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全国人大代表、景德镇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王安维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杨朝明全国人大代表、北方昆曲剧院一级演员顾卫英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促进微短剧健康发展张颐武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近年来，微短剧成为互联网和影视发展的重要方面，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新的文艺形态。微短剧多是一种情节相对完整的连续剧集，同时也具有短视频相对精短的特点，在互联网平台播出，多以手机竖屏方式观看。微短剧在国内市场受到追捧，2023年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经接近400亿，出品数量很大，也出现了不少受到欢迎的作品，受到了年轻观众的认可。微短剧既是行业的风口，也对公众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基于中国创意、有中国公司在海外制作的微短剧也在国际市场受到欢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微短剧发展迅猛，契合当下受众的需求，是未来影视和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势。但微短剧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题材重复，同质化严重，大量剧目集中在一些网络文学的固定题材中，缺少创新的作品。二是制作粗糙，整体质量不高，缺少突出的佳作。三是价值观存在局限，亟待提升的作品大量存在。四是行业存在相当多的不规范现象，盗版、抄袭等时有发生。五是微短剧的发展缺少正面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快速逐利倾向比较严重。六是行业处于初创高速发展阶段，行业协会和相关管理机制等有待健全，平台的正面的作用还有待发挥。七是对于微短剧的出海和国际化还缺少支持和激励。对此提出以下建议：一、加大对于微短剧发展的支持和引导。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加大对微短剧的支持，建立微短剧的评优评选机制，如设立专门的微短剧奖项，举办微短剧较高规格的评奖，奖励优秀作品。对于优秀的微短剧剧目前期给予基金支持，将与影视相关的基金激励机制引入微短剧领域。举办微短剧剧本征集等活动，促进剧作的品质提升。对微短剧的播出平台进行评比，让平台对微短剧优秀剧目的推出发挥更大作用。二、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机制，加强监管。管理部门非常重视微短剧的发展，已经在制定相关法规，并就其突出问题进行过多次整治。现在对于微短剧整体的行业管理可建立专门机构，促进相关行业协会的建立，健全管理的长效机制。通过强化监管，促进行业自律和不断提升，健全关于产业等方面的管理机制。就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完善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平台、制作公司等相关方的协调，就整个行业的突出短板和问题提供更多服务。三、对微短剧的企业、人才和平台等相关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如强化培训，对于微短剧的相关从业者进行培训，鼓励微短剧方面人才的发挥。鼓励影视、短视频等方面的企业和人才进入微短剧领域，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强化对微短剧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研究，引导整个行业的发展。四、加大对微短剧出海和国际化的激励，对于微短剧的出海提供更多支持。对于相关企业等的国际化运作提供更多便利和政策支持。支持举办相关的国际性微短剧展映展播或微短剧的国际性活动，让微短剧的海外发展更为顺畅。审核｜梁薇实习编辑｜杨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副主席张继建立文艺资源数字化行业协同机制，加快文艺数据要素建设张

一是加强非遗与旅游融合的标准化工作有利于非遗保护。非遗与旅游融合的标准化是以非遗保护为前提的，在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基础上，还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其第五条为例：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剧协副主席陈澄激励戏曲领军人才系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陈

2024央视总台春晚舞蹈节目《锦鲤》不说话的春晚舞蹈，赢了！许锐

摄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秘书长荣书琴，福建省文联主席陆开锦，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子东为第十六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代表颁奖

弘扬“一带一路”精神，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纪实郭浩东涨海声中万国商，七百年前这里是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启程。七百年后，这里是“中国茶都”。10月11日至17日，第12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在泉州市安溪县举办,上百名国际民间艺术家以民间艺术为纽带，跨越山海、荟萃安溪。

扬帆再出发”2023年中山美术书法作品进京展，继中山展、广州展之后，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举办。“奋楫正当时

让调查研究为文艺高质量发展赋能文新达

《牡丹亭》海报重塑经典的成功实践——观上海昆剧团全本55出《牡丹亭》三思仲呈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

刚刚，习近平在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时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我们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来源：新华网直播

《铜鼓姑娘》等舞剧的成长历练，肖雨用自己的舞蹈经历，书写了精彩的人生篇章。舞蹈《这世界那么多人》剧照热爱，是跨越时光的坚守

把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加快完善有利于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提升文化治理效能。

1996年2月，（从左至右）乔羽、王立平、晓光合影。图片由晓光提供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忆乔羽王立平“乔老爷”走了，那支生花妙笔从此永远地停止流淌，但他留下来的作品必然被我们一唱再唱、千古流芳。听闻“乔老爷”驾鹤西去的消息，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用他的歌词《说聊斋》来说，就是：“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乔老爷”是中国歌词界第一人。他的歌词影响广泛，不仅影响了中国几代人，而且是以鲜明的特质、高瞻远瞩的目光和作品的群众性、人民性、艺术性即兴结合的姿态，逸世超群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的作品必然继续影响着我们的后来人。这些年来，“乔老爷”在歌词界队伍中更是起到了一种主导的领导作用，是他引领并团结了中国歌词界的队伍。评价“乔老爷”以及他的作品，我认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因为他的作品被中国几代人传唱，他领导着中国歌词界的队伍，让这支队伍行进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贴近社会、团结人民，不断走向文化的进步和繁荣。“乔老爷”所作出的贡献、达到的水平、起到的影响，必然成为我国音乐文学最重要的符号。一方面，“乔老爷”的歌词完全是正能量的，毫无异议地起到一种积极的进步的领导的引导的作用。另一方面，他的作品有很强烈的人民性，又在人民中得到了极大地普及，引领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同时始终与国家一道走在走向繁荣富强、实现文化繁荣的道路上。“乔老爷”的歌词中有音乐，这为作曲家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他的歌词作品始终贯穿着“人间真爱”“生活情趣”“人生哲理”，从不墨守成规，这种求新思变的艺术追求，也鞭策鼓励音乐家的探索。在我看来，“乔老爷”及他的作品正如《说聊斋》中所写：“几分庄严，几分诙谐；几分玩笑，几分那个感慨”。应该说，是他把歌词提高到了文学这样一种境界。他是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的主要创始人和创会会长，是真正将歌词这个群众性极强却又不被学界重视的艺术门类纳入文学体系的歌词作家。在他的引领、示范和倡导下，吸纳了很多有为的青年参与到歌词创作中来，使我国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而且是后起之秀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这样一支队伍。包括我的歌词创作，也受到了“乔老爷”的影响。我认为，中国音乐、中国歌曲创作能有今天，也是因为歌词创作不断地丰富和繁荣。也造就了一大批词作家和作品，在群众中、在社会上起到了很大的引领作用、宣传作用、普及作用、教育作用。如今，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很强大的专业的歌词创作队伍。我国的歌词创作和创作队伍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和“乔老爷”自身的创作实践以及其着重于创作理论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应该说，“乔老爷”对于这支队伍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创作和凝聚作用。我比“乔老爷”小14岁，他是我的前辈。我和他相识很多年，在他一生的歌词作品中，我有幸为其中的28首谱曲，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便是《说聊斋》。这是为电视剧《聊斋》创作的主题歌。大家都知道“乔老爷”是山东人，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也是山东人，其实我的祖籍也是山东的，演唱录音的歌唱家也是来自山东的彭丽媛。一首说《聊斋志异》的歌词，唱出的是人生百味。我以为这首歌词，几乎集中了“乔老爷”创作的所有特点，尤其是突出了他的诙谐、幽默的特性。当时，“乔老爷”和我说：“那个词儿我写出来了，你听着，就是‘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山东方言味普通话）。”我一听，顿时找到了感觉，就以山东方言说话的曲调，在说中带唱、唱中有说，不紧不慢地讲述了一个关于“聊斋”的故事，其实是诉说了人世间的人情世故和百味人生。“乔老爷”曾谦虚地对我说：“我很幸福，因为有刘炽、谷建芬、王酩、张丕基还有你等很多的优秀作曲家为我谱曲……”我觉得我也很幸福，能和全中国独一无二的优秀的词作家合作，是我借了他的光，还能有幸被他包括到和他合作的优秀作曲家之中。除了《说聊斋》，我和“乔老爷”还合作了很多少儿歌曲、影视歌曲以及广告歌曲。如《小糊涂仙浪漫曲》，他将人生的哲思灌注于歌词中，用一杯“小糊涂仙酒”道出了生活的领悟。真是了不起的“乔老爷”！“乔老爷”，是我的楷模。“最是人间留不住”，斯人已逝，万千思绪涌上心头，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作此文，以寄哀思，祭之、念之！晓光追思乔羽｜把议论付与古往今来的过客把豪情献给风涛万里的船夫文艺界深切缅怀乔羽他的歌将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美好记忆乔羽今晨去世｜歌声中，怀念

晓光（左）与乔羽把议论付与古往今来的过客把豪情献给风涛万里的船夫一一追思乔羽先生晓

乔羽文艺界深切缅怀词作家乔羽中国艺术报记者

著名词作家乔羽去世著名词作家乔羽2022年6月20日凌晨3点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乔羽，1927年11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词作家、剧作家。曾担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席、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名誉会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荣誉委员，也曾担任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名誉院长。乔羽代表作有《我的祖国》《难忘今宵》《让我们荡起双桨》《人说山西好风光》《刘三姐》《大风车》等。歌声中送别乔老！

广东揭阳凤舟竞渡端午节庆的谱系与凤舟竞渡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端午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传统节日。如果我们以狭隘的视角看待端午节，那就会丢失对很多文化事象的关注，忽视节庆传统资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中国节日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文化谱系，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叙事。我们应该以文化谱系的视角来透视节日文化。节日的文化谱系首先是时间的谱系。日月是时间坐标，以日、月自然形态为中心的节庆占据重要地位。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太阳运行规律成为节日时间，这最为引人注目。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及清明，这是太阳历法的关键时间节点。以月圆为坐标的节日，也是中国节日的生成方式。一月十五元宵节，五月十五大端午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八月十五中秋节，十月十五下元节，中国几大重要的节日都在月圆时。节日的第二种生成方式是数的记忆，即日月叠数、日月相同的数字，如，一月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这又占据了很多的主流节日时间，如新年、上巳、端午、七夕、重阳等。其中有阳数崇拜的因素。这些节日自然标志突出，也方便记忆。除了宗教节日，真的就不多了。节日时间谱系，真是有规可循。节日有空间谱系，有叙事谱系，有仪式谱系，有景观谱系等，围绕节日的生计与消费谱系，更是节日存在的形式之一。所以，把握节日的文化谱系，才能认识节日文化的内涵。端午节日的文化谱系，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神话还是仪式，我们一时都难以穷尽。只能选择一个领域来讨论，这就是竞渡文化。端午竞渡，这在过去可以一言以蔽之：龙舟竞渡。这是闻一多先生的断言：端午是龙的节日，端午龙舟竞渡起源于吴越地区的龙崇拜。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当我们以谱系学的视角来思考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有些简单化。早期文献没有说过竞渡就是龙舟竞渡，文献甚至记载，最早用来竞渡的舟船是鸟舟，后来称为凤舟。田野调查后我发现，凤舟竞渡是活态的传承。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端午节项目的图册中，一张凤舟竞渡的照片选录，让人们眼界大开，端午凤舟竞渡开始吸引了世界的目光。2016年端午期间，在中国民协的支持下，“追本溯源——凤舟竞渡暨端午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湖北长江大学举行，会后出版了论文集。端午凤舟竞渡问题被正式呈现在国人面前，改变了人们对于端午竞渡中只有龙舟竞渡的认知。随后的研究，端午凤舟进入了谱系学视野的讨论。舟船有载人载物的实用类型，以商用、军用为主；有歌吹娱乐、载灵载鬼及节庆竞渡的民俗舟船类型。歌吹画舫多为炫富炫美之类，载灵载鬼如祭送瘟神穷神之类，竞渡舟船则为龙舟竞渡、凤舟竞渡之类。民俗舟船文化内涵丰富，迄今为止有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此相关：端午节舟船竞渡、送王船习俗。当我们细考竞渡之舟的时候，发现并非只有龙舟、凤舟两大类，文献记载，至少还有老虎舟参与竞渡，而民间竞渡，还有麒麟舟加进来。所以，节日文化谱系的视角，不仅推进学术认知的进步，对于节日文化的多向传承会起到重要作用。从谱系看节日，我们会最大限度发掘节日的价值，展现其丰富性，避免狭隘与简单化造成的节日文化遗产内涵的丢失。也为文化的传承保护提供生态化、历史化以及田野化的视角。尽管凤舟竞渡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发现，但在公众视野中，凤舟竞渡依然被流行看法所遮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发掘。而如下观点也值得进一步讨论和认识。第一，凤舟竞渡是端午文化的本源。就现有文献记载，最早的端午竞渡舟是飞凫鸟舟，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凤舟。南北朝时期的宗檩《荆楚岁时记》记载端午习俗说，五月五日，“是日竞渡”，没有说竞渡的是什么舟船。隋代杜公瞻注释详瞻：“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这里讲了端午竞渡的屈原、伍子胥与勾践三位英雄的传说，没说龙舟的事，但是清清楚楚说了这舟名叫“飞凫”，是不折不扣的鸟舟。唐代诗人张说的诗《岳州观竞渡》中还有“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说明荆楚民间还是鸟舟主流。武则天在凝碧池举办的竞渡游戏，丞相李怀远的《竞渡诗》云“分曹戏鹢舟”，宫廷里的竞渡也是鸟舟。到中唐以后，竞渡舟出现了龙舟，呈现出龙舟与凤舟并行局面，但是直到北宋强至的《竞渡》诗还是“画鹢追风千楫动”，凤舟规模盛大。虽然南宋以后龙舟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凤舟竞渡依然在民间顽强生存。凤舟竞渡是端午竞渡的本源，是古代图腾崇拜、灵魂崇拜、自然崇拜的体现，表达了对于自然的敬畏与尊崇。第二，凤舟竞渡端午本源有考古的依据。1976年，有羽人竞渡图像在宁波鄞州发现，是一面春秋铜钺上的鸟舟竞渡意象。汉代南越王墓铜桶羽人竞渡图案，可以看出这种凤舟竞渡的传承。这种羽人竞渡的纹饰还在云南、广西和越南北部有发现。结合文献记载的竞渡传统，可以看出这是南方凤文化的见证，是昂扬奋发、团结拼搏、战无不胜的精神在图像叙事中强势呈现。这种凤舟竞渡，还向遥远的西部地区流传。撒马尔罕的壁画，画着武则天乘鸟舟的图像，实际上是“分曹戏鹢舟”的图像表现，生动展现端午文化借助鸟舟竞渡走向了世界的图景。第三，凤舟竞渡有现代传承的基础。在湖北洪湖、广东揭阳、四川广元三大传承区，凤舟竞渡依然生机勃勃。我们还找到了福建的凤舟祭祀妈祖、鄱阳湖的凤舟、浙江嘉兴和蒋村凤舟的足迹。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凤舟传播沿长江及沿海地区的路线。武则天凤舟传统与四川广元存在关联。而宫廷传统——我们在故宫也发现凤舟竞渡图像——似乎是周穆王“乘鸟舟”拜见王母的主题。凤舟课题有待深入研究，以此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文化奥秘。端午凤舟竞渡是端午竞渡文化谱系的祖脉，体现了端午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我心中的人民——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主题节目录制完成将于5月23日播出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突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这一根本立场，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承办，中国教育电视台特别支持的“我心中的人民——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主题节目近日完成录制。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吸吮五千多年中华民族积累的文化养分，瞻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壮丽前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的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国家级文艺行业大报。发布文艺资讯，评说文艺观点，推介文艺看点，助推文艺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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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演出票务系统服务及技术规范》的出台将为全面推动数字化票券创造良机。标准首次进行了有关票务的编码规范，这意味着未来每张演出票的编码都有全国统一标准。

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中国艺术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第15版版面图社会主义目标与百年“红色经典”的文化价值王杰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1848年2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共产党宣言》中，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第一次以简洁有力的方式作出了全面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848年至1849年，法国、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虽然1848年欧洲革命以资产阶级为领导者，但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不少共产主义者直接参与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亲身参加了德国的革命实践，还为德国无产阶级制定政治纲领，规定了德国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和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这一切标志着一种新的思想和社会力量正式出现在人类历史的漫漫进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的真正理想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中，一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和前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和美学观念跃出了历史的地平线，开始悄然地生长，而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工人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成长和成熟为条件和基础的。在美学和文学艺术的维度上，《共产党宣言》第一次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的高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世界文学”和“世界美学”的理论观念。一、中国的审美现代性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开始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20年4月，浙江义乌籍的青年学人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成为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人。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译本在上海出版。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积极影响之下，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与探索，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在古老的中国生机焕发，彰显了社会主义强劲的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孔子在《论语》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唐代文学家韩愈提出“文以贯道”，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将之引申为“文以载道”。文学艺术以其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对社会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具有其它类型的意识形态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学艺术不可或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文学艺术更应担当起文化使命，以更多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作品铸造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学艺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价值与作用，是研究中国的审美现代性时特别需要重视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艰难而崇高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学艺术的作用时而被贬低，时而又被过分夸大，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与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用缺乏充分的认识相联系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于1920年8月出版，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3月在上海创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持续推动下，一时间，受社会主义文学观念影响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在中国古老大地上呈星火燎原之势，革命文学成为文学主潮，一些没有参加左联的进步作家也在作品中流露出了强烈的左翼色彩。这时期涌现了一系列优秀文学作品，如茅盾的《子夜》和《林家铺子》、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和《日出》等，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对中国新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时期，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基本走向。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直至1935年才由翻译家刘麟生翻译成中文出版。如果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愁”成为一种乌托邦现象，是中国本土文化对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反应的话，那么，“红色乌托邦”也即社会主义理想传入中国且迅速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学艺术的强大基因，不仅对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红色经典”作为现象级的话题引发了诸多讨论，值得当代美学和艺术理论学者深入分析并在理论上作出说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在人文主义对宗教权威的质疑和挑战中开启和发展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承受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并主动或被动应对的过程中开启和发展的，因此，从家国情怀中衍生的民族精神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千年的“乡愁”观念，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被重新阐释。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转折点和社会思潮的分水岭，对中国文化诸多方面影响至深。李叔同创作的《送别》中“悲欢离合”的文化理念与中国古典美学意蕴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当时的文化思潮。以乡土文学形式所表达的家国情怀的文化基因持续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社会主义理想相结合之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回旋上升，最终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理性目标。关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这个维度，学术界有较为深入的讨论和普遍共识，相对而言，从美学和文学艺术的角度，针对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目标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具体的美学机制的研究相对薄弱。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相对复杂。如果脱离具体语境，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容易误判。对于社会主义目标的理解，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态和社会动力的理论分析，是20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也是对人类思想最严峻的考验，关键的理论是非问题不容回避。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形象化表达方面，自20世纪中叶以来，在欧洲出现了被称为“敌托邦”的现象。“敌托邦”关于人类的未来的想象一改启蒙主义以来的光明、自由和理想，而充斥着黑暗、奴役和彻底异化，这种新的文化动因不仅在文学艺术中得到不断的表征，对此进行的研究亦见诸于人文学科领域的著述。从世界美学的角度看问题，或者说从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角度讲，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文学表达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目标在文学艺术形象中的表征就特别值得关注了。自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传入中国后，在全球性的“红色三十年代”里，中国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艺术都得到极大发展，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值得关注的现象。经过二十余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的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后期的延安时期，达到了文化和美学的高峰，形成我们今天所说的“红色经典”的美学规范。在世界美学史的意义上，我倾向于将延安时期开始出现的美学风格概括为“第四种形态的先锋派”。这是一种不同于在欧洲和美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第一种形态和第二种形态的先锋派，也不同于在前苏联和东欧转向市场经济时出现的第三种形态的先锋派，它也被称之为审美的先锋派。第四种形态的先锋派以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用艺术的形式表达出特定时代人民大众的情感结构，以审美革命的形式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其文化基因的基本结构是家国情怀和社会主义理想所组成的理论结构，这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理论规定。二、“红色经典”的美学意义关于“红色经典”，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定义，关于“红色经典”的美学意义，无疑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从理论上说，“红色经典”是继古典文学艺术经典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经典之后，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有紧密联系的文学艺术经典作品。时间性是构成“经典”的第一要素。被称为“经典”的作品通常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积淀与检验。其次是典范性。在内容上，“经典”与时代精神相联系，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体现一定的社会发展趋势。马克思主张作品表达“最现代的思想”，认为古希腊文化的永恒魅力恰恰在于它的“现代性”，即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毛泽东认为文艺创作要实现“社会生活的转向”。在形式上，“经典”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达到了美学规范的水准。马克思认为文学创作要“莎士比亚化”，符合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与创作规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红色经典”与“经典”有着一致的理论内核，同时还有实质性的理论规定：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表征和表达。在这方面的缺失和模糊，无以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红色经典”。中国的“红色经典”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开始形成和发展的，在五四运动期间和左联时期，受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文学艺术作品风行全国。但从美学角度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红色经典”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被尊为“典范”的文学现象和美学现象，应该是在延安时期。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1948年5月，党中央机关从延安迁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领导中国革命成功地实现了战略转移，以延安为落脚点和出发点，最终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一系列学校，包括各类大学，其中就有著名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开启了党领导文艺运动、在情感和意志层面不断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文学艺术和审美活动的维度上，“延安13年”是文学艺术百花齐放的13年，是中国广大人民大众的现代化诉求在情感的维度上得到广泛而深刻表达的13年，是世界文学艺术潮流与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多方面结合和融合的13年，是中国社会在最深刻的基础层面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的13年。在这13年里，以延安为中心的文艺运动在文学、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等众多领域成果颇丰，诸多堪称“经典”的作品成为马克思在谈到古希腊文学艺术时所说的具有“永恒魅力”的艺术典范，达到一种虽然“天真”却难以企及的美学高度。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光未然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贺敬之和丁毅的《白毛女》、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作品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这种美学规范的存在及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变迁的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力。延安时期，中国古典文化中的“颂”的诗歌传统以一种全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东方红》《二月里来》《南泥湾》等歌曲的广泛流传，被冼星海命名为“诗表演”的《黄河大合唱》横空出世等等，都是这种现象的代表。通过诗歌这种把生命力强健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目标结合起来的文学艺术形式，使得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长期被压抑的情感得以表述，并被引领向探索社会主义目标。这类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展和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的“乡愁”色彩、民族特色浓郁、直接或间接指向社会主义目标的作品，符合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理论规定，是具有中国风格的“红色经典”。与歌曲中的“红色经典”相类似，延安时期，以中国农民形象为主角的新文学形式和新文学传统也得以发展起来。瓦尔特·本雅明认为，在神话时代的传统和仪式被破坏之后，文学用神话的美学机制顽强地表达出对人性的坚守和对强大异化机制的抗争，在现代小说中，神话成为一种寓言。列宁敏锐地观察到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与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指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詹姆逊在研究了鲁迅等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后指出，第三世界的文学艺术是他们与帝国主义压迫者进行斗争的“民族寓言”。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叙事文学，农民的形象成为文学叙述的主角。通过塑造农民在社会革命中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从延安时期的赵树理取材于太行山农村的《小二黑结婚》、丁玲取材于华北农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新中国成立后立足于陕北黄土高坡的柳青、陈忠实、路遥的文学创作，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得以延续，并成为具有世界美学意义的文学现象。作家柳青是陕北黄土高原上农民的儿子，在陕甘宁边区走上革命文学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柳青选择从北京回到黄土地，从事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柳青立志像他尊为“人类的良心”——列夫·托尔斯泰那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环境中”，创作出史诗般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十分遗憾的是他的愿望没能完全实现，但他所开创的道路无疑深刻地影响了陈忠实、路遥等文学创作者。在世界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层面上，柳青的文学道路都具有突出的启示意义。首先，在新中国成立后，柳青选择到农村去，到陕北去，到农业生产合作化的现实过程中去，努力用文学的方式表征和再现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肌理；其次，柳青通过他的《创业史》和其它文学作品，探索和表征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道路”的深层原因，在这里，文学再次走到了社会科学的前面；第三，柳青始终保持农民的生活方式，坚持扎根农村，他所开创的文学创作方式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上文学家作为“精神贵族”的文化机制，改变了文学写作的意义，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审美关系或者审美制度。在这种审美关系中，“农民”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文学的主角，关于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形象化表达则成为文学的新的经典。从世界文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角度来看，对于柳青现象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红色经典”现象，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并努力作出理论阐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文学艺术在改造人和改造世界中的巨大作用，延安时期开创的文学新传统实践了毛泽东的理论设想。三、红色经典的文化价值在人类历史的神话时代，文学艺术的价值是一种综合性的价值。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独立曾经是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进步。审美价值的独立使文学艺术超越了简单的社会功利和部分特权者的利益，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和情感愉悦的对象。工业化社会，劳动产品的价值包括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文化产品，它的价值也是复杂而多面的，包括审美价值、政治价值和信仰价值。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把审美价值独立化，这体现了历史的辩证过程。在漫长的岁月里，作为文化表征的文学艺术经历了浮沉起落的辩证发展过程。对于“红色经典”而言，信仰的价值和文学艺术与“未来”联系的能力至关重要。在启蒙主义时代和康德的美学理论中，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主要源于其审美价值。审美形式的纯粹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规定了文学艺术作品是否能成为“经典”。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界开展了一场有关表现主义的论争，卢卡契、齐格勒与布洛赫等人各执己见，这场论争逐渐上升为关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美学评价的论争。现代美学理论较为系统地论证了文学艺术的政治价值和在改造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逐渐成为文学艺术史和审美教育活动中的经典。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和政治价值有着复杂的关系，而只有在具体的审美关系和审美语境中，文学艺术的价值才是具体的和有意义的。在20世纪美学的发展过程中，关于现代文学艺术的经典性的美学原则逐渐形成共识。辩证的、复杂的、与具体语境相联系的审美价值和政治价值成为说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作品的理论原则。从美学角度看，对“红色经典”的理论阐发，显然不能局限在康德美学或者各种后康德美学的理论框架中，如果考虑到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简单的现代美学的理论原则也是不充分和不全面的。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特殊性，考虑到从延安时期开启的新的文学艺术传统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应该深入而全面地研究百年“红色经典”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红色经典”的美学依据及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者说从世界美学的角度看，“红色经典”是一个美学的类型和审美对象。从理论上看，文学艺术领域的“红色经典”最重要的美学规定是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表征，这是“红色经典”与其他类型的现代派和当代文学艺术相区别的关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文学艺术领域的“红色经典”以其艺术性和情感影响力达到了堪称典范的水平。从美学角度讲，用感性形象的文学艺术表征出具有很高的精神性和理想性的信仰和信念的确是件困难的工作。“红色经典”质的规定性之一是用现实的人物形象和平凡的生活材料表征出崇高的精神和不平凡的世界，这意味着对作家和艺术家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深度、广度和崇高的程度都有较高要求。鲁迅先生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只有作家本身的精神灌注了“人的本质力量”，那种闪耀着人性光辉、具有神圣性的情感才会在其作品中再现，从而塑造出具有强大精神力量与深远影响的文学艺术形象。延安时期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它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意义，仿若古希腊对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的意义。延安时期仅有短短13年的时长，这一时期，物质环境艰苦，政治环境相当复杂，但是，文学艺术家们在强烈的情感和精神力量的推动下，用直朴的艺术材料和艺术手段在文艺创作中笃定前行。正如军事方面，八路军用小米加步枪创造了诸多军事奇迹一样，在延安时期那个特殊的条件下和氛围中，文学艺术创作却如火山喷发。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家们创造了诸多“红色经典”，并规范了“红色经典”这一新的美学类型的精神指向和美学方位。在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历史时刻，从世界美学的高度和美学规范的角度思考和阐释蕴含在“红色经典”中的文化意义和审美意义，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项重要的理论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学艺术创作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红色经典”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的价值引领和情感依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创作审美价值和信仰价值高度统一的文艺作品，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能感受到“历史的风”的强劲，也感受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诉求与谋求个体利益及局部利益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断层落差。马克思所期待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美好愿望，仍然只能是部分实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红色经典”所承载的理想具有一份沉甸甸的力量。风云变幻，时势更迭，有信念和信仰的文学艺术作品才是我们给予这个时代、给予广大人民群众精神鼓舞和情感支撑的精神食粮。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研究表明，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引导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用艺术的形象和艺术的语言表征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这是“红色经典”成其为“经典”，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根本理论规定。

旗帜（雕塑）吴为山坐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向光而行，驰而不息中国艺术报编辑部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镰刀锤头绽放着百年来最耀眼的光芒。这光芒穿越一百年历史云烟而来。有光之处，就有仰望和追随。在时间的尺度里，被光照亮的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受尽屈辱的国家，历经无数的急流险滩、惊涛骇浪，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不断向着强起来迈进的复兴梦想。从牛车土路到高铁飞驰，再到“嫦娥”奔月、“祝融”探火星、神舟十二号飞船与天和核心舱自主交会对接，至此汇成了新时代的壮阔交响。百年巨变，天翻地覆。这照亮中国的光，来自于上海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上的一艘红船，来自于自1921年成立就立志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华人民谋幸福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坚强领导和光辉指引下，百年中国文艺史，波澜壮阔、荡气回肠。从新文化运动的红色序章到早期革命文艺运动，从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歌谣到左翼作家联盟的奔走，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追随、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文艺大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呕心创作、奔走疾呼，为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而奉献自己的才华、青春和热血，点燃民族精神的火炬。新中国成立后，党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和要求，带领着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文艺。从“双百”方针的提出到新“二为”方向的确立，从倡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每一次审时度势、把舵定向，都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的士气和热情。他们响应时代召唤，倾情讴歌党、讴歌祖国，热情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和在各条战线、不同岗位上涌现的英模人物，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精品力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奋发作为，始终与人民共呼吸、与时代同步伐。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与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相连，标识了耀眼的文艺坐标。从参与脱贫攻坚到抗击新冠疫情，广大文艺工作者服务大局、砥砺奋进，文艺百舸争流、百花竞放，奋力攀登艺术高峰，热情讴歌伟大时代。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光，到延安杨家岭窑洞前的阳光，从红星照耀中国的信仰之光，到领航新时代、指引新征程的真理之光⋯⋯百年中国文艺，更显风华璀璨。在举国上下共庆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增刊一期，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梳理和回顾我们党领导文艺的百年历程、光辉成就，以文艺的形式重温百年党史。奋斗百年路，开启新征程。在开局“十四五”、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奋进新时代、逐梦新征程，为推动中华文化更加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封面高挚民族精神的火炬——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请横屏浏览）亲爱的党，生日快乐！——全国各地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风华（5—12版）1

巩汉林常说，“艺术地生活，才能生活得艺术”，他是一个对艺术有着执着追求且永葆热情的人。而“艺术要讲究不能将就”，又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待艺术永怀敬畏的初心。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国艺术报推出“百年风华——百部优秀文艺作品中的党史百年”专栏，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及其背后的故事，展现党的光辉历程，用文艺的方式助力学党史、悟思想、开新局，敬请关注。

网络漫画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美术形式，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和社会意义。但关于网络漫画现象、作品等的理论研究和评论略显不足。“老树画画”“小林漫画”等作品取材生活，寥寥数笔，或诗画结合充满哲思，或题材广泛凝练谐趣，借助新媒体传播，粉丝众多，成为近年来引人关注、值得探讨的文艺现象。两位艺术家的漫画风格同中有异，都深受大众喜爱，一个共同的重要原因是他们的作品接地气、沾泥土、带露珠、有温度，都在一定程度上给面临各种压力的人们以精神和身心的疗愈，给困顿中的人们以希望和力量，既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温暖人心、抚慰心灵，充分体现了人民文艺的特点。为更好地引导美术创作中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艺见”发声平台本期以网络漫画为主题，邀请“老树”（刘树勇，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艺术系主任、教授，知名微博主“老树画画”）和“小林”（林帝浣，广州动漫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艺术学院教师，知名微信公众号“小林”主理人）两位著名艺术家同题笔谈、互相画像，并组织评论家向两位艺术家提问并撰写评论文章，共同探讨网络漫画的社会价值、创作生态、审美特征及发展建议等，以期达成共识，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动网络漫画繁荣发展。老树作品我跟小林见面，学校旁边吃饭。喝得有点高了，说话重复几遍。“老树”答“小林”：花开自本心○“小林漫画”问：您的作品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符号性，也在不断拓展和尝试新的题材，未来打算有怎样的突破方向？●“老树画画”答：未来怎么样，这事儿没法计划，只是看机看遇，顺其自然。近四五年一直在考察河西走廊一带的各种文化遗存，这对我影响很大。这几年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微博上也发了少量的作品，跟以往画民国江南趣味的画作差异比较大。我希望把这个阶段的试验做得丰富一些完善一些。另外，去年一年做了近百幅木刻，也还没有最终完成，还要接着干活儿。老树作品小园蔷薇盛开，我在花前徘徊。夜风徐徐吹动，月儿升了起来。○“小林漫画”问：作品IP只是文化衍生品的一个组成要素，而衍生品和周边对作品传播有极强的推进作用，是否会考虑与文化衍生品结合做创作方向的改变？●“老树画画”答：这个不会。我把两者分得比较清楚。创作的主要动力，还是来源于内心想法的独立性和不断延伸，不会受其它因素影响。老树作品日子柴米油盐，人生绝非儿戏。春风总会吹远，抱花穿过菜地。○“小林漫画”问：大众的智慧是惊人的，与网络用户读者的交流互动中，大家往往会有很妙的构思和文案，是否会产生联动从而产生新的创作？●“老树画画”答：你说得很对，网络是个无边的世界，人们在其中自由地表达，涌现出无数非凡的头脑和精彩的想法。我出过一本书《在江湖》，我说的这个“江湖”其实就是指的网络。网络上各种各样的事件和精彩的段子给我很大的触动和启发。早期画的很多画，其实就是在画这些段子，比如“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他先挂”。网络让这些画作更现实、准确、有趣、有感染力。老树作品垂钓江湖侧，放马水云间。独处多清静，何必到人前。但是，在微博上互动画成画的情况比较少。会有朋友在微博后台留言，希望我画个什么话题。但这些话题大多数跟我的兴趣有差异。总体上，我还是有个人一贯的思路，关注自己一些想法的持续表达。所以，后来很少再画网络中的话题。老树造像

书法被迫成为了一种纯艺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好事，但是从几千年所形成的全民书写行为来看这就比较复杂了，因为日常的书写不仅仅是实用的书写行为，它还伴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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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报：近十几年，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很大，我们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经济、体验经济等，都和美术、艺术设计，以及美学关系密切。您认为这种情况给美术创作带来了什么新的机遇与可能？

当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要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化。曲艺作品也是如此，你说我写10个作品，即便你写100个、1000个都没用，你就写一段好的就行，这个好的能影响时代。

冯骥、雪祁是我书法道路上最为关键的两名恩师，虽然他们在书法界不是特别著名，但是他们起到了名师大家都起不到的作用——在我书法发展的关键时期给了我指引，所以我才能走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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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国艺术报自今日起推出“百年风华——百部优秀文艺作品中的党史百年”专栏，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及其背后的故事，展现党的光辉历程，用文艺的方式助力学党史、悟思想、开新局，敬请关注。

中国历代那么多的书法家，为什么要选王羲之？是因为魏晋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峰，王羲之又是魏晋书法中最顶级的人物，以王羲之为主角，就是把最好的书法呈现出来，呈现给知道、不知道书法的人，我的初衷就是这样。

●中国艺术报：这些年来，上海昆剧团先后推出了“临川四梦”（《邯郸记》《紫钗记》《牡丹亭》《南柯梦记》）以及《长生殿》等剧目，不仅在国内演出，也到全球去巡演，可以说是风生水起，口碑、票房都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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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快速发展，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日趋多元多样的同时，也逐渐出现圈层化趋势，呈现出“壁垒”和“部落化”现象。一方面，圈层化反映了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在建立社群关系、达成群体认同、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有利于满足人们对个性化、差异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圈层存在唯我独尊、排斥异见、审美固化、党同伐异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沦为文化资本争夺的场域，对个体来说，不利于独立人格的养成，不利于正确审美的形成；就宏观而言，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利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建设，不利于人民精神力量的广泛凝聚。为更好地发挥文艺评论的引导作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围绕文艺领域存在的圈层化现象，以及当下“应援”文化、粉丝经济背后的复杂成因、多重影响，结合文艺鉴赏、传播存在的“壁垒”“部落化”等问题，约请文艺评论家撰写文艺“出圈”系列评论，探寻文艺领域圈层化症结所在，找到有效破圈方法和途径，以期“圈内”“圈外”超越文化成见，达成文化认同，广泛凝聚共识，提升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国艺术报特刊发三篇文章，以飨读者。跨越“饭圈”利益束缚，建构艺术公赏境界王一川在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网络文艺等大众艺术流行的时代，出现偶像以及崇拜他们的歌迷、影迷、戏迷圈层即“饭圈”是必然的，这种情形对认识艺术在当代社会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对认识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社会场域本身，都是有无可否认的认识价值的。然而，问题在于，当粉丝们把关注的焦点或崇拜的对象，不是放到偶像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参与其中的艺术品美学价值与社会价值上，而只是集中到偶像本身、特别是他们的私生活上，继而因为彼此兴趣差异而展开“饭圈”互喷或互撕之时，就必然跑题了，甚至越跑越偏了。当此之际，为了艺术圈（界）真的把艺术品公共性价值置于中心地位，以及将艺术公赏力的追求视为目标，就需要走出单一“饭圈”本身的视界，促进下面这些转向的发生和自觉生长。首先是从盲目的偶像崇拜转向其艺术创作建树欣赏和评析。一名歌手或演员的真正风采不在于颜值或粉丝量，而在于其演唱艺术或表演艺术。观众喜欢人民艺术家秦怡，首先是她饰演的《青春之歌》中的林红、《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女篮五号》中的林洁等人物形象的品质。秦怡的美，既来自她端庄秀美的外表，更在于她塑造出来的温柔贤淑而又坚毅柔韧的中国女性气质，这是符合中国古往今来“内美”重于“外美”的“美质”传统的。当前不少知名演员，除了演好戏、唱好歌以外，还注重参加公益活动，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为社会公共事务尽力，从而形成一种优良的艺术形象延伸到当代社会现实中的美好氛围。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的“饭圈”就主动及时组织粉丝团募捐物资，设法紧急驰援危难中的武汉人民，可见“饭圈”的力量除了相互撕扯外，原来是可以高效率、透明化地承担起危机时刻的社会公共义务的，粉丝们身上原来是可以转化出扶危济困、感动人心、激励斗志等积极能量的。如果粉丝们都注重欣赏和评点演员展示的这种银幕艺术形象美质及其社会公益风采，并且自己身体力行地参与公益事务，那无论是对于演员艺术表演水平的提升还是自身精神品质的涵养，也都是有益的。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选择从固守“饭圈”私利而转向超越“饭圈”褊狭界限的公共兴趣的共享和满足。“饭圈”总是以歌星或影星为中心的由歌迷、影迷或戏迷组成的迷男迷女的小圈子，他们有自己中意的歌星或影星，这当然有其合理性，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却不宜以此为唯一正确标准而不承认其他“饭圈”的喜爱和选择，更不宜花钱“买粉”而让自己心仪的偶像增加粉丝量。在这方面，无论是偶像还是“饭圈”都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去寻求转移或改变：有的粉丝在其偶像带动下持续地支持一些公益项目，并且多年坚持做下来；或是跟着偶像阅读同一本有益的书，并且展开更加广泛的互动交流，推动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文化风尚。如果各个“饭圈”都能够自觉地实施这类公益行为，那么超越“饭圈”的褊狭而实现公共兴趣的认同就是可能的。重要的是，既“各美其美”而又同时“美人之美”，也就是既坚持和维护自己所爱，又承认和尊重他人之爱。进一步说，超越“饭圈”私利而向往更加宽阔的公共利益的集合，可能才是真正具有价值的追求。在这方面，清代思想家顾炎武的“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思想至今仍有意义：假如各个“饭圈”的人们都把各自之“私”主动地集合为共同确认的“私”，那其实就相当于是天下之公了。将若干单一“饭圈”所守定之“私”聚合为各个“饭圈”都共同承认的公共之“私”，即探寻天下人都共同承认和尊重的公共兴趣或公共利益之所在，这对于当前中国人来说才是真正重要的，有利于汇聚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刻开辟新的未来的磅礴力量。进一步看，这样做或许是向着更高层次前行的必要预备：从听凭浮于表面的时尚流的无意识牵引，转向有着自觉的思索或批判性思维的反思型人格的涵养。由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网络文艺等大众艺术所拉扯的时尚流，绝不会长久、更不会永久停留在同一热闹层次上，而总是会快速地掀起又很快消逝，这要求身处“饭圈”的人们，在释放自己的个人喜好时，能够时不时地回头冷静反思自己曾经喜爱或追随的那些消费时尚流，产生出一种有距离的和冷静的旁观态度，敢于清理自己曾经迷醉过的时尚泡沫，这应当有利于涵养一种对于各种时尚流都能随时予以反向思考的反思型或自反型人格。要导向这个看来高远的目标，不妨从现在做起：“饭圈”内部可以加强自律、自觉性，经过集体商议而制订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言行规则，例如有的后援会就曾经倡导在偶像的影视作品上映或播映时，自觉地不在网络上“控评”，不雇佣“水军”，也不影响“路人”观影或收视。有的在团建买票时，主动把黄金时段以及好位置留给其他普通观众，展现出社会公德上主动修为的精神风貌。这样一些言行规则，初看起来不起眼甚至微不足道，但如果积少成多、日积月累、坚持不懈，就会逐渐成为一种良好的“饭圈”习惯，对其他“饭圈”形成一种感召力，受到人们赞许，反过来也有利于促进粉丝自身的反思型人格涵养。而如果更多的“饭圈”都这样行动起来，自觉地朝向反思型人格涵养，那么整个大众艺术圈的风气就可能得到改善。当然，要达成整个“饭圈”风气的整体转化，其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媒体平台在媒体技术、应用软件等方面的媒体行为的根本改善，以及媒体管理部门行之有效的治理举措，特别是对不良软件或平台行为的严格约束。同时，用户量巨大的视频网站，可以通过购买经典艺术、佳作或自制高质量之作，引导用户更加专注于欣赏或反复欣赏优秀艺术，例如文化类电视节目《国家宝藏》《中国地名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美食中国》等，电视剧《外交风云》《大江大河》《情满四合院》《长安十二时辰》等，电影《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哪吒之魔童降世》《我和我的家乡》《夺冠》等，网络剧《白夜追凶》等，形成共同欣赏高质量艺术品的公共艺术氛围。确实，假如各个“饭圈”都能将自身的关注焦点转向艺人的艺术创作建树以及社会公益义务履行、公共兴趣凝聚和反思型人格涵养上，以及媒体平台在严格约束自身的同时着力推动优秀艺术传播，那么，艺术公赏力的实现就可能不再只是遥远的梦想，而会逐步成为今天和未来的现实。真正健康的艺术界或艺术圈，诚然可以存在不同“饭圈”的各自所爱、所尚，这一点是需要承认和尊重的，但与此同时，更需要跨越各自“饭圈”利益的束缚，建构起更高程度和更具公共性的艺术公赏境界，使得不同“饭圈”的公共兴趣、共同利益或共通体验都可以找到同一个共享点，在此汇聚为共同的中国艺术心灵的建构。我所说的中国艺术心灵，是指古往今来中国文化传统所孕育成的那种天地人三才分合、我者与他者相互涵濡、淡泊宁静、虚实相涵、“内美”重于“外美”等审美表现品格，它们都可以贯通于各个艺术门类活动中，形成共通的民族艺术特征。面向未来的、全球化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当前中国文化艺术建设，恰恰需要探寻这种中国艺术心灵传统的当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途径，及其在当代的文化艺术土壤中的强势生长、逐步壮大和健康发展。（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圈层：新差序格局、想象力和生命力胡疆锋对圈层文化而言，2020年是无法绕过的一年。从肖战227事件到B站《后浪》争议，再到何炅应援事件，圈层一次次地成为社会焦点话题。有人乐见圈层里的风生水起，也有人说一入圈层误终生。无论如何，无法否认的是：圈层早已水流众生，如影随形。圈层的新差序格局圈层文化并非是网络时代特有的产物。圈层一词最初来自地质学：形成地球的物质并非是杂乱无章的堆积物，而是具有层级架构的圈层。不同的物质密度、同位素、结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圈层（如玄武岩、橄榄岩等）。后来圈层概念被广泛应用到很多领域，特指社会中的分类化动态场域。借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使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社会看成若干个圈层，它们是基于“差序格局”形成的同心圆“波纹”。所谓“差”，就是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学缘、趣缘等形成的横向关系，体现出“圈子”（亲属、行会、乡党、师承、同年、街坊、同仁、派别等）的广度；所谓“序”，就是人伦等维持社会圈子的纵向秩序，意味着“圈子”的深度。在网络时代，圈层出现的次数、密度以及丰富与复杂程度都与以往大不一样，形成了“新差序格局”，其特点主要有：其一，网络平台催生和构造出更为丰富的圈层文化，且多为亚文化，既包括诞生于线下、借助网络传输的文化（如涂鸦、朋克、嬉皮士、街舞、快闪、行为艺术等），也包括主要在网络中形成并传播的文化（如黑客、弹幕、二次元、赛博朋克、字幕组、鬼畜、“饭圈”、御宅族、同人、喊麦、丧文化、佛系青年等）。比如，“饭圈”文化（粉丝文化）的大本营之所以出现在新浪微博，就是因为新浪微博推出了名人用户招募计划，吸引了大量明星用户，其“话题”和“超级话题”板块审核严格、管理专业，培育了无数铁粉，非常适宜“饭圈”文化的发展。其二，网络时代的圈层大多以趣缘为“圆心”。网络平台重视社群观念的发展，能够把亚文化群体和同好联结集合起来，甚至在某一领域形成了垄断。不同的网络平台往往有不同的策略和社群设置，号召风格各异的圈层和亚文化群体入驻，形成了不同的趣缘属性，“饭圈”“某某控”“某某迷”等圈层文化都是趣缘的体现。网络空间是圈层文化兴起的“趣缘空间”（affinityspaces），这种趣缘空间具有了“部族”或“新部族”的特征，代表着当代社会关系日益增强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以成员共同的生活方式、趣味为中心。如知名的同人文化社区LOFTER（乐乎）的口号就是“让兴趣，更有趣”；国内最大的二次元网站B站也是如此，它划分了直播、动画、番剧、国创等19个社区，汇聚了7000个垂直（核心）兴趣圈层，包含了200万个文化标签。趣缘空间虽然基于各自的兴趣和品位，但与经济基础、社会地位、阶级属性、社区环境、文化背景、思想倾向也密切相关，圈层蕴藏着难以忽略的结构性因素，把同一代的青年隔离在不同的圈层和“折叠空间”里。其三，圈层成员的认同感和排他性更强。网络时代的圈层文化构成了喧嚣而孤独的舒适区和同温层，成员在圈层内部可以获得存在感、认同感、归属感。不过，对群体的集体认同也容易淹没成员的自我认同。不同圈层通过仪式化的、风格化的方式强化圈层身份、自我赋权、与其他圈层开撕，形成了亚文化特殊的一种抵抗方式。“饭圈”中高频出现的“颜值即正义”“钱包都给你”等“娱乐至死”的狂欢化行为，认为“非我圈类，其心必异”的充满戾气的攻击行为等，都是圈层文化的极端化表现。圈层文化的想象力从功能上看，圈层和亚文化之所以会出现，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有时，圈层试图通过想象性的解决方案来处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矛盾，缓和内心的焦虑，满足某种社会功能；有时，圈层是父辈文化及同代人的某种冲突的产物；有时，圈层是支配文化、媒体的建构（如道德恐慌、夸大、贴标签、污名化等）的结果。当代圈层文化展现出丰富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帮助成员利用信息增进理性，让他们转换视角重新打量早已熟悉的社会，深刻体会社会的相对性与历史的改造力量，以“陌生人”或“局外人”的眼光重新打量所置身的空间，重新评估当代价值。比如弹幕文化就满足了特殊圈层的需求。初看弹幕，旁人会感到花里胡哨的文字满天飞窜，满坑满谷群魔乱舞，污言秽语让人猝不及防，黑话隐语屏蔽了好奇的窥探者，有时密集的弹幕甚至会遮挡住最初的文本，剥夺原创者的话语权。弹幕文化充分满足了圈层内成员的分享需求：有趣的东西需要和人交流，吐槽需要有听众/观众，有发现需要诉说，有感受需要寻找共鸣，有疑团需要有人及时解惑，批评需要有人回应。如果说数字化生存的状态是“孤独的狂欢”，那么弹幕则提供了温暖的陪伴感和归属感。许多时候，弹幕和原文本同样重要，甚至有人戏称：“我就是来看弹幕的！”“如果关了弹幕看晚会，那至少失去了一半乐趣。”再如坚持“万物皆可组”的豆瓣，豆瓣圈层的根基是各种奇葩的小组：“在这里发现跟你一样特别的人，并与之交流”。“丑东西保护协会小组”就是一例，这个小组成立才不过一年，就拥有了15万用户。他们相信“美丽惹人怜，丑东西也需要爱”“保护丑东西，人人有责”，每一天都有人在小组内分享着生活中自己被“丑”到的瞬间，从黯淡中发现闪光点，互相保护、尊重、欣赏和理解，为“丑东西”找到它的容身之所。圈层的动态边界与生命力正如地球从来没有停止过变动一样，圈层的边界并非是僵化的、静止的，圈层始终都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动态场域，不断从内向外辐射、从外向内渗透。圈层从来不是单行线和禁闭室。圈层的分界是有时间限定的，今日是亚文化的事物，明天可能就会和主文化融汇。如美国学者默顿所言：“一些文化英雄被尊为英雄的原因恰恰是他们有打破当时群体中流行规范的勇气和远见。如大家所知，昔日的叛逆者、革命家、不守成规、个人主义者、持非正统见解者或叛教者，经常是今天的文化英雄。”默顿所说的这种文化角色的反转，在圈层的演变史上比比皆是，从摇滚乐、饶舌到牛仔裤、T恤衫，都是如此。事实上，当代很多圈层早已经出圈、破壁，打破代际、次元之间的隔阂，为主导文化、主流文化注入了汩汩活水。“国家面前无爱豆”“帝吧出征”“814大团结”“云监工”等“饭圈”话语的流行和事件的发生，就是“饭圈”文化与主导文化良性互动的例子。一些小众题材的文艺活动如嘻哈、配音等，也突破了固定的圈层，成为大众爆款综艺节目，反响热烈。优酷的“这就是”系列（《这就是灌篮》《这就是铁甲》《这就是原创》等）将篮球、机器人竞技圈、音乐圈层推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上，也是圈层破壁的范例。当下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词汇如给力、开挂、脑补、吐槽、控、萌等等，大多来自二次元文化及玩家梗。以B站为例，B站最初只是二次元圈层的乐土，开始时是“限时注册”“邀请码注册”，后来虽然放宽了注册限制，但依然设置了一个“知识门槛”，要求用户通过严格的晋级考试，如限时回答出100道“二次元”相关问题，才能从普通的注册会员转为正式会员，拥有发送弹幕等权利。不过B站早已经不再是“唯我独尊”，而是多次跨界、破壁，吸纳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因素，如《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等综艺节目爆红于B站，《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取得了百万级的播放量和3.9万条弹幕。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最强医生》系列动画视频在B站发布，为抗疫医务人员助威鼓劲，好评如潮。身处圈层的当代青年应该快乐入圈，勇敢出圈。既要尽情享受同温层，也要敢于走出舒适圈，在圈层中不沉迷、不依附，努力建设丰富的圈层共同体，展示出圈层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力。50年前，面对全新的、跨时代的、全球性的代际决裂，美国学者米德敏锐地预感到后喻文化即将来临，写下了名著《代沟》。50年后的今天，在微时代语境下，后喻文化更是大行其道，后浪入海喜相逢，年轻一代在理解中获得了新的权威。如果说原子代表过去，比特代表现在，或许圈层文化就代表着未来，摇曳不定，潜质无穷。（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筑圈”与“出圈”：平台资本、圈层意识形态与青少年亚文化马中红“出圈”似乎成为近年来互联网平台、文娱产业和流行文化最热衷的追求。“圈”，顾名思义，是一个闭环，具有小众、封闭的特性。“圈”在本性上与流行、商业、主流价值观的关联程度较低。以“圈”为基础生成的“圈子文化”，共同的兴趣爱好是纽带，逐渐养成某种特定的趣味、风格和价值主张，彼此认同，如“字幕组”“声优族”“二次元”等等。作为趣缘群体的“圈子”设有壁垒，各自为政，但彼此间相安无事，对圈内成员影响比较大，对社会影响较小，处于自娱自乐阶段。许多“圈子”用圈规、专属语言和符号、约定俗成的礼仪等“筑圈”，用于阻挡圈外人的窥视、干涉，避开文化规制，建造属于青少年趣缘群体的世外桃源，圈地自萌。2014年前后，互联网资本入场，以攻城略地之势先后进入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综艺、网络视频等领域，以收购、投资、扶持、挤兑等手段，迅速完成平台化和产业化，在垂直行业建立起垄断地位，比如网络游戏领域的腾讯、网易和完美世界；网络文学领域的起点中文网；网络音乐领域的网易、QQ音乐；动漫二次元领域的B站；短视频领域的抖音、快手等，促使原先发散性、放射状栖居于互联网茫茫大海中的青少年亚文化逐渐汇集在这些互联网头部平台上，形成平台化生存的特性。资本彻底改变了青少年亚文化的生态，撬动了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变化。首先，青少年亚文化在自发自为状态中形成的“圈子”不利于吸粉和变现，因此，“出圈”成为资本追逐的首要目标。2018年，B站上市，完成第一轮资本运作。在此之前，作为二次元青少年亚文化聚集地，B站拒绝商业广告，拒绝将流量变现，B站的“拜年祭”也“小而美”，上演节目以自己的UP主和亚文化风格为主，但资本改变了初衷，很显然，“出圈”扩大影响，覆盖更大的人群，创作顶流作品成为B站当下的焦虑和欲求所在。其次，在“出圈”驱动下，趣缘“圈子”在资本不遗余力的操纵下演变成“圈层”。“圈子”和“圈层”的文化生态截然不同。“圈子”文化以弱社交为目的，参与者热衷表达个性自我，刻意追求文化符号创新；“圈子”内部是一个“平的世界”，没有强制性约束，充满流动性，“圈子”与“圈子”基本互不往来；圈层文化则不同，它的底色虽然也是趣缘，但更强调“圈子”的共同体命运，有严密的“类科层制”组织结构，个体服从集体，内部权力结构固化，外部排斥异见。圈层文化以近年来活跃的养成偶像系“饭圈女孩”最为典型。养成偶像与传统明星偶像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成名之前毫无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可言，是粉丝们一手“养大”的网红。为了给自己的偶像争取“出道”机会，维护其形象和利益，“饭圈”内部鼓励投入时间、精力、情感、金钱，“饭圈”外部还要同仇敌忾，为偶像而战。其三，互联网头部平台依托大数据、算法、AI等技术，为青少年亚文化内容生产者带来精准粉丝，也为粉丝找到共同体。一个直播平台的粉丝通过标签筛选很容易找到同时符合“深夜在线”“绵羊音”“高颜值”的目标主播；一个明星的粉丝也很容易通过微博“广场”“超话”，以及明星后援团、工作室和官微等路径很快接触、了解和加入“饭圈”。由此可见，在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资本强力介入下，青少年亚文化内容生产、传播、变现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内循环——瞄准目标、细分市场、定制内容、量体包装、精准推送的商业逻辑改变了亚文化的生成和传播规律，在流量经济和粉丝经济的驱动下，有趣好玩、娱乐狂欢、奇观化、审丑类的亚文化，开骂、互撕、引战等文化实践行为，无疑更容易得到病毒式传播，从而在当下的互联网环境中滋生出一种极化的圈层意识形态：唯我独尊、排斥异见、党同伐异。圈层意识形态的权力机制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内生趣缘主导型，即上述以兴趣导向的“圈子”，内部权力结构扁平化。二是“平台+资本”主导型，互联网平台利用资本和技术力量支配青少年亚文化生产和传播，这种隐藏的力量很容易为某种亚文化造势或抑制某种亚文化，为重要的流量大V强力加推，有意识引导内容生产的偏向性，以平衡平台的活跃度和获利性。三是意见领袖主导型（KOL），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显性KOL，如网络文学大神、二次元大拿、“饭圈”老粉等，在他们所属的亚文化群体内有地位、受欢迎、有号召力，还有显著的“亚文化资本”傍身，比如出过书、获过奖、写得好文、P得好图、有第一手资讯等；另一类是隐性KOL，如“饭圈”站主、网文编辑、贴吧吧主等，他们通过有形无形的权力左右“圈子”成员以及事态进展。四是综合博弈型，即混搭导向的权力关系，集合了KOL、粉丝、网络平台、商业运营团队等在内的，既协作又博弈的复杂权力关系。圈层意识形态的四种权力机制在不同类型的青少年亚文化生产、消费和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均衡。通常来说，内生趣缘主导型的圈子凝聚力和封闭性强，权力关系以亚文化资本的多寡来衡量，同时对商业资本介入持有怀疑、犹豫的态度，不以“出圈”为目的，社会影响力一般。其他三种权力关系的圈层内部等级固化，对外又“虽远必殊”，同时在资本支持下以“出圈”为荣，难免会将极化的圈层意识形态带往互联网世界，甚至在现实世界，成为一股即点即燃的暗流，加大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之间的割裂和分化。为防范青少年亚文化存在的此类风险，须有效治理网络上青少年亚文化乱象，洞悉不同权力在圈层意识形态中的作用力，加大对互联网平台及资本、头部KOL的监管，尤其是以“出圈”为目的的青少年亚文化的预警、监督和引导，防微杜渐，防患未然。（作者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我听了嫦娥奔月的故事，就用手中的泥巴捏出自己想象的嫦娥的形象；读完《西游记》，我又自己捏出了猪八戒；听了老人们讲的故事，我又尝试捏出了岳飞、岳云……父亲和母亲经常批评我“成天胡捏，不好好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