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主义道路结合的必然性、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与中国工业化实践结合的客观规律性。

建设小康社会，

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对外开放，

1）不存在单一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不是生产总值崇拜，它具有的多面性，决定了现代化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

2）它要求坚强的政治核心领导并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它要求驾驭和利用资本；

3）中国和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必然壮大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最新实践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它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五个基本特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战略安排和到2035年的总体目标。它是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自身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的一个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认真学习和研究党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认识的重大课题，也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与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区别

(一)西方资产阶级关于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类近代历史上出现了工业革命。由此带来的科学、民主、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胜利，使圣西门、孔德和斯宾塞等社会学家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最先进的文化。特别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和渗透，使人们坚信非西方社会必定要被西方化。尽管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灾难严重动摇了人们对西方社会的信心，甚至提出对西方文明的质疑，但很快被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新的科技革命带动的生产力飞跃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所抵消。美国一跃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心和领导者,西方世界都对美国充满了新奇和崇拜。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一书成为“美国世纪”的象征。现代化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美国兴起的，西方学者断言：“现代化的概念主要是一个美国式的概念”。其目的之一就是论证西方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合理性，满足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的自我陶醉心理和“救世主”心态。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二战后产生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另一部分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二者中间是既不属于资本主义也不属于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西方现代化理论不仅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对立和排斥，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现代化理论的说教，引诱非西方国家向他们学习和模仿，从而把他们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资产阶级现代化理论渗透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西方中心论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全球扩张而产生的一种思潮，本质上是为西方资产阶级统治世界制造历史合法性说教。总结起来，西方中心论大致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强调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最优秀的文明，而非西方的文明则被视为低劣的、落后的文明。美国历史学家海斯、穆恩和韦兰在1932年出版的《世界史》中毫不掩饰白人至上的优越感，他们宣称：“从伯利克里和凯撒的时代直到现在，历史的伟大戏剧中的主角，都是欧洲白种人担任的，从15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就一点一点地把他们的文明传播到全世界，而要引导千百万的陌生人（有色皮肤的民族）走上欧洲文明和进步的道路，是一个负担，而且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背景下，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抛出了“历史终结论”，鼓吹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不可能再有更好的选择”。另一个问题涉及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路径问题。西方中心论吹嘘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现代化道路是非西方国家通往现代化的必然之路，从而意味着非西方国家无法走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例如，西方中心主义者们提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三种模式：“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均强调只有通过来自西方的外部影响，中国才能有机会走上现代化。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具有超强的稳定性，中华文明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跳出传统的窠臼，以至于“中国的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推动的”，并且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也是由这个外来社会（西方）规定的。类似地，“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模式都主张中国只有放弃传统文化，输入西方文化，才能培育出滋养如同西方近代化那样的土壤。这些观点都严重歪曲了西方殖民侵略的历史，抹杀了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主要矛盾，从而否定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资产阶级现代化理论片面地强调某一因素是推动现代化的根本因素。西方的一些学者们探讨现代化动因时，试图找出某一因素或条件作为现代化的决定性原因，而其他因素或条件都是从该因素或条件衍生出来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事业的成功总是以一定的精神力量为支柱的。他强调现代西方文明得以产生的文化动因是资本主义精神。只有基督教新教伦理文化才能催生独一无二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其他诸如儒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与文化都不可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则认为现代产权制度是西方兴起的关键。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他们强调“一个有效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有效经济组织的成长依赖于制度创新特别是现代“所有权”的确立。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主张人是否具有“现代性”是社会能否具有现代性的关键，“无数的证据说明，如果它的人民继续以20世纪以前的方式生活的话，一个国家就不能进入20世纪”。

为了引导非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1960年出版了《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描述了一个普遍性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西方发展经济学又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中心，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单纯从经济学角度向落后国家提供一种能够自行启动、自行运转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把整个模式启动和运转的动力归结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储蓄、投资等因素。但是按照这些理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欧美发展模式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然而，非西方国家却在运用这一模式的过程中屡屡碰壁。按世界银行统计，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只有13个，其中还包括5个西方国家，真正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非西方经济体只有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等少数的小型经济体以及一些资源型国家。对于更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现代化模式可望而不可及。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化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是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诞生的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出现过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国家政权、现代大工业、现代生产力、现代生产关系等相关概念。马克思说：“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它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他还把大工业所创造的发达的世界市场和城市称为“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和“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使用“现代化”一词论述英国经济现代化对德国的影响；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进而引起“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马克思才将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社会，以此来突出资本主义社会与以往社会形态质的区别，并由此产生了后来著名的“列宁之问”：“既然马克思以前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正是由于马克思根据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才将“现代社会”作为“资产阶级时代”的代名词，以至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提出了自己对经济时代划分的看法，“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观念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他们是根据生产方式的变化划分出现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不断向高级形态发展。而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出现是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毋庸讳言，现代化最初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成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代化最初的动力和根源。现代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财富，使人类史无前例地征服了自然，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也极大地改造了社会关系。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方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早期资本原始积累充满了掠夺、奴役和血腥，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成为恩格斯笔下常见的场景，人对自然的“征服”更招致了自然界更加猛烈的报复，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愈演愈烈，经济危机频频发生。

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的现代化理论的贡献绝不仅仅限于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方式的批判，更主要地是揭示了人类现代化发展不同于或超越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部历史过程，也绝非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现代化分为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第二阶段则是共产主义(含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了这两种现代化的区别，除了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外，更重要的是社会平等。“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而且，“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统治带来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劳动产品的异化、生产活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不仅工人，连“有教养的等级”和受过专门教育的人，都受到“奴役”，从而扼杀人的全面发展；而共产主义(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则是追求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两种现代化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恩格斯指出：“为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本质要求，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对于怎样实现第二个阶段的现代化，马克思有过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马克思在研究俄国农村公社制度中曾指出：“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俄国土地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其理论依据是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在一般规律基础上还认为，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规律毕竟不同于自然规律，人们的历史主动性和选择性对社会形态的更替也发挥作用。虽然各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力将大体沿着相同的路径向前发展，但从纵向来看，社会力量能够将生产力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使得后代能够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发展。从横向来看，随着生产交往的扩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替代了。”特别是当交往演变成世界交往时，历史便成了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得各民族具体历史在同人类总体历史相互作用过程中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向后者看齐，从而产生跨越现象，进而利用先进的生产力。这种历史主动性和选择性使社会形态的更替体现出跨越性一面。这是辩证法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规律。在实践上，它也有历史的事实依据。美国没有经过封建社会制度充分发展而直接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俄国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基础上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上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典范。马克思的预言和设计，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路径依赖，超越了“内生主导型”和“外向依附型”两种现代化模式，是“阶段跨越型”的辩证逻辑。对亚非拉等欠发达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对于落后国家而言，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是民族独立，这是它们现代化的先决条件。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对外掠夺和侵略的日益扩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处于更加贫困和悲惨的境地，通过依赖或依附西方国家使自己成功走向现代化，对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已经绝无可能。面临重重外在的压迫和阻碍，争取民族独立就成为它们现代化的首要任务。1882年恩格斯在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说：“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排除民族压迫这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才能真正收到殖民主义者“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反之，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从奴役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人民就无法真正实现自由与解放，任何现代化的设计都会成为镜花水月、纸上谈兵。

从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并实践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列宁时代的命题。社会主义虽然可以通过革命的方式取消或改变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关系，也就是避开或绕过这种生产关系的成熟发展去建立新生产方式，但却不能绕过资本主义所达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去建立新生产方式。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取代，但与这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物质基础是不能取消也不能取代的，但可能通过别的方式或缩短时间去建立这种物质基础。

十月革命后，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发展大工业为前提。他基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首先从政治意义角度强调发展机器大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与政权稳固的关系。他指出，若“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此外，他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方面强调要发展机器大工业。苏联建立之初，小农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但这种经济基础是无法支撑起社会主义大厦的。对此他强调：“增加财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

概括起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代化观念和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基础上的，指出：现代化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属，它的更高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两者的本质区别是，前者是资本统治和人的异化，后者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仅取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取决于人民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选择性，穿越“卡夫丁峡谷”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但是，它的先决条件是民族独立，而且，虽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发展阶段，但与它相适应的物质基础是不能取消也不能取代的，落后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严重任务是尽最大努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从而走向现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初步建立了科学的现代化理论，同时也为日后发展、充实与完善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这种理论的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其基本特征是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停滞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还强调：“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二、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初步探索与实践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主义道路结合的历史和理论逻辑

社会形态更替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提出人类社会五种形态依次递进的理论，决不是通过对个别社会现象的记录和描述的基础上得出的，而是从“世界历史”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进行高度概括，所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一般规律“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因此，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一般规律“决不是一切个别情况的规律”。在揭示人类社会形态递进演变规律的同时，马克思并不否认存在个别民族国家发展道路偏离一般人类社会发展路径的情形。一个国家道路的选择是其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种独特性，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始终坚持的理念。他分析和总结了中国现代化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历史逻辑：一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买办阶级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虽然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若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干预，中国将会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断了这一进程，它们“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从而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市场和原料。而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在它们的统治下，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向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二是民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其无法实现民族独立并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中成长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他们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束缚，决定了他们具有革命性的进步一面。另一方面他们具有软弱性与妥协性，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这就决定了他们无法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进而无法建立一个独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国家独立是其一切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梦想是不切实际的。三是中国现代化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由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的经验时指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一齐破了产”，唯一的道路是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只有这一条道路才能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社会只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两个社会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毛泽东的分析和总结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最基本的政治前提。

(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与中国工业化实践结合的客观规律性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奋斗，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奋斗。”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新中国建设的远景描述为：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早表述。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它面临和需要处理两对矛盾，一个是阶级和社会矛盾，一个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发展生产力的矛盾。在完成土地改革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包括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合作经济是个体经济向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过渡的形式。因此，这五种经济成分大体上可分为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者和社会主义三种形式，所对应的社会力量分别为资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然要求对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生产者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适应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而且要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它的物质技术基础就是工业化。正如马克思所说：“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工业化是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发展并且达到主导地位的过程，也是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现代化工业国的过程。其实质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特别是所有物质生产部门都能够被本国制造的以机械动力为代表的物质技术装备起来。工业化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但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资本主义有工业化，而社会主义也有自己的工业化。这两种社会的工业化具有明显的差异。一是遵循的原则不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追求价值增殖。为了追逐利润，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开始的，这是因为与重工业部门相比，轻工业部门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是从重工业起步的，除了遵循社会扩大再生产前提下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外，更是出于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国家的现实需要。二是工业化动力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是资本家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自发实现的，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由政府规划，自上而下推动的。三是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不同。西方国家是通过对内剥削，对外殖民扩张来实现的，“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而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动员国内经济剩余和储蓄。

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必须同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时并举，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封建土地制度的废除，这一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使中国取得了“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为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提供了基本依据。1953年6月，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简称为“一化三改”。其中，“一化”被喻为鸟的主体，“三改”为鸟的“两翼”，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一方面，“三改”是生产关系的变革，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又巩固了“三改”的成果。因此，“一化三改”总路线体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在“一化三改”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开始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1956年底“三改”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五”期间，飞机、拖拉机、汽车、坦克、冶金设备、重型和精密仪器等我国过去不曾有的工业部门先后建立，为我国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和实践虽然还不完善，还有不少历史局限性，但在最基本的理论方面仍然是正确的和有创造性的。

三、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和飞跃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内涵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总结邓小平说的中国式现代化，其理论内涵主要是：

第一，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应当实事求是地从建设小康社会起步。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现代化建设，第一步的中心任务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邓小平以“小康”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名称来概括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它包含了生产力与社会发展两方面。按照国内生产总值、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等主要衡量标准，党制订了“小康水平”“全面建设小康”“全面建成小康”三个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导演了中国式现代化风云激荡的历史征程。

第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仍然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要建立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和体制。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集中体现。1956年底我国虽然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已经建立，但与生产力的关系仍然处于既适应又不适应的状态，它的调整和改革是必然的。不适应的突出矛盾是单一所有制结构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制度是涉及生产资料占有的生产关系，经济体制是在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方式的生产关系，这两者互为表里、相互作用，都对生产力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通过不断改革和探索，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党的十四大明确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以公有制经济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生产关系变革，直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归纳为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位一体，都是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关系变革的伟大实践。

第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与世界生产力发展相联系，对外开放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的扩张，从而使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世界市场不断取代地域性的小市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不仅产生在民族国家内部，而且日益具有世界性。因此，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邓小平提出，开放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只有各国都开放，世界市场才能扩大，否则“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可见，当时中国生产力和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突出矛盾是，中国要不要开放，世界各国要不要开放？世界上谁赞成开放，谁反对开放？这就是划分历史进步与倒退的主要衡量标准。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1984年邓小平进一步说“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他还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是拿落后的技术作为出发点，而是要吸收世界先进的管理方法，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因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扩大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相统一的过程。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新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长期实践的结果：“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成熟和完善提供了扎实的依据。概括起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现代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主要有：

第一，总结和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总体部署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此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被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视野。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由此形成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部署。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这四位一体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总结为“五位一体”：“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这些新认识不断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经济建设是中心是目标，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两个基本点，是战略举措；2014年习近平根据新的实践提出了“四个全面”：“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2015年习近平把这四个全面定位为“战略布局”，并指出：“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战略目标也顺势改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二，将社会主义改革全面引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引向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国防军队等上层建筑领域。这种全方位改革，其总目标就不仅仅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其总目标设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创造。党的十九大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战略安排中，就包括了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定全面回答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决定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第三，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思想，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克服唯GDP论。受西方经济学影响，长期以来中外研究机构和学者习惯于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来衡量“现代化”是否达标。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2021年韩国被联合国贸发会议认定为“发达国家”。毋庸置疑，这一指标是有意义的，也是重要的，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习近平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过度强调这一指标必然掩盖资源能源耗费、生态环境、贫富分化等种种问题，必然走向人的异化，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当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习近平明确地说：“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论英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既考虑到国际上可衡量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但更关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实现感。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从而创造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第四，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归宿，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理论观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前进方向是“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践的必然结果。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形态，并不能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生产总值是全部实体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值总和，增加值来源于交换价值，交易频率愈高，交换价值就愈多，或交易价格背离交换价值愈多，交换价值也愈多。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通过操控资本流动、各类金融产品及衍生品的高频次交易，通过操控石油天然气等类金融产品的生产和交易，人为抬高交换价值，从而获得更多增加值。这种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大量失业、金融和经济危机频频发生，穷国穷人愈穷，富国富人愈富，资本奴役人的程度愈深。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形态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福祉，其国内生产总值主要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以满足居民最大限度的就业福利。2010年开始，中国就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到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几乎是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中国不仅拥有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也有独立健全的服务业、金融业和农业。党的二十大描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发展方向：“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文明形态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其精神文明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其社会文明形态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其生态文明形态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系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它与时俱进，内涵丰富，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它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四、 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的中国答案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不存在单一的现代化模式，更不是西方化和美国化。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式现代化证明了现代化道路不止一条。人类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主要是通过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实现的，因此，呈现出一些普遍性的特征。西方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后，相继完成了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等发展过程，这一系列发展过程前后共200多年时间。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代表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阻挡的潮流，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也必然会展示这些内容，具有人类现代化的普遍特征。但是具有普遍特征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通往现代化的路径只有一条，采取的模式只有一个。实际上，现代化所具有的诸如工业化、城镇化等普遍性特征，是各个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展现的社会现象，而这些共同特征的存在是以各国具有的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性为基础的。它不可能具有“修剪齐整的处方或图式”，各国的现代化之路也不能“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依据”。从世界历史看，当今最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都沾满了殖民扩张、海外掠夺的血腥，这个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任何后来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重复这个模式。现代化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基本的社会制度差别中，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基本社会制度的现代化差别；即便在同一种基本社会制度中，各国也因国情、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受到外部影响程度均有差异，不仅决定了它们开启现代化的时间有明显先后之分，而且决定了它们选择现代化的道路以及所期望达到现代化目标都有差异。此外，不同的资源禀赋也造就不同的现代化。例如，美国地广人稀，一马平川，沃野千里，使得其农业现代化具有“劳动节约型”特征。相比之下，日本人口众多，可耕地面积少的国情决定了其农业现代化呈现出“土地节约型”特点。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将自身的现代化模式、道路和文明形态，标榜成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但事实上鲜有非西方国家按照它们的教唆能取得成功。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发展，宣告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和美国化的破产。

第二，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文明，更不是生产总值图腾，它具有多面性，它决定了现代化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由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正如马克思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由此可见，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社会正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民群众创造性活动而不断向前发展的。人之所以为人，关键在于人具有理性。因此，人不是为了推动社会发展而推动社会发展，而是将社会发展视为手段、工具，目的是借此来发展自己，也就是说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出发点与落脚点。但人的现代化的实现受到了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沦为资本、金钱的奴隶，成为创造剩余价值、财富的手段或工具。为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会千方百计地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工人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而得到了资本家的重视和发展。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目的不是实现人的现代化，而是实现人的劳动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工具的现代化。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从发展视角来看，这个阶段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阶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为人的现代化实现提供了前提。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确保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由的生产、交换，从而使得人们在这样生产、交换关系形成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包括器物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其中，器物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目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指人的文化心理素质的现代化。正如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人民是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人的现代化就是人民的现代化。

因此，两种不同的现代化观的本质区别是，是以追求资本增殖和利润最大化为基本逻辑、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目标，还是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多目标的实现。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满足多方面条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些条件既包括物质生活极大满足、精神生活极大丰富、生态环境良好等方面，又涉及个人素质、能力的全面发展，因而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多目标、全面性的现代化。它涉及经济与社会、国家与人民、人与自然、本国与外国等各方面的和谐与协调。这种多目标的现代化不仅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是史上最难的现代化，而且是最伟大的现代化。14亿多人口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多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集中体现。

现代化文明的多面性，决定了人类文明具有多样化的发展前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推动着人类文明发展遵循着由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化文明依次递进的一般规律，但由于各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以及对外交往的不同，使得各国的文明存在差异。中国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由此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但“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促进各国塑造世界文明新格局，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实现现代化的最根本前提是要有坚强的政党领导并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从世界史看，现代化的进程离不开对外交往，虽然对外开放是历史潮流，任何国家都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但实行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马克思认为民族独立是一个民族国家发展的先决条件，他在谈及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后果时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印度之所以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原因是印度无法实现民族独立，进而无法创造一个新世界。一个民族“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中国也不例外。1840年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救亡图存运动都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存在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国，任何谋求民族发展的运动终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对此毛泽东有深刻的认识，他在谈及中国发展的前提和物质技术基础时，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在这个伟大坚强的政党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始终实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但中国的经济建设并不依附苏联，对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市场”为由的分工体系采取了合作但不依附的独立性，而是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主张：“我们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是必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明白争取和利用国际上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关键还是要靠自己。1982年他在向利比亚元首多伊介绍中国经济建设经验时表示：“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立足点，中国的对外开放步骤就是在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的前提下，依据我国的发展阶段做出的。“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真正的对外开放，才能谈得上真正的国际合作。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波兰文版序言中指出：“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在自己家里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而且，实行对外开放是为了增强自身独立自主的能力。因此，在对外开放中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和有益成分，如先进科学技术、市场机制、现代企业管理、国际商业交往的制度文明（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皆为我所用，以加速本国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经济、政治独立自主的能力和地位。

第四，现代化是驾驭资本能力的考验，中国式现代化是利用资本的“文明面”并克服资本的“不文明面”的统一。

马克思曾高度肯定资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贡献，他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是利用资本“文明面”和克服资本“不文明面”的统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三个更有利于”的重要表述，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用资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人们从正反两方面认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在马克思的“三个更有利于”的基础上，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成为衡量我们一切工作得失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利用资本的文明面，引入市场机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在积极利用资本文明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的同时，还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其向政治、社会、精神文化等领域的无序扩张。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在一定条件下导致资本行为背离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公众利益遭到侵蚀。比如，资本脱实向虚现象，使得大量资本涌入虚拟经济从而造成经济泡沫，而泡沫一旦破裂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自由竞争导致资本日益集中并最终走向垄断，损害了消费者和其他生产者的利益，扰乱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秩序。更为严重的是，为追求利益，资本具有向政府公权力渗透的倾向，结果是人民群众利益受损，也影响了政府的形象与声誉。因此，要站在人民立场上，积极引导资本的“文明面”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服务，同时依靠国家政权力量坚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第五，中国和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必然壮大世界和平的力量。

遵循资本逻辑的西方现代化无法走出和平与发展相悖的困境。西方早期殖民扩张过程中充满了血腥、暴力和杀戮，殖民地人民的悲惨命运曾是马克思笔下常见的场景。随着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西方国家不得不改变以往赤裸裸的直接统治，转而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手段间接干涉、掠夺落后国家和地区。进入21世纪后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都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强制进行民主改造，强行输出价值观的典型事件。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的“国强必霸”的逻辑。因此，中国和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并将成为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

首先，中国和非西方国家只有被侵略和掠夺的历史，而没有称霸和殖民别国的历史。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谐万邦”“以和为贵”等理念。特别是近代切身体会战争带来的巨大苦难的中国人民，更加感受和平的弥足珍贵。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以及最终目标决定了党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也是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来没有主动挑起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反而始终作为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和建设者。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无论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

其次，中国和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与运行。中国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行径。更重要的是，中国致力于建设和平、安全的世界。例如，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积极参与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重大地区政治问题的斡旋，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总之，始终作为世界和平稳定之锚的中国和非西方国家在发展，人类和平的基础就会更加厚实。

再次，中国和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必将促进全球发展，造福人类。中国的现代化不仅发展了自己，而且造福了世界。中国的发展对世界贡献集中体现在：一是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引擎，过去10年对全球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38.6%，这一贡献率超过了七国集团的总和。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通胀高企的当下，中国凭借拥有全球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体系优势，成为全球通胀的“减速器”。二是中国的发展为全球提供新机遇。大国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中国拥有14亿多的人口和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将继续扩大进口惠及全球各个国家地区。在合作共赢理念的指引下，中国不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营造更加有序开放的投资环境，与各国共享中国发展带来新机遇。同时，中国在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协定（RCEP）的正式生效。三是中国的发展为全球提供公共品。针对当前国际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问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致力于提供力所能及的国际公共品。既有为世界和平提供新思路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又有为当前国际关系提供普适的新规范新准则，即构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既有为全球发展提供新思路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又有为应对全球非传统安全挑战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除了具有国际公共品一般特征之外，中国提供的公共品更具有及时性、包容性、务实性。总之，中国和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要求，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流。

（注：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系统化理论创新
  
•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
•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思考
• 邓小平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
  
• 守正与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之路
•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系是什么？
• 中国式现代化优质均衡的伦理特性
  
•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
  
• 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逻辑”的驾驭超越
  
• 中国式现代化有“强国逻辑”的梯次结构
  
• “中国式现代化观”的理论创新
  
•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辩证性”
• 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与学理探寻
  
• 从现代化的规范含义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基本立足点
  
•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提供了四大重要启示
  
•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四次历史性跨越
• 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蕴含?
  
• 江泽民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 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
  
• 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基本问题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话语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