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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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明 || 以“六个必须坚持”构建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的“三重思维”

本文作者:何志明(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2024年1月,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发布了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编修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这是自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被正式确立以来,官方首次对学科概况、内涵、范围、培养目标等重大问题展开的权威叙述。该一级学科设立以后,对于如何开展学科建设,相关学者纷纷各抒己见。这些讨论大多立足一级学科本身,强调党史与党建一体化的发展思路,着眼于该学科的长远发展,用心可谓良苦。笔者以为,讨论一级学科的建设问题,既要强调“抬头看路”,也要注意“低头拉车”,当务之急是厘清各二级学科的建设思路,为一级学科的发展夯实学理基础。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下设的四个二级学科中,“中国共产党历史”以百余年党史为研究对象,肩负着“考察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进程、重大成就、基本经验和历史规律”的重要使命,为其他三个二级学科的发展提供历史底蕴支撑。因此,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应该摆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发展的首要位置。那么,新时代如何开展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内涵”部分明确指出,必须“在研究中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六个必须坚持”(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为根本指引。为此,笔者拟从“六个必须坚持”出发,探讨新时代构建党史学科建设的“三重思维”——理论思维、问题思维和全局思维,意在持续提升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平,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提升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社会和国际影响力贡献一得之见。一、以“理论思维”提升党史学科的学术品格新时代党史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和“坚持自信自立”,突出该学科的“理论思维”。这里的“人民至上”强调党史专业人才的培养,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自信自立”,主要是指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建立学术自信,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因此,从党史学科建设的角度而言,“人民至上”和“自信自立”又分别指代了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党史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就是“资政”和“育人”。人才培养就是“育人”的核心内容,培养大量高素质党史人才,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就引申出党史学科建设中的“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关于“人民至上”,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就是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虽然这句话阐发的是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因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党史研究应充分强调“人民至上”,研究者不能关起门来做“训诂老学究”,而应在甘当知识的“搬运工”的同时,努力为党和人民培养高质量的党史人才。因此,对于党史学科建设而言,就必须建立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体系主要涉及“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以及“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4月28日 上午 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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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民 || 习近平文明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文明史维度

本文作者:吴起民(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系统总结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阐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支撑,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其中,习近平关于文明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发展上的独特作用,“一百年前,我们党刚刚诞生时,可能很少有人预想到能够成就今天这样的历史伟业。我们党领导人民,以百年奋斗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尤其是习近平关于文明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述,对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近年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组建、党史学习教育的开展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立,有效拓展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空间与战略功能。学界有识之士亦不断呼吁树立“大党史”研究理念,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科融合等方面拓展深化中共党史研究。这一理念的基本依据在于,中共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8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鉴于此,笔者拟依托习近平关于文明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述,从中华文明史叙事构建历程、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历程、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历程等层面揭示中共党史研究的文明史维度,从文明史维度呈现“大党史”的广阔前景,阐明中共党史研究的公共品格和人文关怀,以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一、“旧邦新命”:中国共产党构建中华文明史的历程研究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之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初心使命。鸦片战争后,由于接连不断的战争失败和治理失效,加之强劲袭来的欧风美雨,特别是域外历史哲学与文明史论的传入,如何叙述中国历史成为一个关乎现代中国转型的基本问题。知识界围绕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特性、真实性等问题进行了持续论争,而这也带来历史学、考古学等现代学科的成长,对建立客观可信的中国历史叙事具有关键作用。其中,古史辨运动、甲骨文研究等实践尤为引人瞩目。与之同时,中共运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廓清事实、重构逻辑,以其整体性、连贯性的社会形态演进逻辑串接起中国历史事实,推动中国历史叙事体系的产生、完善和成型,“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这当然也包括构建中华文明史叙事,毕竟“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重要论述,深刻概括了中共构建中华文明史叙事的基本历程和主要经验。面向久远复杂的中华文明史,中共始终强调中华民族是中华文明的创造主体。习近平指出:“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要准确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历史脉络,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准确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近代以来,各民族面对日益严峻的外患,在反侵略战争中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对整体利益和共同文化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共识,产生了具有中国历史特点和中华文明特色的“中华民族”概念。中共自创立以来,以其艰苦卓绝的奋斗,深度参与了“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史,通过探索与实施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政策,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经济基础,并将这些政策与理念投射到历史叙事之中,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这一过程包含着中共形成和完善中华民族观的历程,尤其是根据中国具体实际调适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文明起源问题是认知中华文明史的首要课题。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内忧外患中,“西学中源说”“中华文明西来说”“东方文化优越论”等论调此起彼伏,使文明起源问题成为一个关乎民族自信心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共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形态更替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剥离神秘色彩和传说附会,“如孔子的生平事迹,旧史观则必置之于天纵的地位,必注意于西狩获麟一类的神话。若依新史观为他作传,则必把此类荒诞神话一概删除,而特注意于产生他的思想的社会背景”。在唯物史观的支撑下,通过吸收历史学、考古学的成果,产生了以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商务印书馆,1924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杨东莼《本国文化史大纲》《中国学术史讲话》(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1932年)等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史著作。毛泽东等人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也彰显了这种史观。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在中华早期文明遗址考古、中国历史分期、文物考古等方面获得新的突破。在此基础上,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努力,尤其是伴随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以来的中华文明史叙事逐步建立起来,“一百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发展,是中华文明史叙事的重要逻辑。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交流史的论述,涉及两汉丝绸之路、隋唐对外交往以及元明清时期的东西互鉴,尤为关注文化交流互鉴产生的新成果、新发展。譬如,他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沿着古丝绸之路,中国将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传到西方,也为中国带来了胡椒、亚麻、香料、葡萄、石榴。沿着古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由此传向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商品和知识交流带来了观念创新。比如,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因此,深入研究中共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观及其变化,有助于深化中共文化理论与历史研究。此外,习近平重视总结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重要事件与重大成果。一是论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创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二千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二是论述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天文历法、哲学思想、民本理念等在世界上影响深远,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获得快速发展,涉及生产工具、矿产冶炼、机械工程、数学、化学、火药、瓷器、印刷术、医学等方面,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三是论述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阐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尤其需要学界关注的是习近平对儒家学说的论述。一是提出儒学和其他各派学说之间存在互相竞争、互相借鉴的历史关联,又都具有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经世致用、文以化人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二是剖析儒学的历史作用,“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习近平也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三是剖析儒学的当代价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这些论述构成新时代中共构建中华文明史叙事的最新进展,对于研究中共认识和对待儒学的历程具有指导意义。由上可知,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重要论述,不仅深入总结了中共构建中华文明史叙事的基本经验,而且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要求,全面推进中华文明史叙事的完善与定型。中共构建中华文明史的工作,不仅把整体视野、实证精神和现代理性灌注其中,而且通过这一工作理解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因此,研究中共构建中华文明史的历程,不仅要求考察其中华民族观的演进史,解析马克思主义阶级观、民族观、国家观在中国实践场域中的变化,呈现其中的政策创造与制度创新;而且要求透过中华文明史的构建历程,解析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融入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化理路。这为党史研究者观察中共与现代中国建设的独特性提供了一个新窗口,“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程研究回望百余年党史,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在中共成立之前,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提出了诸如“再造文明”“复兴文化”等主张,却不能从实质上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从以下几个方面解答了这一问题。其一,中共是一个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大党,能够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能够不断优化文化大众化的能力。其二,中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破解“古今之争”。其三,中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各国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实践中不断破解“中西之争”。学习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能够深入研究中共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基本历程、方法创造和重要成就。中共具有领导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能量。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从中共自身的巨大体量看,从中共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看,中共具有推动和领导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强大力量。当然,这一能力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其历史发展过程值得深入研究。中共创立后,把“组织起来”作为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就要求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依托这种组织力量,中共不断优化文化大众化的动员体系和文教体制,创造出以群众路线为代表的一系列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方法论。与之同时,中共依托统一战线,实现了对知识界、文艺界、宗教界等方面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组织体系不断完善发展。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面对“文明蒙尘”的境况,中共把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和新时代都提出相应历史阶段的文化发展目标。习近平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可以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是党立足于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当代中国发展要求而提出的文化发展愿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的文化”“行向社会主义的文明”“中华民族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共产主义文化”,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共在理想目标与客观实际之间持续探索,在提升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目标设定。由此,研究中共关于文化发展目标的历史演进,既需要探讨中共关于文化性质、功能、目标、道路等要素的认知,呈现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要素之间的边界调适,也需要把握其问题导向的收缩与扩张,呈现“古与今”“中与外”的张力。在“古与今”的层面,需要深入研究中共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历程。习近平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中共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党史研究的一个经典议题,产生了很多优秀论著。依据习近平关于中华文化的重要论述,这一议题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一是中华文化对救亡图存和中共建党的积极作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彼此契合、互相成就、道路根基、创新空间、文化主体性等五个方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这既是深化中共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研究的基本方向,也在更高层面上更新了这一议题。质言之,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审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文明史意义,呈现这种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重构作用,由此论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的伴生历程和内在契合。三是中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演进历程研究。从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到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内涵越来越丰富,从挖掘民主性精华、注重古代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文化,扩展到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历史主义原则、现实主义原则,再扩展到古代中国的国家制度、治理经验、文学艺术、生活智慧等等。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对儒学的认知和评价。在“中与外”的层面,需要深入研究中共认识和对待世界先进文化的历程。习近平指出:“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中共与世界先进文化的关系是中共文化史研究亟待推进的一个重要议题。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在反对帝国主义奴役文化之际,认识到吸收工业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反对盲目固守传统文化的倾向。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再到改革开放后融入经济全球化,能够深入学习先进工业文化和科学技术。就其要点而言,一是中共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关系的思想历程。习近平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尤其是独立自主与吸收借鉴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三是研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现代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中共推动和领导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不仅在“古与今”的层面贯彻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导向,而且在“中与外”的层面贯彻批判资本主义的问题导向。正因如此,党史学界需要加强研究中共关于世界文明发展趋向的认知演进,以此研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当然,中华民族文明现代转型并不限于文化一隅,而是一种依托中国现代化实践而实现的整体转型。习近平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这三大历史事件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节点,既推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成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也是实现世界先进文明本土化的历史过程,“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由此,深化中共文化史研究,应当着重考察人的现代化、文化大众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作用,以此呈现中共开辟和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智慧创造。总之,进入新时代,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已取得重大进展,“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研读习近平关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重要论述,可以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视域充分感知中共党史研究的文明史维度,“放眼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深刻地、历史性地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具体而言,这要求党史学界进一步关注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国家治理与中共建党之间的历史关联,阐释好中华文明与中共党史的思想关联;探讨中共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进程、理论成果和文化成就;思索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从物质基础、生活方式、生产形态、社会结构等方面认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样态。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同时是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由此而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分别从中华文明发展史、世界文明发展史审视这一历史进程,二者所表述的内涵实则具有同一性。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研读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述,可以研究中共的世界文明观演进历程,研究中共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历程及其文明史意义,从文明比较的视域探究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问题导向及其先进性。推动世界文明发展,首要问题就是承认和尊重文明多样性。在如何对待世界文明这一问题上,“文明优越论”“文明中心论”等论调倾向于突出差异性、互斥性,甚至为了彰显优越感而刻意忽略其他文明对自身文明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今世界有70亿人口,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5000多种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多姿多彩、各有千秋,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尊重文明多样性和主张文明平等性,是对人类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国际交往活动中推进和平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在亚洲诞生,是因为它传承了亚洲人民崇尚和平的思想传统。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等理念。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人民也历来崇尚仁爱、慈善、和平等价值观”。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阐述“求同存异”方针,其中一条便是“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这一理念延伸到《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等重要文本之中,反映了新中国对主权独立、文明平等原则的实践。此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以及“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均反映了中国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努力。人类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发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能否正确认识人类文明发展动力问题,关键在于历史观的科学性。文明交流互鉴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的体现。无论是中华文明的发展与领先还是近代以来的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本身包含着文明交流融合的进程,“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中国哲学、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入西方,渗入西方民众日常生活之中”。这就在历史认识领域进一步破除了“文明优越论”和“文明中心论”。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依托唯物史观,不仅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与文化复古,而且反对“西方文化优越论”与文化侵略,主张独立自主平等地进行文化交流。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活动。从“学习苏联”到改革开放,重视学习先进文化,“我们要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文化,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用我们民族的形式,进一步创造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此外,文明交流互鉴也有其立场和方法,“进行文明相互学习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历史维度看,中共始终在调适胸怀天下和独立自主之间的关联,由此带来对国际主义思想的阐释变化。进而言之,从中华文明发展史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中贯穿着中共应对“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进程;而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中贯穿着中共把握和定位“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指出:“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如果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范畴描述的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结果形态,那么“文化主体性”则是描述其性格禀赋、价值立场与历史方位,是中共对“古今中西之争”的回应。从历史来看,中共认识和把握“文化主体性”并非一步到位,而是有其复杂的探索进程。与“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步提出的新概念,还有“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概念所表述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这个意义上,从文明比较的视域思索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文明和中华文明的遭遇,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文明史意义。这种世界文明史意义凝结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问题导向和先进性。其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植根于中华文明,是跻身世界现代文明行列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诉求,“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问题导向贯穿中共的百年探索历程,有其独特的思想结构与表达形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综上所述,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论述,能够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审视百余年党史,全面提升中共对外交往史研究:一方面,全面研究中共参与塑造世界现代文明的历史,突破以往“政党交往史”的范畴,梳理中共的国际活动及其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方式,梳理中共的国际交往理念与世界秩序观,尤其是探究中共之世界文明观的历史演进与理论创造;另一方面,全面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超越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意义,突破以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学科范畴,梳理中共认识和借鉴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历史,梳理中共学习和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由此呈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现代文明谱系中的地位和价值。此外,从文明比较视域审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传播史,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共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历史关联,考察中共的世界史叙事的历史变迁尤其是中共关于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阐释变化。四、结
4月19日 上午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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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文集》出版发行

中国政府网)《中共党史研究》联系电话:010-55604880(编辑);010-55627407(发行)投稿邮箱:zszzs@vip.sina.com
3月27日 上午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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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青山 ||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强大伟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广阔时代背景、深厚理论基础和坚实实践基础,蕴含着坚定文化自信、宏阔历史视野、深远战略考量,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贯通、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统一等鲜明特点,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巨大真理力量和强大实践伟力,是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具有鲜明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变化,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一重要思想既坚持了老祖宗,又讲了很多新话,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世界性贡献,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检验。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这一重要思想深深植根人民,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是指导人民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强大思想武器。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中丰富发展,在推动实践、指导实践中成熟完善。这一重要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已经展现出巨大的现实解释力和实践引领力,充分彰显出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实践伟力。具有鲜明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时代前沿、把握时代脉搏,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在开放中博采众长,探索时代课题、回应时代挑战,充分彰显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开放性。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创造是生动活泼的,理论创造也必然是生动活泼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伟大的实践孕育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引领伟大的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大大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联系电话:010-55604880(编辑);010-55627407(发行)投稿邮箱:zszzs@vip.sina.com
2月23日 上午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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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进鹏 || 学习继承发扬毛泽东教育思想

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光彩夺目的篇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教育领域的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本文作者:怀进鹏(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精辟深邃,有力指引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更加深刻地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一生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具体教育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教育思想,构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深切缅怀毛泽东同志的光辉业绩,特别是他关于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深入学习继承发扬毛泽东教育思想。第一,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光彩夺目的篇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教育领域的结晶在毛泽东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中,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教育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推动中国教育焕发新生,有力指引党的教育事业不断向前进。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教育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主持洛川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又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教育的政治方向,指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教育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多种形式办学,形成万紫千红的办学热潮。在《论联合政府》中又进一步阐明:“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人才匮乏、文盲率高达80%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的教材,认为“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教育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在改造旧教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总结国内国外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并向全国青年发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各级各类学校要在抓好教学工作的同时尽可能地参加生产劳动,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和良好的劳动习惯,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培养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毛泽东同志对教师队伍深切关怀,具有浓郁的教师情结、师生情谊和教育情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为抗大教员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毛泽东同志认为教师首要的任务是加强学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在工作和学习中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明确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对教育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教育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稳步提升,教育现代化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党的事业每发展一步,党的理论创新就前进一步;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党的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新时代新征程,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学习继承发扬毛泽东教育思想,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是做好教育工作的根本保证。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牢牢掌握党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学校教育管理全过程,使教育领域始终成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坚强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我们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不断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教育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教育的期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我们要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不断加快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大力弘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引导广大教师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筑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我们要牢牢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统筹推进教育强国与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开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动能新优势。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谱写新时代新征程教育改革发展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本文系作者在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刊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6期。)《中共党史研究》联系电话:010-55604880(编辑);010-55627407(发行)投稿邮箱:zszzs@vip.sina.com
1月12日 下午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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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春涛 ||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人格风范

一、信仰坚定,理想崇高二、意志坚强,独立自主三、勤奋好学,务实重行四、虚怀若谷,礼贤下士五、艰苦朴素,严于律己本文作者:谢春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
1月4日 下午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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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银丽 ||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六年俄译本简析

本文作者:葛银丽(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论述了如何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特别是其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此时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为党后来深入认识并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以这篇文章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重要文献,“初步构成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最早于1925年12月1日发表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经毛泽东先后两次修改,分别刊载于国民党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2期和共青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16、117期。1951年,毛泽东在审定《毛泽东选集》时,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视作大革命时期的代表作,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长期以来,囿于资料限制,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外译本的研究比较少。在俄语世界中,存在两个较为常见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译本。其一,1952年至1953年间,苏联的外文图书出版社将1951年中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3卷译为俄文,分作4卷出版,译者有师哲、越特金(Р.В.Вяткин)、费德林(Н.Т.Федоренко)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仍为第1卷的开篇之作。其二,1967年至1977年间,中国的外文出版社陆续出版了5卷本俄文《毛泽东选集》。仅就《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来看,主要是在1952年俄文版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订。2022年,笔者在俄罗斯查阅资料时,发现了一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俄文节译本(以下简称“俄译本”)。俄译本刊登于1926年9月的俄文《广州》杂志第8—9期合刊,共13页,分为3个部分——译者撰写的开篇导语、译文和译者评论。通过标注可知,俄译本的底本来自《中国农民》第2期。译者署名“В-Н”,落款日期为“1926年9月9日”。据笔者考察,迄今似乎只有美籍俄裔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注意到此译本的存在,但他只是提及“佛林在苏联顾问的刊物《广州》(Canton)上撰文评论毛泽东写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没有充分意识到此译本的重要性,更没有具体考察内容。鉴于此,本文将分析1926年俄译文的主要内容,并比较其与原作的关系,继而考究译者的身份,最后略述该译本的传播及其影响,以期对深化国内外的毛泽东研究提供更多线索。一、俄译本的主要内容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尝试运用阶级分析法划分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错误,解决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革命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最接近的朋友;而在摇摆的“中产阶级”内部,右翼可能是敌人,左翼则是需要时刻提防的朋友。俄译本的开篇是译者的介绍文字。首先,译者阐明了翻译这篇文章的背景和目的,即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社会各阶级政治积极性的提高,“阶级”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需要研究清楚的问题之一。译者认为,在诸多研究阶级问题的中文作品甚至所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章中,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堪称代表,对俄语读者也极富吸引力。这篇文章“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数据,使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更容易驾驭中国社会中阶级分化和阶级关系的复杂问题,另一方面,作品优点和缺点兼具,对理解当下中国有关共产主义的著述提供了一个有趣例子”。接着,译者进一步阐述了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他认为,文中引用的数字虽然取作整数,但无关紧要,因为毛泽东的目的在于“确定中国社会中各个阶级的比例”,而译者本人对“文章中有关构成中国社会五个主要阶层的特征和内容”最感兴趣。因此,译者特意将原本位于文末的阶级分析表格提前至导语中,意欲让俄语读者快速了解文章主旨。他说:“这里有一份非常有趣的毛泽东同志的表格,集中总结了文章的主体内容——对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和这些阶级对国民革命的态度”。大致而言,译者基本保留了表格的原貌,只在个别表达上做了些许调整。最后,译者表示这篇文章在内容上可能还有一些实质性不足,但当前的主要目的在于传达文章的主要内容,相关问题将在以后予以讨论。译文主体共有5个小节,遵循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5个阶级的分析框架,即大资产阶级、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与原文对比可以发现,译者基本保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的内容,删去了不少描述性文字。最明显的改动是译者直接删除了《中国农民》杂志版的前5段导入内容。译文的每一小节大都以“毛泽东同志将这一阶级分为下列几组”开始,继而是原文内容的节译。以“大资产阶级”为例,《中国农民》杂志版将其表述为:“第一,大资产阶级。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的要件,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如买办阶级——与外资有密切关系之银行家(陆宗舆陈廉伯等),商业家(如唐绍仪何东等),工业家(如张謇盛恩熙等),大地主(如张作霖陈恭受等),官僚(如孙宝琦颜惠庆等),军阀(如张作霖曹锟等),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之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财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国民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而俄译本中的表述则为:“1.大资本家。毛泽东同志将大资本家分为以下几组:A.买办。首先包括与外国资本家有密切联系的银行家,然后是大商人,最后是大工厂的老板。B.大地主。毛泽东同志以张作霖、陈恭受等作为大地主的例子。C.大官。D.军国主义者。E.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动群体。这个群体包括银行、工商企业的高级职员,政府机关的负责人,一些留洋学生,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和专门学校的教授、老师、学生,律师等。”不难看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删减了俄语读者不甚熟悉的人名和较为细致的描述。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列举的诸多人名,俄译本只保留了张作霖和陈恭受两人。可能是因为陈恭受在广州地方颇有势力,张作霖是掌控东北的军阀。在5个小节的内容之后,译者才点明文章主旨,即毛泽东在原文开篇的设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为此,译者还特别增补了一小段文字,以此衔接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最后两段有关中国革命中阶级与敌友关系的翻译:“在结束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后,毛泽东同志确定了各个阶级对国民革命的关系,提出了如下问题:在上述阶级中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朋友。”最后,译者评论指出,文章将中国社会划分为5个阶级的做法或许略显“简单”。他表示“中国现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半封建关系的残余,当然这也反映在中国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因此,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既要对抗外来的帝国主义,还要反对过去的封建残余。需要注意的是,译者虽然尝试提出一些意见,但也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当时中国统计技术的落后,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遮掩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对读者来说仍拥有重大意义,因为文章的某些部分具体介绍了中国的各个社会团体和阶级,以及这些团体对国民革命的态度。”事实上,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关于中国各阶级分析的思考不断深入,1951年《毛泽东选集》收录的修订版,就是他对这一问题的系统论述和全面呈现。二、译者沃林及其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关于俄译本的译者,《广州》杂志上只留下两个俄文字母“В-Н”。根据潘佐夫的提示,此人应为米哈伊尔·沃林(М.Волин),真实姓名是贝伦基·谢苗·纳坦诺维奇(Беленький
2023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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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智超 邓红 || 新文化史视域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十大议题

〔导读〕近年来,有学者系统阐释和总结新文化史视域下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但较少论及中共革命史领域的研究实绩。其实,革命史范畴的相关研究也是新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多问题仍值得作进一步的省思与前瞻。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革命的话语、概念、身体、心态、形象、阅读、日常生活、象征物、节日、历史记忆10个方面,爬梳新世纪以来新文化史视域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以期为中共革命史研究提供问题意识与学术争鸣的立足点。本文作者:张智超(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作者:邓红(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学术研究总是随着理论与方法的不断更新和运用获得进步。近几十年来,多元化史观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不仅对传统史学作了有益补充,更对历史研究起到革命性的推动作用。就西方史学演进而言,在经历“语言学转向”后,新文化史的兴起是这一时期史学转向的重要标志。新世纪以来,随着经典史著的译介传播,作为一种学术范式和史学实践的新文化史风靡国内学界。面对新文化史这位外来者的遽然闯入,革命史研究所面临的考验已非简单的闭门谢客,而是如何使二者紧密结合,更好地诠释中共革命。经过多年投石问路式的探寻,新文化史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革命的话语、心态、形象、象征物等文化图式亦成为表征革命历史起源、运行机制、发展走向的重要解释因子。近年来,有学者系统阐释和总结新文化史视域下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但较少论及中共革命史领域的研究实绩。其实,革命史范畴的相关研究也是新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多问题仍值得作进一步的省思与前瞻。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革命的话语、概念、身体、心态、形象、阅读、日常生活、象征物、节日、历史记忆10个方面,爬梳新世纪以来新文化史视域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以期为中共革命史研究提供问题意识与学术争鸣的立足点。一、革命话语话语是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方面,革命话语亦是中共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利用话语资源争夺话语权,并积极开展话语实践,是中共革命斗争的重要一环。革命战争年代产生了诸多话语,这些话语借助政治权力和新闻媒介塑造人们的政治观念,并嵌入群众的集体记忆。在革命史研究中,探讨革命话语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革命”是世纪性话语体系的主旋律,也是浸透于社会各阶层和界别的公共话语。新世纪以来,学界对“革命”话语探讨颇深。有学者提出,“如果要为20世纪中国寻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恐怕只有‘革命’最合适”,革命不仅多次重构了最高权力结构,也全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强烈、最深刻的记忆。有学者立足实证性言说,从时代话语层面对革命的兴衰进退进行历史省思,认为没有任何话语能比革命话语更广泛、更久远、更刻骨铭心地影响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态。作为时代性话语,它典型地揭示着一个时代的共同趋向,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取向。有学者认为,中共通过建构有解释力、感染力的革命话语,形成革命的集体意识,进而促使各方力量认同、支持革命。中共引入十月革命这一成功案例,诠释了为何革命、如何革命等棘手问题,争取了话语优势和主动权;借助辛亥革命的话语,诠释了革命的正当性、革命任务等问题;借助五四纪念的表达与动员功能,缕析了革命的对象、力量、发展阶段和前景。还有学者指出,中共借助辛亥革命纪念话语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协调各方关系,表达并改变其社会、政治、思想的纪念诉求。此外,学界还围绕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及其逐步建构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过程等展开了研究。学界对土改时期的话语考察成为重要的研究趋向。“诉苦”是中共政治仪式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革命话语。有学者提出,诉苦作为一种权力技术,旨在重构社会认同、划分阶级,进而实现对农村社会的重新分化与整合,是转变人们思想观念的治理技术和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有学者对“翻身”“翻心”“生产”等概念进行话语—历史分析,认为农民的翻身要求往往指向通过勤奋劳动富裕起来的新中农和新富农,这就使翻身与生产成为土改运动的一对矛盾。由于经验不足、问题重重,革命政党终于停止发动贫雇闹翻身,转而鼓动农民发财致富闹生产。有学者细致考察土改中诉苦过程所采用的种种策略和技巧,提出诉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众动员技术,能够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从而实现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还有学者探讨土改时期的阶级话语和剥削话语,认为中共借助阶级话语使农民在自身观念和意识中形成对抽象阶级分畛的认同,从而为革命找到了强大的权力支点;剥削话语的作用并非仅仅明确或打倒斗争对象,而是在查找剥削者的过程中,建立一种基于阶级意识的新的革命同盟关系和与之相协同的乡村革命伦理价值体系。学界通过话语的视角探察民主模式颇具新意。有学者从话语模式的角度梳理诠释延安民主政治的性质、特征以及历史过程和关键人物,把以往所谓路线斗争贯穿的历史过程,还原为指导一定时期思想和实践的话语模式进化过程,对延安民主政治所包含的价值观提出新见解。有学者理清了清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个人主义话语的思想脉络;或是把红色话语传播放置在历史文本生产、话语传播实践过程中考察,以生动图景还原红色话语在陕甘宁边区的生产、传播过程及其特有的范式。革命年代,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被群众称为“人民子弟兵”,研究“子弟兵”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以《晋察冀日报》为考察对象,通过新战士、将领、党员和英模等群体深入探究军民一家亲的原因,从话语识别、话语支撑、话语核心、话语方位、话语重现、话语争锋与话语联系等方面阐释“子弟兵”话语。军阀割据是近代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近年来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学者深入考究“军阀现象之话语”“军阀成因之话语”“军阀特性之话语”以及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关于“军阀问题解决之话语”等问题,提出军阀割据与省区制度变革及其问题之解决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因。在革命史相关的语词中,存在一些看似无关宏旨、实则细致深刻地彰显中共革命运行机制和独特性的本土化话语。有学者提出,“贞操”话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得以继承、改造与革新,并由重点针对妇女个体的贞操逐步转化为普遍针对男男女女的革命贞节,经由性别、身体、阶级、战争等因素的纵横交织而构成。有学者解读流传至今的大生产运动叙事文本,强调中共正是借助“生产”这一话语实践实现了对边区社会各阶层民众的规训。有学者探讨根据地乡村的妇女解放话语,认为妇女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对其性别身份进行话语表演,进而推动女性在经济、婚姻等层面的转型,开启了乡村女性解放的新里程。还有学者以革命歌谣、歌曲、秧歌剧等为媒介,从不同侧面考察了中共革命话语的塑造与表达。话语是表征思想的符号,思想是生产话语的场域。革命话语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定的载体来表达自身革命理想的概念、思想和理论,并把其运用于革命实践的言语表达。中共政权的乡村治理模式与近代以来历届政权最核心的差别之一,就在于意识形态因素始终伴随国家权力扩张和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进而以新兴阶级话语取代传统道德话语,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与乡村传统的良性结合与互动。既往对革命话语的探察无疑扩展了革命史的研究范围,但由于话语本身具有所指与能指的双重表征,学者在对话语进行考察时,不仅要关注文本、语言、人物、性别等,而且要更多地关注话语形成的历史背景、传播路径和演变逻辑。二、革命的概念史概念史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进入革命史领域后,得到诸多研究者的重视与实践。中共概念史关注在革命演进中形成并被广泛应用的主导性概念的历史嬗变,主要阐释某个重要概念如何因应革命发展的需要而涌现,这一概念出现后如何被使用、其意涵怎样随时局而变动、在历史的转捩处如何发挥功用、旧概念怎样被新概念所替代或再定义等问题。革命史领域的概念史探讨并非局囿于概念本身,而是试图把握概念辐射的整个革命历史图景,因而成为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学界对中共概念史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多位学者就概念史的理论认知、思想方法、研究内容、前景展望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研究实践中,有学者提出要重点探究构成历史底色的核心概念、革命的对立面概念、策略性概念、主义概念、制度性概念、本土化概念等,通过细致的史料爬梳和意义阐释构筑基本的概念谱系。这样的概念分类方法颇具新意,笔者将借此路径梳理中共概念史的研究进展。构成历史底色的核心概念在革命史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是理解中共革命的关键所在,研究者注意到了中共的话语表达与学术话语的衔接和转换,努力发掘概念与史实之间的关联。“阶级”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语词,是理解中共革命运行机制的重要锁钥。有学者认为,中共的“阶级”观念是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从早期经济学、政治学的含义演变为包含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的统一体的含义;而“阶级”概念经历了从服务于国民革命话语体系到成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核心的转变,其政治功能亦实现了从“阶级联合”到“塑造敌我”的变迁。此外,学界还重点探究了“小资产阶级”“劳动阶级”“民主革命”“现代化”“执政党”“新中国”等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大都呈现了转型时期思想的延续与变革特征。价值性概念一般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标示着中共的革命理想和自我认知,指引其行动方略和革命实践。这类概念在革命中的“落地”过程,正处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理解中共革命的实践形态。有学者提出,20世纪初期,“人民”被赋予现代性的政治内涵,还与阶级联系起来,被道德化、神圣化,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则嵌入了政治秩序的建构。中共赋予“人民”解释世界的视角和意义,从而形成独特的革命主体思想。经过建构的“人民”概念塑造着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产生了经“人民”阐述而表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成为中共解读和观察世界的方式。此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宗派主义”“少数民族”“同志”“大众”“科学”等价值性概念也得到了详细考索。中共在革命历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相关制度性概念不仅蕴积着革命史意义,而且是中共历史阐释的理论表达,成为革命史认知语言的符号化表征。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重要的政治话语。有研究勾勒了中共创建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翻译、使用、解读“民主集中制”的大致线索,发现直至1924年1月“民主集中制”一词才在中文文献中首次出现。也有研究指出,在革命战争条件下,中共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践从集中化到布尔什维克化,再到中国化的创新发展,深刻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组织原则的中国化历史进程。在探究“无产阶级专政”“党八股”等其他制度性概念的变迁中,也能够“发现”中共的革命实践史。一些作为革命对象或对立面的概念在中共革命史的文本中随处可见,这些业已形成特定所指的概念既是中共革命史的记述符号,也是相关历史的语言承载者,成为革命实践中政治语言谱系的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地主阶级的话语是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传入中国并被接纳之后才形成的;在阶级革命语境中,“地主”这一概念获得时代性诠释,由此展开了以地主为对象的现代革命历史进程。还有学者考索了“军阀”“封建”“帝国主义”“大地主”“反动派”等作为革命对象或对立面的概念。中共在领导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细致揆量其概念的渊源流变,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革命的认识。有学者探究“群众路线”的内涵及其历史演变,认为它既表达一种认识论,也表达一种组织原则、工作作风和方法。还有学者认为,“纸老虎”概念在建党初期已被共产党人初步建构为反帝革命话语体系的构成要件,延安时期“纸老虎”的系列论断则深刻解答了如何认识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命题,深刻影响了世界范围内反帝话语的重构。此外,还有学者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批评和自我批评”“组织起来”“调查研究”等策略性概念进行了历史考察。中共革命史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事件史,因此,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载体形成的独特概念也是概念史研究所关注的重要范畴。近年来,学界以概念史视野解读“五四”,形成了颇具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有学者以“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为主题,论析“五四”阐释塑造革命意识形态的方式与过程,解释革命意识形态对“五四”阐释的意义制约与导引,论证两者之间互为塑造与被塑造的多重关联,梳理了“五四”作为一个概念在革命意识形态建构视野观照下的演变史,为革命史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崭新路径。也有学者系统考索了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在时局变动下的因应和抉择。同时,该学者对“文化普遍主义”“民族”与“国家”概念如何相互分离、“个人主义”兴衰史、“无政府”构想等内容的解读也颇具启发意义。此外,对于其他重大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长征”等,学界也从概念史视域下予以窥察。作为一种历史阐释的场域,概念史为革命史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径,“不诉诸这种概念就不可能对历史进行思考,这是不可或缺的思维工具”。学界已进行了不少爬梳解构重要概念的学术实践,但许多构成中共历史底色、体现革命斗争智慧的概念仍有深入挖掘和延展的空间。以中共根据地为例,有“大后方”“沦陷区”“自力更生”“备战备荒”“耕三余一”“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扫荡”“蚕食”“两面政权”“把敌人挤出去”“敌进我进”“翻边战术”“堡垒户”“日本鬼子”“汉奸”“武工队”等,不胜枚举。此外,从社会经济史视野下审视中共革命,对诸如小农经济、生产力、生产关系、货币、地租、利润、土地分配、租佃经济、雇佣关系、合作社、高利贷、地权、通货膨胀等概念进行深度考索和阐释,亦可展现革命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延续性。在研究进路上,要突破单纯语言学意义上的概念述析,关注概念的生成、落地与意涵的演变,书写“活的概念史”。唯其如此,中共革命进程中的群体行动、大众心理、意识归属、集体记忆等,才有可能被解释性地表达和重构。三、革命与身体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提出的“身体政治”概念,让一些学者对社会、精神的研究聚焦在身体上。近年来,通过身体认知历史、解读革命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文化史视角下的身体史关注的不再是生理意义上的身体,而是作为文化或社会意义上的身体,“着重研究男性和女性的身体,也把身体当作经历和符号来加以研究”,让身体与思想皆成为历史研究的图本。以身体透视革命并非取代阶级的解释地位,而是让中共革命的理想、意义、顿挫、矛盾、张力等,通过身体更明晰地表露出来。“身体”乃历史性地“生成”,革命身体史研究即是通过时间逻辑,呈现历史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在相应权力机制的影响下对身体的形塑性,以及由此而生的切身体验,在此维度上更精微、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从学术实践看,大陆学界的身体史研究起步较晚。在理论阐释上,有学者提出,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史也是一部身体政治史,革命身体史既关照“人之再造”的革命诉求,也通过身体将人置入革命史研究,并在动态历史实践中考察革命之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其研究从革命中的“新人”塑造出发,讨论身体在革命中的意义,提出了身体视角下革命史研究的进路。还有学者提出,将身体史作为一种新视角纳入改革开放史研究,从身体器官史、身体政治史和身体社会史三个层次开展研究。近年来,学界对革命的身体史进行大胆的学术探索,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革命史研究的“身体转向”。有学者认为,沂蒙地区妇女身体的变动是革命策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唤醒女性作为“社会人”的意识,实现其形象由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的重新塑造。也有学者以妇女剪发为切入点,认为革命一方面将妇女的身体带入宏大的社会场域,另一方面也可能消解了妇女的性别意识,使其忽略或暂时放弃自身的性别身份;或是提出身体叙事的三重逻辑,认为革命女性在剪发的运动化和行为化的洗礼中完成革命身体的强化,以前所未有的高度符号化面貌成为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还有学者注意到,华北根据地女性的身体与心理变革因抗战而发生,战争的伤害增进了其对中共女性解放政策的接受,她们投入放足活动、参与妇救会等工作,却因为身体弱势无法摆脱男性歧视和战争选择。有学者聚焦土改运动,认为中共对身体之伤的展现与诠释让农民找到了苦难的根源,而对地主身体的规训则昭示了新政权的权威性,加速了乡村社会的整合及认知模式的更迭。也有学者认为,华北解放区的翻身运动在较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身体的革命,身体成为构建革命合法性和实现国家权力下移的重要因素,尽管革命身体的演变形态依然受到乡村传统的制约和塑造。还有学者从身体史视角揭示苏区时期红四军的口号对党、军、民之身体施加的各种影响,以及身体作出的各种反应,借此阐明口号、身体与权力规训的关系。革命的身体史将身体置于革命历史场景中,更多窥察身体与政治的关联,解读政治调控与塑造身体的技艺。因此,身体成为革命叙事的基础性符码。考察中共政权作用于民众身体的历史,探析个体身体的因应和行动,管窥身体的变化所隐含的权力关系、社会观念和历史特性,对认知和审视革命意义至大。革命的身体史研究依然有着极为广阔的扩展空间。四、革命与心态何为心态史研究?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研究对象是历史的个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揭示他们思想中非个人的内容。心态史主要借用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方法,探察下层民众群体共有的心态结构及其与当时社会环境间的关系及演变过程,把历史的探寻点转移到芸芸众生中,通过分析广大民众言语、习俗、情感来解释历史现象。在革命史研究中,这类研究正在逐渐流行起来。学界对土改时期各阶层心态的研究较为充分。有学者深入探讨华北乡村土改中的农民心态后提出,本该给农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土改,却并未立即引起积极响应。农民把将地主阶级打翻在地的复仇情绪宣泄到极点,传统的平均主义心态发展为部分贫苦农民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传统的发家致富心态日益转变为既渴望富裕、又惧怕冒尖的矛盾心态。也有学者指出,土改使乡村社会发生根本性转换,这一转换推动了农民社会心理由“知足常乐”到“发家求富”、由保守到激进,以及阶级意识替代家族意识、领袖崇拜替代民间信仰等方面的变迁。还有学者认为,苏区时期传统社会中的各种复杂心理和革命热情相互激荡,成为农民的主流心态;抗战时期,面对新政权,农民起初表现为胆小怕事、顾虑重重,在中共采取社会经济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后,广大民众的心态呈现积极向上的态势。还有一些颇有价值的个案研究。比如,山东聊城地区为贯彻执行上级指示,要求各级干部积极领导农民生产,但许多基层干部消极怠工,或依赖于土改整党的“运动式”工作方法,从侧面展现土改“后遗症”对中共生产转型造成“自下而上”的阻力。再比如,晋绥边区土改中私营工商业者利益受侵犯的深层因素,在于上层政策模糊和基层干部素质偏低,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态经历了由不满、焦虑、恐慌到怀疑、信任,再到最终兴奋的过程,其心态变迁反映了中共面对政策失误时敢于承认、坚决纠正的作风。有学者全面阐释中共如何动员农民转变角色成为士兵等一系列问题,揭示农民参军的动机和顾虑,以及其对于参军动员的顺从、规避、抗拒等心态和行为。研究表明,中共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伴随着革命意识形态和权力体系与乡村社会传统规则之间的相互冲击与改造,形成了乡村社会整合模式的内在张力。也有学者指出,革命动员过程中个别农民的“抵制”心态并不意味着其对革命本身的全然拒斥,而是因动员方式不当或动员过于频繁所产生的避“害”趋利心理的本能反应。还有学者深入考察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后发现,这项旨在保持战斗力的措施并无统一规定,多由各根据地自行决定。通过惩戒和引导双管齐下,这一措施得以平稳实施,婚恋也成为个性与党性、个人与集体碰撞与交融的着力点。还有学者探析边区政府与民众在神灵信仰上的互动,在认识到通过政令查禁、科学宣传等手段破除“迷信”收效甚微后,边区政府最终采取尊重妥协、顺势利用的态度,以此争取了民心。革命的主角是人,心态史研究可以让个体化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单纯结构主义模式的缺憾,从而解读革命深处的多维历史面相。同时,革命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权力实践的表征,相关研究无疑也是探讨中共革命实践的重要视角。五、革命与形象近百年来,中外学界已在革命史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从形象史视角观之,仍有许多待发之覆。中共通过塑造革命形象赢得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其形象既包含千万个生动鲜活的个体形象,同时也呈现汇聚成一个整体的主体形象;既有精神气质层面的主观性表述,也有实体器物层面的客观性表达;在史料上既有共产党人自己的留存,也有社会各界的记录。近年来,学界对中共形象的塑造、传播等研究日见增多,成果不断涌现。描绘革命蓝图、塑造革命形象是中共赢得社会认同的重要进路,具有建构新秩序、动员社会民众的功用。有学者提出,中共的形象塑造是多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抗战时期中共成功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诉求,但基于民族抗战的形象塑造遭到国民党方面的质疑与批判。为应对挑战,中共通过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建构塑造了崭新的形象。近年来,“他者”视野下的中共形象尤其受到学界的重视。学者们普遍认为,一些外国记者通过在根据地、解放区进行全景式考察,生动反映了中共执政的理念、行为、绩效和精神面貌,为世界展现了民主、自由、正向的中共形象。也有学者分析了美国左翼作家建构“红色中国”形象的缘由、过程、方式及其影响;或提出国际视野中的延安形象是在历史与社会所交织的文化语境中,被域外观察者的延安文本“合力”塑造的。中共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有学者从西方观察家、国民党高层官员留存的史料入手,对此给予充分论证。在国际形象方面,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许多学者注意到,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通过对外宣传树立良好形象,其政策主张和英勇抗战事迹得到国际社会相当程度的认可。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共向西方展示土地革命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政党的形象,对欧美此后的对华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学者从美国记者、学者、外交官反映中国情形的文本出发,重新勾勒了抗战时期中共的国际形象与中美关系。中共在抗战大后方的形象塑造也受到学界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共通过《新华日报》提升在国统区的知名度,增强了民众对中共的认同感,并采取多种方式使政党主张得到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中共在国民参政会的形象塑造、陕甘宁边区形象在大后方的塑造等。党报党刊是中共形象建构的重要媒介和载体,相关研究的视角较为全面,涉及对中共及其党员、革命领袖、新四军及人民群众等群体的考察。学界普遍认为,党报党刊以多样化的宣传手段展现了中共在对敌斗争、根据地建设中的形象,在宣传鼓动、澄清事实、消除误解、重塑形象、塑造认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有学者从图像视角分析《解放日报》视野下的中共党员形象,认为其兼具实用价值与美学内涵,且蕴含鲜明的政治意味和文化考量。还有学者梳理了延安《解放日报》中工人作为革命者、建设者、被压迫者及民主权利行使者等媒介形象。中共形象与社会公众对中共人物的印象密切相关。近年来,学界详细缕析了毛泽东、周恩来、埃德加·斯诺、白求恩等重要人物形象。在中共军队形象研究方面,有学者指出,亲历者对军队社会形象的建构主要集中在日常生活、行军作战等内容上,对于中共赢得民心、实施军事动员等发挥了积极效应。还有学者认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快速找准八路军在政治、军事、作风纪律上的形象定位,成功扩大了自身影响,有助于展现中共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地位。综上,学界对中共革命史中形象塑造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从研究时段看,总体上聚焦于抗战时期,对其他时期的考察相对薄弱。从研究内容看,重复劳动式的成果较多,缺少对基本问题的追索探讨。比如,抗战期间的各种力量,国民党、共产党、日军、伪政权以及美国、苏联等强国之间是如何相互认识、形塑乃至想象的?国民党、共产党的领袖形象在社会各阶层、各种力量中是怎样形成和演变的?这些认识和想象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进而如何影响领袖?此外,普通民众如农民、工人、女性以及地主的形象又是如何变化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重要命题还需要进一步审视,以揭示中共革命的多重历史面相。六、革命的阅读史新文化史视野下的阅读史重点考察文本在被阅读和接受后,相关知识、话语被接受、理解、创造性转化和再运用的历程,使读者所扮演的角色得到凸显。其核心方法就是读者视野,包括谁在阅读、阅读什么、如何阅读、为什么阅读、阅读后的反应等。关于某人或者某报刊的阅读史个案探讨成为主流研究趋向。在理论认识方面,学界已注意到将阅读与接受史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共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提出,革命理论著作在中共构建政治文化、推动革命动员的过程中起到了深远作用,因此,研究中共革命理论的接受史,具有推进阅读史及中共学习史、政治教育史等研究的多重意义。通过理论书籍的流通、理论书籍的阅读行为、理论观点的接受等方面的研究,可以搭建起概念、理论与中共革命实践的桥梁,帮助我们从阅读者的角度感受革命。党报党刊作为中共的“喉舌”,是革命的指向标和时代脉搏的感受器。相关研究通过阅读者在读报时的所思所言所记反映其心态、体验及记忆,就此展现阅读者和时代的关联。有学者广泛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后发现,身处不同地域、具有不同身份的个体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颇有差异,呈现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有学者缕析《晋察冀日报》的读者构成、报纸的获取渠道、阅报的方式方法、阅报的反应和参与,认为其阅读史反映了读者与报纸、与党政军的联动,也是一部塑造阅读的政治史。该研究对改变报纸传统研究路径作出了有益尝试。也有学者以《红色中华》为蓝本探讨苏区形式多样的读报活动,认为开展公共阅读实现了读者、政府和报纸的多方互动及共赢;或是探讨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流通、读者群体、读者与党报关系等,展现中共宣传动员工作在复杂环境中的运作机制及场景。相关研究普遍认识到,党报是中共宣传文本的主要载体与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读者阅读是党报宣传发挥效用的基本前提。学界对基层阅读实践的考察尤以读报组、黑板报及其运行机制为多。有学者指出,中共通过读报活动形成了以党报为中心的“读—听”系统和社会网络以及读报员与组员的“读—听”互动,在乡村建设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基层群众读报组的运作经验构成了陕甘宁边区“群众办报”的基层路线图景,传播者与受众的双向交流活动对于实现有效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学者注意到,1942年整风运动之后开始普及的黑板报,从传播内容到媒介形态均呈现大众化特征,不仅弥补了大报的不足,而且在社会动员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构建了一个乡村舆论公共空间;以读报组和黑板报为主要形式的基层公共读报活动,通过对群众日常生活和空间场域的再造,起到了政治动员、社会教育等作用。基层干部是中共革命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其思想意识和行事作为对革命产生深刻影响。有学者深描八路军基层干部的个体阅读史,提出抗战时期随着干部政策的调整,八路军的身份背景、文化水平均发生较大变化,自觉主动的阅读习惯和意愿逐渐增强。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八路军的阅读主要是集体行为。理论文件与著作是根据地干部群众阅读与学习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共思想建设的重要路径。有学者认为,中共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编订学习文献,将集体学习与自我反省注入文件学习之中,逐步形成了“先领会文件精神,后开展工作”的模式,以及独具风格的“学习型政党”建设理路。也有学者从阅读史视角考察《论持久战》这一指导抗战的纲领性文件,或立足其在根据地内部的影响,认为中共对《论持久战》的宣教体现着马列主义价值观的鲜明立场,最终在党内实现了对“持久战”话语权的有效占领;或考察其在华北沦陷城市的传播,指出《论持久战》成为地下党组织教育沦陷区民众至关重要的宣传品,对于团结民众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到一些另类的阅读。例如,抗战之后,中共领导下的各出版机构将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党的文件等,以伪装封面、变换书名等形式在沦陷区与国统区出版发行。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共为应对查禁而采取的一种有效斗争策略,体现了革命年代政治斗争的曲折性与多样性。也有学者注意到,中共动员多方力量构建对日伪宣传品的搜集、输送以及管理系统,在此基础上研究敌情、进行宣传揭露与批驳教育、反向利用开展“思想战”,在对敌工作中取得了切实成效。此外,学界还对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重要党史人物的阅读历程进行了系统探察。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认为,“通过把阅读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我们可以弄清楚什么人在读书、读的是什么书、在哪里读书和什么时候读书这类问题”。阅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指的是阅读者与文本接触并相互影响的过程。尽管阅读史视域下的革命史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但仍须解决表征与实践间的技术性困境,继续深入探求以下问题——各种文本是如何形成、生产和发行的?普通民众是如何阅读、接受或抵制的?这些阅读对政权、作者以及革命进程又产生哪些影响?求解这些基本问题,还需要进行以更多个案研究为基础的实证考察。七、革命与日常日常生活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人类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泡在日常生活中”。尽管如此,“它们未经考查、未被发现,但是却简捷地存在着,并被看作囊中之物,看作已知世界的组成部分”。日常生活史就是站在日常经历与体验的立场上观察历史、叙说历史。革命视野下的日常生活,则是被政治塑造和权力深入规训的。通过探讨组织与群体的日常生活和宏大问题的日常面相,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中共革命的认识。近代日常生活史研究在学界已有一定基础,近年来中共革命视野下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成果亦较为丰富。有学者从理论维度阐释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范畴和核心要义,提出人的活动是日常生活的中心,这些活动包括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闲暇活动、人际交往、婚姻性爱、意识信仰等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无不隐藏于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不全是被动的,也有其能动性”。有学者认为,中共意识形态随着组织的落地生根,逐渐弥散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使原本远离政治的生活日常也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呈现根据地生活和精神状态的种种新貌。士兵的日常生活不仅关乎其战斗力,也深刻影响了个体的生命,更折射出中共革命的特质与运行逻辑。相关研究对根据地士兵的饮食、衣装、日常学习、军事训练、劳动生活、行军宿营、卫生医疗、生活网络、娱乐生活等进行全面深描,认为这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是整个中共革命繁难性、复杂性的鲜明体现。此外,也出现了一批着眼于根据地干部、妇女、英模等群体日常生活的研究。近年来,有学者将自身的研究理念和问题意识概括为“革命日常史”,其研究对象包括组织和群体的日常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中共革命的日常面相,研究目标则在于扩大中共革命史的“演员队伍”、勾连“日常”与“非常”的联系。“革命日常史”并非要推翻以往的研究成果,而是希望走进生活世界,观察中共革命的丰富性。医疗与卫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这些年来得到学界的日益重视。有学者认为,中共建立的医疗卫生体系是生产支前工作的重要保证,是赢得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有学者认为,中共通过提倡中西医合作、建立医疗合作社、开展清洁卫生运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旧的医疗卫生习惯,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通过整合医疗资源、树立医疗模范等方法,使民众的医疗卫生观念得到更新,为抗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保障作用。还有学者指出,中共一方面重视卫生,并培养士兵注意日常卫生,另一方面加强对环境与公共卫生的管理,采取动员、教育等多种措施减少推行日常卫生工作的阻力,为增强军队战斗力奠定了重要基础。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趋向是聚焦历史的“非主流”和“微澜”,其视点不只停留在历史表层,还要探察表层之下的潜流。研究者并非只描绘“日常”世界,而是透过“日常”阐释革命,聚焦普通士兵和民众惯常的个人经历、心灵体验、衣食住行、医疗卫生等生活图景,为我们更加立体地展现战争年代革命的意识形态如何逐渐渗入个体的生活世界。其实,“任何时期任何人都离不开日常生活,那么,中共革命下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与革命前有什么变化?日常生活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关系如何?”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细密追索,仍然十分必要。八、革命的象征物新文化史重视关于符号的表象史研究,突出运用“文化”观念,借助多学科理论解释“表象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所谓“表象”,主要是语言、图像、符号等文化象征。新文化史对符号和文化意义的强调,使史学研究摆脱了线性因果模式,着力窥视政治、文化、社会等背后的权力支配。由是言之,一切具有符号意义的象征物都可能为革命政权所运用,象征物成为政党传播意识形态、建构政治合法性的符号。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借助各类象征符号建构自己的政治象征体系,并以此传播政治理念。有学者立足这一时期中共政治符号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史实,解析党旗党徽、建筑物、革命纪念物等政治符号在动员群众、传播价值观、争取意识形态主动权、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亦指出其衍生的一系列消极影响。延安的“革命圣地”形象对于中共争取民众支持、争取话语权等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借助符号学、传播学的方法,详细缕析延安“革命圣地”形象的建构过程,进而探讨了形象与精神、艺术与政治间的关系。作为整合国家归属意识的象征,党旗、领袖像等经常使用于庆典仪式及日常生活中,以宣示国家权威。有学者提出,中共在根据地节庆中选择性地引入、使用党旗等象征物,从中可以透视政治符号在政治斗争中跌宕起伏的命运;而在节庆活动中恰当运用领导人的肖像,则有效建构了革命政权的权力象征。新世纪以来,人物符号研究得到学界的关注,在民国史方面出现了一批以孙中山符号建构为主题的新文化史研究新作。近年来,在中共革命史领域也有成果问世。有学者提出,中共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参与对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且沿用经年,充分体现了孙中山符号超越党派的民族主义象征功能。还有学者认为,中共借助“列宁符号”时间化、空间化、生活化的物质载体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之后的政治符号建设提供了诸多启迪。革命标语是一种具有政治教化属性的传播载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具有高度契合性。近年来,学界从意识形态、宣传策略、语言艺术等方面着重考察苏区时期的革命标语,提出其内容极其丰富且具有针对性,不仅涵盖中共的方针路线、政策策略和政治理想,而且反映苏区的革命环境和斗争历程,为动员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打击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共革命动员和价值建构的一种新手段。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图像转向”,“视觉书写”已广为人们熟知并认可。英国学者彼得·伯克有言,“图像可以让我们更加生动地‘想象’过去”。有学者对《晋察冀画报》的设备、技术、群体等进行系统阐释,展现了以图像及宣传工作为载体的根据地斗争史,呼吁学界重视运用图像史料;或是从文化情感动员的视角探讨《晋察冀画报》的图像实践和视觉说服。也有学者提出,通过分析表现土改斗争会的图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农民—地主简单对立的分析模式,从渗入了斗争哲学、民间仪式等因素的场景中折射时代的多侧面。还有学者认为,中共在解放区掀起美术革命浪潮,借美术作品直抵民众的心灵世界,从而实现了运用美术进行革命动员的目的。革命的本质是一种权力的根本性变动与重组,其合法性的建构有赖于通过象征物凝聚共识、构建秩序和塑造认同。民众对革命的认同,首先表现为对革命象征物的认同。目前学界对革命象征物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在问题意识上,徽章、图像、标语、纪念碑、服饰等象征物是如何被中共革命作为一种力量运用的,又对民众的革命认同和政权认同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象征物如何体现了政治与社会的新旧交替?这些问题对解读革命有着重要的意义。九、革命与节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节日作为时间观念系统中与信仰、习俗紧密相连的特殊节点,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被视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图式。民族国家建立后,传统节日往往被视为现代文明的对立面,成为改造的对象。不同于民国政府的刚性改造,中共对节日文化采取支持、参与、引导和新旧融合的柔性介入方式,不但有助于减少可能遭遇到的重重阻力,而且对于密切党群关系、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不无裨益。近年来,学界对节日文化的关注日益加强,成果较为丰硕。有学者关注节日背后传统与现代、官方与民间的关系变化,认为在华北根据地建立之初,节日就作为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场域受到重视。在默许和迎合民间节日传统的同时,边区政府还引入和创造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节日,使根据地的节日空间不断扩展,节日娱乐也被赋予更多革命性意涵。也有学者分析现代革命与传统民俗的关系,认为中共依托乡村民俗寻求革命资源,而具备群众基础的乡村民俗恰符合革命需求,从而生成革命的新民俗。当然,新民俗只是革命借助民俗实现政治意图的一种短暂表现。春节、教师节、儿童节尤其受到学界注目。有学者关注中共政权介入乡村社会后利用、开发春节价值的政治活动,阐释中共在构建革命意识形态过程中如何认知和处理乡村传统的政治难题,以及乡村传统给予中共革命动员技术的张力。有学者探析民国时期的“六六”教师节,认为中共根据地在积极庆祝教师节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教师转向新民主主义思想,其纪念活动带有明显的阶级属性。还有学者认为,“四四”儿童节是中共在基层组织、规训和动员民众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共借助节日纪念激发儿童的抗战意识,增强其主体意识和民族意识,使儿童在战火中得到淬炼;被动员起来的儿童踊跃参加革命工作,展现一种自身力量。在纪念日方面,学界也进行了诸多探讨。有学者认为,中共借助建党纪念活动回顾党的历史、总结党的经验、加强党的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充分显现建党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有学者缕析“七一”纪念与建国叙事、毛泽东思想、党的建设、民众参与和政治认同等的关联,认为纪念活动可以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变动,展现一个政党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是“七一”纪念思想表达的关键所在。还有学者关注长征前后中共的“八一”纪念活动,阐释“八一”精神构建的历史记忆;或是着重从制度动员、仪式动员、话语动员以及纪念活动中的动员效能等层面探讨“八一”纪念与苏区政治动员的内在联系。“三八”妇女节从进入中共革命场域之始,就成为动员和解放妇女的代表性符号与重要活动情境。有学者认为,妇女节纪念是推动妇女运动的重要杠杆,中共将纪念活动同妇女运动有效结合,使其不仅成为解放边区妇女的加速器,而且成为推进妇女建设边区的一面旗帜。还有学者提出,妇女节纪念活动虽超越了单纯的节日纪念,融入民族抗战、妇女解放等内容,但也存在着历史语境中难以回避的一些缺失,这说明节日与性别在革命的语境中发生了极具时代特色的嬗变。以上学界对革命节日的探讨,反映了革命实践与传统伦理之间的共存与互动。不过,在研究时也要注意到表达与实践间的张力:革命话语是如何依赖政权力量嵌入和影响乡村节日文化的?面对中共政权嵌入乡土社会,乡村民众是如何因应的?在节日习俗改造的过程中,中共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呈现怎样的关系演变?此类关键性议题仍值得作进一步探讨,这关涉节日在构建革命的社会文化场域中的效用。十、革命与历史记忆历史记忆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记忆之场”,以符号化的物质性纪念场所和纪念行为作为历史记忆的寄托所在;二是以抽象创作的历史叙述文本为历史记忆的呈现方式。近年来,学界在新文化史理念的关照下,主张革命史研究应积极汲取记忆史的理论与方法而形成“中共记忆史”,并在此基础上发现新的问题意识,拓宽革命史研究的视野,为其提供新的研究路径。历史学者是记忆的“解剖者”,其责任在于使记忆“去意识形态化”并揭示其形成过程。分清“的确发生”和“未曾发生”之事,应是书写历史记忆的要义所在。有学者引入“无事件境”这一颇有新意的概念,认为农村社区中的人们无意也无法将高度重复与单一的事件序列理解为分立有界的事件。由于土改时期的诉苦调查影响“划成分”,村民在叙说中会为了确定个人身份而模糊事件和时间的精确性,并因此产生诸如对诉苦的陶醉、自我嘲讽等心态。有学者认为,个体的艰苦通常以具体事件的形式被讲述和记忆,共同的经历使得个体化的、事件性的苦感被抽象为群体的苦感,进而通过纪念、象征等多种手段升华为国家的苦难,于是“个体以自身行动为国家扛着苦难”。有学者认为,社会多方主体通过开展系列庆祝等方式对平型关大捷的历史意义达成民族共识,将之视为增强抗战信心的象征符号,初步构筑了平型关大捷的社会记忆;中共则充分运用北伐的经验教训,将北伐历史记忆打造成维护国共合作、凝聚民族情感、实现抗战动员的重要资源,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学者提出,中共七大立足建党以来、六大以来和抗战以来的三重历史时空,通过追忆党的历史细节与过程、评价党的历史方位与价值等内容形塑政治认同、阐证政治纲领和动员社会力量,确保七大得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之名写进党的历史,证明了党代会确实是最具权威性和最合价值性的党的历史“记忆之场”。近年来,学界关于党报视域下历史记忆的考察日见增多,研究视角主要聚焦党报对民俗节日与重大事件的纪念宣传等方面。有学者对比分析国共两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七七”纪念文章,发现双方在抗战问题上有诸多一致之处,但在民众作用、战争进程等方面却有异样表达。有学者认为,党报党刊以春节等民俗节日为契机,以政治宣教和群众动员为逻辑原则,通过常态化的媒介宣传推动了中共政策的传播与乡村革命氛围的营造。还有学者指出,纪念“九一”记者节是中共报刊的重要议题,极具舆论导向性的纪念文章突破了职业界限,基本反映了中共对时局的研判,凸显了媒介记忆的政治特性。纪念活动是利用纪念对象举行纪念仪式、保存历史记忆、传播政治象征、进行政治动员、形成政治认同的政治活动。中共纪念史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中共权力实践的隐性表达和柔性运作,学界在理论方面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省思和前瞻。有学者对中共纪念活动的缘起、类型、方式、历史演进等进行整体归纳总结,并结合个案探讨,完整地梳理了中共纪念活动的历史脉络和整体图景,客观评价了其基本特点、历史作用与启示,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经典范例。也有学者认为,中共围绕对民国“国家纪念”的阐发与宣传,从多个方面提出应对时局的策略,也着力于强化自身政治建设,最终服务于民族解放和复兴事业。此外,学界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纪念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近年来,学界对革命历史记忆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需要在解析思路、方法框架等方面继续创新。在研究对象上,不仅要关照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也要挖掘底层民众的社会记忆,尤其是基层社区留下的许多物化载体和空间载体。在研究方法上,要广泛运用田野社会学、民俗学、知识考古学等学科知识。此外,需要注意革命记忆与遗忘、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关系,以拓展革命史研究的视野,解读其与历史记忆的关联。十一、结
2023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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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凛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逻辑与实践特质

本文作者:刘红凛(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建研究院教授)“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六个坚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体现,并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此,既要把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研究主体,深刻认识“六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内在逻辑与灵魂所在;更要把思想理论体系本身作为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载体、母体,密切联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题、内容结构等,深刻认识“六个坚持”的具体运用与集中体现;还要坚持认识论、实践论、价值论、方法论的有机统一,把辩证思维能力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特质。一、以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身为研究对象,把握“六个坚持”的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根本上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其科学性和革命性也在于贯穿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要紧紧围绕“六个坚持”的核心要义与思想渊源,也要牢牢把握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灵魂所在。比较而言,“六个坚持”各有其核心要义与基本要求。其中,坚持人民至上,根本在于“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核心要义在于把人民立场作为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基于人民立场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把群众标准作为检验党的理论和实践的根本标准;基本要求是“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自信自立,根本在于“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核心要义在于立足中国实际、独立自主、保持战略定力,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基本要求是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四个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坚持守正创新,根本在于“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核心要义在于固本培元、实现赓续发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要求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与时俱进地进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并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坚持问题导向,根本在于“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核心要义在于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律和矛盾分析方法来分析问题;基本要求是“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正如习近平所言:“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坚持系统观念,根本在于“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核心要义在于坚持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科学统筹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相关事物之间关系以及内外关系等,反对盲人摸象、坐井观天、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基本要求是“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科学思维能力。坚持胸怀天下,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核心要义在于“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要求是“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其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又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经验智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就其哲学基础看,“六个坚持”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哲学基础而进行的创造性概括。其中,坚持人民至上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坚持与发展,坚持自信自立与守正创新建立在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遵循客观事物(包括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观念是对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事物矛盾运动基本原理”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坚持胸怀天下则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就“六个坚持”所蕴含的经验智慧看,坚持人民至上与坚持胸怀天下直接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两大基本经验;坚持自信自立与坚持守正创新,则与党百年奋斗基本经验中的坚持理论创新、独立自主、中国道路等密切相关,可谓这三大基本经验的凝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就“六个坚持”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看,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胸怀天下等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观、自强观、宇宙观与天下观,凝聚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革故鼎新、独立自主、自强不息、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文化精髓,这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历史根基与中国特色。“六个坚持”既有其基本内涵、核心要义与基本要求,又相辅相成、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整体性、系统性。其中,坚持人民至上侧重强调政治立场,位居“六个坚持”首位,具有统领作用;坚持自信自立、守正创新侧重强调政治定力与赓续发展;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观念侧重强调矛盾分析法与科学思维;坚持胸怀天下侧重强调“天下观”“世界观”与世界视野。世界观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等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与总看法,方法论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方法之理论。对特定人或政党而言,其立场观点方法是相辅相成的,有什么样的立场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人民立场与基于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立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谓大相径庭,其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迥异。从这个意义上看,坚持人民至上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灵魂所在与价值归依,更是贯穿“六个坚持”的一条“红线”与政治标尺。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基于人民立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这一重大论断旗帜鲜明地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本质与显著特征。人民立场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的出发点、落脚点与价值归依,并且贯穿其全部内容。这既体现在党的初心使命、奋斗目标之中,也体现在新时代的发展理念与各项工作要求之中。如在政治立场上,习近平反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明确把“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始终不脱离、不动摇这个立场”作为共产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大问题来对待;从党的初心使命角度,明确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从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理念与发展道路角度,明确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从全面从严治党角度,强调“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二、以思想理论体系本身为载体,把握“六个坚持”的具体运用与集中体现从根本上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性、科学性等深深植根于以“六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六个坚持”是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把钥匙。同时,也必须深刻认识到,任何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不是抽象地存在的,而是具体生动地体现在一定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的,特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以该思想理论体系本身作为载体、母体。具体而言,“六个坚持”不仅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题与基本内涵,而且贯穿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内政外交等各项工作要求之中,具体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新战略、新要求之中。新时代加强党的理论武装与思想引领,既需要深入学习把握好以“六个坚持”为核心内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需要紧密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新战略、新要求等来领悟思想伟力与具体要求。(一)“六个坚持”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题与内容结构习近平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艰难探索中应运而生,100多年来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根本任务,紧紧围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这一理论创新的总命题与根本遵循,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性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守正创新、继往开来,对新时代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内政外交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了系统而全面的回答,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主题“三位一体”,彰显守正创新、系统集成与唯物辩证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理论主题。这一理论主题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立足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特点新要求进行守正创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思考、作出新回答。对于这一点,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要求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都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这一理论主题“三位一体”、系统集成,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强国目标、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这一理论主题既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实践发展赋予社会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迈向新阶段。正如习近平所言,“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其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全面系统、逻辑结构严密,彰显“六个坚持”与时代特色。党的十九大报告与第三个历史决议提出的“十大明确”,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和内容结构,涵盖党的领导、任务目标、主要矛盾、总体布局与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经济制度与发展、兴军强军、大国外交、全面从严治党等10个方面。这一基本内容结构,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主要矛盾、总体布局与战略布局,再到发展动力与能力、法治保障、军事保障与外部环境,再到党的建设与全面从严治党,可谓内容全面、系统严密。它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充分彰显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更充分体现了“六个坚持”。其中,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以及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等,是基于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坚持党的初心使命、坚持人民至上而进行守正创新所得出的科学论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的确立,也是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我国现代化建设任务变化等而得出的科学判断。新时代“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系统观念与问题导向。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则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世界观、天下观与全球视野。(二)唯物辩证法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理论系统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以及对立统一规律与矛盾分析法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与根本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习近平指出,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必须“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必须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将系统观、联系观、发展观、矛盾观、历史观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贯穿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与理论创新之中,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内政外交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方面提出许多新理念、新观点、新要求。其一,坚持运用系统观与联系观,科学统筹事物内部各要素关系、相关事物之间关系等内外关系,反对盲人摸象、坐井观天、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比如,在党的领导方面,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要求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目标、总体布局与战略布局方面,提出并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五大构成要素;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强调要“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求统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领域的改革;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统筹治国理政与管党治党,把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要求既要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又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注重顶层设计、总体谋划,既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系统部署,又提出要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健全党内法规体系、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等时代要求。其二,注重把握发展趋势与发展规律,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习近平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要求全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充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具体而言,在理论创新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要求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道路选择方面,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之基本原理,强调“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要求“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事业发展方面,强调“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求必须立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内外关系与世界发展方面,统筹把握“两个大局”,既强调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又强调“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三,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科学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来分析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等基本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在任何工作中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切忌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与矛盾分析法,准确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在党的领导方面,既强调党的领导的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又强调突出重点,着力解决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如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把“两个维护”作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关键所在,把党的领导能力主要界定在“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上。在社会主要矛盾方面,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总体把握、作出科学概括,又着力强调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方面,坚持全面性与重点性相统一、目标与手段相统一,要求“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先后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战略目标,始终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举措”与当前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既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又强调突出抓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经济体制改革则要求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进行系统规划、坚持标本兼治,“既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系列要求,又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突破口”,既严整“四风”,又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既强调党的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从严治吏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把提升组织力、增强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关键,把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作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中之重,把法规制度建设作为管党治党的根本之举。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特质习近平明确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理论同实践相统一。同理,学习掌握“六个坚持”关键在于运用,以之指导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各项工作创新发展。因此,必须坚持实践导向,把以“六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内政外交等各项工作实践之中。否则,“理论一旦脱离了实践,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失去活力和生命力”。当然,无论是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统一,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都难以自动实现,必须基于一定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导向,并借助“过河的桥或船”。(一)坚持把人民至上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出发点和根本标尺正是基于人民立场这一根本政治立场,我们党历史性地形成了以“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观点,形成了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形成了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的群众标准,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人民立场、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标准、根本宗旨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其中,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既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立足点与出发点,也是落脚点;群众标准是衡量党的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标尺。唯有坚持人民立场,才能端正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才能形成并践行群众路线;唯有践行群众路线,才能形成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与群众标准;唯有坚持群众标准,才能践行党的根本宗旨、不断满足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各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都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通过严整“四风”、严惩腐败等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出并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积极发展基层民主;提出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总之,习近平关于坚持人民至上的深刻论述与工作要求,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政治品格、实践品格。(二)把科学思维能力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从一般意义上看,世界观既包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看法,也包括对人类思维的看法,辩证思维属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内容。尽管辩证思维与辩证思维能力密切相关,但也有所不同。前者属于思维层面的问题,后者属于能力层面的问题,需要通过学习与实践锻炼养成。因此,包括辩证思维能力在内的科学思维能力是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本领,也是将认识论转化为实践论、有效实现理论联系实际之“桥或船”。高度重视科学思维、把科学思维能力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大显著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辩证思维与科学思维能力。一方面强调,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必须“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强调党和国家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强调:“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由此可见,科学思维能力既包括辩证思维能力,也包括战略思维能力、历史思维能力、系统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力、法治思维能力、底线思维能力等。具体而言,在不同领域,习近平对科学思维能力的要求有所不同。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要求保持战略定力、加强调查研究,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破解瓶颈,统筹兼顾、协调联动;在历史思维能力方面,要求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正确对待道路探索中的失误,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概括说来,习近平对科学思维能力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要求:一是要正确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二是要妥善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等各种复杂关系,着力增强党和国家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克服和避免“摇摆性、片面性、盲目性”与孤立地看问题;三是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及时倾听人民呼声,敢于正视矛盾,并不断提高分析矛盾、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规律、解决矛盾的能力和水平。(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方法论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习近平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必须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依靠实践出真知,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实践论,对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内政外交等各项重大问题,既讲“是什么、怎么看”,又讲“怎么办、怎样干”;既部署“过河”的任务与要求,又指导解决过河的“桥或船”的问题;注重通过科学思维能力把认识论与实践论有机统一起来、把思想方法转化为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将科学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贯彻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充分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品格。概括说来,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工作方法有以下4个方面:一是整体上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习近平坚持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与思想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与“活的灵魂”、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又将其作为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提出许多新观点新要求。比如,明确把“能否坚持实事求是”上升到党员干部“党性强不强”的高度来看待,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并基于历史经验教训得出一大基本结论,即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党就能够形成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离开了实事求是,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严重挫折。二是把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有机统一起来,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与根本工作方法,进一步明确贯彻落实实事求是的具体路径、工作方法。比如,强调好的方针政策都应该来自人民、顺应人民的意愿、符合人民的所思所想、在实践中接受群众检验;要求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三是把调查研究作为坚持实事求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与必要条件。习近平明确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强调无论是正确的决策还是贯彻落实都离不开正确的调查研究,必须找准问题、有的放矢,按照“深、实、细、准、效”的标准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断增强看问题的眼力、谋事情的脑力、察民情的听力、走基层的脚力,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四是强调真抓实干、抓铁有痕、发扬钉钉子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着力推动全党崇尚实干、力戒空谈、精准发力、真抓实干。他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执着,要以钉钉子精神真抓实干,绝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习近平指出,对共产党人而言,讲“认真”不仅是态度问题,而且是关系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大问题、关系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大问题、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并告诫全党,如果不抓实,再好的蓝图只能是一纸空文,再近的目标只能是镜花水月。四、结
2023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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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先春 || 习近平关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思考

本文作者:许先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副馆长、研究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新国家粮食安全观为指导,坚定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立足世情国情粮情的深刻变化,作出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重大决策。习近平对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进行了深邃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有力推动了国家粮食安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一、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形成背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底线思维审视我国粮食安全态势,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审时度势而作出的战略抉择。(一)着眼国家粮食安全作出的新部署联合国粮农组织分别于1974年、1983年、1996年3次对粮食安全作过定义。1974年的定义提出,粮食安全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这一表述重点强调的是粮食供给的数量。1983年的定义提出,粮食安全是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这一表述除了粮食供给的数量要求外,还从消费的角度增加了买得到和买得起的要求,强调要最大限度地“保基本”,即保障基本食物需求。1996年的定义则进一步明确,粮食安全是让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足够的、安全的和有营养的食物,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这一表述进一步丰富了粮食安全的内容,更加突出了粮食安全的质量,反映了人们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认识更为全面、更加深入。保障粮食安全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永恒课题,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的战略高度认真加以对待。习近平指出:“对粮食问题,要从战略上看,看得深一点、远一点。”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农业大国。从历代王朝更迭、政权交替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启示: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农业兴旺、农民安定,则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农业凋敝、农民不稳,则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放眼世界,那些真正实力强大、没有软肋的国家,无不拥有独立解决本国吃饭问题的能力,而不用依赖世界市场。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表明,稳定、自足的粮食供应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政局稳定的重要保障。有些人天真地认为,有钱就能买到粮食,多进口一些农产品还可以节省自己的土地和水资源。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一旦发生大饥荒,有钱也没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国际上一旦有风吹草动,各国就先捂住自己的粮袋子,这一幕反复上演。如果在吃饭问题上被“卡脖子”,粮食安全出了问题,就会被一剑封喉,谁都不可能救我们,谁也救不了我们。特别是在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粮食安全必须得到绝对保障,必须坚持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粮食安全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习近平深刻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中国的事就稳得住”。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粮食丰则基础强,经济社会发展就能赢得战略主动,反之就会出现波折。虽然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不断跃升,服务业迅速发展,但农业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始终不能小觑、不能弱化、不能放弃。我国已经进入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同步发展的阶段,农业在“四化同步”中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其他“三化”的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无论社会现代化程度有多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安身立命之基。只要粮食安全得到完全保障,我们稳大局就有充足底气,应变局就有坚定信心,开新局就能掌握主动。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和战略基石,是关乎国计民生、关乎生命安全和生存安全的重大问题,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一时一刻也马虎不得、松懈不得。如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习近平高度重视,念兹在兹。2013年12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国家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随后的12月23日,他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系统阐述了粮食安全问题,强调
2023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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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1期目录

《中共党史研究》联系电话:010-55604880(编辑);010-55627407(发行)投稿邮箱:zszzs@vip.sina.com
2023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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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二〇二二年总目录

《中共党史研究》联系电话:010-55604903(编辑);010-55627407(发行)投稿邮箱:zszzs@vip.sina.com
2023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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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负责人就《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出版答记者问

05版)《中共党史研究》联系电话:010-55604903(编辑);010-55627407(发行)投稿邮箱:zszzs@vip.sina.com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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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赫依 || 抗战时期环县事变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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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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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青山||新时代是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的新领域

【编者按: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同志在《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发表的这篇文章,阐释了提出和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客观现实依据,明确指出无论是从时段上讲还是从内容上讲,关于新时代的研究都应当成为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一个新的重要领域。文章对做好新时代党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年的历史,既是党史,也是新中国史。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们二者是重合的。党史是新中国史的核心部分,党史贯通新中国史的始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史新中国史有了新的内容。新时代标注了党和国家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它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延伸,同时又是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量变积累历史,质变划分历史。新时代对党史新中国史来说,是个什么概念,具有怎样的内涵和意义?它对深化党史新中国史研究有着什么样的新要求?一、新时代是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们党肩负的两大历史任务看,新时代是党史新中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1921年7月建党开始,至今已经98年了。新中国的历史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至今已经整整70年了。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第一大历史任务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宣告完成。第二大历史任务即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如果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算起,我们至今已为之奋斗了70年,这个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建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段历史28年,用关键词概括叫革命。在这一历史时期,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我们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段历史29年,用关键词概括叫建设。在这一历史时期,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进行各项社会改革,进而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时期尽管经历了曲折,但党和人民奋斗、创造、积累的成果,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宝贵经验。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我们党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段历史34年,用关键词概括叫改革。在这一历史时期,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翻开了党史新中国史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改革开放发展了中国,活跃了中国,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开始,我们党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段历史至今虽然仅仅7年,但如果计算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间长度应该是38年左右,用关键词概括叫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此基础上我们继续奋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这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纵观党史新中国史,如果说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是为了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奋斗是为了兴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奋斗是为了富国,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奋斗则是为了强国。革命、建设、改革,为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救国、兴国、富国,则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和继续,是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领导人民的伟大实践是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救国、兴国、富国、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二、新时代是党史新中国史划时代的新坐标从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看,新时代是党史新中国史划时代的一个新坐标。党史新中国史是一个不断认识和解决不同历史方位下的社会主要矛盾,从而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带领人民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确定了不同的历史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我们党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落后、一穷二白的现状,我们党确定了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和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我们党确定了在改革开放中创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要求,确定了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任务。提出和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客观现实依据是什么呢?首先,从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看,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前所未有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其次,从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看,当代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和重塑。从2012年到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51.94万亿元增长到90.03万亿元,年均增长7.5%,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0%上升到15.2%。我们具备了过去所没有的良好发展条件,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再次,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已稳步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改革也已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攻坚克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态,改革已经悄然发生具有实质意义的变化。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我国已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这个历史方位就是新时代。新时代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各项成就在量的积累上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质的方面的跃升。新时代与新时期紧密相联,它既是对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三、新时代是党史新中国史新的里程碑从我们党带领人民实现伟大梦想看,新时代是党史新中国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必将成为党史新中国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新时代是“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我们要完成的第一个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现在,我们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按照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我们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安排,提出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提前了15年;同时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更高目标,丰富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涵,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强音。四、新时代是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的新领域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历史研究的范围也要随之延伸。如果我们以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即2049年为历史节点计算,新时代38年的时间,将占到届时新中国100年历史38%的篇幅,占到届时中国共产党128年历史29.7%的篇幅。仅从历史长度上看,新时代是名副其实的党史新中国史的“重头戏”,更不用说新时代的历史实践何其丰富、何其伟大。可以说,无论是从时段上讲,还是从内容上讲,关于新时代的研究,都应当成为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一个新的却又极其重要的领域。或许我们经常听到一种传统说法:“当代人不修当代史。”这种说法认为,历史研究者一般要与自己研究的对象保持半个世纪的距离。然而,历史研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可以随着现实需要的改变而有所变化的。现在各国史学研究者所作的研究都距离现实越来越近。这种趋势反映了一种需求,即人类社会发展越快,人们就越需要对自身所处的方位有比较准确和及时的判断。其实,历史与现实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功能是“了解过去,理解现在,构筑未来”。研究历史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对现实有更全面的认识,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用新时代的历史征程来为其界定内涵、塑造灵魂、彰显本质。这是我们将新时代纳入党史新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所在。正因为是新领域,新时代历史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党史研究相比,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比如这是正在发生的历史。由于时间离得近,这段历史中的一些重要情况现在还难以了解,一些重大决策部署的历史背景、来龙去脉等问题还难以把握,一些重要事件还没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来沉淀,它们对历史的影响究竟如何还有待观察。又比如,要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党建等领域的问题,就必须运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方法。这是与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党史研究有很大不同的地方,需要党史研究者具备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此外,面对着海量的公开信息,如何筛选史料,如何辨别真伪,这对党史研究者也是很大的考验。不仅是新领域,关于新时代的研究,还是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的一个薄弱领域。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深化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的迫切需要。新时代已有7年时间,关于新时代的理论研究成果虽然很多,但大多是从现实角度讨论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问题,如理论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等等,尚无从发展历史和总结经验与规律的角度加以研究的成果,有待弄清的史实、需要讨论的问题还很多。从深化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的角度看,这仍然是一个亟待开拓、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历史。推动研究新时代历史的工作不断深入、成果不断涌现,是摆在身处新时代的党史研究者面前的重任,也是我们的光荣使命。新时代的党史研究者,必须胸怀强烈的现实关怀,关注中国的现实,关注世界的现实,思考如何应对未来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准确揭示历史给我们提供的全部条件,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充分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资源,把握中国和世界变化的基本趋势和客观规律,推动人们思考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尊重历史研究的客观规律,统筹谋划、突出重点,努力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提升研究水平,多出研究精品,以更有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的研究成果,更好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注释从略)《中共党史研究》投稿邮箱:zszzs@vip.sina.com
2022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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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兵||第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

一、深刻认识和把握百年党史的历史主题
2022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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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青山‖从讲政治的战略高度,以历史主动精神,做好新时代党史和文献工作

(本文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同志于2022年1月17日在全国党史和文献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所作工作报告的第三部分)
2022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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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1期目录

编辑:朱昌裕审核:沈传宝
2022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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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组织的血脉:党内交通研究的再检视

(本文作者: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特任研究员)组织沟通的建立是整合组织资源、实现组织目标、形塑组织文化的基本前提之一。对于作为一种革命组织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同样如此。在革命实践的进程中,中共实现组织沟通的具体方法便是通过党内交通这一物理性质的传输手段传递文件、信息,输送干部、物资。简而言之,信息、人、物的传输是党内交通的基本功能。早在建党初期,中共中央便已认识到党内交通的重要性:“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滞,影响于人的生死。”党内交通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一传输网络可以帮助中共测知内外环境的变化,整合组织资源,从而维系和发展自身的组织力量。就此而言,党内交通能否正常运转,事关组织的兴衰存亡。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党内交通研究的意义没有得到历史学界的足够重视,研究思路也存在若干局限,因而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较为缓慢,至少存在以下五方面问题或不足。第一,概述、回忆性质的文章偏多,实证性质的研究较少。概述性的文章多为机要部门相关人员撰写,重点往往在于陈述过程和总结经验,而非学术性质的假设与求证。此类文章虽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但由于没有明示史料出处,使得历史学者在使用此类史料时颇感棘手。回忆性的文章(主要是集体写作性质的回忆录集)虽然为数不少,但内容非常零碎,关键信息很难收集。更令学者感到困扰的问题是,由于党内交通往往被认为涉及党的秘密工作,因此负责党内交通工作的重要人物一般没有出版回忆录或文集。同时,相比于其他主题,党内交通主题的史料汇编也相对较少。显然,实证性的研究成果较少,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目前的史料条件。必须要说明的是,相关史料只是相对较少,并非到了无法研究的程度。尽管党内交通研究的史料分布较为零散,但历史学者仍然可以灵活地运用邮政、地方革命文献、地方志以及军史的通信兵等方面的资料。第二,地区个案研究逐渐增加,勾勒全局的通史性著作尚未面世。尽管资料方面存在较大限制,但仍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推动党内交通的实证性研究。目前,研究的增长点主要体现在地区个案的积累,而非整体性、长时段的专题性通史书写。在地区个案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开始穿透历史表层,注意到“人”的属性与“结构”的因素。例如,有研究者在考察冀中区的案例时,就注意到交通员的性别、党派身份、籍贯等属性特征。笔者认为,交通员的属性是影响党内交通运转质量的关键要素。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党内交通一般采用单线联系的方式。同时,交通员常年来回奔波,且需要在活动区域内建立有效的社会关系。可以想象,对党组织来说,交通员并不是容易发展、管理的对象。而从个人角度而言,交通员在当时似乎不是受欢迎的职业选择。这无疑增加了党内交通建设的难度。在革命战争的特殊背景之下,党组织是如何吸收、管理、教育交通员的?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仍缺乏讨论。另外,有研究者注意到党内交通与邮政、发行工作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以及各分立的体系实现“三位一体”组织形式的过程与曲折之处。无疑,这种结构性的分析视角对深化党内交通研究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此类研究仍聚焦于革命根据地的个案,面临案例代表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所谓“邮、交、发”三位一体的构造是局部个案,还不是具有历史普遍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个案之间的对照比较以及勾勒全局的专题性通史著作的必要性就得以凸显。然而,管见所及,目前尚鲜见超越地区个案的实证性研究著作。当然,通史著作的形成需要个案研究的丰富积累,个案研究也需要通史著作般的大局观照,此为目前党史学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此处不再赘述。第三,以1949年为界线,相关研究成果存在显著断层。众所周知,近年来的党史学界逐渐开始跨越1949年这一时间鸿沟,试图从历史的整体性与连续性视角解读中国革命。同理,党内交通研究也应延伸至1949年以后的历史时期,继续完善这一研究课题的学术体系。但是,从党内交通研究来看,无论是概述性、回忆性的文章还是既有的相关历史研究,主要的说明对象都是1949年以前的时期。实际上,党内交通的发展在1949年前后存在着很强的连续性。相关材料显示,在1948年间,中共中央及其直属机构发出十几次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同时,“为了保证报告请示制度的顺畅实施”,中央办公厅在1948年11月召开党内交通工作会议,试图对这一传输网络进行全面整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交通的组织结构经过了数次全国性的调整(例如划归军邮系统,后又划出),最终于1957年确定了在邮电部门内分设机要通信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设置延续至今。以上情况说明,党内交通的系统性整合,也是中共建政的重要环节之一。然而,1949年以后党内交通的组织结构、人员配置以及运行机制等具体细节,几乎不为人所知。第四,缺乏跨学科的理论对话。历史学者一般倾心于描述史实并作出解释,而对形而上的理论建构往往敬而远之。因此,缺乏理论关怀,常被认为是历史学者的通病。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理论对话(并非套用理论)对历史学的发展甚为有益,因为对话的形式有助于各学科相互刺激、相互借鉴,从而产生化学反应,形成新的研究思路。例如,1948年,美国的应用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2022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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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骏‖觅求“真实”与理论反思——对百年中共党史研究的两点思考

(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百年中共党史研究硕果累累,成就斐然。举凡著作、论文、传记、年谱、文集、资料汇编等公开出版物就已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为后来者铸就了高台、建立起楼宇,在此基础上的临风远眺便有了进一步的可能性。当然,研究者在驰目骋怀之际,也仍需要更仔细地观察高台的形制、楼宇的结构,才能一方面更加发挥党史研究“教科书”、“营养剂”和“清醒剂”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也让党史之远眺和遐思更有凭借与力度。在这一观察过程中,觅求“真实”与理论反思既是党史研究一直要做的工作,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任何类型的历史研究都迫切需要推进的任务。历史研究的首要目的是“求真”,党史研究亦不例外。但对于何为“求真”、如何“求真”,目前却存在不同的理解,其中的一个强势面相就是把“求真”简单地理解为“求真相”。“真相”特别是人、时、地等细节性真相是史学的基石,比如在党的历史上某次重要会议何时召开、何处召开、几人参加,最早涉及重要理论概念的文章为哪篇,某次著名战役伤亡几何、战果多少等等,当然是党史研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这些毕竟是“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史学的“求真”,除了“求真相”,还要“求真实”,二者相辅相成,联结互补,方能切实推进党史研究。所谓“求真实”,如做最大简化地界说,就是把握一个完整的世界,建立细节真相之间的联系,破除截然两分的思维。李达曾言:“史料的缺乏,阻碍我们研究的进行;而史料的真伪的鉴别如有错误,结果必会颠倒历史的真相。”在今日这个“史料爆炸”的年代,史料“缺乏”的状态已得到很大改观,但史料“多”是不是就一定能推进历史研究?其实未必。一个显而易见的状况是史料“多”,大大增加了史料真伪鉴别和史料剪裁取舍的工作量。相较从前,研究难度在史料获取方面虽然降低了,但在史料“加工”方面提高了。同时,史学“考证”从来不是一堆史料的简单铺排、串联和叙述。蕴涵细节“真相”的史料很多时候并不能够直接得出“历史真相”,“历史真相”恰恰需要把握住“历史真实”才能得出。下面兹举一例加以说明。1923年初,因蔡元培辞北大校长事,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写有一篇名文叫《蔡元培是消极吗?》,文章讽刺某些人“今天谈安那其,明天不妨捧小政客;今天谈共产主义,明天又不妨作教育次长”。其中因“谈共产主义”被胡适讽刺的人物,长久以来不少研究者认为是陈独秀,如《陈独秀年谱》编者就认为这段话是胡适对陈独秀的“人身攻击”,并特别作按语说,文中的“教育次长”指“陈独秀曾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胡适的文章当然是因陈独秀发表在《向导》上对蔡元培辞职事的评论而起,表达他不同的意见。但这并不代表胡适笔下的“教育次长”指陈独秀,其实他说的是当时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胡鄂公。胡鄂公的生平经历及其与“共产主义”的离合,有待另文详考,此处不便展开。但将北京政府的“教育次长”与风马牛不相及的“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等同,这种明显的“历史真相”错误大概不是因为《陈独秀年谱》的编者掌握史料不够多,恰恰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真实”把握不足。围绕此事的“历史真实”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本逻辑。在1923年1月至2月的时间点上,胡适眼里的陈独秀确实“左倾”,二人在政治立场上分歧甚大,但由此而来的推论应是胡适认为陈独秀真在讲“共产主义”,不会推论出陈独秀表里不一,讲共产主义是假、逐禄追名为真。第二个层次是引发二人争论的大事件乃北京各高校师生驱逐政客彭允彝担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陈独秀在《向导》的评论中强调打倒北京政府的“恶浊政治”,要依靠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不能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胡适则认为:“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固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先要人不肯做猪仔,然后可以打破这个猪仔的政治!”可见,二人对北洋“恶浊政治”的认知是共同的,不同的是他们改变“恶浊政治”的手段。因此,若要确定胡适笔下谁是“教育次长”,谁捧“小政客”,应在北京政府官僚议员的“猪仔世界”内锁定,而不会是陈独秀。第三个层次是胡适与陈独秀虽有笔墨之争,但若双方文字中存在“人身攻击”的部分,大多时候并非指向对方,因为二人私底下关系非常不错。如1923年4月7日,陈独秀写信给胡适,开篇即“弟已于前月廿六号到广州,一切平安,勿念”,接着推荐瞿秋白的书,请胡适“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最后要求胡适《努力》“每期赐寄一份为叩”。可是这封信到了《陈独秀年谱》编者笔下,被过滤了众多能反映二人关系的细节,只剩下“致函胡适,催早日出版瞿秋白介绍‘新俄’的书,告广州局面‘尚称巩固’,‘孙(中山)公政策以锐意裁兵为天下倡,一时决无向外发展计划,鄙亦以此计良佳’”。更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陈独秀的专门年谱,前引信已明确陈独秀“前月廿六日”即3月26日到广州这一细节,但编者将时间误植为2月26日。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只有把握住“历史真实”,才能真正逼近“历史真相”。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是联系地、动态地、发展地考察历史,因此在“历史真实”的把握过程中要警惕固化历史,将一些结论视为天经地义,不容更动。前述例子虽是一个关于“历史真相”和“历史真实”关系的小问题,却能反映党史研究领域对于中共与胡适等人关系的一些思维定式和固化结论,进而从一个侧面提示研究者思考相关的更大问题即1921年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所谓“三次论战”指“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曾编过一本《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三次论战资料选编》,资料极好,大大方便了研究。其他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资料集也多会选编“三次论战”的资料。这些资料集在呈现中共知识分子自身言论的“历史真相”方面已基本完备,但在把握“历史真实”方面,从今天来看仍有一些未尽人意。这些资料集虽然在取材上已相当程度体现了毛泽东所言的“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的倾向,但不足也比较明显,主要是一些文章并不太容易被纳入“对照”的范围,但能反映当时“主义”传播的一般状况和其他状况,以上资料集就常不选入,如《国民公报》《时事新报》和一些无政府主义小报上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基于以上资料集,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些相关著作在预设里较普遍地将“三次论战”视为“敌对双方的斗争”,其论述常凸显双方的针锋相对,呈现的是新兴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义”只有“斗争”的场景。因此“三次论战”的研究突破点,就在于以丰富“历史真实”来推进认知“历史真相”。最近30多年来,学术界已为此作出了持续努力。毛泽东曾指出:“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这虽然说的是1927年以后的情况,但亦反映毛泽东深知陈独秀“联合”多于“斗争”的长程“历史真实”。对此,胡绳在1990年主持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初稿时已指出:“同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论战,与其讲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第一次论战,不如讲是初期新文化运动内部发生了分化。”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表述里,“问题与主义”之“论战”改成了“论争”,其他两次则仍是“论战”。到1995年,胡绳更正面指出,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即使梁启超、张东荪反对当时搞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是反动的。这样的观点写进了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三次“论战”都改为了“论争”。胡绳等学者将“论战”改易为“论争”,虽只一字之差,却是把握住“历史真实”的卓见。至少在1925年之前,李大钊、陈独秀与胡适等人的关系基本属于“我们”的范畴。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另一方主角——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虽然被胡适等人区分为“他们”,在相当程度上相较李、陈、胡之间的关系疏远,但这种“疏远”也需要作出一些分析。一要看时段,至少在1920年11月前,“我们”和“他们”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一个明证是研究系机关报《时事新报》会持续登载《新青年》的广告,称其为“最有进步的月刊”,并特别说到《新青年》的“‘易卜生号’、‘戏剧号’、‘马克思号’、‘礼教号’,在中国杂志界,算是创举,颇有特别的精彩”。二是即使在此之后,也不能说双方就是完全的“敌人”,共同之处其实不少。罗志田就指出当时各方比较接近的大致有两点:“一是中国必须借重西方的主义或学理,但却不能照搬,尤其是不能照搬资本主义;二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就是民生问题。观论战各方所提的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案,虽然出发点和所用的标签不尽同,具体的措施也不一样,但均对资本主义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而倾向于某种社会的解决。”罗志田的精彩分析勾画了建党前后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浑朴”局面。“浑朴”局面或未必有助于分辨敌我,但若如前文所述分明的“敌”“我”在不少时候本非“历史真实”或“敌方”其实另有其人,也可证明在建党前后,中国大地上已有着政治派别立场虽不同但齐声呼唤社会主义、扬弃资本主义的共同基础。共同基础的存在,正从一个侧面说明数千年文明史、近代人民斗争史和中国共产党奋斗史之间的紧密联系。1928年,陈恭禄曾批评吕思勉“先有了中国已有共产社会的成见,便武断孔、老的理想社会,作为追想共产社会”的认识,吕思勉则回应说,“鄙人本未谓孔老之说,即欧洲十九世纪之共产主义也”,但“一人之思想,不能全无事实以为根据,儒家所述制度,谓其杂以理想,非纯粹古代之制度则可,谓其中全无事实,纯出理想,则不然也”。吕思勉的话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它说明中共建党除了外来的理论与支持,更有内生于中国、植根于历史的理想与事实。这些理论、支持、理想、事实共同构成了围绕于“中共建党”这一伟大事件的历史环境,其间有许多真相值得继续追索研究,有更多真实需要继续联系体味,而更多“历史真实”的联系和体味则与“理论反思”这一问题紧密相关。理论时常需要反思是因为理论需要直面学术研究、社会生活与政治发展的矛盾处和尖锐处。在建党百年之际回望,大略可以说,中国自1840年以来走过的理论探索历程,很大程度上是向域外学习(无可否认,原初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的、域外的)并不断使之中国化的过程。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之前,已有形形色色的域外理论传入,并在中国改头换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之后,它即处于与之前传入、同时传入和之后传入的各种理论的竞争之中。直到今日,竞争也不能说已经终结。这样的竞争对历史研究有着深刻影响,具体到党史领域大致有两个醒目问题。第一,如何认识帝国主义。这个问题在40多年前答案是比较清晰的,按照《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经典说法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到1990年前后则变为了“现在我们的文章连帝国主义也不大说了”。从“最主要矛盾”到“不大说了”,变化不可谓不大。这个“不大说”的局面到当下也未有根本性改变,究其原因则有表象和实质两个方面。从表象上看,这个局面的形成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党史研究的互通有关。近30年来,大量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人员进入党史研究,大量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具体成果为党史研究所借鉴和吸收。这一方面当然是令人欣喜的彼此开放和互通有无,但另一方面也不能说全无忧思之处。就笔者的有限观察,目前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理论依傍中,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党史理论,彰显度实在不足,蒋廷黻、陈恭禄等民国史家的观点和海外研究尤其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理论则占据了更为显著的位置。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初兴,蒋廷黻、陈恭禄等史家的著作或因其自身学术位置,或因被遴选为大学丛书而风靡一时。近40年来,民国怀旧之风和“现代化史观”构建又让其人其书得书商追捧,受读者关注。时至今日,沉心而思,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不过是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则为一面面俱到之教科书。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有草创之功,但其水准评价到何种程度亦需有一定分寸,而其所涉之理论、史观则更有重加检讨之必要。所谓“现代化史观”一说本有可讨论的余地,因为(阶级)革命史观从来也没有说不要“现代化”,只不过如胡绳所言,现代化(工业化)的道路有两条,其中一条道路是在不根本妨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发展工业,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发展工业的道路。走这条路,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而阅读蒋廷黻、陈恭禄等人之书,这种以“不根本妨害帝国主义”来实现现代化的论述比比皆是。比如陈恭禄就说:“小国政治入于轨道,内则维持境内之治安,外则遵守国际间之条约,实一主因也。中国对外,本于固有之思想,应付新环境之问题,徒供外人侵略之口实,造成现时国际间之局势。”蒋廷黻讲得更加直接:“一切的有作为的,向上的民族都在那里求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的膨胀。古代如此,现在亦如此……甲的势力膨胀过于乙的,如列强与中国之间,那末帝国主义自然而然的就来了。这是一种天然现象,无所谓善恶。如要谈善恶和责任,那末强者和弱者是同等的须负责。”这些论述作为表象,背后反映着“不大说”帝国主义的实质,即历史研究事关万千人心目中“过去”的竞争,党史研究尤其如此。20世纪30年代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与其他人士分享、书写着一个共同的“过去”,这个共同“过去”的核心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于全世界的压迫和对中国的侵略。但另一些人士虽然在同一时空下,他们是否分享、书写着共同的“过去”则相当可疑。上文所引蒋廷黻的说法即来自他在美国求学时阅读的霍布森《帝国主义研究》,读完此书后,他的想法是:“殖民地区与被殖民地区之间的力量相同,就不会发生所谓殖民地化的问题。在不同的力量间予以调和能解决殖民问题吗?彻底消除殖民对人类能产生绝对好处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殖民或帝国主义并不深恨……那些日益继日终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准的人,我认为他们是自戕、是怯懦。”很明显,如何看待殖民问题,如何理解帝国主义,蒋廷黻等人的理论原点和基本观点都与党史研究的理论原点和基本观点大相径庭。时至今日,这样的冲突并未消解,当然也不宜消解,否则类似“英国对所有参预建立大英帝国的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都用不着抱歉,因为帝国主义的种种是混杂的,但总说起来,都是有价值、仁慈的”这样的观点,仍可能以各种面貌或明或暗地出现,进而影响党史研究的科学性。第二,如何运用域外理论。40多年来,各种各样的域外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登场,层出不穷。仅就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影响较大的举例,就有费正清、施坚雅、柯文、福柯、哈贝马斯、萨义德等一众姓名,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就理论本身而言,这些学者的影响力本不在同一量级上,有的对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皆有影响,有的则只是在美国中国学中国史这一分支上有所影响。这还只是就国际学界的状况而言,他们的学说进入中国以后,又有另一番模样。福柯、哈贝马斯、萨义德等人的学说尚有各学科较深入的研究,而引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是挪用是否得当、焦点是否失准等。费正清、柯文等厚厚的著作则或已被缩略为几个词汇,如作为事件的、经历的和神话的义和团历史;或简化成几个表述,如“冲击—反应”模式、“在中国发现历史”等。其实他们的学说本身能否构成“理论”尚待斟酌,即使可构成“理论”,围绕这套理论的生成、延展、中国流布等问题也大多还缺乏细致扎实的研究,这里所谓“细致扎实”指的是厘清它们的前后左右,真正去探求、理解费正清、柯文等人的词汇、表述从哪里来,又以怎样的方式、在哪个层次发挥影响,而不是如目前这般,一些研究者只及其片言只语,不及其整体结构;多流为海外学林的掌故逸事,不做著作、论文的严肃分析;仅着眼美国中国学这一分支,而不探求欧美整体的学术环境。进一步说,上述理论学说在严格意义上都已不算真正的“新”,各种以“新”“全球”“后”等为前缀的理论更为后出,也更为多样。这些理论学说作为学术百草园中竞存之一枝,均有其独特内涵和认知价值,但就党史研究乃至任何一种历史研究而言,求“新”与求“根本”一方面有相合之处,因为“新”若能立得住,就证明其有助于“根本”,但另一方面,二者也有所区别。因此,若以求党史研究之“根本”为本位,以“新”理论学说为辅助,则在建党百年之际有以下方向值得深入思考。首先,围绕马克思主义原典所产生的诸种材料,一方面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根本”立足点,但另一方面也是从事新的报刊史、阅读史、传播史研究的起点。以世界上第一家无产阶级日报也是第一个共产党实际上的机关报《新莱茵报》为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直到2020年,在四川大学陈力丹教授的主持下,其编译和研究方获得较大进展,证明在此领域“根本”与“新”之结合的空间极大。本着进一步深入原典、理解原典的历史语境目的出发,党史研究者也需要在这一方面加强探索,至少要有所措意。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曾指出:“一些做学问的人,在时代和地域的局限下,要总括人类的发展史,眼前现成的资料就只能看到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日耳曼人的封建制,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兴布尔乔亚的资本主义。顶多,再从英国在印度的杀人放火者的记录的夹缝中得知一点水利灌溉和专制主义。”这就提示我们,对原典理论的批评不应简单地停留在这是“谁的错误”之上,后来者“继承了这些,发扬了这些”,也不应当被认为是后来者的错误。研究者需要认真探讨“时代和地域的局限”究竟是什么,毕竟如能辩证地看,所谓理论的发展,必有理论的局限。“新”与“根本”的结合是要把各个时代理论的局限不仅仅看作一个结论,而是看作一个历史过程。从原典开始讨论局限之“局”如何形成、“限”在何处,进而释放每一句富含时代特征之理论话语再研究的可能性。唯有如此,党史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历史的螺旋式上升,揭示中国革命如何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其次,党史研究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从来不是纯粹的概念演绎与辞藻发挥。理论除了具有知识结构之外,更具有情感结构。这又是“新”与“根本”可以结合的领域所在。理论的情感结构在党史研究中目前最主要的可拓展处有二。一是关注每一个具体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左翼人士凭借理论以“自我革命”的过程。赵俪生就提到他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精义滚滚而来”,带给他的影响不是一时而是终身,表现在中年以后的论文题目,多爱使用“分析”“剖析”字样,可见对此书的“爱慕之深”。他又说最爱读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记住了其中一句辛辣的俏皮话“脑袋钻不进去的地方就把尾巴插进去”。赵俪生对此语可谓终生不忘,几十年来每当读一些把明明白白的大道理偏偏引到诡辩的死胡同里去的时候,他就笑吟吟地说:“又在那里插尾巴了。”这样由理论冲击进入人生反思、由人生反思汇入终身认同的个案还有很多,非常值得深入梳理与分析。二是关注从“自我革命”到“社会革命”进程中理论的“人民性”问题。有研究者曾指出:“长期以来,党史著作中强调中共‘左’倾错误主要是不能正确对待资产阶级。这个论断其实忽略了‘左’倾另一个主要错误,即不能正确对待小资产阶级。”这一看法提示研究者,从中共诞生之日起,“人民性”即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级力量共同构成,但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的先锋队“三位一体”要求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渐渐完整、渐渐清晰的,其间不仅充满着理论的发展、曲折和探索,更不乏情感的澎湃、无奈与皈依,留有大量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在这风华正茂中,党史研究亦如绿树般郁郁葱葱,在盎然绿意之下是“历史真实”的沃土与“理论反思”的活水。研究者需扎根这沃土,吸收这活水,立足日新月异的现在,考察苦难辉煌的过去,以走向光明宏大的未来。编
2022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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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芳‖一九二〇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争议

〔编辑手记1〕李国芳老师的这篇文章示范性地回答了两个经典问题,或许能给青年学者带来启发。一是传统议题如何出新的问题。关于劳动主义的兴起、实业救国的实践、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等,学界已有不少成熟研究,但从一次具体的招工争议引申到劳动主义与发展工商业如何平衡的问题是新的研究和写作思路。这种“小切口、大视野”的选题设计是学界所推崇的,可贵的是作者没有落入“两张皮”的写作陷阱,其观点自然地流露于行文叙事中,使延伸议论不至于空泛、具体叙事不至于琐碎,最后落脚到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上来,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二是如何回到历史现场的问题。该文的研究对象十分具体,即一次招工引发的社会争议,距今已一个世纪有余,其时其事的具体情况难以确见。正因如此,虽然学界也曾注意过这次招工引发的社会争议,但既有研究仍没有很好地还原事件本末。该文在史料挖掘与解读方面更胜一筹,能讲清楚是谁在争议、争议什么、为何争议、争议的结果与影响,实属不易。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解读史料时保持着清醒中立的研究立场,没有被劳、资、学哪一方的观点带偏,既有置身历史现场的自觉,又有“倒放电影”的反思,在活泼的语言中澎湃着理论的思考,使读者不觉枯燥亦不觉混乱,于流畅叙事中感知历史的复杂面相。〔编辑手记2〕李国芳老师的这篇文章可谓典型地彰显了早期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的义正言辞的政治(道德、道义)批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艰难发展以及普通民众对于资本(主义)雇佣制的复杂心绪之间那种巨大的历史张力关系,特别有助于历史研究者思考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长时段历史议题。大约具有历史张力感的选题都会带来别样的阅读和编辑体验,能让我们感受到如同历史万花筒般的那种特殊吸引力,这也大概就是本文吸引我们进入历史隧道深处的一个原因,也是历史研究本身的巨大魅力所在吧!另外,本文所开掘的一些民国报刊史料,很有史料价值。今后凡是研究和思考与资本主义批判相关的一系列历史问题,只有深入这种史料层级,大约才会取得学术新意。〔编辑手记3〕这是一篇视角独特、非常有价值、有意思的文章。文章借助对1920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所引发社会争议来龙去脉的清晰描述,探讨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文章将一个看似微观的问题放在寻找拯救中国之路的宏观历史背景下阐述,至少为我们展现了三个层面的历史问题。一是反映了中共建党前夕中国社会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将中国社会在同一历史时空下所具有的不同发展状态和社会思潮,以辩论双方、沉默的湖南女工迥然的思想观点和行为选择表现出来。二是既要改造社会、富国强民,又要避免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社会危机等弊端,在不脱离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前提下,怎么才能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三是在皇权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后,从西方输入的各种“救世主义”盛行,中国人应该选择哪一种发展道路救治中国的贫弱问题。另外,尽管文章选择的研究对象比较具体,却能做到“一叶知秋”,如此研究历史,便无“碎片化”之忧。(本文作者
2022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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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理||深刻理解把握制定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深刻依据、丰富内涵、重点内容和核心要义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建党百年之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会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审议通过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回顾党百年走过的光辉历程,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着重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明确要求,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把握制定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深刻依据、丰富内涵、重点内容和核心要义,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在新时代更好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一、深刻理解把握总结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深刻依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制定第三个历史决议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的组长,先后三次主持召开全会文件起草组全体会议,三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决议起草工作进行直接指导,从框架方案到送审稿,对每一稿都认真审阅修改、给出具体意见、提出明确要求,始终引领文件起草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是正确总结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顺利完成制定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用一次全会专题研究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审议通过第三个历史决议,是有深刻战略考虑的。概括地说,这个深刻战略考虑,就是决议序言提出的“三个需要”。(一)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是我们党百年来不断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我们党百年来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取得胜利的成功之道。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他强调:“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也指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回顾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通过制定两个历史决议,成功校正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前进方向,对推动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历史决议,是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的诞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的军事方针由针对国民党为主改为针对共产党为主,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把主力更加集中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连续进行“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抗日根据地面临前所未有的极大挑战。国民党反动派也接连发动新的反共高潮,最突出的是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国民政府彻底停发八路军全部军饷。我们党和抗日武装面临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侵略者双面夹击的严峻形势。对我们党来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形势实现了历史转折,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尤其是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还没有在全党得到清算。1940年3月,王明还把他的“左”倾教条主义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重印并散发,仍然顽固地坚持其错误主张。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我们的党员队伍发展很快。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到1938年底,党员人数已经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时的4万人发展到50多万人;到1940年的时候,进一步发展到80万人。这些新党员中,许多人出身于农民或小资产阶级,需要进一步解决思想入党的问题。老党员思想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突出表现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党内还有相当市场。我们党开展的延安整风,主要内容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当时复杂严峻的革命形势,以及党员队伍的状况,迫切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为战胜困难、夺取抗战胜利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第一个历史决议,正是适应形势任务发展的迫切需要应运而生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系统总结我们党成立以来,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严重危害,高度评价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大贡献,充分肯定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分清了是非,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为党的七大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第二个历史决议,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同样是在重大历史关头,适应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迫切需要的产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些人受过去“左”的思想束缚,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还有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曲解“思想解放”的口号,极端夸大党所犯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势必会带来严重的思想混乱,直接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正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评价,特别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分清了是非,统一了全党思想,对推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今天,党和人民的事业又来到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在党成立一百周年重要历史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重大历史关头,全面总结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对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郑重作出的一项历史性、战略性的重大决策。第三个历史决议必将同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对更好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二)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坚持党的领导,是总结党百年奋斗历史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回顾党百年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遵义会议前,党和人民事业之所以屡遭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党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还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党的路线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我们党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各方面工作发生深刻变化,中国革命从此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至关紧要。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民前途和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制定第三个历史决议,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入研究党不断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百年历程,深刻领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三)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我们党是一个百年大党,成就辉煌,党内外、国内外赞扬声很多。尤其是在建党百年之际,这种赞扬肯定声音更多。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保持清醒头脑,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否则,忘记初心和使命,我们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能不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如何才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是我们党需要始终不断回答好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是我们党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不断发展壮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强领导核心的根本原因。回顾党的百年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通过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我们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始终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二、深刻理解把握第三个历史决议的丰富内涵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波澜壮阔,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与前两个历史决议主要总结党的历史教训、分清历史是非不同,第三个历史决议把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准确把握党的百年历史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作出的重大决断,有利于全党从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在新的赶考路上再立新功。(一)深刻理解把握党百年奋斗四个历史时期创造的四个伟大成就第三个历史决议把党和人民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对党百年奋斗创造的四个伟大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给予了高度评价。四个历史时期创造的四个伟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光辉历程四座巍峨耸立的丰碑,四个“向世界庄严宣告”充分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价值所在。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总结四个历史时期创造的四个伟大成就时,有着鲜明的特点。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从这个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开篇,随后都讲到每个历史时期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这既是这一时期主要任务的主要依据,也是我们把党百年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的主要依据。紧接着大量的篇幅是回答我们党是如何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从各个方面提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完成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创造了这个时期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的。抓住每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抓住每个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每个时期党和人民事业的纲,抓住了每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着力点。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例,党在这一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这是由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决定的。这一主要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我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革命的,有不同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当年俄国的独特国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科学回答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根本遵循。经过28年浴血奋斗,我们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也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第三个历史决议用三个“彻底结束”、一个“彻底废除”、一个“伟大飞跃”,充分反映我们党创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在三个“彻底结束”中,比以往表述多了一个“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这是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新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代表绝大多数人还是代表少数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经过英勇顽强的奋斗,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所从来没有过的,是开天辟地、划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尽管第三个历史决议把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但从党百年奋斗光辉历程的回顾总结中,我们深刻感悟到,我们党创造的伟大成就,是党团结带领人民通过英勇顽强的奋斗、付出巨大牺牲取得的,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是党领导人民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包括总结纠正曲折失误,才得以把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这当中,既有决议提到的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也有决议提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左”倾路线的错误给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造成极大损失;还有决议提到的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从中我们也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党在人民支持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修正错误、走向光明,在总结经验教训中,我们党愈益强大和成熟起来。通过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我们党开始懂得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深刻道理;通过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惨痛教训,我们党在遵义会议上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我们党成功开创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三个历史决议把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来,有利于全党全国人民从党百年奋斗的成功中汲取智慧,从失误中汲取教训,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深刻理解把握党百年奋斗的重大历史意义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全面回顾总结党百年奋斗光辉历程和重大成就的基础上,以更宏阔的视野,全面、客观、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百年奋斗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发展进步、对我们党自身建设的重大历史性贡献,深刻揭示了党百年奋斗的重大历史意义和价值所在。这五大历史意义,是对党百年奋斗光辉历程和创造的伟大成就的进一步提炼和升华,要言不烦,字字珠玑。一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西方列强辱为“东亚病夫”。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过去,由于经济相对落后等原因,一些人看外面的世界,总以为外国的月亮要圆一些。随着中国几十年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脱贫攻坚、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伟大成就的取得,许多人再看外面的世界,拥有更多“平视世界”的自信自强。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深刻指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的70后、80后、90后、00后走出国门,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这就是自信。”习近平总书记这席话,打动无数国人的心,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是中国人获得精神主动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中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二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人类发展历史前所未有的传奇。近代以来,曾经创造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尤其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一度到了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为了改变中华民族悲惨屈辱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探索和顽强抗争,但最终都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在诸路皆走不通的情况下,是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历尽艰辛,成功开辟出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三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实践证明,我们党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是完全成功的,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四是对于人类发展进步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而且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曾几何时,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人总以为要实现现代化,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只有西方一条道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撰写的《历史的终结》,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一些人以为中国社会主义也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很快也要不行了。但30年过去了,历史并未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发展。今天“中国之治”与“世界之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国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五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前,我们党刚成立的时候,还是一个只有五十几位成员的小团体,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今天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建立彪炳史册的历史功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协调推进两个伟大革命,在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斗争中自身也百炼成钢,把党锻造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党和人民事业坚强领导核心。这五大历史意义的概括,既立足中华大地,又放眼人类未来,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关系,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同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三)深刻理解把握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第三个历史决议把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总结概括为十个方面: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坚持人民至上,三是坚持理论创新,四是坚持独立自主,五是坚持中国道路,六是坚持胸怀天下,七是坚持开拓创新,八是坚持敢于斗争,九是坚持统一战线,十是坚持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揭示了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这“十个坚持”,是在党百年奋斗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概括、升华而来的,千锤百炼,字字千金,条条都非常重要,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成功奥秘。这十条宝贵经验,不仅是党百年奋斗的深刻总结,而且鲜明地指向未来,是我们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遵循,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十个坚持”中,位列第一的“坚持党的领导”,是“十个坚持”最重要的一条。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代以来,当“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的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是适应这种需要应运而生的。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大大小小政治团体派别有二三百个,但它们都没有能够担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历史洪流,大浪淘沙,中国共产党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中脱颖而出,不断发展壮大,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是总结我们党百年历史最重要的结论,是党百年奋斗最宝贵的经验。在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毫不动摇把党的领导这个最本质特征坚持好、这个最大优势发挥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最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四)深刻理解把握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前行,总结经验是为了更好把握历史规律,从党的百年奋斗上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掌握历史主动,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一百年来,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这是值得我们为之骄傲和自豪的。但同时,第三个历史决议又以高度的历史清醒和历史自觉,提醒全党同志必须做到“两个清醒认识”。一个清醒认识是,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全党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这从近年来国际形势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国际敌对势力一再对我们进行极限打压遏制,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党依靠斗争创造历史,更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必须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另一个清醒认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清醒认识”的提出,非常及时,非常必要。它同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的“两个务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毛泽东深刻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由此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提出的这“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现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第三个历史决议立足“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回望光辉历史、擘画光明未来,对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四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并着眼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接续奋斗,对青年和人才提出要求,向全党发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伟大号召。这些要求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充满着百年大党的高度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对于鼓舞和动员全党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不懈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三、深刻理解把握第三个历史决议的重点内容第三个历史决议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重点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这是第三个历史决议的一大亮点,也是决议的一大历史性贡献。这样安排,有利于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一)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并将新时代的科学内涵概括为“五个是”。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对于进一步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的新起点新要求,深刻理解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好完成新的历史使命,是一个重要基础。过去,我们事业发展之所以出现一些曲折、失误,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对基本国情把握不准,对所处发展阶段不是很清楚,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出现“左”的或右的偏差,结果走了一些弯路。深刻理解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我们深入理解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把钥匙。关于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这个定位明确规定了新时代的主题,鲜明回答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新的阶段,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前进的问题。关于这个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这个定位明确规定了这个阶段要完成什么任务、进行什么战略安排、实现什么目标的问题。关于这个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这个定位明确规定了新时代的价值取向和人民立场,鲜明回答了新时代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等基本问题。关于这个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这个定位明确规定了新时代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于这个新时代是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个定位明确规定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历史性变化,鲜明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在国际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对人类要作出什么样贡献的问题。这“五个是”的定位,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指明了全党全国人民在新时代的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二)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辉煌历程格外璀璨绚丽的篇章。第三个历史决议从十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全面总结,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点。其一,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新时代的总结,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党的历史的新认识。比如,决议对新时代的总结,突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把它们分别摆在十三个方面的第一位、第二位,充分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刻认识。再比如,决议突出“全面依法治国”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在十三个方面分别单独成篇,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新认识新举措。其二,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新时代的总结,既全面系统,又突出重点。决议通过十三个方面,分领域全面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全面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并重点反映其中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比如,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以及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成果等重要内容,在决议中单独成段,用比较大的篇幅予以重点展开。其三,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新时代的总结,深刻抓住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一基本特征。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新时代十三个方面的总结,无一例外都是从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和进展开篇,紧接着指出这方面面临的复杂形势、风险挑战、深层次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随后大量的篇幅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如何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有针对性地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从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三)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概括中国共产党是一贯重视理论指导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第三个历史决议科学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这些重大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个明确”的新概括。这是第三个历史决议的一个突出亮点,也是决议的一大历史性贡献。“十个明确”的新概括,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八个明确”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概括而成的,并增加了许多新的重要内容。比如,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党的十九大报告第八个明确压轴的位置调整到第一个明确的首要位置,并增加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内容。比如,第二个明确增加“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第三个明确增加“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重要内容。再比如,增加第七个明确和第十个明确,即“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并增加“三新一高一统筹”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要内容,等等。除“十个明确”的概括,第三个历史决议从十三个方面分领域总结新时代的重大成就和新鲜经验时,也重点总结概括其中十分丰富的带有原创性的理论和思想。比如,在第一个方面“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关于“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等概括,是我们党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新认识。类似这样的带有原创性的理论和思想,在十三个方面的概括中还有很多。“十个明确”等概括,充分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实践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的伟大历程及其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对三个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第一个时代课题是,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系统回答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中创立的。第二个时代课题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这是第三个历史决议第一次提出来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紧密相连、有机统一的,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乘势而上,正在意气风发地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发。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极大丰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三个时代课题是,关于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这也是第三个历史决议第一次提出来的。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作为一个百年大党,我们党必须始终回答好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确保始终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强领导核心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极大丰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这三个重大时代课题,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变化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的科学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科学回答了这三个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科学指引,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四、深刻理解把握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核心要义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是决议提出的一个重大政治论断,是决议的核心内容。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有着丰富深刻的理论、实践、历史依据,我们要认真深入理解把握,进一步增强坚决做到时刻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从理论依据来看。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重要内容,是伴随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提出并不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创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明确提出民主与集中结合的重要思想。后来,在批判巴枯宁“支部自治”“自由联合”等无政府主义错误主张,尤其是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经验教训时,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深刻论述无产阶级政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强调“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否则,如果每一个支部、每一个人都各行其是,党就只能陷入瓦解,就不能成为坚强统一的组织,“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恩格斯在《论权威》中还以纱厂、铁路和航海等为例,进一步论述了集中和权威的极端必要性。他指出,虽然纺纱厂、铁路等也需要权威,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这些重要论述,生动而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集中统一的极端重要性的思想。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集中统一的重要思想。他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列宁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集中制”这一重要原则和制度安排,强调“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可见,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是否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对于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夺取革命胜利,至关紧要。从历史依据来看。回顾党的百年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改革开放时期,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保持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始终是我们党坚持的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和政治优势,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党的二大制定的首部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出具体规定,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党的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也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这说明我们党成立之初,就从革命斗争形势任务出发,十分自觉地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在百年伟大斗争实践中,积累了关于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不断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写在党的旗帜上,从而不断推动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展的宝贵经验。如前所述,遵义会议前,我们党之所以屡遭失败,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还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特别是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没有形成全党的团结统一。这是中国革命早期党和人民事业屡遭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的一个重要原因。遵义会议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中国革命从此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集中论述了党的领导核心问题。他指出:领导核心只能有一个,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不,只有一个核心。他强调,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这是深刻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尤其是深刻总结曾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张国焘、王明等的错误得出的重要结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进一步深刻论述了党的领导核心问题。他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一百年来,在一个个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经受考验,不断把党和人民事业推向前进,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有坚强领导核心,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全党的团结统一、坚强有力。这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党的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我们,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是第一位的头等大事。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民前途和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从实践依据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摆到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极大推动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四梁八柱来支撑,党是贯穿其中的总的骨架,党中央是顶梁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坚持党的领导不仅在理论上有新认识,而且在实践上有新探索,完善了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比如,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出台中央政治局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进一步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带来的许多新的风险挑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不少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面对党治国理政的种种重大考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领导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举旗定向、掌舵领航,以坚定的理想信念、非凡的政治智慧、顽强的政治品质、深厚的为民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高超的领导艺术,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开拓进取,砥砺前行,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面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赢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爱戴,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在新时代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历史形成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写入党章,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科学概括,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确立为国家指导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党的十九大、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出的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最深远的历史贡献,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这次全会进一步提出“两个确立”的重大政治论断,是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尤其是总结新时代伟大实践的重大政治成果,进一步深刻揭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体现全党共同意志,反映人民共同心声,是时代、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郑重选择、必然选择,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强的政治保证。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有核心,党中央才有权威,党才有力量。我们要通过对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学习,进一步充分认识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进一步增强时刻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022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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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仁健‖百年伟业 “三农”华章——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领域的百年成就及其历史经验

(本文作者: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未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揽,回顾第一个百年奋斗光辉历程,展望第二个百年奋斗光明前景,深刻阐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是一篇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一条重要线索,党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走过的百年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的百年奋斗史诗的重要组成,是党的初心使命最生动的诠释。农业农村系统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总结、系统梳理党领导做好“三农”工作的历史,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把握历史规律,汲取前进动力,接续拼搏奋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谱写新的“三农”华章。一、从百年党史看,“三农”问题始终是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一以贯之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焦点和任务不同,但“三农”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这是由“三农”问题本身的一系列本质特性所决定的。“三农”问题具有政治性,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长期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力量,解决“三农”问题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也必将伴随现代化全过程。“三农”问题具有基础性,农业是关系吃饭问题的基础产业,农民是关系政权稳定的基本群体,农村是关系永续发展的战略后院,土地制度是最重要的生产关系安排,农业农村这块“压舱石”如果稍有动摇,就会影响经济社会大局。“三农”问题具有全局性,“三农”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方面面,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事关国家现代化全局。“三农”问题具有战略性,构建新发展格局,农业农村可腾挪的空间、可投资的领域、可激发的动能都很大,新阶段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必须稳住农村这个大后方和根据地。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一时一地可能看得还不那么清楚,但如果放在党的百年历史长河中,用大历史观来观照,就能看得很明白。第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联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三农”为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依靠。党旗的图案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从最开始的洋镐锤子、“犁头旗”,再到镰刀斧头,最后定型为镰刀锤头。这个历程,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党对于革命力量和革命路线认识的不断深化。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从城市暴动到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旧中国,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长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被剥削、被压迫、很多时候也是被遗忘的群体。最典型的农民形象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愚昧保守、麻木不仁、逆来顺受。近代以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也包括中共成立之初,都没有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直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农民人口众多、深受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只有将工人与农民联合起来,革命才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早期共产党人如李大钊,在1919年所作《青年与农村》中就对中国农民问题有了一些初步和朴素的认知,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因而,他号召:“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首次阐述了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关系。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早在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和彭湃等就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培训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同时各地纷纷建立农会,开展减租运动,农民被广泛发动起来投身革命。在古田会议上,党首次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通过思想教育、诉苦运动等,唤起农民的阶级觉悟,成功地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把过去一盘散沙的农民变成了紧密团结在党周围的坚定革命力量。对于我们党与农民关系结合得如此紧密,当时的乡建派代表人物梁漱溟曾经感叹“鬼斧神工,奇妙绝伦”。在党的领导下,农村燃起了星星之火,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当时党还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模式,认为城市斗争高于农村斗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主要目标就是夺取中心城市,最后都失败了。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党的工作重点逐步由城市转入农村。随后,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陕甘边等根据地像雨后春笋一样创立并发展壮大。面对党内一些同志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指出,红色政权的存在“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到抗战结束时,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解放战争时期,党把农村根据地作为战略大后方,立足农村、依靠农民,解放区越打越大,连接成片,最终夺取了全国胜利。在党的领导下,土地革命逐步广泛地开展起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不竭动力。1925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这是党内首次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党深入农村以后,如何发动农民、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问题更加现实地摆在面前。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指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党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先后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等,把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一概无任何代价予以没收,分配给劳苦的农民。毛泽东在寻乌、兴国等地深入调查后,在第三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的完整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焕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毛泽东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去年二月起革命,老大老二都参加,老大当农会粮食科长,老二当宣传。几个妇娘子都赞成革命,原因是往常债主逼债,逼得她们过不得年,她们听得抗租、抗捐、抗粮、抗债,心里喜欢,故此赞成老大老二革命。”这非常生动地表明了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党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适应斗争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土地政策调整为没收地主土地。1947年,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并归个人所有。到1949年6月,在解放区已有1亿多农民获得了3亿多亩土地。1950年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杜润生曾直截了当总结道:“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第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业是工业化物质积累的主要来源,“三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一穷二白,工业化起步迟、底子薄,又面临国外的封锁,只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毛泽东指出:“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党在这一时期是怎样领导农民开展建设、支援国家的呢?一是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组织起来,开辟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道路。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新解放区全面开展土改,到1952年底基本完成,约3亿无地少地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党认识到,土地改革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没有也不能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问题。毛泽东提出:“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党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互助合作,从以换工帮忙为主的互助组,到以土地入股分红、重要生产资料私有为主的初级社,再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高级社。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7.8%,基本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在农村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到1958年,开始由高级农业合作社向人民公社迈进。虽然这一时期向高级社过渡过快,特别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超越了生产力发展实际,明显走了弯路,但对当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人均预期寿命从1952年的35岁提高到1982年的68岁,文盲率下降到34.7%。与此同时,党领导农民彻底消灭了长期把持乡村政权的地主豪绅,改变了千百年来“皇权不下县”的局面,使得政权完全深入到乡村一级。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民通过豆选、圈名、烫香洞等方式,第一次拥有了选举和被选举权。二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提供了物质条件。党把农业恢复作为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带领广大农民重整山河、改天换地,在艰苦条件下开展了大规模、大范围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针对当时水旱灾害频发的情况,毛泽东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一定要根治海河”。国家开展大规模水利建设,建成了红旗渠、十三陵水库等一大批防洪灌溉工程设施,很多现在都还在发挥作用。又如,针对农业科技落后的问题,1955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农业部门应该有计划地将农业技术推广站建立起来,到1956年就基本做到了一区一站。1958年,毛泽东亲自总结提出了著名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作为促进农业增产的技术措施。1960年中央提出,从中央一直到公社的各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凡是没有建立的地方都应该及早建立起来。经过几年努力,初步建立起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大体系。再如,针对农业机械化的空白,1959年毛泽东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我国农机工业从零起步,先后研制推广了机耕船、水稻插秧机、水轮泵等,形成了大、中、小型拖拉机配套系列,到1979年农机总动力保有量达1.36亿千瓦。三是探索建立以农补工,主要依靠农村积累,为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强化了基础支撑。1953年,国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迅速展开,城市人口迅猛增加,农产品需求大幅增长。1952年7月至1953年6月,国家粮食出现40亿斤缺口,粮食市场价格高于牌价30%至50%。为了应对这个局面,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在农村按照土地面积和质量等级征收公粮,在城里按照工作性质和年龄供应粮食,粮食开始凭票供应,后来列入统购统销的农产品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200多种。统购统销缓解了粮食供需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物质资金积累。有专家测算,从1953年到1985年,通过统购统销,农业累计为国家贡献了约8000亿元,相当于同期财政收入的30%。此外,农民还是工业品的重要消费群体,农村成为特殊时期吸纳城市劳动力就业的重要空间,1968年至1978年共有上千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农村率先发起改革,“三农”为中国经济腾飞发挥了重要助推作用。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率先取得突破,并由此形成了全面改革的大潮;经济发展也是率先解决吃饭问题后,通过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获得了空前的产业结构升级红利和人口红利。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持续提升,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为开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次作出了贡献。一是小岗村“大包干”拉开了农村改革序幕,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长期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得到稳定解决。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小岗村时指出:“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个简单朴实的道理,在当时却是惊天动地的创举。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出台五个一号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予以认可、推广,并在政策上进行细化和完善。到1986年初,全国99.6%的农户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生产关系的变革空前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许多地方一年见成效,几年就大变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得以确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得以形成,构成了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通过改革,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历史性地解决了吃饭问题,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1978年至1984年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登上6000亿斤、7000亿斤、8000亿斤三个千亿斤台阶。林毅夫曾经测算,1978年到1984年,作物产出增长的43.6%归于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增长的94%归于家庭责任制改革。2008年起,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稳定达到400公斤以上,到2012年,粮食产量达到1.22万亿斤,比1978年翻了一番。二是取消统购统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随着改革后生产力的提高,农产品购销体制和流通体制也逐步由计划向市场转变。1983年中央逐步缩小农产品统派购范围,1993年全面放开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购销,粮票等退出历史舞台。1984年把“两水”(水果、水产)价格放开,到2005年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市场,农产品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广大农民在取得生产经营自主权之后,又取得了产品交换的自主权,邓小平称这是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包干到户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国家放开政策允许农民搞工业、允许个人搞商品流通,乡镇企业乘势而起,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挤出一条缝隙,成为推动我国市场化发展的一支劲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改变了农村长期以来单一搞种养的格局,倒逼国有企业开始市场化改革,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变。三是农村劳动力等资源要素为大规模快速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物质保障。改革初期直至20世纪90年代,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形成了就地转移浪潮。90年代后,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等活动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规定被逐步取消,在市场规律作用、利益机制驱动和城市文明感召下,亿万农民开始“离土又离乡”,形成了农民工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的新浪潮,这不仅极大拓展了农民就业发展空间,更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特别是“中国制造”的快速崛起,提供了亟需且宝贵的劳动力资源。此外,通过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低价征用、高价出售,还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和资金。以2004年为例,农民工月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镇工人是1335元,雇用农民工每人每月可以省796元,以当时全国1.2亿农民工计算,全年因雇用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就高达1万多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增量,这还不包括福利、保险等方面的隐性节省。以2012年为例,国家转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42.91万公顷,若按全年出让国有建设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均价计算,共计3.73万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三成多。第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村是全面小康的主战场,“三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向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聚焦发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亿万农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一是全力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经过多年探索,基本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明确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工作中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完善粮食支持保护制度,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2020年全国粮食产量实现历史性的“十七连丰”,连续6年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冲击,一度引发很大恐慌,国际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但是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风景这边独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对保持社会稳定“功不可没”。二是把消除绝对贫困作为底线任务,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全面小康的标志性工程。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阜平考察扶贫开发工作,党中央作出“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的庄严承诺,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由此拉开。8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扶贫工作,他强调:“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责任书、立下“军令状”,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起奋斗在扶贫一线,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8年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广大贫困群众跟着共产党,艰苦奋斗、苦干实干。在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最终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任务,补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短板。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都不得不承认:“未来的历史学家在撰写我们这个时代的编年史时,其中一个特写章节很可能就是中国的精准扶贫。”三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2016年在小岗村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先后主持召开了中央深改组和深改委会议58次,其中有26次审议农村改革重大议题,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为主线,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等20多个文件,新一轮农村改革“四梁八柱”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在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为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增添了新动能、新活力。这一时期,党指导农村改革有多方面理论和实践创新。比如,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武汉农村产权交易所时指出:“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同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正式提出推进“三权分置”。这是对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土地“两权分离”的重大发展,是党的“三农”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在世界土地制度史上也具有全新的非凡意义。以“三权分置”理论为指导,我们还在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的有效实现形式。再比如,城乡发展“两个规律”理论。2018年9月,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这是继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后的又一重大判断,为从根本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缩小城乡差距,让乡村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制度保障,系统阐释了坚持走“七个之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提出推进“五大振兴”。2020年以来,又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一系列新的部署要求。党和国家制定出台多个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共同构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四梁八柱”。回首百年征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领导亿万农民谱写了“三农”的时代华章,实现了翻身解放、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有三组数据变化极具代表性和说服力。其一,粮食产量从3000亿斤到1.3万亿斤。3000亿斤是1936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这是新中国成立前粮食产量最高的年份,到1949年降到2263.6亿斤,人均209公斤。2020年粮食产量为13390亿斤,人均474公斤。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6.4%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占世界近20%人口的吃饭问题。其二,农民年人均收入从44元到17131元。根据联合国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绝大多数人都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当时我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是44元,1978年增加到134元,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年人均收入增速连续快于城镇居民,2020年达到17131元,提前一年实现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城乡居民收入比降低到2.56∶1。尤其是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增加到2020年的10740元,如果再算上“两不愁、三保障”,远远高于世界银行的国际极端贫困标准。其三,恩格尔系数从90%到32.7%。90%是1949年我国农民的恩格尔系数,现在已经降至32.7%。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农民已经从贫穷迈进了相对富裕阶段。农民收入和恩格尔系数的一升一降,看似小数字,实则大变化。同期,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得到极大改善,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流行的现代化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干活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电、通光纤和4G网络,从曾经高达80%的文盲比例到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从缺医少药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这可不是小事情,2020年以前,美国有28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这些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为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提供了有力支撑,激励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始终团结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农业农村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这是继“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之后,把乡村振兴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联系到一起的重要论断。“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三农”要发挥“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的基础支撑作用。保供固安全,就是要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大局中,压实农业稳产保供这块压舱石,稳固国家安全。振兴畅循环,就是要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格局中,挖掘农村消费、投资巨大潜力,打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扩容提速。展望未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蓝图已经绘就、前景十分广阔,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美好愿景必将成为现实,“三农”一定会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中再次谱写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二、从大历史观看,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是对我们党、国家、民族与“三农”关系的深刻论述。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就指出,很多问题要放在历史大进程中审视。这充分体现了习总书记一以贯之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三农”与我们党、国家、民族内蕴的血脉关系和内在的本质联系。第一,我们党最早就是一个农民成分占比重最大的党,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就得在“三农”上找寻答案。一是从血缘关系看,长期以来,我们党多数党员来自于农村农民,始终与“三农”有着割不断的情感联系。在广州中山四路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内,有一面写有“农为党本”的鲜艳红旗,旗的左右各有一列小字,右边是“三区北滘乡农民协会成立”,左边落款是“鸡洲乡农民协会祝贺”。这是1925年至1926年间,顺德北滘乡农民协会成立时,顺德鸡洲乡农民协会赠送的。顺着读“农为党本”,表明了党的性质;反着读“本党为农”,昭示了党的宗旨。最早在我们党和党员心目中,党与“三农”就是这样的关系。1926年,毛泽东出任《中国农民》杂志主编。正是在这些群众组织和理论储备的基础上,到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时,农民在党员总人数中的占比由党的五大时的18.7%上升到76.6%,工人占比由50.8%下降到10.9%。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一直是中共党员的主要组成部分。井冈山时期,边界各县的基层党组织里,党员几乎全部是农民。1949年下半年,在326万多地方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占83%。农民也是人民军队的主要来源。1934年4月,中央苏区红军农民出身的占到68%。解放战争时期,仅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就有160多万翻身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党旗、党徽上已经烙下了厚重的“三农”印记,党在血缘上天然地与农民有着血浓于水的骨肉联系,在血脉中自然流淌着与农民同根同源的精神基因。不管我们走到哪、走多远、飞多高,都不能忘记农业这个本、农村这个根、农民这个源。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些道理,才能够牢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二是从性质宗旨看,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对农民惦记最深、操心最多。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决定了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一百年来,农民长期占国民的大多数,也是最弱势的群体,这就决定了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三农”摆在重要位置,把农民利益放在突出地位。从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到取消农业税、解开农民身上的千年枷锁,再到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摆脱贫困的千年夙愿,无一不是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农民利益的具体体现。比如,取消农业税。当时关于全面取消农业税的争议很大,一些人坚持认为,哪怕就交一两块钱,皇粮国税的观念也不能没有。这种认识看似有道理,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农民纳税可以通过别的税种来体现,西方国家对农业实行补贴政策,农业已实现净流入。如果不采取这一彻底改革的办法,农民的负担减而不尽、降而又升的顽症就无法根除,黄宗羲定律就会周而复始。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农业税这个具有2600多年历史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这是工农关系调整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党为农民谋利益的生动体现。再比如,打赢脱贫攻坚战。一些西方国家对此抱有偏见,认为中国是依靠政治力量、行政力量,拿钱解决贫困问题。事实上,用非市场的手段解决贫困,恰恰体现了中国的体制优势。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弱势群体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这是市场经济的缺陷所在。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2017年贫困人口比例仍为13.4%、大约4200万人,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党的性质决定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去干扶贫这种“亏本买卖”。只有深刻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农民谋利益的实践和事实,才能更好领会党的性质和宗旨。三是从执政根基看,我们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始终把农民作为最可信的依靠力量。中国的农民是最知足、最懂感恩的群体。一百年来,党带领广大农民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积贫积弱到全面小康的巨大转变,农民始终是党执政最坚实的根基。毛泽东指出:“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革命年代,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之所以能打败装备精良的敌人,最根本的原因是这支队伍对党绝对忠诚,为了人民解放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建设时期,广大农民毫无保留、竭尽所能支持国家建设、支持工业化发展。过去打江山,我们主要靠农民,现在守江山,还要继续坚定不移依靠农民。只有深刻理解了农民与党的深厚感情,才能更好领会依靠谁的问题。第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国家就得在“三农”上捋清逻辑。一是从粮食安全看,吃饭是天大的事,关系到生命安全、生存安全,是最基础最重要最根本的安全。“车轮子”与“饿肚子”不是一回事。车轮子没有了,可以不开车或少开车;饿肚子,一天、一顿都不行。古往今来,饥荒饥饿往往伴随着动乱,伴随着王朝和政权更替。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信中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18至19世纪期间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南宋时中国人口达到1亿,清朝时增长到4亿,如果不是引进了玉米、土豆和红薯等作物,这么多人口是养不活的。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专门写了一本书《谁来养活中国人》。不管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的粮食问题极为关注。这表明粮食问题不仅对中国很重要,而且对世界很重要。如果解决不好中国十几亿人口吃饭的问题,国际粮食市场就会大乱。在粮食问题上,我们一旦出事,就会被卡脖子,甚至一剑封喉。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这几年世界谷物产量总体增长,但是为什么国际粮价涨这么厉害?一方面与美国等量化宽松放水有关系;另一方面主要是预期不好,各国都捂紧自己的粮袋子,不会轻易把粮食出口给别人。这就导致全球饥饿人口在不断增多,2019年增加了1000万,2020年受疫情影响再增1.32亿。所以,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面积、产量不能掉下来,供给、市场不能出问题。二是从国情农情看,大国小农、农民众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业的本源性制度。人均一亩三分地是我国人地资源关系的真实写照。2016年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2.07亿农业经营户,小农户数量占98.1%,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如果全国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到100亩,18亿亩耕地只需要1800万农户,那其他近2亿农户、数亿农民干什么去?小农户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自然过程,即使到2035年城镇化率达到70%,全国仍将有4亿多人生活在农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小农户众多并将长期存在,这是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长期面对的基本现实,也是中国现代化不可选择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实现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有机衔接不是一项具体工作,是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要解决的突出难题。改造小农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保持历史耐心。要妥善处理好发展小农和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关系,扶持小农、改造小农、带动小农,将其逐步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三是从战略全局看,农村是战略后院,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么多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社会长期保持稳定这“两个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基础性支撑因素,就是“三农”压舱石稳住了。我国有约2.9亿农民工,在城里稳定落户的有1亿人,其他近2亿人还在城乡间流动,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问题,关键是因为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实。这是我们国家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也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所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2000多万农民工回乡,去年疫情期间,有近3000万农民工返乡留乡,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数,但是没有出大的乱子,原因在哪?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反观印度,贫民窟是怎么来的?1995年印度1亩地约卖4万人民币,10亩地就是40万,这对于农民来说太有吸引力,就赶紧把地卖完进城,但最终只有少数人能在城市立足,大部分人钱花完了、地又卖了、根也拔了,想回农村也回不去了,只能聚集在城市贫民窟里。到现在,孟买等大城市百分之六七十的人还住在贫民窟。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对农民进城也要保持历史耐心,保留他们在乡村的根。这种制度安排,现在看不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是有道理的根本之策;不是短期偶然的过渡选择,而是长期必然的固有形态。四是从未来发展看,农业多种功能、乡村多元价值将更加凸显。随着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农业占比缩小、农村人口减少是必然趋势。那为什么说“三农”依然极端重要呢?道理就在于农业之于整个国民经济,好比芯片之于工业,产值比重不一定高,但“卡脖子”功能重要、不可替代。何况农业除了食品保障功能外,还有生态涵养、休闲体验、文化传承等功能,而且越往后,现代化越推进、经济越发展,农业多种功能、乡村多元价值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越重要、在上升。这从理论上回答了为什么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三农”依然极端重要的问题。第三,中华民族主体是农耕民族,更好理解我们这个民族就得在“三农”上追根溯源。一是农耕文明决定了我们民族的基因,这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根脉。在绵延上万年的农业发展历史长河中,炎黄子孙种五谷、养六畜,农桑并举,耕织结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东方农耕文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将对大自然规律的认识应用在国家治理和个人社会行为规范上,构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发展壮大植入了强大的农耕基因。在古老的农耕时代,自然灾害多,劳动工具差,要获得丰收就得团结起来战天斗地。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培养了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就是生动反映。农业耕作、治理水患需要多人协作,所以人们往往聚族而居,讲求集体主义,形成了团结协作、守望相助的集体意识,都江堰、郑国渠等都是集体劳动的结晶。随着农耕文明的规模扩大,在协调各族群关系和事务的过程中,炎帝、黄帝等联盟首领应运而生,到周朝时进一步形成天下共主的格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铸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家国情怀、民族认同的大一统思想,到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仍以炎黄子孙自称。这些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绵延不绝的深厚滋养,也是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能够站稳脚跟的强大根基。二是农耕文明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品格,这是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永续发展的密码。农耕文明起始于动植物的驯化,是人与自然共生、亲和的伟大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高度依赖和十分珍惜自然环境、生态资源,由此我们的祖先形成了宝贵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这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节用发展理念。像云南哈尼梯田、江苏兴化垛田、浙江桑基鱼塘、新疆坎儿井等,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农历、二十四节气、间作套种、精耕细作农艺制度等都是认识自然规律、遵从自然规律的结果。在中华大地上,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在相互交往中锤炼出包容宽厚、共融共生的性格特质,孕育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东方智慧,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从未中断,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韧性和包容性。三是农耕文明铸就了我们民族的自信,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创辉煌的底气。中国是世界农业三大起源中心之一,目前中国栽培作物有840多种,其中约420种起源于中国。以神农尝百草、后稷教人稼穑、伏羲开创畜养、嫘祖发明养蚕、大禹治理水患等为文明发端,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精耕细作和生态循环为特征的农耕体系,技术水平和文明程度在工业革命前长期领先世界。比如,水稻起源于我国长江流域,中华先民很早就掌握了水稻育苗、品种选育等关键技术,在江西省万年县水稻种植考古发现,中国水稻种植历史可以追溯上万年,当地优质稻良种仍保留着原始野生稻的植物特性。又比如,耕读传家、父慈子孝、诚信重礼等中华文明礼仪都根植于农耕文明,成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道德追求和公序良俗。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共认定62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2年以来,我国分5批认定了11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涉及28个省份、126个县市,其中15项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全球第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民族要复兴,就要从中华农耕文明汲取营养、增强底气,形成坚定的文化自信,再创中华文明新的辉煌。三、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开创“三农”事业发展新局面历史证明,在不同历史时期,正确认识“三农”问题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顺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领导“三农”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党形成了既富有时代特点、解决当下问题,又一脉相承、不断发展创新的“三农”理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论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的“三农”理论,为“三农”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学习党史,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从百年来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发展历程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获得指引,更好地指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对“三农”工作提出了“五个务必”的明确要求,收录在《之江新语》中,这是立足实践对党解决好“三农”问题经验启示的深刻总结,对当前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一,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切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党管农村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从党的百年历程看,什么时候“三农”问题得到重视、解决得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就好,各方面工作就主动;反过来被忽视、解决得不好,经济社会大局就会受影响,全局工作就被动。新阶段新征程,“三农”工作仍然极端重要,须臾不可放松。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管农村工作的传统,坚持不懈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加快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体系,压实各级党委抓乡村振兴的政治责任,推动形成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格局。要发挥各级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健全议事协调、督查考核等机制,完善党委农办、农业农村部门、乡村振兴部门工作运转机制,建设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全面提高党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研究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机制问题,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和《乡村振兴促进法》要求,借鉴脱贫攻坚成功经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第二,务必以人为本谋“三农”,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纵观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贯穿始终的工作路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指出,土地革命“无论如何不能以威力实行,不能由上命令,必须向农民各方面来解释这个办法,仅在基本农民群众愿意和直接拥护之下,才能实行”。从那时起党就认识到,只有把农民的利益摆在突出位置,自下而上发动农民群众,才能凝聚最广泛的力量。党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透彻、很清晰,这段话到现在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我们现在很多工作都还没有做到、没有遵循这一点。比如,农村改厕,有些地方自上而下强推,好心办坏事,建好的厕所不能用、不好用,成了“闹心工程”。再比如,近年来有的地方在推行合村并居过程中搞“一刀切”,想办好事但没尊重农民意愿,侵害了农民利益。传统村落保护问题需要重视。农耕文明集大成的物质载体就是古村落、古民居。如果这些现实载体没有了,今后就只能到文献、书画、数字化影像里去寻找。所以要把古村落、古民居保护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设置必要的前置审查、专家评估、法律约束等。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大跃进”,必须以民为本、尊重意愿,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依法依规、稳妥慎重,把握好各项工作的时度效。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乡村振兴也是为农民而兴,必须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坚持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急于求成、“一刀切”、剑走偏锋等问题,要进一步理清思路、细化举措,提出防范和改进措施。认真落实“为农民而建”的要求,改变过去自上而下定指标、压任务的方式,采取自下而上、几上几下的机制,尊重农民意愿,照顾农民感受,顾及农民需求,宁可稳一点,也要准一点,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确保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第三,务必统筹城乡兴“三农”,牢固树立跳出“三农”抓“三农”的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回顾党的百年发展历程,科学认识、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始终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问题。从实践来看,城市、乡村是密切联系、协调联动的,解决乡村的问题有时候要到城市想办法,解决城市的问题有时候要到乡村找出路。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强调“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新阶段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着眼全面现代化全局,立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农业的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考虑,把农村的繁荣进步放到整个社会进步中统筹规划,把农民的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格局中统筹安排,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支撑作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规划上要做到城乡一体谋划,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统筹规划产业发展、人口布局、土地利用、生态保护、城镇开发、村落分布等,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这是落实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联城带乡在县域最具现实可行性。在产业上要坚持城乡统筹布局,抓住“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发展产后加工储运等,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就近就地就业增收,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设施上要重点补上农村水、电、路、气、通信、物流等设施短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在服务上要优化农村基础教育布局,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水平,增强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提出城乡融合目标时一定要注意精准、恰如其分,既要有大的改善,明显缩小城乡差距,又不能喊吊高胃口、不切实际的口号。第四,务必改革开放促“三农”,不断为乡村全面振兴添活力强动力增后劲。回顾建党以来党领导“三农”发展的历程,重大革命、变革、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以没收土地、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为核心的土地革命,极大调动了农民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积极性;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奠定了牢牢端稳中国人饭碗的制度基石;以全面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为标志的城乡统筹发展,扭转了城乡差距加速扩大的势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部署、系统推进农业农村改革,一些长期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得到破解,为农业连年丰收、农民连续增收、农村持续稳定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当前,“三农”工作重心已经历史性地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现在面临的形势更复杂、矛盾更集中、任务更艰巨,必须继续用好改革创新这一法宝。要加快构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乡村振兴要素投入保障和工作推进机制,推动乡村振兴体制机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要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基础上,通过两个“三权分置”改革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建设,探索土地经营权流转、农业经营方式等方面的多变和多样,促进农村土地资源合理优化配置,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始终充满活力。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畅通农村土地、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流通渠道。加快推进农业对外开放,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深化农业双边、多边区域合作,拓展重要农产品多元进口渠道,构建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国际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第五,务必求真务实抓“三农”,把握规律因地制宜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求真务实是党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鲜明体现出这一点。比如,农村改革起步时争论很多,一些人从“姓资姓社”的角度评价包产到户,要求一禁了之,正因为党顺应农民意愿和生产力发展实际,才使得家庭承包成为现在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脱贫攻坚战中,党始终坚持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在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等方面都精准,保证了脱贫攻坚成果真实可信,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现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依然没有现成的、可照搬的经验,道路怎么走,工作怎么抓,还得靠我们自己去探索。要做到不走偏不走样,很重要的就是两条:一是依法依规,严格依法办事;二是求真务实,听基层呼声、看基层创造。只要把这两条把握好,就不会有大的问题。
202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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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中原突围和全面内战的开始

毛泽东到达重庆进行谈判的第二天,“29日,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1927年至1936年反人民内战期间所编辑的反动文件《剿匪手册》,这是蒋介石、何应钦等伪称要求和平、实则决心内战的又一实证”。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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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楠‖中共在浙江的早期组织与两个国民党省党部之争(1922—1926)

(本文作者: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编辑手记〕今天我们推送第1期“青年论坛论文选登”栏目中的学术论文。本文较为全面、深入地展现了中共建党之后在浙江所开展的历史活动,叙述和分析了大革命期间浙江省所独有的两个国民党省党部——沈定一的临时省党部和宣中华的正式省党部同时存在且相互竞争、角力的原因、过程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等一系列问题。从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进展来看,涉及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党部的研究相对少见,特别是作为中共早期一大活动重点的开拓国民党党务工作的历史研究,更不多见,这是本文选题的亮点所在,有益于继续推进中共早期历史的学术研究。尤为重要的是,本文始终将大革命期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发展和变化,置于变幻莫测的全国时局之下进行分析,不仅充分观照上海、广州、北京和江苏国共力量关系的变化,而且注意到苏联国民党政策的影响,体现出较宽阔的历史视野,使得文章多少带有一些“总体史”“整体史”的学术特征。与此相关,本文似乎颇具创意地运用了一种“中层视角”——省际层面的叙述方法,将处于全国层面的中共中央、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苏联顾问等元素,与浙江地方上的权势争夺串联在一起,对大革命时期各方势力的行为和思想进行了立体动态的呈现。在此脉络下,作者抓住以沈定一为核心的杭州一师网络的分化这一主线,来考察和审视特定历史语境下国共的合作与分裂以及国民党左右两派的斗争。总的来看,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时代青年党史学者的史学功底和学术意识,是我刊近些年来打造“中共党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开设“青年论坛论文选登”等基础学术平台以及采取一些相应学术举措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当然,青年学者与学术编辑如何形成互促共进、合作共赢的良性关系,共同推动党史研究的学术进步,显著提升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的规范意识和水准,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双方都需要付出很多主动、自觉的努力甚至牺牲,这也是本文责任编辑在编辑过程中的一个很大感受,愿与本文作者和更多青年学者共勉。
2021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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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回顾‖“第一届中共学前沿论坛”综述

〔编者按〕今天我们推送第1期“研究动态”栏目中的一篇学术会议综述文章,重新回溯一下去年底在北国寒风中召开的“历史的选择:第一届中共学前沿论坛”。这次学术论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种“综合性”“整体性”研究的学术取向,反映了对扩大中共党史研究之学科范畴的一种热切冀望,反映了对“广义中共党史(研究)”的一种新的学术定位和价值考量,反映了在跨学科、多学科视野下继续推进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新的时代情势下中国学术界的积极变化和自我调适,真可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总的来看,这次学术论坛对于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理念创新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具有较为突出的参考意义和价值,也比较符合我刊近年来关于新型党史研究学术化的理解和实践,与今年第1期“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栏目所表达的学术思想形成了呼应与互文的关系,盼望今后“中共学”继续为党史学科建设以及党史研究提供更多思想和理论资源。数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在学术化进程中不断发展,但也浮现出一些新的问题和不足,给学科发展带来一些困惑和挑战。恰在此时,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强调贯通性、整体性研究的“中共学”有呼之欲出之势,其学术路向对党史研究似有补苴罅隙之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有鉴于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与南开大学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南开史学》编辑部、天津市历史学学会于2020年12月19日至20日在津联合举办“历史的选择:第一届中共学前沿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防大学、南开大学等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河北学刊》编辑部等学术刊物的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共同探讨党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共商新研究路向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并对数十篇参会的党史论文进行了报告和评议。与会学者的众多发言,广泛且深刻地触及“中共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核心议题,碰撞出的很多思想火花对未来深化党史研究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启迪。论坛梳理、总结和反思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传统和取得的成绩。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目前的党史研究学术理念得到深化,学术生态良好,特别在实证研究领域,百花齐放,成果迭出。不过,与会学者也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一些党史研究著述仅采用微观视角,将实证研究等同于具象化、细节化的史实还原,较为忽视历史联系和历史解释,研究碎片化、表面化、重复化现象如影随形,真正能呈现芥子须弥气象者不多,具有思想理论深度的成果较少。有学者指出,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史研究尚缺乏本质性、深度性的“问题意识”,对党史研究的学科性质认识不够。有学者继而提出,以党史学科所具有的政党史属性而言,目前一些著述脱离了长时段的制度变迁和意识形态流变,学理层面和经验层面的政治高度、政治学素养均有待提升。与会学者认为,存在的问题反映出一些党史研究著述缺乏现实关怀,理论思维退化,整体性、贯通性视野缺失,跨学科融汇不足,在回应时代与现实之问方面表现乏力。在强调实证史学属性的前提下,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将“中共学”引入已有的党史研究中,会对上述问题或不足产生补偏纠弊之功效。首先,引入“中共学”路向是党史学科成长的学术需要。有学者提出,一段时间以来,海内外关于中共的研究已突破党史甚至历史学的局限,其视阈广泛性可及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于未来学,“党史”的概念事实上已无法涵盖相关学术研究的基本走向。与此同时,关于中共的相关学术研究也广及诸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新闻学、民族学等各学科,但任何一个学科或几个学科都无法涵盖其全部内容。在这种中外交汇、新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中共”可谓承载并融合了诸多的基因,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和话语体系,必须从历史的长时段进行考察,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综合的学科体系,方能得出更为深入的认识。换言之,“中共学”是超越单一学科、具有独特内容和话语体系的新学科,“中共学”将以一种独特的学科样态而存在和呈现。因而,从全球化视野和多维角度建构“中共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同时,与会学者一致主张,历史学是一门历时性学问,“中共学”的学科根基是实证史学,这是必要前提,不遵循历史学规范的“中共学”没有学术前途,党史研究者应该发挥历史学、党史学的优势,从史学角度参与乃至主导“中共学”的学科建设。其次,现实之问、时代之问也对“中共学”引入党史研究提出了吁求。“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与会学者大多认为,真切的现实关怀有助于克服党史研究“问题意识”模糊的现状,更好地激活党史研究的现实存在感,彰显学科尊严感。而要使党史研究在现实实践中“在场”,就必须让时代与现实在党史研究中“在场”。党史研究和“中共学”都是时代的产物,本就应该反映时代精神,与大时代同频共振。有学者提出,党史研究和“中共学”的相通之处在于研究过程中均尽可能地将历史与时代、现实结合起来,甚至需要从时代、现实出发形成“问题意识”,用学术成果为时代和现实提供历史参照。今日中共所处的时代是巨变的时代,今日党史研究者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巨变中,感同身受。古往今来,巨变往往是结构性变化,旧的结构在松动,新的结构在生长,今日尤甚。结构性变化往往会对知识生产带来冲击,也往往预示着重大的学科发展机遇。历史中的中共是“中共学”的研究起点,时代中的中共才是“中共学”的研究归属。有学者就此提出,党史研究需要勇敢迈出学术步伐,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停留在短时段的历史事件层面,在一些重复性甚至碎片化的史实叙述中裹足不前。正因如此,有学者提出,党史研究需要从当今时代的结构性变迁中提炼出关乎中共命运、国家命运的本质性、深度性学术问题,以及关涉国家和社会长远发展的“真议题”。引入“中共学”的研究路向,就需要一种整体性视域。与会学者指出,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加“碎片”绝不等于整体,若要改变党史研究缺乏整体性、过于强调史料的现状,就要自觉从“中共学”的整体观照下展开相关研究。历史细节的背后都有长长的“结构”影子,体现着一种“整体”。因此,结构性是获致整体性的重要介体。当然,这里的结构不是指静态化、结果性的结构,而应是与史学的历时性紧密结合的动态化、过程性结构。这一结构应该能将事件史予以妥帖安置,实现行动、事件和历史的统合,实现结构叙事与时间叙事的统合。如果将史学研究类比为某种程度的摄影或绘图,与会学者普遍赞成涵括结构性介质的整体性视域既会为党史研究者打开更具成像空间深度的学术“景深”,也会增强党史研究的立体视效感。引入“中共学”的研究路向,就要引入贯通性视域。有学者指出,结构性变迁是历时性与结构性的结合,这种结合要求党史研究强化时间与空间的贯通。所谓“贯通”,有学者阐释指出,就研究时段而言,要将20世纪的三场革命和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等自觉贯通起来;就研究空间而言,要改变一段时期以来将地方革命史或地域革命史研究各据一段,只埋首地方、画地为牢的现状,自觉地在政治地理学意义上把不同地方贯通起来。若要满足整体性、贯通性研究的需要,跨学科的融汇就成为一种必然。有学者指出,中共既是一个政治体,又是一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社会体;中共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具有贯通性,既是政党行为又是政治过程,还造成深远的社会关系演化。只有采取多学科的方法,才能真正呈现这种整体的结构形态并对其作出有解释力的论析。有学者指出,“中共学”要将史学方法与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方法从“交界”“交叉”走向“交融”。与此相关,还有学者提出,“中共学”要重点加强与政治学、政党研究的方法融汇,需要通过“中共学”透视“政治”的本质,通过党史的史实和经验材料透析什么才是“好的政治”。“中共学”的重大学科使命,是通过中共历史和实践经验研究,分析、认识中共的发展逻辑和规律,具有强理论性。引入“中共学”的研究路向,就要强化党史研究的思想理论性。思想理论性的匮乏会使一个学科陷入表面繁荣与实质贫穷的窘境。有学术编辑以组织相关专题讨论的工作为例指出,思想理论训练方面的准备不足会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及其深入造成障碍,导致学科建设迟缓。不可否认,史料极为重要,但研究者不应囿于史料,更不应在史料的整理、史实的描述中销蚀掉党史学科对理论的敏感性。理论是对历史和实践的概括,概念是理论的基石,是历史通达理论的桥梁。有学者就此提出,“中共学”强调理论性,需要从概念着手,不仅要重视“描述性概念”,更要重视“解释性概念”。党史研究者不仅要养成对史料来源进行批判性考察的自觉,而且要养成对概念来源作出批判性考察的自觉,明确概念的理论渊源和历史背景,厘清不同概念之间的关联,这些工作在学术研究中显得极为重要。在此基础上,与会学者进一步指出,相关研究不仅要借用、参考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已有的概念、理论,还要通过史料、史实与概念、理论的对读,修正概念,发展理论。就此而言,与会学者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那就是需要明晰“中共学”或广义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体现在党史核心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中共话语体系的解读和运用以及党史研究的选题科学性等诸多方面。党史研究的确具有鲜明的学理特殊性,这就要求研究者需要透过特殊性不断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还有与会学者提出,党史事实、史料事实都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存在,史料和观念之间的连绵互动形成党史研究的趋向,党史研究者如何以史料事实研究党史,需要进行科学的选择和构建,需要敏锐的理论眼光。与会学者期待“中共学”的理论性诉求更好地激活整个历史研究中对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规律的关联性研究传统,激发党史研究者努力探讨和总结中共的发展、建设特征,总结革命、执政的逻辑和规律,从历史叙述走向历史解释。与会学者大多认为,能否立基于扎实的党史经验材料,创发出更具学科主体性和原创性并体现党史学科学理性的新概念、新理论,将是评价“中共学”或广义党史研究之思想理论性水准的重要指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会学者均主张,中共是一个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并在百年历史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党,党史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熟稔与掌握应是基本功,需要在研学中予以根本性强化。有学者指出,这一学术要求还源自诸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就是将史实与理论予以结合的典范性学术作品,研究史料、史实的同时加强经典著作的研读,可以有效提升党史研究者的理论自觉和思想自觉。此外,论坛在学术讨论中还旁及中共党史研究的“南开传统”。有学者对近70年来南开大学的党史研究历程予以了翔实的解剖与论证,提出了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光大传统、反思传统、开创新局的建议。有学者提出,南开大学倡导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意境,正是因为有此传统支撑。南开大学的党史研究开创者魏宏运先生是那一代人中少有的既亲身经历革命又研究革命、能够把党史和地方社会经济史自觉融合在一起的优秀学者,希冀南开大学的党史研究在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拓宽研究视界。有学者认为,南开大学的党史研究传统具有鲜明的国际视野,南开学人能将国际视野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融合特别是与华北地域史深入融合,这为“中共学”的提出和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启发性。有学者据此提出,“中共学”可引入文明视野,在文明与革命的关系当中论析中共的特征,即把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放在长线的中华文明史脉络当中予以观照。也有学者提出,可以在历史与国际比较中强化中共的形象与特征研究,通过比较找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根由及特点,阐释出“四个选择”的历史逻辑。承上所论,“历史的选择:第一届中共学前沿论坛”在党史国史的学术脉络中研讨了关涉“中共学”的诸多具有前瞻性的议题,提出了以严格的实证史学为基础,以史学优势夯实、引导“中共学”研究,以新的“中共学”研究路向丰富和拓展党史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一系列倡议。与会学者大多认为,“中共学”研究所具有的现实关怀、“问题意识”、整体性贯通性视域、跨学科方法、理论自觉等学术诉求和特征,对整个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会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准此而论,与会学者亦深知,在研究中联结理论与史实、融汇时间与结构绝非易事,在研究中平衡好宏观与微观、博洽与专门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毫无疑问,新的学术路向令人着迷,也必将充满艰辛,“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在即将迎来中共百年华诞的热烈气氛中,本次论坛的学术讨论,为深化中共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学术方向,今后需要努力去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本文作者
2021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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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亭‖新时代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理论的三重意涵及其科学化问题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编者按〕今天我们推送第1期“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栏目中的最后一篇笔谈文章。本文主要从理论阐述的角度,从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知识产品的通约性以及知识生产的协作性等三个方面,努力探究党史学科建设的学理基础和科学依据。本文对之前三篇笔谈文章所论内容具有一定的互证与补充作用,特别突出了学科建设高度仰赖的理论依据和逻辑支撑问题。在我们看来,具有急迫性的“外缘”因素固然是党史学科建设的一大促动力,但有无“内缘”的学术理论依据甚至理论传统,大约也是影响党史研究能否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核心要素。其中,本文对胡乔木、胡绳等党史研究大家的学术思想的高频引用(之前三位学者也有不同程度的引用),显示以胡乔木、胡绳、龚育之等学者为代表的“胡绳学派”的学术思想,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学术影响力和适用性,仍然对于新时代的党史学科建设具有基础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它们无疑构成了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学术传统。正因如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如果一个研究领域没有学术传统或者有学术传统而不懂得尊重、传承、发扬和发展,那也是无法成长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这也是本文给我们留下的鲜明启示。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刊这次“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笔谈栏目的组稿,最早从2018年初就开始启动筹备。在此期间,我们系统整理和回溯了自80年代以降的党史学科建设历程,与几十位党史学者进行了深入沟通与交流,我刊编辑写出了几万字的调研材料和内部报告,努力探究新的时代情势下党史学科建设的科学发展之路,努力打造既具有理想性又具有可行性、既具有学理基础又符合时代变动的党史研究学术格局。本次笔谈的四篇文章,正是集中在这些方面作出探索性思考,以期抛砖引玉。事实上,党史学科建设还有很多方面和维度亟待作出时代性的阐述和建构,比如具有独立体系的各级党校的党史教学与研究、高校里与中共历史相关的广义党史教学工作如何推动党史学科建设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如何真正介入并推动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创新、党史研究又如何切实反哺相关学科等等一系列议题,都有待学术界的思考和探讨。我刊今后将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继续组织相关专题讨论,期待得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支持和关注。
2021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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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凤城: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定位与建设的若干思考

〔美〕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15页。[7]
2021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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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强:中国当代史研究方法论两题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21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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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建华:国共易势之际校园政治生态的变迁(1947—1948)——以浙江大学为个案

反映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服务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021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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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山: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建史研究维度的思考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共的全部工作可分为两个方面,即“党的领导”(“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共在党建方面投入了较以往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从党史学的角度看,新时期党建史是这一时段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但情与理违,目前这类研究成果仅有一部以专著形式由党史研究者完成,其他则以中共党建通史的特定阶段史形式出现。这类作品多按党史大背景,以党建重大事件为对象,进行宏观描述、分析和总结。研究者主观上总是力图展现其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史诗画卷,但对党建理论精髓把握的不足、对党建事件矛盾说明的含糊以及对党建决策实践结果的忽视,常常使他们难以遂愿。从党建学的视角看,适时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成就,提炼其经验和启示,在党建研究成果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但说明直线化、描述平面化、结论正面化是这类作品的主要特征,宣传色彩浓厚,史学魅力稀见。当然,无论是党史学还是党建学,无论是专业科研人员还是机关研究者,多年来的探索仍然为继续这一专题的探究奠定了基础,至少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素材。依笔者浅见,须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将历史和现实相承接,或者说“论”与“史”相统一,才能使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建史研究成果更为深刻、生动。所谓“论”,意为从更深层次、更广阔视野认识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建的基本理论问题;所谓“史”,意即从历史学的基本规范出发,以不回避矛盾和冲突的态度,对待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建的发展历程。一、准确把握改革开放时期中共的本质属性和功能定位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史要研究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自身建设的发展过程、一般特征和基本规律,其中心命题“什么是执政党、怎样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源自1980年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重要问题,即“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围绕这一问题,中共的党建目标表述根据时势变化先后作过13次调整。但就党的性质规定而言,它从来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政党”或“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原则要求;就功能定位而言,它一直强调自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或
2021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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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

承上所论,当年档案中的记载同一些有关人员多年后的回忆,相比起来,哪一个更可信?
2020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