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萨罗佩克是个一直穿越边境线的人。6岁那年，他就跟随父亲从美国搬到墨西哥，此后他一直生活在边境：地理上的，和心理上的。他曾经是个记者，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但后来，这些变得都不再重要，2013年开始，他从埃塞俄比亚出发，一路穿过非洲、中亚和南亚，并在2021年底到达中国。他在中国走了两年多，接下来，他还要一路走去美洲。他已经走了超过十万公里。

开店有一点跟世界脱节的感觉，太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了，我又重新感觉到疲惫，因为你还是要面对，生活重新又陷入了一种平静和重复，刺激和成就感逐渐减少。好像不管是工作还是开店，需要解决的困境始终都在。

后来，她建了自己的微博，开网络直播。屏幕里的她披着头发，涂深红色口红，抱着一把吉他弹唱，那场直播只有30多人观看，始终没有人互动，有人看了截图评论「像女鬼一样」。直播结束后，许美静立刻注销了账号。

我后来到公司外面接戏，面试通过别人考核的时候，也会更有成就感，因为都是通过自己实力试上的戏。那个时候大家也都愿意给新人机会，行业也很好。对于我们所有演员来讲都一样，好像很容易就从一个网剧突然出来了。

个亿的职场精英，怎么现在还能拿2000块钱的失业救济金呢？但其实想想也就是自己心里的一场戏，没有人在乎。

不同公司的快递员都向我展示了他们手中的APP——一套严格的指标考核体系规范着他们的工作：签收率（每个时段都要考核）、投诉率、揽件及时率、物流停滞率……每一项都对应着清晰的罚款制度。

但他也写道，「资源整合或者被砍掉之后应该怎么办？没有补充力量进入，农村女性想要看妇科病、想要做产科手术只能去县城，结果是『看病越来越难也越来越贵』，这与我国长期坚持的医改方向与目标是相矛盾的。」

我就下定决心，一定把普通话练好，不管看剧还是看新闻，电视上面说一句，我跟着学一句。差不多半年的样子，我才慢慢改掉口音，先试着和同桌交流，再往前后桌扩散，有了更多的交谈伙伴，我才感到融入到了新生活里。

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一种切实感受，原来房子可以涨这么快，感觉一瞬间就涨起来了。也是那时候，我开始有紧迫感，被潮流推着，很快就在朝阳区买了一套47平米的老房子，我一个人住正好，离单位比较近，通勤很方便。

伟梦·清水湾里的临峰香阁和龙井香院都是高层建筑群，分立于小区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太通风。」一位业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曾看过临峰香阁的毛坯房，虽然是夏天，但进门后到阳台吹风，没多久就觉得冷。

婚姻里，向佳和丈夫陷入博弈，她感到很矛盾，又说不出具体来。以为孩子跟自己姓，约定好就行，上了身份证便板上钉钉。结果复杂的全在后面，这件事是种交换，需要筹码和代价。谁让了一步，一块「石头」就落在了对方心里，以后的账都会从这里算起。明面上体现在彩礼、嫁妆、房产的平衡中，更细碎绵长的拉扯深入进两个家族。在社交平台上，随母姓的话题多次引起公共讨论。在我们了解到的一些家庭中，有丈夫认为随母姓，有违对长辈的孝顺，也否定了自己为家庭的付出。而女性这么做的根本动机里，仍然掺杂为自己家族延续香火的因素，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一直以来，向佳也是背负母亲的要求去做这事，闹到要离婚时，母亲放下执念开始劝和。那究竟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去争取？她忽然迷茫了。

在横店，几乎每一个和我交谈过的短剧从业者都说过两句话。一句是「王晶也拍短剧了」，另一句是「都要吃饭的」。业内流传着爆款短剧的创收神话：制作成本50万左右的《无双》充值过亿，《闪婚后，傅先生的马甲藏不住了》24小时充值过2000万……事实上，短剧虽然制作成本不高，但需要在视频平台大量投放信息流（简称「投流」）才有火爆的可能。据称，《无双》的投流费用超过8000万。只有在第一轮投流里获得较好收益的短剧，才会得到进一步的投流倾斜，大量短剧的结局是无声无息地沉底。即便赚了钱，大头也归于出品方，制作方只能分到微末的比例。至于工作人员和演员，都是拿着每天数百至数千元的报酬，像其他职业一样，靠出卖时间赚取生计。制片人张磊一说起短剧就生气，「这玩意儿不是个东西」，但他也说，短剧「养活了这个行业的很多人」。此时此刻，这个行业的风向也正在发生变化。从2022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微短剧管理

这个故事从始至终捍卫和保持着自身的复杂，观众在此刻也需要作出自己的「决定」，至于决定是什么，那是每个人的自由。（以下文字可能存在剧透）

日凌晨的雷达录像，而不是简单说没看到（飞机）。」还有一些像产品说明书，有着我完全看不懂的技术术语——「在

过去这些年，始终有人好奇，马诺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她坐上宝马车了吗？」当年马诺22岁，现在35岁，人生如此漫长莫测，她稀里糊涂做了一些选择，也错过了一些机会。她自嘲说，自己不仅没有坐在宝马车里笑，甚至是「坐在自行车上哭」。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王洁，是中国肺癌精准治疗研究领域最顶尖的科学家。她说，在收到《人物》的邀请时，她是有些犹豫的，她经常在学术会议上谈论女性肺癌的话题，但是从来没有对医学专业之外的公众讲过这些故事。但眼前的事实是——全球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女性罹患肺癌，不吸烟的女性肺癌患者的发病率也在升高，背后是基本共识：很多女性可能受到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影响，也可能因为她们在厨房接触了大量油烟，这些诱因可能共同导致了她们的身体里一个名为表皮生长因子的受体（EGFR）基因产生突变，导致肺癌发生。女性肺癌，逐渐成为了一个全球关注的课题。最终，王洁医生走上了《人物》「女性力量演讲盛典」的舞台，温柔又坚定地讲述了她与肺癌长达几十年的对抗。策划｜《人物》编辑部我是王洁，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一名医生。很高兴能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其实《人物》邀请我的时候，我听到主题是「女性向前一步」，就有很多话想要说。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女性肺癌领域的故事。说实话，决定来这里之前，我有些犹豫，我是一名专门研究肺癌的医生，女性肺癌的话题我经常讲，但那都是在学术会议上，我很少像今天这样，站在这样的舞台上，向医学专业以外的公众讲这件事。这对我是一个挑战。不过我现在站在这里，一来是我喜欢挑战，我愿意尝试从前没有做过的事，更重要的是，我也想要把女性肺癌背后的故事告诉更多人，尤其是女性观众们，我想来给大家鼓劲打气。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医学氛围浓厚的环境中，家人大都是医生，妈妈、姨妈、舅舅都是学医的，我姐姐亦学医，所以我从小就心无旁骛，没有想过人生要选第二个专业。后来我在华西医科大学呼吸内科读博，开始选研究方向的时候，也是一路直奔着呼吸疾病里最难的肿瘤来了。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要当医生，那就要当好医生，挑战最难的疾病。当时肿瘤研究非常落后，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但我从小的性格里就有种不服输的劲儿，我想要挑战这种未知，我想要找找新的路。我是从大概30年前开始踏入肿瘤的研究领域。那时候还没有女性肺癌这个概念，当时更多见的肺癌是肺鳞癌，这个类型的患者中大多数是吸烟的男性。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概念，吸烟有害身体健康，吸烟是肺癌的高危因素，但随着新病例的出现，我们逐渐发现，不吸烟也可能得肺癌。在最近20年间，我们发现肺腺癌的发病率逐渐升高，甚至现在超过了肺鳞癌，这不仅是全球的数据，中国的数据也如此。而恰恰就是在肺腺癌的患者群体里，女性占到了很大比例。尤其是在我国肺癌新增病例中，不吸烟的女性比率大幅上升。我也在自己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发现，女性肺癌成为了一个全球关注的课题，甚至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不吸烟的女性肺癌患者的发病率升高，这一度成为了肺癌研究的难点，针对这个难点，全世界有很多研究。其中一个基本共识是，不吸烟的女性很可能因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二手烟甚至三手烟的影响，也可能因为她们在厨房接触了大量油烟，这些诱因可能共同导致了她们的身体里一个名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产生突变，最终导致肺癌发生。一开始，我们没什么药可以用，我在2002年到2004年曾在美国MD安德森肿瘤中心作访问副教授，当时针对EGFR基因的靶向药物已在美国上市，我在病房里亲眼看到化疗失败的患者用了靶向药之后，肿瘤明显缩小了。当时深感震撼，真的可以找到一条新的路，帮助病人继续往前走。于是，2004年底我回到北京后，很希望能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帮助到更多人。在我的门诊中，不乏有很多的女性。坚韧、奉献在她们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她们总是竭尽全力去帮助自己的亲人，不弃不离。我常见到在门诊陪父母看病的女儿，陪丈夫来的妻子，甚至陪着孩子就诊的母亲，她们常常抱着厚厚的资料，一脸的疲惫和惶恐。但听她们所提的问题，就能感受到，她一定是做过功课的，明明不是医学专业的，却能把那些晦涩难懂的医学名词都记了下来，她们身上的那份热切和执着令我难忘。我深深地理解她们所承受的压力和责任，并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她们提供力量和支持。我想，我能够给予这些女性同胞的力量，就是希望。也许是上天在帮助她们。大量数据显示，中国女性肺腺癌患者里超过60%的人有EGFR突变，也就是说，针对这一突变的靶向药有可能给这些女性带来福音，改变她们的生存结局。当时，传统治疗只有大概十个月的生存时间，但是因为很多女性患者都有突变，应用靶向治疗后，她的生存时间可以一下子延长到四、五年，甚至治愈，在这些时间里，她可以一边吃药，一边工作，可以正常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这是上天送给她们的礼物。不过，想要得到这份礼物，还有一个难关要过。使用靶向药前，需要确定病人是否有EGFR突变，这需要进行基因检测。对中晚期肺癌患者而言，这种基因检测只能通过取活检的方式进行，也就是取一块肿瘤组织进行检测，但问题是，在临床实践中，有些患者是没办法做活检的，可能因为高龄或严重基础病变不能做活检，有的患者肿瘤位置太靠近大血管，做穿刺风险太大，还有的病人肿瘤位置过于隐蔽，穿刺取不到样本，这都导致她们拿不到基因检测结果，无法指导用药，眼睁睁看着上天的礼物溜走了。我不甘心，我想要另辟溪径，探寻一条路。我一直在想，如果组织活检这条路走不通，有没有别的办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血液。血液检测有很多好处，它比穿刺活检更容易拿到，血液检测也可以实现动态监测，更早地发现耐药基因的出现。你不可能一直进行有创的穿刺活检，但是抽血是相对容易的事情。通过血液检测出EGFR突变以指导和调整治疗方案，我觉得这是一条新的路，更简便、可及性也更高，将使更多的患者有机会得到精准治疗机会。我们开始从大样本的回顾性研究里建立方法，去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是能够把这部分靶向治疗受益患者群体筛选出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做到了。2009年，我们团队成功建立了外周血动态监测肺癌驱动基因的新技术和无创肺癌诊疗体系，成果发表在了美国最著名的临床肿瘤学会会刊《Journal

在《人物》「女性力量演讲盛典」的舞台上，思文是最特别、也最「叛逆」的一位，她讲述了自己离开脱口秀舞台后做了很多自己想做的选择，最终在播客的世界中找到快乐，至于这种叛逆有多重要——「自从开始叛逆，我的月经归位了，我的灵魂也归位了」。

2023年，是战鹰的「突围」之年，在成为职业棋手的第九年，她的人生仿佛「卡」住了，她做了很多尝试，学韩语、学直播、做解说，什么都会一点，什么都没有大起色。在她决定转行去当一名围棋老师的时候，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直播时，因为网友的一句安慰，她「破防」了，而那个真情流露的时刻，打动了很多人。每个人都可能有拼尽全力也得不到回报的时候，很奇妙地，这成了战鹰和年轻人最深刻共鸣的点，一种来自普通人的感受。战鹰也因此从职业围棋的世界中突围，成为了围棋圈新的「科普者」和「推广者」，也让更多人对女棋手有了更多元、鲜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战鹰人生中的第一次突围，无论是小时候决定走职业围棋这条「窄路」，还是19岁那年终于穿过定段赛的「窄门」，战鹰一直如同她的名字一般，「勇敢、不轻言放弃」。策划｜《人物》编辑部1大家好，我是战鹰，一名职业围棋棋手，现在也做围棋直播和解说。不知道现场在座的大家有多少人会下围棋，或者说对这项运动感兴趣。我今天想做的，就是通过这十五分钟，让大家听听我的故事，对我们这些下围棋的人更了解一点儿。我从6岁就开始学围棋了，一开始只是少年宫的兴趣班，但学了半年，就在我们河北省的围棋比赛中拿了同龄人组里的第六名，爸妈觉得是不是有些天赋，就开始有意培养。等到了8岁左右，省里比赛我就能常常夺冠，我的围棋启蒙老师很郑重地建议我爸妈，可以考虑让我试一试走职业。如果想走职业，意味着选择了一条窄路，不再去学校上课，专心学棋。我们家其实没什么围棋背景，我爸爸是开战斗机的，妈妈是老师，他们很勇敢地做了决定，就觉得孩子有天赋，不能耽误孩子。为了培养我下围棋，妈妈办了停薪留职，我也休学了，我们俩的世界就开始围着围棋转。先是在河北省内学，我妈带着我，听说哪里有好的职业老师，就去找人学棋，把河北省的高手都找完了。后来，她又带着我来到了北京的道场学棋，开始进入一个更加残酷的生态圈，那一年，我12岁。在北京，我们从早上8点半就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8点半，中间吃两顿饭，晚上8点半回家后，家长还会督促你再接着练，练到10点半甚至11点，之后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8点起来又是新的一天，天天如此。我记得有一天，我和同学在中午吃完饭去买了一个冰淇淋被我妈妈碰到，她都会觉得，怎么没有把时间花在学棋上。对于一个才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生活挺压抑的。我们围棋老师也说，有时候看到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明明应该是在人生中最外向、最有活力的时候，但是一个个在道场，好像是来这里修行一样，必须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必须压制自己的欲望。我印象很深，15岁那年，我人生中第一次去

在写作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不能仅仅停留在讲台上，我如果真的想了解我的学生的话，我应该了解到他们背后的家庭。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就去学生家家访，一直到2022年，我去过二十多个学生家里面。

去年底，一部名为《大卫·赫尔姆斯：大难不死的男孩》的纪录片正式上映，它第一次完整地展露了哈利·波特扮演者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的替身演员大卫·赫尔姆斯在特效拍摄过程中受伤、瘫痪、重建生活的全过程。

作为四枚冬奥会金牌得主，王濛的人生中有太多「向前一步」的时刻，但在《人物》2024年「女性的力量」演讲活动盛典上，她的故事不是关于胜利，关于四枚奥运金牌，甚至也不是关于短道速滑，而是自己的母亲，张晓霞。作为当晚第一位演讲嘉宾，王濛用她极具特色的东北方言，生动且深情地讲述了普通东北女性张晓霞的一生，这也是王濛第一次公开讲述妈妈的故事以及自己真实的成长经历。王濛说，在传统意义上，张晓霞不是一个潇洒的女人，也不是一个「向前一步」的人。但也正是因为张晓霞的「不进步」，最终才有了她的「向前一步」——王濛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带着张晓霞「向前一步」，「世界上，有多少的母亲也像张晓霞一样，用自己一生的隐忍、奉献、守护、承受，回击着这个世界对女孩们所有的禁锢和偏见，于是，张晓霞们不曾拥有的，最终才得以在女儿们身上实现。」策划｜《人物》编辑部

做大学辅导员近三十年，傅荣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份什么都要干的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傅荣考编进入黑龙江省一所普通师范类高校，主动选择了辅导员岗位。在她当时的印象里，无论是学历要求还是工作内容，辅导员都是高校岗位中最不卷的一个。但现在，不光是青年教师困在绩效里，辅导员也在承受不断加码的考核压力。尤其是这几年，家校联系加强，家长群几乎成了各大院校的「标配」。傅荣觉得，自己的工作正在从对学生和学校负责，演化为对学生的家庭负责，像是一个「24小时的总服务台」，辅导员的职能边界越来越模糊。我们联系到傅荣的前一晚，她刚从医院回来，一个学生因为恋爱「谈崩」自伤，被送去急救，傅荣再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三点半。傅荣说，半夜被喊起来去急诊是常有的事情。有时睡到一半，铃声突然响起，整个人会下意识从床上弹起来，感觉像是中了一枪。变化的不止有辅导员的工作。作为带过80后、90后和00后学生的「老」辅导员，傅荣见证着不同代际的学生的变化，家长的变化，以及大学教育环境的变化。这几年，傅荣发现，自己所在的大学越来越像一个「温室」，延续着高中的学习和管理模式。但她觉得，大学应该是学生走向成年、走向社会的过渡地点。学生的目标不仅只有学习，还包括找到人生的主线，这需要自由的探索空间。如果还是延续以前高中的模式，大学生怎么会不迷茫？傅荣也感到过迷茫，眼见高校辅导员队伍越来越卷，同事里，有人去东南亚卷博士，有人在表格里卷数据。细密的指标抢占了工作中原本富有生命力的那部分，「就像是每根头发丝儿都给你规定好了，应该是往上飘起30度」。经历过困惑、挣扎，傅荣和我们分享了她这么多年的思考、观察。还有她对辅导员工作的最新理解——用「达标」应对形式主义的卷，用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最大程度激发学生往前走的生命力」。以下，是傅荣的讲述。

3月16日，杨妞花在《人物》2024年「女性的力量」演讲活动盛典上，回顾了自己找回名字与人生的「复仇故事」。

也许你听说过这样一种疾病。发病初期，像是在减肥，患者严格控制食物，害怕热量，拼命运动；接着，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感到减重上瘾，甚至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胖瘦变化；再接着，瘦到营养不良的程度，生理和社会功能都被严重损害；最后，体重逼近30kg，25kg，20kg……持续恶化，直到悄悄滑向最严重的死亡。

最近一段时间，「去非洲打工搞钱」成为95后最新的职业理想，相关帖子和词条频登热搜。在「内卷」「PUA」「996」被广泛讨论的今天，非洲似乎成为「只想搞钱」的毕业生们新的就业目的地：包吃包住，高薪无忧，还工时灵活，休假时候能去看动物大迁徙。年轻人在非洲生活，是否真如词条一样让人羡慕？《人物》找到了超过10名出海非洲的95后，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出生于1996年，今年27岁，最年轻的出生于2001年，去年刚刚毕业。接受《人物》访谈的年轻人都在中方企业上班，行业则主要分布在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在他们的讲述中，应届生去往非洲的平均工资在12000-15000元左右，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开端。真实的非洲生活里，工资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在和《人物》电话访谈时信号时断时续的另一端，大部分非洲的派驻地点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一切都还在生长的阶段。高楼和板房互是邻居，路上汽车和牛车并肩行驶，甚至一些驻地就设在山沟无人处，最近的中方医院开车两小时才能到。就是在这样相对野生的环境，机会正在缝隙里生长，「热土」成为他们在访谈中频繁使用的词。但真实情况是，非洲地广人稀，国家、行业情况不同，即便是同一岗位，正式工、劳务派遣和普工之间的差异也巨大。为了高薪，一些人甚至暂时放弃了国内社保，拿着旅游签出国务工。多个年轻人提到家长们最开始反对他们去非洲，甚至有人的母亲打电话报警，原因是觉得女儿要被拐去做诈骗。几乎每个人都强调了一定要开车出门，有半数的人提到了自己或身边人经历过至少一次抢劫。疟疾、伤寒，这些在国内几乎听不到的病，在那里很常见。因为外面环境不稳定，外派非洲的年轻人多被「圈」在项目驻地，宿舍、办公室、食堂和篮球场就是生活的全部。这些95后倾向于不在非洲久留。但也许，在新一代年轻人的眼中，值得做一辈子的工作也不多。趁着身强力壮还充满好奇心，出去转转，不陷于公司与出租屋的两点一线，顺便攒起一笔钱，也许就是他们去非洲的最大意义。我们选取了其中的5个人，展开讲述他们的故事——

35年来，杨素秋一直生活在学校：出生在教师楼，长大在教师家属院，读完文学博士又进入高校为学生教课。很长时间里，她的生活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做科研、备课，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但在36岁这年，她决定去政府挂职，当一年临时的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副局长。那时她对政府工作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影视剧和文学，面对办公室主任递过来请她批示的文件一脸茫然：阅、阅处、阅示，这些差别细微的文字表象背后，到底有什么实质不同？她原本想象的岗位职责，都被局长微笑着告知：这不归我们管。但入职第一周，她也接到一个实打实的任务，建设一座区级公共图书馆。从选址、招商、装修到选书，建造图书馆的各个环节挑战百出。杨素秋发现当她的手上有了那么一丁点权力，她就迅速地被各种商人包围，书商们发来的书目里也藏着「馆配书」生意的潜规则。甚至，她还因为精心选书，触及了他人的利益，受到威胁。当碑林区图书馆建成，她又因一篇介绍、宣传图书馆的文章「闯了祸」，不得不专程向上级领导道歉。这一切跌宕起伏都被她记录下来，写进了一本书：《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从她的书里我们能读到一个爱书人守卫书目的故事，也能读到许多爱书人怎样用书构建一个立体多维的精神宇宙，还有一个书生挂职区政府的365天。以下根据杨素秋的口述和书稿整理而成——

近几年，社交媒体上，亲戚二字几乎总是和「吐槽」联系在一起。在经历逃离、拉黑与试图和解之后，年轻人找到了亲戚关系的新解法：断亲。有人因为空间距离的分隔而不得不「断亲」，有人因为亲缘交往的负面体验，发现「断」了更好。到了今年，「断亲」似乎从以往零散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断亲」？《人物》找到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小武。他长期关注城市社会变迁议题。2022年，他和他的研究生共同发表论文《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这是学界最早关注「断亲」现象的研究论文。在1200份随机调查问卷中，胡小武发现，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绝大多数的90后以及00后，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就几乎不与亲戚联系。之所以关注「断亲」，也是因为早在十几年前，胡小武就有了「断亲」的体验。他出生于江西新余城郊的农村，是一位70后。在他的记忆里，一年里亲戚之间总会有那么三五回的交往，分散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维系了一种相对密切的亲缘关系。但当他离开家、到南京大学读研后，每年回老家的时间基本上只有一两次，二十多年间，和亲戚的联络变少了，即使回家，也能感受到明显的生疏，小时候自然的、有所关怀的话语，变成了一问一答的交往。在和学生的接触中，胡小武也发现，年轻人的亲缘关系也越发稀薄，「断亲」逐渐成为跨越各个年龄段的普遍处境。不同的是，他这一代的「断亲」更多是一种无奈，而越来越多年轻人则是主动「断亲」。他从过去四十年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迁移、都市生活方式的变革以及内卷化的成长环境出发，向我们分析了「断亲」的成因。城市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面临「断亲」的不止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对于年轻人而言，「断亲」之后或许可以找到亲戚外的替代性关系。但对于更多老人来说，他们流动，或回乡，或不流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纠结的，不圆满的老年生活。这是「断亲」背后更大的社会困境。但胡小武并不认为断亲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变迁的结果。人们选择「断亲」，也并不是真的不在乎了，反而恰恰说明，我们越来越渴望能滋养人的亲情。这是生而为人的基本需求，怎么能断得了？也因此，他抱持着审慎的乐观，觉得今天「断亲」的年轻人，或许会有「认亲」的一天——只是那时候，我们对于「亲」的认识与选择，也许会和今天有所不同。以下是胡小武的讲述。

3月1日，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大陆公映。令人意外的是，在春节档余温尚存之时，这部事先并未做太多营销推广的电影却掀起了观影热潮，而在所有关于影片的讨论中，「这都敢拍」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评语，这也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电影本身的瑕疵与亮点。《周处除三害》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它不足与优秀之处分别是什么，以下是专业影评人梅雪风的点评——文｜梅雪风

我母亲对家庭整洁有着异于常人的苛求。在我的记忆中，家中的洗衣机在白天几乎从不停歇。有时，我会怀疑世界是否是伴随着洗衣机的旋转而诞生的。在购买全自动洗衣机之前，母亲总是一边让洗衣机转着，一边把洗衣机的水阀打开，她坚称「这样（以来）洗衣机里的水永远是干净的」。除了不胜枚举的细节，我似乎对此没有更多的认知。于是，我找到了有着类似情况的11个人，其中8人因家属对清洁度的高要求困扰不已，另外3人有着不同程度的洁癖，在他们的讲述中，我对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日常生活中，有人会将「爱干净」视为洁癖，或者自嘲「有洁癖」。实际上，「爱干净」和洁癖是两回事。医学概念上的洁癖是一种精神疾病，属于强迫症的一种，主要表现为对清洁的过分关注和强迫性清洁行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王振提到，很多人很难识别洁癖和爱干净的界限，而判断洁癖的简单办法，除了症状本身外主要看两方面——一方面是其本人是否因为这些行为感到痛苦或一起生活的人是否感到痛苦；另一方面是这些行为是否耗费了大量时间。洁癖无一例外地给这些人的家庭带来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影响。另外，许多洁癖患者还有一定的控制欲，会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要求，延伸到家庭成员身上，让他们也倍感困扰。一些认识到或者确诊过的洁癖患者，尽管知道是疾病在作怪，但也不时会心生自责和内疚。而作为强迫症的一种，洁癖的治疗过程较为反复和漫长，这对患者本人和家庭，都是艰难的试炼。更多地理解这个疾病，以及被它困扰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妥协与和解，或许是疗愈它的第一步。

这次「一封信」征集的主题是「慢慢来」，不免让人停下来思考：在越来越快的漩涡里奔跑的我们，有多久没想过关于「慢」这件事了？在这个争分夺秒的快时代，太多人急切想要一个答案，想要巨大的成就，想要瞬间的博学，想要立刻拥有财富，想要马上变瘦变美，想要爱情突然降临……就连人们常说的一句「慢慢来，比较快」，依然要在表达「慢」的过程的后面，加上一个体现「快」的结果，依然隐含着某种「慢」是为了「快」的意味。外界裹挟之下，女性更是被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要漂亮又要能干，要专业又要周全，要当个好职员，还要当个好妻子、好妈妈……那些「大女主」的模板，像时钟一样催促着她们朝着一个完美的路径奔跑，好像慢一点，就输了。《人物》「一封信」栏目联合「欧诗漫」共同发起38妇女节「珍珠女孩，美在慢慢来」的特别征集后，很多珍珠女孩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每一封信，都是一位读者在小规模地展现着自己的跋涉历程。在那条路上，他们曾被迫进入一种「快模式」，同时也承受了「快」的副作用：焦虑，内耗，压力……「不敢停下来，哪怕一刻的休闲都感到是在蹉跎」、「好像不按时完成社会指标就是失败」、「我不知道如何走出这样的内卷和自耗」……这样的句子在来信中有很多很多。但当她们尝试着放慢脚步，才发现，原来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原来那些糟糕的状况，没什么大不了。就像养珍珠，每颗珍珠都需经历3-5年的时间慢慢生长，经过阳光和流水的打磨，逐渐长成自己的样子。很多人认为，好珍珠就是光亮、圆满，再加上足够大。但世界上是先有了珍珠，才有珍珠美的标准。每颗珍珠都会发光，养珍珠的人，必须给它时间，也给自己时间。以下是女孩们「快」与「慢」的故事。策划｜《人物》编辑部✉️

在新近上映的电影《周处除三害》中，演员王净饰演一个母亲为人顶罪入狱、孤苦的发廊女孩，被阮经天饰演的陈桂林从黑道大哥手中救下。戏份不多，却是她跟大陆观众见面的第一部电影。但或许很多人早已认识她，她的面孔出现在近几年一些备受好评的电影、剧集中。比如《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里，王净饰演被看作「花瓶」的女警察，但结尾反转，她才是内鬼和终极boss，她的台词是，「花瓶哪是你一眼能看穿的？」这是创作者试图创造的崭新的女性形象。这些作品里，有被解构的男性主导的警探世界，有忧郁黑暗的原生家庭，有「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的互相打气，作为演员的王净，正承担着这份新鲜的功能。角色之外，2月初，她刚刚过了26岁生日。9年前，她是一个着迷文字、以笔名「菌菌」出版了两本小说的高中生，意外得到试镜邀约开始演戏，这之后，她因为一段在出租车上演唱《小幸运》的视频走红，之后走上了演艺道路。她不是科班出身，但传递角色情绪时有异常敏锐和精准的一面。这种敏感是她的天性，也或许来自于她的经历。中学时父母分离，她和父亲从此没再见过，15岁时被送到美国念书，再到日本读大学，回台湾演戏，告别像轮回一般在她生命里循环，至今也没能适应。电影《瀑布》里，王净饰演一个在单亲家庭生活的女儿，有一场戏是和父亲告别，她把自己从未和父亲告别过的遗憾用在了戏剧里，演出了一种复杂的情绪，责怪、愤怒，但最终占据上风的，是爱和不舍。《人物》的采访里，我们试图跟王净聊聊这些伤痛，但随着成长，这些原生家庭的印记在她身上逐渐淡去了，聊起父母的过去，王净说，「那很像别人的人生，其实已经与我无关了。」电话这头，我感受到一种轻盈，她不被某一种叙事束缚，就像她在大众视野中呈现的那样，真实、坦率，被拍到恋情，她承认得很大方。25岁被视作四分之一人生，是成长过程中一个微妙的分水岭。刚刚过了25岁的王净怎么回看自己的人生，在女孩长大的故事里，这是属于她的版本。

1月21日，华中农业大学动科动医学院11名学生联名举报导师黄飞若学术造假事件在网络上发酵数天后，《人物》作者抵达武汉。次日，《人物》作者如约见到了11名学生中的张黎，听对方讲述了事件的大致经过。为了争取和其他参与举报的学生、学院相关领导、老师聊聊，接下来的几天，《人物》作者都在华中农业大学寻找愿意接受访谈的人。我们说服了一位在读博士生黄璐分享了她决定参与举报的过程，众多细节显示，造假行为令人触目惊心。遗憾的是，我们没能和黄飞若本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交谈。在华中农业大学发布通报，宣布对黄飞若的处理结果后再回顾，最令我们触动的是学生们的不易与勇气。因此，对这桩已经不再是讨论热点的事件，我们仍决定记录下了解到的每一个细节。

大年初二，「过年吵架」登上了热搜第一，阅读量超过了2.4亿，最多的网友留言是，原来过年吵架不只是我们家的保留节目。因此，《人物》发起了「这个春节，你经历了过年吵架吗」的征集。不到24小时，我们收到了超过1000份来信。有人花费2个小时，郑重地写下答案，也有人写了长达3000多字的回答。最终，这份总字数超过26万字的征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中国式家庭过年吵架的真相——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但也是家庭矛盾最容易爆发的时刻，家庭关系最亲密之时，也是伤害最容易发生之时，而这背后也有无数传统家庭无法摆脱的顽疾：承担过多家务劳动的女性、大男子主义的父亲，还有习惯性的扫兴、否定，缺乏边界感……最特别的是，这次征集也是人物历次征集中，平均年龄最大的一次。超过一半的投稿者年龄都在30岁以上，还有很多50岁、60岁的读者发来他们的故事，这在人物征集中是罕见的。他们在描述过年吵架带来的感受时，也用了非常激烈的形容词：痛苦，绝望，恐惧，崩溃，无奈，窒息，沮丧。小吵或许还可以被描述为「生活中有趣的花絮」，但大吵则让无数孩子留下了终生难以消除的阴影。一个孩子形容，爸爸妈妈们过年吵架，那挥舞着的四条手臂，在幼小的我看来，就如立即砍过去的大刀。至少10个投稿提及，过年吵架后，自己因此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这样的伤痕也让更多的年轻一代开始反思：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度过一个不再争吵的春节？文｜赖祐萱编辑｜金石因吃而吵春节的主题是团圆，那顿团圆饭是无数家庭最看重的，但往往引发争吵的，也是这顿团圆饭。龙土豆@成都

需求似乎是无限的，但英伟达的代工厂台积电产能有限，除了大厂之间的争夺，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封锁也让国内的大厂更难买到A100这样的高端芯片。包括A800、H100、H800，A100和它的「继承者们」，遭到各方的哄抢，价格水涨船高，最疯狂的时候，在短短一周里，一台由8张A800组成的服务器，可以从230万涨价到330万。有段时间，孙文博感到疑惑：怎么好像在炒比特币？文｜徐晴编辑｜赵磊一个赌局一个赌局在服务器销售的圈子里悄悄传开：香港新到的300台8卡A100服务器，总货值近8个亿，到底会花落谁手？关于这个赌局，有层层的迷雾——买家都有谁？不清楚，但有消息说，货是2023年10月的第三个周五进的香港，来自拼多多等公司的采购团队为了这个消息，连夜抵达，严阵以待；货从哪里来的？不知道，据说是一家手段高明的公司，通过英伟达的非授权渠道拿到；具体定价多少？没有准确数字，追踪着这个消息的服务器厂商高管孙文博说：「话语权在卖方，肯定会为这批货筛选到价格最高、现金最多、交易条件最好、未来有望继续合作的买方。」A100，一个颇具科幻气息的名字，容易让人联想到《终结者》中的机器人代号。实际上，这是一种GPU芯片，采用7nm制程，制造它的光刻机，需要在大约万分之一根头发丝细的空间里进行精细的雕刻。在大约826平方毫米——不到一张3cm*3cm便签纸大的面积里，容纳了足足540亿个晶体管。它的设计公司英伟达，用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产品，A来自电磁学科学家安培（Ampere），而A100的前代产品V100，来自电池的发明者伏特（Volta）。与每台电脑中都有的中央处理器（CPU）不同，GPU似乎离普通人有点远，它在电脑中的另一个名字是显卡，负责图像处理、视频渲染，热衷打游戏的年轻人，会为一块高性能显卡省吃俭用，而GPU的另一个主要场景是「挖矿」，单枚价值数万美元的比特币，就是GPU昼夜不停运作的产物。如果说CPU是一个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能计算各种艰深复杂的问题，GPU就像是汇集了一万个只会1+1=2的小学生，能以最快的速度处理海量简单重复的问题，而这正是训练人工智能最需要的能力，通过对庞大数据的学习、分析、推理，让机器像人类那样解决问题。学习的数据越多，机器越聪明，但处理海量数据需要强大的芯片，A100正是为此而生，它靠着超强算力，被誉为「GPU中的王者」

半夏是一名失去孩子的母亲，她唯一的孩子小酒，在2020年相继确诊了重度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和疾病缠斗了接近三年后，给妈妈半夏留下一封信，「很抱歉实在坚持不下去……我真的很爱你，但我太想解脱了。」之后，小酒选择了自杀。她在这个世界一共停留了16年3个月零2天。这件事发生在大半年前。想到小酒，半夏的眼泪一秒钟就掉下来，甚至因为哭得太厉害，她的眼睛患上慢性结膜炎，伴随角结膜损伤，严重的时候，看东西都变得模糊。但她不愿意止步于伤痛，她总在想，为什么孩子会得抑郁症？为什么她会这么决绝地选择离开？她一点一点梳理出小酒生病的痕迹。初二上学期，小酒就表现出明显的躯体症状：头疼、起不来床、胃疼，后来有半个月甚至走不了路。半夏带她去看过儿科、神经科、消化科，最后是经消化科医生的提示，才转而去看心理科。事实上，在更早之前，小酒就主动提出过一次去看心理医生，但因为半夏的忽略、小城市医生不够专业等原因，导致疾病长时间被掩盖了。随着半夏铺陈开的讲述，我们逐渐看到一个典型中国式孩子的隐痛：被母亲长期控制，成长中失去父亲陪伴，被迫接受教育内卷，周末被各种才艺和辅导班填满，遭遇孤立和校园霸凌。也看到一位生活在三线城市的全职母亲的普遍性无助：一直无法接纳全职母亲的身份，深爱孩子，但对如何养育孩子感到茫然。根据《国民抑郁蓝皮书（2022～2023）版》的数据，在收回的6670份抑郁症患者群体的有效问卷中，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这里面有一半人都是在校学生。由于精神疾病慢性、长期、致残等特性，41%的抑郁症学生曾因疾病而休学。但有的家长因为对抑郁症还知之甚少，依然面临着强烈的病耻感；有的家长只看到孩子的行为表现，却看不到背后的情绪和精神因素，把问题简单定性为不爱学习、青春期叛逆或者意志力薄弱。曾经，半夏也是一名这样的家长，但孩子的离去让她彻底明白——每个生病孩子的身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病态的学校，糟糕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她摆脱了病耻感，并决定写文章，接受采访，用更大的声量把经历说出来，以此提示更多的父母，孩子确诊抑郁症后，不仅仅是让孩子吃药和住院，更重要的是家长要改变。做这件事，半夏不会觉得累，甚至把它当成后半生的一种使命，「好像多帮一个孩子，小酒短暂的生命就有无限生长的价值。」如今，半夏和女儿留下的一只宠物猫生活在原来的房子里。虽然她还没有真正做好准备和小酒告别，但她的生活已经在重建。她想要告诉小酒的是，「请你放心，妈妈会把你的猫照顾好，自己也会过得很好。你也一直活在妈妈心中。」以下根据半夏的讲述整理——文｜程静之编辑｜槐杨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供图1在小酒离世前一年，我曾经觉得只要脱离令她感到窒息的外部压力，她的病就能慢慢好起来。相继确诊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后，小酒很快休学了，在家里待了大半年，情绪越来越烦躁。我想，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是要有一个集体生活，四处打听，听说成都有一所创新学校，那里的教学不以升学为目的，孩子可以发起感兴趣的项目，边学边玩，每学期还可以举办游学周，所有行程都由孩子自己安排。我就想，孩子不一定要在应试教育一条道上走到黑，也许在这里，小酒能不那么焦虑。小酒听完，虽然没有表现得那么期待，但也同意去创新学校看一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我们打包好行李，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桂林，去了1000多公里外的成都。第一个星期的试读也蛮顺利，我问小酒学校怎么样，要不要继续读下去，她说可以。那时候我感觉看到了一道曙光，她是一个极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孩子，我相信她在创新学校会如鱼得水，疾病慢慢就会转好。应该讲，小酒对这个学校的感受和原来确实不一样。学校举行很多活动，她都很用心去参与，有一次为学长筹备成人礼，她主动留下来和老师布置场地，弄到晚上近十二点才回家

前段时间，「90后泥瓦工日薪2000元」「瓦工月入两万五」「装修工月入三四万」的词条相继登上热搜。新闻里，装修工人的收入远超很多都市白领，令大家惊叹也质疑。一线装修工人真的能挣这么多吗？《人物》找到7名在一线做工的95前后的年轻人，他们回应了这个数字，「不是没有可能」，但大多数并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现实情况是，他们7个人的月收入普遍在1-2万元。收入之外，装修工作脏累，和年轻人追求的体面之间似乎形成某种反差。但事实上，《2023年蓝领群体就业报告》中有一组数据，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作，年纪越小，就业意愿反而越高。因为收入、工作稳定性、工作时长等，年轻人越来越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他们的故事里，我们看到装修工并不是一个没有门槛的工作。学工是技术活，大部分人从家人那里继承手艺。一名木工说，如果不是跟着父亲做工，很难起步，「徒弟徒弟，三年奴隶」，老师傅是不会轻易把核心手艺传给其他人的。而手艺、技术，带来的是对生活的确定性。这些故事里，有些人曾在教育行业做到管理岗，创业失败重返职场并不成功，最终选择做一个包工头；有人无法忍受职场上随时被替代的危机，在一门具体的手艺里感到一种踏实。不管哪个工种，这7个人共同提到了一个词，「自由」。他们认为，在装修的工作中，重新获得了对生活的掌控权。我们选取了其中的四个人，展开讲述他们的故事——文｜聪聪编辑｜楚明图｜（除特殊标注外）视觉中国「这工作干多少拿多少，也没什么中年职场危机」庞星

在刚刚结束的春节假期，大概有很多人，都认识了一个新词语：龘，「龘，音沓，龙行龘龘，寓意群龙腾飞。」每一年，总有新的词语流行起来，也有一些词语成为怀旧之音。自2008年起，《咬文嚼字》编辑部每年都会搜集、评选当年的十大流行语，从早年的「山寨」「雷」「囧」「非诚勿扰」到

2024年1月2日下午，日本航空JAL516次航班在东京羽田机场降落时遭遇撞机事故，随后，飞机失控，机翼和发动机同时燃起大火，在事故发生后的18分钟内，包括机组成员在内的379人全部安全撤离。随后，JAL516上发生的一切被称为「教科书般的救援行动」、「羽田奇迹」。在「奇迹」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这是否真的只是一次「奇迹」——一切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究，并永远铭记。文｜令颐编辑｜金石撞机2024年1月2日下午4点15分左右，日本航空JAL516次航班从北海道札幌的新千岁机场起飞，飞往东京羽田机场。这架型号为A350的飞机，最大载客量是390名旅客。当天，正值新年假期，客机内满满当当，一共有367名乘客，其中包括8名婴儿，此外还有12位机组人员。就读于东京大学的吉泽明子坐在经济舱内第51排靠过道的位子上，靠近飞机右翼发动机的后侧。几天前的新年假期，他回到了札幌的父母家过新年。假期结束，他选择搭乘JAL516次航班返回东京，今年他即将毕业，要继续赶论文。航班原定于下午3点50分起飞，但因为种种原因，延误了近30分钟后终于起飞。1小时30分钟的飞行全程，吉泽都在安静地看书，整架飞机并无异常状况发生。在日本STV通讯社工作的鸭田丰也是这架飞机的乘客之一，他在备忘录上记录了当天整个的飞行情况，他证实了吉泽的说法。鸭田丰的座位位于飞机中前排，靠过道的一侧。他记录道：「飞行中的广播告诉我这是最新的飞机，我环顾四周的内饰和设计，觉得整个旅程与正常飞行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像往常一样准备降落。」下午5时47分，JAL516即将在东京羽田机场降落，经塔台指示，它将会降落在C跑道。此时的东京，天已经黑了，羽田机场的停机坪上，人们肉眼能看到的只有建筑物外墙的轮廓灯和跑道的引导灯。就在这时，事故发生了。飞机落地的瞬间，吉泽明子并不知道机舱外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只看到舷窗外有一团橙红色火球正在燃烧，整个机身也开始向右倾斜，他听到飞机发出咕噜咕噜的震动声。他下意识地抓紧了座位扶手，「当我落地的时候，我感觉到一股力量，把我的屁股从座位上提了起来。」机舱外的真实状况是——JAL516在降落时，与一架正准备起飞的日本海上保安厅运输飞机相撞。当时，落地后的JAL516次客机的滑行速度依旧高达每小时300公里。两架飞机相撞后，客机迅速偏离了轨道，开始不受控制地在跑道上打滑。在向前滑行了近1500米后，才停了下来。强烈的撞击致使装有汽油的机翼与发动机开始起火，同时，运输机也直接被撞飞，燃起大火。机身窗户不断冒出火焰与浓烟图源网络窗外的火苗越烧越旺，机舱内充满了浓烟。困在狭窄的机舱里，乘客们陷入了一片骚动。孩子们哭喊着「神明大人救救我们」，还有乘客开始埋怨，「为什么不早点出发？」「如果航班没有延误就不会发生事故了。」此时，吉泽的双腿也开始不停颤抖，「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真地想，『我可能会死』。」想到这里，吉泽害怕极了，他在座位上泪流满面。坐在吉泽身旁的，是28岁的泽田翼还有他的女朋友。他们二人刚刚从札幌度假回来，第二天准备上班。看到慌乱的吉泽，泽田翼向他喊道，「我们一定会没事的！」说着还握住了吉泽的手，并且给了他一个口罩。5分钟后，空乘人员打开了3个救生门，分别位于机尾左侧，以及机头左右两端，并打开了救生滑梯，引导旅客们从滑梯撤离。最终，在事故发生后的18分钟，JAL516次航班上的367名乘客以及12位机组成员，共379人全部安全地离开了着火的客舱，有17位旅客报告了擦伤，无人员死亡。撞机事故后，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根据机场的监控，以及两架飞机的黑匣子初步分析，此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运输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侵入跑道。这架运输机来自日本海上保安厅，是一架螺旋桨式的小型运输机。2024年1月1日，日本发生能登地震，这架运输机开始执行向新潟的空军基地运送救援物资的任务，在事故发生前的24小时，这架飞机已经在东京、新潟两地执飞过两次救援任务。根据羽田空港的塔台录音记录，塔台交通指挥员将这架运输机称为「1号」，这也暗示它被赋予最高的起飞优先权，当时，交通指挥员指示其继续前进、驶入跑道附近的待机位，但并没有下达准许起飞的指示。而运输机机长宫本元气在接受调查时强调，自己是听到了来自塔台允许起飞的指令，才继续向前进入了跑道——双方存在理解偏差，最终导致两架飞机相撞。事故录像分析显示，日航JAL516次客机在着陆时，保安厅运输机突然出现在C跑道上，并撞断了客机的起落架。由于前起落架缺失，客机的机头直接与地面摩擦，引发了火灾。根据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出具的《2011年全球航空安全状况》显示，2005到2010年间，国际民航组织认定的三类高危事故发生类型中，与跑道安全相关的事件（包括鸟击、地面相撞、跑道偏离、跑道侵入、地面失控、未达跑道着陆/越过跑道着陆等）位列第一，跑道安全相关事故占据总事故的59%。在接受日航和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采访时，JAL516的机长表示，事发时，他只感觉飞机在向前滑动。「我们操作了刹车和方向盘，但没有起作用，飞机已经完全失控。」在机场跑道上被烧毁后的日航客机的残骸。图源视觉中国逃生在一架已经起火、失控的客机上，379人如何在18分钟内全部安全撤离，没有任何人员死亡——在不幸的撞机事故中，这也是无数人最关心的焦点之一。通过很多机上旅客拍摄的视频，人们都能看到，在昏暗、不明所以的紧急情况下，机舱内先是一片嘈杂，人们的质疑、孩子们的哭声、尖叫声、燃烧的轰鸣声混杂在一起。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几名空乘人员始终都保持着冷静——这是所有人能够获救最基本的前提。当时，由于飞机上的通讯线路也被切断，空乘人员们无法直接与坐在驾驶室内的机长联系，也无法听到机长的指令。紧急情况下，空乘人员面临着巨大的责任和压力——一方面，按照规定，客机上所有工作人员都应听从机长的指令；另一方面，如果不联系机长而贸然打开应急通道，很有可能会在开门的瞬间将大火引入客舱。在检查了应急通道后，空乘们的选择是，在未得到机长回应的前提下，尽快组织乘客逃生。前日本航空空姐江上泉表示：「如果飞机系统出现故障，无法与机长联系，我们一般在训练时会假设这个情况，并保证每个空乘人员能够独立判断，并作出决定，不能因为无法沟通而永远等待。」此时，事故已经发生了超过5分钟，飞机已经完全停下，机体尚未全部燃烧，但右侧发动机仍然处在喷火状态。经过检查，空乘人员发现，原本的八个应急出口只有三个可用，分别位于机头两侧和左后方，这几个位置尚未起火，地面上也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放下滑梯。于是，他们果断地打开了这三个应急门，放下应急滑梯，开始引导乘客下机。由于飞机的广播系统也被损坏，空乘人员只能使用扩音器和自己的声音喊出指令，反复向旅客们强调：「请捂住口鼻，请弯腰保持低姿态。」空乘的这一选择以及随后的操作，也得到了很多航空专家的认可。曾经在日本航空工作了4年的资深机长陈建国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如果机组选择了错误的应急出口，那么旅客就有可能在撤离的时候遭受二次伤害。这说明日航机组的判断非常准确，临危不乱。」航空评论家青木义朝也表示，「每个机组人员都评估了火焰情况，选择了合适的紧急出口，并对乘客进行了正确、恰当的引导。」根据公开资料显示，JAL516次客机上共有3名飞行员和9名空乘人员，其中，机长50岁，飞行经验丰富，飞行时间超过12000小时，而9名空乘人员则全部都是女性。9名空乘中，有4位都是2023年春天刚刚加入日本航空公司的新员工。事后，乘务组的首席空姐在采访中表示：「我知道她们一定很慌张、害怕，但事实证明，她们做得非常好。」除了空乘人员及时、正确的操作，A350本身的特殊材质，也为乘客们赢得了尽可能多的逃生时间——根据日本航空的初步调查，事发后，机头前部被撞坏，但飞机前部的驾驶舱，基本上完好无损，这也正是A350的特别之处，不同于老式飞机采用铝制材料，A350主要由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它不仅轻便又坚固，当飞机起火时，树脂浸渍的复合材料还会减缓燃烧速度。日本航空空客A350图源视觉中国当然，制造这场「逃生奇迹」的最重要因素，还是每一位自觉遵守逃生原则的普通乘客。尽管落地后机舱内嘈杂一片，但当应急门顺利打开后，「那个瞬间，没有人冲向门口。」根据乘客鸭田丰的记录，当时，距离出口最近的乘客开始撤离，而机上的剩余乘客们则自发有序地按照座位顺序起身。坐在51排的吉泽回忆，在整个过程中，机组人员即使蹲下也都在大幅度挥动着手臂，引导乘客前往前方，并且持续用手电筒灯光照着乘客们的脚，「他们冷静地指示我们逃生，稳定了我们慌乱的内心。」吉泽发现，身边的乘客们不仅没有慌乱、抢夺逃生通道，还在互相帮助，先从滑梯滑下来脱险的几位乘客，并没有离开，而是在滑梯边帮助滑下来的乘客安全落地。在整个撤离机舱的过程里，空乘人员们不断重复着几句话：「请脱掉高跟鞋」、「请不要携带行李」、「请留下随身行李」，「周围的乘客能遵循乘务人员们的指示，也让人感到没有那么危险。」吉泽说。撤离过程中空乘人员不断提醒不要携带行李图源ANN

20岁的杨幂无法预料自己之后的人生，38岁的杨幂也无法再做回那个20岁的自己，但好在，她再一次拿回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权。文｜赖祐萱编辑｜金石摄影｜吴明妆发｜思梦造型｜StationX跳出去2023年是杨幂从艺的第34年，她做了一个决定，想丢掉过去几十年养成的表演习惯，给自己一些挑战，她要为自己找一位表演老师。投来的简历有很多，每个人都有丰富的表演经历和经典案例，他们都为杨幂量身定制了一套学习计划，几轮沟通后，工作室依旧拿不定主意，数份简历再次铺开，杨幂说：「选那位最要麻烦我的，需要我付出最多时间和精力的老师。」被选中的表演老师是郭尔泰，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从大年初五开始，一周的时间内，除了中午吃饭，其他时间都要待在排练厅，同时，杨幂要看完他列的电影片单。郭尔泰告诉《人物》，杨幂底子好，科班出身，可以迅速捕捉人物状态，对表演也有基本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可以更深入」。课程开始后，杨幂每天都和几位演员泡在排练厅里，一起进行小片段排练。郭尔泰还给杨幂布置了第一个功课，是「观察人」，观察每个人的性格、语言习惯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表演老师的角度来看，杨幂演了20多年戏，表演技巧已经成为她的一部分，让她笑，她立刻笑，让她哭，喊完action，眼泪就吧嗒吧嗒往下掉，演性感妩媚，她就跟玩儿一样。但是，笑与哭的背后，更深层的是什么，底层逻辑与人物关系是什么，包括对人的理解，是杨幂在那个阶段最为缺失的一块。「杨幂真正需要去深究的改变的，她也在努力改变的是，对待一个角色、一个作品的认知。以真正的演员角度出发，呈现还是以别的状态，那是完全不同的状态。」2月，郭尔泰开始陪杨幂进剧组，先后拍摄了电影《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以下简称《火锅》）和电视剧《哈尔滨一九四四》。在具体的拍摄中，杨幂还有一些表演习惯需要调整。在拍摄现场，有时候杨幂会刻意找镜头，或是下意识露出自己更好看的那一边脸。「但是，人一定不是最完美的角度，是有各个角度的。」《哈尔滨一九四四》的导演张黎也告诉《人物》，刚入组时，杨幂确实在找镜头，他认为这是长期拍摄偶像剧带来的习惯，有些导演不考虑戏，只考虑脸好不好看，久而久之演员也形成了肌肉记忆。还有杨幂的眼神。张黎记得，刚开拍时，灯光组和摄影组都挺高兴，杨幂是那种很「好拍」的演员，随便给个光都能拍，确实好看。但很快发现不行了，怎么拍怎么不对，这种好看完全不属于角色。在这部剧中，杨幂饰演伪满洲国的特务科科长关雪，多疑冷血，心狠手辣，极其有心计。但拍摄时，她「眼睛水汪汪，波光粼粼」，张黎说，这肯定是不行的，这不是偶像剧，是谍战剧，她演的不是绝世美女，是特务头子。一些说台词的方式也需要调整。比如，杨幂过去说台词不爱张嘴，说一句台词就闭嘴，因为这样，才能确保镜头拍到她时，永远都是最好看的。还有，小动作太多，比如，「总愿意点一点桌子」。「演员最怕的就是用手演戏。」郭尔泰说，手部动作有时候是辅助，多了会破坏角色。作为表演老师，他还提出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杨幂必须思考，所谓的漂亮是角色需要的吗？「想要跳出这个东西，就要把这种漂亮的、美的、给人感觉是无死角的状态全部打破掉」。疯狂运转面对以上这些问题时，杨幂已经是一位出道34年、拍摄过80多部影视作品的演员了。而在她整个表演生涯的前期，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业内人士，提到她时，大多会提及一个字：灵。杨幂从小参加小演员培训班，4岁出演《唐明皇》的童年咸宜公主，6岁在少儿电视剧《猴娃》中扮演女孩囡囡，戏份不多，却演技自然，活泼可爱。互联网上还流传着一段视频，那是四五岁时，为北京腔儿童教学带录过几段小故事，小孩子讲故事很容易用力过猛，显得做作，但她的演讲却很生动。15岁那年，杨幂开始为时尚杂志拍摄平面，16岁签下经纪约，17岁接到人生第一个正式的角色，19岁以专业第一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大学期间，她和同学一起排了很多舞台剧，尝试过很多角色，饰演过来自贫穷单亲家庭的女孩，向往金钱与物质，也有微弱的善意；反串过小男孩；还在经典话剧《北京人》中，演过一个始终苦但善良的女性—当杨幂成为真正的职业演员后，很多年来，她饰演角色的复杂性与丰富程度，都远远不及大学三年级的她。毕业前，杨幂还先后出演过几个经典人物，郭襄、王昭君、聂小倩，尽管有老版珠玉在前，但杨幂的表演也给角色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王昭君》的导演陈家林，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新人演员，对比了3000份演员资料和表演后，最终选择了杨幂，他说，那时的杨幂眼中有一种「童真、朴实」。陈家林也是《唐明皇》的导演，杨幂入组后，他才知道她就是那个小咸宜。后来，杨幂还凭借这部电视剧获得了第24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女演员奖提名。当年，杨幂接受采访时也说，自己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灵气，还有与王昭君那个角色一样的纯真、可爱。很多观众印象最深刻的，还是06版《神雕侠侣》中杨幂饰演的郭襄。当时，这部剧在香港播出，有观众评价杨幂是史上最纯真的郭襄。与杨幂合作过两部电影的导演路阳告诉《人物》，他第一次注意到杨幂，就是在电视上看到她演的郭襄，眼前一亮，觉得她很灵，「表演还是挺丰富，挺有变化的。」后来，他特意搜了这个名字，记住了她。电视剧《神雕侠侣》剧照至今，在06版《神雕侠侣》的豆瓣短评中，依然有大批网友在怀念那个时候的杨幂，「郭襄真是惊艳啊，活泼、灵动又俏丽。」这种灵气也延续到了《仙剑奇侠传三》的唐雪见，有观众形容，当时的杨幂眼睛会说话，情绪起伏都在眼神之中，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人争论，郭襄和唐雪见，到底哪个才是杨幂灵气与演技的巅峰？在拍摄《仙剑奇侠传三》时，杨幂还同时拍摄着李少红导演执导的《红楼梦》。当时，杨幂在《红楼梦》中扮演晴雯，但她又是《仙剑奇侠传三》唐雪见呼声最高的人选，为此，《仙三》剧组特意找李少红协商，希望她应允杨幂能够接下《仙三》。那段时间，杨幂在北京与横店之间奔波，在北京，她是晴雯，在横店，她又是雪见。她在当时采访中说，自己「人格快分裂了」，根本没有时间休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剧照在北京拍《红楼梦》时，晴雯最重要的一场撕扇子的戏，杨幂连拍了十几遍都没过，李少红指了指旁边的屋子说，你先去睡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再来拍这场戏。醒来后，杨幂又拍了几遍才过。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超负荷的运转也成了杨幂的工作常态。2010年，她拍摄了11部影视作品。4个月内拍了5部戏，两部古装，一部现代，一部科幻，还有一部恐怖片，她发微博记录，「昨天是温柔贤良，今天是个性叛逆，明天是热情奔放，后天杀手。」杨幂多年好友猫姐告诉《人物》，那时候她们没时间见面，只能打电话，每次接起电话都是杨幂说自己胃疼，没时间吃饭，饿过劲儿了，过几日再来电话，就是急性肠胃炎去医院了—那一年，杨幂共打了12次吊瓶，平均一个月一次，都是因为感冒、发烧或肠胃炎。为了节省时间，她只能在凌晨12点收工后，挂急诊，挂一夜的水，睡一两个小时，再继续开工。12年后，杨幂向《人物》回忆当时的状态，「感觉一整天24小时根本不够用，一直在无休止地工作，每天做得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卸了妆以后睡觉。」父亲杨小林在当年采访中也说过，女儿的时间表是按小时安排的，而不是按天。后来，在各种访谈节目中，杨幂常常被问到那段经历，有的主持人会直接问她，为什么啊？为什么接这么多戏？是公司逼你的吗？是失恋了吗？还有人问她，拍这么多数量的戏，没有考虑过质量吗？「完全没想过。」杨幂答。她之前有过好几次临时被剧组换掉的经历，那种心情「太恐怖了」，所以「有了机会就想好好把握」。在经历了「疯狂」的2010年之后，2011年，杨幂终于爆发。这一年，她凭借穿越爱情剧《宫》的女主晴川一角爆红，一跃成为人气偶像。这一年，也被称为「杨幂年」。当时，《南都娱乐周刊》以「85后一姐，来势凶猛」为标题，为她拍摄了一期封面。但在爆红的同时，杨幂需要面对的新的功课也逐渐显现。刺杨幂越来越红，关于她表演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最初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是被杨幂称为恩师的李少红。2012年，在一次采访中，李少红直言：「杨幂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她很小就在摄制组，对演戏是太习以为常。她自己都下意识地是一种程序化表演，快乐就是哈哈哈，痛苦就是哇哇哇，她不过脑子，以至于她最后想过脑子的时候，她不知道怎么过。」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在所有的采访中，杨幂都会提到李少红对她的这段批评，她说，李少红的质疑把自己彻底打碎了，她想要重组自己，「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做。」但现实中，已经形成的惯性却很难摆脱，「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杨幂最终找到的方法是：戒掉情绪。十几年后，杨幂向《人物》讲述了自己戒掉情绪的过程，她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把艺人比作一朵花，她的隐私，她的社交，包括她的情绪和态度，都是花朵边上的枝蔓和刺。成为艺人，代价是把那些枝枝蔓蔓全都扒掉，所有的叶子、刺都清理干净，即便只剩孤零零的花束，「你就得那样干，你就得挺直了腰板，插在花瓶里，长在花园里，那样开着。」掰掉的过程会不会很疼，孤零零的花束失去了生动的细节和毛边，看上去会显得太过单调无趣，但杨幂说，它也会让你受益。那个阶段的片场，杨幂呈现的状态是非常复杂的—她是现场最敬业的演员之一，但表演却缺乏惊喜，没有人能走进她的内心，没有人知道她真实的情绪，她几乎将自己完全封闭了起来，免于外界的干扰，可以更高效地运转。谢依霖与杨幂相识于电影《小时代》，戏中，她们是好姐妹；戏外，她们也成为了多年的好友。谢依霖告诉《人物》，2014年，杨幂拍摄《小时代4》时，孕肚已经很大了，她每天看见杨幂都在说，拜托，不要再拍了，一个孕妇很危险。但杨幂总是跟她说，我不能走，还有几个场景要补拍，「那时候，她工作起来真的很疯狂」。另一个令谢依霖难忘的点是，在《小时代》的拍摄现场，面对镜头，杨幂总是快准狠，角度、走位、情绪，她都能以最快的方式完成要求，「导演说，三秒落泪，杨幂真的就做到三秒落泪，说两秒就两秒。」谢依霖因此给杨幂起了一个绰号—「镜头猎手」。电影《小时代》剧照也正是在那段时间，猫姐觉得，自己的好朋友杨幂从生活中消失了。猫姐和杨幂相识于十几岁，都是土生土长北京人。那时候，两个女孩成天像小动物一样黏在一起，什么都聊，杨幂当时已经开始拍戏，自己的日常心情，也会第一时间告诉猫姐。2011年，《宫》播完后，猫姐发现一切都不同了，「输入法里有她的名字了」，猫姐记得，当时在手机键盘按下ym，会自动弹出杨幂的名字，搜索引擎打下「杨」，跳出来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她。同时，猫姐也很明显感觉到，「我的朋友消失了」。这种消失并不只是物理上的消失，更是一种感觉的消失—猫姐记得，刚认识杨幂时，她的眼睛「亮晶晶，湿漉漉」，有着少女的纯真可爱，「见过她的人都会觉得这个人很鲜活。」随着杨幂走红，她的棱角慢慢锋利起来，在外始终保持一个专业的、不被情绪左右的艺人形象，即便是回来每次见朋友，她也从来都是打扫好情绪再来。但「人是不可能没有情绪的」，猫姐总感觉，杨幂一定在暗暗压着自己的情绪，但那究竟是什么，她从不外露。猫姐说，她觉得，那时候的杨幂像带刺的玫瑰，很漂亮，但靠近她时，总有点扎手。一步步戒掉情绪的同时，杨幂的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局面。2014年，她与当时的合作伙伴一同成立了嘉行传媒。此后的近9年时间里，杨幂成了这家公司的代名词，大众普遍认为，她就是「老板」。那几年，杨幂经常带着嘉行一众艺人上综艺，参加活动，还有公司的年轻演员在节目中直接喊她「老板」、「boss杨」。连新闻标题都这样写：杨幂签下艺人某某某，杨幂旗下艺人某某某。但从对外公开的纸面数据来看，2017年，杨幂的持股比例仅为7.125%。关于这段经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近年来被媒体反复提及的事件—2016年，嘉行传媒宣布向尚世影业发行定向股票，募资3个亿，为了获得这3亿投资，他们签下了业绩对赌协议。约定的条件是：2015年至2017年三年间，嘉行传媒累计税后净利润要达到3.1亿，若低于这个数字，嘉行必须以年收益率15%回购尚世影业持有的嘉行股票。这是一场高风险也高回报的赌局。7年后，2023年冬天，《人物》再次同杨幂提及这段往事，包括3.1亿这个巨大的数字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压力到底有多大？杨幂用「江湖传闻」回答了这个问题。但现实中，几乎所有关注她的人都能看到，从2015年到2017年，杨幂付出了她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三年内，她接拍了13部影视作品，2部综艺。那些作品大多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观众评价，直到2017年初，《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爆红，最终拯救了这场赌局—这三年内，嘉行的估值翻了200倍，从2500万到50亿。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剧照相比表演，资本的游戏更是一条无法暂停、只能狂奔的路。从2017年到2022年之间，杨幂共拍了8部电视剧，其中7部都是嘉行自制剧，伴随作品类型同质、口碑下降，杨幂也遭遇了很多质疑和批评，更有网友感叹：「杨幂曾经的灵气究竟去哪儿了？」盛大的资本游戏中，杨幂这些年究竟是怎么想的？她快乐吗？她如何看待自己在这期间的作品？所有的答案似乎都被「戒掉情绪」的她封存了起来，在接受采访时，她甚至表示自己已经练就了一颗「钻石心」—钻石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硬度最高的物质之一。谢依霖说，这期间她也见过杨幂几次，其中一次是在医院，杨幂又生病了，又在打吊瓶，谢依霖坐在旁边，陪她聊天。看起来杨幂的状态也和平常一样，两姐妹有说有笑，「可是你觉得她紧绷，她用很多的样子去掩饰自己的负面。」结束与开始2023年5月8日，杨幂发了一条微博，很短，只有八个字：「共有从前，各有未来」，宣布自己正式离开嘉行传媒。随即，「杨幂官宣离开嘉行」的消息迅速上了热搜，获得了8.4亿的话题阅读量。

杨晓培永远热气腾腾，过着一种高浓度、高饱和度的生活。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对所有人保有同样的热情和关切，很多事情都要亲自把关，对所有细节有近乎严苛的要求，对「一成不变」保持警惕，对未知和挑战始终怀有激情。作为西嘻影业的创始人，她需要敏锐捕捉最当下的情绪，与更广阔的人群保持连接。2023是西嘻的第三年，走过夜路也遇到过沟壑，但杨晓培始终冲在路上。她总是提着一口气，想要做出一部真正有「时代记忆」的、可以影响更多人的作品。文｜王双兴编辑｜楚明摄影｜黎晓亮化妆｜王靖造型｜THEXIStudio「老板来了」「老板来了！」剧组里有人喊了一声，随即等在棚外的人全都起身，看向路口的方向。车子停稳，工作人员跑着把遮阳伞举了过去。2023年11月底，南方的气温还在20摄氏度之上悬着。这天，杨晓培陪同视频平台和当地广电局的领导来《焕羽》剧组探班。穿搭是黑色系的，黑帽子，黑外套，黑牛仔裤，黑靴子，保持着一贯的精致干练。同事们都知道，只要杨晓培在场，所有人都会「提着一口气」。她在剧组的时候，连剧照师和场务都是紧张的；她在公司的时候，保洁也都是跑着的。她对细节有近乎严苛的要求，不止体现在剧本和拍摄上，对来访者的接待，也一定要妥帖完美。进棚后，她陪平台的人去看景，介绍道具的同时，不忘提醒对方小心脚下的台阶。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剧中男主角的家，生活用品怎么摆、摆什么，甚至地板砖的纹路，都是在她的建议下决定的。作为一家影视公司的创始人、CEO、项目的艺术总监、总制片人，很少有人会参与到如此具体的环节，但杨晓培一直如此，同事说起她，最爱用的两个词就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不仅参与，还会一再拿出她的那套严苛的标准参与。前不久，杨晓培换掉了一个项目的整个制片团队。起初，她在北京和上海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剧组的问题，于是没有通知剧组，自己订了机票、酒店和车，带着助理便出发去了剧组。「突击检查」让杨晓培看到不少问题。她在现场待了一个多小时，发现剧组管理一片混乱，导演每拍完一个镜头没有人催场，现场制片在哪里？不知道，场务在哪里？不知道。杨晓培的新助理没人认识，但却可以自由进出，「怪不得那么多路透出来」。然后她钻进了机房，看了3个小时的素材回放，心里有了数。怎么解决问题？其实来之前，她已经考虑了多种可能，包括最极致的：她在公司内部盘了自己的制片团队，「我们现在手里还有多少人？」获知现场制片、生活制片、车管等另外一支兵马都在，确定有富余力量可以支援。回放看完，她通知剧组的制片团队，一个小时以后开会，在会上严肃沟通了自己发现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制片始终不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最后，她拿定主意，「劝返」这一组人马。第二天早上10点，新的制片团队「整个平移过来」，直接到岗，没有耽误一分钟。类似的事情在杨晓培身上并不少见。制片人金日善早在2020年筹备《千古玦尘》时就进入了杨晓培的团队。和很多人一样，对老板，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声，江湖流传的标签无外乎那几个：杀伐果决，雷厉风行，尽善尽美，以及，脾气有点大。这些标签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准确的。有一个严苛、脾气大的老板，身边人最直接地承接了这种压力。《千古玦尘》的筹备期正赶上疫情，团队无法随时关注服装的生产制作，也一直没看过成品。直到开机前20多天，它们才被运往横店，演员开始试装。「大爆炸」，金日善说。当着所有主创的面，杨晓培「原地爆炸」：「这个品质怎么可能是我做出来的东西？造型设计没有任何新意，材质和效果一点都不高级，你让周冬雨怎么穿这些衣服？这个腰带怎么能这么配，你们就没有一点审美上的把控吗？」那天，女主的30多套造型一套没留，全部被推翻。「马上开机了，女主没有衣服，从头做起，这种事情放在别的地儿也不会发生。」金日善说。那一次，金日善在横店的服装厂住了十几天，找了另外的造型指导来支援，两个团队并行，重新做设计图、打版，由杨晓培逐一确认，再重新制作。时间有限，只能拉出计划表，先把开机前15天的10套做出来，争取出余地继续做后面的衣服，一点一点，终于度过了「危机」。这样的故事，在杨晓培的公司西嘻影业，一抓就是一大把。《梦中的那片海》主题曲做了十几首杨晓培都不满意，所有人都被困在瓶颈，抓狂，一直到几个月后找出那个「对」的旋律。《梦中的那片海》王为是今年收官的、西嘻出品的「爆款」剧《好事成双》的导演。杨晓培的这份严苛和亲力亲为，他在和她第一次见面时就感受到了。那天，她用一贯飞快的语速，开门见山地告诉王为，这部剧她要什么，不要什么。影视行业的老板们因为项目很多、工作繁忙，所以，他们对项目的了解，大多来自内部开会获取的信息，至于剧本的内容，很可能就不甚清晰了。但在和杨晓培初次见面的交谈里，王为听到了她对项目方向详尽的构想，甚至细化到某一场戏、某一个人物。「沟通成本非常低，减少了很多次的碰面、开会、商量。」「超长待机」、「对自己太狠了」，大家开玩笑地说她。这次合作之后，王为也经常在各种场合讲其他的「狠」事。比如拍戏时，他大多早上七八点起床，八九点跟着大部队出工。到现场后，幕布还没完全支开，剧组还没开始干活，但大家发现，杨晓培已经到了。入行近20年，王为接触过的制片人不少，老板们的探班时间大多是在下午三四点——上午睡个懒觉，中午吃个饭，下午带着咖啡到现场晃一晃，慰问一下大家，看一看片子，「是一个相对正常的时间规划」。但杨晓培永远是一大早就到了。《人物》也见到了这样的杨晓培。第一次见面时，她刚刚从会议中下来，穿着彩色条纹毛衣，像一道彩虹跳进办公室。采访结束后，她留出几分钟妆造时间，紧接着去参加晚上的颁奖典礼，第二天飞日本，随后到美国参加电视节。她习惯在每次出发前拍下飞机舷窗，那扇窗像相框一样，有时框住清晨的阳光，有时框住夜晚的灯，有时框住国内的云，有时框住国外的雨……同事和合作伙伴们早已经习惯了她的「瞬间转移」。「要是偶尔一两次咱就不聊了，一直都这样。」王为在电话那边加重了语气，更「恐怖」的是，「昨晚拍戏拍到十一二点，看朋友圈老板在北京开会；完了第二天早上9点你到现场，发现她车在门口，你不吓人吗？」这部剧的总导演滕华涛有同样的感受。入行这些年，他合作过的制片人，对每个项目都从头至尾把控的并不多。但杨晓培是个例外，从剧本创作到演员选择，从和导演碰风格、想法，到制作当中的美术、造型，杨晓培总是全程参与。她更是少有的紧密盯后期的制片人，西嘻公司里有一部专门的iPad，每个项目的每个剪辑版本都会以最快速度传进去，杨晓培会随时查看项目进度和情况，并标记出需要修改和调整的地方。在杨晓培的项目里，不能「差不多得了」，无形中成了所有人的共识。「做最好的」杨晓培要做最好的。西嘻成立三年，杨晓培就这么事无巨细地盯了三年。仅仅是即将过去的2023，她交出了《梦中的那片海》《好事成双》两部爆款剧，以及一部S级热播剧《神隐》，每一部都收获了很高的收视率和热度值。去剧组探班的这天，杨晓培在晚宴上感慨，以前，她做的古装剧爆了，外界觉得她只能做古装，于是她做了《梦中的那片海》；后来，这部剧爆了，外界觉得热度来自于主角肖战。于是，她继续一部一部地做了下来，想要打破所有标签，像《好事成双》里演的那样，不是被照亮，而是靠自己发光。按图索骥地看向来时的路，不难发现，杨晓培一直都是如此，不喜欢一成不变，好胜心刻在骨子里，永远要把自己推向充满未知和挑战的崖壁上。最早，杨晓培差点儿就成了一位主持人。就在一切都按部就班推进的时候，她突然停住了脚，觉得自己能一眼看到未来：从一个新闻主播，变成一个小有名气的新闻主播，唯一的变数，可能就是名气的大和小。「我为什么要过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当时是千禧年初，整个社会都在涌动着新的暗流，蓬勃、向上，充满未知和可能性。北京申奥成功的消息更是催化着这种氛围，一个自信和开放的年代来了，广阔世界的画卷正在朝着年轻人徐徐展开。杨晓培和家人说，她想去留学。家人不同意，甚至用断绝父女关系相逼。她就自己攒钱，然后找中介，飞机落地，她到了英国。那是一段安静适意的时光，她每天听着音乐和海鸟的叫声，沿着海边走路去上学，中午吃自己做的三明治，整个人在读书和探索世界的路上，慢慢沉淀了下来。生命际遇的转变在当时很难察觉，但很多年后回过头来看，全是一些很重要的节点。回国后，她加入SMG（上海广播电视台）。20多岁，有用不完的力气，一个猛子扎进海里，只顾往前游。杨晓培说，好胜心在那时候就已经露出了苗头，她只想做最好的那个。上班第一天，她看到墙上贴着的「优秀员工」照片，就跟自己说：这一年我一定要拿到这个。在SMG，杨晓培负责栏目发行。为了卖片子，她借来带子，在一两个月时间里把所有栏目看了一遍，详细到主持人的风格以及每一期的娱乐点。有时要去送样片，她就拎着个大黑箱子，火车转大巴、大巴转火车地折腾，很多时候到当地已经是晚上了，一个人住在几十块钱的旅馆。「现在想想真是无知者无畏，胆子太大了。」杨晓培说，「就觉得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年后，杨晓培的照片也贴到了墙上——她是那一年的优秀员工。那时候，办公室甚至还没有属于新人杨晓培的工位，她就坐在一套临时放在旁边的桌椅上，埋着头看片，每天看到八九点，最后一个离开单位；中午也不去吃饭，一边看片一边忙着帮同事接电话，像地鼠一样在办公室里四处穿梭，哪里电话响，就冲去哪里。时任SMG副总裁、影视剧中心主任的杨文红，是把杨晓培招进SMG的人，也是最早看到她的认真的人。杨文红识人很准，她早早就说杨晓培：「你做不了主持人，你适合市场，你将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制片人。」后来，SMG投了第一部动画电影，从各个子公司抽调能干的员工，杨晓培被选中了，做电影宣发。她把卖栏目的劲头继续拿过来卖电影。电影比电视残酷许多，全看排片，上映第一天排6场，成绩不行，第二天立刻砍半。杨晓培就每天上午跑去看排片，下午跑去和院线经理沟通，期间还要去影院门口拉观众。杨晓培负责武汉、成都、重庆三个城市，她要不停地往返其中。每天晚上10点，区域经理们向杨文红汇报票房「战报」，杨晓培常常是第一，但凡跌到第二，她都要立刻想办法弥补回来。西南的夏天像火炉一样，兼职的大学生不愿意穿玩偶服，杨晓培就自己钻进去，一张一张发传单。有时票房不行，还会人为干预观众买票，拉着家长说:「你选这部不好看，你来带孩子看我们这部。」……关于那段时间的经历，杨晓培不止一次提到，「把脸装进口袋里」。隔着桌上大大小小的茶杯，她讲得很动情，旁边的同事眼眶一红。这是很多做影视的人共有的记忆，不过，她们也是第一次知道，老板同样做过这么基层的工作。后来，那部电影票房可观，在总结大会上，杨文红让杨晓培代表所有宣发人员做了主题发言——当时一同被抽调的，有各个中心的主任、副主任，而杨晓培只是一个发行经理。「所以一下子就让SMG的领导比如黎叔（黎瑞刚，时任SMG总裁）他们认识了我，后来才有机会把我调到了影视剧中心做制作，真正接触到了这个行业的核心。」杨晓培一直相信，遇到谁、遇到什么境遇是运气，但前提是地基要好。直到现在，她身上依然保持着这股「劲儿」，时刻为未知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她常年健身，就连出门扔垃圾，也不允许自己穿得邋遢，「万一路上遇到谁呢？」

年轻人的视野里，老人常常踪迹难寻。他们在公共空间隐身，年轻人没有兴趣、也没有渠道窥探他们的真实生活。但走进上海的85度C，像瞬间进入了一个微缩版的老年社区，有让人艳羡的退休日常，也有令人心酸的衰老、疲惫和疾病——老了之后，人究竟会是什么样？竟然能在这样一家面包店里，找到一些答案。文

「面对一个很不稳定、不太好的世界，你要坚定、勇敢地建立自己的附近，不要牺牲日常。勇敢是一种信任，它可以非常具体，信任到什么程度，你可以自己观察，不断去调整。但如果你没有那个附近，你是不可能对世界产生信任的，你对世界的信任是来自于你对周边的信任，必须是这样。」文

看完《繁花》，很多人忍不住去尝一客「排骨年糕」。两个看起来不搭嘎的食材，合在一起又成了一道菜，就好像剧中汪小姐和阿宝的关系一样。这道原本在上海也不算特别大众的地方小吃，在最近勾起了全国观众的兴趣。《繁花》热播，剧中的上海美食一道受到大家的关注，黄河路上的餐厅重新大排起长龙，夜东京上的「宝总泡饭」、范总手里的「油墩子」、菱红啃不完的「鸡爪」等等小吃也被大家津津乐道。在《繁花》中，一道菜可以是一个人物的判词。剧集之外，这些美食所折射出的那种具体、市井、日常的沪上生活方式，也正在取代那些都市符号，成为最近大家讨论「上海」这座城市时的焦点。我们与《繁花》的文史资料顾问、《繁花食谱》设计者李舒聊了聊《繁花》美食背后的故事。她来自上海，八零后，是长期关注美食与历史的写作者。在她的文章里，食物常常作为理解一个地方、一段历史的切口。《繁花》筹备期间，她和调研团队采访了大量八九十年代在上海开餐厅的老板娘、收集了当年的老菜谱，也通过这些人和菜，看到了当年上海的一个个小江湖。对李舒而言，「食物是研究人的一把钥匙」。沿着这个舌尖地图的线索，李舒与我们聊起《繁花》，聊起上海的这些人，以及人们在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以下是李舒的讲述。文

不能免俗地，我们让辛爽用一个字概括自己的2023年，他给出的字是「忘」，一个作品出来，被大家喜爱，被大家讨论，这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时间滚滚向前，没有哪一个季节会永不结束，往前看，会有新的游乐园，当然也会有新的故事发生。文

刚刚过去的2023年，三亚的新房实现环比10连涨。在楼市整体下行的周期里，三亚似乎成为一个独特的样本。从年初到年末，三亚的人潮几乎就没有停息过。中产像是更愿意在三亚买房了。这背后是人们购房观念的集体重塑。寒流里，这片不缺热度的岛屿，成为承载平静和希望的地方。而阳光和温暖不只是三亚才有，一些和三亚相似的文旅小城，也再次被聚焦。文｜邬宇琛编辑｜楚明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供图寒流里的复苏2023年年初，春天还没来，王洛和丈夫徐睿回老家贵州过春节，湿冷的空气穿透水泥墙，寒得人发抖。徐睿突然跟家人说，自己想在三亚买一套房子。王洛知道，老公一直有一个三亚梦。尽管他们只去过一次三亚。七年前，怀着二胎的王洛和家人一起到三亚过春节。在她的记忆里，那是个温暖也欢乐的春节。一家十几口人租了两间大房子，除夕夜聚在一块儿吃喝聊天，还拍了很多张大合影。徐睿开始对三亚念念不忘，他询问爸妈：「要不要去三亚买套房？」老人二话不说就否决：「三亚距离远，而且过年过节还是在自己家乡好。每年就住这么一次，用得着花几百万买房吗？」尽管被拒绝，但此后，几乎每年过冬，徐睿都会提出想在三亚买房。王洛了解丈夫的性格。他有强烈的家庭责任心，不做不在规划内的事儿，也不会无视经济状况瞎买房。她决定这次「推他一把」。他们时隔七年再次去了趟三亚，交了定金，签下购房合同。三亚梦做了太久，终于实现了。这也是西北人张小艾拿到购房收据，走出售楼大厅的感受。那年她29岁，沙尘暴把她所在的城市晕染成一团黄色，她在窗边看着，感觉肺有点难受，而打开朋友圈，一个在三亚买了房的朋友在棕榈树下享受阳光。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这一年买一套三亚的房产。她熬夜做Excel，把三亚的楼盘几乎调查了一遍，最后初步筛选出了十几个小区。一周之后，她和父母到达凤凰机场，开始了实地选房之旅。三亚向来吸引人前往。得益于先天温暖的气候和热带环境，这里是北方人热衷移居的目的地。三亚也曾是炒房客的天堂。201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规划出台的第7天，三亚单价6.5万元的凤凰岛一期700多套房源就在开盘当日被抢购一空。之后，三亚几经涨跌，也有炒房客付出代价。岛外人涌入三亚购房不是新鲜事，但有一点是新鲜的：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各大城市的楼市寒流里，三亚却和它地理位置一样似乎躲避了冷空气，在逆势中保持上涨的姿态。2023年，三亚的新房实现环比10连涨，堪称「独立行情」。前10个月，三亚的房屋销售面积同比增长了88.2%。中指研究院的监测数据显示，在2023年临近结束的11月，全国100个城市里，有99个城市的二手住宅价格都在环比下跌，其中唯一环比上涨的城市，就是三亚。除了房价还能维持，三亚的房租也在涨。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去年1-11月，50个重点城市里，只有19个城市住宅租金累计上涨，而其中三亚的租金累计涨幅在3%以上。源源不断的入岛者宣告着岛屿的繁荣。吉林人陈涛从2016年就在三亚从事房地产中介，他提到，除了疫情那几年行情比较冷淡，三亚的房价一直保持坚挺。和几年前相比，他肯定了最近一年来三亚楼市回温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中年人正在涌入三亚，并且支撑着这里的市场。三亚逆势上涨背后是中产近年来购房观念的集体重塑。一些人逐渐放下对房产升值的执念，越来越追求居住品质本身。在这个卷不动、躺不平的时代，有人想找到一个暂时休憩的地方。文旅地产在这样的趋势下有了复苏迹象。张小艾的小区中产城市北京人林婉妮今年36岁。她说自己选择在三亚买房，是一次「冲动消费」。作为一家医疗公司的创始人，也是投资人，2022年，她被朋友邀请到属于「大三亚」的陵水县清水湾旅游。从酒店出门遛弯儿时，她看到的是一片「生活化」的场景：一路上都是超市、便利店和菜市场，老人牵着孩子们在沙滩上走。那一刻，她觉得自己不是在一个旅游城市，而是在一个生活配套齐全的宜居城市。在此之前，林婉妮多次来三亚度假，但从来没有在这座城市置业的冲动。那些变化让她萌生这个情绪化的想法，「我一定要在三亚买一套房子」。她开着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沿着北纬18度线往南开——这条线被公认是一条天然的价值分割线，往南，冬天更温暖，景观更好，房价也普遍比北部更贵。她跑了10个左右的湾区，和200多个小区，最终决定在清水湾买了一套单价3.5万元的二手房。她想，就当是送给自己一个有些昂贵的礼物。人们去三亚买房，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比如环境、温度和健康，那是这座城市的定量。早在10年前，三亚85%的商品房销售给了外地人，彼时，在三亚养老的异地老人已经近40万人，哈尔滨籍的老人就占了一半。那年，三亚的住宅成交单价集中在1.5万-1.8万元。在陈涛记忆里，三亚最好卖房的时候是2016年左右，那会儿沙滩上除了晒太阳的老人，就是行走的中介。房价涨得汹涌，也有投资客纷纷抢滩。房产经纪行业空前发达，「随便就能成交」，他猜测那会儿三亚中介的人数能够达到四五万人。2018年，海南发布了最严限购令，力度甚至超出许多一二线城市，此后，三亚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疫情期间，三亚楼市再度冷却，2022年里有两个月，三亚的商品房预售数量都是0，中介们相继撤离。陈涛估计现在的三亚中介人数，可能在1万人以内。人们来去匆匆，成为「候鸟」，制造了这里的淡旺季。某种意义上，岛屿逐渐交接给中产。过去十年，三亚的豪华酒店在沙滩上拔地而起，香格里拉、凯悦和威斯汀在这里站稳脚跟，光是希尔顿就有三家。海南的离岛免税店已经有12家，每到节假日，奢侈品牌的店门口排起长龙。这座城市还有8家高尔夫球俱乐部，加上临近的陵水清水湾，总共有10家。这足以娱乐，但还不足以生活。三亚近几年的物价越来越高，「是内地的两到三倍」，陈涛说。最明显的中产化或许不是高档酒店和公寓的林立，而是三亚楼市里小户型的消失。过去，老人们到三亚养老，只买40平米左右的一房户型或者六十七平米的两房户型，但现在，三亚楼市里基本上都是100平米左右的房子。陈涛说，「2023年里最好卖的房子是100-120平米的，甚至买更大的户型也不奇怪。」林婉妮能够感受到早些年间，亲戚长辈在此处购房的逻辑，可能就是为了打高尔夫，或者看海。除了三亚之外，早期买房的人也偏好乐东、东方等地。但现在，人们购房的需求更加精密、复杂，追求生活化。她像做投资尽调那样，把跑过的小区和湾区都汇总成了excel表格和PPT，再把成果「汇报」给自己从事宏观经济工作的丈夫，让他帮忙做挑选。他们算了一下，清水湾的房子离三亚最好的301医院距离45分钟，这个时间尽管不短，但对常年生活在北京的人说，则显得「太方便了」。小区的别墅区有小型家庭私立园，整个湾区还有三四所幼儿园，校车可以沿着清水湾大道停在小区门口。林婉妮家的窗景张小艾看中的小区在崖州区，高铁崖州站就在附近。小区周边有超市和市场，离海边有半小时的车程，除此之外，张小艾看中了楼盘附近的崖州古城，「有些文化底蕴，我比较迷信，南海观音也在那边」。在三亚，王洛和徐睿把房子买在天涯镇的一个楼盘的三期项目，中介为他们推荐了一套顶层带阁楼的房子，相当于有两层楼，而且价格和其他楼层一样，折下来单价2万多元。这对夫妻为大空间换来的性价比而高兴。尽管他们纠结过天涯镇稍微落后的生活配套，但也认为一家子能在大房子里「躺平」就足够放松和舒服。天涯镇有不同于三亚市区的网红街区。「那边有很多网红民宿，和有情调的咖啡店。在海边有四五条街，和那种大酒店完全是两回事儿。」王洛家附近的网红小镇某种程度上，三亚楼市最近一波的逆势火热，是因为新建项目愈发适应了中产们的需求。蓝天大海一直都在，中产们的眼光从酒店、高尔夫球场和冲浪转向医疗、教育和菜市场。在林婉妮看中的清水湾，有新建的农贸市场和码头，以及计划中的4万平方米商业街，还有最好的贵族学校，校名主打「未来领导力」。中介陈涛也佐证了这一点。他说，早些年，人们来三亚买房的需求不多，而且更简单，比如倾向于挑选开发商，点名要买某央企的房子，或者挑区域，看中未来能升值，「大家现在习惯看周围交通方不方便，有没有菜市场、超市和医院」。网红商品房的卖点层出不穷，每一条都试图长在中产们的心尖上。外立面用铝板和玻璃幕板，除了好看还讲究「环保低碳」。精装修是惯例，配套的还是高科技的智能家居和物业系统。有的开发商甚至贩卖一种价值观，口号是「中产的乌托邦和理想国」，还有中介在视频里明确喊话：「养老别来，这是中产年轻人的诗和远方。」现实里，三亚正在被一些人当作休养生息的喘息之地。林婉妮想，搬到了清水湾，老人可以不用窝在室内抽烟，还能在户外种菜。她5岁的小孩在北京上的是优质幼儿园，「双减」严格，不能教拼音和英语，而她在三亚挑选的私立幼儿园，学费比北京的便宜，并且「可以提前接触更多知识，参与更多的户外活动」。最重要的是，孩子在北方有过敏性鼻炎，林婉妮担心他的容貌因此都发生变化。每年的10月到次年5月，她打算将小孩和老人安置在三亚生活。林婉妮的家人在小区里散步中年的落脚点从内陆流动到三亚，是一条近十年一直温热的动线，但这条动线里的人却在不断发生变化。陈涛的感受是，过去，过来看房买房的是老人居多，老年人的面孔随处可见，最近几年，看房的几乎都是中年人，许多人是拖家带口过来的。三亚正在被中产占据，而购房群体的年龄线，也正在往下推移。这也得益于三亚不断叠加的政策支持。2018年，海南发布了《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此后两年，2万多人相继落户海南。到了2020年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被印发，海南自贸港正式开始建设。一些年轻中产嗅到岛屿的机遇。那年，林婉妮果断放弃了北京户口，通过「人才引进」在三亚落户，那时她甚至没想过买房，只是觉得「如果未来还有哪个地方还有红利，肯定有三亚一份」。在国企金融岗工作的张小艾，也在方案里看到，三亚要推动金融开放，于是查找了一些部门的对外招聘要求，因为工作年限不够，她没达到要求。她觉得，或许三亚未来的金融行业可以接纳她。2023年4月，三亚宣布将在2025年年底前适时启动封关运作，也就是海南全岛成为一个「境内关外」区域，海南岛内可以享受零关税等优惠政策。听闻这个消息后，一些人纷纷「抢滩登陆」。陈涛还提到，许多老板把企业注册在三亚，顺便再将家人移居过来。在那些中年人眼里，三亚如同一个承重之地，既可以托举起养老和养育的期待，还是一个象征着未来的海岛。2022年，张小艾第一次收到单位延迟发薪的通知，第一次目睹国企内部裁减人员。行业的震动和年龄的变化，让她突然一下有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作为一个「小中层」，她发现有很多行业内的新知识还不懂，需要补课。她还自学画画和日语。没有任何缘由，只是她觉得，或许未来有一天用得上。「中年恐惧」，张小艾这么形容决定在三亚买房时自己的状态。那年，看着窗外的漫天沙尘，她觉得前途和眼前的景色一样迷茫。毕业后她曾南下深圳，但还是被父母叫回老家从事安排好的「稳定的工作」。2022年，单位有机会外派深圳，她想也不想就主动请缨，但考虑到家庭，她几个月后就结束外派回家。她憧憬三亚是下一个能够施展能力的空间，这让她有所希冀。5年前，她第一次考虑买房，看中了广州和三亚，后来因为资金问题，暂时耽搁。此后三亚的房价一路高歌。她担心在30岁之前再不作出决定，人生就会永远陷入这样并不绝对稳定的「稳定」里。在选房的最后阶段，一套陵水县的海景房和另一套崖州区的房子让她纠结，尽管陵水县环境优美，但崖州区的规划让她有所期待。「深海科技城在那边，而且那边有很多大学，很多有钱的小区，还有一个知名的医院准备落在那边，在我看来都是比较有发展潜力的。」她补充说，「毕竟陵水是陵水，但崖州属于三亚。」三亚崖州区崖城城区图源视觉中国王洛和丈夫徐睿在北京打拼了20多年，在稳定向上的时间里，他们结婚、买房、生子，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进步。2004年，他们在北京五环买了第一套单价3000元的经济适用房后，几乎每隔五年就置换一套更好的房产，这是他们生活向前的证明。在经济增速最快的十几年，他们依靠这样的方式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生活。相比于更年轻的张小艾，他们在三亚买房的决定上更加游刃有余，但同时也心怀不甘。「人过了40，中年人了，有很多的无奈，这几年看到更多的人生病，孩子抑郁，看多了就会心态不一样。以前大家都会讨论，这个房子够不够档次，能不能得到回报，现在不一样了，可能买房子这个事儿也是在这个契机里出现的。」王洛说。王洛和徐睿是同行，早年自己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徐睿则在施工单位。2012年，因为建筑设计院繁重的压力让她生病，她索性离职后去开淘宝店、做自媒体、教人编织，靠这些获得了收益，个性也似乎更加自由松弛。伴随着地产行业的衰落，施工单位比过去压力更大，徐睿似乎卷入了一种快节奏的人生，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7点出门上班，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大部分时候，他在工地上，没工作的时候，还得去应酬，就算是完全没安排，也要出门打个牌。在家时，徐睿就窝在沙发上，看一些「不动脑筋」的电视节目。王洛觉得丈夫迫切需要最简单的休息，而三亚以及围绕它的期待，可以帮他满足这种情绪上的需求。外部环境的变化也让观念在摇摆。去年开始，王洛第一次感受到楼市如此惨淡。她和徐睿在北京最好的学区之一拥有一套房产，随着小女儿逐渐长大，想挂牌置换，却在这两年遇上淡季，挂牌两个月，问价的人都无法给到理想价位，她索性把房子下架。「过去我们都觉得房子买了是一定会升值的，但现在完全摸不着头脑，所以北京的房子我们不敢动。买三亚的房就是为了改善生活，总价比北京的相对来说少很多，购置它可能比在北京换房伤害要小。」王洛说。买房前，徐睿把天涯镇的未来规划都看了，还听说楼盘附近会建一个海上机场，就跟妻子王洛说：「海上机场如果建了，那我们周边一定会很繁华，免税店之类的就会在我们家附近建起来。」王洛知道，尽管徐睿忙得未必真的会去三亚住几次，但三亚的房子会让他安心，有成就感，那是他没有辜负家庭的证据。王洛家旁边的海平替三亚三亚毕竟已经变贵了，为什么不试试温暖宜居也便宜的城市呢？周周就是这么想的。周周是云南红河人，今年30岁，大学毕业后在杭州某家互联网大厂工作。伴随着互联网公司红利期的消逝，她对大厂的日子感到疲倦。杭州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热，她想自己迟早会回到家乡。2022年，她辞职回到昆明，想要缓慢地过渡到下一个阶段。西双版纳就是在那个时候浮现在眼前的。朋友邀请周周到西双版纳去做客，顺便感受下那里的生活。一个在当地做房地产销售的朋友告诉周周，「这边房价很低，只要你有点钱，就可以随便买一套房子。」周周有些心动。那几个月，她在西双版纳看见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当地人上午11点开始工作，夏天中午天气炎热，好多人下午3点才上班，夜生活还丰富。周周有鼻炎，但在西双版纳，每天都有阳光和蓝天，她觉得呼吸通畅了，心情也变好了。2021年开始，同样受到疫情影响，西双版纳的房价开始下行，到2022年当地二手房的均价在6000元上下浮动。尽管在旅游业恢复热度后，房价短暂回暖，但二手房均价最高也在8000元上下。周周关注到西双版纳楼市时，新房的价格仅在5000-6000元。房子的选择很多，开发商近几年也在这个小城发力。周周在看房时，首选的是市内较大的央企新盘。「西双版纳比三亚可能好一点的是租售比比较好，五六十万的房子，一个月的房租旺季可以到五六千元，但月供只要2000元。」周周最后在一个楼盘的促销下交了5万元的定金，买下一套高层两居室。在西双版纳，周周转行合伙做民宿业。冬季后的大半年，北方购房者的房子空置，周周和朋友们把这些房子包下来运营。她认识了来自北京退休的大哥，内蒙的自由职业者，还有当地的傣族居民。「大家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就在这里聚着休息，挺好的。」尽管西双版纳的医疗、教育等配套并不算完善，但低房价和宜居的环境依然吸引着源源不断的外地人到这里定居。2023年年初，有300万人涌入西双版纳，克尔瑞云南机构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1月西双版纳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分别上涨了27%和41.5%。当月全国200个城市里，能像西双版纳这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环比上涨的城市只有17个。在一个讲究性价比的时代，平替的文旅地产盘在逆流里反而受到青睐。三亚的北部，海南的省会，房价更低的海口和三亚手牵手涨价了11个月。山东威海——「平替的韩国海边」，二手房和新房均价八九千元的城市——跟热捧时的价格高点还有差距，在2023年的销售面积达128.2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8%。广西北海，曾经经历大跌的海边城市，房价5000元上下，在2023年的1-8月也实现了新房房价的八连涨。这些经历过潮起潮落的文旅地产，在这样一个需要放松和休养的时刻，好像又找回了它们的价值。周周和朋友围炉煮茶和三亚共处三亚并不是完美的。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百分百保证让你生活幸福，充满希望。2023年，张小艾才真正收房。因为开发商称资金链断裂，网签程序走了整整2年。这期间，张小艾不断地申诉，终于催到了网签，但至今房产证还没到手。2022年，在三亚居住的第一个月，她被隔离在岛上，家里空无一物，床也没有铺好，只好在地上睡了大半个月。到了夏天，她把父母带到三亚生活了几个月，天气太热了，父母调侃说，「以后再也不来了。」槟榔虫和蚊虫很多，被咬上一口，又痒又疼。张小艾暂时还没办法离开现在的工作。目前，三亚能够对口的就业岗位依然不多。她心心念念的梦想落地后，房子大部分时间在空置中积攒灰尘。最近一次，她想过年带父母去三亚，发现一个人来回的机票就要2000多元，再加上家人，这个负担对她来说有点大。对三亚抱太高期待，也可能会落空。在徐睿和王洛买的天涯镇的小区附近，有关海上机场是否落地一直面临争议，一度因为环评问题被叫停建设。去年，三亚宣布推进机场围填海项目及生态修复，至今，海上机场项目依然没有动静。王洛并不在乎机场是否修建，她甚至还担心机场会太吵、家附近人太多，但徐睿则感到「有些心凉」。这也让他担心过，从资产投资的角度来说，这是否会是一个「失败」的标的。三亚始终是一个落点，在三亚这样的文旅城市买房，某种意义上更多成为一种提供「情绪价值」的行为。去年在三亚，张小艾每天早上醒来都跑去海滩边光着脚散步，海风从远方拂来，没有一丝尘土。她在海滩上摸搁浅的水母，把贝壳捡回家再用相框裱起来。她还发帖子，接网友的单子，代他们在沙滩上写字。她听到爸爸跟朋友打电话，感慨自己的胃在北方不舒服，但是在三亚却神奇地好了。她笑着想，「有那么神奇吗？不知道真的是气候原因，还是心理原因在作祟。」暑假，王洛带着家人来了两次三亚，开始捣鼓自己的理想小家。在那里，她白天在家和女儿一起装修房子，傍晚就去吃海鲜。虽然大部分时间还是身处北京「鸡娃」最狠的海淀区，但她庆幸自己能在海岛留一处空间，让孩子自由生长。王洛带着孩子组装家具夏天海岛的路上特别热，很难熬，但把家具一件件摆进家里后，她感觉又幸福了。再在家里挂上几块丝质白布，海风涌入家中，丝布流动，「那是风的形状」。「换了一个不太一样的生活环境，一天都在刷墙、装家具，体力劳动换来神清气爽。」她说。王洛还把客厅和卧室之间的墙打通，再把沙发床搬进客厅，这意味着躺起来没有空间和时间限制，那是适应三亚的家居设计。在即将到来的春节，他们一家人可以随时随地倒头就睡了。（应访问者要求，文中王洛、徐睿、张小艾、林婉妮、周周为化名）王洛家一角：DIY的桌子，自己刷漆的旧柜子《人物》「时间的力量」系列图书点击图片购买↓↓↓亲爱的读者们，不星标《人物》公众号，不仅会收不到我们的最新推送，还会看不到我们精心挑选的封面大图！星标《人物》，不错过每一个精彩故事。希望我们像以前一样，日日相伴。

作为一种直播形式，秀场直播最早出现时，强调的是主播利用颜值、才艺，在直播间和粉丝互动，引来打赏。那时，如冯提莫这类头部主播，身价动辄千万，制造着互联网世界的暴富神话，吸引着源源不断的人进入这个行业。2018年，在香港大学读博的王怡霖关注到秀场直播时，仅在直播平台陌陌上，每个月就有1.03亿活跃用户。她想以秀场直播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但最初的访谈邀约里，没有一个主播愿意跟她聊这件事。关注一个账号，突然有一天就消失了。直播公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个行业有很多真实的东西，不应该被外面的人知道。作为局外人，王怡霖无法在线上和主播们建立信任。直播间充斥着谎言，主播在一个平台扮演着单身女孩的形象，另一个平台却在坐月子。她在直播平台上发过一条动态，提到自己博士的身份，热评第一条，「撒谎也不照照镜子」。为了获得更真实的信息，2019年3月，她决定自己成为一名主播。她和成都一家直播公会签约，5个多月里，王怡霖直播了109场，每场不少于5个小时，进行了496场PK，期间有两万五千人看过，710人打赏。之后的3年里，她深入采访了19位主播，11个公会工作人员，10个男性玩家，3个行业其他人员，加上亲身参与，才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她看到了许多普通人在直播行业里的挣扎，也意识到，现实远比想象复杂。王怡霖遇到的主播们，大多社会资源非常有限，有负债的单亲妈妈，想在大城市落脚的年轻女孩，她们希望借助直播改善生活。但现实是，以直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主播中，95.2%的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月收入10万以上的，只有0.4%（《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直播间让人误以为能获得很多，但又充满陷阱与危机。两年之后，王怡霖坦承，这段经历令她后悔。主播工作给她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影响，身体变差，变成讨好型人格，越来越不自信，直播间放大着主播的容貌焦虑、孤独、脆弱，每天在线上体验着浓度极高的情绪流动，直播结束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她什么也做不了，对现实中的人和事难以产生感情，最终博士不得不延后一年毕业。在她的博士论文里，王怡霖提出一个概念「绝望劳动」，在各种规则、算法等潜在压力之下，主播们看似自愿地剥削自我，最终越陷越深。如今，在抖音、快手、陌陌等为代表的直播平台上，有超过9500

如今，考公上岸已成为许多人的终极目标。2024年国考在全国31个省（市、区）共招录近4万人，报名人数却达到了300余万人，竞争比达到了77:1，受迫于国考越来越卷的现实，一些年轻人选择把视线投向各地的社区工作者考试。社区工作者一职，它的不足显而易见——没编制，要扎根基层，常常加班，有时还得干些体力活儿。但与此同时，它的优点也很明显，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充满确定性的职业未来、足以保障生活的收入……这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报考。比如，2023年在安徽的一个县级市，35个社工岗位，就有超过2000人竞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而在这座新搭起的独木桥上，有人挤在出发地，有人无奈放弃，有人艰难过桥，还有人发现，对渴望上岸的自己来说，这里似乎并不是岸的尽头。（为行文方便，文中社工均指社区工作者）文｜马延君编辑｜易方兴图｜（除特殊标注外）视觉中国独木桥眼前是铺天盖地的大雪，叶捷挥舞着铁锹，一铲接一铲地将雪堆转移到卡车上，干得太过卖力，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浸透了，她抬头望望，前面还有数不尽的雪堆等着她清理。闹钟响起，叶捷睁开眼，雪堆变成了天花板，她才松了一口气。在梦里劳作了许久，累得她浑身乏力，因为用力「握着铁锹」，手心都被指甲掐出了印子。她觉得有些好笑，前两天看了几个社工铲雪的吐槽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她将自己代入其中，可「成都哪儿有那么大的雪」。这是2023年初，27岁的叶捷刚结束第一场社工考试。来了才知道，没有编制的社工考试，竟然也卷到了这种程度——只招二十多人，报名的竟然多达五六百人。社区工作者，是指由各地政府部门统一招聘，经过报名、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公示等程序，统筹安排到社区工作的工作人员。虽然没编制，但会签劳动合同（一般五年），根据城市不同，月工资在3000元到8000元不等，还会交五险一金。那天在考场外，队伍排得望不见头。大多人和她一样，是裹着羽绒服，看起来都还不到30岁。队伍格外安静，每个人都面色凝重，盯着手机，趁最后的时间刷几道题。考场外的年轻人相比于全国统考、总分200分的国考，各地的社工考试并不统一，难度也不同，总分只有100分。题型分为单选、多选、判断和作文，内容涵盖时政、文学、数学、地理等，与国考相似。比起国考，社工考试则更注重于实际情况的处理和应对。叶捷最终栽在了笔试上。「差1.4分，两道选择题，可能是没选对茅盾的原名，也不知道冷暖空气相遇，形成的极端天气是龙卷风」。她归结失败的原因是「掉以轻心了，题没刷够」，因为搜索信息时，看到社工考试难度不大，「和考公是两种级别」，她只是下载了一个刷题APP，像考科目一一样，偶尔学习一会儿。然而，经过那场三十选一的考试，她才意识到，原来面前不是一条宽阔大道，而是一座独木桥。研究生毕业的白晓佳，则已经在独木桥前挤了一年。过去一年，她参加了13场公务员考试，几乎每个月都要面对一两场失败，因为「考试内容都差不多」，考公过程中，她还顺便考了三四次社工。2023年7月，她在安徽省的一座县级市参与了第一场社工考试，35个录取名额，却有二千多人报名，在小城里，很少能见到如此多年轻人聚集的场面，队伍中偶尔会出现几名年龄偏大的考生，看起来有些扎眼。考公没考上，没想到考社工也失败了——最终，白晓佳以0.6分的差距又一次落败。她有些后悔，2022年这时候，合肥组织了一场大型社工考试，罕见地开放了五千个录取名额，却只有三千多人报考，「甚至没有最低分数线，只要去考试的，都能上岸」。但那时白晓佳放弃了，「当时家附近有个和政府签约的科技特派员工作，想着离家近，工资也差不多，就没进社区」。谁也没有料到，一年过去，社工岗位变得如此紧俏，现在想来，白晓佳只觉得「挺后悔的，刚毕业那会儿，有点天真」。当竞争人数增多，独木桥越发狭窄，上岸难度也随之增大，成了普遍现象。比如，2023年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社区工作者公开招聘，开放的100个岗位吸引了3888名考生竞争。据中公教育统计，截至2023年9月，西安市社区工作者共招聘1000人，而报名人数达到了23468人。一名参与社工考试的网友吐槽：「通州的社工考试，小900人争9个名额，去年六十多分还进了面试，今年72分复审资格都没够上。」滑落准备第二次社工考试时，叶捷卖掉了相机，「不想再分心了」。那是她大学兼职做促销员，买下的最贵重的物品，陪她记录过成都的四季变化，也陪她拍摄过雪山和九寨沟的美景。现在，卖掉之后，她下定决心备考社工。大学毕业后，叶捷入职过一家广告公司，「就是批量生产小视频脚本，拍摄完安插到小程序游戏中」，用户用观看视频换取游戏道具，叶捷用「乱七八糟的文档」换取工资。半年后，她「实在写不动暴打小三、逆袭老板的故事」了，就离职了。叶捷觉得，过去那段工作「完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经验积累，也不好写到简历里。而做小本生意的父母劝她，找份稳定的工作，考公、考编、国企、教师都可以，叶捷觉得太卷：「我是都可以，那也得看人家要不要我啊！」她读的是汉语言文学，大三那年，班里一半同学都在准备考公，她觉得备考太乏味，也对公务员的生活缺乏想象，拖着拖着，就错过了应届报考的机会。没想到被现实捶打，一年过去，自己又绕回了原点。在后来时常无法出门的日子里，叶捷一边投简历，一边心不在焉地备考，偶尔还在社交平台上发些约拍广告，直到2022年年底，父母经营的饭店倒闭，一家三口都闲在了家中，叶捷才意识到「不能再三心二意地混日子了，像我父母打拼了半辈子，心血说没就没」。极不稳定的现实在她眼前铺开，没有了收入来源，需要计算着积蓄交养老保险，父亲经常躺在家里一声不吭，母亲心思倒是活泛，「今天想出去摆摊卖卤味，明天想批发点水果做生意」，但害怕再遭折损，迟迟没敢行动。为了不进入相同的命运循环，她开始疯狂报名各类考试。国考、省考都有固定时间，为了多几个机会，她关注了五十多个社区、国企招聘、政府服务、公考机构的微信公众号，「看到哪里有考试、招聘就报名，考公难度大，就报名各种编制、国企、社工，光是买资料、报名费就花出了一千多元」，银行卡上的数字与日俱减，她只感觉心里空落落的，人也跟着滑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有个托底。备考的年轻人白晓佳也是因为暂时的迷茫，才踏上了考公的道路，她研究生学的是农艺与种业，「可农业都自动化了，更需要计算机、机械类的人才，我的研究方向又是茶学，就很尴尬，不会育种，茶艺也不是特别专业，最后就是进退两难，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毕业后，她曾在合肥找过工作，但市面上最广泛招聘的只有电话客服和销售，「工资少，也学不到什么东西」，白晓佳自认不是很擅长与人沟通，做科技特派员时，给其他公司负责人打电话，都要做好久的心理建设，最终为了全力备战考公，她在半年后也放弃了特派员的工作。有时站在社工考试的考场门外，看着那些年纪和自己差不多，甚至还是学生模样的考生，她会猜想「大家是不是都和我一样，考公顺带着考社区」，但没人有心情随意寒暄，每个人都在衡量着，考出怎样的成绩，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对于降级考社工的人来说，许多人大都经历过一场滑落。有的是被裁员后想回老家工作，有的是企业欠薪、考公失败，有的是家人和孩子需要照顾……最后，人们将兜底、过渡的希望投向社工，这样的人越多，社工考试就越卷。比如，因为已婚未孕的身份，还不到30岁的赵靓已经待业了一年半，她四处碰壁，选择很少。前公司不太景气，赵靓选择了离职，「但后来投简历，很多企业都会问结婚了吗，有孩子吗，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然后就没回音了」。赵靓对工作的要求并不高，「文职工作，给上保险，双休就行」，一次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公司的面试机会，却被要求先交1368元做体检，最后发现是骗子公司，报警才要回了1000元。折腾了一年多，她发帖吐槽投递保洁的岗位都被拒绝，许多人推荐她考社工，她有些无奈，回答道：「之前考过，没考上，每个区都有几万人竞争，两次报考都差了一点点分数。」前不久，终于等到新的招聘公告，鼓起勇气想再试一次，赵靓却发现自己怀孕了，「打电话一问，社工也不要孕妇」。岸第二次社工考试落败后，叶捷跑到公园的角落里待了一下午。「哭也哭不出来，就是着急，有种恨意无处发泄，可我也不知道是恨谁」，正值盛夏，她气出了满头大汗，又发了两天高烧。叶捷无法接受的是，自己已经拿出了高考的劲头准备，从早到晚趴在自习室，看屏幕太久，每天早上醒来，眼睛都是干涩的，她不明白自己差在哪里，「我的同学考公务员、考教师，都上岸了，怎么我连个社工都考不上」。她回忆起那天面试，五人一组进入考场，面对「社区要开展一个防诈骗讲座活动，你怎么组织？」「小区居民总在楼道里堆放杂物，造成消防安全隐患，同时拒不清理的情况，你怎么处理？」等考题，她按照反复练习的答题模版，先回答应急处理办法，再展开分析，最后归纳总结，时间控制在10分钟之内，也做到了声音清晰，落落大方，她看见考官面带微笑地点点头，一切都像电影画面般清晰，可最终还是迎来了沉重一击。「现在考社工的人那么多，面试最忌讳的是套路式、喊口号的回答，考官一上午能听几十个相同的答案，要的是在框架内答出特色」，孙建是一家连锁公考机构的培训老师，过去一年他已经接了上百个社工面试的网络咨询，「很多人都是考了两三次还没上岸，心态崩了，开始到处找老师辅导」。在孙建看来，过去一年社工考试的火热，甚至超出了培训机构的想象，就连张雪峰也推荐「低学历社恐女生试试社工」，卖网课的机构都赚得盆满钵满，他所在的机构也在各种社交平台、网站上投了不少软广和硬广。三年前刚毕业入行时，他热心推荐过考公失利的学生试试社工，「社工考试难度相对较低，考试机会又多，虽然没有编制，但工作稳定，基本不会被辞退，还可以在职考编」。但没有学生真的行动，看着学生不悦的面色，他琢磨几遭反应过来，「人家花了那么多钱报班，我让他去考没有编制的社工，是有点瞧不起人的意思」，从此没再「多嘴」过。到了2023年，反倒是主动咨询社工的学生急切起来。大多数是刚刚毕业两三年的学生、孩子母亲，或者在大城市漂泊了几年、想回家工作的中年男女，孙建分析「或许是对稳定的需求压倒了一切，说到底谁不想要一份交五险一金、有双休、离家近的工作呢」。年轻人在寻找一个明确的出路，社区工作者也盯上了年轻人。2023年6月，一场面向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的社区工作者专项招聘宣讲会，吸引了来自上海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立信金融和会计学院等高校的一百多名应届毕业生参加。上海社区工作者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宣讲会

90后女生吴为是外公外婆养大的孩子。从小，在她的认知里，一个家有五口人，「我、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她是成都人，外公外婆自60岁的时候从重庆来到成都，照养吴为。在她的印象里，家一直是「爱的城堡」，外公外婆叫她为为、乖孙。祖辈的爱从每一个生活细节里溢出来——外公会把汉堡里的肉留给为为，并告诉她自己只爱吃皮和菜；外婆会给为为纳鞋底、扎小辫、戴蝴蝶形状的发卡；祖孙三人一起骑着三轮车去菜市场；鸟笼里的小鸟被老鼠偷吃，外公会告诉她是小鸟自己飞走了；吴为成绩不好，外婆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2013年6月，外公去世了，还在上大学的吴为挂在姐姐身上一直哭，她不明白外公为什么不要自己了。五年后，外婆也去世了，「等我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2020年3月，吴为回到外公外婆居住的房屋，在车库里搭建了简单的摄影棚，开始整理、拍摄外公外婆的遗物。鸟笼落满了尘土，七巧板也缺失了几块，还有那些堆叠的报纸、积攒的瓶瓶罐罐、夹在衣柜深处的信件，这些沉默的物件，让吴为逐渐接受了外公外婆已经去世的事实。在那个老屋里，吴为要面对的不只有曾经的爱意，也有家族在岁月流转中留下的痕迹，她看到了许多陌生、悲伤、失意——这些也都是外公外婆。在打开一件件遗物的过程中，吴为重新认知了外公外婆，除了是爱她的人，他们也是生长于那个匮乏年代的普通人，他们节俭、囤积，有着「不顾一切留存物品的悲凉与无奈」。在老照片、旧信件的背后，她看到了外公外婆的青春、遗憾，很多自己不曾参与过的回忆。这些都让吴为感受到了莫大的遗憾，「我曾经以为很了解他们，现在想来，可能只是享受他们对我的照顾。」2021年5月，这些影像作品最终被整理出来，成为了吴为的硕士毕业展，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芬芳一生》，并用它完成了一场与外公外婆的告别。不久前，《人物》在北京见到了吴为，这个眼睛里始终闪烁着亮光的女生，时常会说两句玩笑话，笑起来眼睛弯弯。基于《芬芳一生》，她写下了很多整理遗物期间的缜密心思，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做这本书的小团队成员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她发现，自己和他们最大的共同之处是，他们曾经共有过一段轻松的回忆，那些纯粹的爱留给了他们内心一块柔软的「自留地」。书上市后，有人说，看完这些照片，就像是了解到了外公外婆平淡、温暖的一生；还有人则从中看到了自己祖辈的影子，想多抽出点时间回去陪陪他们。还有人告诉吴为，自己把这本书当作给女儿进行「死亡教育」的范本，去讨论该如何面对衰老和死亡。吴为觉得，这本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沉浸在老屋的几个月里，她总是在梦里见到外公外婆，又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拥抱，那个时候，她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以下内容根据吴为的讲述与书稿整理而成——文｜令颐编辑｜槐杨图｜受访者提供1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我的外公杜芳耀，生于1930年，2013年6月8日清晨去世。他临终时，我在重庆。我的外婆温美芬，生于1928年，2018年12月21日晚间去世。她临终时，我在北京。等我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1992年，在我出生前，外公外婆离开重庆前往成都，照顾我妈妈，守护我出生，直至养育我长大成人。外公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摸了摸我扎起来的马尾辫，和我说，好看。那是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外公去世后，家里只剩外婆，有次外婆高烧不退，我在北京念书，和妈妈通电话时，外婆凑近说，要我好生学习，她不想我。那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小时候，我想过，我不如不要这些爱，我好羡慕那些没有外公外婆的人，因为他们不会经历丧失之痛，但这种痛苦，我至少要经历六次。告别仪式上，我要去帮妈妈统计有多少人、需要多少车、要把亲友们安顿好，看着仪式上缺什么少什么，觉得有个东西撑着你的脊梁骨，把你撑成了一个大人。大姨说：「吴为你怎么回事，突然长大了那么多。」前阵子，我读到二姐的文章《当一位普通北京市民开始整理父母的遗物》，她写道，「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我的生命里，处处都是外公外婆的痕迹。我小时候从来不觉得一个家只有三个人，老师问一家几口，我就会说是五口。我去参加游园会，得到一块非常小的绿豆糕，吃的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分成5份，这就是我对于家庭的概念。现在回想起来，和外公外婆在一起，都是蛮寻常的生活细节，他们很爱骑三轮车，外公骑车，我就会坐在外婆的怀里，三个人一起去菜市场，他们会买我喜欢吃的咪咪虾条、小人书，再这么溜达回来。早上，我很早就起床，然后蹦跶着跳下床，外婆会给我扎特别好看的啾啾，夹小蝴蝶的夹子，一闪一闪，超可爱。我一直以为外公真的喜欢吃汉堡的面包跟菜，我每次都会很认真地留给他，自己再把肉吃掉。我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睡，摸着外婆的耳垂，睡得最好。后来长大了，妈妈让我们分开睡。我睡到自己房间的小床，第一天晚上，我和外婆都没睡着，夜里睡不着时，我最喜欢端着小板凳跑到外公外婆的房间，听他们的呼吸声。每次声音太轻，或间隔太长，我就担心他们死了。他们也悉心保护着我的心性。小时候成绩不好，有次回家和外婆说了一嘴，她就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哪个说我的乖孙不好。」我就再也不和他们讲学校里不开心的事了。长大后，每当别人说我不好，就想起外婆的这句话。其实，外公喜欢李宇春，是一位「玉米」。因为我和妹妹都喜欢李宇春，他本来是爱屋及乌，后来自己也真的很喜欢了。他极其喜欢新鲜事物，有两辆三轮车，两三个手机，他要跟随潮流，要感受科技。我说他活到现在就完蛋，iPhone一年出一个，他一定是要最新的。前不久，我找到了一段他自己拍摄的视频，他就拍了他的房间，在镜头后边说，

不久前，一条名为「一旦上过班，你的气质就变了」的词条登上热搜，引发了网友们的强烈共鸣，「班味」一词应运而生，用来指代当代职场人一种疲惫的生活状态。

在2015年，湘西自治州开始探索一种农村孤儿集中养育的模式。一群来自贫困家庭、有着不幸过往的儿童被送到城市，过上了集体生活。这个故事正是关于这群孩子，一个园长，以及服务于这个成长计划的成年人们。文｜谢梦遥编辑｜楚明身为孤儿身为孤儿是一种什么感受？我不是他们。描绘这种感受的唯一方式就是忠实地去传达，然后承认失败。知乎上的一则回答写道：「独立，自卑，敏感。小时候怨天尤人，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封闭自己，像一个刺猬，用尖锐的刺保护自己，却引起周围人的反感，被欺负孤立。稍微懂事后，不敢加入别人关于家庭、父母的讨论，羡慕别人其乐融融的家庭，哪怕是父母的批评唠叨，觉得这世上只有自己会对自己好。」另一则回答是：「其实孤儿最可悲的并不是爱的缺失。因为慢慢长大会发现，爱这个东西，是会一点点找回来的。虽然不完整，但总能稍稍弥补儿时的创伤。而是，在人生每一个十字路口，无人指南，无人参谋，没有人为你的成功喝彩，你的成功无人分享，没有人在你颓废时带你走出来，也没有人教给你很多道理，教你如何规避失败。你所有的选择都是跌跌撞撞，所有的结果好的坏的都是自己懵懂着、不断碰壁着，然后接着毫无方向地往前走着跑着，所换来的。没有那个人从小告诉你每件事该怎么做，你不懂人情事故，不懂世间险恶，不懂怎样爱人。你的成熟与别的孩子相比，不是随着长大慢慢变化来的，而是用痛苦和眼泪换来的。」我无法核实这些回答者的真实身份。现实是，你很难面对面地听到亲历者的答案。在所有不幸命运带来的身份标签里，「孤儿」是最难启齿的之一。它是一个秘密。它是一种禁忌。一些场合下，它是一句骂人话，一个恶毒的诅咒。而就算面对一个真正的孤儿，你怎么忍心使用这个词？你怎么敢去探寻他的感受？经熟人介绍，我得到一个特别机会，用近一周时间拜访了一所孤儿院。我主要和管理人员交谈，但也有机会和一些孩子接触、交谈。出于职业道德，我不可能问出那个问题，但聊其他话题时，能够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每一个人不代表群体，只代表自己。以下是他们告诉我的。你的字典里，永远不再存在「妈妈」这个词。当然你知道这个词，也可能使用这个词——这所孤儿院很多孩子会亲昵地喊园长为「园长妈妈」，但那个词悄悄变成另外一种涵义的人称代词。如果你曾感受过父母之爱，你知道那种爱的特别。「我分得清楚父母对我的爱和家人对我的爱。两种爱是截然不同的。突然他们一下子就消失了，再也没有感受过同样的感觉了。」一个女孩对我说。但从未感受过，又是另一种不幸。刘英幼年时失去双亲。「因为我没有记事，不会记住父爱和母爱的感觉。我很难去想象我的父亲母亲跟我一起生活的样子。」她告诉我。「别人跟我谈起来说，你想到没有父母，你会哭吗？」答案是不，「我不会对一个我没有任何共情的画面落眼泪嘛。」她记得第一次被这个事实击中，是第一天上学时，看到别的小朋友都有人送，「瞬间从一个人化成了一滩水那种感觉。」难过在于没有概念。「你告诉我这个糖它是甜的，但是我没有尝过，我想象不出来那种甜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会感受到羞耻。一个孩子表示，不想被孤儿院的车统一从学校门口接送，担心同学看到他属于哪里。另一个到了新环境就学的孩子，为了不让人知道他的身份而放弃申报救助金（后来学校通过档案核实，还是发给他钱）。最难的并不是重大时刻——很多人那时尚没有能力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一个孩子回忆，父亲临终时想再抱他一次，他却笑着跑出去了——是那些微小的时刻。去别人家做客时。生病时。电视里听到一声「妈妈」。每每回想起父亲要抱你，你却跑掉的一刻，「错过那一次之后这一辈子就没有了」。生命中剩下的时刻。一个永远填补不满的内心空洞。「这东西是走不出来的，它会永远伴随着你的一生，在你最难过，最无助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在你脑海里浮现。」现在是一名大学生的牛盼盼告诉我。渴望爱，但也抗拒爱，牛盼盼说，这个身份一度会让她对他人的善意产生怀疑。「总感觉是别人施舍的，赠与的。」她知道相关宣传能够筹款，但多少感到抵触，「总是会让我们的心里觉得是不是在利用我们干什么。」觉得命运不公。在人生某个阶段，恨这个世界。也有人说，曾恨过他的父母。每个人或早或晚会经历失去至亲的痛苦。孤儿经历的，远远不止一次心碎的别离。就像一种逐渐蔓延的慢性病，疼痛和影响旷日持久。语言无法全部承载其重量，他者无法全然代入其情感。你不是他们，理解这种感受的唯一方式就是努力去想象，然后承认失败。图源电影《无人知晓》始于荒芜刘全有是2015年8月去到那个地方的。堂哥让他去，他就去了。一个中号行李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15岁，在此之前，除了去过一次隔壁保靖县，他从来没有出过他所在的龙山县。他的第一个感觉是，「坐车好长啊」。先花了5小时，从乡里去到龙山县城集合。大巴车接上包括他在内的县里的二三十个孩子，又开了5个多小时才到湘西自治州的首府吉首。那时龙吉高速路还没修完。第二个感受是，「像是来错地方了」。只有一栋新修的楼。操场才铺了一层水泥，空空荡荡的，没有篮球架，什么都没有——除了灰。周围是一片荒地。工作人员承诺，未来会种上花花草草。一路上刘全有没有和任何旁边的孩子讲话，对他而言都是陌生人。但住进寝室后，和两名室友的交流从对这个园区的吐槽开始了。男孩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喜欢这里。有人已经在构想逃跑计划。话题发散开来，都是最浅表的那些。不需要聊各自的过去，「过去有什么重要的，大家都是一样过来的」。他们是湘西慈爱园开园收的第一批孩子，他们将在这里展开生活。对于第一天，不同人有着不同感受。与刘全有同龄的刘英不像男孩们那么抵触，园里的「菜挺好吃的」，她回忆。晚上还有加餐，有面包，还有水果，从香蕉或者苹果里选一个。园长挨个房间送，她约莫40岁，圆脸、齐腰长发，「从内而外透露着很亲切的感觉」。尽管马上就喜欢上这个新家，第一天夜里，刘英还是哭了。她想起与她相依为命的80岁的奶奶。父母不在了，爷爷年初去世了，在这个世界上，她最重要的亲人只有奶奶了，她第一次离她那么远。在第一批抵达的102个孩子里，也许只有束着高马尾的女孩牛盼盼，从头到尾保持着全然的镇静。她刚出生时，母亲就抛下她走了。8岁时，父亲车祸离世，她跟着奶奶生活了几年，后来奶奶因为家庭矛盾自杀。再之后伯父伯母带着她，直到把她交给慈爱园，她坦然接受这项安排。「家里发生这么多的事，你心里其实跟明镜一样了，送我过来，他们的心肯定是好的，肯定是希望我以后成为一个很好的人。」她说。她是个早熟的孩子，把一切考虑得很清楚。在镇里初中，她的成绩是年级第一。但她知道，如果不来这个叫慈爱园的地方，「家里可能供不起我上高中」。州首府的学校不同于乡镇，师资力量将有很大提升。「我有一颗很想很想学的心。去了更大的地方，我会越来越好。」她想。现在，你知道慈爱园是个什么地方了。是的，这是一所孤儿院。尽管所有工作人员都会避免使用这个词，避免刺伤孩子们。慈爱园园长张薇此前在民政局下属的社会福利院工作，那里收养的是没有监护人的弃婴，大多是重度肢体残疾和智力残障。其中很多孩子一生都将留在那里，成年后，转入老年部。后天失去双亲的孤儿，一般由各自法定监护人散养，每月政府发950元基本生活保障。把健全孤儿与残障孤儿区分抚养，并不是歧视，而是一种更科学的管理，因为混养增加了照顾管理的复杂性，并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某种意义上，刘全有、刘英、牛盼盼初至时看到光秃秃的园区样子，就是一个隐喻。一切始于荒芜，正在兴建。建立一所面向健康的居家孤儿的院舍，让他们脱离原生环境，在2015年以前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慈爱园的创办者们说，前期考察时，没有找到先例。重庆的「爱心庄园」搞过类似模式，但那是招募来一对对夫妇，让他们与孤儿完成逐对的家庭重组，住在套间里。慈爱园是一个更大的家庭，构成单元是一间间的集体宿舍。开园仪式中，牛盼盼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上台发言。稿子是大人写的，她照着念就好了。牛盼盼被选中，理由显而易见。她成绩好，懂礼貌，没有显示出任何负面情绪。在来时的车上，她就和别的孩子攀谈了。据她说，到了慈爱园后的最初那些夜晚，她都能安然入睡。「我不认床，我没有想七想八的。反正来了我就好好学。」好好学。这就是慈爱园建立的首要理由之一。有着300万人口的湘西是湖南最贫瘠的地区，下辖7个县全部是深度贫困县。很多散养孤儿初中、小学没毕业，就出去打工或者流落到社会上。到了慈爱园，孩子将被送到州首府吉首最优质的那批学校里读书，政府包管他们的生活费与学费。「你们多收一个孩子，我们社会上可能就少一份危害。」后来，有公安领导这样对张薇说。这代表了某种迫切的现实忧虑。生来都是白纸，但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与疏于照护、管教，这些孩子更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侵害。不久后，在这个近6000平方米的园区，空场将竖起篮球架，泥地种上花花草草。但不止于此，张薇知道，每一个员工知道，重建是一条漫长的路。慈爱园占地将近6000平米，有绿地与篮球场。受访者供图「坐办公室的，不要」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张薇吧。与孩子们描述略有距离，这位园长说话时面部线条有些僵硬，语速快，但音调少有起伏。她最初拒绝了《人物》的专访，说她不想个人宣传，经我说服——也许更重要的，看在她上级领导的情面——才同意见面。她发微信不使用表情符号，再辅以她言简意赅的表达，显得比较冷淡。我翻了翻她的朋友圈，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带有配图的励志或者抒情的话，二是慈爱园里发生的一切。两者很多时候混到一起：「世上没有正确选择，要让选择变得正确」，照片是园里孩子们在练毛笔字。「比起过往，前方更值得期待」，照片是孩子们在图书角读书。「人生无定数，长存感恩心」，孩子们在排队登校车。她的微信名字叫「薇妈」，头像是该园的徽标。但我很快找到了我们的共同点，在当地朋友为我采访而组织的饭局上。那是一种微妙的感应，她与我都不属于那种气场。她是饭局的主角，但几乎在座每个人的体制内职级都比她高。到了互相敬酒环节，她尤其显得不自在。她的直属领导小声地让她以茶代酒去敬其他人，她始终没有起身。「我原来在福利院，现在在慈爱园，总的来说是很单纯的，我觉得我的整个状态不是那种在官场上的状态。」她后来告诉我。饭局中，她跑出去接电话好几次，她承认，都是园区事务，「大事没有，都是琐碎事务」。张薇曾在社会福利院工作过11年，一路做到党支部书记、副院长。她是个尽职尽责的人，每年除夕都要在福利院度过，和老人们吃完饺子，晚10点后才赶回家。「我爸妈习惯了我逢年过节不在家。」她喜欢这种关爱类工作，将其当成终生事业，为此考上了一个伦理学硕士——她后来发现，那些理论面对实际工作，其实帮不上什么。2015年初，慈爱园筹建，民政局长推荐她去当园长。她回绝了。她对福利院的老人和孩子有感情，也不确定自己能否到新地方胜任。这是一条没人走过的路，你将全天候地面对上百个不同年龄段活蹦乱跳的孩子，监护职责从家庭，转移到政府。身边有太多反对声音，担心一旦出了安全事故影响到她：「张薇你怎么敢接这个事情，你脑袋包了铁皮是不是？」领导找她谈了三次话，她终于答应了。她从一个光杆司令开始，领导打算给她配个副手。「坐办公室下来的，我不要。」她说。硕士导师给她推荐了一个人选，她的师弟，还在读研三，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斯文青年，名叫易瑜。等等，什么叫做「坐办公室的」？张薇的意思是，那些闲散惯了的人，那些整天喝茶、看报纸的人。面前是一场从无到有的拓荒，需要的是真正干活的人，「手头有很要紧的事情必须赶出来」的人，愿意加班的人，身兼多职的人。易瑜是这样的人，他是助理——张薇开玩笑说，「跑腿的」——也是未来的教员，出纳空缺时还一度顶上去。师姐带着师弟做规划、定制度。当然还有那些具体事务，办各类证件、搞装修、对接物资......前半年只有他们两个人。需要一位运货司机，张薇想到了她的同学贾志军，他是个下岗职工，刚好有辆破皮卡。她对他知根知底，他脾气好，有爱心。进入2015年夏天，真正的招聘启动。厨工、医护、保卫，还有最重要的辅导员，张薇参与到对每一个人的面试中。耐心、爱心、责任心，这是她考察的三个标准。一个叫石清云的中年女人来面试，她一开口讲每句话，笑容就自然荡漾出来。「你这个笑脸，孩子肯定喜欢。」张薇对她说。慈爱园设在吉首周边的新规划地段，靠着山，交付时只有孤零零一栋毛坯楼，外面全是烂泥巴。经常停水停电，手机信号也很差。员工人手一部对讲机沟通。早期未通公交车，从大路走进来要20分钟，很多基础设施尚在修。「全部挖得稀烂的。上班都是要跳进一个坑，再爬出一个坑。」易瑜回忆。园里有了26位员工，其中10个有大学学历。他们来自电台、医院、学校、旅游公司......除了园长有社工师证，其他人都没有。坦白讲，这不是一支人员配置豪华的「梦之队」，但这是可以理解的：此处是湘西，不是北上广深；机构尚无编制（到今天也只有8个正式岗），待遇没有吸引人之处——多数员工月薪到手2000多元，园长也才4000多元。距离开园还有一个月，张薇组织员工培训，从外面请来心理学教授、资深社工、团建老师来讲课。每天上午培训，下午则是集体打扫整栋楼的卫生。装修刚完成，垃圾还没清理。「每个人都是一手血泡。」张薇回忆。「所有的房间我们相当于洗一遍。提个消防栓这么冲，拿洗洁精在下面搓。」易瑜说。张薇理解，孩子是极度敏感的，设施与装潢要照顾他们的感受。领导给她指出，每层楼两边要装铁门，她不同意，那感觉太像牢房了。为了安全，每个房间的窗户理应装上铁栏，她换作没有压迫感的隐形防盗网。每个房间贴上动物图案的壁纸。员工宿舍配的是高低钢架床，张薇打算让孩子们的房间，全部配备单人木床，「温馨一点，暖和一点」。有领导认为应该统一高低床，她据理力争，「我们办的不是学校，是孩子的家，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搞高低床，就没有家的氛围了，谁愿意睡那个冰冷的钢架床？」她还摆出一个论点，有的孩子太小了，睡高低床很容易从上面掉下来，出了事只要领导负责就行。她的方案赢了。「我也是抓住他们的弱点。」她开玩笑道。图源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整个人是懵的」第一批孩子是各县摸底后报送上来的，大县20个名额，小县10个。各县情况不同，有监护人后来告诉张薇，靠着下跪才得到指标。有的县则因宣传不力以及执行人员的懒散，没有报满。孩子来之前，监护人先被车拉过来看环境，以保他们心里有底。有的妹妹陪着姐姐，报到后不想走，临时留下来。孩子最初到来的日子，楼道到处充斥着混乱。最大的读高一，最小的才4岁。有的孩子蜷缩在床的角落，哭着喊着要回家。辅导员要去安抚。有的小孩子吵着要上厕所。要领着他们去。有的孩子不肯洗澡，一身酸臭就要上床睡觉了。要说服他们。一个孩子有梦游，好几次半夜走出寝室，坐到值班室门口哭，眼睛始终是闭着的，次日醒来记不得发生了什么。辅导员轻轻地把他抱起（「有一个迷信的说法，梦游的人你不能叫醒他」，她说），放到值班室的床上。在给一个9岁孩子洗澡时，他很小很瘦的身体上，遍布青紫，新伤覆盖着旧伤。他说叔叔总是打他。那一幕让多位员工落下眼泪。张薇气愤地找他叔叔理论，那人却满不在乎：「这孩子不打不行的，你们继续打。」还有卫生问题。一些孩子身有脓疮。有的孩子远看头发是白色的，凑近一看，发根沾满虫卵，像一串串葡萄。那让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很多员工有生以来从未见过。张薇后来下乡家访时看到，一些家庭要去井里打水，冬天好几周才洗一次澡，孩子天天和猫狗待在一起，难怪虱子会爬到身上。虫卵黏得很紧，洗是洗不掉的，只能把头发剪掉。但送去理发店，没有一家敢接收。没办法，张薇带着员工亲自上阵。尽管戴着手套，穿着围兜，虱子还是跑到她的身上。「在我头上跳，好痒。」她回忆。她不得不剪掉自己一些头发。员工们找到一个方法，用专门的药剂涂到头上，严严包住闷几个小时，再用篦子一遍遍梳，把死透的虱蛋清理掉。经过一段时间，虱子总算灭杀完了，但过完年，孩子们从农村回来，又会把虱子带来。新一轮的灭虫运动展开。后来，园里长期备着杀虫药剂。开园三个月，张薇和助理易瑜全程守在园区。读小学的儿子在家无人照顾，也随她住宿舍。忙得不可开交，她难以离开，随时有突发状况，她也不敢离开。有个晚上，有贼进了园子。监控画面里看，那人蒙着脸在外面走。好在什么都没偷走。因为水土不服，不断有小孩生病，高峰期时一天倒下十几个，教员三天两头带去医院。有一天，张薇正在安排工作，对讲机响起来。有个孩子突然倒下了，口吐泡沫、全身僵硬。她吓坏了，「我们几个人抬手抬脚这样往医院跑」。医生判断是癫痫。那孩子说，自从幼年时亲眼看到父母在火里烧死，就有了这个病灶。刚来园区，症状加剧，一两天就发作一次，辅导员学会应对，给他吃药，往嘴里塞布条。后来一周一次，一个月一次，癫痫逐渐消失了。孩子逃跑时有发生，把防盗网剪断，从三楼往下跳的都有。遇上这种事，慈爱园的成年人几乎全员集结，连下班的人也喊回来。有几个同事的孩子才一两岁，托管给家人。找人需要用策略。曾有个女孩从学校逃跑了，辅导员请与她关系好的孩子上网与她聊，慢慢套她话。一旦推断出她在附近两个县城其中一个，两支队伍立马上路了，一支去花垣，一支去古丈。线索很重要，行动力更重要。直到「线报」进一步确认女孩在花垣，古丈小分队才撤回来。第二天凌晨，女孩接到了。园里的逃跑之王名叫朱天华。他跑过四五次。有一次放学，才读5年级的他没登上慈爱园的校车，和另一个孩子爬墙溜走了。员工分为几组，在学校周边去找。按照既往找小男孩的经验，把网吧全部翻过来总能找到。孩子没有身份证，正规网吧去不了。「我们摸熟了，哪里有黑网吧都知道，都是隐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