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公号自发表第一篇文章至今，已逾八年。2023年6月《公号七年一瞬间》梳理了作者的写作历程。过去近一年来，作者花了较多时间在“再全球化”和“需求侧分配改革”这两个议题上。本公号是个人写作，也是目前中文互联网领域十分罕见的“一不四没有”公众号（不接受公关，没有团队、没有广告（腾讯默认广告除外）、没有软文，没有任何买来的粉丝）。阅读群体很广泛，五湖四海。既有国内外企业高管、金融界人士、海内外学者、各级政府官员，也有工薪阶层、学生群体。作者面前，读者都是平等的，稍微有所倾斜的，是对年轻人的期待。公众号文章是作者个人经历和长年阅读、思考、翻译所得，除与作者工作直接相关的内容不予讨论外，话题没有限制。所有观点仅代表个人，可能偶尔有一些现实的影响，但这些影响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什么，也不是作者的追求。作者说到底是个老百姓，读者不应当对作者有过高的期待。这些文章只是在历史的喧嚣中记录一些观察，写作初衷大概都是从个体视角去尝试理解今天这个我们所处的世界从何而来，又将往何处去，可以理解为成一家之言的私家史。在与读者的交流中，作者也增长了眼界，这是写作的收获和乐趣，千金难买。不少读者询问作者是否会结集出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的黄磊董事长也多次与作者沟通希望促成。考虑到纸制出版需要额外的删改，作者目前没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并且对一些文字出版要求有不同看法，因此近期还不会考虑出版事宜。为读者阅读及查询方便，作者将不定期更新历史文章目录。以下是公众号截至2024年4月的文章一览，包括：地产经济、老龄化与分配问题、全球化与再全球化、半导体、俄乌战争、都市圈与隐形冠军企业、韩国财阀经济研究、认识论、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反思、教育资本化批判、中概股、香港、Covid-19疫情、互联网与舆论、致年轻一代、日本、美国民粹主义历史和2020年大选，以及文明史共计18个系列，292篇文章。作者认为比较重要的文章，以★标显示。阅读时请注意发表时间。一、地产经济系列1、一线：百万美元时代；二线：追求幸福的权利；挤出：从商业地产到电商，2016年2月★2、房价会下跌吗；房价会下跌吗（二）；房价会下跌吗（三）；房价会下跌吗（终结），2016年3月3、人与地，2016年5月4、万科事件的三个核心问题，2016年7月5、房价，真会永远涨吗，2016年8月6、纸面财富终将去，一地鸡毛谁人收，2016年9月★★7、关于房价的思考之一；西城老破小与教育公平化 ——关于房价的思考之二；阶层固化与迁徙自由，兼谈近期政策——关于房价的思考之三，2017年3月★★8、拐点来临之前——中国地产经济的内生性矛盾，2017年3月9、房地产税会很快开征吗？，2018年8月10、是时候再谈谈房价了，2018年12月11、房地产中介会被“取缔”吗？，2021年8月12、保经济、房地产、鸡娃与内卷，2023年6月★★★13、消费能力去哪里了，2023年6月14、老乡，又鼓励买房了，还上车吗？，2023年7月15、“地产新政”冷观察，2023年7月★16、外部与内部，微观与宏观，短期与长远，2023年11月★17、聊一聊最近的房地产，2024年2月18、拐点已至，一语成谶，2024年3月二、老龄化与分配问题1、日本老龄化小城富山的见闻，2019年2月★2、老龄化与996——不善待年轻人的时代，难有未来，2021年1月★3、勤劳是否还能致富？——新租时代的不安与反抗，2021年2月★4、不可逆的全球化和老龄化，2021年3月5、老龄化、少子化这个议题究竟需要思考什么，2021年4月★★★6、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2021年5月★★★7、《老龄化二百年》写作背景及补遗，2021年5月8、差异化的人生为什么重要，2021年5月9、我们需要怎样的人口政策，2021年6月★10、共同繁荣，2021年11月11、近距离感受超老龄化社会，2021年12月★12、印钱为何难以催生——再谈老龄化问题，2022年1月★★★13、印钱为何不能催生——中国的老龄化问题，2022年1月14、他乡与故乡，2022年1月15、中国的人口负增长时代，2023年1月★★16、消费能力去哪里了，2023年6月★17、该不该给老百姓发钱，2023年6月★18、体察微观、理解微观、尊重微观，2023年12月★★★19、分配问题为什么最重要，2024年1月★★20、技术上的遥遥领先，并不等于经济上的遥遥领先，2024年3月★★21、慕峰：如何提升民众的可支配收入，2024年3月三、全球化与再全球化系列★★★1、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上）、《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下）》——美国的问题与中国的挑战，首发于2019年5月，重发于2020年4月★★2、全球化下的莱茵模式，深度全球化的挑战，2019年6月★3、对当前经济方面一些流行观点的认识，2019年10月★★★4、全球化的重构，2020年4月5、胡佛往事，2020年4月6、瑞幸事件发出的警报，还没有引起中概股企业的足够重视，2020年4月7、美参议院通过中概股法案，2020年5月8、回顾历史，寻找共识，2020年6月9、从Tiktok看中国企业当前的全球化困局，2020年8月10、关于WeChat的美国禁令到底讲了什么？，2020年8月11、我们会等待，凤凰涅槃，麒麟复归，2020年8月★12、美国贸易法律合规体系的危机，去美化和国产替代，2020年9月★13、美国衰落了吗？——全球化系列文章导读，2020年9月14、“云在本国，爱在本国”，新时代下的“互惠”——TikTok交易简评，2020年9月15、TikTok交易迎来新的挑战，2020年10月16、拜登执政期可能的中美关系新变化，2020年11月17、给仍处中美关系漩涡中的企业提个醒，2020年11月★18、全球反垄断时代，2021年7月19、再谈中概股投资的政策预期，2021年8月★20、慎言“学习德国模式”，2021年8月21、如何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2021年9月★★22、共同繁荣，2021年11月★23、关起门来搞“市场”vs.打开门来搞“计划”，2022年2月24、底层的变与不变——当前局势再分析，2022年3月★★★25、如何理解今天的中国，2022年6月★26、四边脱嵌与多边嵌合：经济摩擦、政治冲突与技术扩散，2022年9月★★27、从“逆全球化”到“再全球化”，2023年5月★★★28、再全球化与结构性调整，2023年7月★★29、再全球化、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2023年9月★30、漫长的冬季，2023年12月★★31、再全球化、产业园区与供应链外迁，2024年2月★★★32、再全球化，贸易平衡与结构性调整，2024年3月★★33、慕峰：中国企业的出海与再全球化，2024年3月四、半导体系列★★★1、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上），2022年11月★★★2、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2023年3月★3、芯片战争下的中美博弈，2023年3月★4、新科技主义与地缘政治冲突，2023年3月★5、国际地缘政治裂变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2023年3月★6、繁荣、安全与成本——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破解之道，2023年4月7、苏州工业园区授课记，2023年5月8、在战争中学习战争，2023年5月9、台积电的一小步，2023年6月10、终于有了“芯片战争”的样子，2023年7月11、不要在半导体领域重复造轮子，2023年7月★12、美国半导体产业政策的内部博弈，2023年7月13、轻舟已过，前路仍艰——对Mate

昨天一篇短文《拐点已至，一语成谶》，只是回溯过往观点，既没有标题党，内容也不敏感，但仅在一日之内，非常意外地产生了18.9万的阅读量。查阅了一下后台数据，原来该文有75%的阅读量是公众号算法推荐产生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公众号文章曾经是不靠算法推荐的，都是靠读者自行转发，也就是曾经阅读量多的文章，是靠读者去“指尖相传”的。在改为算法推荐模式后，即便关注一个公众号，如果不星标，它的文章也不会及时出现在读者的公众号订阅页面；这样因转发产生的所谓“爆款”文章就越来越少。偶尔出现个别文章突然阅读量暴增，仅仅是因为被平台算法“意外”推荐了。作者查阅了过往一年的10万+文章，无一不是算法推荐比例超过50%带来的，并且都是非常短小、没有多少深度的文章。作者真正有深度的分析文章，没有获得过一次推荐。以下是过往一年来，本公号的流量数据分析，可见算法推荐占比仅为5.98%，这是很低的。这种机制的形成，并非不能理解。因为整个中文网络舆论生态，像作者这样仅凭兴趣写作，能够有一些影响力，却至今没有接过一个广告或软文的自媒体号，也不靠小作文在资本市场牟利的，不敢说绝无仅有，但肯定也是屈指可数。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自媒体都要靠“舆论”来生财。因此，在没有算法推荐的前几年，要么充斥着咪蒙类的爆款文章，搅动中文网络舆论生态；要么就是各家大厂、互金的软文，去收割不同的韭菜。在算法推荐（过滤）普及后，上述情况大幅减少。伴随共同减少的，是少数高质量文章被更多人阅读到的可能性。遥记2019年作者《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一文，上至庙堂、下至厨房，不同层面争相阅读，来自全球华人的高质量留言、私信层出不穷，其中不乏知名跨国企业高管、海内外学者和各级别官员。正是因为当时没有算法推荐（过滤），作者的文章才会被各个层面阅读到，进而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开始形成从全球化视角去看待中美争端的社会舆论。如今，上述情形再难出现。坦率地讲，在平台开始普及算法推荐后，本号留言的质量一落千丈。按说算法应该能够将文章推荐给有兴趣者，但似乎当前算法的能力十分有限，高质量文章是很难推荐给有需求的读者的。更重要的是，算法的初始目标本就是实现阅读的“圈层化”，这也意味着普通人要想在网络上获得更多的认知提升，将是难上加难。从本号许多新近关注者的留言来看，他们正是弱势群体，要么满怀一腔热血要战天斗地，要么哀叹生活艰辛不知如何是好，但往往他们没有能力读完一篇长文就发表留言，以至于到底是谁在代表他们的利益都搞不清楚。这当然就是所谓的“韭菜基本盘”。民粹主义情绪与网络运营流量混搭，成为这个时代中文网络舆论的最大特色。网络民粹主义、反智言论，看似欧美日也存在，但其实仍有很大不同。与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平台野蛮生长导致传统媒体全面溃败不同，欧美日的传统媒体在网络舆论兴起之后，仍然维持了相当的阅读份额。这其中最重要的差异，就是广告收入来源的分成。无论任何媒体，广告收入都是生存基础，传统纸媒是靠订阅+广告，电视媒体是靠广告。欧美日的手机互联网发展没有像中国大陆这样快速，导致过去若干年传统媒体获得了转型时间，对知识产权的普遍保护，促使web端订阅形成习惯，接下来促成传统优质媒体能够继续维系的，是Apple提供的app分成，传统媒体可以通过iPhone嵌入消费者手机终端，订阅、广告费用虽然需要分成给Apple，但也给传统媒体足够的生存空间。有收入才能让高水平的记者、编辑安心工作，才可能提供深度报道和分析，才有能力识别哪些专家是真正的高水平和专业。与欧美日传统媒体演进道路不同，中国大陆的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几乎全面溃败。时至今日，除了《财新》坚持收费模式，其他传统媒体几乎都沦为一个媒体号矩阵，与后起的新媒体、自媒体处在同一竞争平台，不得不变成惊悚的标题党才能获得流量进而获得广告收入。所谓的新媒体和自媒体在过去若干年则陷入疯狂的洗稿、软文氛围中，将快钱赚到极致，使整个中文网络充斥低智、情绪化的流量文章。专家网红化、分析娱乐化蔚然成风。在大面积低质量网络内容成为供给主力后，网络民粹化倾向越来越重；而此时的传统媒体溃败导致优质内容供给越来越少。这就是中文网络舆论极化的原因。诚然，互联网舆论的极化、民粹化是一个普遍的全球现象，但在欧美日先发国家，优质的传统媒体仍然在发挥它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对冲着各种低智言论。谁说传统媒体一定没人看呢？看看B站上自发翻译的NHK、BBC的纪录片，不也是拥有非常高的人气吗？我们看到，今天的算法推荐时代，其实就是算法控制舆论的时代。有独立思考能力者其实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需要知识的积累、工作的经历和对现实的再反思，可遇不可求；少数人努力寻求更多的理性认知，绝大多数人其实只是在算法的圈层中强化固有的认知。从长文到微博短文是一次普遍的“低智化”过程，但微博好歹还有对抗，不同观点会快速形成对冲，尽管大多数时候是非常低质量的对冲；但短视频则体现了认知的高度一致，留言几乎没有不同意见，这就是算法对社会舆论的进一步影响。毫无疑问，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是溃败还是维持，关系整个舆论生态，也关系整个社会认知体系，实际上也关系到政策制定者对社会真实情况的认知。网络是否能够反应社会现实，网络是否不能反应社会现实？这恐怕只有平台才能知道，未来谁又会知道呢？AI吗？长久以来，作者一直希望更多专业人士能够在传统媒体溃败时通过主动发声去影响更多人，但现实是，作者只是屈指可数者之一，需要赚钱、在意流量的营销号才是中文网络舆论的绝对主流。并非每个个体都愿意花680元/年去订阅一份专业的网络杂志，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和兴趣每日坚持阅读外文资料，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人其实只是一直活在算法的圈层中。且不说在算法推荐之后，屈指可数的文章被阅读到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这是算法控制舆论的时代，也是韭菜丛生的时代。人们的喜怒哀乐来自计算机代码的控制，未来还会来自所谓高科技AI的控制。对普罗大众而言，探寻真实的世界变得异常艰难，而决策者们也将不得不面对这个前所未有难以控制，且难以达成共识的美丽新世界。以上。

2017年3月，作者在本公号发表了《拐点来临之前——中国地产经济的内生性矛盾》，七年匆匆，一语成谶。各位读者不妨回溯阅读，回想自己在2017年时的心态，再看看作者当时分享的认知。在2016年后，作者不再赞同个体在中国大陆一二线城市进行房地产投资，有着十分微观而具体的理由，并且将这些观点在不同时点进行公开，包括但不限于：学区房不具有额外的抗跌能力，并且无法实现十年后的升值变现；一线豪宅也不具有额外的抗跌能力；畸高的房价收入比会造成各种“挤出”，民众消费能力会持续下降，最终导致房价无法维持；在房价下跌期打开限购会使房价更快下跌而非有利于维持价格；人口至少在目前不应该是影响房地产行业的主要因素，日本在过去三十年，房地产行业仍然是健康的。上述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理所当然，但放在三、五、七年前来看，可谓“不可理喻”。但就是这三、五、七年，不少人付出了自己的一生，甚至延及三代。作者知道方方面面对房地产现状都十分担忧，但作者想说的是，任何“救”的行为，如果脱离了消费的合理需求，都将变成一个笑话。因恐慌而抢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并且在大家有生之年不可能再回来。如果业内无法理解市场恢复为何如此困难，不妨找时间去看看推介日本房产的短视频，看看东京、大阪一户正常质量的住宅，究竟需要多少钱就能买到，须知这还是最近两年涨价之后的价格。再看看人均收入和人均福利水平的差异，就不难理解，为何都是老龄化、少子化，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能在2016年开始关注本号的读者是极少数，长期关注者皆知，作者在诸多问题的判断上，往往要早于现实，甚至有时候是提前三五年。所以对每篇文章的幼稚留言，作者早已习以为常。很多观点的展开，本不需要针对普罗大众，因为以当前的教育水平和网络舆论现状，绝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社会经济现实的运转逻辑才是正常状态。写作这些文章的初衷，高的目标是产生一些共识，低的目标是记录一下历史细节。历史大势，不因一人一事而变，但这个时代不能让后来者仅能从宏观数据中获知历史的细节，更不能让后来者仅从营销号中获知历史的片断，这就是私家史的意义所在。以上。

中国企业的出海是当前的热点话题。很多曾经根本没有想过出海的本土企业都开始参与其中。上一波集中出海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不少企业陷入困境，中资成为当时的白衣骑士，出现了一波密集的中欧并购潮。当时的形态是，本土的中资企业直接收购或参股欧洲企业，汽车行业、机械制造行业、基建行业乃至部分高科技行业的成功并购案例，基本都是发生在这个期间。当时的时代背景仍然是上一轮的超级全球化阶段，产业安全问题、地缘政治问题都还不存在，整个欧洲都还秉持自由贸易理念。今天的读者可能很难想象，当时欧洲、澳洲核心国家就连一些今天看来极其敏感的行业也是十分欢迎中国大陆资本的，甚至连中国大陆的国有资本都没有任何排斥，直到2012年后仍然是这种情况，距今不过十年左右时间，今天回忆起来已恍若隔世。自2018年起，本公号几乎是中文领域（不限于网络）最早从全球化视角去分析中美之争及之后的地缘政治经济走向的，本文也是“全球化系列”的第83篇文章。作者将全球化当前的阶段称之为“再全球化”（《再全球化与结构性调整》），之所以出现这个阶段，是因为前一个自由贸易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两个不平等问题：一是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少数国家受益），二是一国内部的不平等（因水平分工导致的先发国家内部就业机会的流失），这导致未受益国不再支持先前的全球化，以及更重要的，部分先发国家民粹主义开始盛行。作者在2020年指出全球化重构势在必行（《全球化的重构》），尽管充满了国家间的争议，作者仍然一直坚持“更应当站在全球的视角，站在不同国家内部的视角去看待问题”。作者认为再全球化呈现出三大特征，即：全球在地化、同地协同化和近地化。简言之，以美国的供应链调整决定为标志，呈现出“本土—近岸—友岸”的次序优先级和水平分工逆转这两个特征。如同在1980年代日美贸易战时，美国存在贸易平衡和产业安全这两个目标，当前美国仍然是这两个目标。日美贸易战时并未出现近岸、友岸和水平分工逆转这三个情况，是因为美国当时的政策工具对日本是有效的，但今天对中国大陆已经不够了。本土的水平分工逆转，也就是将从成本上看，放在海外更优的关键产业，通过补贴形式吸引回本土，其基本逻辑是对产业安全及更深层次的国家安全和国家产业优势的追求。能否成功，还可以继续观察。但就近岸和友岸策略而言，实际是有利于此前全球化进程中的未受益国，所以获得了普遍支持。实际上，欧洲主要国家与美国的再全球化策略并无二致，只是在外交策略上存在差异。可以看到，供应链近岸化的实际效果，是提升了欧美周边后发国家的产业提升机会；供应链友岸化的实际效果，是将美国与德、日、韩等传统盟友国家的经济联系再次变得紧密。近岸呈现的是中低端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友岸呈现的是高科技部分的密切合作。近岸和友岸策略目前能够顺利推进，最根本的原因是符合各国再全球化的基本诉求，也即解决两个不平等问题，同时又有利于美国达成贸易平衡和产业安全这两个基本目标。近岸和友岸策略的具体实现方式，是通过区域自贸协定形成关税差异、对关键行业实施财政补贴引导，以及通过出口管制等贸易限制政策形成技术和生产成本代差。但最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先发国家尤其是美国本土旺盛的消费能力，如果消费不能闭环，所有政策效果都将归零。之所以要详述以上，是希望强调，中国企业当前出海的时代背景已与十年前完全不同。十年前是自由贸易的全球化，今天则是要解决两个不平等问题的再全球化。十年前全球化的受益者和今天再全球化的受益者是完全不同的。今天，几乎所有中国大陆外贸企业，都能够感受到巨大压力，曾经简单的点对点贸易，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关税变了、需求变了、成本变了，更为重要的是，欧美日重要的头部企业正在主动而快速地调整在全球的供应链布局。就在中国大陆部分网民欢呼中国汽车新势力将外国厂商逐出本土时，那些在合资车厂就业的本土产业工人，以及为这些合资车厂生产配件的本土厂商和产业工人，能否被新势力吸纳呢？就在中国大陆部分网民嘲讽欧美日的新能源汽车政策摇摆不定，认为未来全球必定是中国电动车的天下时，欧美日主要车厂的全球盈利却迎来持续增长。对一家不但拥有亿万消费者的全球化头部企业，它不但要顾及消费者的需求，更要顾及其身后庞大的产业链和就业人群，这就是一家全球化企业与一家出口企业的根本差异。正如作者2018年在《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中引用卡尔.波兰尼的话：“一般而言，进步是必须以社会变动的代价来换取的。如果变动的速度太快，社会就会在变动的过程中瓦解”，“变迁速度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变迁本身的方向；虽然变迁的方向往往并不由我们的主观意愿来决定，但我们所能忍受的变迁速度却允许由我们来决定”。产业升级换代是无法阻挡的，但产业升级换代的速度，是可以博弈的。原本拥有中国大陆工厂的全球化头部企业的供应链布局全球调整，势必导致其配套企业随之调整。这就是当前中国企业出海的时代大背景。不仅如此，即便是中国大陆的头部企业，要提升全球市场占比，也不可能再通过单纯地增加本土出口的方式实现。随着欧美未来对本土化、近地化附加值成分占比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大陆的头部企业如果要成为全球化企业，最终都会走上曾经欧美日韩企业的全球在地化之路，也就是在一些重要节点国家或地区，完整地形成当地的供应链体系。当前出海的中国大陆企业家们，一定能够切身感受到美墨加自贸协定和欧盟关税差异对企业盈利的影响，这也是促发当前中国大陆企业规模出海的直接动因。但作者更想强调的是，当前的再全球化与此前的全球化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首先，曾经的全球化是建立在水平分工基础上的，也即，从先发国家企业来看，因老龄化导致本土人工成本高企、税收不断提升，将产业的劳动力密集部分不断外包到海外，将智慧密集部分存留在本土，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盈利水平。这也造成了所谓的“去工业化”和“高端服务业兴起”。当前的再全球化，站在中国大陆本土视角而言，大多数企业只是欧美日韩头部企业的配套企业，它们的出海并非主动引领，而是一种跟随策略，因为不跟随，就会丢单，进而影响生存。就当前情况而言，无论是在东南亚还是在墨西哥、匈牙利，因为再全球化出现大量商业机会（盈利空间），这种跟随是必然会发生的。其次，头部和配套企业的规模化出海会在海外关键节点国家和地区快速形成当地的供应链能力。在海外关键节点建设过程中，会出现中国大陆本土出口的短暂提升（海外建设需求带来的中间需求提升），但随后就会出现本土出口的大幅下降。这个过程是全球化过程中发生过很多次的。在美国企业出海时发生过，在日本企业出海时也发生过（所谓“中国特需”）。当前正处于海外关键节点的规模化建设过程中，因此从数据上观测到“海外供应链新增需求拉动中国大陆存量供应链需求提升”的情况，部分中国大陆学者将这种情况判断为中国大陆供应链的不可替代性，这种观点其实是对全球化历史无知的表现。再次，过往全球化的水平分工虽然导致先发国家本土出现了“去工业化”，但同时也导致了高端服务业（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研发设计引领和金融并购潮）的普遍化。也就是，在中低薪酬工作岗位丧失的同时，先发国家的高薪酬工作岗位其实是在增加。但当前再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大陆的头部企业其实并不多，并且极少数头部企业的关键研发中心许多是放置在海外，这是高端人才需求所致，高端服务业的人才对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追求和议价能力是远远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因此，中国大陆企业的出海，长远而言，是否会导致本土劳动力密集型工作岗位的减少，同时也难以实现智慧密集型工作岗位的大幅增加呢？这些问题，作者提出警示，读者们可以继续观察。这些问题并非无解，只是需要痛下很多决心，当然也有赖于整体社会认知的变化，作者在私下有过很多讨论，就不展开了。最后，当前的再全球化并非中国大陆或者中国大陆企业引领产生的，仍然是由欧美政策和欧美跨国企业驱动的。换言之，仍然是中国大陆企业在适应欧美日的调整，而非中国大陆或中国大陆企业在主导新的全球化进程。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情况，是过往全球化未曾发生过的，对中国大陆的企业家而言，既需要了解具有共性的全球化过往，还需要深入思考没有共性的未来。这些长期而重大的问题在海外通常是由早已打通政商学研的智库来完成，非常可惜的是，中国大陆时至今日都不具有这样的智库，绝大多数学研人员都没有现实的商业经验，只能从理论到理论、概念到概念，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大陆出海企业未来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投入，很可能某一天在趋势预判上会出现严重问题。作者过去半年来反复强调的是，中国大陆的消费能力仍然十分不足（《分配问题为什么最重要》），一个庞大的内需不可能只是对应一个庞大的内部生产能力，一定是对应全球的生产能力。如果中国大陆的消费能力能呈现跨越式发展，那中国大陆才可能有底气、中国大陆企业也才可能有机会去引领新的全球化进程。道阻且长，乐观主义、悲观主义最后都要妥协于现实主义。本文是写给后来人的，希望你们在这些长期记述中看到这个时代的真实情况。以上。

再全球化已然兴起，外需增长很可能长期受限，中国大陆当前的经济发展实际上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是继续以大规模投资驱动，仍然以基建切入，维持名义上的增长率；二是大幅提升民众可支配收入，尽快改善居民侧资产负债表，以内需提升作为经济主要驱动力。这两条道路逻辑上并不矛盾，可以同时进行，但现实约束是，官方主导投入基建越多，可用于提升民众收入的资源就越少，反之则相反。用老百姓通俗的话来讲，钱都花在修路、修桥上，用到养老、教育方面的就少了。人人皆处经济现实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谓两条道路的矛盾，并非要否定彼此，而是在资源投入有限的前提下，以哪条道路为主的问题。基建落后的时代，提升基建水平对提升经济效率至关重要。过去三十年，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国大陆在基建上突飞猛进，公路、铁路、水路、航路、电网、通信网络等管网基建的巨额投入，极大地改善了国家面貌，也为最近十年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快速兴起搭建了底座。基建的改善和全球化的融入使中国大陆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对全球各国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上述进程中，人均GDP随着GDP的快速增长而增长，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个体收入虽然也在增长，却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仍然较低；二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仍然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2月29日发布的《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全国人均GDP为89,358元，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9,218元（中位数33,036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821元（中位数47,12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21,691元（中位数18,748元）。也即：2023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值为43.89%，非中心城市、农村的比例显然更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教授认为，上述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在60%左右（《张卓元：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人均GDP是全国全年产品和服务总价值的人均化，并不等于民众的实际收入。因此以人均GDP来判断是否发达，实际是不合适的。尽管经济学界对上述比例的差异有不同认识，比如有学者认为，43%已经与部分先发国家水平接近，但由于中国大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值仍然偏低，且民众福利水平与先发国家有很大差异，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不同地区（沿海与内地、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城镇与农村）在收入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导致中国大陆民众的实际消费能力仍然非常弱。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9.1%（《蔡昉：中国居民的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有明显的差距》）。内需消费能力极其有限，不但与中国大陆经济总量的全球地位极为不匹配，也导致中国大陆的生产制造不得不长期高度依赖先发国家消费需求。这也导致海外关于贸易不平衡的声音四起。作者认为，未来对应中国大陆本土出口的外需增长难度非常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部分先发国家老龄化是长期趋势，老龄化意味着社会总体消费种类和数量的减少。二是前期全球化进程中由于高度依赖外包，导致先发国家本土制造业工作机会大幅减少，劳工权益保护成为主流呼声，同时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也令先发国家出现长期担忧，这就使得当前的再全球化呈现出全球在地化、同地协同化和近地化三个特征（《再全球化与结构性调整》）。因此，先发国家本土的再工业化以及供应链的近地化（即近岸外包，nearshoring）成为确定趋势。当前中国大陆企业的出海实际是适应这个再全球化进程。这都将导致中国大陆出口增长的长期受限。上述两个原因，导致即便中国大陆企业在技术上能够获得突破，未来也不得不面临“以技术换取先发国家市场”或者“以在先发国家或其近距离的自贸国建厂以换取准入机会”的现实，作者也因此提出了《技术上的遥遥领先，并不等于经济上的遥遥领先》。所以，即便中国大陆企业未来能够很好的适应再全球化进程，也即如果出海能够获得成功，也不意味着中国大陆本土的就业机会将获得持续增长。因为再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是产业迁出的进程，它的就业机会是出现在海外而非中国大陆本土的。就此而言，对这个进程应当参考关注的，是先发国家企业曾经出海后面临的各种问题。基于上述，内需提升不但是未来中国大陆本土就业稳定与增长的唯一主要途径，也将是避免出现前一轮全球化时期先发国家本土“去工业化”的唯一主要途径。当前，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共识在于，内需乏力是因为民众可支配收入仍然偏低，也就是老百姓消费能力有限是因为缺钱而不是因为有钱不消费，这个特征与日本平成时代存在本质不同。但尚未达成共识的方面在于，如何提升民众的可支配收入。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当前化债压力仍然很大，经济呈现出资产-债务通缩趋势，就业机会大幅减少，民众收入出现普遍增长停滞甚至下降。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加大财政主导的投入力度，继续通过投资拉动经济，以新增项目带动居民劳动收入提升和资产价格回升。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将财政资源主要用于直接提升民众的可支配收入、降低民众刚性支出负担，降低企业与居民的当期经济压力，以居民的消费作为经济回升的驱动力。作者支持第二种观点。在过去几个月的文章中，作者已经反复从多方面论证自己的理由。在这里做一个小结：以当前中国大陆债务水平而言，化债具有长期性，债务重组只能是以时间换空间。无论前述哪个方案，又都是以继续扩大债务为前提，因此要十分珍惜这个时期的投入。继续以基建投入为主导，无论是传统基建还是所谓新基建，事实上都只是少数行业受益。曾经是土建行业受益，如果是新基建，则是信息科技制造等相关行业受益。关键在于，少数行业受益很难扩散到其他行业。这是因为，曾经的路桥基建事实上已经处于结构性过剩状态，而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新基建，如果在官方采购项目的主导下，最终还是会成为传统基建的一部分。例如，一个电线杆上挂七八个摄像头，其收入已经是计入“云服务”这种新兴科技收入的，但它的实际价值是多少呢？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在于云摄像头并非高科技产品，而在于企业要积极参与这些项目的招标才能获得这部分收入。可以想象，未来的云摄像头肯定还会加入AI芯片，进而这部分收入（如有）还可以继续变成所谓AI芯片收入甚至是AI收入，当地的“科技转型”可能就会有“数据支撑”。从统计上看，我们的AI收入可能会因此持续扩大，但这叫什么AI呢？这就是微观经济在被迫适应宏观政策目标的具体落地，因为只要有这些项目，企业不去投标就相当于将收入机会让渡给竞争对手，因此这些项目也使高科技企业不断去适应各种地方财政资源的浪费。如果没有经济基层实务经验，是难以深刻体察上述问题的。作者曾经深入分析过，诞生之初高度依赖军工的美国半导体产业之所以能够持续领先全球，是因为早在1980年代，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DSB）就已明确“有竞争力的大规模生产是半导体领先的关键，大规模生产由商用市场提供支持”（《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因此即便美国在实施半导体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以居民消费终端市场作为衡量标准，以市场化企业的判断作为指针，这两个基础都从未动摇，甚至得到作为财政支出大户的美国国防系统的长期认可，时至今日也是如此。恰恰是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政策在1980年代后期仅仅依赖产业政策参与者的判断，无视新兴消费需求的兴起，才错失PC时代，进而丢掉了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作者并不否认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但产业政策应当以具体的市场指针为依归，也即，任何投资项目需要直接指向最终的消费群体。政府投入也能够形成市场，看似也是需求，但这个市场除了军工、空天等极少数个人消费者无法参与的领域外，其实都不是最终市场和最终需求，只是中间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公路、铁路建在合适的地方、有合适的量，有利于拉动经济，但如果是不合适的地方、不合适的量，则很可能是浪费。公路、铁路如此，所谓的高科技，也是如此，不但大数据、云计算可能如此，半导体、AI也可能如此。今天中国大陆急于摆脱各种技术上的卡脖子，直接在产业政策上发力，从技术突破的角度，这是对的。曾经的日本、韩国都以有效产业政策取得巨大突破。但需要注意的是，最终的检验必须是最终市场和最终需求，也就是来自最广大民众的消费需求。以AI为例，当前市场对美国AI技术的预期，并不仅仅在于感受到其技术的领先，而在于微软、Alphabet、Meta这些企业对AI技术拥有天然的变现途径，也就是AI技术并非一个技术遥遥领先的空中楼阁，而是遥遥领先的技术在现实中已经可以被美国乃至全球的庞大消费能力所支撑。正是因为OpenAI的技术被微软快速地形成Copilot产品，以及不同人群确实已经能够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感受到ChatGPT的便利，加之OpenAI迅速的选择平台化，才使得AI企业及其后的Nvidia狂潮持续席卷全球资本市场。如果我们的新基建投资只是从供给侧、生产端不断的横向对比OpenAI、Nvidia这些企业的技术参数，进而以此为依据去获得官方主导的项目，不以民众最终消费为依归，那最终都将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横向比较就如同作者在《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上）》所指出，日本当时就是这样不以市场需求为依归，热衷于横向比较美国企业技术参数，完全无法理解PC时代，进而丢掉整个新兴市场。作者与许多理论家的不同在于，作者并不批评产业政策本身，甚至非常理解和支持有效的产业政策。作者重点希望指出的在于，要想当前的技术产业政策获得成功，恰恰不能只依赖官方主导投入去解决技术参数和各种指标的对比问题，而必须让民众的最终消费和最终需求获得发言权和选择权。要让民众的消费购买力而非财政购买力，成为检验技术是否遥遥领先的唯一标准。要实现上述，当前最大的卡点并非技术本身，而是民众的消费能力严重受限。大幅提升民众可支配收入，不但是解决贸易平衡问题的关键，更是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的关键。如前所述，当前中国大陆民众的消费能力不但大幅低于先发国家水平，甚至低于人均GDP相仿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来检验技术发展是否真正符合市场需求呢？一个产品好，不需要官方给它评分、排名，不需要给企业家荣誉和大红花，只需要让最广大的消费者自己去选择。如果中国大陆民众的可支配收入能够大幅提升，那以中国大陆当前企业的生产研发能力，将很快进入“消费-生产-技术进步-扩大消费-扩大生产-技术再进步”的良性循环。但如果仍然将本可以用于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资源投入到各种官方主导的投资项目中，那所有企业又将再次围着那些电线杆转。两条道路的不同结果，显而易见。那该如何提升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并在此基础上大幅提升民众的消费能力呢？作者认为，无非是几条路：一是以财政补贴为依托，大幅降低社保的企业和员工缴费比例，这将同时大幅降低企业和员工的当期经济负担。二是大幅降低存量房贷利率，这将大幅降低过去八年以来主力购房人群的当期经济负担。三是大幅提升农村人口的养老金水平，这将大幅降低出生农村的二代城市人口对上一代的养老负担。四是在一二线高房租城市大规模推进保障房建设，恢复整个建材、家居、家电行业的需求，这将提升超过1/4行业人口的实际收入。五是尽快改革中高考制度，满足三线以上城市普遍的普高诉求，使三线以上最具消费能力的大多数家庭在教培支出上大幅下降，同时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外出进行其他消费。作者认为，如能以上述五条建议作为政策取向，无论精英阶层还是普罗大众，对经济的信心都将全面恢复。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主流学界还是经济实务界，其实都已对提升民众可支配收入有了既多且深的讨论。除上述张卓元和蔡昉教授的观点外，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也多次撰文公开建议启动"家庭收入倍增计划"（《张军：应尽快推出中国版“家庭收入倍增计划”》），其他各种内部的讨论也逐渐增多。作者听闻决策层也开始关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经验教训问题，我们在年初《读懂历史，理解现实》中也一再提及，深入了解日本经验教训于当前是十分重要的。过去几个月以来，本公号以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出发点，从再全球化的贸易平衡视角去不断阐述中国大陆需求侧改革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作者认为，涓涓细流已渐成江河之势，时代洪流亦非人力可阻。究竟会选择哪条道路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以上。

作者在上一篇《技术上的遥遥领先，并不等于经济上的遥遥领先》中提及了国际贸易平衡问题，尤其是，国际贸易平衡背后涉及到的各国产业和就业问题，这并非空穴来风。在美国官方宣布准备对中国电动车限制进口后，欧盟委员会也在近日宣布计划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进行海关登记，这意味着如果欧盟调查认为中国电动车接受不公平补贴，可能将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从登记日起算。欧美媒体在早前对中国电动车进行过集中报道，一方面是认为技术先进、价格低廉，另一方面则认为将对欧美汽车产业造成巨大冲击，进而影响其产业和就业。一个月之前，荣鼎咨询（Rhodium

全球化的基础是国际贸易，有国际贸易就有贸易平衡问题。贸易不平衡的背后是不同国家的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对比。谁都想多挣别人一点，但要多挣，最终是基于别人的需求，而不是自己的生产。没有需求就没有消费，需求不足，生产就会过剩。技术依赖就是一种需求，我必须依赖你的技术，也就是我对你的技术有难以摆脱的需求，这时候掌握技术一方自然是很舒服的卖方（出口）地位，有定价权。如果大家是在不同的领域各自有自己的技术优势，那就是需求不同，需求差异化可以形成你我相互依赖的局面，你是我的客户，我也是你的客户，这时候关系往往是融洽的。但很多时候，需求差异化并不明显，我看到你做这个赚钱，我也想做，或者我在某个方面不愿意受制于你，我也要突破，一旦突破，需求依赖下降，如果我的定价极低，不但会让你的出口下降，我还从你的客户，直接变成你的对手，去瓜分你曾经的市场。自由贸易时代，鼓励自由竞争，理论上，并不担心后来者。这代中国大陆人，包括中国大陆的许多学者，最近三十年都生活在WTO时代，天生地认为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是理所当然的事。从关贸总协定（GATT）到世界贸易组织（WTO），整个全球经济的发展似乎就是打破各种贸易壁垒（关税壁垒、技术壁垒、环保壁垒、劳工标准壁垒等等），走向更加自由贸易的时代。然而，产生这种观念，只是因为，我们曾经要努力加入WTO，并且恰好享受了WTO的时代红利。在二十五年前，中国大陆的国际经济法研究主要就是WTO法研究，打破贸易壁垒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学术倾向。当时的问题在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自身设置的壁垒比较多，如何快速打开国门。到今天，看似奇怪的情况出现了，中国成为了主张自由贸易的主要国家，欧美却不断重新树起贸易壁垒。美国举起了关税和技术标准大旗，欧洲不断地制定环保和劳工标准。正如Dani

作者在《再全球化与结构性调整》中提出了当前“再全球化”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全球在地化、同地协同化和近地化。所谓近地化，是指尽管各国都希望研发与生产制造都发生在本国内部，但由于受成本约束或贸易战导致的其他因素（如经济或技术制裁）约束，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将研发和生产制造尽量维持在离本国更近的地区。在供应链迁移的实践和研究中，近地化也经常表述为“近岸外包”（nearshoring）。近两年来，受全球贸易政策（含关税政策）和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欧美跨国企业的近地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由于面对消费终端的头部企业开始重新进行全球布局，相应的供应链迁移也在快速发生。受限于国内需求不足，本来对应全球需求的中国大陆产能也呈过剩加剧之势，在海外关税和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大陆企业为继续保有海外市场，主动“走出去”就成为唯一选择。世界工厂格局开始发生快速变化。过往全球化先经历了东亚化的过程，即从欧美技术、资本输出到日本为始，再从四小龙、四小虎进而最终以中国大陆为终点，并以中国大陆成为世界工厂为标志。当前的再全球化，使得东亚化进程出现逆转，即从中国大陆再返回到日本和东亚、东南亚其他地区。不但欧美跨国企业布局发生变化，中国大陆企业也在快速跟进。除上述外，再全球化的最显著特征是，由于欧美跨国企业同时开始重视近地化，使得墨西哥、印度、越南等开始成为新的全球制造基地。除此外，中国大陆在自己的带-路政策驱动下，客观上也促成了友好关系国家的基建完善。也就是说，如果从所谓“逆全球化”视角看，中国大陆与欧美在供应链方面存在诸多矛盾，但如果从作者提出的“再全球化”视角看，中国大陆与欧美各自看似矛盾的政策却导致了共同的趋势，也即共同促成了全球生产制造基地的重构。从需求侧看，欧美尤其是美国持续旺盛的内需与关税、出口管制政策是对企业施加影响力的一方面；从供给侧看，中国大陆对应全球需求的过剩产能需要努力维持是企业现实生存的另一方面。由此出现了矛盾的两个声音：一方面是担忧供应链快速迁出，另一方面是鼓励加速走出去。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声音代表了不同的群体，或者说，代表了不同的关注点：担忧供应链快速迁出是担忧中国大陆制造业在再全球化过程中过快的“空心化”，是站在如何使中国大陆本土受益（或说不受损）的视角来讲的；鼓励加速走出去是因为感受到中国大陆的内部需求仍然不能对应承接中国大陆庞大的产能，海外市场不可丢且还需要扩大，这是站在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来讲的。这两个问题，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关键问题。自本轮中美出现纷争以来，在过去几年的研究中，有不少观点认为，无论从综合成本（人工、资源等）、治理水平还是基建水平来看，全球新兴制造业基地替代中国大陆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宏观而概括的结论。作者也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后发国家有能力完整的替代中国大陆的制造产能。但作者更想强调的是，全球化研究，尤其是供应链研究需要打破“国家视角”这个固有的思维模式，从更微观的“锚点”去建立更贴近现实的地理经济思维。在曾经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大陆就整体而言并非比东亚其他地区具备更多优势，而是先从深圳（更具体的是蛇口）为始，以“特区模式”去打造迥异于其他地区的、能够直接对接海外产业需求的集散地。后来又以苏州工业园区为始，成功引入新加坡的产业园区模式。经济特区+产业园区，是中国成功进入全球化的微观基础。也就是说，在中西部还十分落后的时代，中国大陆的部分区域就已经成功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作者2007年在深圳蛇口参与一个融资项目时，曾经仔细阅读过蛇口工业区在1980年代时从中央到地方层面的各级政策支持文件，切身地感受到，在一个整体上还比较封闭落后的国家，划定特定范围、明确宽松的政策，是完全可以对接外部需求的。所以当时中国大陆全球化的锚点其实并非整个国家，甚至不是整个省，而是个别城市，甚至只是一个城市的某个区域。因此，如果我们当前的研究总是以“国家”视角来进行分析，就会完全无视再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锚点”。作者同意，无论印度、越南、墨西哥、匈牙利还是其他任何后发国家，无论从自身体量、人力资源情况还是国家整体基建水平来看，与中国大陆相比都有难以逾越的差距。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后发国家通过产业园区或经济特区的模式去快速建立其生产制造基地，承接供应链的转移。事实上，如果我们以产业园区为视角去收集信息，将会比仅仅阅读国家层面的经济数据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全球生产制造基地的重构趋势。有兴趣的专业读者，不妨按照作者的思路去找寻资料与数据。基于上述，作者认为，当前再全球化进程对中国大陆而言，已经进入到当年类似美国或日本面临的本土产业迁出阶段。美国的产业迁出是由于本土分配诉求导致的税收变革，跨国企业追求更低的成本，因而外包形成趋势；日本的产业迁出则是因为日美贸易战导致的贸易再平衡诉求，日本被迫将生产置于美国本土，后续又出现了中国大陆的产业替代。在产业迁出阶段，一开始都会经历一段“蜜月期”，也即，迁入国在前期需要迁出国的各种帮助和扶持，通常以提供相应的土地、税收和其他政策优惠为代价，此时迁入国无论是从基建还是从零部件进口方面都对迁出国有更多的需求，这些需求会带来迁出国出口的增长。但随着迁入国产业规模的扩大，供应链上的企业会逐渐主动向迁入国靠拢，此时迁出国的出口会相应下降。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经历了上述过程。区别在于，美国的迁出过于彻底，对本土几乎没有前置考虑；而日本的产业迁出因日本财团特有的经济团体性，在所谓“再造一个海外日本”的同时，以海外获得的收益反哺日本本土。美国的策略因产业空心化而导致民粹主义兴起，日本的策略则产生了所谓海外优质企业倒贴本土僵尸企业的问题。作者相信，身处经济实务中的读者能够深切的感受到作者所谓“再全球化”的进程。以经济民族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再全球化的趋势会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当此之时，期待“走出去”的企业需要更多地了解全球化的历史，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经济史，以及对全球贸易政策的变迁做比较系统的了解；而政策制定者，应当更加深入地分析和思考，美国和日本的产业迁出导致的不同结局。全球化的故事一直不是以“国家”为唯一标志来展开的，更加微观的跟踪分析是更为重要的。作者认为，于本土有益而言，要么需要大幅降低本土综合成本才能引导企业更多地留在本土；要么需要大幅提升内需消费能力，才能对抗过剩产能对外需的依赖。除此之外，在“走出去”之后，有无能力使海外利益与本土利益捆绑，则是更加关系未来的重点。这三个问题，是改革至深之关键。以上。

广州、苏州这些重要的一二线城市，已经开始解除限购。“永远涨”的京沪还在犹豫。分析师们最近又开始关注房价，著名分析师提出：“二手房市场价格修正已接近完成”。不知道这个判断是怎么得出来的。要知道，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差异化极大，当我们在讨论房价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先搞清楚，到底是在讨论哪里的房价。众所周知，过去十几年，中国大陆一线城市（京沪深）房价的上涨，从需求方面看，有几个主要因素：一是京沪深在互联网、泛金融、外贸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高薪就业机会，背后是全球化深入和信息技术扩散所致。无论是中资企业海外上市，还是海外资本追捧中国大陆资产，都导致美元资本流入，外来货币增量流向几个方面：1、企业融资后用于大规模市场补贴（百亿补贴），2、高管（supermanager）、员工获得高薪收入（工资+期权），3、泛金融中介赚取大量并购、上市服务费用。二是高薪收入、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集中在一线和少数二线巨型城市，导致人口快速集中，人口快速集中又产生服务业需求，导致人口进一步集中。上述集中导致住宅需求暴发，房地产及相关行业收入大幅提升，与前述行业一同构成主要购买力。三是过快的人口集中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导致学区房需求暴发，继续推高部分区域房价。四是随着一线房价的快速提升，部分年轻人口转向二线发展，加之二线及以下棚改政策的实施，二线住宅需求暴发，二线房价快速上升。在房价“永远涨”的预期下，六个钱包入场，房价上升趋势加速外溢。其他的不讨论，我们就讲，上述几个构成过去十年房产购买需求的因素，现存多少呢？靠资本补贴出来的高薪产业，它能供养的高薪人群不会是多数，在自身周期和技术转换期来临后，大量裁员是一定的，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会出现颠覆性创新，会出现泡沫，但相关领域的泡沫破灭也是一定的。泛金融领域，一方面是与美元资本、境内外并购和上市相关，另一方面是与房地产行业自身相关（“刚兑”前提下的信托等业务），当然还有二级市场一部分，但如今是怎样的情况呢？因此，从需求侧看，当前的一二线房价，哪些行业、哪些就业还能够支撑呢？其实，很多人在房产上赚了钱，只不过，可能是从3万/平买入，最高到10万/平，又跌到了7万/平。这要放在A股，也是浮赢账户。但也有一些，是在高点买入，跌到了低点，这是真浮亏。还有一些，是算细账，由于租金下跌或者出租不畅，房价自身又在下跌，急于出手

作者在去年的文章（《再全球化与结构性调整》）中给读者推荐过一本书，Michael

各种救市的声音纷至沓来，有学者写的，有投资人写的，还有媒体人写的。从舆论上看，似乎我们已经陷入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或者像日本那样马上要开始“失去的三十年”，抑或2008年美式金融危机近在眼前。为什么刺激政策一直不出来呢？是因为官方的研究力量不如民间，看不懂经济形势吗？恐怕不是。中国大陆官方在金融、经济方面的研究力量是非常强的。作者冒昧揣测，刺激政策一直不出，至少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曾经救过很多次了，每次花了不少钱，但救完之后，还要救下一次。但，每一轮救市的成本是多少？谁来负担？谁是代价？救市的收益是多少？谁在收益？这些账，能否算清楚？在先发国家，但凡要动用财政（广义）资金救助资本市场或其他具体行业，都要经受民众和舆论的广泛挑战。因为这种救助，最终动用的是民脂民膏（可能是今天的，也可能是明天的）。各种数据的公开、执行的透明、事后的奖励与追责，都应当是十分明确的。那么请问，高喊救市的人们，是用怎样的数据作为基础，在讨论这个问题呢？是基于自己A股持仓的亏损程度？还是基于自己房价的下跌幅度呢？那既没有A股，也不买基金，还不关心房价的大多数，究竟是为什么应该支持动辄万亿规模的一次性救市呢？如果不支持，他们的损失是什么？如果支持，他们的受益又是什么？请问，有很详细的数据分析吗？不要动不动就用“经济崩溃”来倒逼。明明各位当前的想法是，抢好每一个反弹，再也不回头。难道不是么？系统性风险，通缩螺旋，这些词汇，是欧美日用血的教训写下来的，不是你读了之后为了自己的利益用来倒逼的。真正的经济问题是什么？是内需不足，是贫富差距太大，是老百姓太穷。有钱人需要多少消费呢？老百姓有多少钱消费呢？2023年美国（除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外）3口之家的联邦贫困线是2.486万美元/年，折合成人民币是17.82万人民币/年。有人讲，有钱人消费少，但他们有投资欲望呀，A股市场变好，投资国内就更多。有没有道理？有。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A股还是没到3000点呢？为什么救了那么多次，花了那么多钱，最后还是在救呢？是因为救得不够吗？资产-债务通缩螺旋，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所以，当货币政策失效的时候，是不是财政政策应该出来了？是不是财政刺激应该加码呢？那么请问，上一轮财政刺激是什么时候？上一轮超强刺激之后，出现了哪些问题呢？我们的历次刺激，与其他国家的刺激，有哪些相同、类似，又有哪些根本不同呢？救A股，我们干过，经验很丰富；财政刺激，经验不止更丰富，可能是最丰富。那问题来了，代价是什么？谁在承受代价？受益人是谁？现在他们在哪里？人世间就是不完美，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挡不住倒逼。伯南克、白川方明，都是很有勇气的央行行长，他们把史无前例的救市细节记录下来，公开出来，供后人评判、研究。他们也把自己的苦恼记录下来，将倒逼的细节记录下来。他们的努力让我们知道，在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再紧急的救助，也要考虑成本和事后收益评价，让财政不够现代化的国家可以看到，财政现代化国家在救助理由的论证、救助目标的确定、救助手段的克制、救助效果的评价上，做过哪些辛苦的尝试。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要指责伯南克没有挡住华尔街在救助之后的巨额分红；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要指责白川方明在货币政策上过于保守。所以，怎么办呢？都倒逼成这样了。Bloomberg讲2万亿，这些奇怪的数字是怎么出现在媒体上的呢？与其稀里糊涂的再被套利、挨骂、再抓一遍套利的坏人，不如，考虑一下，能否把动辙万亿的救市资金作为专项养老基金投入到A股中去呢？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救市，除了套利因素外，不就是因为这种花大家的钱救少数人的事，没有把大家的利益统一起来吗？既然无论官方还是市场，当前的共识都是内需最重要，应当通过大幅提升民众可支配收入来重塑国内市场，一改传统的以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既然都可能在考虑万亿规模的救市，既然，曾经的救市已经那么多次效果也就那样；既然，大家都认为直接给老百姓发钱效果不一定好但又确实应该提升老百姓的收入，那何苦，不趁机一步到位，让全民利益真正与中国本土上市公司紧密捆绑在一起呢？曾经，有一个国家这样做了，这让它的股市，走向了长期繁荣：上面这些文字，是现代管理学之父，睿智的彼德.德鲁克在将近四十年前写下的（《养老金革命》）。作者找不出任何理由，反驳上述实践的合理性。因为，它太像社会主义了。在这种前提下的救市，必然让14亿人的眼睛都牢牢盯住那笔钱，那些真正为大家谋福利的人，人们会感激；那些损害了每个人利益的人，当然肯定不会有好的结果。什么才能重塑信心，共识，以及，共同利益。以上。

期待政策刺激的声音越来越多，预期越来越强。无论是A股还是房地产，都在期待“政策突然来临”。甚至有市场人士喊出了“逼空”的口号，也有学者认为官方会为了维护民间财富而阻止房价进一步下跌。同时，也有很多质疑的、“不够光明”的声音。作者最近在集中阅读日本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著作。在2018年作者写作韩国时，日本经济史的中文资料还很少。但这五年时间，大量优秀的日本经济学、社会学著作已经译成中文，值得我们仔细阅读。不要把自己从网络上得到的一知半解当作对日本的全面了解。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出版了一批由卸任官员、学者和金融界人士的回溯性研究著作，深刻地影响了全球金融监管和市场走向。比起美国来，中国大陆的情况与日本更接近，但同时又有很多不同。魔鬼藏于细节之中，但趋势的共性也是存在的，因此，读懂历史，非常重要。基于此，作者近期开始通读目前已经面市的日本经济史研究译著，包括：伊滕隆敏、星敏岳著《繁荣与停滞》，白川方明著《动荡时代》，御厨贵、芹川洋一、伊丹敬之、小峰隆夫著《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时代》，橘川武郎著《日本失落了吗》，山田昌弘著《低流动社会》，清武英利著《殿军：山一证券最后的12人》，和泉洋人等著《日本的城镇化》。作者曾经还介绍过的野口悠纪雄、辜朝明和大前研一的系列著作。除上述外，日本泡沫时代以来的社会学译著也是作者会一并阅读的，包括：桥本健二著《新型日本阶级社会》，斋藤茂男的《日本世相系列》，NHK的《欲望资本主义》系列，中村淳彦著《东京贫困女子》。NHK作为一家长期高度关注日本民间社会的优秀传统媒体，它的一系列纪录片也是值得看的（B站都有）。进一步，要理解日本的飞特族（Freeter，自由职业者）和尼特族（家里蹲），一些日本文学作品也难以回避，例如，青山七惠的小说，当然还有大量的动漫作品。作者的观点一直是，任何宏观经济现象都源于微观，如果不能理解微观，对宏观的判断肯定会失误。无论哪个国家，坐而论道的分析师与闭门造车的官僚本质上不会有多少区别。所以，仅了解日本的经济史局部或者某一方面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穷尽”之后才会“涌现”，这是AI大模型对百科全书式研究的背书。当前市场的喧嚣存在诸多逻辑问题，作者简单讲：1、A股的逼空基于降息预期（以及其他政策刺激带来的部分行业现金流改善），上述可能会带来短暂反弹，但在整体债务承压的前提下，机构会预判政策刺激的的受影响主体，进而落入短线抢筹游戏。机构抢筹会将导致资金快速集中，既然都知道要集中，那问题就不在集中，而在于谁先拿到收益脱身，微观层面看，完成KPI才能拿到年终奖，有几家机构敢于看多一整年？所以，抢筹之后难免出现踩踏。问题在于，如果大家都了解这个情况了，到底能割谁的韭菜呢？作者提醒，认真阅读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和山一证券危机的历史，尤其是民众（个体投资者）在遭受巨大损失后的心理，如果能够理解追求稳定汇差收益的“渡边太太”群体是如何产生的，就能理解特种兵定存（无论人民币还是美元）的合理性。2、过往八年中国大陆一线和部分二线房产处于非理性繁荣阶段，之所以能够持续，有三个因素：一是美元资本的大规模流入，覆盖到中概股企业和金融中介人群（豪宅群体）；二是基于既能享受优质学校又会有未来接盘者的老破小学区房的自我预期强化（老破小学区群体）；三是基于“京沪永远涨”信念的六个钱包支持（外地涌入群体）。如今，这三个因素均已消失，无论是降息还是其他财政刺激，能够替代上述三个因素吗？反过来讲，曾经的上述三个因素，是理性繁荣吗？所以，拉绳子是容易的，但推绳子很难，这就是货币政策的局限性。3、资产-债务通缩螺旋是最大的风险，如何让各级官员和民众理解这种风险，而不只是让人们“心存刺激”，是一项极其考验能力的试题。专业能力的提升不仅对官方是一项挑战，对民间同样是一项挑战。微观层面，更有很多魔鬼的细节。作者认为，唱多与唱空都只有情绪效用，压制任何一方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白川方明作为日本银行（日本央行）的前任行长，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在日本泡沫危机时，最大的政策难点并非找不到方案，而在于如何使不同人群能够理解方案的合理性并接受方案，这里面有利益博弈，但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了解事实。这需要高超的沟通技巧，需要让非专业人士能够看懂，更需要为政者对民间情绪有正确的引导。作者还想提及，虽然债务风险与危机在内里层面有诸多相似性，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确实也有诸多差异。例如，日本泡沫时代结束后，“再造一个海外日本”，总体维持了日本本土的福利。这个观点是一个事实描述，但如何实现的呢？企业的大规模出海并不直接等于本土福利的保障与提升。日本在这个过程中大概是通过两方面去实现的：一是头部企业（品牌企业）出海，生产外包，同时雁队中的其他供应链或同步出海或在本土维持出口（依赖于头部企业的供应链主导地位进行持续采购），如此才保障了大量围绕头部企业的中小企业的生存可能，这不是靠企业自发行为形成的，而是有日式企业联盟的长期因素；二是财团机制下，大量的本土僵尸企业其实是被同一财团内部的海外高收益部分养起来了，这是基于就业稳定考虑，也有日本本土的政治因素，一直到这部分产业工人逐渐退休或转移到服务业，才逐渐消化掉，后果是传统产业员工的相对稳定，和年轻人的机会丧失，直接导致了信息时代日本创新的失灵。可以说，上述第一部分经验是正面的，但第二部分，很难评判其对错，因为最终是取舍的问题，难以两全。对中国大陆而言，出海蔚然成风，但中国大陆企业的出海，与本土产业和就业如何契合，其实是在探索中。缺乏财团化内部利益均衡的因素，那海外利益与本土利益如何勾连，其实是未来一定会面临的新问题。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历史中，我们能够找到不同的经验和教训。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从生产制造依赖过渡到消费依赖，如何通过大幅提升民众福利来形成十四亿人的庞大消费能力，打破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矛盾，真正实现“现代化”，这个共识虽已在形成中，但似乎比以往更加急迫。作者希望更多聪明的读者能够慢下来，利用好这段时间，多阅读、多思考、多理解、少决断。在穷尽的吸收之后，自然会有涌现，共勉。以上。

最近不少朋友都在咨询作者，手中的房子是否该卖掉，这些房产，位于从一线城市到曾经很红的旅游地产。普遍而言，这些房产的“市场价格”已经下跌了30%以上。这是很典型、很具体的微观操作问题。作者观察社会经济现实，一直是从微观出发。不是讲宏观不重要，而是宏观政策并非个体可以决定，而大多数宏观政策其实都源于一些微观现实聚沙成塔。宏观政策的目标总是解决既有微观问题，但受限于政策成本或政策水平，往往会带来新的问题。因此，体察微观、理解微观，对个体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市场中的个体（包括企业）与宏观决策者相比，独具的优势。政策制定者应该像市场中的个体那样对微观了如指掌，否则有形之手就会产生各种新的问题。回到具体的住宅房产问题，如果已经下跌30%以上，租金也在下跌，那是否应该降价加速卖出？这个问题有几层因素要考虑：第一，你是否急用现金？如果有其他债务压力，需要急用现金，那肯定会选择降价卖出。这种操作自然会导致同小区住宅边际价格进一步下跌。第二，如果没有现金压力，仅是由于看到房价下跌而担心房产财富贬值，希望止损。大部分是纠结这类问题。但问题的关键不是是否卖出，而是卖出后买什么呢？此时微观算账的方式是：比较一年房产租金收入和卖掉房产所得现金的年息收入，在当前投资风险意识都非常强的情况下，不少人是在比较房租和（人民币或外币）定存利息。当前算下来，很多租金收入是不如年化定存利息的。房价在跌，租金也在跌，怎么看，都应该尽快卖掉，变成现金，做其他投资。所以挂牌房产越来越多，边际价格进一步走低。这就是当前房产价格趋势形成的微观描述。政策层面看，在当前的债务压力和银行存贷息差压力下，进一步降低存款利率是几乎必然的选择。当前部分建议是一步到位到（接近）零利率。微观层面看，大幅降低存款利率会让银行存款变得没有吸引力，大幅降低存款利率后，也就有条件大幅降低贷款利率，维持息差的稳定。理论上，前者有利于存款“搬家”，用于其他投资；后者有利于银行系统放出更多低息贷款，用于增加流动性，有利于缓解前期债务压力（借新还旧压力变小），也有利于扩大生产。通常而言，在降息预期下，资产价格应该回升，因为钱放银行实在没意义了。这个资产价格既包括房产价格，也包括公司股票在内其他资产价格。有时候光是制造预期还不够，还要有实际操作；有时候操作慢了市场也不认可，还得快一些。但还有一些时候，负利率都没用，这就是日本当年遇到的问题。资产负债表衰退也好，债务通缩循环也好，首先观察到的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光看到现象不够，关键是分析背后的原因。经济学者已经找到一些原因，那现实中还有其他原因吗？宁愿低息存款都不投资，主要原因其实只有一个，也就是顾虑投资会让本金打水漂，用老百姓的话来讲，“我关心利息，你惦记本金”。在企业层面来讲，也可能会有这种顾虑，具体反映为：企业判断需求并不旺盛，扩大投资并不能带来足够收益；本土特有的情况还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考核太紧，回头监督起来不好解释。通常而言，讨论到此结束。让我们进一步深入。老百姓担心本金消失有问题吗？这是完全合理的。过去几年，老百姓直接买A股的有一些，但其实更多是通过购买其他投资产品来间接投资于资本市场的。这里面有两类产品，一类是本身就不合规的，一类是合规的。不合规的暴雷很多，可以说“责任自负”；合规的呢，例如各家公募基金，对稍微有点积蓄，刚开始投资基金的老百姓而言，是否也可以用“合同条款”来讲“责任自负”呢？从法律上讲，确实也没问题。但问题是，当制度设计是投资者小赚、基金经理大赚，投资者大幅亏损、基金经理们小赚的时候，请问未来谁还敢投呢？如果制度设计不变，大概率只有下一次非理性繁荣的时候才会进一步发展了。所以，从间接投资这个渠道看，低利率跟老百姓是否继续投资国内的证券市场公募基金有关系吗？还真没有。私募的约束机制要强很多，更市场化。但私募遇到的问题跟个人投资者遇到的问题有相似性，同时还有自身的其他压力。这些问题主要在外部。作者举一个地产方面的例子。今天很多房产投资者是最近十几年内才开始有房产投资经验的。作者的父母在1990年代已经投资一些房产，并且有过失败。失败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更重要。作者也因为这些经历，在2000年前就开始长期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制度设计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还没有解决“一房二卖”问题，房产登记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这导致许多人买了房之后获得不了对应的产权，纠纷不断。在2005年左右，已经建立起完整房产登记制度（背后是严格执行“五证”制度）的一二线城市都是屈指可数的。差不多到2010年左右，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二线城市，才完成了房产登记（含存量房）的数字化。大多数经济学者都从货币、人口、需求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大陆房价的演变，唯独忽略了产权制度建构的重要性。作者非常清晰的记得，在2012年时到北方一个省会级城市去看了不少预售新楼盘，发现整个城市的登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许多在售房产五证都不齐全，在当地这似乎还是很正常的事。可想而知，在后来几年全国主要城市房价攀升的过程中，这个城市的房产价格是不可能有任何起色的。这导致后来当地老百姓成群结队地去投资其他城市的房产。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什么时候会失效呢？什么时候本土投资需求会外溢到其他地区呢？让我们从过去的房产市场回到今天的房产市场。有投资机构认为，在降息预期下，资产价格回升是必然的。问题在于，是否过往资产的价格都会回升呢？作者在2017年发表的《西城老破小与教育公平化

这个冬天很冷，而且时间会比较长。每当漫长的冬季到来时，人们都需要调整好心态，学会抱团取暖。这是对抗社会性抑郁所必需的。尽管存在很多短期问题，但总体而言，还是一个长周期的问题。长周期的末端，会有种种现象，大家都在经历。动力不足、增长乏力、稳定性变差、普遍零工化，这是东亚其他经济体都经历过的。作者在2018年发表的《韩国财阀经济对中国的启示（二）》中曾经详细介绍过一些韩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现象。日本在泡沫时代之后，也经历了这个过程。有不少日本社会学、文学、新闻甚至影视作品都对这个过程很有细致的描述，在网上不难找到。日本花了三十多年，慢慢走了出来。这并非朝夕之功，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安倍以来的经济政策是第一方面，缓慢的企业转型和淘汰是第二方面，地缘政治机会是第三方面。很多选择是两难。例如在日本当年，快速淘汰僵尸企业是一种方案，但最终屈从于就业和稳定，选择了维持不少僵尸企业。所以辜朝明对抗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方案，其实一直都有争议。理想的方式是快速除清，轻装上阵；现实的选择是，拖拖沓沓，委屈求全。熟知破产法的读者，都知道全球破产法经历过从单纯破产到普遍的破产重整的演进，这是因为，经济的大规模除清有一系列stakeholder的问题，尤其是就业问题。后果是，曾经全球首屈一指的日本家电企业，让位于韩国和中国大陆的后起之秀。经过长达三十年的缓慢转型（增长与稳定不断的、反复的磨合），日本的传统制造业其实已经萎缩得差不多了，但每家财团都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了新兴增长点，我们今天去看SONY、松下、东芝，它们的核心业务早已不是当年那些。不只日本如此，美国的传统产业也是一样。美国的汽车产业也有沉重的养老包袱，加之08金融危机前多元化尝试的失败，导致后来一蹶不振，直到没有包袱的Tesla出现。相较而言，美国的除清还是要快一些，企业的重整、重组次数也多一些，但这带来了锈带问题。所以，日本虽然除清、转型缓慢，但社会相对稳定；美国虽然企业除清相对迅速，但新兴增长点没有照顾到传统产业，加之美国国债的全球化，带来了很多其他问题。但，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日本转型缓慢的代价是，年轻人失去机会，昭和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消失了，在信息时代创新能力远逊于美国、欧洲，甚至部分产业落后于韩国和中国大陆，这是批评辜朝明观点的日本经济学者经常会提及的。美国转型快速，但把传统产业抛下了，这是美式民粹主义再现的主要原因。日本慢慢熬过来了，这是因为传统产业的就业人群，经过三十多年，大部分已经退休了。退休金不足的日本老年人，还在打零工，从东京到名古屋的出租车，你很难找到一个出租车司机不是白发苍苍。所以发展与普遍就业的矛盾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代人在退休之前，仍然需要有工作，但这代人在普遍中年之后，是不太可能转型到新兴产业的。所以如果要结构性调整快速进行，那赶不上趟的人，就要由整个经济体来负担，社会保障网络在现代社会是逃脱不了的责任。犹如当前的中国大陆，基建地产行业吸纳的体力劳动者数量，加上与基建地产密切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吸纳的体力劳动者数量，仍是以亿来计的（整个日本也就1.2亿人，德国8000万人），并且这部分劳动力已经普遍中年化了，平均年龄正在向50岁迈进。这部分人群的就业，在结构性调整过程中，能转移多少到其他行业，决定了结构性调整的进度和速度。这是无法计划的，只能在尝试中磨合。所以，在漫长的冬季，会有很多磨合，来回的尝试和调整。在冬天，你快不起来。四季是规律，周期也是规律，有春夏就有秋冬，尊重规律，才能“我心光明”。那在漫长的冬季，应当做什么呢？对官员们而言，要让社会保障网络充分发挥作用，降低民众的压力，为他们挡住风雪。这是财政和体制政策可以发力之处。例如作者呼吁很长时间的保障房制度，实际已经出台，后续还要看执行效果。房地产的重要性在于，一是当前仍有大量实际需求，主要是要解决区域错配问题；二是房地产行业仍然是拉动百业的基石，是稳定就业的关键；三是提供保障房是降低年轻一代压力的有效抓手。之前的犹豫在于还有保房价进而稳定银行抵押物价值的幻想，但正如作者此前判断，二手房的边际交易价格才是真实的市场价格，这就一举击穿一二线房价的心理底线。很多宏观经济问题，要从微观着眼才能看清趋势和关节点。既已如此，就不用遮掩了，保障房是唯一的选择。学习新加坡没有什么不好，真正把商品房和保障房一并解决得很好的国家，就是新加坡。整个房地产链条稳定了，经济复苏了，商品房价格会自行调整。新加坡的商品房并不便宜，也没有因组屋制度而损及其金融实力。另一方面，还是要少挑毛病，都不容易的时候，要多相互理解；只会挑毛病、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实只有负面作用。有时候，路走偏了，早晚会纠正回来，但走偏的时候还在闷头加速，认为这对自己升官有利，大家就会记住，将来未必会好，年轻官员应当多读历史。对还算稳定的群体而言，要从亢奋的经济状态回归到平常心态，要多给年轻人机会，要多照顾弱势群体。一个员工干掉一个CEO，一封举报信下马一个官员，这在互联网时代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不要动辄以领导和管理者自居，尤其是不了解被管理者心态的时候。从年轻人视角看，上一代人占了时代的红利，年轻人没有机会，那你自然就是眼中盯、肉中刺。这种普遍心态，是当前全球的共性。给年轻人机会的重要性在于，老龄化的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是组织内部的老龄化。企业员工的平均年龄达到一定程度，人人都成了管理者，暮气沉沉，失去活力。这时候只有三种方式改善：一是用时间扛过去，自然淘汰；二是新设组织，给年轻人位子；三是降薪裁员，主动换血。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整个社会的意识都应当是尽量给年轻人更多机会。因为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员工年龄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年轻人的干劲、冲动、想法和精力，才是企业家精神的最终生物来源。美国经济的两面性，也即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反差，就源于在传统产业陷于困境时，年轻人仍然能够在新兴产业勇往直前，进而生生不息。这需要官方和企业都要为年轻人创造条件。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中老年人未来过得好不好，也主要看年轻人发展得好不好。如果年轻人没有机会，发展得不好，中老年人未来根本守不住财富，这是冬季来到之后就已经证明的。对弱势群体，要通过多消费、多理解、少投诉、少挑刺来照顾到他们。今天的他们，说不定就是未来的自己。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最后，四季是会更替的，锻炼好身体，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哪怕是小事，多帮助身边的人。少拍脑袋，多阅读，学会从历史中找寻现实的答案，理解现实的种种。这是偶像破灭的时代，少端架子，活出本色。无论春夏秋冬，保持开放的精神状态，开心就好。以上。

东方甄选的故事还要发酵。这是一个难得的商业事故，我们做一点更深入的讨论。直播行业的本质与娱乐行业非常像，也就是偶像经济模式。不同圈层有不同偶像，不同人设的偶像都有众多粉丝。很多时候，不同圈层很难跨圈，理解不了为什么“那样的人”还有那么多粉丝。这是一个市场筛选的过程。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度依赖个人的商业模式风险很大。讲这句话的投资者，大概率没有在娱乐行业待过。周杰伦、刘德化也好，汤姆克鲁斯也好，都是完全依赖个人的小经济体。粉丝们并不会关心他们背后的经纪公司，他们只关心偶像本身。换言之，不能换的是偶像，能换的是经纪公司。东方甄选到目前为止，充其量只是一个孵化了董宇辉的经纪公司，完全谈不上平台公司。因为偶像平台的孵化能力，与单个偶像的经纪能力，完全不在同一层面。今天类似好莱坞那样的偶像平台，只有极少数几家互联网平台，佼佼者当然是抖音（tiktok）。除此之外，都是经纪公司而已。所以，如果东方甄选的定位是偶像平台，那它的竞对就是抖音们；如果它的定位是电商平台，那自然想做去董化，但它的竞对就突然变成了京东、淘宝、拼多多们，至少也是有独立app的唯品会、得到们。所以，在商业目标上，俞敏洪同志其实已经出了判断上的问题。你的目标，直接决定了你的对标对象，当然也会决定市场采用哪种估值体系。其实，对俞敏洪来讲，最好的方法是做好一家经纪公司，如果能从一个偶像，孵化出下一个偶像，那“偶像平台”就会初露峥嵘。但从新东方的基因来看，这又是绝对不可能的。新东方当年就是一家“偶像黄埔军校”，出走了太多有才华的人。每家企业都有自身的上限与特点，新东方是一家好企业，俞敏洪也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家，但他们不是万能的。推而广之，互联网时代，企业到底要不要打造自己的偶像呢？事实上，高度依赖互联网营销的企业，确实需要，而且普遍都拥有自己的偶像。这是因为，互联网舆论，无论是竞对友商的水军，还是情绪善变的粉丝，随时都可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最好的公关其实就是企业自己的大V，企业最好的大V，最好就是创始人自己。Elon

刚才看了俞敏洪与董宇辉的直播。把一个本该在企业内部讲的很多话，通过平台公开讲出来，这是直播时代才有的事。周边普遍的感受是，俞敏洪啰里啰唆讲了很多话，不够真诚。董宇辉的发言还是有积淀的、有思考的，但眼里的光在散失。如果不是此次事件，许多从来没有看过东方甄选直播的人，肯定不会看到孙东旭讲董宇辉“昙花一现”的视频片断，也看不到孙东旭教训消费者的视频片断，更看不到倪萍曾经委婉提醒孙东旭要善待董宇辉的视频片断。也正是因为这些视频，让所有对企业运营有点了解的人，都意识到，这根本不是CEO和员工之间的问题，这完完全全就是企业负责人本人的问题。其实，作者完全相信，俞敏洪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明白，东方甄选为什么会火起来，否则，他也不会纵容孙东旭一而再、再而三的公开贬损董宇辉。东方甄选之所以引来超级流量进而获得“泼天富贵”，是因为前两年在治理教培过程中，新东方作为一家主导企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而民众认为新东方并没有多少错，俞敏洪在这个过程中也处置有力，甚至把教学用的桌椅都大规模捐赠了，没有让任何学员有所损失。俞敏洪是个仗义的人，不是个守财的人，新东方是个仗义的机构，这就是当时新东方获得的“口碑”。这个口碑是后来东方甄选崛起的流量前提。但真正做实这个流量的，确实是董宇辉。这个小伙子（至少曾经）眼里是有光的，他的直播形象与新东方当时的“弱势好人”形象高度契合，更关键的是，董宇辉阅读广泛、口才尤佳，他的形象并不帅气，也不现代，甚至不都市化。但正是这样的外貌、才智和口才，代表了民众心中愿意认可的群体：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改变自己人生的普通人。正如新东方当年的口号：“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一样，人们愿意在新东方消费，愿意在东方甄选消费，唯一的理由并非它们提供了最好的服务、最低的价格，而是消费者把新东方的老师和东方甄选的主播都当成了另一个自己，或者说自己满意的样子。老师无法教书，却要“被迫”去卖货，尽管教培新政带来的事实并非如此，但这种情绪共鸣确实产生了。所以，泼天的流量与富贵，其实并不来自别的，而是来自消费者的情绪共鸣。“你是好人，你是弱者，你遭逢不公却依然不屈，你眼里仍然有光”，这是东方甄选主流消费者共同的认知。但恰恰，俞敏洪似乎不知。东方甄选，本来与其他任何一个直播卖货机构都完全不一样，因为它的基因与其他直播卖货机构完全不一样，它的受众、主力消费群体也跟其他机构拥有的完全不一样。东方甄选，本来，强大于它的“弱小”，强大于它的“坚韧”，强大于它的“智识”，强大于它的“团结”，强大于它的“不屈”。但恰恰，俞敏洪似乎不知。这最终不是董宇辉任什么职位或者年薪多少的问题（当然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而是俞敏洪是否要把东方甄选定位为一个普通的直播卖货机构的问题。每个纯粹的卖货平台，都想摆脱流量大V，因为任何一个平台都控制不了顶流，这是平台直播时代的共同“麻烦”。问题是，东方甄选并不是一个平台，它只是平台上的一个机构而已。它有什么资格把自己当做一个平台呢？既然你都不是平台，你有什么资格“内讧”呢？新东方和东方甄选本来拿到了流量密码，也就是在经济下行期获得大规模的情绪认同，并能够将这种认同变现（读者可以琢磨一下还有其他哪些企业也是如此）。这种认同往往体现为：“你是好人，你很弱小，你有能力，你被打压，你不屈服”。但如果好人变坏、弱小靠装、打压异己和能人、还要为流量而屈服，那么这个流量密码，还能拿在手中吗？作者希望董宇辉们眼里仍然有光，但最终取决于俞敏洪们是否能真正看懂本文。以上。

心理学上讲，抑郁源自人类对外在事物控制力的缺失。人类从小到大，就是从没有控制力到逐渐有控制力，再到控制力丧失的自然过程。当人类丧失对外部事物方方面面的控制力后，生存的意义就会消失，抑郁就会袭来。如果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在多次尝试后，仍然感觉自己的控制力在丧失，普遍的失落感随之而来，社会性抑郁感随之而生。为什么仅仅“发出积极的声音”或者“让消极的声音消失”几乎没用，因为仅仅是环境声音的改变，并没有让不同人群重新获得控制力。新冠疫情开始后，美国在经济方面的应对策略是，以国债扩张为代价，将现金注入民间。尽管美国在疫情前期处置极其糟糕，但从经济上看，民众的购买力和消费意愿得以维持。疫情控制后，美联储再行通胀治理。在此过程中，AI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再次引领新科技革命。与之不同，中国大陆并未采取向民间注入现金的方式，而是采用了减税降费、新增投资的传统方式。这种供给侧的努力，并不能应对需求侧的现实。民众以存款收入对抗疫情，待疫情结束后，消费反弹并未“预期”的发生，因为在疫情期间，民众并未获得社会安全网络提供的信心。原因可能在于，像美国那样注入现金仍不现实，因为这涉及个人、家庭、企业账户统计的精确性，这是社会经济治理基础设施的重大差异。作者曾经提及，美国疫情初期向个人账户提供400美元/月的现金，是源于美联储的统计分析，也即，在2018年时，将近7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月现金，因为美国是普遍的信用消费。如果不补充这种400美元/月的现金，将会很快导致美国出现普遍的信用卡信贷危机。所以，美国注入现金并非肆意决策，而是有具体原因。虽然中国大陆由于缺乏精确的个人、家庭和企业金融数据分析进而难以提供普遍的现金支持，但这不意味着不提供任何支持就可以渡过危机。说到底，疫情管控结束了，但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并未结束。疫情的经济账，还要继续算，需求侧的债，还要继续还。当前，经济上的失落感有多方面原因，除开需求侧政策的乏力外，主要是激励机制的缺失所致。激励机制从心理层面能够起到形成和构筑个体控制力的作用。合理的KPI指标往往是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KPI一旦设定好，在考核范围内的主体都受激励机制的影响自行运转，很大程度上不再需要管理者干预具体事务。但问题在于两方面：一是KPI设定超出实际，这会使受考核的主体动作变形，产生“负外部性”；二是不同目标KPI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经济指标与环保指标、经济指标与风险控制指标，等等。如果KPI的相互冲突叠加KPI超出实际，那整个激励机制就会失灵，所有主体看似非常辛苦的追求指标的完成，整体效果难尽人意。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如果反复持续下去，尤其在征求各方意见后，仍无明显的改善动作，那么各方的控制力都在耗散，相互指责成为常态，社会性抑郁随之袭来。在大企业管理中，KPI失灵问题是长期存在的。解决方案不是优化KPI，而是先搞清楚问题在哪里，找到需要突破的点，由管理层决策来打破顽疾。因为在发展的临界点上，做突破的事有额外的成本和风险，但既有KPI是在既定框架下形成的，因此，改革的额外成本和风险不可能由KPI考核体系下的主体来主动承担，只能由管理者来承担，这才是真正的担当。一定程度上，这是大企业管理层存在的唯一价值。企业如是，国家亦如是。前段时间，北京人大附中朝阳学校的一位初中生在网络上公开质疑学校不顾学生身体，采取填鸭式教学，引起诸多争论。这些初中生是这个冬天为数不多的一抹亮色。教育的内卷外因在于就业压力的传导，内因在于教育者教育理念的丧失，把学生当做升官发财的工具。在大企业基层中才存在的KPI导向，如今普遍存在于大城市的“走班制”、“分层制”教学中。当前人类世界对自己下一代最狠的教育模式，可以说无出其右。也就难怪为什么在中学教育如此疯狂之时，幼儿园却要开始大规模缩编了。人大附朝阳学校的学子让成年人的世界知道，原来这个时代还有正常的学生，他们勤奋、努力、睿智，知道在初三由自己来规划学习任务、查漏补缺，比整齐划一的接受无休止的刷题更加高效，这也正是他们父母在当年的应试中胜出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作为逐渐希望掌控自己人生的中学生，通过呐喊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状态（学校已经整改），他们成功的获得了对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控制，这是比分数重要百倍的事，这将使他们避免像周围很多学生那样走向抑郁的人生，也将使他们比其他“乖乖学生”更能理解如何通过影响周围去塑造对自己有利的环境。规则不利，就尝试改变规则，这就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精神。一边是成年人的社会性抑郁，一边是初中生愤怒的呐喊。不同的人们都需要自己对人生掌控的感觉，哪怕是虚妄的控制力，也是对抗抑郁的良药。这也是为什么，能（以低成本）满足大多数人控制欲的拼多多们，获得了市场的奖赏。在这个时代谈不上成功的成年人们，如何不把自己人生已经失控的情绪传导给下一代，如何努力支撑起年轻人控制住自己的人生，恐怕才是应该努力的方向吧。以上。

一、外部与内部外部环境在努力改善，G2、欧日韩都在努力。之所以要努力改善，是因为前期各方的底线思维已经超越了现实逻辑的底线，而没有底线的底线思维，如同美国前期“安全成本过高，进而危及安全本身”的半导体策略（不计成本的追求安全）一样，只能带来对自己更大的伤害。恢复接触的目标就是要迅速达成各方坚持各自底线思维前提下的底线。内部看外部也同样如此，因为只是在解决越来越没有底线进而危及自身的恐慌问题，底线思维本身还会存在下去，所以预期都不太高。但同样是底线思维，各自也有差异。美国的改善在针对此前的非市场化问题，因为企业和产业有更大话语权；内部的改善是希望通过外部改善来解决出口外需问题。但如今的出口问题其实不是单纯靠外交关系改善就能改善的，这涉及到再全球化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内部前期底线思维造成的非市场化问题似乎仍有相当大的改善空间。以上都是与预期相关的。二、微观与宏观微观寓于宏观之中，所有对宏观的判断，最佳切入点都是微观。宏观宣誓很重要，如果在执行层面走偏，最终都会沦为口号。举几个最近很多人关心的例子：房地产行业资金链的改善，需要金融行业支持，但如果金融行业支持，再出现损失怎么办？从微观层面而言，一起不抽贷是合适的选择，但只要一方抽贷，他方不跟进，就可能会被认定“资产流失”，后面是大监督机制的追责。所有政策到基层，都是博弈论。权衡再三之后，会怎么选呢？人性都是相通的。又例如，一直以来，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一线房价会实质性下跌，在过去若干年，即便预期是整体房价下跌，不少人仍然抱持一线豪宅和学区房市场将是最抗跌的市场这个理念。但在过去半年，一线豪宅和学区房下跌幅度在30%以上的比比皆是。在2016年作者就阐述过二手房小区的边际价格决定小区整体市场价格的逻辑，在今天可以说是完美上演。曾经被认为最抗跌的资产，让不少人在过去半年内，不动产财富损失高达50%以上，目前还看不到尽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维持房价最好的办法就是房东一齐不卖（类似金融机构一齐不抽贷），但扛不住某个房东因为各种原因必须快速卖（类似某一家金融机构不得不抽贷或者没有能力再续贷），那这个房东的交易价格就迅速变成整个楼盘的市场价格。这是任何市场共通的规律，在经济学领域就像1+1=2一样逻辑清楚。所以，博弈论下，权衡再三后，会怎么选呢？有人讲，应该继续维持房价，那么请问，过去的房价是如何上涨到今天的地步，了解吗？有时间可以读一读本公号2016年的文章。所以，办法是什么呢？作者在《消费能力去哪里了》中已经提及了。再例如，还是类似房地产行业的资金链问题。作者曾经批评过金融资本的短期性对实业投资的负面影响。作者在2018年是首先站在理论层面公开批评平台经济和金融资本短期性问题的，很多网文跟风炒作，把理论问题变成国有/民营资本的对立，发各种“爱国财”。难道只有民营金融资本才有短期性问题吗？国有金融资本就没有短期性问题吗？一家国有PE/VC，跟一家民营PE/VC，如果存续期是5-7年，那它们的行为方式在本质上不会有什么差异，如同你在中石化加油，跟在壳牌加油，都是石油终端消费，你能感受到多大差异呢？PE/VC的短期存续导致作为出资人的行为方式必然短期化，如果被投企业五年左右不能上市，PE/VC又有清盘诉求，就会触发与被投资人的对赌条款。有的创始人，比较明白，只签了有限责任；有的创始人，要么无知、要么议价能力有限，签了自然人回购义务条款。有人讲，愿赌服输，契约精神。这本来没什么错，但在成熟市场中，投资机构和认真做事的被投资创始人之间，历来都不会是针尖对麦芒的关系。我们的市场起步非常晚，中介服务体系也非常落后，创始人如果恰好请了一家比较差的律所帮他看合同，最终可能就要遭逢后悔终身的命运。但市场经济最终更靠谁呢？是靠985毕业、努力考公的人，还是靠这些在市场上愿意闯一闯的人呢？市场侧而言，比较专业的民营或者曾经还比较多的外资投资机构，会视情况去行使上述权利，因为他们背后的LP们，是接受投资可能失败的。但如果LP是国资呢？这就变得很复杂。在今天，地方投资机构、国企等，作为LP已经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许许多多的被投企业，多少都会有些国资投资成份。但对国资的监管，仍然有着比较强的非市场化特征。例如，这样的案例是当前普遍存在的：一家民营企业，在对赌期内没有上市，触发回购权条款，国资投资者如果选择继续观望，允许浮亏，那后续就要面临外部监督压力。因为回购权的设置通常是本金加算一定比例的收益率，如果顺利执行，那就不存在“资产流失”的问题。如果不行使回购权，那投资机构就要清晰的判断，未来被投企业是可能更好，还是可能变得更差。本来，这是一个商业和市场判断问题。但如果此时，外部监督开展工作，要求进行整改，通常而言，不会有任何具体的投资工作者拍胸脯的讲这家企业未来还有前途、可以再给它一些时间。因为，就算巴菲特，也拍不了这样的胸脯。所以，博弈的结果是什么呢？权衡再三之后，只要有一家行使回购权，其他投资者都会一起行使。这实际上跟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抽贷没有什么区别。那到底是谁有问题呢？微观层面，监督机构是在行使监督职责，它有理由知晓国有投资机构的判断，有理由要求被监督机构整改，因为这是监督者的职责；国有投资机构在拍胸脯就要担责、马上整改行使回购权自己就没有利益损失的前提下，做怎样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不能说违规。权衡再三的结果是什么呢？国有投资应该走金融资本短周期投资之路，还是走产业资本长周期投资之路呢？监督的本意又是什么？是不允许出错？还是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对监督者如何考核，不同监督者互相内卷出业绩，被监督者怎么办？如果监督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因不同监督者对市场认知水平的差异而存在不同，那制度的“预期”就会影响更多人。我们不可能靠监督机制把平庸的国内投资机构变成巴菲特，更不可能让他们比巴菲特更厉害。作者认为，对监督者业绩的评判标准决定了监督机制能否真正走向现代化。监督者的重要职责之一当然是根据现有制度找到问题甚至找到坏人，但监督者更重要的职责，是发现既有制度的问题，通过改善制度，达成既定的发展目标，同时让坏人变成好人。相互内卷的监督，不应该是监督制度的初心和本意。三、短期与长远现在大家对未来五年的预期似乎是有高度共识的。然而，当共识锁定在五年的时候，现实就不可能只是五年了。高度共识其实是思维惰性的一个体现。因为纷繁复杂的人间，对同一历史的叙事往往存在极大不同，而不同的叙事，决定了不同的认知，不同的认知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行为。行为上的躺平可能是理性博弈的结果，但思维上的躺平，只能是对自己和下一代的人生不负责任的表现。短期而言，再全球化之下，AI突飞猛进之下，需要更多具备思考能力的人进入到摒弃轻易达成共识的中年惰性状态。人类世界从来就没有“垃圾时间”，任何时间都在积累，都在等待爆发。没有所谓“垃圾时间”中的积累，盛况绝无可能出现。以作者过去七年思考写作经验而言，但凡愿意深入的领域，无一不获得了比现成的中文甚至中英文领域知识更为丰富的认知，也使作者一次次从一个旁观者，成为种种变化的变量。任何历史学家都知道，写作历史的那支笔，从来都只能是写出历史的真实，而不可能是完全现实的真实。换言之，生活在叙事长河中的人类，将永远在短暂的一生中追寻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把人类的过往和未来连结在一起的，最长远的事。以上。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如期”公布了半导体管制新规，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调整先进计算芯片出口管制规则，二是调整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规则；三是公布了新增的实体清单企业名单。前两项规则调整，目前是征求意见阶段，如无意外，将于2023年11月16日起生效。考虑到本次规则调整此前在美国内部已引起过较大争议（《美国半导体产业政策的内部博弈》），高通、Intel、Nvidia的高管也因此亲赴华盛顿面见过各级官员，因此在美国内部实际上已算征求过意见，所以再行调整的可能性已经很小。相关专业媒体今天已对上述规则调整有过中文简介（《美国发布AI芯片出口管制新规，并将13个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美国扩大对华芯片出口限制，并对更多国家实施芯片出口许可证要求》），因此对规则内容，本文不再赘述。本文将着重阐述作者对美国当前半导体政策变化的一些认识，这些认识是作者基于此前对美国半导体产业政策历史的研究和最近一年来的跟踪观察所得出。在进行具体分析前，作者必须强调，在涉及G2关系问题上，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感知是存在巨大差异的。期待过高者，一旦出现新的问题，预期会变得更糟。作者此前以“再全球化”来界定当前的状态，旨在提供一个长期分析框架，使不同产业和群体能够现实的找到一个相对客观的坐标，避免陷入反复的长期悲观预期中。就半导体产业而言，作者也是先通过回溯过往四十年美国半导体产业政策的形成、变更历史，以及不同时期的考虑要点，甚至直接指出当前政策的推动者及其基本逻辑，来使不同领域的读者能够在思考和判断上有所依凭。每次美国半导体管制规则更新后，中文网络都会出现大量的抵制声音，这是正常的。但在舆论的喧嚣之外，产业、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更需冷静思考，究竟局势的走向如何。无论是过度悲观、情绪化，还是过度乐观、情绪化，都会导致判断出现失误。作者认为，对本次美国半导体管制新规的理解不能局限于调整的事项本身，还应结合美国最近在半导体领域的一系列决策，综合进行判断。就此而言，作者认为，美国半导体政策已经发生转向。这个转向并非是指回到“美好的过去”，而是美国半导体政策的波动性已经大幅趋缓，可预测性在未来会显著增强。之所以有如此变化，是因为正如作者过去一年所指出，美国半导体政策依赖的基本逻辑，即“安全优先”，已经在现实中触礁，“安全成本过高，进而危及安全本身”，已成为现实。一、小院高墙的由来作者在今年3月，以《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完整梳理了美国军方与半导体产业的历史关系，也充分说明，拜登政府在半导体产业与中国大陆的纷争，背后推手其实并非美国的半导体产业界，前期主要推手是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者Graham

作者自2022年11月20日开始写作“芯片”系列，截至目前已有10个月，此前已经发表14篇文章，主要涉及如下一些在海内外公开渠道都可以称为具有原创性的内容：一是梳理半导体产业发展史，尤其是美国国防系统对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历史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本轮美国半导体产业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中最为底层的“美国国家安全”真正的意图和政策基本思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详细梳理总结美国国防系统过往四十年在半导体产业领域的基本观点，指出美国国防系统早在1980年代就已认识到：美国国防安全系于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自主性和尖端研发制造能力，而美国半导体产业的持续进步完全依赖于高度的市场化而非政府补贴。美国国防系统的上述认识迄今没有任何变化，并且也符合现实。二是梳理美国半导体产业第一次危机的应对史，即1980年代日美半导体贸易战的缘起与各自应对。日本当时产业政策的成功在于通产省主导下的财团分工竞合，在应对来自美国的竞争压力时，日本财团之间的合作远大于竞争，以及日本财团体系下的产业资本机制对美国金融资本机制在成本上的胜出。同时指出日本半导体产业在1990年代的落败除贸易战这个外部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日本半导体企业完全忽视了PC时代的到来，以及日本本土的市场保护机制导致的封闭性使日本PC不兼容于全球市场。三是指出美国当前的半导体产业政策表面是“去中化”，实则是“去台化”。借对中国大陆政策为由头，实际是要实现半导体制造业重新回归美国本土，或者至少实现不依赖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直接策略选择是更多依赖日本和德国，这同时也伤害到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利益。半导体产业的全球重构表面上与地缘政治紧密勾连，但市场各方却暗流涌动，无不以自身利益为先导，这将对各方“政策”的有效性造成实质性影响。四是提出美国半导体对华政策在逻辑上存在“安全成本过高，进而危及安全本身”这个现实悖论。对美国而言，追求极致安全的策略看起来应当是：实现半导体制造业重新回归美国本土，并且长期将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技术限制在一定距离之外，从而使中国的半导体消费品长期依赖美国核心产品和技术。但执行这个策略将会/正在导致两个后果：一是美国对其本土半导体制造业的长期大额补贴，二是倒逼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去美化”从而持续降低对美国半导体产品和技术的依赖。这两个后果都意味着美国半导体产业的成本持续提升，并且在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中国大陆市场）中持续后撤和萎缩。美国国防系统的认识是，自1980年代开始，美国国防安全所系的半导体产业，就只能是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才会持续得以加强。追求安全初衷的策略，最终却危及作为安全基础的市场，这就是美国当前半导体产业策略的最终逻辑悖论所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中国大陆无论从官方还是产业而言，都不服输，绝不可能像当年日本那样，碍于“盟友关系”和驻军压力，开始内部施压，使产业失去本土政策依赖。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当前策略的主要提出者Eric

2023年9月14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布信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Michael

作者在《再全球化与结构性调整》中提出了再全球化在经济方面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同地协同化（Co-location）和近地化（Closization）。简言之，为了修复“超级全球化”（Dani

60生产出来了，产量还很大，不只是kirin

一夜之间，中文网络上的文科生迅速变都成了原子能专家，纷纷起身论证国际原子能组织（IAEA）的“权威性”，进而去证明日本福岛排放的“科学性”。一开始，说IAEA的报告是经过所有专家一致同意的。后来中方专家出来讲自己并不同意。紧接着，开始说明IAEA的报告是“多数意见”，那“多数”是多少？“少数”又是多少呢？IAEA的科学结论难道是靠投票产生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少数派意见”也是需要完整向公众披露的，法院判决可谈不上什么科学。所以“少数”的科学家意见到底在哪里？是什么呢？按照IAEA的工作流程，不需要对外交代，所以你查询不到。且不说，什么时候科学意见是用举手投票来决定了呢？所以，到底什么才是“科学”，什么才是“立场”呢？又有人讲，你看，海外就没有批评，欧美官方都是同意的。你搜一下Japan

医疗反腐如火如荼，网络舆论与官方的反馈都比以往更加冷静。过往一段时间，网络舆论存在诸多民粹情绪，一提反腐，就是要消灭这个消灭那个、喊打喊杀。当前经济压力陡增，连网络舆论都开始反思，医疗反腐会不会让医生失去工作的动力，仅凭医生的基本工资收入，还能不能吸引足够多的优质学生继续投身医疗事业。这是一件好事，说明在关键领域的深度改革问题上，极端观点撕裂在减少，社会共识在增多。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废弃计划经济为始，以承认个人合法追求财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前提。共同富裕，首先是要承认追求富裕，而不是相反。当前经济压力有多方面原因：外部而言，主要是再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内部而言，主要是因为地产金融、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固有顽疾仍然存在，长期高度依赖债务驱动，出现不同产业、不同领域周期压力的叠加。无论内部还是外部，都是因为过往深度全球化导致的国与国之间、以及一国内部之间的财富分配不公引发的贫富差距问题，这不只是某几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的时代命题。现实的看，外需的大幅减退和内部民众可支配收入偏低，加之住宅、医疗和教育刚需支出，导致今天民众消费能力不足，无法承担起短期通过扩大内需全面提振经济的目标。内外需求的减退，地方财政压力导致的基层动作变形、对法治的不尊重，进一步引发投资者的不信任，抑制了各地民间投资意愿。要打破当前僵局，最好的办法不是面面俱到地铺改革的摊子，而是找到一个全社会聚焦的领域，深耕其中，以局部的成功，恢复全社会对改革能力的信心。在过往而言，地产、医疗和教育问题是民众承受经济压力大小的问题；在今天而言，已经变成影响内需提振、进而影响关键大局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有金融、医疗等领域的反腐，目标至少包括：一是行业利益让渡，部分行业前期的高速扩张存在外部效应，导致民众生活成本过高，进而影响民众可支配收入提升，这方面的反腐可以给民众减负；二是通过反腐重塑行业内部利益分配，给行业内的年轻人以希望。但应然不等于实然，知道不等于做到，魔鬼往往在细节之中，细节往往才是利益纠葛所在。地产、医疗和教育一直是三个全社会最为关心的领域，分而论之。一、地产领域从行业而言，地产压力正是最为严峻的时期。需求旺盛的区域，价格仍然很高，供需存在结构性矛盾。不保价格，担心资产价格全面缩水，引发金融风险。但保价格，从社融数据看，以当前经济形势和预期，民众确实消费不起。民众的消费欲望仍然强烈，上半年作者已经前往过十几个城市，所到之处人流量都很大，从服务业消费数据也能得到相互印证的结论，所以并不存在民众消费意愿整体衰退的问题。地产交易量低迷的根本原因在于“涨价去库”后六个钱包已经将居民侧负债推至极限，部分区域不要说以当前价格，就是打个六折七折，大概率还是消费不起。就此而言，作者提出的方案是以类似新加坡“组屋”模式，推动房地产行业继续“转”起来，核心是让渡地产金融利益去满足年轻人的住房需求。（《消费能力去哪里了》）也有专家认为，可以先消化存量房，以长租房为依托，去解决眼前的需求，这也是很好的方案。过去几年，地产企业在人口衰退区疯狂扩张，很多区域其实是不可能有消费能力去承接的，不要说消费能力没有，就是连足够的消费者都没有。今日果，实是昨日因。没有一个产业或资产是会永远涨的，经济周期就是经济规律，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的。地产债务问题的消化不是一个短期问题，它对经济的快速反弹构成了抑制。但反过来思考，过去十几年的极速城市化本来也有代价，能量总是守恒的，人口趋势确定的前提下，前面快，后面就必然要慢。过往是以高增速为指标，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今后高增速受限，就要接受更加触及深层次的改革，才能重获发展的动力。由于中国尚未实行资本放开，尽管当前债务重压，但其实仍然有诸多转圜余地，这也是行业共识。倒逼放水的路是不可能走得通的，这不是政策是否出台的问题，而是房地产供需关系已经彻底逆转所致。认可周期、尊重代谢、经历风浪、承受起落，这才是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心态。如果没有这个心态，无论身处何方，结局很可能都是一样。二、医疗领域比之地产、教育，医疗恰是民众相对满意的领域。曾经的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在近十几年医疗发展和改革中，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医药、医疗器械的集采，也大幅降低了民众的就医成本和医保负担。不但普通民众的感受变得越来越好，就是身处一线的精英们，也会经常比较海外与本土医疗的差异，从个体就医而言，很少有认为本土医疗水平、条件和费用开支要逊于海外的。所以对医疗反腐，网络舆论的感受也很真实，既然当前是令人相对满意的，千万不要反腐之后变得不如当前。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如果反腐令医院许多高水平的专业医生离开岗位，短时间内谁能替代他们？如果反腐之后医生的收入仅仅是此前的基本工资水平，会不会导致他们收入下降太多，进而躺平？之所以出现上述疑问，是因为民众已经普遍认可优秀的医务人员本就应当享有较高收入水平。民众也知道，在公立医疗体系主导下，医务人员的基本收入来自财政支出，而仅靠财政支出显然不可能将医务人员收入维持在

上周一份严肃刊物约稿，希望作者谈一谈当前面临的转型问题。作者想了想，其实很多关键问题，无论国内还是海外，早在十几年前，甚至更早，都已经有过深入研究。当前面临的新情况确实有（例如十几年前大多数人不能想到G2在经济上交恶），但总体而言，底层问题并没有太多改变。因此，作者实在不知道该写什么，就婉拒了约稿。作者认为，认识是一方面，行动是另一方面。认识清楚并不容易，行动其实更加困难。认识有时候是清晰的，但行动中会有不同利益相关方，各自的长期和短期利益又交织在一起，代表各方的舆论又会影响各自的判断力，在执行的时候，魔鬼往往又在细节中，这些魔鬼的细节，常常又是利益所在。认识都是基于理想状态，行动都是基于现实考量，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很多时候，行动本身还会影响认识。人口越多，社会结构越复杂，在面临利益调整的时候，就越困难。所谓“人心难测”，背后其实是不同方面的思考和行为的相互影响和叠加影响问题。今天我们看到大中城市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老年在街健，中年在鸡娃，青年在待业，少年在奥数。这是不正常的，但又是极其符合现实逻辑的一个情况。老年人能比较从容地养老，说明当前的养老体系还能够支撑当前的老龄化进程，说明中青年人当前创造的财富还能够维持养老体系的运转。当然历史的看，今天的老年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付出非常多，维持当前相比先发国家而言并不算富裕的养老水平，是对一代人一生的交代。且不说，这部分交代主要只能及于城镇体系。中年人看到就业不易，以往本科生的工作如今博士、硕士争抢，以往国内高校毕业就能获得的工作，如今优质海归争抢，心里无不希望下一代能够顺利拿到入场券、敲门砖。但这代“聪明”的中年人已经习惯从数据中获得答案，他们发现要上双一流、985，就得上某几个好高中，要上某几个好高中，就要先上某几个好初中，要上某几个好初中，光买个学区房还不够，最好能够获得点招或者分到实验班。学校和教培机构把中年家长拿捏得透透的，你想点招、分实验班，我们要看你的奥数成绩、英语水平。于是，小学高年级就把初一的课程学完了，初二结束前，高中的课程都开始学了。这一届中年家长来不及关心中小学生抑郁率，也不会像哪怕三四十年前的城市家长一样，已经在学校的指导下开始了解儿童心理学。大家只知道一哄而上：不要阻止我们上奥数培训班。穷得生养不起孩子的青年人在一旁起哄：那么多教培下岗，民营经济怎么办，经济能好吗？青年人呢，在疯狂被鸡、自鸡二十年，顺利拿到985、211入场券后，在英澳划水回来后，发现就业竟然如此困难。说好的一努力就有美丽的人生呢？说好的双一流就年入百万呢？说好的大厂直通财务自由呢？怎么清华博士都去考城管了呢？怎么双一流高材生都去走选调了呢？怎么海归都变成海待了呢？怎么考研分数线还年年上涨呢？最可怜的就是少年了，他们在本该享受最珍贵的童年时光时，就被卷入了上一代人铺好的丛林之路。天性、本性、创造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努力，才能奥数高分，点招上六小强；你要精明，才能获得足够多的选票，拿到区三好。于是，少年们一边高唱《孤勇者》给自己打气，一边轻唱《阳光开朗大男孩》茫然无措。前面那首世人皆知，后面这首其实更加有趣：少年其实也感觉这世道奇怪，但以他们的人生经历也讲不清楚问题到底在哪里，他们一会儿被鸡、一会儿自鸡，一会儿兴奋、一会儿茫然；他们内心都希望自己是改变世界的孤勇者，但时时刻刻又发现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不过是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参与这场游戏的“阳光开朗大男孩”。于是，这幅人间百态图变得如此扭曲。教育卷的本质在于就业卷，要解决就业卷的问题就需要社会的精英与中坚汇聚智慧、下定决心。但精英与中坚不愿直面问题，更愿意在“去与留”之间不停摇摆，任时光匆匆而过。于是就业卷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倒逼回教育卷。鸡自己不如鸡娃，这是一代家长的“英明选择”。明明看到青年人鸡出来已经没什么出路了，明明知道大多数公务员岗位其实根本不需要海归、双一流、硕士博士这样的水平，但就算如此，也要逼一逼下一代，因为从逻辑上来看，无论经济怎么差，无论位子多么少，有个好学历，总还是出路更好吧？这就是一代中年家长的极限思维。中年家长的极限理解是，环境可能是会无底的差下去，但只要自己学历好，也会比其他人好一点点。都说这片土地是集体主义传统的思维，作者怎么就一点都看不出来呢？正常的思维是什么呢？难道不应该是精英和中坚去推动结构性调整，从长期而言改变就业结构，为十年之后争取出更多的选择吗？难道不应该是中年家长们去公开质疑继续违规设置点招入学、分班选拔门槛的中学（尤其是首都的六小强们），为自己的子女争取出一个更加可贵的童年和一个抑郁率更少的环境吗？难道不是青年人应该道出你们自鸡二十年的道路已经彻底走不通了，进而倒逼中年人去鸡他们自己去推动改变经济结构，而不是继续让他们偷懒去鸡少年们再成为下一个你们吗？对各级官方而言，难道真不知道双减当前被质疑的主要原因并非多数家长愿意鸡娃，而在于六小强们仍在顶风违规点招、分班而不被查处吗？那竞赛白名单建立的意义在哪里呢？既然都敢禁掉教培，为何不敢查处部分学校，难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是否需要像医疗行业那样，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反腐，倒查二十年，彻底将所有教培与学校的关系大白于天下，才愿意改变呢？作者认为，几十篇严肃的文章，在这个时代，可能都不如一首《罗刹海市》更有力吧。以上。

地产新政出来几天了，地产商、地产股、地产从业者都很开心，股价的反应比房价的反应快得多。本文讲讲作者自己的观察。作者可能是难得的“中立”群体，既是曾经的“从业”人员，也是房东，又长年与各类群体交流，这个公众号又不“营业挣钱”，同时还对各方的心态及背后逻辑有所了解。所以，在此时记录一下当下的历史，还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也符合这个公号的初衷。前几天，一位国内比较大的经济刊物的主编问作者，是否不太赞成当前的房地产政策？其实，作者一直以来都是观察者的心态，也就是，作者认为，无论什么政策，或者无论什么市场状态，都会导致出现某些结果。任何结果都是规则、情绪、能力的综合性产物，关键的是，目标是什么。考虑到当前不少写政策（初稿）的年轻人其实跟年轻刚需一样，都没有足够的房产投资经验，作者想先从需求侧，来回顾一下过去十五年我们的房产购买和投资的判断标准。在过往，房产购买/投资主要需要考虑三项指标，一是租金月供比，二是租售比，三是房价收入比。租金月供比是曾经房产投资最容易掌握的黄金指标。所谓租金月供比，简言之，即付出首付购买一套房产后，将其出租的租金收入能否覆盖贷款月供。如果租金收入超过或者等于月供，那基本可以无脑购买，这意味着只需要付出首付，就可以“白得”一套房产，因为这种投资没有任何还贷压力，只需要关注一件事，就是房产能否持续出租。在2012年的时候，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仍然有租金能够覆盖月供的房产；在2016年的时候，很多今天热门的二线城市（成都、杭州、苏州）也有租金能够覆盖月供的房产。所以最迟在2016年的时候（也就是本公号开张的时候），作者仍然是公开建议白手起家的年轻人应该尽可能的考虑去二线发展。当然，在这两个时点，听了作者的建议分别在一二线购入房产的朋友和读者，显然都是收获颇丰的，并且，大家在过去几年应该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租金大幅上涨而月供不上涨（或者只是微涨）带来的喜悦。更加明显的是，这类房产在过往几年的增值幅度也是非常高的。但在这个期间，也有一些没有基本投资判断能力的人被忽悠买了不具备出租可能的房产（例如环京），从而变成一滩死水的情况。一线在2012年，二线在2016年后，租金能够覆盖月供的新房源基本上就没有了。因为新房价格上涨很快，首付和月供都大幅提升。这个时候租金月供比这个指标仍然是有用的，因为租金能够覆盖月供的一部分。下一个指标是什么呢？从投资微观的角度看，对仅用于自住的刚需而言，就是公积金能否覆盖月供。如果公积金能够覆盖月供，那刚需的可支配收入是没有明显减少的；对有第二套房的房东而言，是看“租金+公积金”能否覆盖月供，这也是从可支配收入的角度来进行投资的判断方式。应当讲，只要房产可以出租，那么上述几种情况，都仍然是值得投资的，因为可以出租意味着房产具备真正的财产性收益。但所谓财产性收益，在不同制度下，体现方式是不同的。例如在美国，许多人哪怕只有一套住房，也可能在房价上涨时通过房产抵押制度（HELOC或者cash

今天的新闻热点应该是昨晚公开的住建部发言：“要继续巩固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态势，大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落实好降低购买首套住房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改善性住房换购税费减免、个人住房贷款'认房不用认贷'等政策措施；继续做好保交楼工作，加快项目建设交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当然，也提了一下保障房的内容。只是，上述政策表态似乎没有一条是关于存量房贷的。于是，出现了十分有趣的一幕：一边是已经形成了“需要提高民众可支配收入才能扩大消费”这个基本判断，一边是就业率白纸黑字的披露，一边是零工化人群的显著扩大；另一边呢，是鼓励购房、换房加杠杆政策的快速形成，对存量房贷压力的不减轻，以及，地产中介们一大早就在网上开始帮助论证住建新政的合理性，比如：一线还有不少高收入人群蜗居，他们改善住房的需求十分旺盛。“既然有钱，为什么消费不行呢？看来还是因为房贷压力不够”，大概是这个逻辑吧。作者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在此时配合加杠杆，但作者知道如今一份稳定的工作对很多中年人来讲是奢侈的，而年轻人呢，可能一份不是零工的工作也算奢侈了。这当然是一次非常好的政策实验，它可以最终验证出民间到底还有多强的意愿通过自我加压来为其他群体“分忧”。那么，老乡们，到底还要不要上车呢？其实，为了拉动房地产，还是有很多办法的。比如，有朋友讲，可以把学区再利用起来；又有朋友讲，可以跟考公联系起来。这些可都是“附加值硬通货”，不要说六个钱包了，十个钱包也是“值得的”。当然，还有一位朋友讲，这也是房东们一次十分难得的出货机会吧。至于是不是最后一次，作者就不知道了。Let's

上周应邀与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张其光先生进行了2小时左右的面对面交流，又通过线上形式参加了《文化纵横》杂志举办的关于“一带一路”和重构全球化问题的研讨会。作者认为这两次交流研讨恰与再全球化问题紧密相关，因而在此将上周已发言和因时间原因未能发言的观点整理如下，供各位读者参考。一、为什么会出现全球化重构作者早在2020年4月就提出了全球化重构问题（《全球化的重构》），作者认为，全球化重构期已经到来，与大多数“逆全球化”观点不同，作者认为当前已经是处于“再全球化”的进程。那为什么会出现全球化重构呢？这是因为过往的全球化导致出现“两个不平等”的问题。作者认为，关于全球化研究有三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一是George

2023年7月17日，美国半导体协会（SIA）在官网发布了一篇题为《SIA关于政府可能对半导体产业施加额外限制的声明》（“SIA声明”），内容不多，但措辞堪称极为严肃。同一天，包括高通、Intel和Nvidia在内的多家美国半导体公司高管赴华盛顿面见美国联邦政府重要官员，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白宫国家委员会主任雷纳德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沙利文，陈述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意见。而就在上述发生的前一天，7月16日，川普接受Foxnews的采访，第一次公开提出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企业抢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应该加以阻止，并对台湾半导体企业课税。熟悉作者观点的读者们，对于出现上述情况应该不会感到任何意外。早在今年3月，作者就首个公开提出了美国半导体政策实质上不是“去中化”，而是在“去台湾化”（《国际地缘政治裂变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因为按照美国半导体政策当前的基本逻辑，“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是台湾，而美国国防安全的核心在台湾”（《芯片战争下的中美博弈》），美国政治精英如果要把这个结构性矛盾极端化，唯一的举措只能是让高制程芯片制造业搬离台湾岛。但很显然的是，以华裔（尤其是台湾华裔）为主的美国半导体企业家与台湾最重要的半导体企业家已经达成了一致，也即最先进制程的半导体制造仍然会继续只保留在台湾（《台积电的一小步》）。川普这个大嘴巴不小心暴露了美国政治精英的真实意图，使得美国半导体政策“去台湾化”这个隐晦的事实，被摆到台面上。事实上，我们在此前已经反复提及，无论是美国官宣的，要在未来几年内把全球半导体制造的本土份额提升到30%以上，还是欧盟官宣（且立法）的，要在未来几年内把这一份额提升到20%以上，都只能是从台湾地区现有的70%份额中“切蛋糕”。但美国的逻辑不只是想要份额，还想要高端制程制造的主导权，而台湾企业（在美国台湾华裔主导企业的配合下），确实没有给出去。现在，由于川普的大嘴，台湾地区的政客也不得不开始讨论美国的“意图”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在多年的被动不还手之后，终于选择制裁Micron并对镓、锗实施出口管制，这对美国半导体产业造成的冲击，已然开始发酵。SIA在此次简短的声明中提到：“然而，一再采取措施实施过于广泛、模棱两可的限制，时而甚至是单方面的限制，可能会削弱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扰乱供应链，造成重大的市场不确定性，并引发中国持续升级的报复”，SIA声明还提到：“我们敦促政府避免进一步的限制，直到更广泛地与行业和专家接触，评估当前和潜在限制的影响，以确定它们是否狭窄、定义明确及能否持续适用，并与盟国充分协调。”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为我们在此前关于美国半导体产业历史的文章中（《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上）》《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已经提及，SIA是当年日美半导体贸易战时，美国半导体企业为凝聚成团、共同应对日本而自发成立的组织，SIA当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争取美国联邦政府向日本半导体产业施压。长期以来，SIA与美国官方的合作是极其紧密的，并且美国重要的半导体企业高管往往也在美国联邦政府担任科技产业方面的高级顾问职务。也就是说，美国如果出台针对半导体产业的任何政策，SIA或其中部分重要成员企业，理应是第一时间知晓并且已经征求过它们意见的。但就此次SIA声明和美国半导体巨头高管齐赴华盛顿面陈意见来看，很显然的是，SIA及其最重要的成员企业并没有能够参与到美国联邦政府新一轮针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政策的制定过程。不但如此，SIA还只能选择公开声明的方式向外界陈述自己的态度。以作者所见，这在美国半导体产业历史上，以及在SIA历史上，还是首次。这充分说明两个问题：1、正如作者此前判断，美国当前针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政策的制定权并不在美国半导体产业手中，而在美国部分地缘政治精英的手中，地缘政治精英打出的是军工和国防牌（《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代价其实是全球（包括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本身。在前一个阶段，总体仍在美国半导体产业可承受范围内，甚至部分企业（Intel、Micron）还是受益者。但时至今日，连此前为数不多的受益者，都要认为自己的所失超过所得。2、也如作者此前判断，美国当前基于国防安全为底层逻辑而采纳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半导体产业政策，最终会落入“安全的成本过大，以至威胁安全本身”这个逻辑怪圈。这个怪圈的现实逻辑是：美国军工系统的科技进步依赖于美国半导体产业，而美国半导体产业对成本高度敏感并依赖全球市场，如果美国因为担忧中国大陆的科技进步超越美国而抑制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必然导致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重构，这个重构会直接增加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成本；而中国大陆一旦施以任何报复措施，都很可能将美国半导体产业的成本推高至不可承受的局面，对美国半导体产业产生足够的心理压力。这也就是作者在《繁荣、安全与成本——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破解之道》中提出的“干预成本”策略。无论是川普的大嘴，还是SIA的声明与行动，都现实地证明了作者此前关于G2“芯片战争”走向的逻辑判断。对中国大陆而言，一方面，官方针对美国半导体产业进行成本干预的“外争国权”行动是极富意义的，这个行动还应当坚持下去；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如何避免内耗、凝聚成团，仍然是一个需要由产业界有足够充分认识、沟通和共识后才能解决的问题。这场历史大戏，才刚刚开始。以上。

前段时间有国内重要的半导体企业反馈，部分国内互联网平台企业以三倍薪酬挖走其骨干人才，导致相关工作受阻。后来听说，这不是一家半导体企业面临的问题。这种重复造轮子的行为是毫无必要的。首先，互联网平台企业长期是在软件类服务领域，虽然基于云业务、AI的发展对半导体有需求，但不代表自己已经身处半导体行业，也不代表自己对半导体行业有深入了解。如同META、Twitter、Amazon自身是平台，但他们并不会因为Nvidia在GPU上的成功或者因为看到台积电、ASML的重要性，就转身投入半导体行业。微软由于投入OpenAI，当前高度依赖高端GPU，而在此领域，Nvidia暂无竞争对手，使得微软对其过度依赖。基于成本考虑，微软会培养Nvidia的竞争对手，包括可能会投资一些新型半导体企业，这是微软基于AI业务发展需求决定的，并非意味着微软要转型为半导体企业。如果AMD在GPU上发力成功，或者有新型GPU能够满足AI发展的需求，高端GPU市场将形成有效竞争，届时微软的成本担忧也会解除。总体而言，这都是符合市场预期的行为，并未造成美国软件行业和半导体行业的扭曲。但在中国大陆，情况与美国并不相同。尽管中国大陆也有几家大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以及不少半导体企业，但任何一家平台企业的业务（无论是云服务还是AI）都没有对本土的半导体企业产生任何依赖。国内平台企业，只要不被列入美国制裁清单，除Nivida的高端GPU受到共同的一定限制外，国内平台企业所需的其他半导体采购基本没有任何限制，采购渠道甚至比国内半导体企业还要畅通。也即，国内平台企业如果希望获得制程更高的半导体产品，可以直接采购国外产品；如果希望实现国产替代，可以直接采购国内半导体企业的产品。那为什么还要自己花三倍薪酬挖走国内半导体企业的人才呢？有几种可能。一是国内平台企业决心进军半导体行业。但以作者认知，并非如此。正如我们所见，一直对高制程半导体产品需求量更大、且更接近半导体制造业的OPPO在巨资投入哲库后，又被迫撤出，个中原由，无非是当前存在一个现实悖论：如果做不成，打水漂；如果做成了，立即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加以制裁，最终无法生产。作者不认为当前国内平台企业对半导体行业投资的认知水平会超过步步高系多少。换个角度，如果真要想在半导体领域扎根下去，怎么会去挖国内已受制裁的半导体企业的人才呢？既然能够给出高薪，何不直接挖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真正最优秀的人才呢？二是做做样子，体现自己的“硬科技含量”，重塑自己的社会形象。一直以来，国内舆论及部分官员的认知里，互联网和半导体是“天生一对”，似乎平台企业只要投入，就理应在半导体方面能够“产出”，就能扛起“硬科技”的大旗。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这两个行业完全是上下游的关系，平台企业说到底是基于软件架构搭建的服务型平台，所以它的基础工作人员一定是“码农”而非半导体工程师。就目前而言，仅有半导体硬件企业为了形成生态而介入软件领域成功（Nvidia）的情况，并无互联网企业介入半导体行业成功的情况，这是行业自身特点决定的。半导体行业的全球化深度和产业链复杂程度远非在局域网里长期吃香喝辣的本土互联网平台可比。一旦官方和舆论形成平台企业可以或者应当在半导体研发制造上发力的预期，那平台企业在重塑自身社会形象的过程中，必然会倾向于满足上述预期，以换来各方认可。对平台而言，无非是花些小钱去挖点人，搞出一点简单成果、做好宣传（主要工作恐怕还在于宣传），但对半导体企业而言，则面临长期项目骨干员工流失，进而相关研发进程受阻的风险。作者在此前写过，日本在1970年代发力半导体研发制造时，五大财团分工合作、各自突破的历史。作为产业链的上下游，平台企业介入部分自身所需的半导体研发是可以理解的，这部分产品并不复杂，并非高制程或高端产品，并不需要花三倍薪酬挖走本土半导体企业的骨干人才就可以实现。长远而言，本土平台企业如果能与本土半导体企业形成更有效的上下游关系，将有利于双方共同发展，而不是互相拆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种上下通吃的互联网思维已经恶果累累，不应再现。我们的舆论导向，应当实事求是，而不是天马行空；官方对不同企业的评价机制，不能只有原则，缺乏专业性。由于芯片受制于人，各方都十分重视半导体领域的突破，但重视归重视，专业归专业。如果因为只重视眼前一个行业而忽视其他行业，难免出现各种套利、曲意逢迎、市场扭曲，也就难免在未来还会出现下一个半导体行业问题。以上。

作者通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表达过一个观点，“各国都认为G2正身处激烈的贸易战火中。然而仔细梳理现实，一方一直在攻击，一方一直在防守。这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甚至这还不是一场真正的‘贸易战’。”随着对Micron的制裁，以及最近决定对镓、锗实施出口管制，上述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大陆正在从与美国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中总结经验，开始尝试“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此前关于半导体的几篇文章中，作者指出了美国政府当前半导体产业政策的源头、目标和问题：源于美国国防安全以及科技制高点诉求受制于东亚（尤其是台湾地区）的半导体生产能力，而台海越来越不在美国的控制范围之内；目标旨在分散半导体生产制造的供应链，包括在美国本土、日本和欧洲（当前主要是德国）建立能够生产高端制程芯片的工厂；问题在于极高的供应链替代成本，而这个成本主要是由企业去负担的。作者在《繁荣、安全与成本——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破解之道》中也指出，美国当前半导体政策由于过度忽视产业成本，因此未来的破解之道将会集中在干预成本这方面。对镓、锗的出口管制，就是能够影响半导体生产制造成本的一个手段。通过回溯半导体产业历史，我们能够深刻认识到，官方的补贴对半导体产业整体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就连美国国防系统这个庞然巨物，在四十年前就已深知是市场的力量在型塑半导体产业，国防采购早已只是一个枝末的“细分市场”。再大额的补贴，影响也只会是一时的。但任由美国官方补贴而不加以反制，会让企业和市场误以为中国大陆默认新的全球半导体产业结构。所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塑造或者通过博弈去参与塑造新的全球产业结构，是必然要走出的一条路。这是没有退路的，因为不可能每次贸易战，都只靠“防守”就能渡过。在前文中，作者强调所有反制政策需要重视的两方面：一是镜面规则，即中方的反制是以美方的制裁为前提的，换言之，中方的政策目标是“以战止战”，而不是刻意增加摩擦，这是需要不断向各国和产业界宣誓的；二是干预成本，即所有反制手段的最终目标，是影响半导体产业链的成本，这些成本压力会经由相关企业反馈给美欧日的政策制定者。最终，掀起这场芯片战争的政策制定者，会遇到一个两难问题：如果继续收紧、打下去，产业成本将高到无法补贴的地步。也即作者在前文所言，追求所谓“安全”的成本已经高到危及安全本身。我们在今天同时面临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内需如何扩大的问题，二是突破发展上限的问题。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外部压力将不断倒逼内部进行分配改革，直至影响到过往几十年形成的一些基础制度设计；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对外争取发展的上限空间，才能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打下坚实的基础。以上。

为了应对当前的经济和消费困境，专家们最近写了很多文章，用了很多专业词汇。我特别喜欢一位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倒不是赞成他每个观点，而是特别欣赏他每篇文章用语都非常平实，基本做到老百姓都能看懂。野口悠纪雄是一位平民出身的经济学家，他一直站在日本民众利益的视角去观察和叙述日本的经济历史和相关问题，可谓不忘初心。最好的科学家往往也是最好的科普作家，自然科学要解释起来往往非常困难，但最好的科学家有能力让普通人能够了解那些深奥的知识。社会科学其实一点都不应该深奥，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就是人类社会运转本身，每个人都是其中一员。把一个本不应该深奥的问题过度专业化，形成专业槽，当然是可以创造知识优势，从而获得利益的。但作者认为，在当前这个需要寻求更多共识才能解决问题的时代，我们的经济学者和更广义的社科学者其实应该向野口悠纪雄学习，想人事，讲人话。当然，我们有些专家本来就学艺不精，他们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是靠坐在办公室里看数据，去参加座谈会搞调研。双腿能够插进泥地里的专家，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是极其稀缺的。但问题是，一旦你有了专家的名头，就意味着有了言论权，需要出谋划策的时候就总会邀请你去。这样的专家多了，各级决策者多少也会受到影响。作者曾经写过一篇《如何理解今天的中国》，提到现代社会存在不同利益群体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但我们的专家们到底代表谁呢？老百姓其实是不知道的。回到专家们针对当前经济提出的应对方案，千言万语，总结成两条：一是债务转移，也就是中央发行特别国债将地方债务全部接过去，这样地方无债一身轻；二是直接给居民发现金（或者消费券），直接恢复居民侧的购买力。这两条建议，就原理而言，其实都很好理解，真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论述。在前一篇文章中（《消费能力去哪里了》）作者已经提及，在金融侧（及其背后）和居民侧的资产负债表之间来回腾挪，已经做过不只一次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做过一次（金融侧及其背后扩张），2015年又做了一次（居民侧涨价去库存）。中央发行特别国债兜底的最大问题，恐怕是担心给部分地方和金融机构兜底之后，会进一步鼓励他们很快继续恢复扩张。后期肯定还会有各种博弈，大家可以继续观察。那另一条建议呢？给老百姓发钱，恢复消费呢？这一条，本文进行一些探讨。首先，这个建议一点都不稀奇，并且是疫情期间美国刚刚做过的。正因为美国刚刚做过，看起来效果还行，所以我们很多专家才提得很放心。作者也在想，如果美国没这么做过，那我们的专家们，还敢提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那么美国当时是怎么做的呢？我想专家们应该很了解美国的情况了，否则不会提这个建议。恰好，在2019年的时候，作者对当时美国的情况有过比较深入的了解。在《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上）》中，作者引用过美联储当时的分析报告，也就是当时美国有39%的人身上是拿不出400美元现金的。当时有人讲美国人民太穷了，经济要崩了，这当然也是无知之论。美国是一个信贷消费常态化的国家，老百姓不会像东亚国家的人民一样，先储蓄、后消费，而是只要有工作，那都会采取各种信贷消费手段，包括刷信用卡、将房产抵押换出现金消费等（因为预期房价上涨）。所以美国在新冠疫情开始后，如果不直接向老百姓发现金，那39%的老百姓一个月都撑不过，就要“断供”了。这个断供不只是房贷，可能还要包括家具、电视、iPhone甚至刚买的衬衣。所以美国在新冠疫情之初出现大面积停工之后，很快就决定向个人发放现金，以帮助渡过这个快速到来的个人信贷危机。发多少呢？一开始就是400美元/月/人，这个400美元就是美联储测算出的那400美元，不是拍脑袋产生的。因为如果美国行政机构拍脑袋，有议员就会不满，就会出来阻止。所以美国发现金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消费吗？这么讲也没错，但当时最真实、最紧迫的目的，其实是避免信贷危机。这个细节，我假设，主张发现金的专家们，应该比我更了解。后来发放现金扩大到中小企业，又延续了很久，这中间有很多批评。那么这个现金发放，产生几个结果：一是虽然疫情一开始很严重的，但美国的消费水平基本没有下降。由于美国消费没有下降，其他国家一开始疫情管控得没有中国好，使得我们的出口在当时吃到了红利。其他国家的生产订单都转到中国来，我们的内需虽然受到影响，但外贸出现一波彩虹。二是美国的通胀一下上去了。不是靠生产贸易创造的财富，而是直接将现金发到每个人手里，通胀当然会上去。本来，美国债务已是天量，联储在缩表进程中，但疫情打断这个进程，债务加剧，通胀起来了。所以疫情恢复后，联储就开始去通胀进程。美国的每次加息对全球都有巨大影响，坊间讲是抽水机，美元大规模回流，其他国家的美元跑掉了，但美元又是国际储备货币，依赖美元资本的产业就会受损，这当然会影响各国财富。这就是目前的状况。三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转型。美国的电商本来是没有中国大陆发达的。疫情期间，美国人开始放弃现场消费，很多人开始依赖电商平台，这导致美国老百姓的消费习惯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除Amazon外，Tiktok、ShenIn、TEMU这些新兴平台，这两年极其快速地发展起来，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的消费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当然，美国也发现为什么这些新平台都是中国人的企业，并且这些平台对美国当地的现场消费产生了冲击。于是，作者在2018年《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一文中对平台提出的各种问题，如今由美国部分议员代表美国商超企业提了出来（《美国拟取消800美金进口免税政策！SHEIN、TEMU或受重创》），新兴平台如何应对前期制度红利的快速消失，是需要花一些脑筋的。这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产业转移。总体而言，美国通过给老百姓和企业发钱，以通胀为代价，扛住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那我们是如何应对的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给中小微企业减税来应对的，除了税之外，还包括降低需要给员工缴纳的公积金和社保费用等，以及部分降低房租等。除此之外，就是给企业续展贷款。我们的应对也产生了几个影响：一是外贸企业在疫情期间由于外需意外扩大，吃到一波外贸红利。但面向内需的企业，随着管控力度的变化，产生了不少实际损失，甚至退出了市场。二是随着海外疫情结束恢复正常，全球供应链恢复，后又出现全球化重构期的供应链调整，导致外贸这部分产能已处于过剩状态（《消费能力去哪里了》）。三是无论是地方还是居民侧，资产负债表都处于极限状态，居民侧的消费能力大幅下降，地方的投资能力也大幅下降。因此，在疫情期间，我们选择的更多是保生产，而美国更多是保消费。我们担心的是生产能力停滞后再也起不来，国际市场会失去；美国担心的是信贷危机快速形成。这是两国关心的点不一样，这背后是各自产业分工情况和主观定位的问题。那美国当前要面对的是去通胀问题，我们当前面临的当然就是恢复消费的问题。美国的问题由美国人去解决，本文主要关心自己的问题。如前所述，地方债务压力导致投资受限，这也意味着，地方能够投资的方面其实已经很少了。不可能三线以下都去普及地铁，对不对？那恢复地方投资能力，能带来多少利呢？这恐怕是除了信任问题之外，决策层仍然在考虑的第二个问题。那消费方面，疫情管控解除后，现场消费其实是快速恢复的。我们去看餐厅、旅游景点，仍然是人山人海，十分兴旺。你要去小城镇或者农村，其实受疫情管控的影响也有延续，但远远没有大城市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分地区的民众在前两年是现金收入减少，但他们的负债并不多，并没有像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那样，付出六个钱包换来了百万大山。一旦现场消费恢复，他们的收入就开始企稳。这部分压力，其实不算大。有专家建议，向全民发钱。我相信，发给上述地区的老百姓，他们会消费，可能也会储蓄起来，当然你可以选择发消费券让他们只能消费。但这只是昙花一现。他们的收入已经逐渐恢复正常，影响他们未来收入的，恐怕是城里人的购买力。真正有压力的人在哪里呢？其实主要还是一二线城市背负房贷压力的人群。那你按人头、按户发钱，有助于减轻这部分人的压力吗？也不能说没有用，但就一二线生活成本来讲，其实是杯水车薪的。我们的专家想的是，只要消费起来，经济就循环起来了。但问题是，不要忘记了，我们当前的压力还在于外贸受制，产能过剩，企业要裁员渡过难关。所以我们的零工人群快速提升，连外卖、快递和网约车的职位都供过于求了。为什么一二线城市的二手房价在快速下探，因为确实有不少被裁员的中年人、年轻人，已经承受不起大额房贷压力，急于出手。所以有的专家提出要“稳房价”，请问你怎么稳呢？人家40岁被裁员，上有老下有小，房子卖掉还能换些生活费，压力顿时就小了，过几年可能还能渡过难关，你准备怎么帮他们“稳房价”呢？难道谁是故意把自己房子打折了卖的吗？回到美国的发钱经验。美国当时发钱，是为了应对信贷危机。很多人讲，作者你主张搞新加坡“组屋”，那一二线房价大跌，很多人是要断供的。作者请问，现在很多断供是搞“组屋”导致的吗？现在一二线房价的持续下行，是因为我们已经引入“组屋”制度了吗？我再请问，新加坡这两年商品房价涨了多少，你即便真不知道，也不会上网查一下吗？讲难听点，某些专家们担心的可能不是房价下跌引发的断供和信贷危机，他们真正担心的恐怕是自己房产的价格继续下跌。如果真担心断供和信贷危机，应该怎么选择呢？无非是，要正视和积极应对当前一二线城市的裁员问题。一二线城市的员工被裁，才真正产生断供和信贷问题，才真正影响当前的房价。这个时候，作者也要像部分专家那样，主张学习美国了。作者的主张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如同美国疫情初期老百姓因为信贷消费习惯产生的信贷危机，美国需要通过发放现金去帮助度过。今天我们因全球化重构、内需重振所面临的、以一二线城市居民被裁员风险所产生的信贷问题，同样需要外部支持去度过。换言之，作者认为，美国的发钱只是表象，应对信贷危机才是实质。我们当前不应当追求发钱这个表象的做法，而应当思考本土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面临的问题与美国是不同的。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农村和许多小城镇断粮的问题，那里也没有多少信贷压力问题。我们面临的，也不是现场消费持续无法恢复的问题，去看看淄博的烧烤，去看看小红书和抖音上的网红城市有多热闹。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是一二线城市最近七年来新购房者的房贷压力问题。换言之，我们的消费被压抑部分，在今天不是三线以下，而是一二线曾经最有消费能力的人群。进一步，我们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当时面临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不是现金是否发放的问题，而是信贷风险问题。那么怎么帮助度过呢？与其花费巨大成本无差别的发放现金，作者认为，应当有针对性的去缓解当前的房贷压力。既然针对地方债务，我们都能选择债务延期、在一段时间内只付息不还本，为什么我们对老百姓就不能这样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房贷延五年，未来五年只付息、不还本呢？或者延十年，把月供实质性地降下来呢？为什么不能同时考虑推出“组屋”呢？这么做的损失是什么呢？恐怕是部分行业的利益。可能需要国家层面投入一些成本，但这个成本的投入带来的，似乎不只是一二线民众压力的减小和消费能力的快速回升，它可能将带来我们当前最需要的东西——信心与信任。以上。

前两天，贝莱德（Black

2016年2月，作者在这个公众号发布了第一篇文章。当时，主要是写房地产。第一批读者，有不少都吃到了当时（也几乎是最后的）房地产投资红利。随后，作者判断房地产价格问题会形成规模化挤出，影响实体经济，同时影响一二线城市布局，还将导致人口大规模迁移。作者可能是当时网上最早一批鼓励年轻人放弃一线，去二线占位发展的。由于作者并非一个地产投机者，又对房地产行业十分了解，因此很早就看到了地产经济模式的长期危害（当然并非由此否定房地产行业本身，自然也非常了解地产经济模式形成的各种原因），所以此后对地产经济模式几乎完全持批评的态度。七年以来，一二线房地产价格对实体经济和年轻一代造成的压力，已是既成事实，无需再辩。是否有决心让渡房地产部门利益、金融部门利益和房东利益，是未来经济结构能否获得彻底调整的关键。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也将对这个问题形成倒逼。最近看到国内各位专家仍在呼吁进一步放宽购房政策，却无一人敢公开支持类似新加坡“组屋”制度，不禁哑然失笑。搞一场讲座就能挣个几万元的专家们，眼中仍然只有人民群众钱包里的数字。所以，我也支持全面全面放宽，不妨一起看看年轻一代会做怎样的选择。（“地产经济系列”）2017年，频繁出现的教育问题与房地产利益紧密相关（学区房问题），也与中概股将教培产业纳入紧密相关。作者针对教育资本化问题展开分析，指出以教育资本化来替代公共教育长期投入的危害，同时会对房价继续造成冲击。这些分析影响到后来的教培政策。那些在网上叫喊百万槽工失业的自媒体和投资人，恐怕并没有机会像我一样，在那个时期，与非常多的教培产业人员有过直接的接触，聆听他们的心声。事实上，大多数从事教培的教育人，都十分了解这个产业的危害，毕竟每天看着陌生的家长以各种手段扼杀孩子的天性，摧残他们的童年，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至于地下奥数产业背后的腐败问题、利益问题，更是每一个教培人心知肚明的。作者当时与教培投资者有过深入交流，他们似乎不理解教培产业对下一代的伤害已经让许多家长怒不可遏，当你在以他人的下一代为代价时，自然会有人起身反抗，以你的财富为代价。人们对今天的教育问题仍有诸多不满。但人们的真正不满不在于双减是否正确，而在于是否真的双减。如果小学不好好教，小升初又是各种地下渠道，各类培训机构继续可以获得巨大利益，初中之后又不得不全面恢复到激烈的竞争状态，政策还要继续人为减少普高学位数量，那这个火药桶，还将继续存在。说到底，背后还是利益。然而，下一代都逐渐没有下一代了，这种利益还能持续多久呢？（“教育资本化批判”）2018年初，受梁建章提出上海应当规划承载5,000万人这个观点“刺激”，无知又无畏的作者，对全球都市圈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为了获得一手信息，作者从日本、美国和欧洲诸国的统计局网站扒经济、人口数据，以求了解全球都市圈全貌。作者由此发现，尽管许多跨国企业总部身处全球大都市圈，但仍有相当数量跨国企业的总部在人口极少的小城镇。作者进一步发现，各个国家的经济均衡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部分国家（例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等后发国家）的大型企业高度集中于个别超大型都市，部分国家则十分分散（例如德国），美国则界于上述二者之间。得出上述结论不但要考察各国经济数据和人口数据，还要收集庞大的企业数据。作者由此收集整理了Fortune

2023年6月5日，Nvidia创始人黄仁勋在台湾参加数日活动后，没有如媒体期待的那样来到中国大陆，而是直接返回美国。据媒体讲，在台期间，张忠谋夫妇以家宴款待黄仁勋。黄接受台湾记者采访，当被问及地缘安全问题时，他表示：“当我在这里（台湾）时，在我们所有的供应链讨论中，我们感到非常安全。”黄还表示，Nvidia的下一代产品，也将由台积电来生产。黄仁勋返美的次日（2023年6月6日），在台积电股东大会上，台积电CEO魏哲家公开表示：“我可以向所有人保证，对于3nm、2nm（芯片），我们将留在台湾制造。”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台积电过去几年在受到美国高压，决定陆续在美国、德国和日本新建工厂后，第一次明确公开表示，台积电最高端芯片的制造能力，将不会被分散到台湾岛之外。这是台积电的一小步，却是关涉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一大步。目前，有确定的3nm制程需求的，仅有Apple的下一代芯片A17。除此之外，未来必然会有需求的，还包括Nvidia、AMD、联发科和高通；当然，还有Intel和三星。很显然，作为几乎仅剩的IDM企业，Intel与三星在芯片制造方面仍是台积电的对手，这也意味着，其他几家主要的Fabless，未来仍将严重依赖于台积电高端制程的产能。也就是说，无论是肉眼可见的Apple，还是未来必然会有需求的Nvidia、AMD、联发科和高通们，它们的3nm乃至2nm芯片，未来仍将会在（并且一段时间内只会在）台湾进行生产。我相信，张忠谋与黄仁勋在家宴上聊了很多；正如我看到，全球十大芯片设计企业（高通、博通、Nvidia、联发科、AMD、Xilinx、Marvell、联咏、瑞昱和Dialog）中，其实有八家的创始人或者CEO，都已是华裔。全球最重要的科技从业者和企业家们，正以他们的决心与能力去追求和平，对抗这个拱火的时代，重塑地缘政治格局。这些历史的细节，理应被记录下来。以上。

这段时间，网红经济学家们开始振臂高呼“要不惜一切代价保经济”。也难怪，毕竟曾经年入千八百万的首席经济学家都开始在微信群卖生发水了。保经济的方式是什么呢？很多人讲，该启动房地产了。按目前的价格，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年轻人买得起，似乎是买得起的一直都可以买，买不起的确实就是买不起。那怎么启动房地产呢？涨价去库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六个钱包也掏过了，剩下的差不多都是不宽裕者，年轻人租房都不容易。要不，再来个首负贷？学区支撑房价，仿佛就是昨天的事。但大家突然发现，不但学区改革带来房价冲击，索性，连下一代都突然没有了。过去十年，一线房价的运转机制一直是：新人买新房，生儿育女换学区，二胎换大房，最上层的套现。这个机制要能运转的前提是前面两个环节：要有新人能够一直买新房，新人要不断生儿育女去换学区。这个游戏在几年前其实就进行不下去了，只是人们不愿意承认。所以在2016年，这个公号就指出，年轻人需要去二线才能追求到幸福（《二线：追求幸福的权利》）。历史犹如我们预见的滚滚向前，只是滚得太快，二线的房价立马跟一线一样进入瓶颈期。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大部分二线城市在人口和房价问题上其实都已经一线化了。这个公号在最初是讲房地产的，其实，没有几个网经经济学家是真在房地产一线待过。我想起本号2017年初的一篇文章《拐点来临之前——中国地产经济的内生性矛盾》。2017年中国的房地产周期其实就结束了，那差不多也是二线投资的最后机会，三线及以下基本没有任何投资价值。在此之后，住宅地产市场是一个高位运行的消费品市场，全赖刚需支持。我们房地产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周期，只涨不跌。但是，有哪个市场是只许涨不许跌的呢？只涨不跌肯定不是市场形成的，肯定是干预形成的。这里面有结构性问题，主要是房地产成了地方财政的支柱，更深层次其实是财政监督问题。理论上，地方债问题，中央挥挥手就可以担了去，首席们能想出的方案，决策者怎么可能不知道。然而问题在于，过去多年，次次都是地方+金融系统倒逼决策，在人口增长时期，我们好歹可以叫做帕累托改进，利大于弊吧。但人口负增长时期，人口集中到中心城市的进程已接近尾声的时期，请问这种倒逼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能解决多久的问题呢？房地产对经济有没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当然有。年轻人搬进自己的房子，会装修、会买家具、家电，会各种布置，会增加周边消费。如果从房地产的拉动作用来看的话，住宅地产价格低一点对年轻人的消费其实更有利。他们的房贷少一些，压力才能小一些，消费才能多一些。我们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要远超许多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这合理吗？为什么不提供更多价格更合理的住宅呢？作为房东的你我，难道会不知道为什么吗？所以，一个是地方财政刚需，一个是房东财富保值增值刚需，这两部分，恰好是最能够影响决策的。问题是，我们肉眼可见，未来十年人口大幅下降，连学校都要大面积过剩。所以，即便“央妈再爱我一次”，恐怕不是最后一次，也是倒数第二次了。然而，即便再来一两次，又真能对多少人有利呢？于是，网红经济学家着急了，出来讲，人口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没有新人，哪有消费？断章取义的看，这句话是对的。但问题在于，你希望年轻人生育，那就让他们成家立业搬进新房子去呀？让3.8亿流动人口能够稳定下来，能够安心生儿育女呀。（《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但这时候你愿意吗？你愿意看到中国一线城市像新加坡那样，在你均价15万的“豪宅”附近，突然出现均价不到2万的“组屋”吗？难道“组屋”就不是住宅，就拉动不了建材、装修、家具、家电？所以明白为什么是今天这个状况了吗？因为你既要又要，什么都想要。无非就是，把房地产部门的利益让渡出来，把金融部门的利益让渡出来，把房东的利益让渡出来，这个人口负增长的过程，大家就可以更加缓和。但，你们愿意让渡吗？我们的网红经济学家，到了今天还在认为上海应该装5,000万人，每个月给年轻人发1,000元人民币，他们就愿意多生一胎。我该说是斯坦福的教学质量下降了呢，还是老板花钱念书再搞研究这事不靠谱呢？你们真的了解年轻人吗？伟大的房东们，已经在鸡二胎了。更多的房客们，连一胎都还没有。为什么要鸡娃？因为不能让下一代不如自己呀，因为工作不好找呀，如今双一流都开始大面积考公了。为什么工作不好找呢？网红经济学家认为，都怪限制了年轻人买房、都怪双减让教培百万槽工离岗。如果就是这样的认知水平，请问这个行业为什么还在给这些人付高薪呢？为什么不问问这些个行业当前的水平到底应该价值多少呢？为什么会有内卷呢？因为每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做同样的题，考同样的试，选拔同样水平的人，做同样的工作，生产同样的产品，提供同样的服务。价格屠夫、制造狂魔，好不威风。理论上，我们把这个叫做同质化低水平大规模重复生产，讲简单一点就是“低质量发展”的意思。Michael

过往数年以来，中美贸易战、芯片战争这些词汇被媒体时常提起。各国都认为G2正身处激烈的贸易战火中。然而仔细梳理现实，一方一直在攻击，一方一直在防守。这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甚至这还不是一场真正的“贸易战”。二战后的和平建立在大国核威慑平衡基础之上，中国大陆在军事上的着力和进步，奠定了自身和平发展的根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向最优秀的对手学习，是中国大陆军事实力取得长足进步的关键。与军事战争不同，贸易战虽然也是war，但完全处于另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国大陆没有什么经验。间接的研究（例如产业政策应对、全球合规应对）有一些，但更多的是遵从性研究，是帮助企业进入全球市场，而不是针对贸易战本身的应对性研究。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大陆对晚近的日美贸易战、德美贸易战其实都没有多少有深度的分析，无论对日、德一方，还是对美国一方，为什么会在盟国之间出现激烈的贸易战，背后的策动者是谁，贸易战过程中各方遇到的具体问题有哪些，政策工具是什么，以及最终影响是什么，都罕有深刻、细致的理解。过往三十年，中国大陆的国际贸易理论是以WTO研究为主导的，这是因为中国大陆在当时需要加入WTO、进入全球化体系。在作者念书的时候，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法研究，主要就是论证WTO的合理性，以及各种贸易壁垒为什么不合理、为什么违背WTO的原则，在WTO框架下应当如何应对。没有任何授课或者讲座，告诉大家在贸易保护时代各国的经贸往来是怎样的，曾经的贸易战是怎么打的，以及都有怎样的事后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而言，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半导体企业，最遵从全球合规要求的科技企业，面临的问题不是自身合规投入少的问题，也不是不熟悉国际规则的问题，而是曾经的国际规则说变就变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尚在进入全球市场的新兴企业，在合规观念尚未建立时，就迎来一个规则混乱的时期。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合规”要求，其实就是遵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规则。部分规则是合理的、具有普适性的；部分规则，尤其国家间处于贸易战的状态时，则是不合理的，往往也是有时效性的。相关企业斥责美国政策说变就变，这个观点没有任何错误。然而这些变化是否突发的呢，是否完全没有任何逻辑呢？我们在过去半年，已经做了比较深入的梳理（《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芯片战争下的中美博弈》、《国际地缘政治裂变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简言之，美国当前半导体政策虽然名义上是针对中国大陆，实际则是一石四鸟的目标：一是实现半导体生产制造能力的“去台湾化”。全球半导体产品的70%和美国国防系统依赖的高端半导体产品的92%由台湾地区生产制造，而台湾岛在中国大陆咫尺触碰之间，美国国防系统的不安全感挥之不去。台湾绿营政客心心念念的“矽盾”，其实早已成了美国国防安全的梦魇。二是实现美国本土半导体生产制造能力的恢复。由于长达三十年的水平分工，美国本土的半导体制造能力已经衰弱，如果再次因种种原因出现断供，美国本土安全和产业都会堪忧。三是实现半导体生产制造的全球分散化。即便不能按既定目标将半导体生产制造能力迁回美国本土，也要实现生产制造能力的分散化。所谓“友岸”并非真朋友，分散风险才是真诉求。四是阻止中国大陆进军半导体产业链高端部分，避免关键产业不在掌控范围内的情况再次出现。这四个目标源于美国国防系统对台湾的“失控感”，后又被以“国家安全”名义泛化至商贸和科技领域。这四个目标的成本非常高，高到当前全球半导体产业出现了混乱的局面，高到已然对美国半导体产业造成不利。这是因为半导体产业的水平分工是符合企业不断降低成本这个市场基本诉求的，强行打破水平分工，或者重建产业链，意味着产业成本的大幅提升。这个提升的过程伴随美国对部分关键半导体消费者品企业（华为）的直接制裁，导致iPhone/华为这两个最重要的终端消费品牌的正常迭代被人为打破，而消费者要轻易更换品牌并非易事，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进而导致出现消费观望。加之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带来的全球通胀，进一步抑制其他品牌半导体消费品市场的扩大。与上述需求抑制同时发生的，是为应对美国切香肠制裁政策而在前期出现的全行业提前储备。半导体产品的提前储备完全打乱了此前的生产节奏，需求突然暴发式增长，价格大幅上涨。但当库存过剩时，却迎来了消费的低迷期，半导体产品价格复又进入去库存的暴跌时代。谁是这场G2半导体贸易战的获益者呢？目前还看不到。即便在美国言必称制裁中国才是政治正确的氛围下，美国半导体协会（SIA）和硅谷各家大厂都要站出来讲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可见美国企业与美国政治的关系不可能脱离“利益”二字。中美贸易战已从特朗普时代的类别泛化、关税为主，演进到目前的类别确定、制裁为主。在特朗普时代，美国简单追求贸易逆差的缩小，采取普遍的关税措施，这个效果对美国而言并不好。在拜登时代，中美贸易战限缩到半导体、AI、量子科技和生物科技这四个主要领域，未来还可能扩展到电动车相关领域。但AI、量子科技、生物科技和电动车在当前而言冲突不多，主要冲突还是半导体领域。要知道，1980年代日美贸易战持续了十几年时间，分别在纺织、电子消费品、半导体、汽车和通信五个领域铺开，并且直接干涉到日本货币政策。比起日美贸易战来，当前中美在半导体领域的贸易战仍然是局部的、有限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日美贸易战的史料，会发现当时日本各界，对美国“突然”出手的贸易限制措施（包括反倾销、增加关税、出口配额限制要求）也十分错愕。这种错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企业认为自身的实力已经远超美国企业，只要是正常经营、市场竞争，美国不可能再赶超回去，他们没有想过还会有不断加剧的贸易限制政策出现；二是日本官方认为日美同盟关系稳固，日本负有在东亚为美国抵御苏联的重任，无论如何，美国也不可能不顾日本关键企业的生死。参与当年日美贸易谈判的鹫尾友春曾著述表示，日本已经不断在答应美国设定的半导体贸易条件，但美国仍然表示不能满意，这让日本的谈判人员甚至首相班底大为不解。事后他才总结，“美国把集成电路视为本国产业发展的希望，同时为了保证军事领域的优势地位，绝不允许日本走在前面。”（鹫尾友春，2014）盟友尚且如此，何况对手？现实世界并不如三十年前拥抱WTO时代那样美好，主导WTO的美国首先抛弃了自由市场理论，迎来了民粹主义复兴。规则又改变了。然而，规则的改变并非没有逻辑。正如我们在前述文章中所分析，美国当前半导体政策的策动者并非作为整体的美国半导体产业，除了Micron等极少数企业为自身利益勤于游说美国政府外，其他大多数美国半导体企业其实内心并不赞成当前由美国政府发起的芯片战争。这是与1980年代日美贸易战时最大的不同。在1980年代，日本半导体企业技术和市场双领先，Intel的Bob

过去五年以来，因G2争端、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逆全球化（reverse-globalization）声浪四起，不但成为全球热议话题，也深刻影响不同国家税收、贸易及科技政策。我们此前已在不同阶段分别做过深入探讨（《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上）》、《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下）——美国的问题与中国的挑战》、《全球化的重构》、《四边脱嵌与多边嵌合：经济摩擦、政治冲突与技术扩散》）。但正如各位读者过去五年所见，作者坚持不使用“逆全球化”而更愿意使用“全球化的重构”（reconstructing

昨日，应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之邀，做了一场关于半导体产业争端与应对的讲座，参与人数过百。期间，与园区党工委沈觅书记和卢渊副主任做了交流。园区领导对当地产业数据有清晰的认知，令人印象深刻。我也借机提及在半导体产业“去台化”和欧美“去风险化”（de-risking）的大背景下，半导体产业链的全球性转移趋势。这是既1960年代半导体产业链第一次转移（美国至东亚）、1980年代半导体产业链第二次转移（东亚内部转移）后，出现的第三次全球性大转移。这符合我们此前提出的全球化重构时代“多边嵌合”的趋势（《四边脱嵌与多边嵌合：经济摩擦、政治冲突与技术扩散》），并将对欧美日韩及台湾地区在大陆的产业布局，以及中国大陆本土产业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很显然，身处外向型一线的苏州，已有切身感受。去年，苏州工业园区已邀请前往做一场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讲座，因疫情原因延误至今，恰好半导体问题是当前地方产业关注重点，且与全球化紧密相关，因此本次讲座内容依托于《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上）》、《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并做了相应聚焦和拓展。此次随同赴苏州的还有北京、上海几位从事投资工作的朋友。大家一致的感受是，苏州工业园区能在周六安排面向园区公务人员的专业讲座，高度聚焦企业发展需要，并且园区领导全程参加，令人意外和欣喜。短暂的两日，从不同方面都听到苏州本地关于成都GDP增速超过苏州的议论，一座城市各方面的人士都高度关心本地经济发展，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不同地区会有那么大的差异。今日面临的诸多问题，一线的切身感受远比大多数时间只能身处办公室看数据的中枢要更直接，并且，许多问题很难通过上报的书面文件去体现。部分问题看似十分“小”，不值得上报讨论，其实却影响全局。例如，我们多次提及后发关键产业应当十分注意“隐形”问题（《中小冠军企业为什么需要“隐形”？》），如此可以避免增加后发企业的国际合规成本。但实践中不公示这些企业又是“违规”的，会面临审计压力，这些规则又是中枢制定的，地方很难不遵守。企业不参与此类评比，就拿不到政策优惠，会觉得吃亏；只要参与，又必须把自己披露出去，哪怕身处当前国际争端的敏感行业。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还在于中枢规则的改变。又如，身处外向型经济的地区，本身就在服务于全球企业，曾经这些地区公务人员、地方企业的出境交流，增加了与全球产业的勾连密度，面对面的向各国展现了中国经济开放的坚定决心，还可以第一手获得方方面面的信息。但疫情以来增加的约束尚未完全去除，各种限制措施仍比疫情前更加严格，在没有十分明确的鼓励规则前提下，地方出于巡视、审计压力，都想动而受限制，这是不少外向型地区共同表达出的观点。这导致如今海外人士能进来，但本土走出去还是非常不够，海外越是见不到中国大陆的面孔，越是会被其他负面观点所影响。中枢出海展示开放的坚定决心很重要，但不同地区根据实际需要出海交流也非常重要，往往地方具体的项目诉求才是海外需要的。从部分中介机构前期出海反馈的情况看，一些国家最近接待了一些中国大陆前往的官方商务代表团队，但具体项目不多，这些国家在接待时保持相应规格，但反复几次，私底下也会开始有所抱怨。这其中的问题可能在于，外向型经济一线能提供项目、会谈业务，但出海次数受限，这种情况应当尽快改变。今日大兴调研之风，不应预设问题、预设前提，而应真正贴近基层，倾听并解决真实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在巡视、审计等监督机制日益完善的前提下，中枢层面应当尽快修改、调整不合时宜的种种过往规则，让地方和企业能够合规的放开手脚，避免它们为了发展而突破既定规则从而产生监督问题，或是为了避免出现监督问题而束手束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字，应当永铭于心。发展，永远应当是第一要务。是以为记，以上。

我没有看过现场的脱口秀，视频上也看得很少。笑果文化这事出了之后，我在网上听了李昊石现场表演的那段录音。其实我不知道那个段脱口秀的笑点在哪里，场下还是欢声笑语的。有听过不少现场秀的朋友讲，现场就是一个氛围，不一定很可笑，但有人调动气氛，所以一些看似不好笑的内容也会有不少笑声。单纯听那段表演，确实感觉在玩梗，但是否要上升到污辱军人，争议又很大。行政处罚10倍罚款已属顶格，停演的处罚影响更大。但昨天朝阳公安公告介入调查，又让这个事件上升到另一个争议更大的高度。官方并没有阻止这种争议，我们在微博和公众号都能看到各种不同的声音。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争议，是不同方面的感受有很大不同。身边有不少朋友表示，如果单纯以李昊石这个言论边界就要入刑的话，那足以导致“人人自危”的效果，因为很多时候，人们会拿官方开些玩笑，有时候甚至是要比李昊石讲得还要过。很多人的感受是，李昊石确实有问题，作为公众人物，至少不应当在一个可能导致误解的话题上玩梗，笑果文化作为企业如果要求不到位，也应当受罚。但很多人也认为，这种错不致入刑，更不至于因为一句话，就让整个行业停摆，或者消灭整个行业。任何行业都可能有人违法，都可能有人犯罪，如果有一个人违法就导致整个行业停摆，那几乎所有行业都会随时面临停摆的局面。在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出现这种舆论效果，实在是不应该的。以上都是十分现实的各方观点。后来有朋友发来《上甘岭》电影中军人追逐松鼠的片断，再听李昊石当时的表演，又感觉确实是有所指向。这又让我产生另一种感受，李昊石或者是根据《上甘岭》那个片断在玩梗？如若真是如此，那我感觉确实又有污辱军人的嫌疑。就此而言，我又开始理解为什么军方的网络媒体会站出来表达态度。而一旦军方有明确态度，很自然的，后续的法律处置就会更加严格，朝阳公安就是在此时介入的。这正是许多反对李昊石的网友的观点。以我对中文互联网舆论的理解，这件事到今天这个局面，其实要分几个层次去看：1、李昊石玩军人的梗是个客观事实；2、批评李昊石的网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非常极端的，只要出现任何风吹草动，就要在网上致人于死地的；二是真正拥军的，他们对《上甘岭》的片断很熟悉，第一时间就发现李昊石可能借用上述片断在玩梗，认为李昊石确实涉嫌违法，要求严肃处理；三是只要有流量，什么话题都敢接的各类自媒体、新媒体。3、认为处置过度的网友大致可以分为：一是认定每个人都应当有极端的“言论自由”的；二是完全没有看过《上甘岭》，或者像我一样，大概三十年前看过这部老电影，已经完全忘记追逐松鼠的片断，进而一开始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说李昊石一定是在辱军的。我想指出的是，互联网舆论的极端化会把话题焦点集中在“极端的致人于死地”和“极端的言论自由”这两方面，而网络媒体的流量运营会将这两个极端话题迅速扩大化。官方在处置此事件时，可能会误认为这些极端舆论代表最广大的老百姓。其实并非如此。官方在处置类似事件时，最应当关注的还是网络舆论理性的那部分声音，因为大部分老百姓其实并不会在网络公开发声。我的个人观点是，了解《上甘岭》片断、真正拥军的言论，和完全不了解《上甘岭》追逐松鼠片断的言论，才是最应该关注的。如果不是看到《上甘岭》那个片断，我会认为公安机关介入是过头了；看到那个片断之后，我认为相关调查确实是有必要的。调查的重点之一，应当是明确李昊石在创作时，是否是在借用那个电影片断玩梗，从而明确是否存在辱军的故意，或者存在纵容的态度。后续的法律判断，应当基于这个关键事实的调查结论，而不能依据互联网舆论上的各种极端情绪。我非常反对互联网上各种极端言论，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任由这些言论四散，除了对个别流量经营者有好处，除了会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除了会进一步让许多不明就理的人才不断流失到海外，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好处。在我看来，李昊石和笑果文化这个事件，应当在法治的轨道上来处理，不能任由各类极端言论绑架官方。我相信，军方表明态度、拥军群众提供自己的分析和看法，他们的目的一定是希望这个国家尊重军人，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他们的目的一定不会是，支持各种极端言论，仅因一例涉嫌违法的事件，就在群众中煽动对立情绪，就让一个行业彻底停摆，让大量没有违法的人失去收入来源。理智的看，最希望达到后面这种“人人自危”、“各方多输”效果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更可能是一个希望中国内部不断产生对立、不断让更多优秀人才对中国的法治产生失望，进而让更多人才流出海外的敌对者。所以，就笑果文化事件，我的观点是，应当在法治的轨道上去处理，处置结果应当让理智的民众能够普遍接受，而不是满足少部分极端网络情绪诉求。尤其是，通过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明确李昊石的创作意图，这个调查的关键过程和结论，最好向民众公开。更为重要的是，不能因为一个违法事件，就让整个行业停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典型的懒政不作为。除此之外，我还想表达的是，是否行政处罚、是否入刑，其实并非对军人专项保护的问题。从《行政处罚法》、《刑法》的规定而言，是普遍适用的。今天很多人对李昊石事件的处置表达出意外的情绪，除了这个事件本身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背景，过去几年来，互联网舆论上大规模出现要把民营企业家、资本家“挂路灯”的言论，公开发表这些“致人于死地而后快”言论的许多公众号、微博仍然长期健在，这是导致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勤奋努力的优秀人才出现各种不满，乃至出现各种“润”的根源。法治，是需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污辱军人者，应当依法处置；污辱其他任何主体，也应当依法处置。这才能够体现官方的公信力。以上。

在关于中美科技博弈的前期分析中，作者将美国半导体政策目标归纳为“国际地缘政治战略诉求+科技领先诉求+产业成本诉求”。作者认为，当前由美国强推并由其盟友跟进的“供应链去中化”策略，既有客观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原因，同时也有美国内部不同方面的“不同意愿”。但就现实而言，不但各国/地区之间并非铁板一块，即便美国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之所以形成当前的状况，直接的外部因素包括两个：一是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在前期出现现实的脆弱性；二是俄乌战争对这种供应链脆弱性予以强化。美国非常积极的利用了这两个外部因素，从而在深度全球化时代暂时重获对其欧洲、亚洲和澳洲盟友的战略主导权。正如我们在《国际地缘政治裂变对半导体产业的影响》中所提及，此轮美国领导的中美博弈并非像1980年代日美、德美贸易战时那样，由美国商业利益群体所主导并获得美国政界支持，正好相反，是由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界所策动，说服商业利益群体和盟友予以接受。这种情况既与美苏争霸时期不同，因为当时两大阵营几乎没有相互渗透的经贸关系，同时也与1980年代西方内部的贸易争端不同，因为当时美国与盟友之间并无地缘政治问题存在。在前文中作者也对美国当前策略的历史进行分析，提及美国当前以地缘政治战略目标为政策源的理论基础，最为接近的应当是John

《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上）》、《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下）——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和《芯片战争下的中美博弈》三篇文章发表后，最近十多天陆续与不同领域的读者进行交流，包括国家级的政策研究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等。接下来还会与产业、学研机构进行一些交流。这些闭门会议，作者会讲不少不适合公开表达的内容和信息，但同时，作者也会继续在这里表达作者认为适合公开的内容。作者认为，美国目前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政策存在“国际地缘政治战略（军事科技安全）诉求+科技领先诉求+产业成本诉求”三方面因素交织的情况。美国侧对这三方面已经形成了内部的政策博弈机制，但中国大陆侧的相关认知仍然是零散的、分散的，产业并不清晰了解来自国际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国际地缘政治战略研究领域对产业缺乏具体认知，双方关于政策博弈的成本考虑和分析也就无从谈起。作者认为，随着后续交流的深入，国内各方有可能会逐渐达成一些共识，进而推动形成更高层面认知的系统化。这需要一些时间，需要更多方的参与，但同时又很紧迫。在部分交流中作者也发现，当前一些政策研究机构过于急功近利，对美国侧的了解和理解还很浅显，相关政策应对方案的有效性应当是存疑的。如果把自己抽离出来，在思考上与G2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会发现：在中国大陆侧来看，认为美国在实施“极限打压”，危及中国大陆的生存与发展；从美国侧来看，美国军事力量依靠的科技实力源于半导体产业，而半导体制造业集中在东亚，也就是美国的军事安全其实是在中国大陆逐渐增强的军事实力覆盖范围之内。中国大陆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要“置中国大陆于死地”，全面遏制打压中国大陆的发展、复兴与崛起；而美国则认为，中国大陆今天的军事实力已然覆盖第一岛链，只需旦夕之间即可掐住美国军事所需半导体制造的咽喉，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不尽快阻止或迫使半导体制造业供应链分散于远离东亚的地区，美国的军事安全诉求难言满足。这种心理对峙也发生在1980年代日美贸易战时期。作者特别推荐有兴趣的读者能够阅读Clyde

看了下Tiktok的听证会，挺有意思。这种听证会其实就是公开的陷阱，讨论的话题都是精心设置好的。Tiktok在美国面临的问题本来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一个商业问题，是个人都知道。既然是政治问题，那就可以遐想一下。如果，仅仅是如果：如果，Tiktok的CEO是大型互联网企业中第一个“非裔+LGBT”人士；如果，Tiktok的管理层是“少数族裔+LGBT”为主；如果，Tiktok的员工大多数是“少数族裔+LGBT+其他各种奇怪buff”；如果，代表Tiktok应对听证的管理层人员由于身体不适（比如各种闻所未闻的罕见症）倒在白人议员们的车轮战听证会上，再被各大媒体直播，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游说很花钱，效果好不好呢？其实，在不同地方，按当地游戏规则玩到极致，应该会更有意思。怕什么呢，反正都这样了。当个好学生是华裔的特长，但这个世界目前不由好学生说了算，学学其他类型怎样？以上。

Times的这份报告我还没有看，但这个话题其实在很早之前就跟不同群体有过讨论。我们在五年前就比较深入的讨论过“制造业隐形冠军”这个话题，并在当时引起了“隐形冠军”（Hidden

有读者希望能够聊聊当前很热点的生成式AI。作者并非技术人士，对技术的最新进展及未来发展趋势并不十分了解，与许多读者一样，目前只是旁观者。相信ChatGPT以及最新发布的GPT-4和微软的Copilot已经对人们造成足够震撼。黄仁勋披露的Nvidia最新GPU产品和未来规划，更是让人们感受到何谓“一日千里”。作者认为类似技术对人类世界的影响可能不亚于蒸汽机的出现。作者尤其要提醒此类技术背后蕴含的新科技主义思潮，同时叠加全球化问题带来的民粹主义思潮，将对人类带来仍然难以预料的影响。作者就此提供以下认知，分享于读者：1、随着中国大陆人口拐点的出现，自工业革命以来波及全球的工业人口膨胀浪潮正在逐渐成为历史（《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科技应用正在走向主动适应“少人化”，这个趋势具有不可逆的特征。2、新科技主义的精英大多为理想主义者，他们质疑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的分配不公，寄希望于通过新科技革命重塑人类的生产和分配机制，并已经开始对传统的生产、分配机制造成实质性影响和冲击。在AIGC之前，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等，都有类似特征。3、各时代、各区域人类文明的平稳期均建立在科技、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相协调的基础之上。历次科技革命都是“源头革命”，科技革命的破坏式创造将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冲击，新的协调过程需要时间，也需要智者聚集，付出巨大投入和精力。创新与传统的博弈过程十分复杂，创新的吸引力在于低成本和符合人性诉求（无论善恶），但同时会破坏传统体系的稳定性；传统的吸引力在于稳定性，但会限制创新的普及。4、更为关键的是，全球化体系下国与国之间存在显著的竞争关系，技术的扩散不以国界为限制。技术守成（追求稳定）的时间如果过长，将导致生产力的显著落后，从而在竞争中落败，最终体现为经济的衰退和文明和衰落；但技术扩散的速度如果过快，会对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造成冲击。两相矛盾是历次科技革命的常态，并无特定的最优解。新科技主义者往往过于重视科技的力量，缺乏对政治经济制度带来的人类社会相对稳定重要性的认知。卡尔.波兰尼曾对上述问题有过深刻的讨论。5、新科技主义尽管在初期往往有“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景，但在具体落地过程中，往往被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所俘获，既体现为资本的主导，又体现为基于国际政治角力的国家权力影响。犹如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文明，科技或许是变革的源动力，但科技最终还是会臣服于人性。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会回溯既有制度，加以补全，但在某些时候，旧有制度将难以应对新的变革。6、最近若干年的科技发展在诸多方面挑战社会现实，各国都在被迫应对。既有制度包括反垄断、消费者权益保护、劳动者保障等等。各国施策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角力方式不同，管制能力不同，导致的阶段性效果也存在较大不同。生成式AI带来的真正挑战，至少可能包括工业时代起依赖的知识产权制度可能被彻底改写、人口无用化的趋势将会更加突出。这会导致既有的人类分配体系将会被迫面临重大调整。这种调整又因各国老龄化阶段的不同会存在显著差异。7、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各项制度并非“与生俱来”，当然也就并非将会永远存在或者永恒不变，部分制度的彻底被改写是完全存在可能的。这将导致制度设计者的“思想矛盾”。修正往往是容易的，但彻底改写则很难。但在特定技术彻底改写社会经济现实后，制度不彻底改写的结果要么将是“步履为艰、冲突不断”（“一管就死”），要么将是“束之高阁、出现真空”（“一放就乱”）。这对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水平提出非常高的要求，决定性因素是不同国家的社科能力。过于强调个性，在关键节点追求各种文字原创，不能理解制度文字的背后其实就是跨时代、跨地域人类思想文明的传承，是历史中遭遇过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结晶，也就无法理解“律令制”和“法治”的差异，也就是前现代与现代的差异。8、从国际地缘政治视角，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守成者仍然是关键技术创新的引领者，当前的挑战者仍然只是关键技术创新的跟随者。挑战者的体量庞大，是让守成者担忧的主要原因。守成者用以维持技术创新优势的必要工具（半导体制造）在地理上位于挑战者的卧榻之侧，是当前科技竞争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关节点。逆全球化问题在本轮民粹主义风潮初期并未有成型的具体措施，欧美供应链风险的切身感受源于covid-19疫情期间，俄乌战争加剧这一风险。全球供应链调整大幕由此开启。供应链成本仍然是最关键因素，但这不代表G2中的任何一方可能获得自己最期待的目标，无论G2各自设定的次级目标为何，多边嵌合将是终途（《四边脱嵌与多边嵌合：经济摩擦、政治冲突与技术扩散》）。9、在《芯片战争下的中美博弈》中，我们提到了本轮美国对中国大陆半导体出口管制政策的主要策动者之一Eric

Trap?）曾经引发全球关注。但本文作者认为，Allison的诸多认识与判断并未在当时或现在得到充分的理解和重视。事实上，哈佛大学Belfer中心的一众学者早在2014年就出版了The

在《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上）》中，我们通过回顾半导体产业发展史，尤其是1980年代日美半导体贸易战，初步阐述了美国半导体产业与美国政府系统（尤其是国防、商务等部门）的历史关系。在本篇中，我们将继续讨论美国当前对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抑制政策的动因，包括美国方面政策主导者思路的形成过程、具体措施和主要目标。这些分析有助于厘清以下几个关键问题：1、美国当前对中国的技术抑制是否存在边界，其目标是否包括承受与中国爆发更大规模的贸易战或其他更严重的冲突，还是存在其他诉求；2、美国当前的对华技术抑制措施是否还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以及可能的深度；3、当前的技术抑制措施是如何在美国产业界、政界达成共识进而形成制度和具体措施的，以及，美国是如何与其他国家/地区商议达成部分共识的。通过本文，作者希望各位读者认识到，当前凸显于半导体、AI等高科技领域的中美对峙状态，并非简单的技术竞争、贸易冲突问题，而是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紧密相关的。但仅有“地缘冲突”、秩序格局演变的简单定性，难以提供更深层次的认知。在大多数时候，这些简单定性源自研究人员的自我感受，先有立场再找证据，缺乏对美国内部各方不同认知考虑的了解和分析，容易形成误判。尤其在竞争对方内部存在不同目标的前提下，容易将问题导向竞争者内部偏向极端的一方，从而造成关键问题极端化的自我预期实现。本文着重梳理美国当前政策形成过程的目的，在于真正深入了解哪些是美国的长期政策及其形成基础和背后的逻辑，哪些是美国因为当前民粹主义而出现的“噪音”。我们将在这个过程中尝试分析美国内部不同方诉求的差异，或者说，哪些问题是意图性的（故意找茬），哪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中美双方不得不理性面对的）。这些分析不可避免的要对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政策的思考者、分析者、建议者、参与者和决策者进行细致的分辨与梳理，本文所呈现的内容，即是在大量分辨基础上所作出的，引用的绝大多数资料尚未见于公开的中文研究领域。一、美国半导体政策的不同视角美国半导体政策的成型存在诸多方面的考虑，这些不同方面源自美国的不同视角，代表了美国内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一）美国国防视角——美国国防系统对半导体产业的认识及其政策影响美国国防系统的官方代表机构是美国国防部。此外，美国总统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美国最高层级的国家安全策略制定机构。狭义的国家安全主要是指国防安全，并非每个行业都涉及。在《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上）》中我们已经说明，半导体行业自诞生之初就与美国国防系统紧密捆绑，其后国防部也成为了美国半导体政策的多次策动者，这是与其他诸多贸易争端行业存在显著不一致的方面，也是通常为外界所忽视的，也是本篇将要重点进行梳理分析的内容。美国国防系统对半导体产业的整体判断集中体现于不同时期国防科学委员会（Department

过去十五年，全球技术进步最主要的引擎在硬件方面是网络通信领域，也就是从3G时代演进到5G时代；建立在网络通信领域之上的，是在美国和中国出现的全球化互联网平台；连接这二者的，是Steve

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2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数量低于全年死亡人口，全国人口较上年减少85万人。这并非一个非常准确的数据，2022年的出生与死亡人口情况，还需要后续根据更详细的数据进行核定。但国家统计局此时能够公布，意味着中国人口正式进入负增长时代这个结论是确定的。2021年，我们在《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极其详尽的讨论了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人口浪潮，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全人类造成的影响，尤其是中国人口浪潮与全球化的关系。该文的分析与结论对认识我国人口现状与未来，仍具重要参考价值。在此之外，我们尤其想提到的是，随着人口红利渐行渐远，养老负担不断加重，在这两个不可逆的前提下，中国未来发展对人口素质的需求将显著强于对人口数量的需求。这也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型、诸般国际问题的应对，乃至民族复兴的诉求，都将更加快速的转向依赖于高素质人群的扩大。如何处理并满足好人口转型期不同阶层人群的需求问题，尤其是将要更加依赖人群的需求问题，将是我国未来一个时期治理能力的重大挑战。正如我们在人类老龄化二百年历史中所见，工业革命导致的人口浪潮导向了全球化的必然，而只要坚持全球化，全球性的人口流动将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结构人群的流入与流出，将直接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整体素质与未来。我们在《如何理解今天的中国》一文中已经论及了人口转型期出现的不同利益群体冲突和治理困难等结构性问题。在过去一年中，我们也经历了上述结构性问题带来的诸般社会性困扰甚至阵痛。在未来，我们将继续花足够的时间阐述对社会发展的种种认识。人类的各个文明因地域、人口结构和历史文化充满了差异，全球化造成了全球精英阶层趋于一致的全球性观念，但过往的全球化并未将大部分人口纳入到这个观念体系中，这是一个受益者接受、受损者排斥的问题。各国决策者都在这个时代面临民粹化的这个难题。如何应对民粹化问题，如何避免民粹化对社会的冲击与负面影响，是官方需要应对的。另一方面，受益于全球化的精英阶层也需要反思全球民粹问题产生的根源。2020年我们在《民粹主义改造美国（增补完整版）》一文中详尽叙述了美国民粹主义的历史，从美国各阶段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式微，可以清晰的看到种种经济与社会因素，对于理解今天这个世界，仍然极具帮助。对中国而言，如何使官方与中产以上阶层在治理层面达成更多的共识与一致，是真正的关键所在。知识阶层如果只能做空谈式输出，那么（主动或被动）依赖于知识阶层的决策群体，则很可能陷入各种决策陷阱。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多有思考能力的人去做知识层面的“供给性改革”，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主张的，要做积极的参与者，而不只是制度红利的收割者或者旁观者。在未来，我们将花更多时间深入论及法治这个具有基础共识性可能的议题。尤其是在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坚持全球化和全球人口流动不可避免的大背景下，唯有这一共识能够成为各方达至各自目标的前提与基础。我们相信，一个生生不息的文明，不会踯躅于一时；真正的伟大，孕育于每一个细微。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