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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理|选择关乎命运,石门坎的文明奇迹

千字君 少数派文苑
2024-08-15


100多年前,传教士柏格理在贵州石门坎苗乡所创造的文化奇迹,至今仍被无数人景仰、传颂;这一奇迹在70多年前戛然而止,令人扼腕叹息。


塞缪尔·波拉德(Samuel Pollard),1864年生于英国康沃尔郡的一个牧师家庭,17岁以全国第三的成绩考取伦敦邮政银行公务员。1887年,23岁受戴德生牧师的感召,甘愿放弃公职,远赴中国西南传教办学。临行前,他为自己取了中文名:柏格理,字明星。


自此,这颗明星耗尽自己璀璨又短暂的一生,只为照亮乌蒙山区的穷苦人。


▲1920年代的苗族,后面墙上写着:教育第一



▌石门坎文化奇迹


那是动荡的清末民初,柏格理等人却在二三十年内,把这个全国最蛮荒的山区变成了“东方天国”、苗族文化圣地、全中国的文明高地:


他们创制了苗族文字,翻译出苗文圣经,创办了乌蒙山区的第一所小学,并在中国率先开创双语教学、男女同校。他们建起了中国最早的游泳队、足球队、运动会。他们还建立了当地第一所西医医院、中国第一所麻风病院,培养出贵州第一位医学博士……


抗战时期,曾有美国援华飞行员被日军击落在该地区,当地苗族人把他救下,并用熟练的英文与他交流;1945年国民政府的文化普查,汉族人每10万人中只有2.19个大学生,而乌蒙山区的苗族每10万人中竟然有10人;当年的石门坎蜚声海内外,国外来信只需在信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能准确送达……


50年代后,石门坎的文化奇迹戛然而止。对这一奇迹的发端和衰落,仅有惊叹和扼腕,显然是不够的。 


我试图沿着柏格里当年的足迹,探寻隐藏在石门坎兴衰背后的神秘力量。


▲柏格里 Samuel Pollard(1864-1915年)



▌圣徒柏格里,为何选择石门坎?


石门坎究竟有多偏僻、贫苦?这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贵州素来被称为“全国最穷省”,毕节地处贵州西北、云贵高原腹地的乌蒙山区,被称为“贵州的西藏”,威宁县则位于这片山区的海拔最高处。而石门坎,离威宁县城尚有100多公里,与云南昭通接壤。


为了更多地接触当地人,也为了少走山路,我从毕节出发,到威宁后坐火车绕道昭通,再经中水镇,最后到达石门坎。虽然今天的路况已经大大改善,一路仍然是惊心动魄。


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破碎的山体、险峻的峡谷、怪石嶙峋的小路和溶洞……夏季多山洪、泥石流,冬季多冻雨、道路结冰,还有高海拔地区常见的干旱和强紫外线。

石门坎有泉水,但由于水温低、平地少、土壤瘦且薄,种不了水稻,现在种的包谷、洋芋,还是后来引进的新品种,从前只能种苦荞。从前养的猪并不是今天常见的苏白猪,而是西南黑猪——体重最多100来斤,全身几乎没有一块瘦肉。


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但是在此之前的几千年里,一直过着刀耕火种和渔猎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却遗失了自己的文字,历史上曾饱受汉族、彝族的压迫和歧视。


老辈人流传下来一句话:苗族无谱,三代还祖。意思是,苗族由于没有族谱、祠堂,于是给孩子取名时,难免会和祖宗的姓名混淆。在崇拜祖先的汉人看来,这岂止是没文化,这是严重的迕逆。


▲山腰上的石门坎


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一片贫苦的土地、这样一个屈辱的族群,柏格理等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才成就了这样的奇迹?


并且我相信,每一个知晓这些伟大成就的人,都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力量, 让柏格理甘愿离开最繁荣发达的英国、放弃伦敦邮政银行1000镑的年收入,来到全中国最蛮荒的西南山区,毫无保留地为石门坎的苗族人献出自己的汗水和生命?


无论是追求实用的大众,还是推崇理性的经济学家,都无法解释他的动机。


但是在信仰基督的人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是基督的爱,促使柏格理这位圣徒来到石门坎,无条件、无保留地去爱他的人类同胞。


1888年初,柏格理开始在昭通传教、治病、办学。比他更早的托马斯·索恩牧师,“西伯尔公学三杰”之一,就是染病后死在昭通,葬在昭通。然而他们兢兢业业16年,只收获了几十名信徒。并且除了李氏一家,当地几乎没有任何知识分子欢迎他们。


1903年,在昭通传教16年的柏格理面临着最艰难的处境:索恩牧师殉道;万斯通牧师夫妇身染重疾、女儿病死,不得不回到英国;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却只收获了几十人,英国循道公会已经萌生退意……


1904年,柏格理的使徒生涯才真正进入高光时刻——柏格理前往四川凉山的彝族庄园调解纠纷时,彝族土目许诺:只要柏格里愿意做山寨首领,帮助土目对付仇家,几个山寨都可以信耶稣。


但是柏格理凭着祷告,胜过了诱惑。他没有卷入世俗权力的败坏和仇杀,于是才有了苗乡的大丰收:成千上万被世人鄙弃的苗族人争相受洗信耶稣,学习圣经和科学,成为柏格理的得力助手。


从1888年到中国传福音,到1915年为救治学生殉道,他只回了三次英国——为了筹款办学。


显而易见,石门坎就是那片好土。不是柏格理选择了石门坎,而是基督与石门坎选择了彼此。


▲重建后的柏格理之墓



▌在市场时代寻找丢失的信仰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说:我们在这世间的一切劳苦、贪婪,究竟是为了什么?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同。


爱是人的天性,也是每个人的必需品。现代人通过市场交换,可以很好地同陌生人合作,可是一个没有爱的人,仍然是活不下去的。


今天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物欲张扬的时代。但是我的乡人、我的同胞,并没有因此活得体面、幸福。


我是土生土长的毕节人,我对周遭的道德秩序感到担忧。


2012年11月16日,五个10岁左右的流浪儿童,被闷死在毕节街头的一个垃圾箱里。这几个孩子如果活到今天,已经长大成人。


毫无疑问,石门坎衰败了。为什么会衰败?因为信仰的式微,因为曾有人在这里播种仇恨。


今天,当地的师资力量已大不如前,无力再办高中。现在很少有年轻人懂得用苗文读圣经了——他们中的一些人重新堕入了早婚、贫困的深渊。一位老大爷告诉我:“很多慕名而来的人,都是流着眼泪走的”。


▲一位老人手持苗文圣经


然而,信仰的种子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市场的力量也在悄悄发生着作用。


我去到当地的小学。由于石门坎基金会的努力,孩子们的学习条件已经大为改善。


我去到传教士建成的麻风病院旧址。瓦房已经倾颓殆尽,里面的住户去年底终于搬出危房,住进了北京光华基金会捐建的新房……


我意识到,在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这些公益人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深爱着深山里的同胞,也竭力传递着石门坎与外界的爱。


大家或许早已看惯了主流叙事中的“样板村”、“慈善楷模”,但那并不是自发自愿的私人行为——违背市场逻辑的输血式“慈善”,是强制的、不可持续的,最终既无法让付出者变得高尚,也无法让接受者自尊自立。


唯有顺应人性、激励道德的自愿行为,才可能使身在计划经济中的人们,逐步走出乌托邦的幻梦。

长江证券公司创始人陈浩武先生在《我为什么做石门坎公益?》中说,他曾经“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寻找市场”,如今是“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寻找信仰”。


他们致力于公益的石门坎:募集慈善资金(陈浩武几乎是倾尽家财),亲自去到山沟里,促进当地的支教事业、私人经济——这是依靠市场自发力量,实实在在地造福当地人。


他们还致力于精神的石门坎:做柏格理的研讨会,颁发柏格理园丁奖,出版石门坎和传教士的相关书籍……就是希望柏格理的人格力量能够感召更多人,石门坎基督信仰的亮光能够辐射更广大的区域,“纯洁人的灵魂、寻回人的尊严、救赎堕落的社会”。

 

▲陈浩武在石门坎老人聚餐会上(2017)



▌选择关乎命运


石门坎之行,让我有了更深的思考。


当面对外来的先进文明秩序时,各个族群的态度就决定了自身的命运。


荷兰人最早接受了新教的金融观念,于是他们成了最早的世界贸易大师。


英国人到公元5世纪才正式接受基督信仰,13世纪有了《大宪章》:“在上帝的见证下,我们缔结以下盟约……”光荣革命之后,英国人将新教伦理贯彻到政策层面,于是依靠自由贸易成为第一大国。


17世纪,温斯罗普等美国国父将新教伦理带到北美,于是有了美利坚合众国。


20世纪初,柏格里将新教伦理的秩序从英国带到了石门坎。苗族人不仅以惊人的速度融入现代文明,还使本族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


▲柏格理1910年从英国带回的树种


如今来到石门坎,我对信仰更加满怀信心。


最早追随柏格理的一批中国信徒——昭通的李氏,石门坎的朱氏、杨氏,他们的后代生在这样贫苦落后的地方,凭什么还能成为远近闻名的知识精英?凭着他们这一代作出了艰辛却明智的选择。


刘军宁先生说:“信仰决定思想,思想决定未来。一个家族的领头人、一个国家的精英所选择的思想,就决定了这个家族、这个国家的方向。”


柏格理一生的使命既简单又直接,他像其他先辈一样来到不毛之地石门坎,带来了现代文明、技术,但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爱和信仰。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石门坎文化奇迹。


陈浩武说:柏格理就在我们中间,他的精神永在。


今天,我们身处在一个光明和黑暗并列,正义和邪恶共存的世界,柏格理的一生就像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选择光明和正义。他用一生实践信仰,我们做不到那样伟大,但却可以从他的行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为此,先知书店鼎力推荐英国作家格里斯特《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


本书于1921年在伦敦、纽约、多伦多和墨尔本同时出版,因作者是柏格理同事兼好友,掌握大量外人不知的材料和细节,故无论在基础性的资料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历史情节上,都包含了大量目前在国内尚未面世的珍贵内容,被公认为这位传奇人物生平故事的权威著作。陈浩武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这是一部最好的柏格理传记。”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追寻这位圣徒一生的足迹。(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信仰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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