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明：明确归属和淡化边界——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再出发”刍议

(本文作者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编者按〕今天我们继续推送今年第1期“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栏目中的笔谈文章。本文以“明确归属”和“淡化边界”为题，精准地把握到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再出发”的要义，既反映了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系统内从事党史研究的一大批研究者所面临的很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也彰显了新一代年轻党史研究者对于科学的党史学科建设的热切冀望，非常需要引起整个党史学界的关注和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最早在2018年中期就已经写就投来，表明推动新型的党史学科建设，确实已经成为一大批年轻研究者长期思考和关注的基础理论问题，盼望年轻学者继续就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提出兼具理想性和建设性的思考和建议，继续推动我刊的学术发展。

“学科”(discipline)一词在当今学术界可谓备受瞩目。根据我国最新《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中的定义，“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与学术研究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紧密关系，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准和统一的学术规范形成“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即学科，而学科的形成反过来推动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尤其在越来越强调学科建设的今天，任何领域的学术研究都必须依赖于学科才能发展。因此，学科建设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数代学人和一批专业期刊的努力，党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不断提升⁽¹⁾。然而，由于中共党史学科自身的特殊性，使它呈现中国历史、政治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多学科色彩。这固然可以理解为中共党史学科具有极为明显的包容性优势，但也可以得出“三不像”的尴尬结论。正是这种较为模糊的学科归属，使该学科在一段时期以来存在明显的发展困境，亟待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明确学科归属和淡化学科边界的方式加以解决⁽²⁾，进而在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下推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再出发”。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整体水平不断向前推进，逐步形成健全的学科门类体系。由于自身的特殊性，中共党史的学科属性问题一直呈现游移不定的特征。根据《学科分类与代码》的规定，“中共党史”被划为“中国历史”学科门类之下二级学科“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下的一个三级学科(代码770.3550)；在国务院学位办制定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则是政治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党的建设”目前已调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二级学科)；而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课题申报指南中，“党史·党建”则被设置为独立的一级学科，与政治学、中国历史等学科并列。因此，这种现状可以被形象地描述为“三龙治水”。

然而，对于“中共党史”为何会分别置放于“中国历史”、“政治学”与“党史·党建”等学科目录之下，目前尚无来自官方的权威说明⁽³⁾。有意思的是，这三种归类方式又分别涉及当下学界极为关注的“学科评估”、“人才培养”和“项目申报”等重要议题。因此，在高度强调学科归属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三龙治水”的现状无疑会使中共党史学科面临较大的发展困境：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者认为中共党史的本质属性是历史学，难以引起他们的研究兴趣；历史研究者往往因其被归入政治学学科，无形之中与之疏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尽管“中共党史”在内容上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党的建设”等二级学科存在一定重合，但因学科归属问题而始终对其缺乏较高的认可度。这种模糊的学科归属现状使今天的党史研究(学人、期刊)面临着较多困难，导致“同其他学科特别是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相比，党史学科显得相对弱化和边缘化”⁽⁴⁾，进而制约着党史学科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总体来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研究群体规模、成果发表和期刊评价等方面。

第一是党史研究群体规模。高校和社科院系统是学术研究的重镇，目前普通高校历史学院(系)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绝大部分学者以晚清和民国史为研究方向，而以中共党史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人数并不多，这种特征在一些老牌历史学院(系)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这些学者的影响下，硕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同样集中在上述领域，少有涉及中共党史领域者。由于受知识结构和研究积累的影响，一个人的博士论文选题往往会决定此后相当长时期内的研究方向，短时期内很难将研究旨趣转移到党史领域。在社科院系统中，除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部分学者致力于党史研究外，地方社科院历史所中的党史研究者寥寥可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史研究在高校历史学院(系)和地方社科院历史所甚至有沦为“冷门”甚至“绝学”之虞；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党史研究又因其自身浓厚的历史学科特性，与目前主要以当代政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界格格不入。纵观国内高校的政治学学科，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政治学人同样凤毛麟角。与此同时，经过几次课程设置改革，中共党史的学科地位在高校不断被弱化，直接导致党史研究人才的断层和青黄不接。为此，一些研究者甚至产生了党史研究“何以自处与向何处去”的忧虑⁽⁵⁾。

学人、学术和学科，是当下从事科研工作的三要素。三者呈现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学人从事学术工作，进而形成学科，有了学科才会吸引更多的学人从事学术研究。因此，要实现党史研究的繁荣兴盛，就必须拥有一支数量与水准均占优势的学术研究队伍。总体来看，全国目前从事党史研究的学术人群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以历史学为例，目前国内历史学界从事中华民国史和国民党史的研究队伍，规模远大于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人群。这种状况对于建党已届百年，且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幼年走向成熟、取得革命胜利并将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显然是不相称的。

第二是党史成果发表。学术期刊登载的学术论文是研究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极为强调成果发表的今天，期刊是引导学者研究旨趣的重要指挥棒。与其他学科相比，党史研究论文发表的渠道十分狭窄。在历史学科领域，较之晚清与民国史专题论文，党史研究论文的发表范围很小。除历史学和党史学等专业类刊物外，综合类刊物(包括大学学报)往往较少刊登这类论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目前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大多集中于晚清和民国史领域外，还与中共党史自身模糊的学科定位有着直接关系。学术刊物编辑在收到党史研究领域的稿件时，往往难以准确判定其学科性质和学术栏目归属，很难安排合适的审稿人，直接增加了文章的发表难度。

第三是党史期刊评价。在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下，研究者的成果认定需要所谓的“期刊排行榜”来体现，否则很可能会被作为“无用功”来处理。因此，期刊评价结果对于期刊稿源质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研究成果类似，党史专业刊物在期刊评价方面同样遭遇学科归属不明的困境。以党史学界公认的基本学术刊物——《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为例，在参与期刊评价时究竟应属历史学(或中国历史)、政治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科归属不同，评价的结果很可能会大相径庭。在这种“期刊排行榜”指挥棒效应的笼罩之下，不利结果一旦产生，又会降低刊物的稿源质量，反过来挤压党史学界原本就已狭窄的发表空间，最终不利于党史学科的长远发展。

可见，中共党史这种模糊的学科归属，导致其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将处于不利地位。那么，新时代的党史研究如何在这一困境中寻求突破？笔者认为，这需要从明确学科归属与淡化学科边界两个层面入手来解决。

首先是尽快明确学科归属。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和党中央倡导加强“四史”教育和研究之际⁽⁶⁾，继续探讨中共党史的学科归属问题，自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关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曾指出：“学科性质问题，是研究一切问题的前提。只有承认党史学是历史科学，才能使党史学的研究按照自身规律发展。摆错了位置，难于避免走上歧路。”⁽⁷⁾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党史研究自身的历史学特性以及中共党史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对于中共党史的理解和研究，同样应该强调“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叙述与文献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内在性”⁽⁸⁾。但在今天的学术管理体制下，必须在加深历史理解的基础上对党史研究的学科归属进行顶层设计，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有二：一是仍然将中共党史作为二级学科，放在中国历史、政治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之下；二是直接将其设立为一级学科。就目前而言，中共党史无论放在中国历史、政治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之下都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前两者无须再论，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与中共党史存在较大的契合度，故而后者不可能再被增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新的二级学科。若将其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简单合并，则将明显限制党史研究的范围与对象。可见第一种方案并非最优选择。

那么，第二种方案是否可行？为了保证中共党史学科的独立发展而不再寄人篱下，近年来一些学者积极呼吁将中共党史设置为一级学科。他们主要从社会功能、人才培养、学科体系等角度论证其合理性与必要性⁽⁹⁾。笔者赞同这一观点。鉴于这些学者主要从宏观方面论证其必要性，笔者拟从微观层面探讨可行性。根据目前高校的学科设置体系，中共党史若成为一级学科，势必面临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的问题。作为一个新的一级学科，人才队伍不足是制约发展的首要因素。对于很多高校而言，若立刻单独组建中共党史学科人才队伍，开设中共党史本科专业，无疑将面临师资队伍不足和学术积淀薄弱等问题。鉴于目前在高校中从事党史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而中共党史又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存在密切关系，在一些人才队伍条件暂不具备建立一级学科和开设中共党史本科专业的高校，可以采取学科培育的方式，将其挂靠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待发展成熟后再实现“人、财、物”的独立建制⁽¹⁰⁾。可见，从具体操作的角度来说，将中共党史设置为一级学科对于高校而言并非不可行。总之，在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学科建设与学科评估的今天，学科设置与学科发展属于典型的“纲”与“目”关系，只有“纲举”才能“目张”。

其次是淡化学科边界。如果中共党史成为一级学科，是否会因为强调学科差别造成党史学科的故步自封？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正如上文所述，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所谓“相对独立”，也就是不同学科的知识谱系之间存在互通性，绝对独立于其他学科知识之外的学科是不存在的⁽¹¹⁾。尽管被归入党史学科，但不意味着在研究过程中不能“跨界”，也不意味着进入壁垒森严的学科藩篱，更不意味着党史研究成果将丧失历史学的本质属性，反而要求党史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进一步淡化学科边界意识，让“学科归学科，学术归学术”⁽¹²⁾。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由党史学科自身发展不足所决定的。由于长期以来党史学科寄人篱下，难以获得独立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尚未形成属于一级学科自身的研究范式与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研究者来说，明确学科归属只是争取研究空间与资源的手段，最终目的仍是推动党史研究的长足进步与发展。因此，在明确中共党史学科归属之时，党史研究者更应该淡化学科边界，以更加开放和严谨的心态，积极提倡跨学科研究，大力引入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党史自身的研究范式与旨趣，最终获得其他学科的学术认同⁽¹³⁾。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脉络同向同行。因此，党史研究者若在治学过程中仅关注中国共产党自身，并以“学科”不同为由，在学术视野、“问题意识”和史料搜集等层面与国际共运史、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中华民国史对立起来，无疑会“见树不见林”。为此，胡绳曾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画地为牢现象予以批评，指出“我们把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看作两个不同的学科，但这两个学科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党史不可能不和整个中国近代史密切联系，党史工作者必须注意中国近代史的全局”⁽¹⁴⁾。中国共产党从仅有数十名成员的小党最终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从照搬别国经验到形成中国特色的革命与建设道路，都与国内外形势的波澜起伏息息相关。尽管时隔数十年，胡绳的这一观点对于今天的党史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警示意义。

强调党史与国际共运史、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中华民国史互通，打破学科边界的藩篱，均有利于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化。为此，一些处于学术前沿的历史学者鼓励“适度跨界、越界”。不少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积极破除学科边界的成见，大胆进军党史研究领域，极力推动党史研究方法和理念回归历史学属性，重新发现革命史研究的学术价值。比如“新革命史”研究理念的提出，就是目前学术界试图突破党史学科壁垒的重要尝试。与侧重宏观叙事的传统革命史研究不同，“新革命史”主张在广泛运用多方史料和引入社会学科理论的基础上，注重全球和区域视野相结合、政策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强调基层社会与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的结合等。细究“新革命史”的研究理路可以发现，它基本遵循了目前历史学的研究规律。⁽¹⁵⁾

以上两个层面只是笔者对于新时代推进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再出发”的一些初步思考。那么，党史研究的意义究竟在何处？学术价值如何体现？这是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回答的“终极之问”。笔者以为，答案应该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坚持党史研究的学术性。诚然，历史的价值在于能为后人提供借鉴，在于“发现出人性中恒常的普遍的原则”，帮助人们“熟悉人类动作和行为的有规则的动机”⁽¹⁶⁾。事实上，为了发现这些“原则”和“动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一些领导人就开始了对于党史的研究。1926年，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撰写《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成为目前所知最早的党史研究著作⁽¹⁷⁾，正式开启了党史研究的序幕。此后，恽代英、李立三、瞿秋白、华岗等人也相继发表党史研究著述⁽¹⁸⁾。由于所处时代的原因，这些研究论著大多强调党史研究的政治功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研究党史的意义在于分析“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¹⁹⁾。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早已成为执政党并将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系统总结、归纳过往的经验与教训，固然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时代的变化已赋予了党史研究新的旨趣，若一味强调抽象层面的经验总结与归纳，无疑会使百年之久的党史失去鲜活与有血有肉的一面，即“千篇一面”有余而“栩栩如生”不足，反而会“层累”地遮蔽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为此，胡乔木就尖锐地批评党史研究这一“根本性缺点”，“抽象议论太多，过于逻辑化，人们就不想读了”，并主张“把握基本的历史事实，理清历史的脉络，用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展开必要的论证”，最终目的是形成“自己的鲜明的色彩”，而“使人能够读得下去”⁽²⁰⁾。然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还是要回归“常识”，从挖掘和阅读第一手史料开始，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讲好、讲活故事”并形成具有时代性的“问题意识”，而不能为了达到论证目的，对史料任意裁剪，削足适履。二是坚持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历史研究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日新月异，后者推动人们不断开创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新领域，它“鼓励人们对历史的演变做出科学的解释”，“号召人们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²¹⁾。这也是胡乔木反复强调“要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的原因所在。在他看来，这种“科学性”既体现在科学的方法、态度和论证，还要有开放的胸怀，不能形成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只有开放的工作才能产生开放的党史”⁽²²⁾。因此，中共党史研究必须构建“大党史”理念，突破“经验总结式”的研究窠臼，关注党史领域的社会思潮、政治文化、行为逻辑、组织机制等内容，积极引入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挖掘与运用多方史料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具有时代性和创新性的“问题意识”，开展学术讨论与对话，实现叙述方式从“说礼”向“说理”的转变⁽²³⁾，进一步推动和提高中共党史研究的繁荣兴盛与科学水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党史学科“还属于年轻的学科，再加上它本身的特点和客观环境的复杂性，造成发展道路的曲折，因而学科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²⁴⁾。与其他学科的发展规律类似，中共党史学科需要一个跬步而积的建设与深化过程，急于求成的心理是不可取的。因此，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诞辰之际，作为一家之言，仅希望借此作为引玉之砖，使学界诸位先进对于党史学科的归属和边界等问题有所关注与省思。

【注释】

 ⁽¹⁾以《中共党史研究》为例，该刊自1988年创办以来发表了大量高水平党史研究论文，成为国内党史研究新成果的重要展示园地之一。正如2004年有学者在该刊发行100期之际所评价的那样，在《中共党史研究》所发表的一两千篇文章中，“当然不可能篇篇是精品，但却基本做到了期期有令人不可不读的佳品”。参见鲁振祥：《〈中共党史研究〉杂志与中共党史研究——写在〈中共党史研究〉创刊一百期之际》，《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4期。此后经过近20年的薪火相传，该刊的这一特点愈加鲜明，学术水准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²⁾若仅从字面来理解，“明确学科归属”和“淡化学科边界”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但由于中共党史学科自身的特殊性，两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呈现类似“二律背反”的特征，即看似彼此矛盾但各自成立。

⁽³⁾针对“中共党史”列入“政治学”学科这一问题，有学者指出，主要原因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制定学科目录时，党史正作为高校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参见张静如：《中共历史学应提升为一级学科——加强中共历史学科建设的三点想法》，《北京日报》2010年8月16日。

⁽⁴⁾陈答才：《中共党史学科的功能与现状——兼谈加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

⁽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际，高校曾几次调整课程设置，将“中共党史”课程相继改为“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突出“论”而弱化“史”，使中共党史学科的独立性和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兼之党史专业人才队伍青黄不接，不少学者担心党史学科被边缘化，进而产生这一忧虑。参见陈莉莉：《龚育之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8页。从此后十余年的发展情形来看，尽管后来增设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其教学内容与中共党史有一定重合，但这一趋势仍然未能得到有效改观。

⁽⁶⁾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从内涵可知，“四史”属于“大党史”的学术范畴。

⁽⁷⁾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静如文存》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12页。

⁽⁸⁾〔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30页。

⁽⁹⁾如张静如：《中共历史学应提升为一级学科——加强中共历史学科建设的三点想法》，《北京日报》2010年8月16日；宋俭、丁俊萍：《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王炳林：《中共党史学科是否应该成为一级学科？》，《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3期；耿化敏：《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改革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29日；等等。

⁽¹⁰⁾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该校具有较为悠久的党史研究传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开设中共党史本科专业的院校之一。目前该校的中共党史本科专业放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招生，同时设立专门的“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以加强党史党建的学科建设。在笔者就职的四川大学，“中共党史”方向亦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招收研究生。

⁽¹¹⁾有学者就反对单纯为了将中共党史提升为一级学科，而刻意强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别甚至对立的做法，认为这样将“在中共党史性质上带来新的混乱”。参见王仲清：《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页。

⁽¹²⁾所谓“学科归学科，学术归学术”，主要还是就中共党史与中国历史、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言，强调中共党史即便设置为一级学科，也不必画地为牢，纠结于“学科”本身而自我封闭，相反还要借鉴与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范式，进而推动党史研究的繁荣与兴盛。这个观点看似矛盾，但对于中共党史这一学科的特殊发展现状而言，不失为一种可行之法。

⁽¹³⁾有历史学者即指出，现有学科分类法使很多从事党史研究的学者在学科认同上“异化”，“他们的研究也很难进入历史学者的学术视野”，因此党史研究要得到历史学的学科承认，“还有个重新确定自己学科认同的问题”。参见杨天宏：《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5页。这里的“学科认同”，指的就是科学的党史研究应该回归历史研究的基本理念与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摒弃。

⁽¹⁴⁾《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44、545页。

⁽¹⁵⁾《中共党史研究》曾组织了一次关于“新革命史”的学术笔谈，相关学者分别围绕革命史的叙述重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概念界定、社会革命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参见应星：《交界·交叉·交融——浅论史学与社会科学在“新革命史”中的结合》、董丽敏：《“新革命史”：重构革命史叙述如何可能》、吴重庆：《迈向社会革命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唐小兵：《知识分子视野下的“新革命史”研究》、李金铮：《中共革命的“乡土性格”刍议》、李里峰：《何谓“新革命史”：学术回顾与概念分疏》，《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

⁽¹⁶⁾〔英〕休谟著，关文运译：《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85页。

⁽¹⁷⁾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1926年)，《蔡和森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85—857页。该文是1926年上半年蔡和森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所作的报告。

⁽¹⁸⁾如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6年)，《恽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23—974页；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29年12月)、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51—199、204—277页；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按：华岗此书最早发表于1931年。

⁽¹⁹⁾《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9页。

⁽²⁰⁾《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64、65页。

⁽²¹⁾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第133页。

⁽²²⁾《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63页。

⁽²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叙事方式侧重于“说礼”，即强调人文与社会意义层面，并附着较多的情感、政治与信仰色彩，而较少注意增强其“说理”的一面，即从科学意义层面出发，探讨事物发生与发展的缘由及其逻辑关系。参见李玉：《关于加强中国近代史研究“说理”性的几点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²⁴⁾张静如：《〈中共党史研究〉与党史学科建设》，《张静如文集》(续1)，海天出版社，2009年，第304页。

编  辑：吴志军

审  核：高远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