邦一生中最令人难忘和感怀的一段岁月。由于种种原因，本书多渠道停售，而先知书店深知其价值所在，经多方争取，复活了少量库存，售罄即止。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抢先拥有。▍延伸阅读温家宝：忆耀邦（情真意切，相当感人）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文明趋同，文化存异：几乎所有冲突，都是文化与文明的冲突名为同胞，实为主奴：太平天国治下的女性豆瓣9.4，罕见片源，千万别再下架！（无删完整版）蒋

人们通常以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半，美国其实也是世界上最信奉宗教的国家。当今世界，模仿美国科技发明成果者有之，复制其“制度优越性”者有之，学习美国发达的商业和管理文化者，更是遍及全球各地。然而，却很少有人能看到美国奇迹的本质——清教精神。-1-建造人间天国的信念最早、最为人熟知的清教徒移民，是1620年的“五月花号”。但是，规模更大、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则是1630年温斯罗普等人乘坐的“阿贝拉号”。就在前往新大陆的船上，温斯罗普进行了一次振奋人心的布道，期待建设一个尘世中的天国，一座圣经中启示的“山巅之城”，受万众瞻仰——这座山巅之城，将是一个世界的标杆和范本，一个各方面遵循上帝意愿的社会。后来，这种建造人间天国的信念逐渐渗透到整个联邦。笼统而论，这种信念，表现为一种对社会未来坚定不移的乐观精神，并坚信难题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得到解决。这种精神，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是独一无二的。-2-亲力亲为的技师精神自己动手、亲力亲为，是美国社会一开始就不同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地方。那个时代，大多数国家历史悠久、等级森严，但美国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气象。他们喜欢修修补补，比如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就经常一门心思做农活、造钉子，忙起来时政治完全从脑海中消失了。他们骨子里就是工匠。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要属本杰明·富兰克林，他被马克斯·韦伯称为新教伦理的代言人，他的头像还被印在美元最大面值100美元上面。富兰克林一生取得了众多成就，他代表宾夕法尼亚签署《独立宣言》，他发明了双焦镜和避雷针，他作为外交家为美国独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他直到去世都对自己最初的职业深感自豪——印刷工本杰明·富兰克林。-3-超越私利的道德观念人们通常以为，自私、张扬的个人主义是美国价值的核心。但其实，在这之外，美国也有自己独特的“清教徒式的集体主义”，只不过它很少被人提及。美国清教运动在尊重个人主义、释放个人活力的同时，还天生擅长把个人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目标奋斗。清教徒式的集体主义不是个体的简单集合，而是用《圣经》中所说的“爱”把个人凝聚成社区，形成可以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小共同体。对清教徒来说，人应无私地奉献于社会公共领域，每个人都应被公平而有尊严地对待。为了避免沉船、供养后代，他们力求“团结得像一个人”，“自己少抽一支烟，让别人多吃一口饭”。这种超越私利的道德观念，引出了第四个清教特点。-4-协调事物的组织能力清教精神本质上是一套思维和做事方法，根据大大小小的目的协调各种财力、物力和人力的组织能力，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凭借着这种能力，清教徒才能到达美国、建立社区、开办企业、创造财富。当这种组织能力与前面提到的三个特点相结合，美国社会便爆发出了巨大的活力。在清教徒看来，任何工作都应以上帝的名义去做，所有正当职业都值得尊重，工作不只是为了生存，它是向上帝展示美德的宗教使命。在这种观念下，宗教和商业实现了完美的融合。有信仰的美国人一方面疯狂赚钱，一方面极度克制欲望，赚到钱主要不是用于消费和享乐，而是用于投资和再生产，从而促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长期的繁荣。以上观点，主要出自《清教徒的礼物》一书。这本书的作者霍博兄弟认为，这四个特点相辅相成，构成了美国管理文化的核心。美国的伟大，与制度关系比较弱，与文化关系比较深。无论是管理自己、管理企业、甚至管理国家，不理解清教精神的实质，就很难深切地融入现代社会的创新与竞争中来。《清教徒的礼物》剥开了“美国奇迹”的表层，直指背后的文化本质。它是一部美国奇迹史，也是一部管理文化论，它所追溯的是现代社会竞争力的源泉。正因如此，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生前心心念念却最终抱憾没有看到此书，任正非还多次在华为内部组织学习这本书。先知书店深知本书价值，从出版社争取到本书独家授权。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清教徒四书”）：▍延伸阅读清教徒的五个特征：现代社会竞争力的源泉信仰的四个基本特征“美国奇迹”的本质——清教精神秦晖：炉火纯青的防人之术，循环千年的政治怪圈葛剑雄：文化断裂的真正原因37年前的一起“霸座风波”，让中国痛失“当代蔡元培”推动着人类进步的，不是“英雄”与“权威”，而是怀疑与批判如果没有了道德底线，个体的“平庸之恶”能毁掉整个社会信仰的四个基本特征文明程度越低的社会，越喜欢说“活该”每个人都会犯错，关键是对错误的“风险管理”

▲纪录片《冲天》，豆瓣9.4，屡被下架，片源难得，强烈建议大家立即观看在中国抗战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每一次离开陆地，都背负着沉重的使命，每一次冲上天空，都将自己的生死抛向了蓝天。他们和我们这个年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一样，有梦想、有情怀、有对爱情的憧憬、有对家人的眷恋，但生在那样一个山河破碎的时代，他们只能以死作为毕生的修行。如果不是因为一部名叫《冲天》的纪录片，至今为止，很多中国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不知道他们曾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换来了什么。——度公子每个大学在毕业之际，年轻人都会为自己的青春，留下一组色彩鲜亮的照片。但我相信，没有任何一组学生合照，会有下面这张有如此撼动心魄力量。"风云际会壮士飞，誓死报国不生还。"在这群风华正茂的、年仅20岁出头的年轻人背后，两道横幅不仅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更加预言了他们注定短暂的一生。1932年，中华民国，为应对可能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便在杭州笕桥成立空军学院。自此至抗战结束，从这里一共走出了十六期飞行学员，1700人一个接一个冲上天空。在这些年轻人里，有的出生于名门望族，有的是高等学府的才子。对于他们而言，人生本该是一片坦途，然而国破家亡，他们最终选择来到这里。每一个进校的年轻人，都会看到这样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这不仅是整个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逼近之时发出的怒吼，也是每一个从这里走出的飞行员，冲上蓝天后信奉的行动准则。对于他们来说，每一次起飞都可能是永别，每一次落地都要感谢上苍。在八年抗战期间，正是这一群年轻人，奋不顾身冲上天空，和日军生死相搏，击落了超过1200架敌机，牺牲将近1000人，每挑落12架敌机，就有10人牺牲。在中国飞机装备极其落后时，他们大多数人最终选择了放弃生命。就如那句"誓死报国不生还"说的那样，真的是不把命当命，一直打到自己死为止。所以第十五期的都凯牧谈到战友的牺牲时，除了哀叹和落泪便无以言表。"真的是不打死不算数啊，七天下去六个！"当时我们的飞机，几乎全都靠国际援助。抗战初期，大部分是霍克3双翼机，速度慢、难驾驭，数量还少。在日军的先进战机面前可谓以卵击石，他们不但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战机，还时常能从战术上对我们进行压制。1937年8月14号，日方以一组轰炸机，直扑笕桥基地，想将我们一举瓦解。侵略者们信心满满，势在必得，根本想不到这群年轻人依赖的并非装备，而是全然置生死于不顾的决心。8月14日大捷，因此被定为空军节在首战当天，日军被击落2架敌机。日军愤怒无比，派出精锐部队，接下来又被击落30多架战机，战力整整消减一半。8月17时，六期学员阎海文不幸被炮弹击中，跳伞误入日本海军阵地，正当日本人将其团团围住时，这个在航校史上创下打地靶满分记录的小伙子，以随身手枪反击包围他的日军，并高喊"中国无被俘空军！"然后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年仅21岁。阎海文的壮烈赴死令日军感佩，特派员木村毅在发回国内的报道里写道："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8月19日，三期学员沈崇诲，在攻击日本船舰时座基受损，已经无法返回空军基地。这时候他发现了更多的敌军目标，于是转念间发起了自杀式袭击，决定加足油门冲向敌军的军舰，在爆炸声中与敌人同归于尽。沈崇诲原本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刚毕业不久就投笔从戎，牺牲之时年仅25岁。笕桥空战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皆是因为沈崇诲和阎海文这样的年轻人，在他们冲上天空的那一瞬间，就做好了不会活着回来的打算。这些年轻人虽以死相搏，但他们不是僵死的战争机器。他们都才20岁出头，充满了对人生美好的渴望、对爱情的憧憬。21岁那年，与教官高志航空射率，一样高达9成的刘粹刚在火车上偶遇许希麟。他对18岁的许希麟一见钟情，将一封又一封情书寄到许希麟家中，并经常在许家窗外低空飞行，以各种特技摇得窗外的电线颤动。在情书里，刘粹刚痴心望断，用一句接一句炽热的情话，最终打动了许希麟的芳心。"初遇城站，获睹芳姿。娟秀温雅，令人堪慕，且似与余曾相识者。车至笕桥，匆促而别，然未识谁家闺秀。如是风姿，意不复见。耿耿此心，望断双眸。而盈盈倩影，直据余之脑蒂，挥之不能去。"——刘粹刚在刘粹刚的热烈追求下，许希麟开始与其通信交往。对飞行员而言，死亡来的时候是一瞬间，爱情来的时候也是一瞬间。两人心心相系，情愫陡增。许希麟的父亲虽赞赏这位"空中赵子龙"，但也对女儿的未来产生了担忧。"粹刚这孩子是不错，就是职业太危险了。"许希麟听罢，短短地回答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就这样，刘粹刚得到了许希麟的芳心，许希麟得到了父亲的认可，两人在1936年成婚，结为夫妻。接下来要面对死亡的，就不止是刘粹刚一人了。在一次空袭中，许希麟亲眼看见丈夫，在空中与敌人缠斗。许希麟只感到呼吸困难，手指紧紧抠住栏杆，眼睛直盯盯地跟着空中的那架飞机，直到丈夫击落了敌机，她终于两腿发软，瘫倒在阳台上。后来她告诉丈夫："你在天上和敌人拼命，而我只能躲在防空洞里，我做不到。"刘粹刚也知道自己的处境，在一次空战中，一名名叫曹芳震的飞行员阵亡，其遗孀来认领遗物，要求拿走配枪，被刘粹刚以公物为由拒绝。这件事或许触动了刘粹刚的心，于是他写信给许希麟说：假如我要是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您时时刻刻要用您最聪慧的脑子与理智，不要愚笨，不要因为我而牺牲一切。我只希望您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记着，遇着了我这么一个人。我的麟，我是永远爱你的。——刘粹刚就在两个周之后，刘粹刚率队北上支援战斗。因天气恶劣又没有无线电通讯，他们未能及时找到机场。刘粹刚发信号弹帮助僚机跳伞，自己坚持迫降，却因视野模糊，不幸撞上高平县的魁星楼，当场死亡，年仅24岁。而对更多的飞行员来说，他们怀抱着对爱情的憧憬，却是想爱而不能去爱。因为对他们来说很简单，当他们走进校门的那一刻起，他们对"死"这件事就有了领悟。如果说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是在人生中不断寻求生的意志，那处在那个风雨飘摇时代的他们，就是靠着一天天的训练和战斗，在培育自己死的决心。这是多么残酷的青春啊，明明是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最英俊、最年轻、最热血的季节，他们却要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想清楚该如何坦然地去死。正因为抱着这样必死的信念，很多人根本就不敢谈恋爱。所以十二期学员里，如今已经96岁的陈炳靖面对采访时说："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很多女孩子不懂嘛，不知道你随时会死，可是你的良心知道，你不可以这样。每个人都不敢交朋友。"在陈炳靖的同期生中，有一个名叫张大飞的飞行员。父亲因为放走不少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家破人亡的张大飞一个人从辽宁进关，一路颠沛流离之后，被同乡齐邦媛一家收留。1937年，18岁的张大飞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航校第十二期学生，后来成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飞行员。在这期间，他一直与齐邦媛通信。对他而言，这一封封信件，是随时可能失去的生命中最深的慰藉。1943年的一个黄昏，齐邦媛得知有人在操场上等自己，走出去一看，竟是张大飞。他对她夸赞道："怎么一年没见，你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她羞红了脸，陪着他走到校外，那里已经有车在等他了。就在快要分别时，他忽然将她拉到怀中拥住，隔着军装和皮带，她听见了他的心跳声…1945年6月，离抗战胜利仅3个月之遥。齐邦媛收到一封信，信上说，5月18日，张大飞在豫南会战中，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她原以为他能活着回来，两人将彼此的手紧紧扣在一起。现在得到的，却只是一封死前绝笔。3个月后，日本投降，重庆彻夜狂欢。齐邦媛跟哥哥拿着火把去街上庆祝，可是当她走到学校门口时，巨大的悲伤从心底涌起将其淹没。两年前，她就是在这里被他拥入怀中，站在这里看着他离去，却没想到是今生今世最后一面。在千万人狂喜的夜晚，她只能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失声痛哭。老年齐邦媛，写下自传作品《巨流河》而对于自己的死，张大飞早有准备。在那封绝笔中，他对齐邦媛的哥哥写道：振一，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张大飞在一次次冲上天空的过程中，这些年轻人所体验到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惊心动魄。他们对人生的全部领悟，只有通过死这种方式来实现，而又无法向任何人表达。正如飞行员汤卜生在自述中说的："因为生命是这样一种东西，已经失去了，没人能知道它，没有失去的，没人会体验它。"在天空中与敌机缠斗时，他们如同在横渡生死之河，孤独地通过死，来感知生。同样，他们的亲眷在他们离去时，心里也要遭受非人的痛苦。这样的痛苦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每天醒来，都要面对。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梁思成和林徽因曾在贵州，偶遇了一群航空学校的飞行员。因为自己的弟弟林恒也在航校，所以见到这群年轻人，林徽因在情感上觉得十分亲近。在接下来的毕业典礼上，她和梁思成还以名誉家长身份出席。她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的侵略，这些年轻人会和自己一样，可能成为知名的学者或工程师。但如今日寇犯我中华，他们只能选择升空迎击。最后，她结识的这一群年轻人，一个接一个地殉国，因为后方没有亲属，他们战死的噩耗就相继送到林徽因手中。这些年轻而灿烂的生命，留给亲人的是无尽的悲痛和破碎的心。在收到弟弟林恒殉国的消息时，林徽因悲痛难忍，提笔写下《哭三弟恒》，可她哭泣的，又何止一个生命的陨落：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言之凿凿地表示：信仰是人们所必须的，什么都不信的人不会幸福。当一个人什么也不信时，往往只能将目光投向世俗的享乐，以放纵欲望来填补自己精神的空虚。这样的人，确实难有幸福可言。既然信仰如此重要，那么，什么才是信仰？怎么样才算有信仰呢？宽泛的信仰，是相对于无神论的，一个人如果相信冥冥之中自有一种超自然的约束在，头上有星空和基于神的道德律，那么就算是有信仰。概括起来，信仰通常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1-稳定性·什么都信，相当于什么都不信一个人，如果既信如来佛祖、观音菩萨、玉皇大帝、妈祖娘娘，又信太上老君、关公老爷、土地公公、自家祖宗，同时崇拜各路鬼神，表面上看，他似乎什么都信，但实际上，不过是想从各路鬼神那里得到不同的好处。这种基于利益交换的信仰，极容易崩塌、败坏，甚至成为灾难的根源。信仰本质上是一种灵魂契约，它应该是稳定的，一旦形成，便很难改变。信仰与一时的想法不同，它是人经过长期感受和思考之后所接受的结果，而不是基于一时的利益交换所产生的选择。信仰是神圣的，如果总是变来变去，也就毫无神圣可言了。·2-独立性·信仰是个人自由，不得强行干预世界自古以来就是多元的，今日的世界尤其尊重多元化，在信仰方面，也是如此。世界宗教多种多样，即使同一宗教，也会分为许多不同派系。在内心里，每个人当然有各自的判断，但信仰终究是个人行为，各信各的，相互不应强行干预。信仰是约束自己，宽容别人，而不是相反。每个人有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他人不得强行干预，政府更不得强行干预——不能强迫公民信仰某种宗教，也不能强迫公民放弃他的信仰。这样的原则，早已被很多国家写入宪法，概括起来就是那句老话：让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3-社会性·信仰是制度的根基，但不是工具信仰是一个社会的基石，有信仰才有道德，有道德才有法律，有法律才有秩序。英语民族国家的成功，表面上看是因为制度架构，实际上都是因为信仰根基。所以，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说：“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信仰是制度的根基，那是否就可以把信仰当成工具，强行推而广之，从而实现制度变革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只有个人自由选择的信仰，才是真实的、稳定的，如果把信仰当成工具，一旦不灵验，信仰便遭抛弃，这样的信仰也就不是信仰了。更可怕的是，如果强制推行一种信仰，往往只会酿成灾难。·4-超验性·一个人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信仰，是生命意义的源泉。人是意义的动物，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一部分时期，信仰都是生产意义最强大的机制。一个人，如果缺少信仰这个精神内核，就像缺少灵魂一样可怕，终将如行尸走肉，沦为物质的奴隶。信仰却可以超越生命，超越一切物欲和享乐，为平凡的人生赋予终极的意义。可惜的是，现代社会，信仰已经越来越式微，人类文明再度面临新的深渊与危机——价值领域的纷争不断，科技碾压下的人文失落，物质繁华后的精神虚无......人们为肤色、性别等微小差异而斗得不亦乐乎，为福利、享乐等有限游戏而忙得不可开交，却越来越不知何为真理与正义，何为永恒与幸福。这是一个必须重拾信仰与意义，重建文明与心灵的时代。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一本关于信仰的经典之作：《圣经故事-多雷插图本》。本书堪称是史上最伟大的文图绝配，信仰与艺术的完美融合。这是每个人都能读懂的圣经故事，也是每个人都应该了解的人类文明常识。它能帮助你理解人类社会中那些最重要的东西——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契约，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因题材特殊，这套独一无二的《圣经故事-多雷插图本》不宜介绍太多，现货数量有限，喜欢的书友宜提早入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有史以来最经典的故事——看清世界和人生的真谛王鼎钧：母亲的信仰王鼎钧：这张著名的日本受降照，不对劲！明清鼎革下的辽人：从抵抗者到“带路党”历史剧变之前，必有种种征兆文明的交汇永远比文明寻找自身的特点重要一百倍易中天：流氓的五大特征文明人的七个特征批判性思考之难：阻碍我们思考的8种认知偏差

很多时候，道德底线远比法律底线更有意义：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可以运作得很好，但如果没有了道德底线，个体的“平庸之恶”能毁掉整个社会。相对于制度之恶，那种不思想、无判断、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规恶行不加抵制，盲目服从，甚至是直接参与并从中谋利的参与者之恶，后者比前者之恶，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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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除赢政兄这位“始皇帝”外，其他的人，都是把别人的江山据为自家所有者。所用的手段，无非两种：一“篡”，说得好听一点叫“禅让”；二是“夺”，也就是明火执杖地用武力去夺取。有力量可以“篡”的，是军阀，如隋文帝杨坚、宋太祖赵匡胤。这些人兵权在握，众望所归，对手又多半是些孤儿寡妇（如北周静帝八岁，后周恭帝七岁），问鼎自然易于反掌。有胆量敢于“夺”的，则是流氓，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这些人反正本来就一无所有，如果忽然一下子居然有了皇帝可当，自然决不肯放过这一机会，必得把脑袋放到轮盘上去赌他一赌。一个人如果既是军阀，又是流氓，时机运气又好，那么，他的篡位夺权，便十有八九会要成功，如南北朝时的宋武帝刘裕即是。这位老兄当过农夫、樵夫、渔夫和小贩，是个酷爱赌博的无赖，曾因赌输，被京口大族刁逵绑在马桩上逼索赌债。后来从军，因屡积战功而扶摇直上，到东晋末年已是全军统帅。他的成功，最是理所当然。

“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刘震云“刘氏幽默”已是中国文坛的一个标签。大洋彼岸的美国《柯克斯评论》评论说：读刘震云的作品，即使在你绝望时，也会笑出声来。刘震云，河南新乡农村长大，血液里流淌着胡辣汤的芬芳，和故乡黄土地的“黑色幽默”。如果没有1978年高考，刘震云会和表哥一样，去工地搬砖。但是，刘震云没有搬砖，而是拿下河南文科状元，考入北大中文系。黄磊问：你当时怎么想的考了北大？刘震云“凡尔赛”了一把：“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一不留神，就考个河南状元。”他还开玩笑说愧对老师教诲，因为那时候的北大老先生们说，北大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如今，刘震云已是拿过茅盾文学奖和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的严肃文学作家。他被王朔称为“绝无仅有的反映小市民真实生活”。读他的小说，如同听一个高水平的人在唠嗑。能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过日子，用最鸡毛蒜皮的事儿，讲得通透无比。他对中国人的人性有着深刻洞察力，就如《一地鸡毛》的房子、票子、妻子、孩子、职场、官场的是是非非中，每个人似乎都能看到身边影子，看到那些曾经的人生困惑、扎心真相。有人喜欢刘震云的幽默，称他是“被写作耽误的喜剧人”。但他说“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我不幽默，真正幽默的是生活”：《温故一九四二》——幽默的严肃悲剧：当年逃荒路上，老李饿死前，没有责怪世界，也没有责怪其他。老李想起好朋友老张，3天前饿死了。他觉得自己比老张多活3天，值了。《我不是潘金莲》——用荒诞解说荒诞现实：普通妇女李雪莲，为纠正一句话，从镇里到县里、市里、省里……打了十年交道，没有纠正过来，李雪莲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中国人行为大赏：每一句都是戏，一句话后面憋着一万句别的话。嘴里说的是东，心里想的是西。还有各种官场关系……忽然发现，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以至看他的故事，总是既舒适又难受，舒坦的是文字，难受的是他描写得太真实了。王朔：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构成威胁的人。张旭东：把活人写活了，把死人也写活了，写到神和鬼，动物也开口说话了。冯小刚：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刀光剑影；一切不露声色，于无形中势不可挡。自从有了刘老师，我们都进入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先知书店推荐的这套“刘震云作品选”，尽收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一地鸡毛》《我不是潘金莲》《温故一九四二》等经典作品，装帧精美，更得其亲笔签名，签名版数量极其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刘震云这段，此刻再读别有一番滋味刘震云：要脸和死去，你选哪一个？郭建龙：历史上“靖康之耻”到底有多耻？胡舒立签名新著

自打参加工作起，从来没有想过退休的事，然而，退休的日子终于来了。除开上大学前的农工和兽医的经历，从1982年大学毕业起，我一直在做大学老师，几乎干了一辈子。回想我的教书事业，非常平淡，没有做过少年才俊，也没有被破格选拔过，没有留过学，甚至连到国外进修的机会都没有摊到一个。做了18年正教授，到退休依旧是最低一级四级。这在中国的大学里，应该是独一份。需要声明的是，倒不是人民大学不肯给我升级，而是我拒不申报。我说过，大学里教授评级，是一种恶政。既然自己说了，就不能再参评。如果大学教授非要有级别不可，够格给了就是，让人一级级申报，带有羞辱性质。就像传说中的那个故事，一个地主老财，把明明该给长工的工钱故意撒在地上，让长工一个个捡起来。我没这个兴趣为了那俩钱和虚荣干这个。迄今为止，一共写了50多本书，出版了40多本。其中有十几本，似乎属于学术著作。平时的发表量不小，但除了发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我从不将之计入科研成果，即便如此，我也是年年超额完成任务。不是特意要这样，无意中就这样了。也就是说，如果我要申报，肯定不会是四级。可是，我偏要这样做。这样，从身份看，我的确很Low，是个Loser，然而，是又怎么样呢？在大学里，你可以捞很多课题，弄很多钱，把门下学生都变成你的学术民工。挣到各种荣誉，挤到国务院学科评议组里，掌握全国学人的学术生杀大权，做长江或者别的什么江学者，到人民大会堂领奖，那又能怎么样呢？用不着很久，十年二十年以后，有谁还会记得你的著作？你死之后，一切荣誉光环，都会化为一股青烟，在所有人都不留意的时候，就消散得干干净净。我们这个时代，在中国的学术历史上，应该是最可悲的时代。这时代的绝大部分显赫，最终什么都留不下。被供在殿堂里的煌煌大作，最后也许被证明不过是垃圾，门下弟子东拼西凑弄出来的货色。现世耀眼的大家，过不了几年，就会被人发现净是些“玩家”，玩权术玩学术，甚至玩女人的玩家。这样的玩家虽说面目各异，却有一个共性，就是习惯性谄媚，膝盖比较软，补钙都补不上去。人之为人，谁不知道人前显赫好呢？然而，闭上眼睛想想，实在太不值。人生一世，掐头去尾，不过几十年，都浪费在这种无聊游戏中，连一撇一捺的人都做不好，何必呢？我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没有多少天分，也没得到过大人物赏识提拔。唯一的优点，就是勤奋，每天看书写作，从不停歇。哪怕停了一天，都浑身不自在。禅宗祖“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座右铭，我是真在实践了。我们这一代，属于一出生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的倒霉一代。看齐邦媛《巨流河》，感慨人家遭遇战乱，却受了完整教育，而我们似乎没有遭遇过什么战乱，但是，教育却乱七八糟，小学和中学，都在斗争和劳作中渡过，上课和教材，都简化到可以省略。所谓教育，不过是自己在全民烧书环境中偷偷看了几本乱七八糟的书。我们这代人，成不了什么大师，小师都没有。能写出一篇或者一本让人们过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还能记得的东西，就已经很不错了。显然，这就是我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咱们走着看。我20年、30年前写的东西，现在还有人看，50年以后怎么样，不知道。几十年了，听过我课的学生不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带了一些，能不能成才，是他们自己的事，路怎么走，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我呢，还算是已经尽力了。苏东坡一肚皮才学，一肚皮不合时宜。我比不得古人，只有一肚皮不合时宜，蹭蹬一生，命该如此。退休了，我很高兴。真的。这几年，张鸣老师明显露面少了，却打趣说，“没有判刑，却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已经有好几年了，我的书一本也出不了，新书不能出，再版没有戏，到了版署，就泥牛入海。连已经出的书，各个出版社也不敢加印。”这本《历史的坏脾气》断货多年，集结了一位脾气倔强、正直敢言的历史学者对历史和现实不合时宜的思考，读起来酣畅淋漓，意犹未尽。在当下，更显珍贵。正如张鸣老师自己所说，“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观察到的历史颠倒过来看，非要把漂亮孔雀后面的屁股示人。总而言之，一肚皮不合时宜。”陈丹青说：能不能找到真历史？张鸣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事在当时不是这样的。易中天说：张鸣的书是我一向喜欢的——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张鸣说史，睿智、明白，让人眼前一亮。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多次断货，所剩无几）：▍延伸阅读张鸣：我们这一代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跶了张鸣：在奥斯维辛找不到一个中国人郭建龙：历史上“靖康之耻”到底有多耻？胡舒立签名新著

▲国民党败退台湾，撤退时的情景中国近代史上，变局极多，又往往极为复杂。然而，变局最大，又最难以看清真相的，莫过于国共之争——为何抗战前尚且有来有往的两党局势，抗战后不数年，国民党就在实力占优且背靠美国的情况下惨败而逃？一个政党得以发展的要素在哪里？1948年1月，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声色俱厉地说：“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蒋介石对自己领导的国民党的理解不可谓不深刻。《党员、党权与党争》作者王奇生做出如下结语：“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形态在漫长的王朝帝制崩溃后，开始向一种新的党国体制转型，中国从此步入党治时代。蒋介石多次公开强调，国民党组织内部的“涣散松懈之弊”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种“涣散松懈”，源于它的“以军统党”的组织形态；源于基层建设的薄弱：城市有党，农村无党；源于党派的纷争离析：西山会议派、CC系、力行社、政学系、三青团等组织不断“火并”。最后，这个弱势独裁的政党无法逃脱尴尬悲凉的历史命运……▲国民党败退前，一座大厦上还挂着蒋介石的巨幅肖像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其实曾经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抗战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曰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几年内，国民党这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政治资本却丧失殆尽，在最后的国共大决战中惨败而逃。为何最终如此结局？虽然有关论文、专著指不胜屈，但受限于现实因素、意识形态以及历史视野的影响，大多都离不开两党相争的视角，脱不开“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凭借单一、狭小的视角，不可能看清历史的真相。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国民党失败的历史教训四书”，分别从党建结构、政治政策、军事力量、国际外交等四个被忽视的独特视角，以纵深剖析和外部视野两个维度，呈现国军失利的更为内在的缘由和深层次的历史教训：本书以国民党“治党史”为中心，着重探讨了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多个方面。本书豆瓣评分9.3分，书友评价：“能把专业历史书写这么好看，太难得了。国民党为什么输？蒋介石迷信军队和武力，轻视党组织的发展和维护，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作者认为在1945—1949年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中，战争、军事并非决定性作用。国共两党对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政策，对贫苦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社会政策”，就是广义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最终决定鹿死谁手的“政治斗争”。杨奎松评价本书：“这是任何想要了解国共关系史，特别是想要了解当年执政的国民党何以会短短几年间就败给了‘革命’的共产党的读者，非读不可的重要著作之一。”本书从抗战时期国军的结构、军队的人事运作、官兵的教育与训练、军队的参谋人员，以及情报工作这五个方面切入，首次以国军的人事制度为轴心为读者呈现出抗日正面战场中鲜为人知的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金以林评价这本书说：“其论证之严谨、征引之广博，在同类军事史著作中非常少见。更为可贵之处，在于作者用统计学的方法加以论证，一目了然间就能洞察战时国军的真实战斗力。”本书颠覆传统“棋局”观，将逐鹿天下放在更广阔的全球视野中，彻底解析国民党的失败之谜。书中采用了大量中外文献，包括众多未刊档案和美苏解密档案、日记、回忆录、书信和当时的报刊杂志等第一手资料，不时有稀见内幕呈现。这本书提供的是一个通过历史去体会、理解的场景，一个反思的机会和希望。稀见密档史料，结合精彩迷局讲解，看透棋局背后的步步惊心，从源头看懂当下局势与历史走向。······以上四书，不仅彻底了解国民党纷繁的组织结构，了解其失败的四个历史教训，更能够看清中国历史上一个党派兴盛与衰败的根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含独家好书）：▍延伸阅读杨奎松：跳出“成王败寇”，今天如何看待国民党的失败？胡适对国民党的五大批判国民党败走大陆，其实败在商场，而非战场？全世界建制派都在等着他失败秦制两千年：走不出的历史循环米塞斯：我希望几年后在阿根廷和所有其他国家支持自由观念的人数会大大增长抵御乌托邦诱惑的两位先知：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肯尼迪遇刺60周年：一切都是“共济会”的阴谋吗？重读索维尔：一种不盲从的“无用”的智慧《不列颠百科全书》：辉煌时代的智慧结晶，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在面对一件事的时候，人们最开始问的往往是：它有用吗？“有用”与否，是身边很多人做出抉择的基础。在实用主义流行的今天，“务虚”不但无用，还没有市场。然而，无用之用，实为大用，只有精于务虚的个人与民族才有望找准“务实”的方向。久而久之，“无用”的事情成了一种奢侈品，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被称为“无用之用”的智慧。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往往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位有睿智的思考、完备的知识结构、道德坚守的知识分子。当下已93岁高龄的美国学者索维尔就是其中的典范，他的智慧总能一语道破，当下最受关注的常识逻辑、经济学、甚至种族领域的本质，以至于许多美国媒体只能将他的作品藏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辩得过托马斯·索维尔”。●常识与逻辑中的智慧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当代社会，健全的常识与缜密的逻辑的缺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碎片信息中，稳定的观点和坚定的信念难以形成，同质化、缺少深度的观点成为主流。而那些知识分子打扮过的巧妙话术，或痛陈现状，或心怀大爱，轻易就能吸引诸多拥趸。面对现状，索维尔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分子往往无需为其语言造成的后果负责，也不会因此声望扫地。当人们缺乏常识与逻辑，且不再对世界抱有谦卑与敬畏之时，知识分子那些脱离现实的“主义”与“社会工程”，只能造成深重的灾难。为了避免灾难，在碎片信息中努力做到不盲从，索维尔的智慧无疑是一剂良药。●经济学思维中的智慧在当下，提到经济学，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国师之学”，与日常生活毫无关系。这种认知在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的今天，看似科学，实则体现了对经济学的巨大误解。为什么最低工资法会造成更多失业？为什么租金管制法会导致住房短缺？为什么那些充满人文关怀的救济与帮助，反而为大政府的奴役之路打开了大门？那些看似只有“国师们”才需要关心的问题，其实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正因如此，对每个人来说经济学思维都是一门必修课。其中权衡长期利弊的智慧，是防止一个人成为“纯洁的无知者”的重要一步。而用最平实的语言，把经济学的基本规则和思考方法讲清楚，将其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正是身为经济学家的索维尔的拿手好戏。●蕴含于种族问题中的智慧很多人在谈到种族问题时，依然会把人种差异视作不同种族最重要的差异。然而，种族问题的核心，其实是文化与观念问题。在以多元种族为特征的美国，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放弃了受害者定位，选择捍卫美国立国精神。注重信仰与家庭、自由竞争、个人奋斗等观念，让他们从申领救济者变成了独立的人，为这种精神添加了新的注解。虽然这些观念来源于秩序唯一、种族不断变化的美国，但是对于种族较为单一、秩序不断发展变革的中国来说，其中关于物质与精神富足的智慧依然适用。以曾游历多国，调查不同种族的文化模式、发展情况和兴亡原因的传奇经历为基础，索维尔对种族问题的思考全面而独到，是中国人观察种族问题的“百科全书”。不盲从的智慧、权衡长期利弊的智慧和物质与精神富足的智慧，是索维尔作品中的宝贵财富。对于渴求智慧的中国人，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索维尔作品集”，收藏本套书至少有三大理由：◎一位真正的“天才”思想家索维尔是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写就了50多本作品及数篇专栏文章，涵盖了经济学、政治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在其中，索维尔凭借他敏锐的洞见，收获了诸多知识精英的称赞。诺奖得主弗里德曼说：“天才”一词已被如此滥用，但我认为托马斯·索维尔是真正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中文世界迄今最全的索维尔作品本系列共8本，包括了《知识分子与社会》、《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美国种族简史》等索维尔的知名作品，收录了中文世界迄今最全的索维尔作品，一键即可将索维尔的思想与智慧收入囊中。◎一次难忘的阅读旅程索维尔的分析，有着无懈可击的逻辑，却又不似论文般枯燥，而是更加轻松易懂；索维尔的语言，在充满洞见之余，还包含诸多金句，令读者在读过之后大呼过瘾；索维尔的见识，来自于他日复一日的游历和广泛的阅读，让读者随着文字进行了一次难忘的阅读旅程。越是财富清零、价值撕裂、常识颠倒的时候，就越需要重读索维尔。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越是价值撕裂、财富清零的时候，越需要重读索维尔索维尔：智力的反面是蠢笨，智慧的反面是愚昧，而愚昧要比蠢笨危险得多写不尽的苦难和血泪，一部每读一次哭一次的书鲁迅：流氓的变迁弗里德曼：自由是一种选择秦晖：那些最早认识西方的小人物晚清改革失败的四个原因为什么杀了魏忠贤，大明朝还是垮了？赵林

▲肯尼迪遇刺前最后几分钟经过迪利广场1963年11月22日，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和德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陪同下，乘坐敞蓬轿车驶过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迪利广场时，遭到枪击身亡。暗杀事件发生后，枪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很快被捕，但诡异的是，在他被从警局押往监狱途中被酒馆老板杰克·鲁比枪杀。▲鲁比冲进人群枪杀奥斯瓦尔德随后的“沃伦委员会”和13年后成立的白宫刺杀研究委员会得出一致结论：奥斯瓦尔德是个人行动。这样的结论显然难以服众。很多人相信，肯尼迪总统很有可能是死于一场阴谋。由此产生了许多关于此案的阴谋论猜想，有“黑帮说”、“中情局说”、“胡佛说”、“卡斯特罗说”等多种阴谋论。在中文圈，最流行的一种阴谋论则是“共济会说”。这种说法认为，在美国历史上，只有两位总统不是共济会成员，他们是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和和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他们都动了共济会的利益，都在星期五被暗杀，死因都是头部中弹，且他们的继任者都是美国南方人。这种说法认为，一切都是共济会的阴谋。▲共济会英国总部在“共济会-阴谋论”传说中，近三百年来，世界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背后都由一个神秘组织——共济会所操控。共济会英文全称是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打响。辛亥革命的意义是非凡的，它终结了古老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成为国人人人标榜的“正确口号”。但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钳制思想的制度与文化依旧存在，奴役自由的权力与意志仍在作祟，于是才有了后续一次又一次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武装革命...然而，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任何人都没有料到，庞大的清王朝竟会瞬间崩塌。那些原本支持清政府内部改革的君宪派，一再被清政府欺骗而失望，于是在革命爆发时顷刻倒向革命，清政府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与其说是革命派推翻了清王朝，不如说是清政府在以下四个层面“自掘坟墓”，将革命者一步步请进了家门。-1-没有看到“经济奇迹”背后的危机清政府的第一次改革，始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诞生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化工厂，轮船、电报、铁路、矿业以及民间资本的兴起，让中国的经济形势与军事实力明显提升。甚至一些学者将其誉为“晚清经济增长奇迹”。然而，清政府并没有看到“奇迹”背后的危机，没有意识到没有制度变革的支撑，经济变革是无法长久的。他们将暂时的稳定美其名曰“同光中兴”，将新建的北洋舰队赞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八”，沉溺于暂时的进步与成就，仍旧深陷在帝国的迷梦中。直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全盘破产。而正是在甲午之后，孙中山等革命者彻底对晚清改革失望，于1894年底组建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2-极端排外的情绪高涨从洋务运动开始，改革派就在与强大的保守力量抗争，然而当国人的视野刚刚开阔一角，就立马退缩到狭隘且日益高涨的排外情绪中。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极端的排外情绪不仅在民间泛滥，还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与鼓动。本在山东一隅汹涌的义和拳，在清政府的支持下瞬间席卷北方，最终酿成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惨剧。义和团之乱，让更多士大夫和革命者看到了清政府的愚昧，脱离清政府的声音越来越高。在内部，李鸿章、张之洞主导下的东南各省一度宣布中立于清政府之外；外部，孙中山顺势发动惠州起义，起义者一度发展至数万，革命势头迅猛。-3-将真正的“改革者”排斥体制之外如果说洋务运动只是一场虚假的改革幻梦，那么甲午之后开启的维新变法则是第一次触及制度根本的改革尝试。然而，百日维新三个月便夭折，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以至之后的清末立宪派提出更进一步的设立国会、制定宪法的主张后，只是遭到清政府的一再拖延与欺骗。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真正的改革者必然触动当权者的利益，也必然会遭到当权者的拒斥与迫害。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这种体制外的力量一定要用暴力从根本上打破推翻旧体制。于是，革命便爆发了。-4-对传统政教与文化的过度迷信洋务伊始，人们大多相信中国的政教制度是优越且完美的，我们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即可。可当甲午迷梦惊醒之后，除了极少数清醒者，大多数人仍旧认为中国的政教制度具有不可撼动的神圣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仍旧大行其道。乃至清末政府宣扬接受“立宪”的理由，都是“可以保清室帝制万世不变”。以至于任何改革尽管名目花样众多，最终都成了“新瓶装旧酒”，触及不到根本，打破制度神圣性的重任只能交给革命者。回首历史，不难发现，晚清改革50年，几乎每一步都走在灭亡的路上。正是由于有着以上种种盲目的自信与迷信，清王朝才一步步走向绝路，最后毫无征兆地瞬间倒塌。其实历史的征兆早已展现，只是上位者视而不见罢了，而当当权者甘愿自我蒙蔽、自我欺骗之时，只有革命的炮火才能唤醒他们。很多年来，研究者基于时人的批评，大致都强调晚清的政治变革宛如儿戏。但这样的分析并不准确，只会忽略历史转型中的关键细节，也就无从谈“历史的教训”。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复盘。倘若把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脉络一一捋顺，许多历史问题的答案就会清晰呈现。为此，先知书店诚荐谌旭彬《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签名版。本书从1861年慈禧和奕䜣开启改革之路，按年份一一叙述，一直写到1911年清帝国土崩瓦解，条分缕析，脉络分明，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令人耳目一新。在转型与变革之路依然漫漫的当下，于细微处透视清王朝灭亡真相，自切片中剖析大清改革历程，对于今天仍有警醒与镜鉴。透过这本书，可清晰看清50年的晚清改革史的每一步，思考这段历史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实实在在的遗产，留下了什么值得汲取的教训。先知书店有幸获得谌旭彬老师亲笔签名，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最后为什么会失败？谌旭彬：哪怕只是剪掉脑后的那根辫子，也很不容易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对日本的四个错误认知葛剑雄：十四亿中国人从哪里来？王小波：傻人道德上的敏感度总是很高对民主最典型的四个错误认知邵燕祥：我的遗嘱，是不愿意被删改的我们再也不容易见到这样的人了托尔斯泰逝世113周年

▲无题，©jun19900313魏忠贤得势仅三年，他掌权时，明朝政府抵御辽东后金的入侵还是比较给力的，可以说一扫万历末年辽东战场的颓势，大有光复辽东之势。▌魏忠贤当权时期的军事胜利魏前期能够认识到辽东与京师唇齿相依的关系，否定龟缩山海关的决议，积极支持孙承宗的推进战略；后期任由袁崇焕督师辽东，不敢说他多器重袁崇焕，但从来往信件看，袁与魏的关系至少是和谐的，袁最牛掰的几次战功全在魏掌权时诞生。当时明军的情况是：关宁铁骑不用裁员，军饷仍可足量正常发。皮岛军队不用精简，收入来源也是稳定的。寄居海岛的毛文龙进行黑市贸易、抢掠朝鲜边民商旅，本着中庸之道，基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毛文龙也算干吏，积极进取，开拓了旅顺-义州一线的东江军镇，不断骚扰后金盛京以东的城池；授毛文龙“钦差平辽便宜行事总兵官征虏前将军左军都督”和尚方宝剑，人心笼络绝对到位，搞得毛文龙热血沸腾，誓死巩卫皮岛、朝鲜本土。盛京的西面，从宁远至锦州，本来荒凉破败了十年的城池一座座重新修葺一新、再次拔地而起；明军的火铳、战车、地雷、炸弹配备齐全；红衣大炮这种奢侈品也都搬上了宁远、锦州的城头。魏当九千岁的几年，几乎与关外捷报频传的时间同步，宁远大捷大炮轰伤努尔哈赤（回盛京后不久死去）。宁锦大捷明军多次重创皇太极。丁卯之役，毛文龙在朝鲜拼尽血本击退阿敏数万八旗军，阻止了阿敏当朝鲜王的梦想。皇太极东奔西突累到吐血没捞着什么好处，只能龟缩在盛京。▌民不加赋：魏忠贤的税收策略关外的战争形势一片大好的背后其实还是钱在起作用，魏最大的能力之一是收税。明末，天下金银、尽聚三吴，魏忠贤针对工商业、对外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重新设立了万历末年被东林党废除的工商税、海税。但他没有给农民加赋，出身社会底层的魏忠贤在河南遭灾时，还能免除赋税，从内库拨款赈灾；阉党在放火烧了东林书院后，几十年未曾修过的黄河水道，开始维修；而且专门找东林党人投资的“垄断企业”收刮。浙江巡抚感觉海内咸平，农民不用被折腾都安心劳作，魏简直太给力了，提议修生祠，于是全国掀起修生祠的高潮，辽东的官兵将士修的又好又用心。袁崇焕称魏忠贤“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因为魏给了关宁军丰厚稳定的收入。▌你死我活：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残酷党争在魏忠贤登场的前后，明末的朝堂上有这样一群官员，他们大多出身于南京江南贡院，他们相互视为“校友”，渐渐形成党派，以无锡东林书院为精神圣地，他们清高，他们理想主义。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正义的化身，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但从根本上考究一下的话，没接触过底层社会的他们大都是江南乡绅巨贾子弟，花成千上万的银子买个科举名次，甚至不乏中举后继续买官者。盘根错节的党同伐异，渐渐成为朝堂上掌握话语权的中坚力量，排挤的齐、浙、楚、闽等小党派势力时，所用手段不比阉党逊色多少，这就是明末历史上牛掰哄哄的的东林党。对比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朋党，东林党很多人似乎更适合生活在现代的美国政坛。但掌权的东林党偏偏生活在明末内忧外患的时刻，恰恰成了帝国衰落的催化剂。魏忠贤死后，重新掌权的东林党立刻再次废除切身利益相关的工商税、海税。对中西部的旱灾置之不理；富庶东南的税收废除，却派军队到贫乱交加的西北旱灾区加赋、征税。对后金理想化的主和，不理解关外将士的疾苦——打胜了说你浪费国家钱，打败了咔嚓你。对农民起义得过且过，无限招安，导致农民军不能彻底剿灭。由于明朝官员俸禄很低，除了极个别清官，贪腐几乎是必然的，但顶着东林的名头，钱贪过后不敢承认且一丁点都不愿吐出来（捐献出来不就承认和说明我贪了嘛）。史书上写了魏忠贤犯的十大罪，然而仔细看，大多罪状都是图谋啥子啥子却基本没实际行动和证据，修祠堂这种鸡毛也算大罪？修堵墙挂张画而已，民间自古就有为好官修祠堂的传统。魏真正做成了的坏事，其实主要就是利用东厂杀死杨涟等辱骂弹劾阉党的东林“名士”，以禁言无聊御史们的弹劾。对于魏对东林党的打击，窃以为在当时的朝堂是非常值得推敲的。魏杀杨涟等人的行为本身是不对，但结果是禁言，禁言后，专心为自己为国家捞钱。明末两极分化，土地兼并严重，银子都在江南乡绅富户的手里，怎么让他们把银子交到国库？东林党出身江南富家，不愿也不能做到；而权倾一时的威权主义者魏公公可以做到。有了钱才能给军队发工资；才能造各种军备武器，除了红衣大炮，还有地雷、火铳、火棘莉、炸弹等等火器；才能筑城、修墙、养马。军队装备牛掰才能内平贼寇，外御强敌。而以上古代军事工业正是促进经济发展、保持就业的好办法。魏的功业在于保证了帝国税收系统的稳健运行；增强帝国凝聚力、控制力，南到广西、北至锦州尽为掌握。能够用正确给力的人并给予支持（炸伤努尔哈赤的红衣大炮可是用真金白银买的），扳回辽东战场的颓势，抚平北方农民因灾造反的危机。跟前辈王振之流比起来，不得不说魏的才干确实高出了一大截；即使跟一般的内阁大臣比起来其实也有卓越之处。抛开党同伐异这些朝堂政治不可避免的“错误”不讲，魏至少是个效率极高的注重实用主义的干练能人。东林党回忆录里说魏本人很愚钝，大多数点子都是他周围的人出的；很多人读了此段瞬间想到了吃葡萄的感觉。崇祯上台后，与魏比疑心重也就算了，关键收不到税还超级爱清廉，超级恨贪腐——满朝东林士官大多富的流油，科举的排名都是比银子多少的。此时一个棉袄烂洞、衣服打补丁的皇帝空降下来，突然要搞一场无人配合的反贪运动，满朝官员从刚开始的不寒而栗变成后期的笑而不语，一个个都成了超级影帝。下面的百官冬天炭敬、夏天冰敬、各种红白喜事都是搜刮漫天，可偏偏在上面皇帝跟前超级爱装清廉。“您不是爱清廉恨贪腐吗？我被逼只能装啊，适者生存嘛。”什么？你要钱？我可一个子儿都没有，微臣可是“清官”啊。朱由检（崇祯）先生像个孤独的观众一样，深深蒙在东林党上演活剧的一面烂鼓里，更别提东林党的大本营江南的税收了。可惜他们不知收敛，戏演过头了，正剧变成悲剧了。▌魏忠贤死后，大明形势急转直下魏死后，辽东的形势再次退化到了万历末年的水平并持续恶化，财政困难的同时，崇祯皇帝疑心重，且在议和主站的意见中间摇摆不定，先是抛弃孙承宗，然后将袁崇焕凌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没了给力的将军，下属官兵们只能干瞪眼，辽东的关宁防线由强转弱、节节败退的局面再难挽回。袁崇焕督师辽东时，积极研究关外地势民情、八旗军作战技俩，提拔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满桂（蒙古族）等勇将。勤于操练，多次整治军纪，与士兵同甘共苦。努尔哈赤兵败宁远，为袁崇焕大炮所伤，旋即不愈而死；宁锦之战，为父报仇的皇太极小伎俩用尽，却一点便宜没捞着。可惜的是，这位屡次击败后金军队的功臣良将，在成功保卫北京后居然立即被崇祯罗织罪名下狱，一生从无败绩的大明蓟辽督师被凌迟处死。袁崇焕刚刚提出的“五年复辽”计划成了泡影。袁死后，他提拔的人中除祖大寿无奈投降后金（投降时改称满清）外，余者皆相继战死。精心培育的关宁铁骑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只剩了少部分兵力保存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手中。袁崇焕死后，皇太极认识到人数劣势和装备劣势，于是广幕各族勇士，创立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并任用毛文龙的得力手下孔有德制作大炮。东亚第一劲旅的名号最终归属于善于吸纳各族精英的八旗军了。▌治国无方，内斗有余：东林党与大明一同走向灭亡反过来看北京城的金銮殿上，没有了阉党的制衡，东林党忙着铲除阉党，也提不出保增长、搞基础建设拉动经济的办法，整日提些看似有理，实际荒唐的建议。有人居然提议裁掉占用开支很小的驿站，陕西米脂的李自成作为驿站职员的铁饭碗工作瞬间丢了，没饭吃咋办？造反算了！李自成入关中后，取长安，北上轻易击破太原、大同等军事重镇，直到百万民军围困北京时，李自成仍然承诺要三百万银子，封个王就退兵，并答应帮崇祯剿灭满清。可此时满朝官员仍然没一个愿意出钱的，崇祯终于明白了，他怒了，国家居然毁在这群“吝啬”官员之手。1644年三月十九日，城破，崇祯吊死煤山（现景山）。临死前崇祯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喷出了“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之类的话。窃以为无非找个托辞洗刷自己的过失与无能，想想此前的几年里，为了找垫背的，平寇无力时，杀了多少兵部尚书？税收捉襟见肘，换了多少内阁首辅？其实在李自成攻克北京近郊时，崇祯先是听太监曹化淳评价：“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然后，又想到十七年前兄长天启的临终嘱托：“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已经有所悔悟，于是秘密收葬魏忠贤遗骸，专门祭奠之。只可惜大厦将倾，悔过已晚。故事并未结束，京师沦陷后，滑稽而意想不到的一幕上演了：在京的东林党一众人本来翘首期盼着伺候新皇帝，结果却几乎统统被李自成、刘宗敏抄家、拷掠、暴尸于街头；少则几万两、多则几十万两的银子从各大臣的家中抄出。历史由胜者书写，不能武断的说《明史》就是偏执的，但也不要低估清初文人集团（文人集团的成分大家猜）黑魏忠贤的能力和美化崇祯的企图。有人说，明亡实亡于党争！你方唱罢我登台，左右拉扯，反复折腾，不死不休。这种“党争”甚至延续到今人对魏忠贤等明朝人物的评价上。魏忠贤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向来是两极分化，有人视他为祸乱朝纲的奸臣，有人视他为稳定乱势的干将。然而不管哪种评价，都说明了一个事实：魏忠贤是解析大明王朝的一张重要面孔。除了魏忠贤，大明王朝还有另外六张面孔，一样充满争议，一样非常典型。他们是——一个皇帝：朱元璋；一个篡位者：朱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造反者：张献忠；一个叛徒：吴三桂；一个忠臣：郑成功。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里的这七个角色，每一个人都极具特色，每一个人都演得不容易。这七张各不相同的面孔，构成了那个既强大又虚弱、既意志决绝又精神涣散的大明王朝的侧影。了解明朝那些事，要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厘清276年的漫长历史，对一般读者而言既过于枯燥也没太大必要。但是从以上七个关键人物奇诡的人生故事中，便可比较轻松容易的对大明王朝的整体面貌有一个大概的把握；甚至，不只是明朝，还能看出整个中国历史的共性和悲哀。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揭开人所共知的七个角色生命历程背后难为人知的艰辛、焦灼和不得已，分析其何以矛盾、扭曲和心力憔悴。这本书读上去“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方面，作者把历史写得诙谐、好玩，让那些本来离我们极其遥远的历史人物的气息甚至体温扑面而来；另一方面，作者又把那个时代的荒诞、悲凉描写得剥皮见骨，读起来让人不寒而栗、脊背发凉。难怪姜文说，这本书“读了好几遍都读不够”。莫言也说，“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剧本。”历史是用人来写的，本书用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奇特、出人意料却在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张宏杰用明朝人的故事证明了一点，“革命都是空的，中国的根本并没有改变”。先知书店有幸获得张宏杰老师亲笔签名，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张宏杰作品集”全签名版）：来源

1990年11月21日，邵燕祥先生在家中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前五年，正是艰难的转折年头，这五年貌似平淡，看上去没有了往常运动的大折腾，但像是大病过后的喘息，酝酿风暴前的平静，对于受害者、当事者而言，这种间歇期同样有令人窒息的小波澜和小动荡。

徐晓老师真不愧为散文大家，她知道怎样写得真实，写得动人，甚至写得日常。

他的书，只看书名平淡无奇，甚至让人觉得繁冗枯燥。然而，他的著作蜚声海内外，奥派经济学家哈耶克、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是他的忠实读者，胡适力荐他去台湾任教，学者林端称“他的贡献并不逊于其鼎鼎大名的同门费孝通”。他就是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并于1965年毅然回国的著名历史学家：瞿同祖。在当下国内，他的读者将其作品奉为“神作”，这些出版于1960年代之前的著作，豆瓣评分本本都在9.3以上。然而，与这些超高的赞誉相比，瞿同祖始终是属于“小众”的，他在世时，晚年孤苦无名，在今天，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仍鲜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正因如此，瞿同祖被称作学术上的“边缘人”、社会学史上的“失踪者”。他的“失踪”，不只是在于他当下的“无名”，更在于他1965年回国后的沉寂。瞿同祖出生于1910年的清末中国，其祖父是曾任晚清军机大臣的瞿鸿禨。1936年，瞿同祖以《中国封建社会》的硕士论文在燕京大学毕业，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便以瞿同祖的这部著作为主要参考，瞿同祖则说道：这是我二十多岁写的东西，怎么能说好呢？1944年，瞿同祖赴美做学问，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任研究员。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61年，本书英文版在海外出版，哈耶克在第一时间便预定了此书，并频频询问自己的中国学生：这书什么时候能到？▲1960年，瞿同祖在哈佛大学1962年，瞿同祖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又以英文出版了一部重量级代表作《清代地方政府》，本书在西方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美国历史评论》《亚洲研究学报》纷纷撰文评论，后来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一些研究，就是在瞿同祖的研究基础上展开的。1999年，孔飞力最重要的代表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译本出版，他第一时间将此书送给了身在国内的瞿同祖一本。1965年，瞿同祖55岁，正值学术研究的壮年，他放弃了继续在美国做研究的条件，也拒绝了曾经邀请他去台湾任教的请求，毅然回到国内。然而，第二年“文革”爆发，瞿同祖虽未受到直接迫害，但也被迫中止了学术研究，只是湖南文史馆馆员的他，荒废了十年的时光，这期间他唯一的“学术成果”，就是应上头的安排，翻译了一本内部读物：英国前首相艾登撰写的《艾登回忆录》。1965年回国后，此前蜚声海内外的瞿同祖再也没有任何一部学术著作产生。反倒是他之前在美国遗留的一些工作，于1972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一部专著。“文革”结束后，瞿同祖重获学术研究的条件，但当他提起笔时，却感力不从心，他已70岁了，再加之身体疾病，让他心力交瘁。为他看病的著名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孝骞对他说：“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引起的。”▲晚年瞿同祖历史与命运的悲剧就在于此。他前半生声名大燥，后半生无一字留存，籍籍无名，由此成为“学术上的边缘人”“社会学史上的失踪者”。但即使无新作，瞿同祖也从不为没有价值的东西而写作，如果开会需要文章，他写完就扔，从不保存。瞿同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都是在他1965年回国前完成的，而这些著作放在今天，仍是其所在领域的经典与必读。有读者读完他的作品后评价说“可惜不能打六颗星”“千万不要被书名吓退的深刻之作”，朱学东老师读完后评价说：“及读此书，方知自己实在是井底之蛙”，甚至有读者说：“我读过冯友兰、余英时、李泽厚，可我还是没有真正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精髓所在，直到我读了瞿同祖”。为此，诚挚推荐瞿同祖1965年前完成的三部剖析中国历史与社会的最重要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中国封建社会》。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封建社会”等同于“吃人的旧社会”吗？一本看似还“留着辫子”的书，有人恨不得给它打六星罗永浩：如果阿城的作品真的不能征服现在的年轻人，那唯一的可能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怎么读书了谌旭彬：哪怕只是剪掉脑后的那根辫子，也很不容易自1784年“中美相遇”，两国难舍难分岂止千条理由可道尽对“资本主义”的四大误解许小年，真敢说！我不懂艺术，可我喜欢听陈丹青说话张宏杰：我的老师葛剑雄西南联大的英文课有多优雅，让老一辈文人念念不忘？

▲1991年11月，陈乐民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作关于欧洲与中国的演讲他一生以“启蒙”为业，被誉为“中国首倡欧洲学的先驱”。他一生的学问与问题意识，都指向了他一本书的名字：“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然而，一生将目光投向欧洲，却为他惹来了许多非议，有人给他扣上“西方中心论”的帽子，却不知他一生的努力，皆是中国，更不知对于启蒙而言，无论东西，都要完成。他就是著名作家阎连科笔下“真正学贯中西的人”，陈乐民先生。阎连科曾说：「阅读陈乐民“让我自觉的羞愧和羞耻”，他的思想灿烂如“茫茫黑夜、乱云飞渡中的星光”，他的文字简朴如“乡村收获后摊晒在阔地上的粮食”，他让我终于知道“自己原来是多么的无知、狭隘和偏执。”」羞愧，是在真正思想者面前的一种自觉，自觉自己“在一个混沌的时代里沉溺于混沌而不自知”。而陈乐民的清醒与睿智，无外乎他对欧洲文明的理解，对启蒙及其重要性的理解，以及对古老中国的理解，和对现代中国极具穿透力的洞察。陈乐民曾这样一针见血地剥开“启蒙”对于一个国家及民众的重要性，他说：「所谓“民智”，民众的思想如果打不开的话，不管你什么制度，都没有用处。」这句话振聋发聩，回顾历史也是如此，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启蒙未完成，国家依旧动荡，黑暗与专制仍在。辛亥后的近百年历史，我们在一次次革命与运动中度过，而启蒙的每次短暂抬头，无论是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启蒙，还是1980年代的新启蒙，都被无情地中断了，直至现在。1980年代，是新启蒙主义复兴的时代，与那个时代拨弄浪潮的年轻人不同，陈乐民是一个“一身跨两代”之人，他既是“旧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又是“新知识分子”的第一代。陈乐民是新中国成立前夕进入大学学习的一代人，他在1949年前后分别在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所学校学习。然而，由于时代之故，他的前两所母校都已不在了，而刚刚学成的他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社会激荡，直到1980年代，他才得以以年过半百之龄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欧洲学研究的首倡者。由欧洲启蒙引向中国启蒙，是陈乐民一生学问的主题。但是，思想者的痛苦正在于：看得愈清愈痛，爱得愈深愈痛。阎连科曾将陈乐民的这种“爱与痛”和鲁迅先生归为一类，他说：“鲁迅先生对中国的痛与爱，源自于灵魂，散至于情感；陈乐民对中国的痛与爱，源自于比较，归之于理性。而这，正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一个真正的学者的相同和不同。”陈乐民这种复杂的情感，根植于他对欧洲启蒙思想的深刻理解中，也根植于对中国传统及现实穿透力的理解、洞察与爱之中。他曾说：“我们处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则无力出生。（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时代所有的黑暗。”这句话对当下这个时代，也对身处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我们，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一种“无力感”。陈乐民身上，有着那一代人典型的精神与使命感。中国人民大学孙郁先生说“陈乐民好像是五四孑遗，他的作品里有五四精神的遗响”，近代史学者雷颐说：“阅读陈乐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几十年来，陈乐民先生思考不断、笔耕不辍，然而，在这个理性被几度中断，启蒙被数次抛弃的国度里，他的作品、思想只能被长时间忽视、冷藏。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会发光，思想之光时常会被邪恶扑灭，思想的火种有时候需要我们自己去艰难寻找、传递。为此，在这个启蒙依然被视为禁忌的时代里，店长荐书诚挚推荐阅读一套陈乐民先生作品：《陈乐民作品新编》。本套书以陈先生生前各种著作版本为基础，广泛辑佚、细加考订、重新编次，在一个极为需要它的“历史特殊时期”，艰难完成出版。本套书收录了陈乐民先生《启蒙札记》《欧洲文明的进程》《在中西之间》《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等9部经典著作。阎连科读后说：“人类最清醒的一次历史转向说得如此清晰，仿佛茫茫黑夜、乱云飞渡中的星光和风向样。”孙中山先生曾说“革命尚未成功”，而对于思想

女记者问许小年怎么看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他一脸无奈地直言，“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本人水平不够，别自作聪明，市场比你聪明多了。”精彩过瘾！许小年的眼神言辞锋利得像一把刀，出手精准，直刺要害。其学界友人陈志武笑称：“不留余地，被他批的人，在地上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躲的洞。”“歌功颂德的人，我们把他叫做‘歌德派’”，许小年说，“你跟‘歌德派’没法交流。”有一次，党校请他去讲课，但是要求他先把课件发过来，后来说，有两个地方希望能修改一下，他说，不修改，如果修改了就不讲了。有一次他讲完课，一位副部长带着若干学员，批了他半个小时，但是许小年说，除非你有逻辑和数据可以说服我，否则我不会改。毫无疑问，许小年被打上了批判者的标签。这个标签，在当下并不让人愉悦——某些时候他甚至因此失去了在媒体上表达的权利。课间，他斜靠在椅子里，两腿放在桌上，说，现在我也不写了，因为，我写了，你们也发不了。发不了，是因为他不愿意妥协。之前有媒体的朋友讲起，许教授很不好说话，如果你向他约稿，他会告诉你，不许删改，如果删改，就不能再以他的名义发表。弗里德曼的名著《自由选择》再版（以前的版本被阉割过），请他写推荐序，他写了6000字长文，开篇第一句，“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对方说，恐怕有些内容需要删改，他拒绝，说如果删改就不发了。出版社最后也勇敢地妥协了。了解许小年老师的人都知道，他从不轻易荐书，更很少为一本书写推荐序，但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却让他写了，并不惜和出版社博弈。所以说，今天能读到这本无删版《自由选择》，是幸运的。弗里德曼能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把深奥的经济学原理讲得明明白白，这一点在他的著作《自由选择》中尤为明显。大多数经济学大咖的著作往往晦涩难懂，《自由选择》一书却完全不同，深入浅出地概括了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通俗的经济学经典。许小年：经济学家信奉的上帝是市场，最懂市场的人是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理论简单、通俗，同时又严谨而深刻。周其仁：愚钝如我，第一次读弗里德曼也不觉得有任何难明之处。惟一的问题是，他怎么可以把经济学道理说得如此清晰、准确和斩钉截铁？张维迎：大学里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读了好几遍，都快被我翻烂了。毕业后到体改委，所里的同事常开玩笑叫我“维迎德曼”。让每一个即使毫无经济学基础的普通人都能读懂经济学，正是弗里德曼写作此书的初衷。弗里德曼擅长使用生动的比喻，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对自由市场的精髓做了深入人心的解释。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自由选择》无删珍藏版（多次断货，所剩不多）：▍延伸阅读许小年：中国两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忠言逆耳）弗里德曼，他赢了，他走了在万众瞩目的欧美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失落的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距离我们有多远？弗里德曼重振了自由经济学，在它即将被世人所遗忘的时候米塞斯：自由主义的前途（精读版）“新加坡成功归功于英国”，李光耀为何会说出这种话？罗新：不做宏大叙事的囚徒，不想再对帝王热情邓晓芒：我们缺少了的是“爱智慧”无精神生活的人，不足以抵抗这个“冬天”

早在多年前，他就对“人物“情有独钟，不过，他关心的不是自己成为人物，也不是历史上帝王将相等大人物，而是那些一直被忽视、甚至被践踏的“小人物”。不做宏大叙事的囚徒，“不想再对帝王热情”，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反叛”，他是罗新。从大都到上都的行走路线作为一名将“小人物”视为终生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新一直因种种原因处于公共视野边缘。不过，多年来，他一直尝试回归主流——除了面向公众写作，他常常公开发言、演讲、接受采访、频发播客......在一些人看来，他的行为甚至有“过度包装自己之嫌”。然而，罗新在乎的，从来不是主流的“鲜花和掌声”，而是主流赋予的“关注和舞台”。他希望透过自己的言行、写作、甚至影响力，让更多人关心那些没有资源、也没有话语权的“小人物们“:——他曾写过无数被边缘的小人物。他曾走过北京“蚁族”的聚集地小月河，关心那里棚户村的柴米油盐、提到在那儿跳河自杀的女孩。——他也曾经徒步在长城一带，他最关心历史上在那儿生活着的流民。他们是谁？是汉人、蒙古人、逃犯、强盗、乞丐、难民、农民、牧人……他们游离在明、蒙两个政治结构之外，“理应有过一段不太长久的自由和快乐的时光”。在他的作品中，被遗忘的蝼蚁获得了应有的名字。不少被边缘的名字，浮出了历史的地表。当然，除了从历史中“打捞出真实的小人物”，他更一步步引导读者用历史思维看待历史——在《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中，他反复重申，如果沉浸在已有论述中不加怀疑、不加批判，那就成了旧历史的囚徒，失去了选择的能力。除了人物和思想，他的语言也足够有张力。他能驾轻就熟地将史学和文学性的语言结合，而且每句话，还经得住史学家的评议。这正是他《漫长的余生》这样一本阅读门槛并不低的书籍，却出现在知识分子的年度推荐榜单上，更被媒体和大众评价为「2022年豆瓣年度图书」的原因所在。总之，罗新老师的作品既写历史，又写思想，还写人性。通过无数“小人物”，他让我们经历他人的经历，认识我们共有的人性，帮助我们透过那些鲜活的王上们眼中的“尘埃”，思考历史的发展逻辑，升级对现实的认知，洞悉那些“非宏大叙事”中的真理和自由。为此，诚荐罗新老师的作品。罗新老师的作品散落各处、更在多年间不断经历再版、修正。我们多方收集到罗新老师迄今公认最好的几本作品组成“罗新精选作品集”，更有幸请到罗新老师本人做客签名。签名本数量极为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延伸阅读罗新：抗辩和异议，是历史提供的一种工具命运的玩笑：创造历史的“张骞”，为何成了书写历史的“司马迁”？没有哪个老外，比他更爱中国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被遗忘，是外交史上的一种不幸张鸣：面对苦难，我们为什么总是把头转过去郭嵩焘：需要三百年，才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的弊病钱满素：为什么亟需从“文明”的角度，重新认识美国弗里德曼，他赢了，他走了叔本华：如何提升生活的乐趣和幸福感什么是真正的爱？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与前联邦德国（西德）总理施密特进行长达3天的交谈。当他们谈到了李光耀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双语政策时，李光耀坦言：新加坡的殖民者是英国，这对新加坡来说挺幸运的。这无疑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其隐含的意思耐人寻味。不只是这一次，李光耀在其著作《李光耀观天下》中讨论欧洲的章节里，也表示了对英国的感谢。对于英国的制度和其有风度的离开，让李光耀心怀感激。他说相比被比利时人殖民的刚果，和被法国人殖民的几内亚，被英国殖民的新加坡和它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刚果长期以来都被比利时人当做原材料的生产国来使用。比利时人离开后留下的是一片狼藉，任由刚果在内部战争中挣扎。几内亚的领袖惹恼了戴高乐，愚弄了法国，戴高乐便下令在撤出几内亚时将那里的电线全部剪断，什么都没有给他们留下。李光耀说，相比这两个国家，英国人在离开时颇有绅士风度的。他们的总督彬彬有礼地将办公大楼完好无损地交给他，拉着他的手向他介绍了大楼里的每位管家。正如一首歌里唱的那样：这位漂亮朋友离开亦漂亮。李光耀写道：如果，英国人当初留给我的是刚果或者几内亚那样的状况，我不能确定自己有无能力将国家变成如今的面貌。当然，李光耀要感谢英国的并不只是他们的绅士风度和他们留下的英语，李光耀更看重英国人的制度。在他看来，英国人留下的制度本是成熟的，行之有效的，他们不需要去将其颠覆。那样是愚蠢的，他们只需要去填补和强化一些东西。比利时和法国，与英国之间，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殖民模式：前者代表传统，后者代表现代；前者以武力征服为手段，后者以市场和贸易为主；前者不过是皇室和贵族的游戏，因此日趋固化和封闭；后者则代表了一种开放的体系和可扩展的秩序。同样是殖民，却分别是野蛮与文明的代名词。二战后，掀起民族国家独立浪潮，大英帝国解体，世界霸主地位被美国取代。然而，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说

美国文明的基因可以说是欧洲文明中的英国传统挪到北美荒野后，在适应当地环境后结出的果实。它是一批已经高度成熟的人类，带着一套高度成熟的思想，有意识地去创建的一种他们意愿中的文明。▌美国文明的起点今天，我们聊美国，从文明的角度，从它的内部，其本身的产生和发展来认识它；而不是从外部，从国际政治中去评论它。说起“文明”，我们联想到的当然是人类，因为文明这个词只用到人类身上。何为“文明”？简单地说，就是指人类的生存形态。大约五六百万年前，我们的远祖和黑猩猩在进化的道路上分道扬镳，终于演变为人类。再后来，不知道为何原因，但想来不外乎求生存，他们中的一部分冒险走出东非大裂谷，散向地球各地。所有生命遵循的不二法则就是适者生存。在适应各地环境的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中，人类逐渐发展出各自不同的生存策略和生存形态，演化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明。虽然不同种族在外貌上看来相差很大，其实在基因上几乎没什么不同，仅仅千分之一吧，大家都是人类的分支。不同的文明一开始都是适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的结果，远祖们根本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人类在适应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行为和思想方式，这些就是最初的文明基因。称这些为基因，就是它们决定了后来的发展，后来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不同的民族性、国民性。▌美国文明的与众不同之处每个文明都是独特的，美国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最年轻的文明，那么它与众不同的特点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区别就来自它形成的方式。所有古老的文明都是散居地球各地的原始人类进化而来，都是以原始部落的方式开始的，所以必然带有原始的等级痕迹。原始人类的生活十分简陋，看似平等，但绝对是有等级的，对史前社会的考古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人殉。但是美国文明的基因，可以说是欧洲文明中的英国传统挪到北美荒野后，在适应当地环境后结出的果实。它是一批已经高度成熟的人类，带着一套高度成熟的思想，有意识地去创建的一种他们意愿中的文明。如果不是因为15世纪末美洲大陆的发现，人类大概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改造一个旧社会比创建一个新社会要艰难得多，发现澳洲可以说是另一次机会，以后地球上大概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而美国在开发西部的时候，又许多次地重复了这个过程，他们按照东部最初13州的模式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州，这在特纳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里说得很详细。这是一个复制、克隆的过程，就这样把美国文明的基因从大西洋沿岸一直播撒到太平洋沿岸。美国各地都有一些小型的同种同族的移民聚居区，如唐人街、小意大利等，但一开始就不允许按照种族或母国来建州，文明的一致有利于维系美国成为一个完整国家，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决策。或许有人会说，英国移民前早就有印第安人原住民了。没错，如果欧洲人没有发现和移民美洲，如果印第安人能够从容地慢慢发展他们自己的文明，那么肯定也遵循同样一些规则，所以应该与旧世界的文明相差不会太大，也就根本不叫美国文明了。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美国文明，指的就是最初由英国移民发展出来的这种文明形态。这样说只是一个事实判断，完全和种族考虑无关。因此，现今的美国文明可以说是历史造就了一个特殊机遇，英国移民，特别是清教移民，充分利用了这个机遇，他们带着强烈的宗教使命感去北美创建了一种新的文明。强调英国移民，就是美国文明虽然受到各国移民的影响，但其基因在形成之初主要是受英国文明的影响，二是受英国移民政策的影响。新大陆发现时，南美比北美发达得多，但西班牙葡萄牙移民带去不同的文明种子，形成了现在的拉美文明，显然相差很大。▌美国文明“约”的概念从文明基因的重要性来看，认识美国文明应特别重视建国前那150年的殖民时期，因为基因在那时就孕育形成了。移民们带去了欧洲发展到当时的文明，但不是单纯的复制，而是一种带有批判性的、富于创新的移植。这点在清教徒创立的马萨诸塞殖民地最为明显，他们是有意要建立一个区别于英国的政体。因此，弗吉尼亚詹姆斯敦的英国移民虽然在时间上早于他们，但清教徒对美国文明所做的贡献却远远超出他们。清教徒们的思想和信仰，才是美国文明的种子。这个关键的种子就是“约”的概念。它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概念，我们知道《圣经》就是由《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构成的。新教是宗教改革的产物，清教是新教中新一轮的改革派。新教否定罗马教廷的至高无上权威，以《圣经》取而代之。“约”最初讲的都是与上帝的约，清教徒移民新大陆后就是依照约的概念来全方位地建立新社会。他们的“约”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恩典之约”，即信仰之约，是信徒与上帝的约，信奉上帝，因信称义。●二是“教会之约”，即信徒彼此自愿立约来建立独立的教会，共同礼拜上帝，过基督徒的生活。●三是“政府之约”，就是将约的做法延伸到尘世，通过立约来组建政府，管理世俗生活。《五月花公约》以及后来所有的公约、合约、盟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凡是涉及到多人的行为和组织都是通过立约产生，立字为据，来达到其合法性合理性。这种办事的方式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无处不在，贯穿始终，到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时，早已成为全体民众约定俗成的传统。“约”通常包括这样几个部分：●一、立约人。“五月花公约”是“吾等签约人，……陛下之忠顺臣民”；宪法开头是“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二、立约的目的。“五月花公约”是“为维护秩序，谋求生存”；在宪法里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三、约的内容。“五月花公约”是“结为民众自治政体”，制定颁布法律等等；宪法中就是其具体条款；●四、各方保证遵守服从；立约人签字为证。宪法是代表们一个个签完字后再拿到各州去批准的。那么立约后，大家是否能认真对待这个约，这个合同呢？撕毁合同、违约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但美国好像有守约的传统。这大概又要追溯到早年清教徒，他们自认为是和上帝立了约的，他们能平安到达北美，就证明上帝同意了这个约。和上帝的约自然马虎不得，哪怕灵魂一闪念也瞒不过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这些虔诚的教徒非常认真地按照他们理解的上帝的话来做，唯恐违了约，受到上帝严惩。毫无疑问，他们是从内心深处相信的。清教徒从掌权开始直至消亡，居然没有腐败，这就是真信仰的证明。他们创建了“约”的传统，也创建了守约的传统，直至今日，美国人对立约还是很认真的。▌美国文明的两大特点美国文明的两大特点——自治和法治，在我看来，都是从这个“约”的概念里衍生出的。●先说自治。第一，约是当事人主动自觉的行为，只要不是城下之盟，约就应该是双方或多方自愿签订的，不受外界强制干预。人们要做一件事，小到商品交易，大到建立政府，都是立约而成。可见，约是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一种方式，是自治的基础。第二，在立约中，就像在贸易中，立约各方是相对平等的。当政府是人民立约所建时，人人都清楚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这和君权神授、替天行道就大不一样。美国的自治源自教会的自治。教会的自治是新教的重要创新，罗马教会是个庞大的金字塔组织，层层指挥，层层服从。宗教改革冲破了这一权力结构，信徒们只要相互认同，便可立约自组教会。各教会间彼此平等，自己管理自己，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这是空前的制度创新。殖民时期的新英格兰镇议会就是典型的居民自治形式，实行小范围的直接民主。虽然四百年来美国政府的权力扩大了许多，但自治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美国，联邦和州是两套政府，宪法第四条就是专门界定联邦和州的权力的。华盛顿DC那个是联邦政府，除非涉及州际关系，或州和联邦的关系，否则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州政府事务。美国的州长市长都是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各州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条件是不能和合众国宪法相违背。所以美国有的州有死刑，有的没有。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是分别征税的，所以一个美国人要给不同的政府纳税，还要选举不同政府的官员，总统是唯一一位全体美国选民选举的官员。可以说，美国每个州都是自治州，地方政务均由当地人民自理，联邦主要统管国防、外交、州际事务。美国人通常反对大政府，他们已经习惯自己处理自己的事了。●再说法治。自治不是为所欲为，必须遵守一套共同的规定，立约人必须守约，约才能成立。约的条款就是法，法治就是用一套明文规定的法则来治理国家。这个法必须高于所有人，只要有一个人可以逍遥于法之上，就不能称为法治。所以潘恩在《常识》中就感慨地说：“在专制国家，王就是法，而在北美，法就是国王。”这句话非常概括，这一颠倒就颠倒出一个现代国家。宪法就是个约，是全体国民立的约，要改变它必须由立约人重新立约，这就是修宪。因为政府是宪法产生的，所以政府自己不能修宪，总统不行，国会不行，最高法院也不行，它只有司法复审权，是解释宪法之权。修宪必须由专门的制宪会议，或各州议会来做，这才符合权力授受的逻辑关系。快四百年了，美国人对待约和法的态度从未改变过。宪法也有两百多年了，为适应时代发展，修宪27次，但宪法的权威仍然至高无上，是否违宪仍然是衡量所有制定法的金标准。九位大法官权力无比，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美国最终都会成为一个法律问题在最高法院获得裁决。这种宪法至上的做法在西方法治国家中也是不多见的。直到2000年，布什和戈尔在大选中因为计票问题僵持不下，是最高法院一锤定音。凡是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很少有不服从的现象发生。法官之所以能够独立判断，不受行政权力干扰，就是因为宪法规定，他们一旦就职，只要尽忠职守，就能继续任职，没人能开除他们。所以，法官们不必看行政权力的眼色。某个总统任命的最高法官却作出不符合他意愿的判决毫不奇怪。▌美国的政教分离的原则政教分离的原则是美国立国后才正式确定的。宪法第六条规定，“合众国政府之任何职位或公职，皆不得以任何宗教标准作为任职的必要条件。”第一条修正案又规定，国会不得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尽管大部分美国人自称信教，但美国确实没有国教，所有的宗教场所都是由信徒自己筹款维持的。从文献中可以看出，这一国策同样也是发端于殖民时期。在马萨诸塞殖民早期，温斯罗普带领清教移民建立的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信教是强迫性的，教会和政府密切配合，统管居民的思想和行为。罗杰·威廉斯是个异端，他强烈主张政教分离，因为他看到了宗教若和行政权力搞在一起，很容易以宗教正确的名义来镇压异端，造成灾难。宗教改革给了信徒自己阅读圣经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肯定了个人判断的权利。威廉斯认为，宗教是良心良知的问题，由于人的堕落，能够确认真理的只有上帝，而非教会，更不是政府，他们无权判断信徒的信仰，政府应该退出信仰领域。政教能够分离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因为基督教将人的生活分为属灵的和属世的两个国度，尘世是一个世界，灵魂是另一个世界。尘世是暂时的，灵魂才是永恒的。政府退出宗教领域，就意味着它退出信仰和思想的领域。政府只有执法之权，无权监管民众的思想。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光怪陆离的现象能在美国存在，因为只要没有违法，政府就无权禁止。▌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美国一建国就是一个世俗国家，宗教不再进入政治领域。那么世俗化后他们怎么思想呢？他们的思维有什么特点呢？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重效用轻理论，实用主义是美国唯一的本土哲学。解决问题是他们的出发点，也是目的地。对待理论，他们完全是依据其实际效用来评判和使用的，从来不受理论束缚。看看美国宪法，其中没有任何法定的指导思想，全部都是具体规定，主要是权力的分配。虽然制宪者们并非不知道当时一些流行的政治理论，但他们并不认为任何一种理论能永远应对人类社会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时代在变，如杰斐逊所言，世界永远属于活着的人，每一代人都必须适应新情况，依据对社会有利的原则来灵活应对。所以他们留有余地，让宪法能够通过修正案来与时俱进。美国历史上很少出现理论之争，一是因为宪法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人们坦然处之。二是美国人根本不那么关心理论。在美国人心目中，看重的是法律，是效用，是实际问题，很少在理论上较真。每个中国人，都应花点儿时间精力了解点美国这个国家。我们有一千个理由去了解美国文明，没有一个理由弃之而不顾。美国文化早已经渗透到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不了解美国，不足以谈世界。无论赞颂美国还是斥责美国，首先应当客观了解美国。很多国家一直都追随美国的脚步，试图通过学习美国、模仿美国的制度，造就下一个“美国梦”，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成为美国。历史不仅证明了“只模仿技术，不改革制度”行不通，还证明了“只模仿制度，不注重观念地基”的“唯制度论”也行不通。后发国家学习美国，只看到了美国的技术成就和制度优势，却忽略了深厚的观念奠基和传统土壤。只看到了美国近两百年的腾飞，没看到其背后刻入骨髓的西方千年文明沉淀和信仰根基。美国是现代文明的价值内核，关心美国也是对我们自身文明进程的关心。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钱满素主编“美国文明丛书”（9册）。有些好问题是永恒的，人类将会永远回答下去。一部真正优秀的历史著作，不在于它记载了什么，而在于它带着怎样的问题意识在观察和记载。钱满素主编的这套书正是从多个不同的角度，以问题意识系统而全面地解析美国文明的源与流，让读者从多个层面深度读懂美国，不只看到美国的历史，更看到那种适合于全人类的伟大精神，可以说每一本都很经典。刘瑜：钱满素老师不但对美国历史如数家珍，而且对美国精神理解的入木三分。她说理清明，文笔生动，刻画了自由如何在秩序与抗争、精英主义与平等、法治与民主惊险的平衡中诞生。雷颐：无论赞颂美国还是斥责美国，首先应当客观了解美国。本书对美国历史的介绍与分析客观、冷静、理性，深刻厚重却又娓娓道来，确是厚积薄发之作。一切政治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信仰、道德问题；“道德政治”是可实现的，但只能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读完这套书，可以全面了解了美国历史、美国的自由理念、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美国历史上最重要文献、还有哈佛大学历史等重要且精彩的内容，深度理解美国的过去和现在。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如果不再虔诚，美国的伟大就将终止钱满素：抽象地肯定人类权利却具体否定个人权利，颇有架空人类的意味杨奎松：我曾经被朱镕基吼过慈禧逝世115周年

身高只有一米六的弗里德曼在历史中的影子却拉得很长，他把自由主义思想弥漫到大众心里。“他还是会站在那里的”，张五常在为亦师亦友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写的悼文中说。2006年11月16日，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旧金山的家中去世，享年94岁。中国人的传统里有盖棺论定的说法。正如张五常所评价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身高只有一米六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在历史中的影子依然会拉得很长很长，并且将永久矗立在那里。米尔顿对于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自从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大崩溃，以及随后长期的大萧条，很少人能够再相信，市场自发调节可以达成经济的稳定运行，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折中主义路线所代替。当时，政府干预被公认为经济繁荣的灵丹妙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70年代，早已远离了经济萧条的美国和西方世界在凯恩斯折中主义路线中进入了滞胀阶段。这个时候，依然很少有人意识到政府过度干预的荒谬。事实上，大萧条开始以来，市场自发调节就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的替罪羊。谁来拯救亚当·斯密？谁来拯救自由市场？只有弗里德曼做到了。1976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这年是《国富论》出版和《独立宣言》签署200周年，而弗里德曼几乎独自把经济学从凯恩斯主义全面胜利的边缘上拉了回来。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和凯恩斯20世纪末，《时代》周刊的编辑们聚在一起评选世纪经济学家，最后他们选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但是他们差一点就选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事实上，主编诺曼·佩尔斯廷很希望弗里德曼能够胜出。诺曼如此评价弗里德曼，“清楚地说明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和政府过度干预的危险”，而且“人矮却站得高”。

“思罪”不招引死亡，“思罪”本身就是死亡。——乔治·奥威尔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2013年，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一九八四》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一九八四》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在中国传播近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他乡遭遇奥威尔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里映射的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所以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的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动物庄园》这部反极权主义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实际上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唯一一部“极度震撼”第一位把《一九八四》译成中文的是董乐山先生。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直到19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一九八四》，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一九八四》。▌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一九八四》，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这个学生叫王小波。此后的1985年，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董乐山译的《一九八四》，这是中国市场的第一个该书中文版单行本。自此，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创作，他的作品无论从写作手法还是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一九八四》里监狱式住所。乔治·奥威尔曾说：我写《1984》是为了警醒世人，不是使用说明书！作为一部“被奥威尔立在地狱门口的经典名作”，《1984》为欧美国家中学必读书。其超越时代的预言，影响了一代人的良知。它被译成62种语言出版，全球总销量超过5000万册。《动物庄园》用简单的政治寓言故事阐明深刻的真理，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评论说：“西方文学的童话和寓言中，没有比《动物庄园》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幸好，1980年代中国引进了《1984》。假如错过了那个时间窗口，那么奥威尔还有没有机会被中国人熟知，可能不好说。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乔治·奥威尔作品集，从他作品中反思自由的可贵。其中：·《奥威尔文集》最后库存，收录了奥威尔的著名小说《一九八四》和其他一些散文作品，论及极权、政治、名人和随想；·《一九八四》（中英双语版），作为一部“被奥威尔立在地狱门口的经典名作”，其超越时代的预言，影响了一代人的良知；·《动物农场》（中英双语版），用简单的政治寓言故事阐明深刻的真理，道出人类几千年尴尬而悲凉的处境。多一个人读奥威尔，自由就多一份保障。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奥威尔诞辰120周年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时，首先要明确概念。如果对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那么后面的问题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结果很可能南辕北辙！

我们这一代最大的负资产，就是那个十年的“洗礼”。缺乏教育再加上自负，使得我们这代人有的时候，显得特别畸形。巨大的自卑和自负交替在一个人身上显现，显得特别的吊诡。我们这一代，已经老去，该退休的，差不多都退了。这一代如果有共性的话，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在该受教育的时候，缺了教育，即使有心人后来补上，也很难补好。那个十年到来的时候，年少的，还没上学或者刚上一年级，年纪大的，也没上完中学……当然，那十年虽然大学基本停摆，后来的工农兵学员，多数人都不够上大学的最低标准。但是，中小学还是在办的。只是，这十年的教学水准，却没法恭维。

世界上受过苦难的民族很多，但能写出伟大著作的却很少，俄罗斯却是一个特例。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这样说：“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文学，从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苦难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

而且，对最重要的那个关键人物研究不够：风头一度被杨秀清、李秀成等人盖过，前期不带兵作战，后期宅于后宫，俨然配角，却塑造了无数天国信徒的“天国梦”幕后操盘手——洪秀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