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楠‖中共在浙江的早期组织与两个国民党省党部之争(1922—1926)

(本文作者：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编辑手记〕今天我们推送第1期“青年论坛论文选登”栏目中的学术论文。本文较为全面、深入地展现了中共建党之后在浙江所开展的历史活动，叙述和分析了大革命期间浙江省所独有的两个国民党省党部——沈定一的临时省党部和宣中华的正式省党部同时存在且相互竞争、角力的原因、过程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等一系列问题。从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进展来看，涉及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党部的研究相对少见，特别是作为中共早期一大活动重点的开拓国民党党务工作的历史研究，更不多见，这是本文选题的亮点所在，有益于继续推进中共早期历史的学术研究。尤为重要的是，本文始终将大革命期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发展和变化，置于变幻莫测的全国时局之下进行分析，不仅充分观照上海、广州、北京和江苏国共力量关系的变化，而且注意到苏联国民党政策的影响，体现出较宽阔的历史视野，使得文章多少带有一些“总体史”“整体史”的学术特征。与此相关，本文似乎颇具创意地运用了一种“中层视角”——省际层面的叙述方法，将处于全国层面的中共中央、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苏联顾问等元素，与浙江地方上的权势争夺串联在一起，对大革命时期各方势力的行为和思想进行了立体动态的呈现。在此脉络下，作者抓住以沈定一为核心的杭州一师网络的分化这一主线，来考察和审视特定历史语境下国共的合作与分裂以及国民党左右两派的斗争。总的来看，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时代青年党史学者的史学功底和学术意识，是我刊近些年来打造“中共党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开设“青年论坛论文选登”等基础学术平台以及采取一些相应学术举措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当然，青年学者与学术编辑如何形成互促共进、合作共赢的良性关系，共同推动党史研究的学术进步，显著提升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的规范意识和水准，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双方都需要付出很多主动、自觉的努力甚至牺牲，这也是本文责任编辑在编辑过程中的一个很大感受，愿与本文作者和更多青年学者共勉。

关于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又因“新革命史”研究的提倡，大革命史研究呈现愈来愈热的态势，向着更为基层的地方延伸。尽管如此，历史的“中层”尤其是对国共合作与分裂产生过实际影响的省际层面，也是理解这场革命的绝佳视角。这一视角既有助于观察革命阵营不同派系对地方资源的调动和利用，也可借此窥探国共上层、以共产国际顾问为代表的苏俄势力、各省军阀等多方势力之间的关系和角力，亦可作为认识中介将地方权势争夺与更大范围内的国共既合作又明争暗斗的宏观局面相勾连。

相较其他诸省，20年代的浙江政治地位比较超然，不论是皖系卢永祥的控制还是直系孙传芳政权，均采取既不倾向北京政府又与广州国民党保持弹性互动的立场，省内浙人治浙的力量亦不容小觑。此外，浙江地理上紧邻革命中心上海，后者既是中共中央、中共江浙区委的所在地，也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所在地及国民党元老的聚集之处。上海、江苏所发生的国共纷争，第一时间就能够传递到浙江，进而产生连锁效应。北伐开始后，又因蒋介石、张静江等人的浙籍因素，浙江终成为诸多力量的角斗场。国共合作伊始，以沈定一为核心的“杭州一师网络”便在该省开展工作，建立了国民党浙江省临时党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由于受到国共关系变化的影响，本属同一阵营的一师网络分化为西山会议派与共产党两派，而浙江就此成为中共与西山会议派斗争的主战场。杭州一师网络为何分化，国共合作的破裂如何使得该网络发生裂变，裂变后的双方又是如何利用地方资源、省际资源和中央资源互相竞争的？对于上述问题的考辨，既是对裹挟在革命运动中种种明流、潜流力量的梳理，也是对国民革命一个重要剖面的展现。

海内外亦有相关研究涉及大革命时期的杭州一师网络和浙江省党部，但由于史料所限，大部分著述均对一师网络的“革命群像”以及由一师网络衍生的浙江孙文主义学会等其他革命团体着墨不多，且未将浙江革命阵营内部的变化置放于国共斗争的大背景下进行充分讨论。因此，在收集国民党党史馆档案、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档案、中共中央文件、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各方日记和回忆录等多种史料基础上，笔者对中共建党后所开展的活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分裂与竞争等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挖掘和梳理。

一、样板：国共合作之初杭州一师网络与浙江省党务的拓展

1923年10月，由苏联驻华外交代表加拉罕向孙中山介绍来华的鲍罗廷抵达广州伊始，国民党就开启了改组进程，通过中共中央驻广州代表瞿秋白，向中共发出所有成员尽快加入国民党的指示。然而，对于国共合作尤其是通过党内合作以扩大国民党组织的模式，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多有抵触，北京、上海等地的共产党员起初并不积极开展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事实上，在1922年夏的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提出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松懈的组织，加入国民党进而利用左翼力量去改变它，促使国民党发展民族主义运动的策略。但马林的主张遭到与会委员的普遍质疑，尤其在西湖会议上遭到张国焘和蔡和森的强烈反对。尽管马林的提案最后得以通过，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和张太雷不久后也经张继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然而双方交往并不密切，也无具体合作事宜。此种情况直到莫斯科答应援助孙中山、苏联驻广州政府代表鲍罗廷成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后，才发生实质性变化。

相对于各地的消极态度，“共产党人以国民党名义开展党务活动”这一方式却在浙江畅行无阻。1922年9月，由上海地委兼区委委员长徐梅坤、金佛庄、于树德等人组成的中共杭州小组秘密建立，由徐梅坤领导，实际受徐梅坤的革命导师沈定一的支持。该组织建立伊始就凭借徐梅坤与浙江省议会内的国民党籍议员、金佛庄与浙江军界、于树德与浙江同盟会员之间的旧谊，运用同盟会、老国民党的关系网而非共产党员的新身份开展党务活动。这种情况使得国共合作提议者马林在赞赏之余，认为杭州同志的单独行动已“完全埋没在地方政治里”。1923年6月，在正式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之前，中共三大召开。除中央委员以及四区(江浙区、北方区、两湖区、广东区)代表列席外，陈独秀特意邀请于树德、金佛庄两人代表杭州小组到场，以咨询与地方国民党人士合作的具体方法，可见杭州已被视为国共合作的典范。事实上，中共杭州小组仅仅是浙江革命的一段插曲，由沈定一领导的杭州一师网络才是此后党务活动的要角，并在国民党党部的筹建、组织工作中走到各省的前列。

作为国共两党在浙的“灵魂”，沈定一不只是最早的中共党员，更与国民党素有渊源。1907年，赴日的沈定一便加入同盟会参与排满革命。辛亥革命后，他出任浙江省首届议会议员。“二次革命”爆发后，他在沪组织“公民激进党”，与武装起义的国民党声气相通，参与“倒袁运动”。1916年，沈定一担任重开后的省议会议长，又与议会内的国民党籍议员一道抵制在浙江的北洋势力。五四运动期间，他与戴季陶在沪共创《星期评论》，宣传新文化与社会主义，并经戴季陶介绍，会晤孙中山，被后者评价为“浙江最有天赋之人”。1923年，取得孙中山信任的沈定一，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副团长，与团长蒋介石和张太雷、王登云一同访问苏联。尽管通过四个月的考察，沈定一对于布尔什维克治理下的新俄赞叹不已，对共产主义的未来世界亦满怀信心，但中苏间巨大的社会差距使他相信，在诸多条件不具备的情势下，中国贸然主张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合时宜的。回国后，沈定一即向陈独秀、瞿秋白表示，如今的中国不需要共产主义运动，因为国民党和孙中山能够不断进步，所以日后也可建立社会主义政府，当务之急需将全部力量集中于国民运动。因此，相较其他对“民主革命”“联合战线”态度游离的中共人物，沈定一几乎没有犹豫就投身国民党浙江省党务的拓展中。

此外，浙江党务在开始阶段能够发展顺遂，亦与浙江督办卢永祥的默许密切相关。不同于意识形态浓厚、对军阀嗤之以鼻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经斯基等人，实际受命于联共(布)中央局、更讲求实用主义的鲍罗廷，对孙中山“联合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的策略并不排斥。在筹划国民党改组期间，鲍罗廷就敏锐地判断出卢永祥将会同意国民党在省内开展党务。1919年秋，孙中山开始与张作霖接触，准备建立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同盟”以共同推倒直系政府。1921年末，段祺瑞派徐树铮抵粤，就联合讨直事宜进行具体磋商，“三角同盟”步入实质阶段。此时，饱受江苏、福建南北直系势力夹击之苦的皖系卢永祥，遂趁机函电孙中山，要求加入同盟，希望借粤军的北伐以纾解其腹背压力。1923年曹锟当选总统，卢永祥通电全国，反对曹锟贿选，并宣布与北京政府停止往来。一时间，孙中山、张作霖均派代表到杭，浙江俨然成为反直中心。正是在粤浙“蜜月合作”的背景下，访苏回杭不久的沈定一以孙中山私人特使的身份取得卢永祥的信任，国民党得以在浙公开发展。

国民党一大召开前，临时中央执委会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建立中央派出机构——执行部，除粤、桂、滇等省由广州国民党中央直接管辖外，其余诸省皆受上海执行部节制，上海执行部俨然成为南岭以北国民党的中枢。此缘于国民党一大召开后，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叶楚伧、于右任等多位中央执行、监察、候补委员仍留守上海，且担任上海执行部的常委和各部部长，遂使上海执行部在改组后的国民党组织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上海执行部成立之日，特意赶到上海代表广州方面的廖仲恺就声明，上海执行部是苏、皖、赣、浙等七省的中央机关。然而，国民党人虽位居执行部的高位，负责实际工作的却是共产党员。彼时总共六人的中共中央局，就有三人进入该执行部。并非中共中央局成员的沈定一和瞿秋白，也因国民党中执委候补委员的身份，在执行部内发挥领导作用。而杭州一师网络内的施存统、胡公冕亦在执行部内担任要职。上海执行部成立后不久，便委任沈定一担任执行部浙江省支部长，与他的学生俞秀松、宣中华等人一道，负责筹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各级地方党组织。

1924年3月1日，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筹备处在杭州成立。由沈定一领导的筹备处邀请在浙江的老国民党员逐个登记，借助沈定一的名望，吸引杭州律师公会、浙江地方士绅、余杭警备司令等一批有社会地位的老党员加入。3月30日，浙江国民党员会议在杭州律师公所召开，在到会的80余人中，浙江政、教、军界人士就有30余人。选举产生的14名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有8人是一师网络成员，他们均是中共党员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沈定一负责与浙江军政要人打交道，为国民党和中共的扩张寻求浙江上层的支持。俞秀松、宣中华则利用一师网络，在杭州的学生队伍中寻找革命支持者，吸纳他们加入秘密组建的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再通过团支部来发展国民党组织。1922年4月，此时已是团中央负责人的俞秀松抵杭开展工作，凭借杭州一师校友网以及五四时期与杭州一师共进退的安定、女师等中学学生的帮助，在杭州建立了第一个团支部。很快，团地委就在杭州皮市巷公开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邀请沈定一起草章程，借助沈定一的庇护，在杭州青年群体中“施行一服‘兴奋剂’”。紧跟其后的浙江文化书局亦在7月成立，书局由徐白民、韩伯华、俞秀松、宣中华筹备，经向外募捐和招股的方式成立。不久，书局便被打造成为宣传革命的舆论平台，出版、发行团机关刊物《先驱》，还与学校讲演会、露天讲演会相结合，期望通过激进思想的传播，快速打开杭州的局面。

1923年10月，杭州团员人数为23人，共有三个支部，其中第一支部的倪忧天、魏金枝、韩伯华以及第二支部的唐公宪、查孟齐等人均为一师网络成员，而第三支部也就是萧山支部的成员，更是沈定一1920年在衙前开展农民运动的得力助手，团地委委员长则为唐公宪。及至年底，第三支部又扩展为第五、六两个支部，后者即为绍兴支部，几乎所有成员都是与沈定一关系密切的同志。1924年1月，为选送浙江代表赶赴国民党一大，团杭州地委迅速发展了50多名国民党员，其中团员超过半数，其余皆是思想左倾的青年。由此可见，早在临时省党部成立前，国共两党在浙江的组织就已操之于沈定一和他的学生手中。与此同时，原杭州一师校长经亨颐，亦在宁波地方团的支持下，在当地建立起国民党市党部，沈定一在成立当日还特意到场发表演说。通过杭州一师网络成员的努力，到1924年9月，杭州、萧山、绍兴、宁波、嘉兴都建立了国民党党部，杭州、宁波两地的团员人数就有55人，仅次于上海。有浙江最高军政当局的默许，有沈定一的革命“护法”，依靠一师网络的扩张，公开场合发展国民党，暗地里发展青年团，二者齐头并进，短时间内中共与国民党便组合成一个嵌入浙江的新政治集团。对此，中共中央驻粤代表、国民党中执委委员谭平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浙江的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鲍罗廷更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将杭州与浙江并举，与广州、上海一并视作改组后国民党积极开展活动的区域。可见，在国共合作之初，由沈定一领导的一师网络，已被国共高层和苏联顾问视作党务工作的样板。

二、转折：国共关系破裂与杭州一师网络的分化

然而，作为改组后国民党的一个支部，浙江临时省党部的发展必然受到国共关系、全国局势变化的影响。尽管浙江党务由以沈定一为首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支配，但他们就国共双方谁来主导国民革命的设想不尽相同。如果国共高层能够保持弹性处理，那么浙江党内的分歧并不重要。一旦国共合作出现“瓶颈”甚至走向分裂，浙江内部的歧见就要回应高层的分裂，并作出各自的抉择。因此，1925年杭州一师网络的分化，便需置放在国共分裂的大背景下，将“大环境”与“小气候”相结合作出深入考察。反之，考察杭州一师网络的分化，也是理解国共分裂以及西山会议派与国民党党中央“党统”之争的一条便捷甬道。

国共之间的矛盾从国共合作伊始就已播下种子。前文已述，与国民党打交道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要求。不论是马林还是鲍罗廷，均坚持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应保持自己的组织、掌握自己的舆论武器并继续在工人队伍中建立自己核心地位的立场。这种“党内有党”的模式，绝不是对不情愿加入国民党的中共的“情感补偿”，而是被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认可的最佳合作模式。由此，身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就不能自主地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只能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借助国民党的外壳去发展党组织。对于国民党而言，一旦“容共”成为孙中山获取苏联援助的必要前提，国民党也需面临另一个党在自己党内活动的困境。只要“党内有党”存在，这一困境便无法克服。

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便给马林发出指令，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和工会内将拥护共产党的人员组织成一些小组，再靠这些小组形成的一支大军去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这正是中共党团的雏形。1923年11月，在国民党改组前，中共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决定“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全体同志尽管应该在国民党内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领导权，但必须通过合情合理的途径，不得暴露自己的意图”。除了在国民党内成立秘密组，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的鲍罗廷在坚持“国民党路线”的基础上，仍采用阶级分析法，将国民党划分为“左派”“中派”“右派”。在国民党一大上，鲍罗廷就认为出席大会的右派有三四十人，左派人数与之相类，两派均在争夺中派的大多数，而孙中山本人则越来越向左转。“左”“中”“右”的政治术语在中国的最先使用者，便是以鲍罗廷为代表的苏联顾问团。他们利用这一术语来阐释国民党内存在的派系和团体，且将“左”“中”“右”与阶级成分挂钩，认为左派是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右派则出身地主、买办、侨商，是与洋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腐败分子”。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主要工作，便是加强国民党的左派成分。毕竟一个以反帝反军阀为目标、能领导群众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党，是无法容忍谋求与列强妥协并代表“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利益的右派存在的。左派才是未来“党的核心”，“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为此，广州的鲍罗廷与上海的陈独秀先后制定出“联左、拉中、打右”“结合左派、反对右派、加速国民党分裂”等斗争策略。

在广州，鲍罗廷要求中共党员在每次国民党的大会上集中在一起出席，公开组成独立的团体，不必掩盖国民党内存在各个派别。鲍罗廷自信这样做会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实际上，公开的共产党党团会议立刻遭到大多数国民党人的反对，而秘密党团的存在也很快被国民党人所知晓，国民党人对此更是无法容忍。1924年4月底，中共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右派开展斗争。在会议结束的次日上午，汪精卫和张继就找陈独秀商谈，希望能够通过私人渠道，妥善解决中共秘密党团的问题。汪精卫和张继还将青年团关于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决议和团刊交给陈独秀，并向他表示胡汉民、谢持均反对中共的党团办法，认为此举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共产党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只是跨党而非党内有党”的声明。对此，陈独秀立刻给予否认，并解释中共党团的用意旨在指导同志们遵守国民党的决议和纪律，积极开展工作，无意在国民党内争权夺利，作出不利于国民党的举动，但这种解释明显未能使汪精卫和张继满意。

随着对中共不满的累积，身为国民党监察委员的邓泽如、张继、谢持终于联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以“党内有党”之名检控共产党人。这是国民党高层第一次颇有声势的反共行动，尽管该案最后被孙中山驳回，且张继等人也申明不再反对“容共”政策，但该事件让中共充分感受到了国民党的敌意，深感屈辱的中共就此对国共合作的前景作出了更加消极的判断。实际上，上海的中共中央比广州苏联顾问对于国民党派系的分类更为激进。中共中央当即认为，国民党现在的状况只能看到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尚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就只是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个领导人只能算中派而非左派，支持国民党就意味着支持右派。陈独秀认为鲍罗廷“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国民党的目的是要将中共置于其领导之下，或至少迫使中共对其开放。为此，陈独秀去信与中共关系颇佳的维经斯基，批评鲍罗廷未在会上站出来反对国民党中央委员。在不久举行的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人明确指出，鲍罗廷和在广州工作的共产党同志犯了向国民党妥协的错误。

如果说广州的国共双方尚能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那么上海地区的两党态势则要激烈得多。《弹劾共产党案》被提出后，上海各报便争相刊载国共争执的新闻，上海执行部所辖的上海市各区代表联合大会和上海区党部一时间往来辩驳不断。1924年8月，由国民党党员控制的第三、四区党部20余人突然闯入上海执行部，强迫负责人叶楚伧盖印弹劾共产党的致总理电文，同时殴打亲共的执行部工农部秘书邵力子。事后，上海执行部内的共产党员毛泽东、恽代英、施存统、杨之华等人联名上书孙中山，要求惩处打人凶手。国民党员何世桢等则上书孙中山，要求对共产党予以严肃“制裁”。不想，邵力子被殴事件仅过去两月，在“双十节”庆祝大会上，上海的国共双方再起冲突，有青年团团员竟被推下讲台摔死，引起共产党人的强烈愤慨，他们坚持要求执行部以国民党名义宣告动手者为“国民公敌”，必须速起而讨之。在巨大压力下，负责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叶楚伧不得不提交辞呈。

邵力子被殴事件发生后，浙江临时省党部即发出函电，批评上海同志屡犯党的纪律，因彼此的误会而引起关系破裂，无疑是消减改组后的国民党在江浙地区的信用，简直是自杀行为。浙江省党部认为，若共产党员能够尽国民党的责任，国民党就无须计较他们共产党的身份，继续与共产党友爱合作。反过来，共产党也应尽力于国民党的发展，不应意气地进行对抗。作为上海执行部所辖的浙江省党部，并未如江苏、上海的党部于1924年夏秋之交发生有规模的冲突。对于邻省的纷争，浙江方面的立场颇为公允，坚持以革命的大局为重。电文末尾还特别指出，浙江同志对于上述见地是一致的，希望早日消除误会，两党携手共进退。浙江的风平浪静自然与沈定一有关，但国共纠纷已经发生骨牌效应，原本板结一块的杭州一师网络也面临着裂隙的产生。

中共三大后，中央领导结构发生变化。陈独秀的权力大大增强，许多决议往往未经会议讨论便由其决定。沈定一、陈望道等老党员对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亦愈来愈不满，而由陈独秀新近发展的年轻党员，则始终站在陈独秀一边，批评老党员。1923年8月，在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一些工人党员对沈定一、陈望道、邵力子展开批评，致使与会的毛泽东认为言辞激烈太过，建议对三人应态度缓和，年轻党员需尊重老同志。会议结束后，陈望道、邵力子退党，沈定一则对党不加筛选地吸收党员表达了强烈不满。国共合作开始后，在一次广州党团会议上，针对鲍罗廷的“分化国民党左右派、壮大左派”的策略，沈定一突然质问鲍罗廷，若竭力扶持的国民党左派日后转向成了“黄色的甚至法西斯主义”，那时中共该如何进行斗争，又该如何对待他们？由此推知，沈定一对鲍罗廷所“造”的左派势力是否天然进步，已然持怀疑甚至批判的立场。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沈定一投身浙江国民革命，很少参加中共方面的有关会议。尽管沈定一并未退党，但在中共中央眼中，他已脱离了党的工作，“不完全是共产党人”了。鉴于沈定一在浙江和国民党中的地位，中共依然希望争取他完全倒向中共。1924年5月，应共产国际东方委员会的要求，中共中央召开讨论农民问题的扩大会议。身为党内开展农民运动的第一人，陈独秀特约沈定一前来参会，还提议由沈定一担任此次扩大会议的主席。尽管陈独秀在会议上作出自我批评，表示在权力独揽、个人决策等方面多有偏差，要向与会的委员检讨。但一贯热情洋溢、口若悬河的沈定一自始至终保持沉默，没有表示意见。当会议通过《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问题的决议》，与会代表纷表赞同时，他却平静地表示“与其做一个跨党的国民党员，倒不如凭他的老资格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某种程度而言，扩大会议非但未能团结沈定一，反倒加速了沈定一的转向。

《弹劾共产党案》被提出后，中共即发布第15号中央通告，命令党内同志与国民党右派做斗争，要求地方上的同志今后凡是没有表现左倾的分子，都不应介绍其加入国民党。到了9月，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又下发文件，继续要求在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应合组党团，归该处地委或区委直接指挥，更要求他们在国民党内以《向导》文章为准，宣传左派政治主张，去造成真正的左派。遵照中央指示，俞秀松在浙江省内视察时，告诉绍兴、宁波的青年团，要求他们在国民党党部内努力推销《中国青年》《向导》，改变国民党青年的思想。在嘉兴国民党人请求批准建立区党部之际，俞秀松不惜动用省党部的名义暂停嘉兴区党部的党务进展，以便团员顾作之能出面组织左倾的党部。相较于一师网络学生辈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指示，老师辈的沈定一对于中共中央的态度却相当消极。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是身为中共党员的沈定一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央会议。此次大会再次强调针对国民党的策略是揭露和孤立反革命的右派，千方百计地加强由共产党人和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拥护者所构成的左派，陈独秀甚至主张彻底改组国民党，组建新的国民党。虽然已经无法知晓彼时沈定一的内心活动，但可以肯定中共高层从此以后再无沈定一的身影。

回望浙江，由沈定一领导的党务也因1924年9月江浙战争的爆发遭遇重大变故。战事双方一度胶着，月底由于福建孙传芳部队的北上，终致浙军大败，卢永祥下台，浙江政局重新洗牌。有别于卢永祥的合作立场，新上台的孙传芳对于国民党严加提防，临时省党部很快便感受到了政治压迫。为免党务遭到打击，从前在浙江公开的国民党转入地下，党部机关也被迫搬迁。常务委员沈定一、宣中华、俞秀松三人离开杭州，除留下安体诚、沈肃文两名执行委员，其余党部人员亦暂避他处。原本卢永祥时期供职于政界、警界、军界的执行委员“均因地位关系而多事避免”。

事实上，在此危机情势下，杭州的临时省党部已然失去领导全省开展党务工作的能力。不同于孙传芳政权严密控制下的杭州，平湖、海宁、宁波、永嘉等处的党部，却因省党部委员的暂避家乡而得到了发展契机。回到家乡海宁的宣中华，在沈定一、俞秀松离浙赴沪后，担负起乱局之下一师网络的领导职务。其实，国民党中央自7月起就逐渐停发了浙江的党务补助费。缺少经济援助，党员的活动也不再频繁。即便战后省党部办事机关欲图恢复杭州与各地的联系，但因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补助各县市党部而“无甚成绩”。反观地方，由宣中华经营的海宁县党部、由顾作之筹建的嘉兴县党部、由陈国咏主导的宁波市党部、由孙斌组织的杭县党部、由郑采臣建立的永嘉区党部等市、县、区党部，都因领导人是中共党员或团员，受到了来自中共中央、团中央和团江浙皖区资金的救助，在乱局中得以支撑、壮大。及至1925年8月，当杭州的省党部尚冠以“临时”之名时，杭县、宁波、绍兴、萧山、永嘉、海宁均已成立了正式党部。地方党部的“革命进度”已经超越省党部。不久，各地的正式党部即要求临时省党部尽快召开全体会议，选举成立正式的浙江省党部。

由十几人的一师网络搭建起的浙江国民党系统，随着各地新人的不断加入而逐渐变大，但网络的拓展与铺开，同时意味着原来紧密的师生关系有了被稀释的风险，此种风险也因沈定一对中共中央的不满而大大增加。1924年底，沈定一便已感受到他在省内的地位，受到以宣中华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挑战。昔日的学生、如今他眼里的“第三国际‘工具’”，正迫使他离开浙江。尽管如此，沈定一依然在浙江拥有广泛人气。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前来北京，共决新的国家体制。在鲍罗廷和加拉罕的支持下，为扩大国民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孙中山率领代表团北上，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以此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被孙中山视为“亲密同志”的沈定一，则担任国民会议宣传员，前往浙江寻求孙传芳的支持，谋求再次打开浙江党务的局面。

此时的孙传芳因武力据浙受到杭州各界尤其是地方自治派的抵触，为塑造开明形象以缓和敌对情绪，未拒绝沈定一的到来。12月7日，沈定一访问孙传芳，二人晤谈多时。沈定一表明自己受总理命来浙，组织国民党。改组后的国民党不似光复时，“吾党无一匪，匪中亦无一吾党”，“此次奉命来杭，一面对于社会各种团体有所陈述，一面为训练党员而来”。孙传芳对此表示认可，希望国民党能如沈定一所言，日后“取材务精”。尽管会谈后孙传芳并未开放党禁，但沈定一在杭州的国民会议宣传得到了当局的“网开一面”。杭州国民会议促成会很快成立，浙江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在省议会议长的筹备下顺利完成。此外，为获取浙江上层的全面支持，沈定一不但面见孙传芳，而且与省长夏超、省议会、自治代表会各团体领袖会面，向他们解释孙中山的时局宣言。沈定一的助手陈德征会晤杭州商会会长，详谈一切。沈定一的妻子王华芬则召集杭州女界同胞，演说国民会议与妇女的关系。

这样一场为期半月、惊动杭州各界的“国民党宣传之旅”，却始终未获得来自一师网络内共产党人的积极回应。事实上，与鲍罗廷、加拉罕的态度相反，中共中央一开始坚决反对孙中山北上。江浙战争爆发时，国民党主张支持卢永祥，并准备发动讨伐直系军阀的北伐，但中共中央则公开反对利用军阀推倒军阀的做法。恽代英更在《中国青年》上发文批评卢永祥与齐燮元沆瀣一气，实属一丘之貉。孙中山北上之后，中共依然认为冯玉祥代替吴佩孚，仍旧是军阀政治，没有实质性变化。直到鲍罗廷通过维经斯基给陈独秀施加压力，中共中央、团中央才下达《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的通告，要求各地党员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但与一年前一师网络上下层路线默契配合不同，沈定一的这次行动应者寥寥。

戴季陶的转向成为凿开一师网络裂缝的最后錾子。五四时期，戴季陶和沈定一曾共同创刊《星期评论》，成为当时沪上提倡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最有力的人。沈定一长于演说和行动，戴季陶擅长思考和著述，二人一动一静，皆成为上海、浙江两地激进学生崇拜的革命导师。戴季陶与沈定一一样，亦是中共发起人之一，只是最后因孙中山的关系没有入党，但在若干次关键性的筹商中共成立的集会上，戴季陶都参与其中。中共方面长期将他视作“自己人”，而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广受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的好评。国民党改组后，鲍罗廷视戴季陶为国民党的左派，众多举措相当在意戴季陶的立场和态度，曾一再询问瞿秋白关于戴季陶的动向。《弹劾共产党案》被提出后，中共反弹强烈，然而陈独秀仍称呼戴季陶为“左翼理论家”，把他看作可以争取的政治伙伴。与许多国民党元老一样，戴季陶对于“党内有党”的“容共”政策抱有怀疑，也曾劝告有交谊的共产党员专心去做一名国民党人，但戴季陶对于按照共产国际决议重新定义的三民主义尤为敏感，曾设法阻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通过。失败之后，不论在广州还是在上海，他都表现沉默，采取既反感右派“分共”又不赞同中共所谓“夺权”的“超然”立场，甚至一度还曾考虑前往苏联、德国考察，去实践孙中山设想的“大陆同盟”计划。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最高权力的真空，致使国共双方都加快了争夺革命领导权的进程。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局将孙中山之死看成是远东最重大的政治事件，通过一系列的决议促使共产国际代表采取更激进的国民党政策。4月，中共中央发布第19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员借追悼会之机，按照国民党一大宣言对三民主义的阐释，做反帝反封建废约宣传，同时命令由共产党控制的各级国民党党部，下达全体党员动员令，公开征求党员，趁机扩充左派数量，以求在国民党二大上与右派竞争选举、一决雌雄。为权时救急，身为国民党内屈指可数的具备理论素养的元老以及孙中山遗嘱签字证明人之一的戴季陶，必须回应中共的挑战，而戴季陶给出的方案便是用“孙文主义”代替逝世的领袖，确立孙中山的思想为整个国民党的灵魂和中心。

在5月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面对左右派争执的场面，戴季陶突然将预先草定的《接受总理遗嘱宣言》提请大会讨论。尽管戴季陶此举引来与会共产党员的全力反对，也未得到诸多国民党元老的支持，但最后经过激烈的辩论与修正，还是勉强得以通过。该宣言当然是应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挑战的产物，特别强调“吾党同志惟有全体一致奉行总理之遗教，不得有所特创”。“总理之遗教”包括《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而非苏联顾问和中共看重、宣传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然而，《接受总理遗嘱宣言》仅是戴季陶确立孙中山思想为最高原则的第一步。为了更进一步区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此后的两月内，他先后写就《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册子，从哲学基础、中国固有道德文化出发，对孙中山思想进行新的阐发。上述册子很快被国民党中央下令销毁，但正是“戴版”的三民主义阐释和对“孙文主义”的鼓吹，才给予此后广州、上海、北京、浙江各地孙文主义学会所依傍的思想资源。更重要的是，有了戴季陶的区分，一批既反对右倾又不认同中共做法的国民党左派和中派，就开始聚集到“孙文主义”的旗帜之下，有了较为明确的主义。素来与戴季陶亲密无间的沈定一，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倒向戴季陶，脱离了共产党阵营。

三、角力：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与中共的浙江党权之争

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间隙，戴季陶、沈定一和邵元冲、林森时常往来，共商党务进行办法，以期抗衡由共产党员控制的地方党部及应对即将到来的国民党二大选举。会后不久，五卅运动的爆发，使共产党员数量增加到2500人，比半年前提高了1.5倍。共产国际还派出教官和组织者，将上海的斗争经验传播到其他大城市，中共则在各大城市的工会、学生会和其他社会团体中设立了共产党党团，牢牢占据了群众运动的领导地位。戴季陶、沈定一、邵元冲赴沪后，即发现上海的许多青年对国民党、共产党产生了严重的混淆。有区党部国民党员写信告知戴季陶说：“本处分子复杂，无容讳言。驯至时有反共言论发生……近来公然有人组织中山主义研究会，若再放任，后患何堪设想！”一个国民党党员竟写信给戴季陶，视“反共言论”与“组织中山主义研究会”为“后患”，可见左派思想已成风靡之势。1925年5月17日，因江苏共产党人和左派得到多数国民党员的支持，在南京市党部的二大选举中大获全胜。7月，已经负责上海执行部的邵元冲便去信告知胡汉民，由于五卅运动的影响，国民党人在上海、北京两地大部分的选举中均已失败，照此情形下去，共产党和左派将会赢得二大的大多数代表席位，“容共”到头来将要发生“容国”的危机。

为了稳住浙江的局面，7月5日，沈定一和戴季陶在萧山衙前召开会议，全省高级党部执行委员全体到席。沈定一宣讲《总理遗嘱》，要求浙江一切党部不得违背总理遗教，三民主义为党员最高原则，而最高原则之解释运用，以总理自著之书为标准；党员只可完全继承其理论，不得另造理论。为了使青年党员明晰国民党正统思想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二人还主导通过了《鲜明色彩之决议案》。有感于共产党常在群众大会或游行示威中打出令人瞩目的红色标识，为了与之争夺青年，该决议案规定国民党的色彩为青白色(因国民党党旗为青天白日，且戴季陶认为，青白二色代表三民主义的特性与中华民族和平仁爱的特性)，今后一切公开活动，标记、印刷品等一切会场布置，必须以青白二色为主色，“色彩既彰，趋向斯定”，“‘青白化’普遍，则三民主义亦随之普遍”。“青白化”遂从浙江出发，成为此后国民党的象征符号。《总理遗嘱》宣讲与“青白色”的确立，正是为了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抗衡。此次会议的另一个重心便是决定浙江二大代表的人选。沈定一不经讨论，直接提名蒋介石、经亨颐、沈肃文三人为候选人，要求委员们同意，这引起以宣中华为首的共产党员的强烈反弹。

几乎“包办”浙江各地党部的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二大代表选举，早就志在必得。复选前，宣中华密信中共杭州支部书记、曾是一师网络成员的华林，告知他已掌握浙江各地党部初选人的投票名单。统计总选票数，经亨颐得22票，宣中华得19票，张秋人得18票，蒋介石得16票，沈肃文得9票。宣中华、张秋人是共产党员，经亨颐、蒋介石则被视作革命左派，只要进入复选，中共将会稳赢。孰料在衙前会议上，沈定一会直接提名其侄沈肃文，大出宣中华等人意料。9月4日复选开票，方至1/3，沈定一见沈肃文得票独少，突然中止开票，以“初选当选者，过于集中票数于一二名之下”为理由，宣布复选作废，决定仍以蒋介石、经亨颐、沈肃文为复选当选人标准。共产党员则声言选举舞弊，沈肃文无资格当选，必须以宣中华替代。沈定一、沈肃文、宣中华皆为一师网络重要人物，曾是携手共进的同志，但由于此前矛盾的累积，国民党二大选举又关系国共两党前途，已经投向戴季陶一边的沈定一、沈肃文与中共阵营的一师学生的争夺不可避免，终使一师网络走向公开决裂。

复选结束后，宣中华即以国民党省党部常务委员的名义致函各县党部，声明二沈复选舞弊，违背中央规定，将提请中央裁决，请求中央对舞弊者加以处分，要求各县党部同时致函中央，证明选举确有舞弊之嫌。沈定一亦去信呈报支持他的上海执行部，详细告知选举经过，声明自己的决定未曾舞弊。尽管既有研究对于此次复选的讨论，都认为沈定一的行为违反了选举程序，但只要稍稍考察国民党改组以来的选举习惯以及规定选举法的国民党总章，就会发现双方的选举方式均无问题。首先，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各省代表大多经推选产生，浙江的代表就由沈定一选派。第一届中央委员半数以上由孙中山直接任命。孙中山及其信任的各省党务筹备员在包括选举等诸项决议上拥有最后决定权。这是自中华革命党以来的民党“旧习”，老国民党人讲究尊卑有序，视孙中山为绝对领袖，对于竞选这一形式并不适应。其次，国民党总章第27条虽然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之组织法、选举法及各地方应派代表之人数，得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之，但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始终未明确说明该由何种方式进行选举，这就为沈定一的推选留有余地。最后，沈定一在复选时让87名初选人投票表决，到底是直接采用他的推选名单还是依照复选流程进行选举，尽管可以推测沈定一对在场的初选人施加了压力，但最终的结果是51票赞成他的方案，35票赞成继续选举，这就意味着他的推选名单仍受法理支持。

当然，选举的形式只是双方为战胜对手的策略运用，沈定一事实上也认同竞选。然而在“救党”的急迫心情下，设法让自己人进入二大才是双方的唯一考量。不过还没等到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作出裁决，更大的危机便已到来。一个月后的廖仲恺被刺案，既让国民党二大上双方的合法斗争化为泡影，更加剧了国民党中央的分裂。不久，胡汉民被拘留，许崇智被挤走。主张“分共”的右派林森、邹鲁、谢持、孙科等人也被命令离粤北上，国民党的广州大本营就此成为清一色的左派阵地。

广州的消息传递到上海，戴季陶不禁“为之大恸”，邵元冲、叶楚伧等亦“俱为唏嘘”。尽管戴季陶与胡汉民私交不笃，但孙中山过世后，国民党内就存在着“没有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国民党，即不成党”的“奇言”。纵使苏联顾问和中共替国民党搭起了架构，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亦代表了新的“党统”，但在老辈国民党人心中，胡汉民、汪精卫仍是“党统”之所寄。然而仅仅一月之内，廖仲恺遇刺，汪精卫、胡汉民分途，胡汉民后又被迫去国。这对于国民党人而言，不啻“党统”崩塌。随着林森、邹鲁等人到沪，江浙的国民党人与广州的国民党人聚合到一起，在多次“会议党事”后作出决定，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11月23日，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就是分庭抗礼的仪式，而参与其中的国民党要角，此后便被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视为西山会议派。

然而，纵使西山会议派随后在上海成立了第二个中央党部，上海的《民国日报》也成为其机关报，但该团体既无政治号召力，亦无一兵一卒。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又先后回归广州中央，重要人物星散，对广州并未构成实质性挑战。在某种程度上而论，作为该团体中最具行动力的沈定一，他和那些继续跟随他或新加入网络的“同道”，才是西山会议派内中共真正的对手，而浙江正是双方兵刃相接的战场。

西山会议召开前四日，嘉兴县党部就去函广州，称察觉沈定一故意延宕组织正式省党部，欲遂其把持党务之私，为本党前途计，请求中央速派员到浙组织正式省党部，以利党务而重纪律。西山会议后，嘉兴县二区一分部，永嘉一区二分部、二区一分部二分部、三区党部，象山第一、二、三区分部，镇海一区二分部，绍兴一区分部，宁波四区党部，慈溪各区分部等纷纷致函中央，要求即行解散在京非法会议，派员到沪查办改组民国日报社，开除叛党分子林森、戴季陶、邹鲁、沈定一、叶楚伧等13人党籍。宁波四区党部更言辞激烈地批评“上海执行部措施乖张，把持上海民国日报，言论荒谬。而吾浙临时省党部又被沈定一及其党羽沈肃文恣意操纵，是其包藏祸心，凌乱纲纪，由来久矣”，请求中央“速速查办改组，庶使若辈无所假借”。该党部一方面声称沈定一独揽浙江党务、凌驾一切，一方面还将沈定一的“专断”与其背后上海执行部的支持联系起来，并共同置于西山会议召开的背景下，构建起一段沪浙国民党人企图分裂中央“由来久矣”的叙述，目的既是为了解散临时省党部，也是为了取消一直制约浙江共产党行动的上海执行部权力。广州国民党中央很快便回复了这些来函，要求沈定一的临时省党部立刻停止活动，限令浙江省克日成立正式省党部。各执行部亦在广州国民党二大后寿终正寝。脱离沈定一的一师网络人员，则在宣中华的家乡海宁县硖石镇东乡召开十县市党部联席会议，正式取代杭州临时省党部，成为浙江国民党的新重心。

尽管广州中央党部、省内各地党部的函电往来风驰，对沈定一的临时省党部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冲击波，但沈定一的新网络依然可以调动其他资源与曾经的学生辈竞争。西山会议后，沈定一并未迅速离京，而是接受参与西山会议的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之邀，继续参加了由北大学生筹备的北京孙文主义学会活动。孙文主义学会最初酝酿于1925年夏，由广州黄埔军校师生王柏龄、贺衷寒等人组织发起，成立之初的目的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团结国民党人，巩固国民党的基础，本不具反共性质。当时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还被学会公认为唯一指导的领袖，廖仲恺和校长蒋介石分别每月赞助500元和200元。国民党中央分裂后，“孙文主义”成为主张“分共”或反共的国民党人抗衡中共的思想旗帜。北京孙文主义学会就是借用此名，却已名同质异。其实，该会的前身是北大的“民治主义同志会”，1922年由王昆仑等九个学生发起，他们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统治，先后加入国民党，受到北京执行部邹鲁、谢持、马叙伦的支持，其中马叙伦与这几名学生关系尤为紧密。孙中山北上后，“民治主义同志会”的人数急剧扩张，但依然以马叙伦为代表的北大师生为核心。1925年12月，有2000余人规模的北京孙文主义学会在北大三院宣告成立，马叙伦正是大会的主持人。作为唯一被邀的演讲嘉宾，沈定一侃侃而谈，不仅将衙前会议上的“青白化”“不依赖他种势力做革命”“孙文主义的三民主义”等主张带到北大，而且吸引了部分接近国民党的浙籍北大学生。这批大学生和同样为浙籍的马叙伦，成为此后沈定一在浙江的新组织的基础。

1925年底，北京局势瞬息万变，王昆仑等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和马叙伦先后南下。因马叙伦与浙江政界素有渊源，辛亥革命时便与夏超相识相交，五四运动后一度担任杭州一师校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26年初，经夏超力劝，马叙伦留杭继续出任教育厅厅长一职，他的学生、北大毕业的许宝驹则被任命为教育厅秘书。一批浙籍的北大学生一时间被马叙伦、许宝驹推荐至各省立中学、各县市教育机构就任关键职位。“北大系”很快成为浙江教育界极具势力的派别。此外，杭城最重要的学校、经杭州一师与杭州一中合并的新杭州一中，亦由马叙伦的挚友、曾担任北大教员的黄人望掌校，该校不久便成立了浙江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多为南下担任一中教职的北大学生及部分“蔓延”至杭州的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杭州一中亦成为沈定一西山会议派和孙文主义分子的大本营。

令中共浙江方面更感压力的是，尽管由鲍罗廷、汪精卫主导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和由谭平山、林祖涵实际负责的中执会秘书处坚定支持宣中华的浙江省党部，一再重申临时省党部“附逆有据，早应解散”，但在杭州，新的省党部不具有舆论和人脉的优势。仍然主持临时省党部事务的沈肃文是教育厅视学，代表沈定一与马叙伦的教育厅建立联系。其他省内重要人物也在沈定一退出中共后，再次与他达成了“政治联盟”。有同盟会背景的实业厅厅长计宗型担当省长夏超与沈定一之间的中介人，暗中向临时省党部提供活动经费，这一方面是夏超拉拢老国民党人、伺机推翻孙传芳统治的立场表示；另一方面，反共的夏超亦乐见临时省党部继续抗衡省党部，甚至双方内耗。自号“老民党”的省议会重要领袖许祖谦，“昔与沈定一不睦，现因沈定一倒退变为右派”，与他重归于好，其执笔的《杭州报》社论为杭城舆论之喉舌，时常指斥省党部“赤化”，煽动省城各界人士的恐慌。相较临时省党部所拥有的丰富省级资源，省党部只剩下了党统和组织优势。省党部就曾向中执会抱怨临时省党部接受夏超金援，贿通各报污蔑正式党部，且“在各地分派爪牙，危言煽惑”，“属部处此环境之下，必须多登广告，多印中央重要命令及二大宣言、总章”，方可稍稍挽回舆论不利的风向。绍兴团负责人也声称，很多同志被沈定一把持的省党部开除党籍，地方活动受到影响，并发生极严重的经济问题，只能请求团中央帮助以渡难关。

中共和国民党在浙江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群众运动。在一师网络分裂前，杭州的学运、工运、兵运工作进展颇为顺利。一师网络分裂后，中共杭州地委和团则必须面对沈定一、孙文主义学会对左翼青年的争夺。尤令中共头疼的是，沈定一、沈肃文等人本就是共产党员，十分了解中共群众运动的模式，这些人常常在中共发起的集会上制造不小的麻烦。1926年1月，杭州地委发起“非基督教运动周”，游行、示威、分发传单、演讲、演新剧等各项事宜一开始都进行有序，但到了活动第五天的市民大会，有组织的捣乱分子突然出现，出乎地委的意料。他们很快占据演说台，宣传“反阶级斗争”，且主张不再游行。几位团员好不容易才说服到场群众继续游行，捣乱分子又在游行队伍中怂恿部分群众中途折回，致使这次市民大游行功败垂成。事后团委经调查发现，这批捣乱分子都是杭州一中的学生，受孙文主义学会的一中教职员唆使。

在浙江，国民会议促成会向被沈定一把持。直到1924年12月，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宣中华等人才开始介入。尽管姗姗来迟，且不得不与已经反共的沈定一网络达成“联合战线”，团杭州地委仍然成功地在国民会议促成会内建立起了一个五六十人规模的青年团体，准备利用这一党团影响乃至夺取该会的领导权。1926年2月19日，杭州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各团体代表大会，原定到会委员负责向各团体接洽派代表出席，但及至18日的预备会议，只有一名法团代表出席，其余皆是青年团体的代表。19日大会时，除青年团体外，到者寥寥。为避免杭州团把持大会，委员沈定一、沈肃文以“所谓青年，不外工、商、学、农界青年，他本身自有团体可以代表，何必再用青年团体呢”为由，要求取消青年团体。在与会其他委员不置可否的情况下，二沈又突然宣布延时开会，要求修改会章，限制到会团体与个人的长时间发言。经再三催促，始勉强开会，会上青年团体代表依仗人数优势，要求委员会改选委员，沈肃文又以出席团体代表太少、不算正式代表大会为由拒绝，双方辩论僵持两个小时，最终由沈定一一派的人提议散会，大会无果而终。为了占据优势，双方各自充分动员可以动员的群众。然而，无论是利用党团、拿捏宣布延时与散会的分寸还是革命话语的表达以及能够促使双方你来我往的政治技巧，恰恰是因为彼此都曾归属同一阵营，浙江西山会议派利用共产党的经验给共产党人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

共产党和青年团所遇到的麻烦又何止杭州。在沈定一的家乡绍兴，西山会议派在县党部和区党部都握有优势。早在1925年10月，绍兴团便与绍兴五中发生过冲突，五中校长为不久前经沈定一推荐而来的北大学生。不过当时的冲突，恐怕是双方学缘与地缘差异的反映，未必是政治立场不和的彰显。沈定一网络的早期成员，多为浙东籍杭州一师学生。国共合作前，他们便已追随沈定一加入共产党和青年团。随着沈定一的活动范围跨出浙江，上海、北京的大学生亦加入他的网络。相较于省级师范生，这批人学历更高，社会关系网更广，虽属浙籍却多非出自浙东，再因政见不同的叠加，网络内新老成员间的摩擦、矛盾、裂痕终不可免。

12月，绍兴第二区分部通电拥护西山会议，随后在王华芬主持的第一区党部党员大会上，左右派爆发激烈冲突。右倾最有势力者是以施伯侯、鲁觉吾为代表的北大学生，他们声称在场以唐公宪为首的左派都是共产党员，要求大会立刻开除，并提议发信至临时省党部，要求搜罗全省所有“赤化”党员。会议中途，施伯侯突然带领一群人硬将唐公宪拉出会场，场面一度极为混乱。党部之外，绍兴的学生会也被沈定一派把持，以至于团只能重新组织“绍兴学生革新社”来吸引左倾青年加入。革新社还一度计划请法律顾问来作后盾，以防学生运动时“三义校”前来捣乱。在温州，马叙伦弟子王超凡成立了永嘉孙文主义学会，其所办的《温州大公报》成为当地宣传孙文主义的舆论平台。王超凡所创建的温州女子师范学校，本是团温州支部的一个重要据点，浙江省党部分裂后，共产党员胡识因、庄竞秋等人都被王超凡撤换。此后，他借助在温州的广泛人脉，不断抵制在温州的国民党左派，使得中共组织始终无法嵌入温州的核心地区永嘉，只能在边缘地带发展。

正式省党部和由中共控制的各地党部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一面去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索要经费，一面组织党团选择时机推倒右派区县市委员，并去函中共中央和团中央，请派有斗争经验的人员前来指导运动。沈定一网络和孙文主义学会虽一致反共，且成员重叠，但二者同声不同调。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沪设立旨在培养孙文主义分子的中山学院，学院内沈定一的学生孔雪雄、周欣为就受到沈定一的鼓动，与其他孙文主义分子发生争执，最后以二人被院长邵元冲开除收场。反映到地方，便是一些由右派占据的学校和学生会内部也存在着随时发生分裂的可能。如绍兴学生会内沈定一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也常起纷争，反使团有了可乘之机，得以再次进入该会活动。此外，中共能为出身一般、学历只是中等程度的青年提供一条革命的“上升渠道”，此点是沈定一和孙文主义学会不具备的条件。一师网络分裂后，国民党中央、北京执行部故意绕过上海执行部，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选送计划透露给宣中华等人，遂使左派从此掌握了浙江省的选送权。莫斯科中山大学主要是面向国民党左派青年，如果他们中有的人再加入中共组织，就仍有可能被选送至上海大学和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纵然此种机会只属于少数人，但对于绝大多数出身贫寒的中学生而言，一个能够前往上海、广州乃至苏联去吃“革命饭”的愿景，无疑是驱动他们投身革命的巨大动力。因此，直至1927年北伐军进入浙江，受左派影响的学生依然为数最多。

浙江的共产党人深知，他们缺少一位与沈定一地位相当的人物以抵消其在浙江的号召力。西山会议后，华林就与经亨颐联系，动员经亨颐出面，组建新的一师网络。经亨颐曾是浙江省教育会会长，更是掌校多年的杭州一师老校长，五四运动时在校内倡导学生自治，虽个人魅力不比沈定一，却依然受到一师学生的支持。1920年初规模空前的杭州学生运动就是以“留经”为名发起的。经亨颐亦有很强的政治企图心，想通过省党部的帮助，重新谋得省教育会会长一职，再以教育会为国民党的中心，开展浙江省的国民革命。对于中共而言，不同于沈定一的实干风格，经亨颐是个“只会摆架子”的士绅，正式省党部若以他出面主持，“一方可以抵敌玄庐……一方可以给我们拿党部的实际权力”，无疑是个最佳的合作对象。

然而，即使中共具有沈定一派不具有的组织优势和“上升渠道”愿景，经亨颐也是个可以重塑一师网络的上层人选，却依然不可高估上述优势。

首先，中共对于地方国民党党部的组织工作并不十分上心，有的县党部甚至形同虚设。即便是杭州县党部，杭州地委亦承认县党部工作极不理想，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宣传上，如同未设县党部一样。久而久之，造成的结果便是让沈定一派不断地开展组织与宣传，而左派的县党部“好像如死一样的不肯动一动”。1926年6月，省党部委派常委潘枫涂赴兰溪、建德、金华、富阳四处视察党务，他发现“各地情形，均甚幼稚”。兰溪县党部成立逾半年，同志却只有三四十人，下设的四个区分部不能按时开会，从未做过对外联络工作，亦未进行介绍、训练党员等工作。建德的同志“态度方法之不好，为社会所不信任，其办事亦甚模糊”。更糟糕的是富阳，该县党部筹备近八个月，却仅建成了一个十余人的区分部，潘枫涂到来的时候连筹备会都未来得及召开。金华成绩最好，却也只限于省立第七中学，尚未发展至各校各界，也未深入乡间。考察之行结束后，潘枫涂在报告中不无担心地指出，这些党员与党的关系不深，训练很少，各种工作均不太好。

其次，中共的组织也存在着严重问题。中共杭州地委最早计划由宣中华负责，但因宣中华的工作重心在省党部，遂派华林担任书记，不久上海区委将华林调往宁波担任地委书记，任命顾作之负责杭州事务，各项工作进展有序，得到党员和团员的拥护。然而好景不长，上海区委又将顾作之他调，另派张寅仲担任书记。后者上任后党务进展缓慢，更因滥耗公款而引起地委其他同志的极大不满。最后杭州地委七名委员联名上书上海区委，要求将张寅仲撤职，请宣中华常驻浙江，并将华林调回。地委内部的纠纷表明，尽管共产党以组织严密闻名，但早期中共组织并不健全，上级组织一旦所命非人，地方组织很快便呈无序化状态。此外，虽然中共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杭州地委直接向上海区委负责，上海区委又向中共中央负责，但现实是早期党内优秀干部紧缺，一旦发现就会将其调往更加重要的城市，浙江紧邻上海，而上海又是中共的心脏，遂使浙江本地无法留住能够打开局面的人才，浙江党务反受中共组织之累。

最后，经亨颐虽属浙江上流人物，却只是上层社会的边缘人。在宁波组织国民党市党部期间，当地士绅就以所谓“赤化”名义唆使教育厅免去他的省立四中校长一职。回到杭州，不论是外来的孙传芳政权还是夏超的省政府抑或是“老民党”的许祖谦，都和他无甚交集。从“五四”到北伐，浙江政局早已发生变化，即便华林曾视经亨颐为中共嵌入浙江地方政治的铆钉，但相较于沈定一的“纵横捭阖”，前者的政治能力和影响力着实有限。另外，颇接近左派的以褚辅成为代表的浙江自治派，重要人物皆在上海，即便中共有意与自治派建立统一战线，也因相隔两地而无法付诸实践。

在浙江，由中共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工作不能高估，沈定一派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也无法占得上风，遂使双方陷入僵持态势。除了学生运动，杭州的职工运动也因太偏向沈定一派的政治斗争，忽视了工会及工人的利益，致使工人的领导权被地域性组织——东阳工界同乡会攫取，共产党不得不打着他们的招牌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双方的内耗使得此前一师网络由上至下配合默契的党务模式无法得到恢复，更使得原本板结一块可以共同争取的革命群众也因两个省党部的存在而分裂，导致无法形成合力推动国民革命，进一步造成双方底下的青年对革命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缺失沈定一的省党部，即便被国民党中央承认，也不能得到浙江政治实权派的信任。1926年9月，省党部鼓动杭州部队支持北伐军起来推翻孙传芳的统治，昔日临时省党部委员、余杭警备司令刘无畏就表示，省党部负责人太过年轻，毫无经验，贸然发起军事政变，无法向国民政府负责。经亨颐亦认为“浙江事总要介石力量到浙才有可为”。

四、结  语

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入江西，孙传芳的军队接连失败。素与孙传芳不和、谋求浙江自治的省长夏超，在马叙伦、许宝驹、黄人望等人鼓动下，与国民政府驻沪军事特派员钮永建签订秘密协定，决定倒戈归附国民政府。然而，仅过一周，夏超的起义旋败，北伐军在江西陷入战争泥淖，孙传芳又重新控制浙江，不久即下令封闭各地国民党党部，捕杀国共两党党员。尽管中共杭州地委尚自信地认为夏超退败并不是浙变之结果，而是浙变之开端，并讽刺正是西山会议派和孙文主义学会欺骗夏超，才使夏超不能专心军事而延误战机。然而，若以后见之明观之，夏超起义的失败，其实是在浙国共两党的失败。此后的政治高压环境，迫使省政府内马叙伦、许宝驹、沈肃文等国民党人不得不离开杭州，更将宣中华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省党部逼退至远离杭州的温州。这就意味着直到北伐军入浙，两党主要人员均已从省城疏散，革命力量出现真空，革命的主导权“拱手相送”给了省外的北伐军。一旦入浙的北伐军也“向右转”，那么浙江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就只剩束手就擒了。

国民革命初期，浙江之所以被国共高层和苏联顾问视为党务工作的样板，与沈定一为首的杭州一师网络紧密相关。正是借助沈定一在浙江政坛的影响力和十数年来经营的省际资源，国共两党的组织才能在浙江打开局面。同时，以俞秀松、宣中华为代表的一师学生亦在下层与沈定一密切配合，他们以一师校友网为纽带，迅速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员。然而，此种上下合作无间的革命路线，却因国共纷争的大环境而发生变化，他们也必须因应纷争，作出各自的选择。一师网络的成员大多是出身乡镇的师范生和中学生，他们离开学校几无社会关系，加入组织既是为了革命，也是为了生计，因此甘心接受组织安排，听从组织调遣，成为组织的具体体现。如同鲍罗廷评价孙中山一样，在沈定一的身上，反映了从同盟会员到省议会领袖到共产主义者再到孙中山信徒的斑斓色彩。他的多元社会身份、与国民党元老的友朋信义、1923年的访苏经历，使他不同于成为“组织人”的一师学生，在国共关系破裂后能够轻易作出一边倒的选择。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和浙江党内新人的崛起，沈定一最终脱离中共阵营，由他一手建立起的一师网络也无可避免地走向分化。

尽管此后中共将沈定一及其支持者定义为“新右派”和“西山会议派”，后世研究者亦未加批判地袭用了这一群体分类术语，但回到浙江革命的历史现场，事实上无法简单使用“左”和“右”、“激进”和“保守”等概念来对双方进行划分。直至30年代，农民运动的首倡者沈定一及其追随者仍然在浙江的乡村推行着激进化程度不亚于中共的土地政策，“二五减租”也成为彼时浙江省党部的象征符号。浙江西山会议派和中共的角力过程所呈现的群众政治斗争技巧，恰恰是彼此曾归属同一阵营的明证。因此，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分歧，就不是所谓“左派”与“右派”的分歧，而是广泛意义上左派内部的分化。当浙江左派势力发生分化后，不论对沈定一还是对浙江的共产党而言，都是巨大的损失。虽然以沈定一和马叙伦为代表的北大师生重新搭建了网络，沈定一依旧掌握着省际资源，宣中华的省党部也拥有广州国民党中央的绝对支持和中共的组织优势，但正是双方调动彼此资源无休无止的争夺和拉锯，既磨褪了革命青年的激情，也消耗了浙江内部革命的源动力。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浙江本地各派力量与浙江的党务工作者一样，都将希望寄托于北伐军的到来。

当然，历史无须假设，即便杭州一师网络依然能够铁板一块，浙江的局面也不会比其他诸省更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结局表明，辛亥革命时“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实际成为国民革命的真实写照。因此，尽力还原被遮蔽的革命力量或被消减的革命之声，重新思考派系形成、分化与革命的动态联系，从而展现原本丰富多歧的中共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在地化“剖面图”，或许才是思考当时“另一种革命叙述”的意义所在。

编  辑：吴志军

审  核：高远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