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半年之久的巴以新一轮冲突，给美国和以色列的紧密关系撕开了一道裂痕。美国从偏袒以色列，到为安理会呼吁停火的决议“开绿灯”；以色列从“一意孤行”，到突然撤军，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从偏袒到投下弃权票问：3月底，美国投下弃权票，令联合国安理会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立即实现停火。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美国开始转变对以色列的态度？肖河：拜登政府被美国媒体称为有史以来最亲以色列的一届美国政府。拜登曾经不止一次表示，由于自身的政治经历，他有着非常深厚的以色列情结，甚至把支持以色列视为一种道德原则的要求。正是因此，在去年10月8日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拜登立即站了出来，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美国将坚定站在以色列一边。任何东西，只要以色列需要，美国就会倾囊相授。拜登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长达六个月的冲突中一面不断向以色列提供各类武器弹药，一面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其他国家提出的各类要求立即停火的决议案。然而，拜登的“我本一心向明月”，却没有换来内塔尼亚胡的对等“体谅”。由于以色列在冲突中的无所不用其极，拜登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内外压力。如果说面对国际压力，白宫还可以充耳不闻，那么在大选年，遭遇的国内压力就无法忽视。为了减轻压力，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拜登政府高官，多次公开要求以色列改变在加沙地带的“无差别打击”战术，允许更多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并且不得在“没有适当善后方案”的情况下进攻有着140万人口的南部城市拉法。然而，内塔尼亚胡政府对此似乎充耳不闻，不仅在战术和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上无动于衷，甚至公然声称已经批准了大举进攻拉法的计划，要借此彻底消灭哈马斯。以色列毫无回旋的顽固态度不仅使得拜登政府“颜面尽失”，也让华盛顿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白宫的对以政策，认为正是因为拜登本人的纵容才会导致出现美以关系当前的局面。二、双边关系暂时得以转圜问：面对“孤注一掷”的以色列，美国的影响力究竟几何？肖河：3月以来，为阻止内塔尼亚胡“孤注一掷”，拜登政府不断加码对以施压力度。首先，华盛顿不断做出一些威胁内塔尼亚胡“政治生命”的小动作，包括让惯来亲以的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放话，呼吁以色列尽早重新选举，以及邀请以战时内阁成员、未来可能取代内塔尼亚胡出任总理的以国家团结党领袖甘茨访美。看到政治威胁没有立即“软化”内塔尼亚胡，在3月25日的安理会投票中，美国代表一反不断“否决”的常态，投“弃权”票放行了一份要求巴以立即停火的决议。虽然之后美方放话，表示“美国的对以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声称决议没有法律效应，以此控制投弃权票对美以关系的冲击，但是没有人会真的认为，美国的对以政策没有变化。对于拜登的强硬施压，内塔尼亚胡的第一反应也是强硬回击，公开宣布取消派高级代表团赴美讨论拉法问题的行程，随后又将其“降格”为视频会晤。4月1日，以色列更是悍然袭击伊朗驻叙利亚的领事馆，造成包括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在内的7名伊朗公民身亡，试图将局面进一步搅乱，拖美国下水。面对这一不堪局面，拜登终于在4月4日向内塔尼亚胡发出“最后通牒”，表示以色列只有“数天甚至是数小时”的时间来改变自己的加沙政策，如果其没有实质改变，那么“就只有让我们来做出改变了”。所谓“变化”就是将美国对以军援与以加沙政策“挂钩”，也就是威胁以色列，如果不满足美国在对加沙战术、人道主义援助和拉法问题上的要求，美国将会减少、减缓乃至暂停军事援助。在内塔尼亚胡亲口答应拜登“将会照办”之后，拜登进一步要求，以方不能只是私下答应，必须在当天就公开宣布。当天晚上，以战时内阁正式批准，重新开放冲突爆发后就遭到封闭的加沙北部埃雷兹口岸，暂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得以通过阿什杜德港进入加沙地带，同时放宽凯雷姆沙洛姆口岸的输入限制，让更多物资得以从约旦进入。之后，以色列进一步从加沙地带撤出地面部队，同时宣布继续与哈马斯代表在开罗就长期停火展开磋商。最终，在巴以冲突将美以关系带入“濒临破灭”的转折点后，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在美国的安全威胁前让步，让两国关系暂时度过危机。这也证明了之前国际关系理论家斯蒂芬·沃尔特的看法，那就是美国过去有能力影响以色列，现在也同样如此。三、紧张根源仍未得到消除问：在大选年的背景之下，美以之间的微妙关系接下来将如何发展？肖河：对于以色列的政策调整，如释重负的拜登政府在第一时间予以欢迎，但同时后者也难言就此放心。多次在加沙问题上与以政府交涉的国务卿布林肯就表示，“真正的考验是能否获得成果，我们将在未来数天和数周对此保持关注”。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担心内塔尼亚胡政府再有反复。去年11月，以色列一度与哈马斯达成了为期一周的临时停火协议，后者也释放了半数被扣人质。当时，包括美国在内，国际社会多方都期望抓住这一机会，将临时停火转变为永久停火，结束这一轮危机。然而，迫于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内塔尼亚胡以哈马斯的军事打击破坏停火为由，开始在加沙北部执行“焦土政策”，在加沙南部实施完全包围，试图以极为残酷的镇压打造出一个所谓的“去冲突地带”。此后，巴勒斯坦平民死伤人数迅速从11月底的1.3万人攀升到3月底的3.2万人。数字的上升使拜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国内政治麻烦，阿拉伯和穆斯林裔美国人、普遍同情巴勒斯坦的年轻人，还有进步主义者等民主党“票仓”对白宫的不满日益加剧，民主党选民对拜登对以政策的支持率也从11月的60%跌落到当前的47%，独立选民的支持率甚至只有区区21%。拜登在全美各地的助选活动，也会“日常”遭遇抗议。如果内塔尼亚胡政府未来再复制“退一步，进两步”的做法，大举进攻拉法，那么伴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拜登团队恐怕将面临大麻烦。届时，即使拜登选择“壮士断腕”，断然与以色列切割，也会因其之前持续纵容和包庇内塔尼亚胡政府而遭批评。更不用说，如果走到了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爆发、美以关系依然破裂的地步，白宫团队为拜登精心塑造的“有经验的国际领导人”的形象怕是要粉身碎骨。难点在于，拜登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战，内塔尼亚胡也同样如此。为了尽可能回避追究冲突爆发的责任，延长执政时间，内塔尼亚胡一天比一天更需要迎合国内极端保守派，取得更多所谓“安全成果”。因此，美以虽然已就进攻拉法的方案展开讨论，但没有取得多少共识。就此而言，拜登要想在大选中回避巴以冲突的灾难性影响，很可能还是要在对以政策上更多挥舞大棒，让以色列感受到更严重的损失。美以博弈恐怕还将继续。（本文发表于《新民晚报》2024年4月11日。）往期精彩回顾封面图片源自网络。

冷战结束后，世界经历了近30年的相对稳定与和平，没有出现大国之间的激烈冲突和尖锐对抗。这段时期也被称为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推进和全球治理的发展是其主线，大国间虽然有竞争，但主要舞台是经济表现和发展效率，零和博弈的地缘政治通常退居后台。然而，30年对于演变速度越来越快的当今人类社会而言，是一段太长又太短的时光。太长是指其足以让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太短则是指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在不经意间就已经发生，让人既来不及做出反应，又难以在心理上坦然接受。英国“退欧”和特朗普上台拉开了全球范围内针对后冷战时代的“反动”序幕，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则让这种“激荡”展现得更为透彻。2023年的世界丝毫没有表现出将要从激荡和碰撞中恢复过来的迹象。对于后冷战时代心怀不满的国家和群体，还在更积极地用自己的方式来矫正已然被全球化塑造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版图。美国开始在理论上否定过去的全球化，拜登政府也打出了“新华盛顿共识”的大旗，一面保护本国产业和工人，一面构建在关键领域“去中国”的全球化。俄罗斯承受住了考验，坚持扭转冷战以来自身地缘政治空间不断遭到挤压的态势。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全球南方，民粹主义和文化还原主义都在继续抬头，不同群体和文明在一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相互猜忌与冲突的剧目还在不断上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并未减缓，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大调整还在深化。过去一年、过去数年的激荡并没有解决后冷战时代积攒下来的沉疴，也不可能扭转南北力量格局的变化，这意味着2024年的世界仍将充斥各类矛盾冲突。美国在初步走出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高通胀困境后，自身一度岌岌可危的战略自信有所恢复。拜登政府虽然无意改弦更张，但也不愿中美关系真的“脱轨”。权衡之下，白宫很大可能继续以“去风险”为名推行对华“稳态竞争”路线，既不纠偏，也不大幅加码。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大选年的来临势必将使美国的极化政治推上新的高度，面对高唱对华“脱钩”、批评民主党对华“软弱”的特朗普阵营，为了争夺少数摇摆州的选票，拜登阵营很可能不得不继续倒向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怀抱，实施更多的对华经济打压政策。与此同时，由于美国不愿意放弃过去数年陆续铺开的对华政治和安全遏制，不愿在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上放弃错误立场，发生新的“撞机”或者“气球”事件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和低估。风险事件与美国大选年的“相遇”仍有可能将中美关系带入新的“危险地带”。当然，明年美国大选及其结果不仅会影响中美关系，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世界未来走向。如果拜登能够连任，那么当前其推行的缺少全球化动力支撑的全球主义还能得以维系，世界经济还能维持住阵营式的全球化局面。如果美国经济还能保持增长韧性，制造业有所起色，那么美国社会中支持全球化的力量还有可能重新占据上风。如果特朗普当选，整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将大为增强，西方内部保持一致的难度都将空前增加，世界经济体系很可能由阵营式的全球化进一步走向破碎的全球化。在欧洲，乌克兰危机已经持续近两年，战争的烈度也在不断提高。虽然目前战线僵持，双方也都承受着沉重的战争消耗，但是在2024年和平曙光依然难以浮现。一方面，俄罗斯率先实现了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率先的战时转型，而西方国家则尚未做好从“速胜”到“持久战”的产业和心理准备，这使得俄方增强了通过持久消耗迫使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接受状况的信心。另一方面，美国虽然因为巴以冲突的国内党争的纠缠，一度暂停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但是拜登政府并没有真的改变在乌问题上“需要支持多久就支持多久”的立场，仍然在通过欧洲不断向乌提供支持，并在国内积极推动军工部门的产能增加。应当看到，虽然冲突消耗巨大，但是乌克兰属于“必争之地”的态势没有变，美国试图借助冲突削弱俄罗斯力量、分化中欧关系的态势没有变，这决定了冲突还将持续，其外溢效应还将继续释放。大国博弈的持续和激化不仅使大国无暇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地区安全问题，也给了其他国家更多自行其是的空间和机会。在东北亚，原本就陷入僵局的半岛安全问题各方还将继续被乌克兰危机波及，朝俄与美日韩之间越发明晰的阵营对抗势必引发半岛新一轮的对抗浪潮，爆发新危机的概率不可低估。在中东，受国内宗教保守派和极端强硬派的裹挟，以色列难以改变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这将使得这一轮巴以冲突难以平息，在红海两岸已经浮现出的不稳定地带还将扩大和加剧动荡。在非洲，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脆弱和外部冲突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扰动，政变和内战的风潮还可能继续蔓延。当今世界各种动荡背后体现的是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猜疑和对抗，其源头是不平衡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显著分化。然而，很多人看到了这一问题，却提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法，试图通过拥抱文化还原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来解决问题。这犹如抱薪救火，反而加剧了各类复杂的矛盾冲突。遗憾的是，在短期内这一势头还不会趋于平息，不论是在美国、德国、以色列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关于国家应该往何处去的斗争还将变得更加激烈，其国内和国际后果还将进一步凸显。在这一背景下，推进全球治理的前景也不容乐观。过去一年，全球气候变化越加明显，然而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却没有取得同等程度的进展，其原因就在于美欧等大国将相当大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在了与中俄等国家的战略博弈上，削弱了国际社会的相互信任和团结，使得集体行动更加困难。鉴于大国关系在2024年难有显著改善，全球治理步履蹒跚的局面恐怕也难有改观。应对气候变化如此，规范人工智能的发展恐怕也将如此。2024年，中国将继续置身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之中。应对继续深化发展的变局，中国要坚持守正创新，不被各种错误思潮所影响和动摇，坚定推进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全球化，努力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确定性。（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在美国许多人看来，2024年美国大选将是一场影响本国命运的关键选举。当下美国政治高度极化，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内外政策上的共识越来越少。政党更替已经不再仅仅意味着少数内外政策的有限变化，而是国家总体方向的剧烈摇摆。共和党方面，以目前党内初选态势看，前总统特朗普再度角逐总统宝座的可能性很大；拜登政府、民主党和美国建制派对此严阵以待，甚至打出“美国民主的命运系于此次选举”的口号。这意味着2024年拜登政府的内外政策将更多以赢得选举为导向。一、对内：确保经济软着陆，推动进步主义改革对内政策上，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美国经济软着陆。2023年，美国经济好于预期。拜登团队和民主党将这些成绩归功于“拜登经济学”，即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结合，试图将此打造为吸引中间和温和选民的关键招牌。受核心通胀率仍然较高等因素拖累，大部分美国民众并未从经济复苏中感受到明显获益。2024年，将好的经济数据转换为选民支持率是拜登政府的一大重点。一方面，继续重视控制通胀，降低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在内外政策上尽力求稳，避免出现严重扰乱经济复苏的新危机。与此同时，拜登政府还会继续推动尚未兑现的进步主义改革承诺，巩固民主党的基本盘。改革包括：一系列增税措施，涉及公司所得税、股票回购税等；更严格的控枪措施；更高标准的社会保障措施，涉及儿童抚育的免税额度等。这些承诺此前未能兑现，主要原因在于国会的掣肘。2022年中期选举前，共和党控制着参议院，之后则控制着众议院，这决定了只有那些不那么“进步”的主张才可能被立法实现。在剩下的议题上，两党分歧极大，共和党也绝不会愿意在大选前为拜登政府提供新的立法成绩。因而，拜登政府未来推动相关改革大概率是雷声大、雨点小。二、对外：管控地区冲突，稳住中美关系对外政策上，拜登政府首先要确保地区冲突不会拖累选情。在俄乌冲突上，虽然持续的对乌援助消耗了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引发不少民众不满，但是在美国政界，支持援乌的还是多数。况且，如果乌克兰在2024年因后继无援在战场上遭受重大挫折，势必成为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重大破绽，并将之前借助危机巩固西方联盟的“外交成绩”一笔勾销。因此，拜登团队已经明确表示，未来将继续确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一场“战略失败”。在巴以冲突上，拜登政府不可能改变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立场，但将尽可能控制冲突外溢，防止美国被“拖回”中东的战争泥沼。为此，拜登政府将一边继续展现强硬但克制的军事姿态，一边做出推进“两国方案”的姿态，化解地区的反以反美情绪，还会更多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发挥斡旋作用。对华政策将是拜登政府对外政策又一重点。出于防止美国经济受到“外部扰动”以及避免“三面受敌”的考虑，拜登政府将选择继续稳住中美关系。为此，拜登政府将积极利用两国间机制性交流，尝试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展开合作，尽可能维持双边关系止跌趋稳的态势。同时，面对在对华政策上更加强硬的特朗普，拜登为避免自身被贴上“对华软弱”的标签，也不太可能采取能够实质性改善中美关系的措施。总体而言，面对国内政治的高度极化和选举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2024大选年，拜登政府的内外政策空间极为有限，很难期待其做出有意义的政策反思和调整，由此产生各种负外部性。（本文发表于《半月谈》2024年第5期，网络版有删改）往期精彩回顾封面图片源自网络。

当今世界很多国家不愿意上美国的“餐桌”，到底是它们的问题，还是这张桌子本身有问题？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日前闭幕，与会方在诸多问题上仍存较大分歧，全球安全曙光难现。期间，一场“餐桌之争”持续引发世界舆论关注。2月17日，慕安会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印度外长苏杰生在会场拜耶里切酒店共同参加了一场座谈，讨论多极世界问题。作为东道主，贝尔伯克首先就主持人关于“德国为什么对当今世界的多极化持开放态度”的提问作答。在当前西方语境之中，这一问题并不是要夸奖德国，而是一种质问。提问者提问背后所谓的逻辑恐怕是：在本来就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多极恐怕会使得一些大国更加不必担心外部的约束，从而自行其是。既然如此，德国又为什么要欢迎多极化呢？对于这一尖锐问题，贝尔伯克的回应是，德国希望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同时，各国都能做到“坚定、尊重和自我反思”。换而言之，多极化并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一些国家还没有做好迎接多极世界、调整自身思想和行为的准备。其中，在谈到所谓对待错误行为要“坚定”时，这位女外长用了一个比喻，暗示多极世界应该是“所有人在餐桌旁商量着如何切分桌上的馅饼”，不能放任个别国家“将其整个抢走”。然而，贝尔伯克的“餐桌”比喻好像按下了一个按钮，让在场嘉宾和观众接下来一直围绕着这张“桌子”打转。在贝尔伯克之后回答问题的就是布林肯。当被问及在中美关系的问题时，布林肯先是自我表扬了一番本届政府对内投资和对外联盟方面的成绩，而后强调了“基于自愿的联盟与伙伴体系”是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比较优势，承认即使强大如美国也不可能独自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随后布林肯话锋一转，表示“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在餐桌上，那么就会出现在菜单上”。此言一出，不少分析认为，布林肯的说法再次表现出美国强硬的立场。而从上下文来看，布林肯的“餐桌菜单”论也体现了美国背后的焦虑。即如果美国抗拒参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机构，抗拒在多边层面与盟伴合作，那么其结果将是美国无法在多边层面发挥自身的影响，最终关乎美国利益的事务可能会在美国“不在场”的情况下被他国决定。布林肯的这一番比喻，首要目的还是要为拜登政府重视寻找伙伴、构建联盟的外交政策“正名”，驳斥美国国内正在抬头的孤立主义，安抚对于华盛顿可能再次发生政权更迭、引发外交政策大变向而惴惴不安的欧洲盟伴。其次，布林肯此言也是敲打刚刚为多极化辩护的贝尔伯克，暗指德国或者其他可能成为美国“盟伴”的国家不可能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独善其身”，必须选边站队，否则就会失去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相应的自身利益。在场的嘉宾和观众自然都听懂了“餐桌菜单”论的弦外之音。其中，承受着最大压力的还是印度外长苏杰生。由于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拒绝完全站队美欧，始终保持着与俄罗斯的石油贸易，在此次慕安会上印度遭到了不少或明或暗的批评。因此，趁着被问及印度如何在金砖国家和西方之间自处，苏杰生也借用了“餐桌”的隐喻，表示只要与他者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就会给国际社会这张“餐桌”增添价值。显然，苏杰生此语是在批评美欧在危机后试图在外交上彻底孤立俄罗斯的做法，强调印度同时与美欧和俄罗斯发展关系的做法才是符合国际社会利益的。考虑到德国和印度的一贯外交立场，贝尔伯克和苏杰生在多极化和“站队”问题上与布林肯有分歧并不令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对于布林肯“餐桌菜单”论，最直接的批评来自于现场的乌克兰议员奥莱克西·贡恰连科。在提问环节，他颇为尖锐地质疑道，乌克兰在布达佩斯上了“餐桌”，自愿放弃了核武器，但是现在依然在“菜单”上，乌克兰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美国是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还是更希望乌克兰重拾核武器？贡恰连科的质问揭示出了一个比上不上“餐桌”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其他国家即使上了美国所期待的“餐桌”，就能真正免于上“菜单”的命运吗？当今世界很多国家不愿意上美国的“餐桌”，到底是它们的问题，还是这张桌子本身有问题？慕安会上的这场“餐桌”之争也表明，即使是在其盟伴之中，美国所青睐的单极世界和“非此即彼”也并不得人心。借用贝尔伯克的话来说，美国还有整个西方还需要更多的反思，真正接受并且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打造一张平稳、有序、普惠、包容的“餐桌”。（文章发表于“深海区”微信公众号2024年2月27日。）往期精彩回顾标题图片来自网络。

2024年是美国大选年，也是中美建交45周年，美国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混合路线”面临考验。一、拜登政府折中道路自2016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任何一个准备参与对外政策讨论的美国人都需要在一个基本问题上表明立场，即到底是支持全球主义的外交路线还是民族主义的外交路线。前者的基本假设是“美国不可能独自实现和平与繁荣”，只有坚决维护现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才能保护好美国的国家利益。后者的基本假设是“只有独自行事的美国才能实现和平与繁荣”，美国在二战后建立、在冷战后巩固的国际体系已经总体“资不抵债”，不应再不惜成本地持续维护。选择哪种路线，也就很大程度上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系列重要议题上选择了具体立场。拜登政府在对外政策上选择了一条“混合路线”，即在政治维度上认可全球主义的基本假设，认为必须维护对同盟体系和国际机构的领导，否则就无法获得“实力地位”；在经济维度上却对全球化持保留甚至否定态度，提出所谓“新华盛顿共识”，转而推行包括冻结所有自贸谈判、维持加征关税、鼓励制造业回流、实施产业政策、减少与战略对手经济联系在内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如果说“华盛顿共识”是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政治上的全球主义并驾齐驱，那么“新华盛顿共识”则是没有全球化支撑的全球主义。过去三年，这条“混合路线”至少没有让拜登政府明显失分。对外，拜登政府对联盟和国际机制的重视使美国得以修复与主要盟国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对内，拜登政府抛弃了全球化，留住了摇摆州的劳工阶层选票，也留住了2024年成功连任的希望。简言之，这是一条兼顾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拜登政府国内政治生命的折中道路。二、未来两种调整方向对于上述道路，美国国内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支持者自然都“不尽满意”。在全球主义的支持者看来，拜登政府在2024年的外交政策应该更具雄心，更多在经济层面加入回归全球化的要素。这就包括在对华政策上彻底否定“脱钩”，要在维持国际经济体系完整、保证美国绝对收益最大化的同时，在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维持和扩大对华相对优势。上述“既要又要”的呼声反映了美国建制派战略自信的恢复，必然会对拜登政府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民族主义的支持者看来，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对中国“威胁”不够重视，二是为应对其他“次要”威胁投入太多。所谓不够重视，是指没有竭尽所能遏制中国，特别是拒绝与中国全面“脱钩”。所谓投入太多，是指给乌克兰太多援助，分散了本就有限的经济军事资源。这两项批评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即美国应当加速拥抱经济民族主义。对“混合路线”的上述两种调整方案显然会把美国的对外政策导向不同方向，进而直接影响本就动荡脆弱的国际体系。如果美国经济在2024年维持住现有的发展势头，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全球热点地区没有发生新的危机性事件，那么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可能朝着追求“既要也要”的方向调整，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彻底走向阵营化的风险将得到缓解。反之，如果拜登政府在内外两方面遭遇更多挑战，那么很可能在大选压力下更多迎合民族主义路线的支持者，在对外政策上采取更多不负责任的极端做法，整个世界也将因此更趋分裂。（文章发表于“深海区”微信公众号2023年12月30日，原题为《展望：美国即将进入大选年，对外政策影响国际局势》。）往期精彩回顾标题图片来自网络。

部承办的“巴以冲突：根源、影响与出路”研讨会顺利召开。来自宁夏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会，对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根源、影响与出路

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在这位历尽世界风云的“世纪老人”身上有着几个相互之间格格不入的标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与被舆论指控的“战争罪犯”，最杰出的战略家与谄媚钻营的政客，书斋内的学者和情场上的风流人物。基辛格一生的政治活动完美诠释了何为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然而可惜的是，如果将基辛格与同样在冷战期间担任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相比，那么后者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梦想成真，而基辛格在卸任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亲眼目睹美国外交一步步背离他所偏爱的轨道。从难民军人到学者政治家1923年，基辛格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当时，他的名字是充满德国味道的“海因茨”。在他十岁那年，纳粹党夺取了德国政权，作为犹太人的基辛格一家开始遭到迫害。1938年，基辛格一家逃离纳粹德国，途经英国前往美国纽约定居。然而，基辛格至少有十余位留在德国的亲属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罹难。许多评论家认为，这塑造了基辛格的悲观主义宿命论性格，影响了他对美国外交战略的规划，但是基辛格本人坚决反对这一观点。不论纳粹的迫害是否形塑了他的性格特质，这的确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美国定居五年后的1943年，时年20岁的基辛格应征入伍并归化为美国公民。在第84步兵师服役期间，他结识了同属德裔犹太人的弗里茨·克雷默。在克雷默的举荐下，基辛格被分配到美军情报部门，并在美军占领德国后先后被任命为克雷费尔德市的行政官员和本斯海姆地区的情报官员。这成为了初出茅庐的基辛格在政治领域的首秀。退伍后，基辛格听从克雷默的建议，进入哈佛大学就读，先后获得政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留校任职，但却尝试走上与传统学术路径不同的政治道路。借助担任哈佛国际研讨会主任之便，他与各路政要广结善缘。1955年，他谋到外交关系委员会核武器和外交政策研究主任一职。他认为，这是将学术与政治结合的绝佳场所。果不其然，这成为了基辛格日后从政的跳板。顶着这一头衔，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引发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热议，并得到共和党人、纽约州州长、美国大财阀纳尔逊·洛克菲勒的赏识，成为他的政治幕僚和铁杆外交政策顾问。1968年，洛克菲勒在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党内初选中不敌尼克松，但这反倒给基辛格创造了机遇。次年，45岁的基辛格成为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正式由学界步入政界。1973年，基辛格兼任国务卿，两年后卸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专任国务卿。1977年，由于总统福特谋求连任失败，基辛格卸任国务卿一职，从此再没有担任过政府公职。美国战略家中的“异类”基于力量分配的现实主义是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及其任职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他对现实主义外交的青睐最晚也能追溯到他在1954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其题目是《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基辛格仰慕维也纳会议上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认为他通过均势战略缔造了一代人的和平。他反对单纯由道义塑造外交政策，而是主张现实与道义原则的结合。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需要有道义上的“方向感”，但是必须脚踏实地，与美国所拥有的相对力量相匹配，也能够为美国必须与之共处的其他大国所接受。正是在这种“现实感”的引领下，基辛格不喜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益“刻板”和“不切实际”的新战略信条：美国无法孤立地实现和平与繁荣，世界任何一个地区的失序最终都会危及美国，因而美国必须确保所有地区处于“有序”状态。他并不赞同无远弗届的杜鲁门主义，对美国的物质和道义力量也没有充分自信。可能正是因此，虽然基辛格和肯尼迪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是哈佛大学的同事，也不时参与一些政策研究工作，但到底是与肯尼迪朝气蓬勃的班子格格不入。直到美国政界的另一个异类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基辛格才意外得到了实践自身外交理念的机会。基辛格和尼克松这对搭档在合作期间一直在“冒美国之大不韪”，主张接受多极世界的现实，放弃“天定命运”的幻想。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崛起已成定局，美苏两极体系已是“过去时”的大环境下，美国应当更加积极地尝试与苏联缓和，通过一系列协议和规则“套住”苏联，构造一种五个或者更多力量中心相互平衡的稳定的国际体系。在尼克松的指挥下，他开启了中美“破冰”的进程。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世界为之震动。以此为杠杆，美国撬动了与苏联关于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次年2月，尼克松如期访华，这又推动了同年5月美苏首脑峰会的召开，使尼克松成为第一位到达莫斯科的美国总统。从推动中美、美苏关系的改善，基辛格可以说是一位“和平使者”。然而，对于中小国家，基辛格则远非温情脉脉。上任之初，他就坚决要求和执行了轰炸柬埔寨的“菜单行动”，继而支持和鼓动尼克松不顾各部门的强烈反对在1970年悍然入侵柬埔寨。对越南，基辛格强调“脱身”决不能等同于“放弃”，力主战争的“越南化”，在撤出美军的同时加紧对南越部队的武装和训练，企图使越南分裂永久化。在南美洲基辛格参与策划了“秃鹰计划”，支持智利军队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总统阿连德，支持皮诺切特的白色恐怖，支援阿根廷军事独裁者魏地拉的“肮脏战争”。在一般的美国人和更加“美国”的战略家眼中，基辛格推行的外交政策已经是“相当糟糕”。而赏识他的尼克松更是二战后美国总统中最大的“异类”，基辛格的政治风格也如尼克松一般，把“均势”“合作”的概念完全置诸脑后。上任伊始，他就在尼克松的支持下让美国国务院完全“靠边站”。在1969年至1973年的四年间，从“越南化”到中美缓和，几乎所有重要外交决策都出自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的小圈子，国务卿罗杰斯及其领导的国务院则被屏蔽在外。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焦头烂额之际，基辛格还“空前绝后”地同时兼任了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两职。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梗——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审读了国务卿基辛格提交的备忘录。也正是因此，尼克松和基辛格这对搭档常被一起视为违背美国传统的“不义联盟”。一去不复返的现实主义外交基辛格的现实政治缔造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大战略，使美国拉近了与中国的关系、脱离了越南战争的泥潭、巩固了对西半球的控制，美国由此得以在冷战中期赢得喘息之机。然而在他去职后不久，现实主义外交和“缓和”就迅速地失去了市场。自1978年秋季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外交政策上压倒主张对苏缓和、对伊朗谨慎从事的万斯以来，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卷土重来。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更是绝口不提大国之间的平衡，而是追求对世界所有地区的主导乃至绝对掌控，践行所谓“首要地位”战略。当美国在全球实施所谓民主促进和人道主义干预时，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只能被当作不光彩的“黑历史”束之高阁。即使被拿出来，往往也是被当作反面教材。不过，即使是“异类”或者说“非主流中的主流”，基辛格的过往履历和外交成绩依然让他有着极高的被关注度。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基辛格曾就如何解决危机给出过自己的方案，那就是让俄乌边界“恢复原状”，即2月24日冲突暴发前的状态。鉴于基辛格早已被牢牢地贴上了“异类”的标签，美西方政界乃至普通民众对他的建议可谓“见怪不怪”，没有引发太多波澜。乌克兰政府更是尖锐而轻蔑地予以回应：“基辛格仍然活在二十世纪。”五十年前基辛格在白宫中大刀阔斧地推行现实主义外交时可能没有想到，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所谓的价值导向居然会如此强韧，以至于在冷战终结之后不到三十年就再度引发了新的全球范围内的激烈大国对抗。“生活即是痛苦，生命包含死亡，转瞬即逝乃生存之命运。文明无一能永世长存，热望无一能完美实现。这是必然性，是历史的宿命，世人的困境。”时年27岁的基辛格在他长达377页的本科毕业论文中如是写道。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谓“思想无一能永世长存，战略无一能完美实现”。这是基辛格的命运，也是当今人类的困境。（肖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远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研究助理。本文发表于澎湃新闻2023年11月30日。）往期精彩回顾封面图片源自网络

时隔一年，国际社会再次看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面对面交流。

济秩序对话”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中国商务与经济研究项目主任甘思德

增长》报告发布会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生产性金融：中国海外贷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报告指出，基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获得来自中国的主权贷款可以使债务国人均GDP增速

合组织召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会议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铁建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企业经营管理者，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经验、问题及挑战等重点问

语大学、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暨南大学、重庆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学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各期刊代表与会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世界经济与

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教授、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魏少军主讲“全球芯片产业现状、问题及前景”。本次论坛由世经政所党委书记、智库副理事长姚枝仲研究员主持。魏少军教授详尽阐释了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化发展历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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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日。）往期精彩回顾封面和文中图片源自网络

任赵海、《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副主任崔晓敏，与美方就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国际金融地位、联系汇率制度、香港人才问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供稿：《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副主任崔晓敏）往期精彩回顾

为“债”所困是历届美国政府的死循环。尽管不同时期美均出现过“收支不平”现象，但今年债务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恐创新历史新高。债务上限问题本质上是两党的政治博弈，试探债务上限筹码的“深渊边缘”策略成为两党危险的政治游戏，暴露出美式治理体系失灵，对本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冲击，其外溢效应还可能扩散至全球，威胁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当地时间5月15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重申，在不提高联邦债务上限的情况下，财政部最快6月1日就会耗尽现金，这加大了国会共和党人与白宫在未来几天达成提高债务上限协议的压力。美国史上首次债务违约将至？这将产生怎样的影响？问题1：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因为党争而为债务上限争执不休。这一次又有什么特点？为“债”所困是历届美国政府的死循环。美式“债务上限”是指政府可以累积的联邦债务总额的法定上限。自1917年，美国会通过《第二自由债券法》设置债务上限以来，美政府在多数年份均出现了债务总额逼近上限的情况。通常解决这一问题主要通过上调债务上限或暂停债务上限的方式。2001

2023年5月22日。）往期精彩回顾封面和文中图片源自网络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每个时段可以观察到的影响历史走向的核心变量各有不同。借助这一划分方式可以发现，长时段的气候变化，中时段的产出水平、技术进步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作为短时段标志性事件的乌克兰危机同时出现，使当今时代面临三个时段叠加共振的“巨变”状态，表现为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加重。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也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选择”。要有效应对全球治理赤字，制度建设至关重要。通过国际协调建章立制，加强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才能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正确方向改善，从而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作出正确的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其中，历史的分析对理解国际形势非常重要。大局观强调的是抓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角色观则一定要将自身与当今国际形势相联系，理解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形势。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研究了人类历史上的21个文明。在不同地区出现过的众多文明中，有的出现较早，有的出现较晚，其中很多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消亡了。在研究文明的起源、发展和衰败之后，汤因比提出了“挑战-应战”模型。基本结论是，文明总是遇到挑战，如果成功应对挑战并在应对挑战过程中有创新和发展，这个文明就能繁荣昌盛；如果被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挑战击垮，这个文明就会衰亡。还有的文明将全部能量用于应对挑战，虽然没有被击垮，但是同时它已经没有额外的力量去发展自己，文明因此而停滞。以中华文明为例，为什么会在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发展起来？因为长江流域自然条件要比黄河流域好很多，在那里，人类的生存要比在黄河流域容易，不会遭遇强烈的挑战。而要想在黄河流域生存，则必须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因此中华文明才在那里发展兴盛起来。修昔底德认为，历史的意义主要是揭示人性。事物易变，但人性是不变的。目前，虽然人类经历的事情，享受的物质财富以及生活水平与几千年以前完全不同，但是人性并没有发生变化。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首先，长时段跨度大概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长时段中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要素包括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这些一经形成，几百年都不易改变。就人类个体来讲，对长时段要素可以发挥或实施影响的主动性很小，一些学派或教派将其归于“宿命”。这个时段尺度下的要素变化缓慢，对历史进程则产生深刻影响。其次，中时段涉及的时间跨度从几十年到一百多年不等，影响历史的变量包括人口、产出、工资水平、价格、技术、制度等，一般是几十年中会表现出变化。最后，短时段指的是影响的时间跨度比中时段更小的时间序列上的事件，包括革命、条约、地震等。人们在经历它时，觉得轰轰烈烈、影响很大，但是从历史学家的大尺度或超大尺度去回溯，大多数事件的影响转瞬即逝。当今时代面临三个时间尺度中关键因素的叠加。长时段的气候变化已经变成十分紧迫的问题。中时段的产出水平、技术革新和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很大。短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乌克兰危机以及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此的反应。三个时段中的关键变量集中在一起同时发生，推动人类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一、长时段的气候变化问题在长时段尺度下，当前人类经历的最重要的变化在气候方面。托比·奥德在《危崖：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以前人类的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某段历史进程，但是1945年人类有了核武器，便拥有了自我毁灭的能力。而今天，除了核武器之外，人类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其中之一是气候变化。另外一个是工程化病原体，即人工制造病原体，再则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人工智能并不是机器人，而是一个系统，它隐藏在世界各地的计算机中自我学习，掌控人类的资源、隐私，最后可能获得支配性权力。奥德指出，这些风险的叠加，导致在未来一百年中人类可能会自我毁灭的概率达到了六分之一。在这几个风险中，气候变化问题至关重要且紧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1年8月发布了《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这份报告用自然科学的大量数据论证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报告指出，随着全球变暖，2021年出现的各种极端气候如酷热、洪水、山火等，将成为未来30年的常态。2022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洪水、干旱、热浪、极端风暴和山洪等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并以惊人的速度打破纪录。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灾难不是天然的灾难，它们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即使人类马上采取行动，大幅度减排，未来30年全球总升温也有可能达到1.5摄氏度。而根据原有的推断，21世纪内全球总升温是不大可能达到1.5摄氏度这一指标的。2021年，1.4万名科学家在美国《生物科学》月刊上联署发表文章，讨论了地球的过度开发问题。这些科学家设立了31项“生命体征”来“诊断”地球的“健康”程度，里面涉及森林砍伐、温室气体排放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31项指标里面，有18项已经突破了“红线”，这表明地球岌岌可危。2022年10月13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2》也显示，1970年以来，全球受监测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减少了69%，这对生态多样性的影响非常大。2022年9月20日，国际能源署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联合发布了《2022年突破性议程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当下全球能源危机的背景下，净零目标的实现可能要推迟数十年。目前的情况非常危急，要想做到把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越来越难。除了大幅度减排，减少化石燃料使用，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其中之一便是粮食浪费问题。据统计，食物浪费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重的11%，几乎与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的12%一样。因此，节约粮食不仅仅是节约支出问题，而且还关乎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涉及统计指标问题。目前，大家依旧将人类生存品质与人均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相关联。但事实上，这个指标是存在问题的。十几年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发现这个指标会阻碍碳排放目标的实现，为此，成立了一个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内的、由众多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负责制定新的经济指标体系，即包容性财富指数（IWI）。这个指数和GDP有很大区别。首先，GDP是流量概念，指人类在一年的时间内新创造的财富，包括商品和服务的增量。然而GDP衡量的是商品和服务的数量而不是质量。IWI则更加关注存量，通过综合分析一国的福祉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来衡量国家财富。其次，IWI的内容更加丰富，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三个方面。在人力资本方面，既涉及人的数量，又涉及人的质量。人的质量不仅与受教育水平有关，还与人的健康状况有关。健康等人力资本的质量指标非常重要。眼镜的发明曾经被评为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主要是因为没有发明眼镜时，老师傅视力的下降会影响其制作仪器的精密程度，导致真正有效工作的时间缩短，急剧降低了劳动效率。但是有了眼镜以后，熟练师傅的工作时间会大大延长，从而优化了人力资本。与一个受过教育但有效服务时间只有20年的人相比，更健康的人的有效服务时间可以达到30年甚至40年，后者构成的人力资本水平明显提升。这些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内容，在GDP里面是难以充分反映出来的。在生产资本中，除了机器设备、厂房，IWI还包括基础设施，这部分非常关键。环境、水的质量、空气的质量、地表生态和地底资源等自然资本也是GDP基本没有涉及的。虽然IWI很难计算，但是在2014年和2018年上述团队发表了两份报告。总之，IWI指标更加契合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里强调的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特别是自然资本已经将绿水青山因素考虑在内了。一旦大家接受了这个指标，就不会一味追求GDP的增长了。而根据现行主流统计标准，造军械、炮弹、导弹、原子弹等都计入了GDP，但这部分GDP实际上发挥作用时，其功能是毁灭其他一部分GDP。二、中时段的人口问题和技术进步在中时段的主要变量中，首先是人口问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口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族群结构等。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是生育率。据统计，日本2021年总和生育率是1.28，欧盟是1.5，韩国则是0.8。对于一个国家而言，2.1的总和生育率是临界值，即当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生育不低于2.1个孩子时，整个群体的人口规模才不会缩小。中国2021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1.18，估计2022年会低于1。与此相对，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人口爆炸。例如非洲。非洲现在是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地区，像尼日尔的总和生育率是7.46，马里是7.42，索马里为6.76。中东地区的生育率也特别高。目前全球人口结构呈现出人口爆炸和人口老龄化并行的趋势。在人口爆炸的国家或地区，人口中位年龄非常年轻。例如，中东地区的埃及24.1岁，叙利亚23.5岁，伊拉克21.2岁。非洲一些国家中位年龄更低，喀麦隆和索马里18.5岁，苏丹18.3岁，赞比亚16.9岁，安哥拉15.9岁，全球最低的是尼日尔，只有14.8岁。亚洲一些国家中位年龄也较低，如菲律宾24.1岁，巴基斯坦22岁。而中国、日本等国的中位年龄就偏高。中国是38.4岁。日本是48.6岁，仅次于摩纳哥的55.4岁而居全球第二。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已经是许多国家面临的挑战。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涉及劳动力减少的问题。构成人力资本的人口减少，将带来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同时社保、医保等相关财政支出还会上升，这将加大财政赤字的压力。不仅如此，老龄化对国家政治行为也有系统性影响。老年人的创新能力和消费能力虽不如青年人，但是政治参与度明显高于青年人。例如，统计显示，日本2021年10月举行的第49届众议院选举中，20—29岁青年人投票率为36.5%，60—69岁老人投票率为71.4%，后者几乎是前者的两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加上老年人更有时间关心自己的福利，这一群体更容易影响选举结果。在1970年的英国，只需根据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和收入，就可大致判断出他会投票给哪个党，这个规律在现在已经失效了。目前，主要是根据年龄判断其所支持的政党。1946年后出生的人口大量进入老龄化阶段，他们不断推动法律保障自己的老年福利，取得的成果是英国在2010年出台了养老金“三重锁定政策”，即保证英国国家养老金增长率提升至通胀水平、工资上涨速度、2.5%这三个数值中的最高值。老年福利成为政党讨好选民获取政权的重要政策选项。另一方面，老龄化人口结构导致一些国家被迫考虑通过放开移民限制来补充青年人口。然而，扩大移民也可能带来大量新的社会问题。默克尔执政期间遭人非议的问题之一就是“门户开放”的难民政策。德国所接纳的百余万难民对政府财政、社会治安等造成了很大影响。意大利兄弟党的主要政见就是反对非法移民，这也是其获得大量支持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对移民政策一直颇为保守的日本开始放开移民，这也与日本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有关。根据日本总务省2022年9月发布的人口估算数据，该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9.1%。2020年，日本经济新闻的调查结果显示，70%的日本人认为接纳更多外国人对日本的发展是一件好事。族群结构也是人口问题中非常重要的变量。在俄罗斯，2015年穆斯林人口是2000多万，占比15%。据估计，到2050—206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3%。照此趋势发展下去，俄罗斯很可能最终变成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美国也面临类似情况。1970年，美国的穆斯林只有10万人，现在已经达到1000多万人。2018年，美国新生儿有一半以上不是白人，而到2024年，2岁以下的不是白人的美国人将超过一半。根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是穆斯林，三分之一是基督徒，这个变化对政治、经济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当今世界出现的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有关的变化，与年龄结构、族群结构的演变趋势密切相关。其次是技术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十分重视科学和技术问题，提出科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之一。目前，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等也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到底如何影响经济？这需要放在理论框架中加以探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便是经济的增长。其中，增长的本质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这意味着，平均来看每个人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其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是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当有现实需求时，人类就会想办法发明创造来满足需要，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技术不断进步。此外，交换或贸易也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每个国家都生产自身所需的全部产品（比如粮食和衣服）而不发生交易，其他条件不变时，劳动生产率不会发生变化。每个国家或者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如果一国单位时间生产粮食更多，另一国单位时间生产衣服更多，就可以由粮食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专门负责生产粮食，另一国专门负责生产衣服，然后双方进行交易，两国生产出来的粮食和衣服数量总额会比没有国际分工和贸易时更多。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发生技术进步，仅仅通过开放贸易也能带来单位时间产出水平的提高。这就是自由贸易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分工和专业化还可能进一步促成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推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更深层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分工和专业化？亚当·斯密给出的答案是市场规模。如果一个村只有3户人家，则这3户人家都必须各自包揽各种生产生活事务，包括但不限于种粮食、种棉花、织布、制造和修理农具等。如果该村有300户人家，那么就会出现专业化分工，发展出铁匠、木匠、开餐馆的、修理农具的、卖肥料的……随着各项营生收入的提升，财富的积累便出现了。亚当·斯密的基本结论是，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工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分工和专业化。市场越大，参与的人越多，分工就越细；分工越细，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技术会在有需求时进步，进而继续推动增长。简言之，就是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这就是所谓的斯密定理。古典经济学家多崇尚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离不开执行契约和保护产权。一个主体如果从事专业化生产，比如专门负责生产粮食，而粮食的产出有时间周期，从春耕到秋收需要数月甚至半年时间，要保证粮食供需方面的稳定，就需要签订契约。一般来说，签订的契约必须得到遵守，无成本或低成本破坏契约的现象如果普遍存在就会扰乱市场预期。契约的签订、执行都需要强制性权力的保障，有机构确保契约的强制性执行才可能实现分工专业化。而交换也需要在明确界定产权、尊重契约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界定产权和执行契约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在2022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李强同志的主旨演讲提到了“完善产权保护”和“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保护产权”十分关键，契约遵守也很重要。冷战时期，苏联的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便和美国签订了购买小麦的合同，而且是长期协议。苏联出兵阿富汗时，整个西方对苏联实施全面制裁。即便如此，美国还是保证了对苏粮食贸易协定的执行，部分原因也是考虑到粮食和人道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俄罗斯变成了小麦等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在人口和土地都大致没变的情况下，从粮食进口国转变成出口国，这说明体制机制很重要。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框架，数字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事实上，数字技术无形中扩大了市场。在数字技术发展起来之前，一些资源处于闲置状态，根本不可能进入市场，无法形成供给。得益于数字技术，这些资源的潜能被快速、全面地调动起来了。例如，以前出差往往会选择入住当地有名气的大型酒店，但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现在出差可以选择入住家庭旅馆或其他有自己特色的小规模酒店，较低的搜寻成本，将它们具备的价格、安全、服务和位置优势更充分地呈现了出来，这也使得越来越多原本闲置的社会资源投入到酒店业之中。数字技术把以前可能根本进不了市场的资源调动起来，扩大了市场规模，随之而来的是分工更加专业化。如果没有数字旅店平台，可能需要对大型酒店为主体的旅店业投资1万亿美元。而现在，这1万亿美元中的相当部分可以用到其他方面，产生更高的配置效应，整个行业也会变得更加绿色环保。此外，数字技术还能增加普惠性。在一些行业，以前只有大公司才有钱做广告并在市场中存活下来，小商小贩、小家庭作坊的产品无法进入市场。例如香水行业，主流产品都是大品牌香水，而且价格非常高。因为香水是一个广告密集型产品，广告费占整个销售价格的45%左右，小品牌负担不起广告成本，所以只有大品牌才能生存下去。服装业此前与香水行业类似，大品牌赢者通吃的现象比较明显。即使是非奢侈品女装也具有较强品牌效应，比如Zara等就是被市场认可的畅销品牌之一。近年，中国南京有几个青年人创立了一个跨境电商平台“Shein”，主要经营女装。其专门针对海外市场每天推出几十款女装，品类多、更新快、质量优、价格低，受到国外年轻人的欢迎，直接挑战了Zara的门店业务。这就是数字技术产生的可及性和普惠性效应。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数字鸿沟问题。在网络和数字经济领域，不同的行为体利益诉求不同。比如，国家关心的是安全，平台企业关心的是利润，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关心的是便利度，民众或消费者关心的是个人隐私。不同集团的诉求可能会阻碍统一规则的达成。目前，数字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统一的规则。没有规则，贸易和投资都会受到影响。三、短时期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对俄制裁的影响当前短时期的变量主要是大国力量对比，特别是中美力量和关系的变化以及乌克兰危机的影响。首先，必须重视中美关系。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述，雅典的崛起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慌。这里面存在两个变量，一个是崛起，一个是恐慌。目前国际形势中包括乌克兰危机在内的许多重要事件，背后都是大国博弈。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各国在追求效率、利润的全球化，而当前各国考虑的因素则更多、更复杂。国家的战略目标可能不仅是自身福利的改进，还包括打压竞争对手的一面。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发表在《经济学展望》杂志的文章便以中国和美国为例分析了这种变化。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界抛弃或者否定了纯粹的李嘉图模型的核心论点，即贸易促进双方福利的改进。一旦考虑到技术进步因素，开放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受益，而另一些国家则受到持久的损害。就中美关系而言，很大程度是GDP规模的相对变化引起了美国的焦虑。虽然GDP这个指标并不完美，但是与其他指标相比，还是最能够系统、综合、可比地反映一国力量的长期变化态势的指标。1980年中国GDP与美国GDP之比不到7%，到2010年变成了40%，2015年上升至60%，2020年进一步上升至70%，2021年更是达到了77%左右，这个变化非常大。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代，中国人均GDP不到300美元，美国是1万美元左右。现在，中国人均GDP是1万美元左右，美国是6.8万美元。双方的人均GDP原来相差1万美元，现在相差将近6万美元，绝对差距越来越大，但从中国占美国比重来看仍然显著提升。美国忌惮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积累的体量。除了力量对比接近的压力以外，美国焦虑更深层的逻辑还在于资源占有或分配的压力。大约30年前，位于华盛顿的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对中国赶超美国的后果进行了估算，一个结论是，如果中国人平均物质消费水平达到美国的1/2，当时条件下，至少需要2—2.5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在一次采访中，中国记者向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提问：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西方意味着什么？施密特思考片刻后说，这意味着西方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他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中国人如果想要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就意味着要消耗更多资源，结果要么是西方减少消费，要么是以更高的价格水平消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谈到过类似的问题。他在2010年的电视访谈中说：“你知道，如果你与中国领导人交谈，我认为他们会立即承认，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公民拥有与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现在一样的生活模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面临一个非常悲惨的时期，地球无法承受这种情况，所以他们明白自己必须做出一个关于新模式的决定，这种模式更具有可持续性，这将使他们能够追求他们正在追求的经济增长，同时，处理这些环境后果。”这里面流露了他对中国的发展会威胁整个西方福利的担忧。丹麦前国务秘书、外交部官员约恩·厄尔斯特伦·默勒在美国《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研究中国和西方矛盾冲突的文章，提及了中西方社会、政治体制的不同。但他认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西方为了争夺日益稀缺的资源，“北京不是北约成员国的安全威胁，而是威胁到了一种观点，即西方有权控制全球财富，随心所欲地使用资源，无视他人的需求并且持续肆无忌惮地制造污染”，“中国现在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它要求获得更大份额的全球蛋糕，也是因为北京拒绝大方接受西方分配给它的角色”。中美大国博弈看上去是在国际规则确立的问题上讨价还价，但底层逻辑还是对资源的争夺。另一项重要的短期事件是乌克兰危机，特别是与之相关的国际制裁。国际制裁是由特定行为体，通过让其他行为体遭受损失来迫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为而采取的主动行动。这些行动是非暴力的、非合作的、惩罚性的、警示性的。一是使目标国服从、按照制裁国的偏好行动；二是颠覆、实现罢免目标国领导人或者推翻其政权的目的。美国制裁俄罗斯的目标至今依旧不明确。基辛格提醒美国需要明确相应的目标，是让俄罗斯服从还是要颠覆俄罗斯政权？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曾公开表示，美国的目标就是推翻普京的统治。除此之外，美国的制裁可能还有警示的作用，即在国际上发出信号，警告其他国家自我约束。不仅如此，制裁俄罗斯还有想要实现的国内目标，即服务于国内的党派之争。拜登政府制裁俄罗斯的目标之一，是为了帮助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制裁种类可以按声誉、价格、数量、人员、金融、规则、网络和盟友等不同方式分为八种。一是从名制裁，即制裁方以违反规范为由对被制裁方发起制裁。从名制裁的依据与标准是令被制裁方遭受声誉歧视和惩罚，制裁的手段和工具是制裁方运用规范性权力令被制裁方声誉受损并由此承受经济或政治损失，包括点名和羞辱（name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交织，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摧枯拉朽，必然促使国际关系发生新的变革。中国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倡导者。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理念，核心是合作共赢。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新型国际关系的最终指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因此新型国际关系必然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一、相互尊重比恃强凌弱更符合现代文明思维相互尊重是指各国以平等为原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相互尊重的哲学根底是“和”，蕴含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思想精髓，体现了平等思想；而恃强凌弱来源于马基雅维利主义和达尔文法则，宣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是等级制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步入信息文明，平面化、网络化、平行化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随着数字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权力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权力归属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必然要求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核心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然而，国际民主不是坐等来的。新时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使国际秩序向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具有了现实可行性。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更需要增强战略定力、战略自信和战略主动。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外交领域的工作部署，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有四个抓手：一是大国关系，格局是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二是周边关系，理念是亲诚惠容，方针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三是发展中国家关系，理念是真实亲诚，秉持正确义利观；四是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交流，基础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中国处理国际关系不看社会制度，不计较历史恩怨，不强调意识形态差别，主张国家和国际组织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些原则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法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必须摒弃傲慢自大、唯我独尊的西方偏见，落实和谐共生、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的全球文明倡议，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二、公平正义比零和博弈更符合现代政治理念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根本问题在于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提出合理方案。现代以来，罗尔斯、诺齐克、麦金太尔、哈贝马斯等政治哲学家围绕“公平正义”问题的争论日益深入，并逐渐达成了“政治学必须关心价值——关心确立实质性正义、激励民主参与，并将我们的意识从平庸的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基本共识。然而，某些西方大国的做法完全背离现代政治理念，面对欲望的无限性与物的有限性、欲望的平等性与地位的不平等性、德性与恶性等矛盾，展现“赢者通吃”的丑陋姿态，以零和博弈挤压崛起国的上升空间。“东升西降”及由此带来的深刻变革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背景。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迈上百万亿元的新台阶，迅猛势头令西方发达国家感到“不能适应”。特别是美国，随着其国内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经济上的结构性问题难以扭转，民粹主义兴起，煽动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并寻求外部原因。挑起贸易争端，滥用出口管制，强推单边制裁，操控和修改国际规则，打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旗号谋求一己私利，种种表现都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其实，国家间有分歧是正常的，可以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国家间有竞争也是常态，应该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进行积极和良性竞争。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肩负重要使命，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而不是凭借“胳膊粗力气大”，或者掌握“小圈子”话语权，对别国进行遏制和封杀。零和博弈思维将正当的竞争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仅反映霸权国气量狭窄、有失公允，而且德不配位，最终必遭反噬，结果只能是本国的威信下降，甚至失去盟友。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在百年历史建构中不断调整策略和方案，利用矛盾、化解矛盾、推动矛盾向有利方向转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不同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掠夺殖民地的道路，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但绝非对和平有片面的认识，也并不缺乏斗争的勇气。坚决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是中国外交的神圣使命。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在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挑战时，固守冷战思维，搞阵营对抗，或以大欺小，搞围追堵截，只会加剧世界的紧张局势，给各国经济发展蒙上阴影。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提出以相互尊重为基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的全球安全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生动实践，更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宁指明了前进方向。三、合作共赢比巧取豪夺更符合现代经济法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入新阶段。“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等顶层设计前所未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我们的经济管理能力和外交水平提出了新挑战。中国提出创新驱动、协同联动、与时俱进、公平包容，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和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以此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和分配不均的难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界经济从未真正实现过一体化，全球化目前也困难重重。世界范围内金融霸权主义仍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本来就非中性的国际制度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下继续向既得利益者倾斜。美元霸权是世界经济不稳定和不确定的主要根源。2022年，美联储结束超宽松货币政策，转向激进加息政策，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许多发展中国家遭遇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经济陷入停滞或倒退。美国操纵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在援助他国时施加附带条款，为本国资本投机减少阻碍。美国还用经济胁迫手段打压对手，大搞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制订《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等国内法，代替国际法对特定国家、组织或个人实施制裁。在国内军工集团的推动下，美国四处煽风点火，制造冲突，大发战争财。种种巧取豪夺的工具在美国手中运用自如，早已彻底背离其标榜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离公平正义更是天差地远。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从不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而是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作为一项开放包容的倡议，“一带一路”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主要倡议国——中国要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与沿线国家实现共同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在事关人类发展与安全的重大问题解决上投入更多力量，在国际援助上从受援国转为援助国，且援助金额和范围不断增加。根据《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2013—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2702亿元人民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中，提供无偿援助1278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度47.30%，重点用于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中小型社会福利项目以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物资援助、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项目。中国的援助从来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内政，而是尊重受援国主权，融利于义、以义为先，帮助受援国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甚至不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前提，向未建交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不仅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而且主动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与世界各国分享，表达了共同发展、共创繁荣的心声。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形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推进。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发达国家“高利率抑通胀”和“债务高企”存在逻辑冲突，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国内国际深层次矛盾制约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中国提出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的全球发展倡议，号召共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人民必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夺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新胜利！（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5月26日。）往期精彩回顾

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江思羽。）往期精彩回顾

在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政策突然转向等因素冲击下，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这对债务解决机制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债务解决机制有效性本身一直面临着巨大挑战：巴黎俱乐部等旧机制存在缺陷，二十国集团（G20）共同框架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尤其是过去20多年来，国际债权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业债权人的债权占比大幅上升，双边官方债权人重要性相应下降。在此条件下，更多施压于双边官方债权人的债务解决机制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境，甚至还会损害现有债权国继续提供新增融资的能力和意愿。本文提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综合框架：从发展融资理念角度提出了解决机制的系统性，强调债务危机不仅是金融问题，更是发展问题；从参与者范围角度提出了解决机制的全面性，强调解决机制应包括所有债权人共同参与；最后从债务处置过程角度提出了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强调了债权人委员会的主导作用，并且提出了多种债务处置方式相结合的方案。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主要发达国家突然从长期低利率政策转向高利率政策，这些都对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带来了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债务的可持续性也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尤其是一些中低收入国家主权债务的脆弱性和风险大幅上升。截至2023年1月末，70个低收入国家中已经有9个国家陷入债务困境、28个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占到样本低收入国家的53%。这对国际债务解决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国际债务解决机制本身还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过去几十年以来尤其是21世纪初以来，欧美等传统债权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中的双边债权人的地位逐渐下降，而中国的地位则大幅上升。2020年中国在低收入国家(Low-Income

1.美国4月零售环比上涨

欧盟计划就对俄发起新一轮制裁，并于近日对此进行了首次讨论。

者的热烈反响，尤其是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托马斯•萨金特等专家学者的积极评价。《世界开放报告2023》将在今年上海进博会期间举行的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发布。（供稿：臧成伟

欧洲央行预测2023年欧元区经济增长0.6%

美国凭借技术优势窃取监控他国政要、关键人物的政策倾向，追踪民众思想动态，为其政治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支持。而美国也将此行为视为一种全球竞争战略资源和维护霸主地位的工具。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因机密文件泄露事件再次站上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深度介入俄乌冲突、暗中监控韩国等所谓的“亲密盟友”……如若这些事件属实，这起“泄密门”事件将成为美国破坏他国安全、制造全球动荡的又一例证。美国监听全球都有哪些“黑历史”？监听行径暴露了美国怎样的心态？而这些事件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警示与思考？本期论坛特请专家解读。一、大规模监控全球的“惯犯”问：作为全球头号“监控帝国”，美国有哪些监控全球的“黑历史”？答：美国是大规模监控全球的“惯犯”，监视他国的做法可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美国政府的监控规模就高达每周国际电报35万条、国际电话2.5万通，每封途经美国的信件都会被拆开仔细审查。二战结束后，美政府通过“黑室”（美国国家安全局前身）的“三叶草”和“尖塔”项目，组织通信企业监控国际通信往来。直至197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文件被盗，才揭露了美国不受法律约束、严重滥用监控的行为。“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以反恐为名通过了《爱国者法案》，直接授予总统更大权力，并大规模实施监控监视计划。而后，美国又颁布了《保护美国法案》和《外国情报监控法》修正案，取消了监视外国目标需要获得授权的规定。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麦康纳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承认，网络窃密是国家安全局的“头等要务”。2013年，“斯诺登事件”详细揭露了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运行的监视帝国，其“棱镜计划”监控了全球数十个国家超过10亿用户的网络和电话通信。随着智能手机、电子眼、无人机的普及，美国政府如今通过软硬件技术实施各类监控的行为更为频繁。据德媒统计，美国平均每天监控200万个法国通信、1亿多个德国通信。美国实施大规模监控屡被曝光，却未有收敛。“泄密门”事件让美国监控丑闻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这并不是美国开展全球监控行动首次被曝光。但令人惊诧的是，每每丑闻曝光后，美国政府从未对非法监控行为做出过否认，实施监控的情报部门虽公然违法却一直逍遥法外，而美国政府一边口头许诺不再监控，一边继续打开监控大门。2010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曾向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报告过对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监控活动，奥巴马指示该机构继续实施监控。2013年，“斯诺登事件”引发全球哗然后，奥巴马政府为监控项目辩护称，“对隐私的适当侵犯”是“值得我们做的”，更抛出网络监视的目标是住在国外的外国人而非美国人的歧视性逻辑。2021年，丹麦媒体曝光的“监听门”，发现美仍通过私下与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继续对盟友进行监控。近期，“泄密门”事件曝光后，拜登政府也如前任般，没有对大规模监控滥用进行反思和整改，反而试图安抚情报界高层，向他们承诺美国政府致力于保护情报。美国实施监控霸权，却常常污蔑别国。2020年，360公司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网络攻击武器“穹窿7”，从2008年9月到2019年6月，持续对中国政府机构、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联网公司等实施网络攻击。2021年，美媒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入侵华为公司的设备，并制定了秘密网络攻击计划“击杀巨人”，对华为在中国的电信设施实施网络窃密。然而，美国政府却反过来不断游说其他国家，称“华为制造的设备特别是5G网络建设威胁信息安全”。此外，美国议员还一边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指责TikTok大规模窃取用户数据，一边考虑要求谷歌、脸书母公司Meta、苹果等企业在设备或软件中“开后门”，以便针对海外非美国公民开展不受限制的监控。“泄密门”事件曝光后，美媒仍倒打一耙，反过来炒作中国气象无人飞艇，称中国的无人飞艇搭载先进侦察设备，企图混淆视听。二、美维护霸权地位的工具问：凭借技术优势对全球实施大范围、无差别的监控窃密，这背后暴露了美国怎样的心态？答：美国对全球实施大规模、无差别监控窃密凸显霸权本质。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在提及“斯诺登事件”时，称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负有特殊责任”。“泄密门”事件中美国广泛窃取他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研判和抉择，顺应了美国政府一贯的逻辑。美国凭借技术优势窃取监控他国政要、关键人物的政策倾向，追踪民众思想动态，为其政治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支持。而美国也将此行为视为一种全球竞争战略资源和维护霸主地位的工具。与此同时，美国还试图拉拢盟友和伙伴国家入伙，在“五眼联盟”情报共享基础上，与以色列、日本、韩国、墨西哥、德国、丹麦等国建立了特殊的情报关系，给监控披上了“国际合作”的外衣，用所谓的“共同利益”掩盖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建立排他性“小圈子”巩固其监控霸权和监控特权，将本国权力渗透到全球各国的政府和民众中。这种不断为非法监控窃密掩护和辩护，暴露出美国政客对“自由民主”价值观表里不一。美国一边强调现有国际秩序中道德、规则和合作的一面，用“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权”的说辞说服他国遵循其价值观行事，一边对美国所谓的“个体权利至高无上”原则置若罔闻，允许美情报部门对全球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和网页浏览等各类国际通信进行大规模、未经授权的监视。而被美方监视的外国目标往往不一定是间谍、恐怖分子或罪犯，还包括记者、学术研究人员、科学家、商人、意见领袖等普通民众。可以说，美政府主导下的监控大网覆盖了几乎每一个人，严重威胁了他们的隐私权，特别是对有色人种不成比例的监控规模还涉嫌种族歧视。这表明意识形态上的美式“自由民主”不过是美国政客实现政治利益的工具，其价值观一旦涉及核心利益，就要让位于政治现实。在监控对手或敌对国家的同时，也不放过盟友的做法，暴露出美国追求“绝对安全”和“绝对收益”自私心态。在“斯诺登事件”中，美将监控的触角伸向“老朋友”，反映出其对德法等欧洲大国在外交政策上的独立自主倾向感到警惕，试图阻止欧洲作为一支独立政治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如美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师麦戈文所言，美国所谓的盟友，实际上只是美国的附庸。在经济领域，美国还利用监控搞不正当竞争，严重背离了市场经济原则。2020年，欧洲法院因美国数据保护不达标裁定欧盟-美国“隐私盾”协议无效，而此前有约5300家美国企业曾享受过该协议传输距离数据带来的商业便利。三、不利他国维护国家安全问：美国监控全球的行为被接连曝光，能带给我们怎样的警示？答：其一，美监控行为或更具进攻性和破坏性。业内人士普遍对“泄密门”所曝光的监控行为并不感到特别意外，泄密无非是证实了他们的猜测。可以想象“泄密门”风波后，美情报部门还将继续开展全球大规模监控窃密行动。鉴于当前中美博弈日益激烈，美恐将一边炒作网络安全、领空安全、海洋安全等涉我利益的议题，一边拉拢传统盟友和周边盟伴国家加大对我监控窃密力度，服务维护其霸权地位的地缘政治目标。此外，也不排除未来美将采取发动破坏性网络攻击、建设网络武器库等手段进一步升级“监控霸权”。这将对我维护国家安全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其二，美利用情报优势，打造“监控小圈子”。与以往曝光的监控丑闻不同，“泄密门”并未在美国国内和盟伴国家间掀起太大的舆论浪潮。被美方监控的韩国、乌克兰政府也未如法德等欧洲国家一般做出强烈抗议，反而在第一时间为美辩护，否认被监听，不愿该事件影响双边关系。这不仅反映出部分国家缺乏挑战美国霸权行为的意愿和能力，还显示出美国不断扩大“监控小圈子”的潜在能力。未来，美国或可构建更为立体和复杂的情报网络，以“五眼联盟”为基础，与欧洲盟友、印太盟伴开展不同层级和领域的情报共享。其三，新媒体成为情报信息往来的重要传播载体。据悉，“泄密门”事件最先曝光在一个名为Discord的视频游戏聊天平台上，一位游戏用户因俄乌冲突与其他玩家争辩了几句后，就附上了关于俄乌问题的10份文件，其中一些文件还带有“绝密”标记。文件遭泄露几个星期后，被社交媒体转载和媒体广泛报道后，才引发美官员警觉。新媒体平台具有去中心化、用户身份私密、传播迅速、不易被政府部门发现等特点，一些小众媒体平台可能成为情报信息往来的新途径，值得相关部门预警防范。（本文发表于《新民晚报》2023年4月20日。）往期精彩回顾

要回顾中国当前“平天下”的智慧和愿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最集中、最权威和最凝练的表述，但是其中的微言大义并不见得为西方所理解。这种“理解赤字”在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米特的一篇极具代表性的分析中国全球抱负的文章中就有很好的集中体现。鉴于理解和信任在国家交往中的极端重要性，文章将在阐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中国“平天下”智慧和愿景意义和内容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以米特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界在读懂中国方面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意识形态偏差，并探寻相应的解决之道。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一步一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且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对比日渐彰显之际，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提供的智慧与愿景也日益凸显其重要价值和意义。笔者将其与中国古人讲的“平天下”表述相对接，并主张要回顾中国当前“平天下”的智慧和愿景，刚刚召开的党的二十大上发布的报告中有最集中、最权威和最凝练的阐述。但是其中的微言大义却并不见得为外界所重视和领会。虽然得益于全球化进程以及随之而来从中国获取信息的便利，国外思想界对中国的了解也与时俱进取得一定进展，但是他们要真正读懂中国还存在不少巨大的挑战。这种进展和挑战在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兼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发表于《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就有很好的体现。为此，本文首先阐述学习二十大报告中“平天下”智慧与愿景的重要意义，回顾二十大报告中“平天下”智慧与愿景的主要内容，然后以米特文章为例剖析西方读懂中国相关智慧的进展和不足，最后得出一些有关消解中西方“理解赤字”的思考。首先，对于学习二十大报告中“平天下”智慧与愿景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有清晰的认识和自觉。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决定的，而且二十大召开的特殊时间节点，即国际上东升西降、世界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国外各界对我内政外交走向最多关注也是重要的因素。再者，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理解和信任在国家间交往中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正如中国古籍《左传》所言：“信不由衷，质无益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信任，那么即使有抵押也是没有帮助的。这种对理解和信任的重视在我们中国家喻户晓的“失斧疑邻”寓言故事中就有体现，其表明主观偏见/先入之见很可能成为达致客观真理或现实的障碍。其次，“平天下”作为古代中国最高的政治理想，其与当前中国外交和世界愿景的内容非常契合。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并且在未来的征程中，明确将“坚持胸怀天下”上升为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了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包括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并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提出了一系列的中国智慧、中国愿景和中国方案。具体来看，二十大报告中有关“平天下”智慧和愿景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我们党对世界形势的判断。这在二十大报告集中阐述中国外交思想和世界愿景的第十四节开篇就有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大报告去掉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并增加了“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表述和判断。第二个层面是有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原则和内容。这包括四个方面：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并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并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第三个层面是中国基于五千年文明向世界提供的愿景。这包括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此，我们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上述三个层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西方最前沿的中国观察者在读懂中国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理解障碍。以米特文章为例，在进展方面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张外界对中国的解读体现更多的是观察者的偏见。第二，对中国领导层的历史感有所认识。第三，对中国在国际上的正当目标有所提及。第四，承认中国不搞意识形态输出。第五，认为中国的走向取决于未来政治的开放和封闭因素。在深层次的障碍方面，则主要体现为西方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比如认识不到中国当前与西方迥异的政治道路其实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中国十八大以来内政变化是针对党领导弱化的“再平衡”，外交政策的变化其实是自信积极外交政策的体现等。那么如何才能消解西方对中国的“理解赤字”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而言，在认知方面，西方需要重新认识、反省并摆脱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偏见。这些偏见植根于超出简单理性审查所能及的“集体无意识”层面，如对自由民主具体、排他性和狭隘的理解以及狂热的推广和输出等。这要求西方进行一场认知革命，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定程度的自我否定。具体路径包括诉诸并因此欣赏非西方世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中的智慧与洞见，同时转向西方传统中成功摆脱其偏见与不足的一些远见卓识者的智慧和洞见，比如尼采、歌德、康德、马克思、叔本华、斯宾格勒等。

Haddad此前表示，SHEIN计划通过在当地生产来实现部分巴西销售的本地化。SHEIN预计，到2026年底，巴西约85%的销售额应来自当地制造商和销售商。7.

待观察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上任后表示，日本央行将继续货币宽松政策，直到通胀目标稳定、可持续地实现；日本消费者通胀目前约为3％，但可能会放缓。4.

特朗普被“起诉”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所有的关注，对共和党内其他竞争对手和民主党人的选举均造成干扰，更为严峻的是这件事情打破了刑不上“总统”的美国政治潜规则，更加凸显了美国宪法危机、选举争议、党派利益与司法机构和州政府管理之间的问题。两百多年来，美国总统深陷犯罪丑闻并不鲜见，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中止人身保护令）、克利夫兰（被控强奸）、肯尼迪（涉嫌暗杀越南总统）、尼克松（掩盖水门事件）、克林顿（宣誓撒谎/妨碍司法公正）都曾有惊无险，但第45届总统特朗普打破了这一先例，成为美历史上首位遭刑事指控的前总统。实际上，纽约检方史无前例的起诉，其罪名严重程度不仅不及华府历任总统，甚至比不上特朗普个人此前涉嫌煽动国会山暴乱、推翻2020年大选，或者在海湖庄园存放涉密文件等。根据纽约州相关法律，向艳星支付“封口费”本身并不违法，但其付款记录却称是用于法律费用，相当于伪造商业记录，属于较为轻型刑事犯罪。而检方欲借此进一步指控特朗普违反选举法财务管理，属于轻度重罪，最高可判处四年监禁。不难想象4月4日，特朗普自首和提审的每一帧细节都将被媒体无限炒作和放大，但一般来说，没有犯罪记录的人因非暴力、轻度重罪不太可能会被判长期监禁。即使特朗普被定罪，也不意味着他有牢狱之灾。这件富有戏剧性的案件并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司法审判，比判决结果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它让2024年美国大选的“十月惊奇”（十一月大选前颠覆选情或政局的事件）提前到来。退一步讲，即使特朗普被定罪，也并不会影响他参加2024年美联邦大选或是担任总统的资格，甚至这件事对他在党内选情有弊还是有利也仍是未知数。本来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初选支持率停滞不前，劲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有望取得一定优势，但后者在“起诉”事件中也站出来为特朗普鸣不平，称不会协助纽约警方引渡居住在佛州的特朗普。刚刚高调宣布参选的前驻联合国大使黑莉和盟友南卡参议员斯考特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的竞选纲领造势，就被特朗普抢去了聚光灯。事件的主人公特朗普本人更是拥有过人的煽动能力，经常突破美国政治底线，他早早做足了准备，呼吁支持者“夺回我们的国家”。特朗普及他的支持者、他的反对者（共和党竞争对手和民主党人）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纽约州法院官员、特勤局都在为“起诉”事件摩拳擦掌。各方围绕2024年大选利益角逐的过程中，许多此前不可能发生、难以想象的问题正在湍急的水域中不断积累，美国本已尖锐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更加鲜明地浮出水面：一是两党一面谴责美国司法的虚伪，一面借此捞取政治利益。民主党和左翼人士认为，关于一个有权势的人是否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法律诉讼可能会引发暴力冲突的争论本身就揭示了一个腐败、不平等和荒谬的法律体系，这是值得反思和令美国民众感到羞耻的事情。而共和党人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则认为这场披着法律外衣的起诉实际上是一场政治“猎巫”，将神圣的司法武器化。与此同时，两党又不约而同地试图利用这一事件引发的公众愤怒和情绪，将其转化为竞选资金，并争取更多的同情票。二是进一步暴露和激化了美国政治的分歧。尽管针对特朗普的起诉仍在审理中，但民众心中早已给出了自己的结论。美最新民调显示，在如何看待这一事件上，民主、共和两党基本盘选民存在巨大分歧，持中间立场的民众比例极低。56%的美民众认为起诉特朗普是公平的，41%的民众则认为是政治迫害。46%的美民众认为特朗普做了与调查相关的违法行为，29%的民众认为他仅是不道德但不违法，23%的民众则认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三是为了选举更加不择手段。纽约检方此次起诉的罪名是一项相对较轻的刑事犯罪。共和党指责民主党人将国家机构政治化。而共和党执政的州县也不乏利用执政优势操纵选情的事件。无论孰是孰非，为了个人或党派利益，不惜颠覆（不承认2020年选举结果），利用情报（私存涉密文件）、外交（通俄门事件）、国防（军工联合体利益）、选举管理（改变选区结构）甚至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操纵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打击竞争对手，达到选举目的的做法频频出现在美国选民面前，选举过程和手段进一步恶质化和无底线。四是煽动暴力成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有了国会山骚乱的前车之鉴，特朗普“起诉”事件发生后，纽约市警察局就开始加强安保，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抗议示威，国土安全部也在加紧网络暴力言论监测。这反映出美国社会各界普遍对事件可能引发的暴力冲突感到担忧。特朗普的右翼极端支持者还在试图通过激烈的言辞、挤兑银行等手段制造混乱。美国政治的“文斗”随时可能在政客的煽动下升级成为“武斗”。特朗普被“起诉”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所有的关注，对共和党内其他竞争对手和民主党人的选举均造成干扰，更为严峻的是这件事情打破了刑不上“总统”的美国政治潜规则，更加凸显了美国宪法危机、选举争议、党派利益与司法机构和州政府管理之间的问题。极端主义并未随着特朗普的下台而销声匿迹，它潜伏在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随时准备反扑。极端两极分化、激烈的党派恶性竞争、暴力事件威胁将美国政坛进一步推向未知的水域。（本文发表于《中国经营报》2023年4月5日。）往期精彩回顾

习近平出席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并致辞

同比下降17.6%）。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02.5亿美元，新签合同额122.8亿美元，分别占同期总额的56.2%和49%。8.

【作者简介】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梁子晗,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科研助理。为何明月照沟渠——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一项量化研究王雪莹

待观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印度新德里发表演讲，发布了面向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构想的新计划。他提出到2030年，官民携手向印太地区投入750亿美元以上资金。5.

第二，美国对外政策的极端化导致作为世界和平稳定基石的大国关系严重恶化，事实上在推动形成新的冷战格局，毒化世界和平发展的氛围，对人类文明发展构成长期威胁。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造福了中国人民，也造福了世界人民，对国际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球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和深远的影响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为基本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与动力源。党的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下一步，如何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实现互利共赢，已经成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指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中国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对外开放是中国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必然结果，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条件。它是遵循了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客观选择，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要求。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后，发展经济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中国在对内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对外积极开放，重点对象是以欧美日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并逐步转向全方位、宽领域。这在三个层次有不同的表现：器物层次，大力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制度层次，大力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学习发达国家的科技与教育制度；观念层次，强调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利用外资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位居世界首位，摆脱了贫困状态，实现了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中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器物层面，在强化出口、引进外资与先进技术的同时，大力强化对外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国内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制度层面，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使之发展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观念层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完善外交总体布局，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8%，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量的三分之一。2022年中国人均GDP为1.27万美元，达到世界银行2021年新划定的12695美元这一高收入国家标准，初步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14亿人口步入高收入国家门槛，数量超过了10亿这个发达国家人口总量，有力推动东西方、南北方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小。中国依然处于中高速增长期，城市化、教育与科技将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中国有望在不远的未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正在为全球消费、投资、贸易的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消费、投资、出口经济是增长的三大动力。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是全球第二大社会商品消费市场。2020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零售市场和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萎缩、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首位，利用外资方面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经济学研究表明，全球产业分工有助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稀缺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并通过全球贸易与销售分别提升参与国和消费者的福利。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这个完整的产业链为中国创造了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增加值，各类产品通过进出口助力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并服务全球企业与消费者。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历经8年，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任务，为全球减贫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全球脱贫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二、全球共同发展中的中国角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造福了中国人民，也造福了世界人民，对国际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球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和深远的影响力。同时，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将长期坚持、不断深化。在对外关系中，中国力推全球化，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建立排他性的国际制度与机制，为全球共同发展采取了以下重大措施。20世纪80年代，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90年代，中国开始推行伙伴外交。这一外交理念侧重政治与安全领域以及发达国家，现已成为中国执行“不结盟外交”的生动体现。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致力于建立全球伙伴外交网络。这一理念与中国传统礼治体系下的“一国一策”外交传统实现了有效衔接，依据双方的舒适度确定双边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不结盟不排他，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迄今为止，中国已经与1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侧重于经济和文化领域，特别是与关系密切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在经济领域，强调实现绿色发展，要求做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在文化领域，倡导文明对话，举办各种论坛，如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年）、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等。2018年，中国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这是中国政府关于世界秩序的中国主张，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主要体现在共建“一带一路”、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等重大外交举措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五大领域，有两大抓手，分四个层次。五大领域是政治、安全、经济、文化与生态，两大抓手是伙伴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四个层次是：全球（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地区（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双边（如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以及专门领域（如海洋、卫生、网络空间）。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等六大原则，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全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一带一路”的升级版，旨在可持续、高质量地推进“一带一路”这一“世纪工程”。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六个坚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它明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是伙伴外交在安全领域的具象化与升级版。三、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要举措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顶层设计，政治上推进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经济上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互利共赢，并推动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深化改革是从上至下、从心理到物理上的全部主动式开放，是在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处于空前水平下再次主动融入世界，旨在让全球工商企业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和资源优势、让世界各国充分分享中国的开放红利、让世界人民充分了解中国。对外开放让中国获益巨大，也给中国带来挑战。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消费商品市场并有望成为第一大市场，全国人民充分享受世界先进产品和服务；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引领者和稳定器，成为全球最大生产供给国、国际生产链与价值链的重要一环；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和新的发展机遇，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发展经济，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整体经济素质。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流通容易受到外部影响，产品价格容易被外部资本操纵；汇率波动对外向型企业影响巨大；行业必须适应全球竞争环境，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压力加大；中国日益强大的生产与贸易能力引发西方国家的不安和恐惧，贸易与投资摩擦不断。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中国必须扩大积极影响，有效应对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整体思路。对内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海南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对外构建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全球商品消费的超大市场，中国将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合作与分工，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全球产业合作与分工，是全球化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全球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致力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货物出口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与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提升。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进一步改革的难度提升，制度开放遇到了一定的阻碍。推进高水平的开放，需要强化制度性开放，包括改革不合理的规则与规制，提升经济管理水平，参与现行国际行业标准的修改与新标准的制定，培养大批人才进入各类国际经济管理组织。建设贸易强国，同样需要强化制度性开放以推动货物贸易升级，但更为重要的是大力拓展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日益提升，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获取全球贸易利益的主要手段。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严重受阻，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美欧等发达国家转而推进由其主导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信息技术协定（ITA）扩围等谈判，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竞争更趋激烈。中国作为国际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挖掘服务贸易潜力是扩大对外贸易的历史任务。为此，需要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挖掘中国在服务领域的潜力、发挥比较优势，增强中国在网上贸易、电子支付、物流系统等方面的整体竞争力。一流的营商环境是发达经济体国际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表现。在中国政府给予外商超国民待遇，为投资者提供“五通一平”等服务相关政策支持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投资的热土，利用外资连续30多年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营商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在逐步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后，如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中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有必要建立贸易便利化体制、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完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安全的金融体系、修改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新时代新征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奋力开创对外开放事业新局面。（本文发表于《中国新闻发布》2023年第3期。）往期精彩回顾

在全球贸易网络演变背景下，中国从亚太区域集团的外围成长为亚洲产业链的枢纽，俄罗斯则从相对独立的贸易模块到逐步形成“链接”欧亚的产业链格局。从价值链地位看，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出口中包含一定的国外增加值，而俄罗斯主要出口石油、木材等原材料，位于价值链的相对上游，其部分增加值包含于下游国家的出口中。中俄产业链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增加值贸易分析表明：近十多年来，中国出口和最终需求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升，且对俄罗斯的增加值依赖较传统贸易指标提高；俄罗斯对外增加值依赖始终较高，且主要表现为对欧洲和中国的增加值依赖。当前，中俄贸易合作面临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及全球环境政策的三重影响，这些因素为中俄贸易合作带来机遇和挑战。预计中俄贸易将在逆境中曲折前行。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融入亚太经济的意愿增强，特别是与中国关系日趋紧密。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引发美国及西方对俄制裁升级，可能进一步加速这一变化趋势。自2019年宣布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中俄双边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并向着2024年贸易额实现2

往期精彩回顾

正面近日，中国商务部联合中央编办、外交部、发展改革委等16部门印发《关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