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2023年普利兹克奖授予了英国建筑师大卫·奇普菲尔德；3月13日，第95届奥斯卡奖揭晓，华裔影星杨紫琼获得最佳女主角，她主演的《瞬息全宇宙》也加冕最佳影片，杨紫琼也是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第一位亚裔/华裔人士。将这两个奖项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我发现，在中文互联网中，对两个奖项的结果的讨论出现了几乎一样的归因：政治正确。这也是普奖和奥斯卡奖这些年被诟病的一个主要方向。什么是政治正确？维基百科上的解释是多指“在言辞、行为、政策中出于顾忌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舆论压力而优先照顾某些观念的自我审查意识，通常表示过分避免对社会某些群体造成冒犯”。当然在中文互联网里，政治正确有更多的含义，并通常与“白左”划等号。美国的FOX电视台将之总结为：有偏见的精英主义者，忽略社会现实，常年使用双重标准；他们只关心移民、少数族裔、LGBT和环保问题，而对真实世界中的真实问题无知无觉，他们沉迷于政治正确，甚至到了为多元文化主义而容忍落后伊斯兰价值观的程度。可怜世上的其他人，认为自己是救世主，政治正确是一场将毁灭西方的流行性精神病。就在刚刚，2023年奥斯卡奖出炉，也有大批观众认为“瞬息全宇宙这部片得奖大概率是因为政治正确和众多Buff加身而已，没必要过分解读”。普奖每年的结果出炉后，我总能从中文互联网里看到相似的结论：2022年给弗朗西斯·凯雷是为了照顾黑人；2021年给Lacaton&Vassal是表彰他们“所谓的公民建筑”；2020年给伊冯·法雷尔与谢莉·麦克纳马拉是因为她们的女性身份；2013、2014、2013年的阿拉维纳、坂茂、伊东丰雄的获奖是因为他们在人道主义建筑上的“表演”符合“白左”的政治正确；2015年弗雷·奥托、2018年巴克里希纳·多西和2019年矶崎新的获奖更是被人诟病普奖已经成为“终身成就奖”；而2012年王澍的得奖更是因为评委们“狭隘”的地域主义政治正确，十多年前王澍获奖的消息传出时，中文互联网上甚至有人要求普奖评委会收回这个奖项。到了2023年，他们认为奇普菲尔德的获奖是因为“上次给了个同情社会的黑人，这次总该可以回归建制派老白男了吧”，是欧美精英们为了照顾近年来被冷落的所谓“欧美建制派”，奇普菲尔德拿奖“透支这个奖项的影响力了，没有起到引领建筑发展的方向的作用”，并认为奇普菲尔德是“最没有网红打卡价值的获奖者”。还有人认为抛开政治正确，奇普菲尔德的建筑就是一套“纳粹美学”。总而言之，无论是杨紫琼还是奇普菲尔德，他们的拿奖都不是因为表演和设计能力，而是政治正确在背后作祟。从辩论的角度看，“政治正确”简直就是个万能的锅，啥都可以往里面装。而判断“政治正确”的标准，取决于当下、当地的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2021年时，因为讨论Lacaton&Vassal建筑中的社会关怀问题，我就被扣上了“精英主义”的帽子，百口莫辩。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知乎上一段关于“装逼”的讨论。一位我很尊敬的影评人对这个带有明显贬义的词有过这样一段表诉：我讨厌「装逼」这个词，它用犬儒、虚无的态度来消解一个人向美好事物靠拢的努力。一个人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去接近好的文学、电影、音乐，当然也可以包括冶金、电路、力学，总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好，或看上去更好，也许最后他失败了，但都不应该用「装逼」来嘲笑。对「装逼」的恐惧显然在阻止很多人尝试变得更好。——知乎magasamagasa的这段表述其实可以同样用来形容当下用来形容建筑师的“政治正确”话语，我将其稍微改写：我讨厌用“政治正确”这个词来形容建筑师，它用消极、对抗的态度来消解一个建筑师或社会群体向多元主义、少数群体关怀、社会责任、专业坚守靠拢的努力。一个建筑师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去做公民建筑、宅后重建尝试，去关心人道主义，总是希望世界变得更好，或者看起来更好，也许最后他失败了，都不应该用政治正确来嘲笑。狭隘的“建筑原教旨主义”正在让这个学科和专业越来越封闭，艺术性和建造技法的创新并不是建筑发展的唯一方向，对政治正确的恐惧显然在阻止很多建筑师尝试让世界变得更好。拓展阅读：大卫·奇普菲尔德：全球化时代的另一种选择这届普奖是建筑的胜利欢迎在公众号、B站关注Urbanpost

这篇文章是1996年普里兹克奖获得者、西班牙建筑师拉斐尔·莫尼欧为《ELcroquis》大卫·奇普菲尔德专辑所撰写的评论文章，原载于Elcroquis174/175期。文章中拉斐尔·莫尼奥从“现代性”和“现代主义”角度深度解读大卫·奇普菲尔德的作品。文/拉斐尔·莫尼奥译/黄华清为了理解大卫·奇普菲尔德、赫尔佐格和德梅隆、SANAA、斯蒂芬·霍尔乃至扎哈·哈迪德等近年来建筑界领军人物的作品，我们至少应该偶尔停下来想想他们与

2022年8月，我借着一趟山西的访古旅行，再一次来到大同。在大同的旅行包括游客们常去的云岗石窟、华严寺、善化寺等，也包括大同近些年建立的一系列大型文化设施，如大同博物馆、大同美术馆、大同歌剧院等。从大同博物馆出来后，我走进了大同美术馆，准备感受这座由诺曼·福斯特Foster

他，被人称为中国最好的市长，也有人叫他疯子；他在任时，有人恨不得他死，但当他被调走时，却被市民跪地挽留。2015年，一部《中国市长》纪录片上映，并在当年的金马奖评选中，获得了最佳纪录片的荣誉。《中国市长》讲述的是曾任大同市长耿彦波在大同的执政经历，如果不是因为这部纪录片，也许耿彦波不会这么广为人知。2008年2月，耿彦波调任大同市长，2013年2月离任。短短五年时间，他让这座中国北方的著名煤炭城市改头换面。2013年，耿彦波接到调令，从大同调到太原。消息一出，大同市民自发集会来挽留这个市长，上千名大同市民聚集在大同和阳门广场上，拉着横幅，举着照片，共同请愿：“耿市长，不要走”。一轴双城2008年，全中国正沉浸在奥运会的热潮中，彼时刚刚调任大同的耿彦波决心让这座中国北方的著名煤炭城市“改头换面”。1949年，新中国成立，将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在北京的城市规划问题上，著名建筑师梁思成和陈占祥从交通、人文景观、商业中心等各个领域给予了全面的考量，在1950年2月共同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梁思成与陈占祥“梁陈方案”主张北京的总体城市规划应该“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从整体保护的构思出发，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北京西郊，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降低经济成本，自然延续城市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提出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当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纳。在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方案58年后的2008年，耿彦波对大同的规划直接借鉴了“梁陈方案”的核心思想，提出“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立”的思路，即大同以御河为轴，对河西古城进行整体恢复性保护，对河东新区进行现代化建设。意图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进而推动旅游业、商贸业等服务产业的快速发展，为该市资源型经济转型创造良好环境。大同一轴双城耿彦波一上任，就开始实施历史文化复兴与古城保护工程。在大同旧城复建明代城墙，同时复建的还有华严寺、关帝庙、代王府等一批古迹；另一边，耿彦波请来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建筑师，在大同的东面的御东新区新建一批现代主义建筑。同时，大同市政府在2010年花大价钱整治文瀛湖，共引黄河水1000万立方米将湖灌满，如今这个湖的水面面积已经超过了西湖。造城代价一轴双城的规划很美好，但是造价不菲。曾经有人这么评价耿彦波的政绩：“在大同，他五年修了别人五十年都修不出来的路；当然，他也用五年时间花了别人五十年花的钱。”据大同市十二五规划，古城复建和交通基建两项投资规模就超过1000亿元。此外，大同还有2平方公里的御东新城建设以及多项基建工程同时上马，邀请了如矶崎新、诺曼·福斯特、斯科特·科恩、崔愷等知名建筑师设计了大同的“五大馆”，总计耗资40亿。大同本是缺水之地，2012年和2013年，大同共引黄河水1000万立方米将已经干涸的文瀛湖灌满，花费4000余万元，每吨水的平均成本4元。代王府重建是大同名城复兴的重点工程之一，当地媒体曾将其称之为“小故宫”。代王府本来已经在明末时候被烧毁，仅剩九龙壁留存。2011年，大同市开始复建代王府，投资5.5亿元。在耿彦波任内，大同城建资金从每年不到1亿元一举飙升到每年100多亿元，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建革命之后，2016年，大同录得287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在山西省内名列前茅。在2013年，大同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古城复建；另一方面，由于巨大的资金缺口，大同传出市政府有意以5亿元将世界遗产云岗石窟进行托管。为了复建古城的古迹，大同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迁，古城内原有约10万人，据《大同日报》2016年的数据，历时8年的古城墙修复，涉及搬迁居民2.3万户，总人口从10万人下降到不足3万人。耿彦波主政时期，城市改造建设拆迁面积1000多万平方米，人口约300万的城市，有50万人需要被搬迁，过程充满争议。直到2018年，大同的拆迁工作才基本结束。与此同时，大规模推进的古城保护工程也同时招来非议，多名专家指责耿彦波在大同的做法是在造假古董，所谓的“古民居修缮”，其实是推倒重来，称耿彦波的做法“抹掉了历史记忆，隔断了文明的延续与传承”。2019年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对大同、洛阳、韩城等五个城市通报批评，称这些城市“历史文化遗存遭到严重破坏，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其中大同的问题是：“古城或历史文化街区内大拆大建、拆真建假。”人走政息2013年2月，一纸调令，耿彦波被调回太原，没有过渡。原因无从知晓。耿彦波离任时泪流满面在耿彦波被调离后，建设项目进度慢下来了，古城里残垣断壁到处都是，新建的仿古建筑和拆到一半的房子仅相隔一条街。而在“一轴双城”的另一边，御东新区的建设也停了下来。据媒体披露：耿彦波离任后，大同有125项在建工程被叫停。2013年11月8日，大同市政府下发文件，认为“工程手续不全，未经复工批复，仍然违法违规施工，严重影响全市建筑工程领域的安全生产”，要求相关部门停止对大同美术馆、大同大剧院、大同博物馆、大同图书馆等71个在建工程的水、电、建筑材料供应。停工的大同五大馆，摄影：王祥东作为耿彦波一轴双城的重点，大同古城墙的复建工程直到2016年年底才合龙。2017年，在耿彦波调离大同近四年后，大同市政府宣布与北京建工集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北京建工集团将承接大同体育中心、大同美术馆、大同大剧院的续建工程。这是为了迎接将于2019年举办的全国青年运动会，届时这里将作为比赛场馆之一。“要是耿市长还在，早就完工了”，数年来，人们习惯了把所有问题归咎于耿彦波被调走。但是一届主政官员的五年任期，对于长远宏大的城市规划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在中国，一座城市主政者的职务调动往往关系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方向，新的主政者也许和前任有着不一样的执政理念。这种状态下，前任花费巨大社会财富进行的转型尝试可能就会被新的主政者放弃，“人走政息”。在贾樟柯2018年拍摄的《江湖儿女》里，廖凡饰演的斌哥回到大同，巧巧推着他在一座烂尾的体育场中散步。这座体育场正是耿彦波的调离导致的大同建设停滞的缩影。《江湖儿女》剧照如何评价评价耿彦波是一件困难的事。在大同的五年，是耿彦波政治生涯最辉煌的五年，有人认为耿彦波的政策是高瞻远瞩，是发展转型的正确方向，在耿彦波调离大同数年，他规划中的大同渐渐成型之后，价值开始体现。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耿彦波的高瞻远瞩是毋庸置疑的。随着发展观念的转变，中国开始花大力气治理污染问题，煤炭需求下跌，大同的煤矿业开始衰落，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此时，耿彦波为大同制定的转型方向开始展现效益，如今出现在媒体上的新大同面貌焕然一新，旅游业逐渐成为市内主要收入来源。在疫情前的2019年，大同全市旅游总收入762.1亿元，超过了大同市全年经济总值的一半，文化旅游繁荣发展，生态环境显著改善。拥有近3000年建城史的古都大同，留下了无数的名胜古迹。如今的大同，已然褪去了“北方煤都”的称号，完成转身。另一方面，如果回看耿彦波在大同五年的造城史，“中国式造城”在这里被运用到了极致，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面貌被迅速改变，但也破坏、拆除了很多历史文化遗产，并人为造就了很多超出实际需求的新城。如何评价耿彦波的政绩？从2013年到现在，大同依旧没有走出耿彦波的时代，人们生活在半新半旧的大同古城，聊天的话题依旧是耿彦波。许多大同人看来，耿市长敢想敢干，雷厉风行，就是“好干部”的标杆。但也有人因为转型承受阵痛。在2019年旅游收入超过GDP的一半后，2021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同市旅游收入腰斩，仅有2019年的一半。旅游业能否撑起大同这座城市，仍然是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