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开始，有人开始频繁炒作“汉语中有大量外来词，源自日本”。时至今日，这个谣言仍旧流毒甚广。不仅不少中国人被灌输了这种“思想”，就连日本人被洗脑后也是这么认为的。在国内，更有甚者宣称，现代汉语中有七成以上的词语来自日语，尤其是人文学科方面。某乎上有个帖子，言称据陈力卫教授估计，现代汉语常用词汇里的日语借词在4000个以上。其引述的陈力卫教授的原话是这样的：严格地讲，在4000常用词的“政治，法律，经济”领域内，日语借词的比例可高达38%，但若涉及所有领域的话，仅占约7.2%。如果我们将词汇量扩大到5.6万个词的话，日语借词就有4032个。当然要是再将日语借词的范围放宽的话，数量还会增多的。随后，该文认为，陈教授的计算比较严格，因此也较为可信。他对日语借词的定义是，中日同形词中的以下五种类型的词汇：1）纯和语的汉字表记（如：取缔、组合、立场、入口、出口、广场）2）日本创造的对外来语的汉字音译（如：瓦斯、俱乐部、淋巴、浪漫、混凝土）3）先由中文进入日文，在日文中被赋予了近代新义后又被中文吸收过来的“日语回归借词”（如：经济、主义、社会、文化、艺术、革命、生产）4）日本独自创造的新译词（如：电话、哲学、美术、主观、止扬、象征）5）“和制汉语”（如：情报、番号、推量、目的、故障、出版、文盲）笔者对此有一些异议，也有一些疑问。首先，这位陈力卫教授是谁呢？怎么鲜少有人听过他的大名？原来，人家是日本成城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原来在目白大学任教。根据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的履历介绍，陈力卫教授于1959年３月生于西安,1982年1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日语系。1984年北京大学东语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10月赴日,

前天那篇文章《资本主义只是一种不完整的经济制度，它从来都不是什么政治制度》发布后，有网友留言表达了不同观点，认为西方的政体与中国不同，所以根本没有学中国的政体的必要和动机，还有网友表示，没有深入分析虚拟经济的发端和起源。故，今日做一个补充说明：前天那篇文章其实是个后续，关于世界虚拟经济的发端和最初历史，在《昆羽继圣》四部曲之二“奇境历劫”有详细的叙述，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看经济基础的变化如何导致王朝更迭。窃以为，虚拟经济早在三国时吴国和蜀国互造“数字大钱”（与实物价值不相等，而是放大了很多倍时）就开始了。例如，大泉五百、两千……大泉五百，是东吴所铸造的第一款“虚值”大钱。该款大钱，除了早期初铸版（如下所示），尚有大泉五百长字版、大泉五百中字版、大泉五百粗字方五版三个版本存世。大泉五百本是吴国最先铸造的高面值古钱币，铸造发行了一段时间，发现作为老对手的蜀国“输入性”通货膨胀太厉害，开始生产大泉当千、大泉两千、大泉五千等钱币。大泉当千大泉两千大泉五千蜀国财政资金不足，用于铸造钱币的金属不足，按小面额铸造，就得多消耗许多金属，于是退而求其次，干脆铜铁钱中间的方孔越开越大、缩减铸造钱币的金属重量、同时提高上面显示的面额，然后以这种大面额的钱币去购买东吴一大堆东西，可把东吴气坏了。东吴被逼无奈，只能造成更大面额的铜铁币来应对，让对方的钱买到更少的东西、让自己的钱去买对方更多的东西。这大约算是全世界最早的有关“虚拟经济”的战争了，此处不再赘述。接下来，把西方学习华夏政体的经过分析一下，以便大家能够看得更加清晰。注意，若按正常的顺序，这才是“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片面的经济制度”的第一篇。民主，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百年后实现的。其间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不能忽略，那便是——大规模引进古代中国的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先是在东印度公司试行此项制度，1870年后，认为可行，便推行至英国本土，全国实行。其他欧洲国家不甘于落后，也纷纷效仿。再来看看美国的情况。清代梁廷楠（枏）所著《海国四说》“合省国说”卷一、卷二中详细地记载了花旗国建国的部分历史。清朝时，花旗国人来华贸易，自称为“合省国”，从未称自己为“美国”，广东人亦只称呼其为“米利坚”、“花旗国”。倒是粤商久于海外操西洋土音，别呼之曰“美哩千”，后来，翻译的人站不直，就干脆留下了那个“美”字，直呼其为“美国”。根据《海国四说》合省国说之“卷一”记载：“北地（北美洲）亦十有馀国，南为墨是哥，极北则分属加那英吉利、鄂罗斯（俄罗斯）。而米利坚一国，则在英吉利之北。（按：《粤海关志》：“米利坚与加那英吉利接壤，英吉利之南为米利坚。米利坚之西，亦蛮人所居。”惟《寄味山房杂记》云：“米利坚在英吉利之西。”是东与接壤，非北界相属矣。说似误。）”西班牙占领了南面的墨西哥，英国人占领了北边。英吉利所占土地接壤的南面则是米利坚。“粤人呼为花旗者，以其入市船旗必绘彩花其上，俗遂指是名之。（按：来市诸国，其船必入泊番禺县之黄埔。至即于桅上高竖一旗，以自识别。其商居广东省城西门外之十三行后楼，楼外立高杆，亦各横一旗，故见其旗即知何国货至。及开行返国时，即卷除之。杆无横旗，即知某国商已回帆矣）”看，花旗国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花旗国人来华贸易，随各国商船入广东番禺县之黄埔，为了方别辨识，每艘船上都会高高竖起一杆旗帜，为入市船旗，花旗国则必绘彩花于旗帜上，久而久之，广东人便称之为花旗国。“其自称则为合省国（原来，那时的花旗国人自称为‘合省国’，全称为亚墨利加洲合省国），复先系以亚墨理格洲，谓必如此乃为正名。尽亚墨理格即船主亚墨利哥之转音。其曰亚麦利加者，加格为四声之通，亚麦即亚墨，利即理译语对音，本无定字也。曰米利坚者，米即亚墨合呼，而急读之，则为米，坚、加，又复以转而误也。近年粤商久于海外操西洋土音，别呼之曰美哩千。美与米无异声，而与亚墨同为开口之音，亦缘急呼致省，其曰哩千，则明为利坚之转矣。（按：音通字异，如《诸蕃志》宾瞳，史作宾同之类。译求声不求字也。同音而字数异者，如《汉书》乌孙昆莫猎骄靡合呼昆弥，呼有重轻，故字有多寡也。又按：粤人呼曰米利坚，是误以洲名其国矣。核其来市在合省为国之先一年，时洲名久定，意其人初来自述，止举洲名，而未及细晰，粤人因以呼之，相沿不改耳）曰合省国者，知中国分省以治，故亦自称其国内所分之地为省。前分后合，从质即以合省名。”

世界经济学的鼻祖是管仲。经济在华夏传统文化中的本义是“经世济民”,简称“经济”。春秋战国时，华夏便已出现了大量自由贸易的商人，撇开著名的“陶朱巨富”和吕不韦不谈，尚有许多通过市场自由贸易、经商致富的豪富大族。例如：猗顿（前480年-？），鲁国人，春秋战国时为盐商。初为春秋时代的贫寒之士，生计颇为艰难。听闻陶朱公经商致富，遂特意前去讨教，获点拨并授予经商八字秘诀。听从陶朱公建议，至猗氏王寮（今山西运城临猗县）定居，经营畜牧业起家。其后，又经营池盐，依靠盐业发展壮大。再多元化拓展业务，涉足珠宝业，终成一方巨富。白圭，魏国洛阳人，亦被誉为

在西方叙事中，有一个十分著名的“特洛伊木马屠城计”。这个故事，据后世的西人称，来自于荷马的两部著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有关特洛伊的这段神话传说中，一个叫帕里斯的家伙不知怎么地就突然拥有了一个小说创作般的金手指，持有一颗能令女人变得“最美”的金苹果。帕里斯没有在这个苹果上咬一口，把它变成高科技的金苹果，而是转身将其送给了掌管爱神之力的维纳斯，对，就是断了胳膊的那个家伙。这个家伙断了胳膊也不省事，作为回报，她用自己掌管的神力帮助帕里斯夺人之妻，——让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美丽王后海伦爱上了帕里斯，两人一起私奔到了特洛伊。为了报夺妻之恨，斯巴达王与其兄长阿伽门农（此人号称古希腊最强大的城邦迈锡尼和阿尔戈斯的王）率领斯巴达三百勇士，哦不，是全古希腊勇士们乘坐从天而降的大船渡过爱琴海，兵临特洛伊城下。由此，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爆发。也不知特洛伊当时使用了什么建造技术，这座城反正十分牢固，尽管有神话中的金手指，但就是攻不下，双方不得不陷入旷日持久的僵局。随后，古希腊军队冥思苦想，据说预言家卡尔卡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哦不，后来又改写成了将领奥德修斯提出了一个好计策，然后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木马，并让精锐士兵藏身其中，宣称这是献给雅典娜女神的祭品，接着佯装撤退，扬帆返回古希腊。临走前，古希腊人还故意宣称，木马能给人带来好运，为了避免特洛伊人把木马拉进城，因此特意将木马做得很大。特洛伊人一听“谣言”，果然很喜欢，赶紧自毁城墙，将城墙拆了一段，终于把木马成功拉入了城内。后来的故事么，大家都知道了，在夜阑人静之际，木马中的古希腊精锐士兵爬了出来，开始四处攻击，与城外去而复返、并提前埋伏的古希腊军队里应外合，攻破了毫无防备的特洛伊城池。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由此结束。时代发展到今天，特洛伊木马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植入式病毒的代名词。如果这个神话故事发生在中国古代，木马中潜藏的“内贼”估计活不过半日就会被悉数斩灭殆尽。但如果此番情形发生在今天呢？或许，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了。以下这张照片来自于一个名叫“游牧计划”的活动现场，主角一个是美国人乌·额·宝力格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宏出版的一本新书《最早的帝国》遭网友举报下架。爆料人截图显示，许宏在一个聊天群组称下架原因是：无良文人咬告，有司担心舆情。这个许宏可不简单，他曾长期担任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是有关夏朝研究方面的“大佬”。本来是专家，是权威，这样的权威专家写一本有关夏朝的书，应该受到大家欢迎才对，怎么会下架呢？有网友特意艾特我看了一则有关许宏采访的视频，其言论颇为令人惊讶。视频中，身为考古专家、作家的许队长称，马车最早出现于欧亚大陆西部，向东一点一点通过中亚，然后传到东亚大陆……这是什么言论？这不就是与事实恰恰相反、以西方为中心的伪史论么？许队长不仅在视频中这么宣称，更是身体力行，将这种原本错误的观点“故意嫁接”到了中国历史上，并写进了自己的大作《最早的帝国》一书中。来瞧瞧这本书的目录。其中，第“叁”部分“别解篇”之二，第179页的“马车的突然出现”，就是阐述上述视频中的观点。不仅如此，许队长还通过这本著作，以考古专家、学者的身份，试图向大众阐明一个观点，即早在夏朝之际，便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是胡人创造了夏朝的历史。也就是说，上古中国历史，是一部有关胡人的历史，是胡化的历史。言下之意，中国人传承几千年的炎黄之说，都是扯淡。《最早的帝国》书中第203-205页，通过对“马车”的考古，引述了日本人林巳奈夫、以及夏含夷、斯塔夫里阿诺斯、贝格利、郭静云等学者的研究，得出一个考古结论：“马车源自中原以西，或西亚，或中亚，或欧亚草原，乃至埃及。”许队长还把“殖民”这样的西方文化字眼，加到了中国上古史中。大家可别以为夏含夷、郭静云是中国学者，其实这些人都是西方学者。夏含夷（Edward

鉴于有人屡次私信给我称“满蒙非中国论”，试图转变我的认知，与其一同承认该观点，否则就指责我是“洗地”。这种错误的认知，源自居心不良的日本学者，时至今日，仍旧流毒甚广。在当下决战时刻，有必要重新整理资料，戳穿其挑唆内部矛盾的鬼把戏，让大家擦亮眼睛，不为其所迷惑。一、为侵略中国做准备的日本先锋学者20世纪初，日本汉学界遵循“欲灭其国，先灭其史”的宗旨，由日本东洋史学界泰斗、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东京大学的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否定中国上古史中的三皇五帝和夏商，贬低中华文明，由此催生中国近代的“疑古派”。白鸟库吉抹杀中国上古史，是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也是受到了其两位老师的影响。1865年，白鸟库吉出生于日本千叶县茂源市，家境优渥。1879年，白鸟库吉进入千叶中学就读，遇到了两位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老师——那珂通世和三宅米吉。那珂通世，当时是千叶中学校长，此人极度仇视中国，于1890年专门写了本《支那通史》，鼓吹“中国停滞论”，试图证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停滞不前”。此时，明治维新刚刚开始不久，公鸡会指挥下的明治政府也才“向西看”21年，在民间，中国的形象仍旧是强大的、不可轻易招惹的。那珂通世在维新派的授意下写了这本污蔑丑化中国的书后，明治政府推波助澜，使这本书在日本畅销起来，凡是读过此书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形象大为改观（可以说中国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日本人对中国不但失去了尊崇的心理、克服了惧怕的心理，甚至还建立了“心理优势”。从这本书出版发行开始算起，仅仅四年过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至于三宅米吉，则是日本考古学的开创者，他关注古史研究，建立日本考古学会，被称为日本考古学界第一人。白鸟库吉深受上述二人影响，他曾在三宅米吉的传记中写道：“像我这样的后进生能够追随二位恩师（即那珂通世与三宅米吉），享受他们的恩赐，真是令人高兴，令人难忘。”可以说，白鸟库吉继承了那珂通世对中国的敌意，以及三宅米吉对古史的关注，最终促成了其研究古史、攻击中华文明的思路，加上当时正值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盛行的时代背景，也便产生了”中国南北对立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洲中立论”、“满蒙一贯独立论”，乃至“尧舜禹抹杀论”。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后，在日本史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日本疑古史学的标志性事件，而继承与发展这个思潮的有内藤湖南、津田左右吉等人。有网友在读了南宋、以及明清史书后感慨不已，并发出以下灵魂拷问：“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南宋以后，汉族出了那么汉奸。灭南宋，汉奸带路；灭南明，又是汉奸带路。抗日战争中，伪军数量多于日军。改革开放之后，又大量出现公子、恨国党、精日、精美分子。南宋之后的汉人和秦汉、隋唐时期的汉人完全是两个不同信仰的民族吗？其原因究竟在哪里？”针对这样的疑问，有人抛出了这个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这句话实际是在表达什么意思呢？简而言之，古代中国灭亡了，华夏文化断绝了，现在的中国人与以前的中国人不一样，不是原来的中国人。表面上看，好像“有点”道理。为了掩饰这个说法的真实来源，有人故意混淆视听，言称此说法来源于以“水太凉”著称的贰臣钱谦益的一首诗《后秋兴之十三》，该诗写道：“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然而，这诗句的意思与“崖山之后无中国”并不相同，他只是用宋元崖山海战之后南宋灭亡这件事来比喻南明灭亡，而无论南宋、还是南明的灭亡，只是一个朝代的结束，却并非是华夏民族的终结。实际上，提出“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这个说法的人，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汉学界素有“东洋史巨擘”之美誉的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1866-1934年）。内藤湖南生于明治维新的前两年（1866年），病逝于“九一八事变”的后三年（1934年），其一生贯穿了“大日本帝国”的诞生、成长与膨胀的整个过程。1914年，48岁的内藤湖南担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第一讲座教授。作为当时名扬四方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内藤湖南刊印出版了《中国论》（实为支那论）一书，为日本读者答疑解惑。在该书“自叙”中，内藤湖南声称此书是替中国人、为中国思考而作。然而，书中那种对思考目标的控制欲与权力感却跃然纸上。而“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这句话就是在日本侵略中国前精心炮制出来的，其目的为了给日本入侵中国寻找一个合理化的借口，本质就是为了分裂中国、占领中国、征服中国。中日甲午海战打响后不久，时任日本宫廷顾问兼帝国博物馆的馆长九鬼隆一便迫不及待地起草了一份《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在这份文件中，九鬼隆一不厌其烦地教导日军军官如何“搜罗搜集”中国各种文物，并且极为详细地划分出了掠夺之“要旨”、“方法”、“费用预算”三个部分。其“要旨”第一条和第二条如下：第一条：本邦文化之根底，与支那、朝鲜密切相关。为阐明我邦文化之固有性质，亦有必要与之相对照。故此，搜集大陆邻邦之遗存，乃是学术上最大之要务。第二条：……支那、朝鲜历代之古物……必须将东洋宝物之精粹搜集完成于本邦，以此宣扬国威，使之无愧于东洋学术之大本营，进而促使本国资产之长足的増进。此为发扬国光之事业，所以必须利用平时和一切良好机会力图付诸实行。计划详密，由此可见，针对中国、朝鲜文物典籍的掠夺是早有预谋的官方有组织行动。显然，这是小日子对外扩张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最大程度消灭华夏的文化传承，并妄图借此一跃成为古华夏文明的代表。二、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学者内应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之际，为何疑古派一度十分盛行，伪史甚嚣尘上？首先要提的一个人便是清末民初的史学大家柯劭忞。柯劭忞（1848-1933），字仲勉，山东省胶州人，清末民国官吏、学者。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讲、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清史馆代馆长、总纂。柯劭忞可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伴读，是满清帝师。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柯劭忞隐居深山甘做满清遗老（以前清遗老自居）。1914年，任清史馆代馆长、总纂，1927年后来负责《清史稿》总成，并撰写了天文、时宪、灾异三志和部分传稿、总纂纪稿。后来，柯劭忞以一己之力，耗费二十载编纂了一本《新元史》。且来看看柯劭忞集20年之功大成的“呕心沥血之作”——《新元史》。书中记载了一个人物，名叫阿八哈，是旭烈兀之长子：“阿八哈，旭烈兀长子。生于太宗七年。”1234年2月，阿八哈出生，是为伊尔汗国建立者旭烈兀之长子。据说，抚养阿八哈长大成人的是继母脱古思可敦，旭烈兀最心爱的妻子，她是一个虔诚的——景教徒。然而，大秦景教碑已经被证实为假货（详见：一箭穿心，历史真相呼啸而来，伪史迷惑人心的幻术逐一破灭，助纣为虐者也露出了本来面目），景教在历史上也并不存在，只是伪史，这阿八哈的继母还能是虔诚的景教徒？看来，这书有点问题，目的不那么单纯。继续看这段：“二子：长阿鲁浑，次盖喀图。阿八哈妃八人，一为东罗马王密哈哀儿巴里洛克之女。初，旭烈兀与东罗马通好，结为婚姻。罗马俗，一夫惟一妇。蒙古妃嫔多，东罗马王难之，重违其请，乃以私生女玛里亚字之。送至中途，旭烈兀已卒，阿八哈遂娶之，以是厚抚天主教人，与教王及法兰西诸国通使命。”诡异的东罗马出现了。不仅如此，旭烈兀还与东罗马通好联姻，把私生女玛里亚许配给了旭烈兀。但是，人还没送到，刚至中途，旭烈兀就去世了，于是，旭烈兀的所谓长子阿八哈便娶了东罗马（也就是传说中的拜占庭帝国）皇帝米海尔八世的私生女玛里亚为妻。根据西史叙事，玛里亚全名为玛丽亚·佩利奥洛吉娜。可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旭烈兀的长子真的是阿八哈吗？度娘说，是的。那么，度娘的信息来源于何处呢？巧的是，度娘的信息恰恰来源于《新元史》和西人之书。《新元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三

年正式启动，研制周期5年，如今成功交出答卷，取得的成果令人十分惊喜，其最高音速可达33马赫，技术为中国独创。中科院研究员韩桂来表示：“该技术领先西方至少20-30年，得益于钱老50年代的提前布局。”

据说，由于担心自己被缩编，有人干活比以前更卖力、更积极了，有人接待百姓时，态度变得更和蔼、更有耐心了，好像某些地方的大门也不如以前那么难进了，脸色也不难看了，话也不难听了，事儿也不那么难办了……

一些所谓的西方权威人士认为，印度是世界最早的纸牌起源地。他们将西方早期的塔罗牌（一种纸牌）与印度教神话中的女神Ardhanari联系在一起。据说，这位女神的形象有四只手，每只手中分别持有魔杖、杯子、宝剑和圆环（代表金钱），而在欧洲早期的一些纸牌中，也印有与此类似的图案符号。还有人认为，纸牌是由属于印度民族的吉普赛人传入欧洲的。所以，纸牌传入欧洲的路线是，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欧洲，并宣称这些人中有100多人于1427年进入巴黎。上述说法皆无实证，既没有文献史料，也没有相关考古证据来印证。西人声称，欧洲在14世纪甚至更早，便在著名的纽伦堡、奥格斯堡和乌尔姆（Ulm）等地，开始生产纸牌。而意大利的塔罗特牌（TAROT）可能比德国纸牌出现的年代为早，因为在一份年代为1299年的意大利文件中，已经提到塔罗特牌。布拉本特公爵夫人约翰娜于1379年在荷兰曾讲授过纸牌，在西班牙至少于1371年已经有了纸牌。有人据此推测可能是（北非）摩尔人（其实就是出自埃及的说法）或撒拉逊人把纸牌从西班牙带人意大利的，但是这种试图说明纸牌一词的西班牙语naipes与阿拉伯语nabi存在相似性努力，并未获得成功和认同，一言以蔽之，缺乏证据。还有一种说法是，纸牌起源于法国。1392年，法国国王查尔斯六世命令雅奎明·格林公纽尔手工绘制了一副纸牌。当时，负责银钱支付帐目的皇家司库曾提及三副纸牌，印成金色和各种各样的颜色，并带有很多的装饰，以为国王娱乐之用。其中，有17张牌现存于法国国立图书馆。但是，有证据表明，按照法王命令说绘制的那副纸牌，其实不过是一副复制品而已，是参照已在使用的纸牌进行绘制的。不论是哪种说法，其宗旨只有一条，那就是试图完美避开中国。那么，纸牌最早起源于何处呢？当然是中国。这是有文献史料和考古证据支持的。叶子戏叶子戏是华夏一种古老的纸牌博戏，其历史源远流长，类似于升官图（彩选格），兼可用骰子掷玩，最早出现于唐代，至清代时，样式及打法已基本完善，并有逐渐演变至马吊牌的说法，故被认为是扑克、字牌和麻将的鼻祖。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桥牌的发明者是中国人。早期的叶子戏分为十万贯、万贯、索子、文钱四种花色传说楚汉战争时，韩信为了缓解将士们的思乡之愁，便将上古流传的一种天文历法的普及游戏传授给将士们，当时牌面只有树叶大小，因此被称为“叶子戏”。至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张遂（一行和尚）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发明了新式叶子戏，以供唐玄宗与宫娥玩耍。不过，纸牌仍旧如同树叶大小，依旧称叶子戏。后来，叶子戏传入民间，文人学士趋之若鹜，聚众游戏，遂迅速流传开来，延唐李又在一行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而后出现了多种玩法，纸牌数量也从40-54张各有不等。叶子戏的玩法与今日纸牌玩法相同，依次背面抓牌，翻面出牌，以大管小。未未牌时，反扣为暗牌，不让他人瞧见。出牌后，一律仰放，参与者可以观察桌面上的明牌去推算对方手里的牌，以施竞技。唐人苏鹗所著《杜阳杂编》一书记录了唐代宗至唐懿宗十朝故事，该书卷下关于“同昌公主传”中便有关于叶子戏的记载：“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盘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昼焉。公主始有疾，召术士米賨为灯法，乃以香蜡烛遗之。”同昌公主（元始849年-869年），享年只有二十岁，去世后被封为卫国文懿公主。苏鹗，字德祥，京兆武功（今陕西）人。自幼好学，长而忘倦，尤喜闻前代故实。自咸通间举进士，十上而未获登第，于乾符三年撰成《杜阳杂编》。至光启二年始登进士第，其后事迹不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演义》一〇卷、《杜阳杂编》三卷。《杜阳杂编》记代宗至懿宗十朝间边地及外域之奇技异物，多为传闻之事，今有《稗海》本、《学津讨原》本、《四库全书》本及中华书局排印本等。根据马令《南唐书》记载，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的皇后，叶子戏达人大周后，在唐代叶子戏的基础上编撰了《系蒙小叶子格》一卷、《偏金叶子格》一卷、《小叶子例》一卷，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方式，可惜早已失传，未能流传至今。北宋年间，杨大年对叶子戏做了进一步改进，取叶子彩名红鹤，别演为鹤格，——这种玩法一直延续到明代，明人方以智在《通雅》中云：“叶子格曰鹤格，犹今之纸牌也。”宋朝发明了印刷术后，华夏出现了最早的扑克，谓之“妈九”、“万六”。明时，“叶子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牌面图案甚多，有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等等。下图为新疆吐鲁番附近出土的纸牌，据推测为明代初年1400年左右的印刷品详见：《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是该看看《函宇通》中辑录的有关明代中国的航海资料了。一、海族老规矩，先说原版，再看传教士和满清的润色修改版。《函宇通》“地纬”之“海族一”记载：海中之物，鱼之族。一曰把勒亚之鱼。鱼身长数十丈，首有大孔，孔喷水上出，势若悬河。值海舶昂首注水舶中，水满舶沉。制之以大木酒罂，投数罂，令吞之。则俯首逝矣。得之，其膏可数千斤。一曰斯得白之鱼，长二十五丈，性最良善，能保护人或渔人，为恶鱼所困。此鱼辄往斗，解渔人之困。故法禁人不得捕。一名薄里波之鱼，其色能随物而变，附污则垢色，附洁则布色，附于青则青，附于黑则黑。一名仁鱼，西志曰，此鱼尝负一小儿登岸，鬐（鳍）触儿，儿创甚死，鱼亦悲，触石死。取海豚者尝以此鱼为招，顿网呼仁鱼，曰入，即入。海豚亦与鱼入。豚入，既复呼仁鱼出，鱼即出，而海豚悉登矣……1844年版《职方外纪》卷五，其内容被收录进《钦定四库全书》，大有借清廷背书做成铁证之势。然而，若《函宇通》只是把《职方外纪》或《钦定四库全书》收录的内容抄录了一遍，为什么要把它列为禁书呢？所以，谁抄谁不言而喻。《职方外纪》卷五之“海族”记载：“海中族类，不可胜穷。自鳞介而外，凡陆地之走兽，如虎狼犬豕之属，海中多有相似者，今聊据舶行所见述一二，以新听闻。（原文没有这句，添加的）鱼之族，一名把勒亚，身长数十丈，首有二大孔（一个大孔改成两个大孔）喷水上出，势若悬河。每遇海舶则昂首注水舶中，顷刻水满舶沉。遇之者，亟以盛酒巨木罂投之，连吞数罂则俯首而逝。浅处得之，熬油可数千斤。一鱼名斯得白，长二十五丈，其性最良善，能保护人或渔人，为恶鱼所困。此鱼辄往斗，解渔人之困焉。故彼国法禁人捕之。一名薄里波，其色能随物而变，如附土则如土色，附石则如石色。一名仁鱼，西书（原文西志）记此鱼尝负一小儿登岸，偶以鬐触伤儿，儿死，鱼不胜悲痛，亦触石死。西国（原文此处并无‘西国’二字）取海豚尝藉仁鱼为招，每呼仁鱼入网，即入海豚，亦与之俱俟。豚入尽，复呼仁鱼出网，而海豚悉罗矣……”二、海状《函宇通》：太平海极浅，终古无大风波。大西洋极深，深十余里。从大西洋至大明海，其风有定候（有季风），可候。至四十五度以北，无定候。……大明海东南一隅，常有异风，变化凌杂。船舶任风而行，风与水又各有异道，如风从南来，水未必北流，倏转北风，而水势相压，未及移南，舟莫适从，因至摧破。至小西洋，海潮汐甚大甚迅，平地顷刻，涌数百里。海中大船舶以及蛟龙鱼鳖之属乘潮入山中，不可出。欧罗巴新增蜡利未亚“大浪山”（非洲好望角一带），亦时起风波，甚险急。至满剌加海，不风而波，又不竟海皆然。唯里许一处，以次第兴，后浪山立，前浪已夷矣。海上故多风，独利未亚（非洲）海近为“匿亚”之地，当赤道下者，恒古无风。天气酷暑，（船）舶至此，人易生病。海深不得揭【下碇、抛锚】，舶大不得楫，波流潮涌，泊至浅处，舟败多在于此。北海则半年无日（应该指的是极夜，经常看不到太阳），气候极寒，原有冰海。海舶为坚冰所阻，比伺东风解冻，乃得去。又苦海中冰块，风击成山，舟触之立碎。赤道之下，终岁常热。食物水泉酒醪至此，色味皆变。过之即复如故，凡海中大率绿沉色，惟东西二红海，其色淡红。或曰……海中珊瑚之属，光景迸照外者，非水之正色也。而西域之小西洋、中国之会稽闽中（记住这段关键性的文字，职方外纪、四库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全部删除了，这是函宇通是中国人所作的有力证据之一，传教士将之改为“西儒”），入夜则海水熊熊有光，汲之置暗室，光照一室。手濡之，则光若自手出。所谓阴火潜然也。上面这段话说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笔者在《昆羽继圣》之一“缘起金乌”中提到过的“蓝眼泪”。中国福建有蓝眼泪？当然有！不仅有，还很美。《函宇通》原文言，会稽、闽中有蓝眼泪，艾儒略都没去过会稽，他怎么知道会稽有蓝眼泪？一不小心又露出破绽了吧？咱们绝不冤枉好人，来看1844年版的《职方外纪》。竖着看没有断句，如果看着困难，就看下面这段：“地心最为重，浊水附于地，到处就其重心，故地形圆而水势亦圆。隔数百里水面，便如桥梁远望者不可见，须登桅望之乃见。其前或夷或险，而海中夷险各处不同，惟太平海极浅，亘古至今无大风浪。大西洋极深，深十余里。从大西洋至大明海四十五度以南，其风常有定候；至四十五度以北，风色便错乱不常，其尤异者，在大明东南一隅，常有异风变乱凌杂，倏忽更二十四向。海舶惟任风而飘风水又各异道，如前为南风，水必北行，倏转为北风，而水势尚未趋，南舟莫适从，因至摧破。至小西洋，海潮极高大又极迅急，平地顷刻，涌数百里。海中大舶及蛟龙鱼鳖之属，常乘潮势涌入山中，不可出。欧逻巴新曾蜡利未亚大浪山，亦时起风浪，甚险急。至满刺加海无风，倏起波浪，又不全海皆然。惟里许一处，以次第兴，后浪将起，前浪已息矣。海上虽多有风，独利未亚海近为匿亚之地，当赤道下者，常苦无风，又天气酷热，舶如至此，食物俱坏，人易生疾。海深不得下碇，舶大不能用橹。海水暗流及潮涌飘舶至浅处，坏者多在于此。海水味咸，中有火性，又势常激荡，故不成冰。至北海则半年无日，气候极寒而冰，故曰冰海。海舶为冰坚所阻，直须守至冰解方得去。又苦冰山海中冰块为风所击，堆叠成山，海舶触之定为齑粉矣。赤道之下则终岁常热，食物水酒至此，色味皆变。过之即复如常，凡海中之色大率都绿，惟东西二红海，其色淡红。或云，海底珊瑚所映而然，亦非本色也。又近小西洋一处，入夜则海水通明如火，西儒常亲见而异之，持器汲起满器俱火光，又滴入掌中光亦莹然，可玩后来渐次消灭。”看到了吗？有关中国会稽、闽中的字眼消失了。真是处心积虑，好算盘哪！就这样，悄悄把主角给替换了，中国人变成了西儒。三、有关拂菻的弥天大谎这是研究明代大航海与番国资料时，无心插柳的一个小小的成果。拂菻不是大国，是个小国。拂菻国：颇有争议，混淆视听居多。网上的声音，几乎千篇一律都说是大秦，又曰海西国，是东罗马帝国。更有某些学者不求甚解，助纣为虐，指鹿为马，助长此等歪风邪气。网上信息随便一搜，到处都是，皆是众口一词。据说，玄奘著《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波刺斯国条所附西方诸国作“拂懔”，道世《法苑珠林》卷三九及所引《梁职贡图》作“拂凛”或“拂懔”，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拂临”，杜环《经行记》、《隋书》、《旧唐书》等均作“拂菻”，《元史》卷一三四爱薛传有“弗林”、“拂林”，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九有“拂林”。显然，“拂林”这个国家肯定是存在的。根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室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哦，与中国长得差不多，还种树蚕桑，把大秦说成是东罗马，是说古罗马也会养蚕、也织布、也有丝绸？在那个时代，全世界只有中国会种树桑蚕，那么，这大秦国（即拂林国）是否与华夏有着很深的渊源？根据《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记载：“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其海滂出，犹渤海也，而东西与渤海相望，盖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两海之间。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谋国事及四方有不决者，则四城之臣，集议王所，王自听之，然后施行。王三年一出观风化。人有冤枉诣王诉讼者，当方之臣，小则让责，大则黜退，令其举贤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其土宜五谷、桑、麻，人务蚕、田。多璆琳、琅玕、神龟、白马硃鬣、明珠、夜光璧。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除了长得与中国人相似外，衣服、车旗也是拟仪中国，与中国一样，所以，谓之大秦。中国也被称为“秦”啊。关键的信息是，其国东南与交趾（越南），还有水路能通达益州永昌郡。益州永昌郡是哪里？今日之云南西部、四川东部。那些不断宣扬“拂林国”是东罗马的人，是想让东罗马与中国自古以来便接壤吗？历史上，每个国家总有起起落落。有鼎盛之时，也有衰落之际，犹如潮涨潮落，此为常态，也是必然。拂菻国在国力强盛时，也是一度扩张自己的领土与疆域。所以，唐代以来，对它的描述也发生了不少变化。根据《旧唐书·西戎传》记载：“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根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去京师四万里，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萨部，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地方万里，城四百，胜兵百万……”看来，是迎来了其历史的高光时刻，已经向西扩张到波斯家门口了。根据《宋史·外国传六》记载：“拂菻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青唐，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根据《明史·外国传七》记载：“拂菻，即汉大秦，桓帝时始通中国。晋及魏皆曰大秦，尝入贡。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数入贡。而《宋史》谓历代未尝朝贡，疑其非大秦也。……万历时，大西洋人至京师，言天主耶稣生于如德亚，即古大秦国也。”清朝时，删改明史，于是乎，“天主耶稣生于如德亚，如德亚即古大秦国”的说法便横空出世了。对比1623年版《职方外纪》和1844年版《职方外纪》可以发现：1623年版《职方外纪》的如德亚（今以色列）并无“大秦、拂菻”记载，1844年版《职方外纪》却把如德亚附会成了“大秦、拂菻”。问题的根源出在哪里？还是满清。但是，从现代的认知来说，把中东的如德亚描述成“大秦、拂菻”显然不可靠，估计也没什么人会相信。也正因为如此，改个方向，把东罗马描绘成“大秦、拂菻”的说法就甚嚣尘上了。反正，国家正史典籍已经被修改过了，一般而言，是看不出问题的。所以，多年来，那么多的学者虽有怀疑，但却始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过硬的证据来驳斥这个谎言，也才导致这个谎言流毒甚广，以讹传讹。笔者在追踪明朝海外历史真相时，无心插柳，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或许可以彻底终结这个弥天大谎。说起来，还得感谢华夏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典籍，居心叵测之人想要毁灭一切证据，还是有点困难的。明人郑晓所著《吾学编》中列有“皇明四夷考”，其目录中也出现了拂菻：然后，翻到拂菻的介绍，关键词：嘉峪关外，遣使来朝贡，土屋无瓦，贵臣如王服，不尚斗战。经过查证，发现这段话经过简缩，应来自《大明一统志》。来看看《大明一统志》中有关“拂菻国”的记载：“东自大食及于阗回纥乃抵中国。”“宋元丰四年，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使来献方物。元祐中，其使两至。”“本朝洪武四年，诏遣其国故民捏古伦齐诏谕之寻遣使来朝并贡方物。”倘若拂菻国是东罗马，按照这个记述，宋朝、明朝时，东罗马都是中国的附属国？？该国风俗：土屋无瓦。哪里的土屋没有瓦片？想想西藏那里的房屋。不信的话，继续往下看。“宋史：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以蒲（葡）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小筚篥、偏鼓。”东罗马有箜篌？？？有筚篥这种乐器？箜篌筚篥韩熙载夜宴图再看有关“贵臣如王服”的记载：“同上，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诸佛寺坐红床，使人异之。贵臣如王之服，或青绿、绯白、粉红、褐紫。”是的，西藏喇嘛。坐床典礼是继位典礼，是该教所特有的仪式。如果有人还相信，后面还有很大很大的四个字：不尚闘（dòu，斗）战。除此之外，铸造的金银钱正面是“弥勒佛”。敢问，东罗马的钱币上是弥勒佛？西吹们希望东罗马不尚斗战？不仅如此，笔者还找到了《殊域周咨录》卷之十一有关“拂林”的记载，此处的记载比《大明一统志》还要详细！原来，“拂林”还有个古名“密昔儿”。该国的元素，除了长得与中国人一样，衣仪同中国外，还有佛寺、钱币上有弥勒佛、有葡萄，有锦、有桑、有蚕……注意到拂林的国王叫什么名字了吗？灭力伊灵改撒。去掉前面四个字，就是“改撒”。“改撒”，即“凯撒”。当拂林国变成了东罗马，“改撒”——则变成了“凯撒”。综上所述，拂林（大秦或海西国），其方位必定在云南、印度东北部一带，笔者原先的考证没有错。傣族，古称“掸人”。汉时，这里有哀牢国，于东汉投归，设置了永昌郡。中国古代史书将傣族建立的部落或者城邦称为“掸国”或者“掸邦”。注意，掸国人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昆羽继圣，公众号：昆羽继圣大秦在云南？！古印度之前世：大月氏治下开端，蒙古后裔莫卧儿在后。来华传教的佛教僧人不是天竺土著，竟是大月氏族人因此，勿要再被网上这些不怀好意的声音给蒙蔽了。记住一点，大秦就是拂林、拂林不是如德亚（今以色列）、也非东罗马。（‘中国’二字最早见于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何尊”底部铸刻着122个字铭文，清晰地写着：余其宅兹中国）越是追本溯源，越是发现一个无比惊人的事实：不论你是信或不信，华夏人（包括殷人、宋人、明人）的足迹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遍及世界各地，几乎探索了整个地球，并形成了自古以来的天下中心的概念。故有，天地之中，八方来朝！故曰：中国！***关注我，关注《昆羽继圣》四部曲，关注文史科普与生活资讯，发现一个不一样而有趣的世界***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函宇通》在清朝是一本禁书。本书主要由明末熊明遇的《格致草》和熊明遇之子熊人霖的《地纬》组成。清顺治五年（元始1648年），熊志学将《地纬》与熊明遇的《格致草》合刻，取名《函宇通》。《格致草》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出版，原书初名《则草》，其在“叙”中说：“格致草，初名则草，成于万历时，后广之”。《格致草》言天文，《地纬》言陆地、海洋、国家等地理，后被乾隆列为禁书。《格致草》初版已遗失，在《函宇通》中亦被删改。《函宇通》“叙”言：“今颇删削，取慎余阙文之意，且原版多佚矣”。由于《函宇通》被清廷列为禁书，所以全本一直未在民间流传。有人宣称《函宇通》抄袭西方传教士的作品，但蹊跷的是，传教士的作品却被列入四库全书，并未禁止，如果《函宇通》只是抄袭，又怎么会被禁呢？答案唯有一个，那便是《函宇通》才是原稿。1938年，花旗国国会图书馆对其馆藏的中国善本撰写提要，人们这才发现这本书尚存于花旗国的国会图书馆中。后来，经过查找，在中国清朝宫廷藏书中也发现了顺治初年的《函宇通》，现藏于北京图书馆。花旗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格致草》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函宇通·格致草》，经过比较，二者应该是同一版本中国有天文，也有物理，这不是天体物理、不是光学、不是涉及引力？还在探索天体运行于宇宙太空中的根本原因呢：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这是从现象到本质的归纳与总结，当今物理学底层的逻辑与思想，皆不出华夏古人总结的范畴，——实际一直在此框架内摸索与验证。研究“日”，即太阳研究“月”，即月球但对华夏的先祖们而言，光研究这些可不够，得透过现象发现本质，思索和总结宇宙亘古不变运行的天道（原理），故有历代多种学说产生。大象恒论：天覆地载，自位言也；天圆地方，自德言也。其实天地皆圆体，地在天中只是一点。从浑天学说到大象演说不动之极（北极）对地中心，至大之天，至小之地，通轴于一。而后，诸天之错行不忒（殆），一定之理也。天之运动，恒，不去其本，所论其各（部）分无一不动。而起全体无一分动，此又一定之理也。由此看来，华夏古代物理有定理吗？当然有。这不就是吗？诸天位分恒论这一段，连宇宙天体总体如何运行、遵循规律，全部都指出来了，够不够清晰？这九重天其实就是中国古人总结的宇宙诸天体的运行模型。从宇宙如何诞生，到宇宙中的天体、万物如何而来，以及如何遵循规律运行，华夏老祖们不断归纳，已经把这个模型总结得相当完善了，还能将万事万物纳入一体整体考量。“速则如月天之二十七日一周”，月球围绕地球转一圈的时间为27.32天。“迟则如土星之二十八年一周”，土星绕太阳公转平均速度约为每秒9.64公里，公转一周大约为29.45年。这些是常识，畴人子弟皆知之。古代天文历算之学，有专人执掌，父子世代相传为业，称为畴人。天亦自西旋东。冬至日在虚七，距今4000年；冬至日在筲四，差六十度，大约两万五千年一周。唯有最上一层，无星可见，其行最健，自东旋西。一日一周。带动列宿、七曜、天，俱左旋，所为宗动天也。左旋一天，以静天极为轴，以赤道为天腰。右旋诸天以黄道极为轴，偏南北极各二十三度半。以黄道为天腰。诸天位分演说，阐述相关理论华夏古人早已发现宇宙诞生、演化与运行的奥秘，故常曰：天道左旋，地道右旋（不同视角）。此为宇宙至真之理，作为唯一的天道民族，故有：伏羲女娲图，注意看背后的星辰。男左女右，亦有天文意义宏观宇宙遵循此理，微观世界也不例外。易经讲的是这个道理，源于易经的皇极经世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而继承先辈之学的函宇通，讲的还是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DNA双螺旋《函宇通》这本书在明朝被列为禁书，传教士从中抄袭了大量内容。清顺治五年（1648年），熊志学把《格致草》和熊明遇儿子熊人霖所著《地纬》合刻为《函宇通》

印度所谓白种人的特征是16世纪后进入南亚殖民的白人，与黑发、栗目、黄肤的人种、以及黄黑混血人，三者之间再次混血杂生的遗腹子。

孟席斯在《1434》中提到过一件事：1434年，一支由4艘船组成的中国船队抵达意大利，带去了当时中国人掌握的各项科技资料。这支船队只是中国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大型船队的一小部分。这支中国船队还派出特使（副使）从威尼斯前往佛罗伦萨市，向罗马教皇尤金四世转交了天朝皇帝的大量礼品，其中包括一些西方世界当时没有的世界地图、天体图和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其中包括《授时历》《星历表》《农书》，以及航海图、先进的造船技术等大量刻印本。根据书中的考证，孟席斯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做出了多项具有革命性发明创造的国家，这些发明创造包括造纸术、火药、金属冶炼、复杂的水车灌溉系统以及嫁接技术等。不仅如此，他还表示：“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人也吃大米，大米就是郑和船队帯来的，中国的精耕农业和水利技术，让意大利成了欧洲当时最富裕的国家。＂郑和舰队去了意大利几次？有记录显示，一共去了三次。当时的罗马教皇尤金四世前任教皇马丁五世于1431年2月20日去世后不久，意大利教士康杜尔梅尔（1383-1447.2.23）当选为新一任教皇，法号尤金四世eugenius（1431-1447年在位）。然而，他的教皇生涯就是不断流浪的开会生涯，从罗马到巴塞尔，从巴塞尔到费拉拉，从费拉拉到佛罗伦萨。1431年后，由于战争的关系，面对信徒日益减少、入不敷出、权力被削弱的窘境，尤金四世只能朝着隔壁趋向于和平的托斯卡纳公国领主借了2.5万金币。债务到期后，托斯卡纳公国领主前来催债，苦哈哈的教皇尤金四世穷得叮当响，是一分钱都还不上。想赖账肯定不行啊，于是，两个挨着的村落公国一合计，干脆把欠款换算成土地，就用地皮来平账吧！托斯卡纳公国对边境的博尔戈镇早已眼馋许久，破产的尤金四世只能将其割让。看，这就是西粉们大吹特吹的“罗马”，明明只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村落，非得描绘成一个幅员辽阔、无比强盛的帝国。可惜，在华传教士们是参照明帝国的形象来撰写罗马帝国的。也就是说，明帝国就是所谓的罗马帝国的故事原型。1474年6月25日，在哥伦布航海的18年前，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名叫保罗·达尔·波佐·托斯卡内利(Paolo

Hércules）海峡。“之柱”是何意？学界认为当时在这里立了一块石碑，所以谓之“赫拉克勒斯之柱”。其实，这是因为拼音文字无法区分近音字导致的误解，真正原因是“HERCVLEVM”被误读为“HER

要打破尬聊的局面，有时星座是个不错的话题。只要谈起星座，就容易打开话匣子，无论是谁都能说上那么几句，比如“天蝎座腹黑”、“处女座不能惹”、“双子座花心”啦……等等，诸如此类。在大多数人被西方灌知的潜意识里，十二星座是西方舶来品，华夏历史上没有，只有二十八星宿。网上流传最广的说法是，黄道十二宫星座和希腊神话有关系，起源于古巴比伦。起初，古巴比伦人先发明的黄道十二宫，后来传入希腊，并与希腊神话相结合。后来，这套东西从希腊传入印度，为印度佛教所吸收，最后嵌套在佛经中传入华夏。所以，在许多与佛教有关的文物中时常出现星座，比如，上述的敦煌壁画、还有宋代的陀罗尼经被等等。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现在已经知道古巴比伦是伪史，卫匡国之前，西方所谓的历史书丝毫没有说服力，完全不具备权威性，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时间混乱，没有时间概念，还常常自相矛盾，是安尼乌斯（Annius

《希波克拉底誓言》，亦称《希波克拉底誓词》，往往是医学专业学生入学第一课就要学习并正式宣誓的誓言。《希波克拉底誓言》中译文总共五百多个字，但是产生的影响却非常深远，堪称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文件之一。几乎所有学现代医学的学生，入学的第一课就要学《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要求正式宣誓，可以说现代医学界的人没有不知道希波克拉底的。在其他领域里，如律师、证券商、会计师、审计师、评估师、推销员等等，都拿希波克拉底誓言作为行业道德的要求。“今我进入医业，立誓献身人道服务；我感激尊敬恩师，如同对待父母；并本着良心与尊严行医；病患的健康生命是我首要顾念；我必严守病患寄托予我的秘密；我必尽力维护医界名誉及高尚传统；我以同事为兄弟；我对病患负责，不因任何宗教、国籍、种族、政治或地位不同而有所差别；生命从受胎时起，即为至高无上的尊严；即使面临威胁，我的医学知识也不与人道相违。我兹郑重地、自主地以我的人格宣誓以上的誓言。”可是，把原文拿来与中译本对比一下，怎么感觉有点不一样啊？这是为什么呢？原文版译文如下：医神阿波罗，阿斯克勒庇俄斯及天地诸神为证，鄙人敬谨宣誓，愿以自身能判断力所及，遵守此约。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世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我弟兄，如欲受业，当免费并无条件传授之。凡我所知无论口授书传俱传之吾子，吾师之子及发誓遵守此约之生徒，此外不传与他人。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然人请求亦必不与之。尤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做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原文如下，究竟里面说了什么，说实话，估计没几个人看得懂。再一查，居然发现希波克拉底本人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誓词，他同代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类似的文件被发现。那就奇怪了，本人都没有提到过的誓言，难道张冠李戴了？还真是，人家就是故意张冠李戴的。据说，最早提到这份誓词的是西元1世纪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身边的一名罗马医生。希波克拉底生活在前460年-前370年，这之间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过这份誓词，因此该誓词的来源不明。当然，其实历史上有没有罗马皇帝克劳狄都是个未知数，身边那个罗马医生就更是未知数了。因为传说中的罗马帝国并不存在，只有君士坦丁堡，而真正的罗马帝国暗指中国明朝，欧洲只有一个类似梵蒂冈一样的罗马小城，归教皇管。详见：中国是印度，还是“罗马帝国”：十字架是甲骨文的亚字变体，华北是上印度，华南是南印度，上印度与南印度之间是中原坝……目前，《希波克拉底誓言》作为日内瓦宣言的一部分，由世界医学协会每隔十年重新评估誓言内容的准确性，以符合时代进步。近年来，在美国芝加哥WMA大会上，在各专业医学权威的见证下，《希波克拉底誓言》已经迎来了第八次修改。哦，原来如此，这个编造故事的作风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实际上，不论是被称为古希腊或西方“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宣称：大约在西元前八世纪，希腊人模仿西亚腓尼基字母创造了希腊文字。而腓尼基文字，则是模仿埃及文字而成。西人接着宣称，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各国文字，皆源自腓尼基人字母。按照西方定制的学术主流意见，以及公知们宣扬的所谓西史常识，腓尼基是西方海洋文明的序幕和字母文字的前身，它活动于“古希腊”的前后，与“古罗马”并行良久。西方历史学家们称，“腓尼基人”曾在今天的突尼斯建立最大的殖民地城邦，它使其他古代城市黯然失色；在杰出的军事家汉尼拔的率领下，迦太基与“古罗马”争夺地中海霸权；由于汉尼拔最终输掉布匿战争，这座世界史上最富有的城市于西元前146年被夷为平地。假如没有腓尼基，“古希腊、希腊字母”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假如不存在腓尼基，那么与之对应的迦太基、汉尼拔将不会存在，布匿战争和罗马帝国也不存在。那么腓尼基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丁•贝尔纳（Martin

通读历史，中西比较研究，就会渐渐发现满清统治者对华夏文明的摧残是更古未有的，是空前绝后的，尤其体现在对科技学术的态度上。明代，兼容并蓄，朝廷对科学研究持积极态度，不仅文人工匠对科学有极大的兴趣和研究成果，就连统治者阶层本身也对科学有着很大的兴趣。这与满清统治者有着天壤之别。由此，自上而下，各行各业繁荣发展，科技实践与理论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耶稣会传教士在尚未抵达中国传教前，其实先去了小日子那里。不过，沙勿略在日本传教时，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日本人每每在进行激辩时，总是会把华夏搬出来，因为彼时的他们认为中国最先进，是无可争议的各方面的权威，哪怕是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他们也会乞灵于华夏智慧。面对耶稣会，他们常常会说：“如果JD教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知道它并接受它。”传教士们在小日子哪里碰了壁以后，就决定把目光转向华夏。而他们在华夏的传教，不仅巧妙利用了朝堂形势，而且抓住了某些人贪财的心理，以金钱贿赂，从入教发钱开始的。在传教士利玛窦于1601年到达北京前，明朝各方面的学科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并许多领域远远领先于世界。一、气象学14世纪中叶出现的《白猿献三光图》载有132幅气象云图，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一致，这是世界现存最早的云图集。要知道，欧洲直到1879年，是的，直到近代1879年才出版云图，而且只有区区16幅。早在西元前18-前11世纪，华夏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甲骨气象记载，即甲骨卜辞。虽然并不是成形的气象云图，但是这代表着华夏从很早就开始观测天象，并对风雨雷电等各种天气现象尝试进行记录总结，同时，依据生活经验进行短期的天气预测。战国时期，当时的人们已经对各种云进行了详细地分类。《吕氏春秋•应同》中将云分为四类“山云草莽（积云和积雨云）、水云鱼鳞（卷积云）、旱云烟火（卷云）、雨云水波（层云和层积云）”。山云草莽（积云和积雨云），图片来源：中国气象局水云鱼鳞（卷积云），图片来源：中国气象局旱云烟火（卷云），图片来源：中国气象局雨云水波（层云和层积云），图片来源：中国气象局从秦代到汉代，古人还绘制出了各种各样的云图。《汉书˙艺文志》中有《国章观霓云图》等书，宋代典籍中有《日月晕珥云气图占》一卷、《天文占云气图》一卷、《云气图》一卷、《占风云气图》一卷等云图。明时，云图的绘制已经变得相当精美了。明代茅元仪的《武备志˙载度占》记载了《玉帝亲机云气占候》的图，里面有51幅云图和日月星辰的星象图。与《玉帝亲机云气占候》图相比，《白猿献三光图》的科技含量更高，它吸收了前人观察天气的心得，以日月星为“三光”为指针，将日、月、星、银河作为背景，通过描绘云朵位置、色彩、运动来制成云图，用于天气预报。而且，每幅云图上都有详细说明。看，华夏气象学有明显的技术发展脉络吧？不是从天而降、突然爆发的吧？是的，气象学是建立在无数华夏古人积累的经验之上。二、航天您可能会发笑，明朝怎么可能有航天？明朝诞生了航天事业的先驱啊。嘉靖年间，万户进行世界上最早的火箭升空试验，不幸牺牲，成为人类载人飞行先驱，为纪念其为科学献身精神，现在月球和火星有以其名字命名的环形山。20世纪70年代，1970年国际天文联合会将月球背面一座环形山命名为“Wan

提起《永乐大典》，可能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以前，咱们小心翼翼，说《永乐大典》内容宏富、包罗万象、卷帙浩繁，是华夏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可以称之为“历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后来，中国人出去见了点世面，渐渐地，心生疑窦：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中国的第一，就是世界第一？在满清愚民统治以前，确实如此。曾经妇孺皆知的《大英百科全书》与《永乐大典》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值一提。这部全书体量巨大，即使每天看一册，也需要花30年时间。令人瞠目的是，《永乐大典》被无数公知曾经热捧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一本百科全书，被另一本百科全书如此称道，举世罕见。不过，《永乐大典》完全用不着谦虚，它担得起这份殊荣。其正本共计11095册，约有3.7亿字，采择前朝文献典籍之多，高达七八千种。其收录时间上自先秦、下讫明初，辑录了大量后来已经失传的秘籍史料，且对所收文献甚少修改，堪称”典籍渊薮”，历史价值、文献价值首屈一指。要知道，明朝前，在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上，所有以渊博著称的典籍都完全无法与永乐大典相提并论，它们之中最多的，引用典籍的数量绝大多数都不会超过千种。即便是后来满清吹得神乎其神、却科技军工寥寥的《四库全书》，其引用的典籍也不过3000余种。编辑一本《四库全书》，却借机销毁了15万册典籍，还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御题永乐大典2020年7月，中国藏家以6400多万人民币的价格，在法国拍下了两册四卷《永乐大典》，一时世界为之瞩目。两册6400余万，单册价格便是3200多万。即便如此，要想把永乐大典重新集齐，亦是难于登天。鲜为人知的是，修编《永乐大典》的最初起意并非来自明成祖，而是来自于大明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召集朝中政要，共同商议修纂类书一事，即“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明太祖的眼界了，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但是他肯定知道历经战乱，恢复华夏道统，为往圣继绝学的重要。1403年，明成祖朱棣即位，登基称帝。为了继承父志，同时消除“靖难之役”后朝野上下的不平之气，朱棣下旨编纂一部史无前例的类书，遂令永乐年间内阁首辅、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解缙招募人手，整理前朝典籍，着手修书。其编撰宗旨为：“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明成祖：我爹如果长成鞋拔子脸，我能长成这样？不得去做个亲子鉴定？初次编撰时，解缙召集了147人。永乐二年（1404年），初稿完成，名为《文献集成》。解缙原以为可以交差了事，不料，明成祖过目后瘪了瘪嘴，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不用自我介绍了，诚如各位所想，我就是那位秉公直言、与太祖“亲如父子”的翩翩才子、永乐大典的总编撰——解缙，人称解公。我承认，第一次只想着交任务，有点划水，偶尔也跟你们一样，上班的时候也摸摸鱼。翰林院大学士解缙，才高八斗，命运多舛，在短暂的四十七载岁月中，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是出任《永乐大典》的总编纂一职。除此之外，余下的人生不是被贬黜，就是在被贬黜的路上。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找来了太子少傅姚广孝主持大局，再命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类书，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参与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其中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

三观毁去的过程，必是重建的过程。这世界真是值得好好探究一下。根据南京大学杨晓春教授的研究考证，西人眼中的“印度”是一个宽泛的地理概念，泛指印度、东亚远东的一个模糊的名称。13

迄今为止，网络上依旧流传着这么一个美丽的谎言：世界上曾存在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但是，除了中国以外，地球上余外的三大文明都断代了，然后只剩下了华夏文明。以前，华夏人曾笃信西方学说，很少有人怀疑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外有良知的学者的不断研究和考证，千疮百孔的西方伪史大厦已经摇摇欲坠，愈来愈多的人对此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西方所谓的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罗马纯属子虚乌有。原以为，西方历史上至少真的发生过文艺复兴，结果却发现就连文艺复兴都不存在，完全是19世纪的伪造。而西方所有的科技几乎都来源于对东方文明的复制和伪造，这一行为在19世纪的上海墨海书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达到了高峰。15世纪以前，所谓的西方文明从来没有存在过，非但没有文明，连基本的社会结构都没有形成，所以以前的西方历史都是编撰在纸上的小说。一、古埃及为什么是伪史详见：系统性造假+系统性完善=系统性坍塌。物极必反，这样的结果西方做梦也没有想到二、古希腊为什么是伪史详见：一个小小的中国肉桂，居然戳破谎言，打败了西方公认、呕心沥血的《希罗多德历史》，引起古希腊全线崩塌此外，西方历史中缺失了青铜时代，而这是人类进化链中必然存在的一环。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进化史首先是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最后进入铁器时代，唯有华夏遗址拥有真实的、详细的、完整的进化链。西方出土的青铜器，凤毛麟角，都是些通过贸易转卖过去的小饰品小物件，例如耳环、戒指、牙签、挖耳勺等等。西方的青铜器是没有大规模出土记录的，除了海里浸泡数月，捞起来的不算。为什么会从海里捞出青铜器，而不敢从土里挖出来呢？因为，如果是从土里挖出来，那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墓葬或遗迹属于什么年代？里面埋葬的是谁？得编撰人物的生平记录，可能还得由此弄出一堆文献来；群葬还是单体墓葬？墓葬的规格、形式是什么，代表了什么文化？有没有其他陪葬品？这些陪葬品是何工艺，代表了哪一段时期的何种文化？……诸如此类，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而且，青铜器的测年方法，一般是按同时出土的其他东西测算。一处遗迹怎么都有点碳基有机物留存，比如粮食、种子、骨头等等，哪怕烧成灰的木炭都行。因此，从遗迹出土的文物，往往纷繁复杂，考证极其详细，想要造假面对的工程量难如登天。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埃及法老可以动用数万、数十万人力和庞大财力去修建金字塔当墓室，却无法制造几十斤重的青铜器来陪葬，直接跳过了人类必经的发展过程——青铜器时代。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发现的所谓青铜器绝大多数都是从海里捞起来的。海里捞起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天南海北胡扯一通。反正没有相应链条的佐证。如下，海神波塞冬青铜像，1928年在希腊优卑亚岛海域发现，据称是西元前400多年希波战争期间作品。类似波塞冬这种青铜像，在希腊还有很多，无一例外，都是从海里捞出来的。三、古巴比伦为什么是伪史详见：一本《中国上古史》居然颠覆西方创世说、时空观、教会神权，掀起启蒙运动，迫使其历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四、欧洲文艺复兴为什么是伪史详见：从未存在的文艺复兴：击碎起源立柱、百科全才“达芬奇”，随着达芬奇的倒下，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也必倒无疑五、古印度为什么是伪史印度有国家概念和地理概念之分。国家概念的印度其实是近代才形成的，在18世纪英国人入侵、殖民当地前，历史上的身毒、天竺一带，一直是个小国林立的地方，从未形成过大一统的国家。换言之，没有书同文，没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字，甚至没有统一的历法。即使在莫卧儿王朝（蒙古人的王朝）和英属印度帝国时期，印度地区也只是相对统一，各地大小土邦林立，异国为数众多。正因为如此，印度诗人泰戈尔曾感慨地说，“印度”之名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有的小伙伴肯定会说，印度这个称呼不是从唐朝时就有了吗？还搬出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印度总述》：“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或云身毒、

插图约二百八十幅。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农桑通诀》，包括有农业史和耕垦、灌溉、收获、蚕缫等农业科技；第二部分为《百谷谱》分论了粮菜果木的栽培方法；第三部分为《农器图谱》，是全书的重点和精华,

本来不太想说开封犹大的伪史问题，因为此前已经有人专门说过了，但是看看形势、看看老家每年的“铁改余”乱认祖宗的笑话居然愈演愈烈，牵头的还有地方公务员，还是觉得要把这个半路嫁接过来的混乱历史枝丫给斩断才行。有些人已经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还引以为傲，真是令人痛心。犹大的故事得从大唐说起。提起大唐战神名将，除却“勇冠三军，名可振敌”的薛仁贵外，铁骨铮铮、大器晚成的苏定方肯定也是家喻户晓。苏定方，本名苏烈，字定方，生于592年，冀州武邑（今河北武邑县）人，后迁居始平（今陕西兴平以南）。十五岁时随父亲苏邕率乡兵数千人讨伐贼寇，征战四方，名动一时。后来，父亲过世后，苏定方先后追随窦建德、刘黑闼，均以失败告终，心灰意冷的他便归隐乡林。38岁那年，苏定方被唐朝名将李靖启用，选为先锋。苏定方没有辜负李靖的期望，率领两百名骑兵，一马当先，在浓雾的掩护下突然袭击，一举击败了敌酋颉利可汗。而后，其声名愈隆，成为一名擅长以少胜多的常胜将军，曾以五百精骑直面敌军两万。永徽六年（655年)春，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靺鞨联合进攻新罗，攻占其北境三十余城。新罗向大唐遣使求援。苏定方随同程名振攻打高句丽，得胜而归，拜为右屯卫将军，封临清县公。同年五月，苏定方又和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程咬金一起征西突厥，任前军总管，率五百骑败鼠尼施等部四万之众于鹰娑川（今新疆开都河上游裕勒都斯河谷）。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发兵，分南北两部讨伐屡次劫掠的西突厥，北路主帅为六十五岁的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南路则由右卫大将军突厥人阿史那弥射和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统领。在额尔齐斯河，十万敌军将苏定方部一万余众团团围住。面对强敌，苏定方毫无惧色，他占领制高点，号令步军利用地形配合，稳扎稳打，不但抵挡住了敌骑三次勇猛冲击，还将敌人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此次远征，苏定方在中亚塔什干地区的金牙山大破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追至石国苏咄城（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西北），俘阿史那贺鲁，平灭了西突厥。图片来源：历史总探长西突厥灭亡后，原本臣服于西突厥的中亚诸国纷纷降附，整个西域置于大唐掌控之下。苏定方累功升迁至左骁卫大将军，晋封邢国公。其子苏庆节得封武邑县公。此后，老当益壮的苏定方又率唐军西征东讨，西进帕米尔高原直抵中亚、东征高句丽、援新罗、伐百济，转战数千里。相传，苏定方72岁高龄，还率八千唐军击败了吐蕃八万大军。只是这场战役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皆无记载，反倒是在吐蕃史书中被记了下来。根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659年，唐朝大将苏定方曾在乌海(位于今天青海省喀拉海附近)击败吐蕃副大相达延莽布支所率领的八万吐蕃军队，并在交战中斩杀了达延莽布支，其汉文译本如下：及至羊年(吐蕃历法，即高宗显庆四年，己未，公元659年编者注):

南宋末年，元军攻破临安。随后，南宋大臣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退守岭南，等拥立年仅八岁的卫王赵昺（bǐng）为帝，改年号祥兴，迁居至广东新会县南80里海中的小岛崖山。崖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远远不如海南岛和台湾。崖山位于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约50公里的崖门镇，银洲湖水由此出海，也是潮汐涨退的出入口。东有崖山，西有汤瓶山，两山之脉向南延伸入海，如门束住水口，就像一半开掩的门，故又名崖门。彼时，朝臣、百姓、士卒加在一起尚有20余万，由于栖身之地狭小，几乎半数以上的人都被迫居于船上。元廷派遣蒙古大军和汉军多路进发，张弘范以舟师袭击漳、潮、惠三州，李恒以步骑偷袭广州，阿里海牙率蒙古兵攻打琼州。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张弘范率元军攻至崖门，元军浩浩荡荡陆续抵达崖山，对南宋形成三面包围之势。面对张弘范率水师大举来犯，张世杰昼夜苦思破敌之策。当时，有幕僚向张世杰建议应该先占领海湾出口，保护向西方的撤退路线。但为防止军卒临阵脱逃，张世杰并未采取该建议。为了激发战斗意志，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他下令尽焚陆地上的宫殿、房屋，又命一千多艘宋军船只以“连环船”的办法结舟固阵，用大绳索一字形连贯于海湾内，并且安排赵昺的“龙舟”护于军阵中。初始，元军以小船载茅草和膏脂等易燃物品，乘风纵火冲向宋船。但宋军早已料到此招，船体提前涂满了污泥，并在每条船上横放一根长木，以抵御元军的火攻。元军见水师火攻不成，遂据守海口，以水师封锁海湾，又以陆军断绝宋军汲水及砍柴的道路。宋军吃干粮十余日，饮海水之士兵呕泄。其后，张弘范把军队分成四组，乘涨潮时再次发动进攻。崖山海战历时20多天，前后动用战船两千余艘。祥兴二年（己卯，兔年），二月初六，即1279年3月19日，由于南宋军民腹背受敌，身处绝境，陆秀夫眼见突围无望，便身背年仅九岁的幼帝赵昺投海殉国，而后十数万军民相继蹈海自尽。此一役，青鸾悲鸣，杜鹃啼血，——南宋覆没，亡。此战说来令人揪心，不只是张世杰指挥出现了失误，由于信息不畅，还出现了判断失误。陆秀夫带着幼帝蹈海前，双方战事胶着，并未呈现兵败如山倒的场景，是有人乱喊乱叫扰乱了军心，导致陆秀夫等人以为已经战败、不可逆转，又因困于阵中，带着小孩无法突围，所以选择了跳海，而后众将士得知帝崩，哀伤之余，失去了斗志，故而大败。张世杰发现问题时，早已无力回天，唯有仰天悲呼，徒呼奈何！宋祥兴二年，己卯，兔年，五月，南宋太傅、越国公张世杰在阳江大螺岛之平章海边，宁死不屈，为国殉职。《元史·张弘范传》记载:“世杰走交趾，风坏舟，死海陵港。”左丞相陆秀夫之子陆自立率领残部兴海军南迁，途经南洋摩逸国，便在此停留，休养生息，以图复国。后人以陆氏为王，衣冠礼制以及习俗一如大宋，陆氏更是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复宋，此后，此地遂称陆宋（明时改称吕宋）。吕宋国是菲律宾古国之一。在今吕宋岛马尼拉一带。马尼拉湾入口处的海岬，岩石高峻,形如木杵，当地人称为losung，故名。吕宋盛产黄金，物产丰饶，贸易繁荣。宋元以来，中国商船常到此贸易，明时称之为吕宋，《东西洋考》和《明史·外国列传》等均有专条记述。至于菲律宾，那是西班牙在16世纪到来之后才改的名称。当地从西元三世纪左右，便与华夏友好往来。宋亡之后，下南洋的华夏百姓很多，越南暹罗都有不少。以陆自立为首的一行人并非直接去了（印尼的）爪哇岛，而是先经过“陆宋（吕宋）”，在那里停留休整了一段时间。在陆宋（吕宋）时，陆自立逐渐汇聚了不少南下宋人。他们使用宋朝的科技、农业技术教会了土著人使用石磨子给水稻谷去皮，也就是教会了当地土著如何舂米。这一点被后来的西方人记录了下来。在西方人的记载中，陆宋在南岛土语中的意思就是‘去稻谷皮的磨盘’。1520年以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先后来到陆宋岛，葡萄牙人在航海日志中把明朝时的吕宋岛记为Lucoes（陆宋）的。事实上，是捷足先登的葡萄牙人（比西班牙先来）发现吕宋岛的当地人在使用石磨舂稻米，并且将工具称为Losung。葡萄牙人当时非常惊讶，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料到当地土著居然拥有着相当先进的舂米工艺，殊不知，这正是南下宋人留给当地的遗产与影响之一。陆自立在当地建国后，名头愈发响亮，他非常担心元兵南下，前来讨伐。于是，经过一番商议，聚集于此地的宋人果断放弃了这个距离广东、福建并不太远的据点（从福建泉州到陆宋岛的海路不到1000公里），迁徙去了更远的爪哇岛西端——巽他（顺塔）海峡。爪哇岛距离大陆的距离在3000公里以上。到达爪哇岛西部后，陆自立率领南宋后裔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顺塔国（Sunda，巽他）。事实证明他们的决策无比正确。没过多久，元廷得知消息后，果然命福建水师挥兵南下，一直打到了陆宋，又追杀至爪哇。不过，元兵劳师远征，又不熟悉当地情况，并不占优，后来并未讨到什么好处，大败而回。由于讨伐爪哇失败，元军从此再没有从吕宋、婆罗洲、爪哇这一路扫荡下来。但是，击退元朝入侵的满者伯夷帝国（以东爪哇为核心）反而将疆域扩展到很大，据说最北达到了Saludong（马尼拉的土名）。由此，南宋遗民建立的顺塔小国得以幸存，前前后后存续了一百多年。百年后，陆自立的子孙得知元朝已经灭亡，中原地区的皇帝又换回了汉人，很快就上表称臣了。明朝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之时，第一站至陆宋，后至爪哇，陆自立后人这才得知元朝已亡，此时中原的统治者乃是由汉人建立的大明王朝，于是便派遣使者向大明进贡，上表称臣。顺塔曾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至明永乐八年（1410年）间三次遣使访问中国，明朝也于1405年遣使报聘。彼时，大明国力日益鼎盛，正是万邦来朝。《明史·外国传四·吕宋》：“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洪武五年正月遣使偕琐里诸国来贡。”根据《明史》记载：“其国一名莆家龙，又曰下港，曰顺塔。万历时，红毛番筑土库于大涧东，佛郎机筑于大涧西，岁岁互市。中国商旅亦往来不绝。其国有新村，最号饶富。中华及诸番商舶，辐辏其地，宝货填溢。其村主即广东人，永乐九年自遣使表贡方物”。直到今日，顺塔的这段过往依旧被认为是印尼历史上较为光辉的一个阶段。爪哇岛被陆自立的后人统治了一百多年，后来西班牙殖民者不期而至，顺塔国覆灭，陆自立的部分后人也变成了平民，在这个岛上繁衍至今。14世纪前后，菲律宾出现了由土著部落和马来族移民构成的一些割据王国，其中最著名的是14世纪70年代兴起的海上强国苏禄王国。菲律宾那时由陆宋、麻逸、古麻剌朗、苏禄国、胡洛等诸多独立王国及部落构成，在西班牙人到来前从未实现过统一。菲律宾群岛上的渤泥国和苏禄国国王由于过于仰慕天朝上国的强盛富庶竟不顾抛下国王不做而长期客居大明帝国，最终客死异乡。郑和下西洋之时，舰队曾多次停泊于吕宋岛港口。因为每次出访，第一站就是吕宋，所以需要在这里设立一个大型补给站。明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下西洋，巡莅菲律宾群岛（南琉球群岛），奉明成祖诏书册封吕宋岛华侨巨富、福建人许柴佬（Ko

Vagnoni，1566－1640）立刻寻变姓名，改名高一志，复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后奉派往山西绛州、蒲州传教。1640年4月9日卒于山西绛州。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

时至今日，不知道唐顺之这样的明朝抗倭将领还有多少人知晓？除了热爱军事历史的人，除了江苏常州的当地百姓，可能知道的人愈来愈少了吧。1990年，常州市人民政府为纪念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抗倭英雄、文学家唐荆川先生特意修建了一个古迹与自然风景巧妙融合在一起的公园——荆川公园。荆川公园位于江苏省常州市荆川先生故居永红乡荆川村。1982年唐荆川先生墓区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每年3月底至4月初，常州都会在荆川公园举办荆川文化节暨海棠花会，二十余个品种，两千余株海棠，等着市民去观赏荆川公园风景优美，不失为一个踏春出游的好地方人文气息也很浓厚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唐顺之先生了。唐顺之（1507年11月9日—1560年4月25日），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汉族，明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嘉靖时曾中会试第一官编修。后任兵部郎中，视师浙江，亲率舟师，破倭寇于海上。升任右都御史，巡抚淮扬。史称其贯通群籍，于学无所不窥，学识甚博，通晓天文、数学、历法、地理、兵法、乐律。工古文，为明中叶一大家。晚年讲学，著述颇丰，学者称荆川先生，著有《荆川先生文集》等。嘉靖三十九年（1560），督师抗倭途中不幸染病，于通州（今南通）去世。崇祯时追谥襄文，后世尊称其为“荆川先生”。唐顺之乃常州青果巷易书堂一名门之后，其祖父唐贵为进士出身，官拜户部给事中，父亲唐宝同样也是进士出身，曾任河南信阳与湖南永州知府。唐家家教甚严，幼年的唐顺之因为写字不端正没少受父亲责罚，外出游玩时，因为贪玩回家晚了，也会被母亲责骂。唐顺之天赋异禀，聪明至极，酷爱读书，父母对其寄予厚望，遍寻名师为其辅导，因此学业有成。嘉靖八年，唐顺之参加三年一次的京城会试，荣登榜首，时年二十三岁。入朝为官后，因嘉靖帝沉迷炼丹修道一途，嘉靖十九年（1540年），时任太子东宫属官的唐顺之，上奏苦谏，致嘉靖帝龙颜大怒，一怒之下将其贬官为民。唐顺之返乡后，为远离喧嚣，潜心读书，他从宜兴山中又迁居至更加僻远的陈渡庄，闭门谢客，废寝忘食，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钻研《六经》、《百子史氏》、《国朝故典律例》之中。在远离官场这十多年间，他涉猎广泛，习射学、算学、天文律历、山川地志、兵法战阵，以及兵家小技，渐有小成。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在嘉靖进士第一人、翰林院修撰罗洪先（1504-1583，字达夫，号念庵,吉水人，为官清正，却与奸臣严嵩为儿女亲家）的鼓励下，重返官场，历任兵部职方员外郎、兵部郎中。彼时，兵部尚书胡宗宪在浙江杭州主持剿倭大局，而他在南京分兵一路，专剿袭扰江苏的倭寇。对于倭寇，唐顺之力主拒敌于国门之外，将其截杀于海上。故屡屡率领海师，自江阴出发，抵达东海的蛟门大洋，一昼夜可在海上行军六七百里，令人惊叹不已。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十日，唐顺之巧妙利用三月东南风之契机，偷偷在崇明岛设下伏兵，八千倭寇气势汹汹而来，不料一进埋伏圈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落荒而逃，十二艘战船被毁。此战大胜，被誉为十年抗倭之第一次海上大捷。而唐顺之也因作战勇猛，累功升迁至右佥都御史、凤阳代理巡抚。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仕途看似一片光明之际，唐顺之的身体却因常年栉风沐雨而患疾恶化，一度连站立都成问题，只能返回太仓休养。深受疾病困扰的唐顺之预感自己命不久矣，决定尽快在明军中物色一位传人，以继承自己的遗志，并将一生绝学发扬光大。经过一番考察，他最后相中了32岁的参将——戚继光。彼时的戚继光尚未真正崭露头角，性子执拗，为人傲气，一身臭毛病，甚至经常被人取笑。但唐顺之眼光毒辣，他看中的，恰是戚继光身上的那股子冲劲儿，那股子热血，那股子赤胆，那股子忠诚。唐顺之将自己毕生所学的枪法精髓，以及呕心沥血编撰的《武编》，尽数授予戚继光。诸多绝学中，最令世人惊叹、并让戚继光声名大噪的，便是“鸳鸯伍”军阵。五人狼筅、长枪、盾牌、长刀的长短结合，攻防有度，配合完美，最终激发了戚继光的无限创意，

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辆马车式三轮汽车，并于1886年1月29日获得世界第一项汽车发明专利。1887年，卡尔·本茨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汽车制造公司：奔驰汽车公司。由此，德国人卡尔·本茨赢得了“汽车之父”的美誉。但是，全世界最早提出汽车概念的人却不是他，而是唐朝的张遂（683年-727年）。张遂有另外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僧人一行。僧一行可不简单。他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动手能力极强，与机械制造专家梁令瓒一起发明了黄道游仪、水运浑天仪等天文观测装置，实现了世界上第一次对于子午线长度的实测。集数十年的观测和计算，僧一行写出了《大衍历》一书，这本书不仅是中国浑天说概念的集大成者，里面还涉及到了大量的数学知识。当然，除此之外，他也是一名佛学家。这里要特地说明一下，因为一行的佛学家身份，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被误导，就有人把他的成就和功劳全部都归到了教派的身上，借此来拔高教派的地位，这是不对的。因为数学也好，物理也罢，都是从天文观测衍生出来，是华夏道统数千年积累出来的，一行传承和学习的这些知识，与教派没有半毛钱关系。在后世的教派诞生之前，华夏道统便已存在了数千年之久。而且，一行供职于唐朝政府机构，是唐玄宗的科技顾问。生活中，经常看到各个教派都来抢夺华夏道统的文化和知识，往自己脸上贴金，篡改历史的可不止一家、一千多年前就开始了，需要睁大眼睛。有兴趣的详见：自废武功的国学矮化：不要再说什么三教合一了，华夏道统从来不是儒释道，而是道法儒、内圣外王，不要一味地将什么东西都往国学里装为了打破车辆始终依赖于人力或畜力作为驱动力的局面，僧一行率先提出了自动车的构想，提出了“激铜轮自转之法，加以火蒸汽运”的大胆设想，并将这种机器称之为“汽车”（名曰汽车）。可惜，由于明清以来耶稣会传教士伙同东林党人大规模篡改了历史和典籍，导致僧一行关于“汽车”的详细构想未能广为流传，但这个概念却被晚清名将彭玉麟在其所著的国防军工议论文《精艺术》中记录了下来，收录于收录于《清朝柔远记》卷十九附编《蠡测厄言十三篇》中。与曾国藩一同创立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官至兵部尚书的彭玉麟：字号,雪岑、雪琴《精艺术》全文一千三百字，“水激铜轮……名曰汽车”出现在最后一段：总之制器尚象利用（指发明制造）本出于前民，几何作于冉子，而中国失其至便之书，西人习之，遂精算术；自鸣钟创于僧人，而中国失其传，西人习之，遂精机器。火车（此火车非后世火车），本唐一行水激铜轮自转之法，加以火蒸气运，名曰汽车；火炮，本虞允文采石之战（宋抗金少数胜仗：采石大捷），以火器败敌名为霹雳。凡西人之绝技皆古人之绪余，西人岂真巧于华人哉？吾深恐华人之大巧而仍自安于拙也。有人看见此文，由于不了解明朝历史和科技，就说彭玉麟说的火车，跟汽车没关系。实际上，明朝王徴在《奇器图说》中早就提到了“火船自去”，文中的“火”与“火船自去”的火是一个意思，都是指“水激铜轮自转之法，加以火蒸气运”，即采用同一个方法，而这个方法恰好是郑和宝船的蒸汽动力来源，也是明朝大修宫殿时用相当于1800头骡子的蒸汽动力上旱船来牵引沉重的石料和皇木的方法。而且，彭玉麟在文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很多技术原本就是出于华夏，而被西人习了去（剽窃抄袭而去），搞了半天，西人的这些技术，包括火车汽车的原理技术，皆是华夏古人之绪余。这说得还不够清楚吗？您看，在清朝时，还是有很多人知道中国技术被西方传教士剽窃的，可见那时他们的活动有多么猖獗。英国人说，1663年，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最先提出制造蒸汽机汽车，利用蒸汽射流的反作用力来推动车辆前进。姑且不论这个说法的真假，就算牛顿这个神职人员、炼金师真的提出过蒸汽汽车这个构想，也比僧一行（683年-727年）晚了900多年。1678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

但没有质量是不可能推导出包含双质量的万有引力公式，反过来才有可能。一方面“假普勒三大定律”被宣传为“万有引力定律”的前身；另一方面又有人反过来引用“万有引力定律”证明了“假普勒三大定律”的伟大正确,

辉格党成员罗伯特·沃波尔（1676年8月26日-1745年3月18日，又译作罗伯特·华尔波尔）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内阁首相。虽然当时他的职位并未得到官方和法律认可，但他确实是内阁的掌权者，并历仕乔治一世及乔治二世两朝，主导政局约20年之久，他也因此成为英国历史上最长任的英国首相。此人于1721年因南海泡沫事件而取得实权（4月4日），因对西班牙开战而失势，于1742年2月11日辞职致仕。唐宁街10号本是乔治二世在1732年送赠予沃波尔的私人礼物，但沃波尔只愿以公职身份接受这份礼物，在其卸任后，唐宁街10号便成为首相官邸和一种象征。英国人盛赞罗伯特·沃波尔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是他首创内阁制度。但事实上，英国的内阁制度是师从华夏，从明朝学去的。然后，在明朝内阁制度上适时进行了一些改变而已。不但如此，他还采用了华夏的谏议制度。从御史台、言官，到所谓新名词“议员”，你懂的。至于，华夏的文官制度和考试制度，管理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数千年来一直行之有效，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抄作业呢？英国抄了，欧洲其他国家争先恐后跟着抄，美国见了，也赶紧抄。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先是在东印度公司试行中国制度，1870年后，认为可行，便将文官制度及考试制度推行至英国本土，全国实行。其他欧洲国家不甘于落后，也纷纷效仿。

封控期间，孩子在家上网课，每天要打印很多试卷和课件资料。其中一份试卷资料无意间引起了我的注意。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希罗多德都登堂入室，进试卷了？！孩子虽然已经初三，但依然没有鉴别能力啊！为人父母，我不禁感到后背隐隐发凉。伪史堂而皇之进课堂，还闪闪发光。倒吸一口凉气以后，俺决定立刻跟孩子重点强调一下有关希罗多德的问题，让孩子知道孰是孰非。可是，学校里的其他孩子呢？我不知道，也不敢想。这种事，能做的最多也就让老师反映一下。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原来，这些私货已经开始泛滥了。要知道，这种私货连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牛顿都是为之不屑的。且来瞧瞧这希罗多德究竟是何方神圣吧。希罗多德（西元前480年-西元前425年），被西方世界誉为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西方文学的奠基人、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据说，他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记录下来，著成《历史》一书，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因此被尊称为“历史之父”。关于西方文字、文学、艺术、哲学的起源之前已经专门发文说过了，皆是来源于东方大国。他们依靠耶稣会传教士参照东方体系建立国体制度、艺术、哲学等等，也包括赛先生（Science

不要再说什么三教合一了，华夏道统从来不是儒释道，而是道法儒、内圣外王，不要一味地将什么东西都往“国学”里装。不能好好继承和发扬，往往就会自废武功。“国学”已成为一个分不清精华和糟粕，什么都往里面装的大染缸。西方不仅搞出什么苏美尔文明、亚述文明来混淆视听，还在污染华夏正宗道统方面不遗余力。网上甚嚣尘上的三教合一就是典型例子。实际上，如果认真学习历史和先秦典籍，就会很容易发现华夏道统从来不是儒释道（教），而是道法儒。道理很简单，因为华夏道统道法儒（道家、法家、儒家）形成在前，外来的和尚和本土道教出现在后。释教兴于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大约是西汉末年传入。五斗米教（正一盟威道）祖源成都大邑鹤鸣山，是东汉末年（西元142年）张道陵客居蜀地时所创。受道者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又或“天师道”。张道陵自称是张良后裔，其子张衡、其孙张鲁在蜀汉一带传道，信徒众多。三国时，五斗米教后由张鲁发扬光大，后成为人社运动的历史来源。而在两汉之前，华夏道统便早已形成，且传承数千年。三皇五帝不断总结，传商汤，而至文王、武王、周公。尧舜时代据传为文明盛世、凤凰鸣山，《礼记•礼运》篇赞其为“大同盛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尧传舜时，余“允执厥中”四字。《论语•尧曰》记载此事：“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继位后，践行“执中”之道以治邦。《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舜传禹时，根据毕生修身和为政心得，以及实践经验，凝练为十六字，即道统之源《尚书•大禹谟》记载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西周时，形成了“神灵之天”“道德之天”“自然之天”的天道观，连同民本思想等作为古代思想遗产，为孔、墨、老三哲所继承。儒家由周公传孔子，孔子传颜回、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孔子阐“忠恕”，曾子著《大学》，子思作《中庸》，孟子论“心性”，理学振“道统”，皆由此而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即明其道心。《中庸》之谓率性，亦须“精一”，方能率其道性。人心危、道心微之论，历朝儒者皆有阐述，《荀子•解蔽篇》中也有类似引注，称：“《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儒家续传，直至宋代陆王（陆九渊、王阳明）、程朱（程颐、朱熹）各有所悟。“内圣外王”则出自《庄子·天下》，是由道家提出来的。某种程度而言，“内圣外王”之道，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内圣外王之道，庄子自名其学。《逍遥游》是庄子哲学中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喻众生之大自在，“坐忘”以达“心斋”，剔除个人私念，不为欲望所困，达到“心与物游”、“独于天地精神向往来”的逍遥境界，是个人的内修极致，适己也，内圣之道也；《齐物论》是讨论万物一齐（阐众论之不齐），处理自我与世界如何相处的问题，与物化也，外王之道也，即融入万物，与外界和谐共生。北宋以来，儒家借用了“内圣外王”的名词来解释儒家思想，“内圣外王”遂成为儒家内在道德追求和外在建功立业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即梁启超所言“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冯友兰、牟宗三、徐远和、熊十力等人皆持此观点，影响深远）。“内圣”是加强自我修养，追求圣贤品德，践行君子人格，修身养德，使内心符合“圣”的标准；“外王”就是经世济民，治国理政，注重政绩，做一个有事功的人。“内圣”是基础，“内”不“圣”就无法经世济民，治国理政，达到很好的政绩，就不能达到“外王”的目的。儒家强调从“修身”到“齐家”到“治国”再到天下太平，说明了达到“内圣外王”的次序。《庄子·天下篇》有云，合于神明，效法自然，养育万物，泽及百姓，以天道为根本，以法度为末节，六合通达而四时顺畅，无论小大精粗，其作用无所不在。神圣自有其由来，王业自有其成因，皆渊源于一。不离根本，称为天人;不离精纯，称为神人;不离本真，称为至人;以天为宰，以德为根本，以道为门径，能够预示变化，称为圣人;以仁布施恩惠，以义作为道理，以礼规范行为，以乐调和性情，温和慈爱，可称君子。以法律为尺度，以名号为标志，以比较为验证，以考核来判断，等级之数像一二三四那样明白，百官以此为序列，以职事为常务，以衣食为主旨，生产储藏，关心老弱孤寡，使其皆有所意养，此乃养民之常理。上古道术和法规制度，流传后世，存于《诗》《书》《礼》《乐》等诸多典籍中。《诗》用来表达情志，《书》用以载事，《礼》用以规范行为，《乐》用来调和情操，《易》用来说明阴阳（平衡之道），《春秋》用以正名分。《庄子·天下篇》又云：“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道术为天下裂，道裂为百，这便是春秋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真相。港台那些毁誉参半的所谓大师，会道门文化居多，尽量少信。如果想深究一下原因，不妨多学学先秦典籍，再多研究下这几个大师的人生经历，你会发现有些大师没怎么上过学，发迹是靠混迹和逢迎权贵圈才被捧起来的，那时并无太多建树。只是有大人物们背书，所以名气很响。为了讨生计，阿谀奉承是家常便饭。这样的大师，无论如何是比不上钱穆先生的，更遑论与王夫之相提并论。没有好好学习，就不能好好领会，也就不能好好继承。历史上，后人误解、错误理解传统的东西（宝贵知识）实在太多了。例如，浑天说原本是天球视角（上帝视角）。“天如鸡子，地若蛋黄”，地球浮动于宇宙空间，宛如漂浮于气海蛋液之中。宣夜说，天道左旋，地道右旋，则是银河系视角。商朝时，就已经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了。甲骨文之“恒”，表示地球两观察点间的弧线。夏商秦同源，《吕氏春秋》为理论大成，《周髀算经》作推算，人若以地球视角观察天地，则皆为半圆。地球分为两个半圆，便是两仪。而天只有一个，遂称天一。古人认识到静止空间是三维后，发现了宇宙中一个亘古不变的秘密：空间运动永不停歇。连山易、归藏易、周易中，皆是参悟和模拟天道运行规律，故无故事，亦无人名，核心内容其实只有一点：三维空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运动的空间，周而复始，循环演进，产生的“空间轨迹”，比如春去秋来，夜空中北斗七星围绕着北极星，斗柄春日指东，夏日指南，秋日指西，冬日指北。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正如《冠子·环流篇》所言：“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古人由此发现了圆的运动。为了精确测量夜空和星辰轨迹，古人将天空进行不断等分，最后划分成了360等分，每一等分用一度来表示，即360度。根据星辰的运动轨迹（在夜空中出现的位置），可以确定春夏秋冬，可以确定二分二至，可以确定二十四节气。一年便由此产生了。古人为之命名，时间就成了第四维。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渐渐忘记了时间的起源，日用而不知，单从概念上去理解，时间的含义就变成了：一是标志某一事件的开始或终止的时刻或持续中的某一时刻；二是指某两个特定时刻之间的间隔。所以，历法的核心是什么？是圆周率的精度，是等分数学。正因为如此，每年的3.14日被定为圆周率日。周髀算经，径一周三，即圆周率取3，九章算术，极限割圆，圆周率3.1416圆周率多精确一位，纪年可放大十倍。是故，北魏景初历，19年置7闰，对回归年做1843等分（纪法），对朔望月做4559等分（日法）。有意思的是，直到1999年，西方仍旧没有彻底搞懂和解决历法中的岁差问题。1999年，乌曼在“进动时间悖论的数学问题”一文中指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美国海军天文台、马克斯普朗克天体物理研究所、皇家天文学会、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和其他著名研究所的专家，以及斯蒂芬霍金博士等著名物理学家，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理解历法的基本物理和数学原理”。即便如此，西方仍旧开动舆论机器，大言不惭地宣称：儒略历由凯撒大帝在希腊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帮助下设计，并于公元前45年1月1日起开始使用的。乌曼虽未指明，但事实是，这个世界唯有中国历法最为悠久、最为完善和最为精准。能最终真正解决这一难题的，也非中国学者莫属。历史上，华夏文化几度差点灭绝。濒临绝境、离万劫不复只差咫尺之遥就有三次。笔者所著《昆羽继圣》之三：千里江山篇中就结合故事情节描述了安西都护府孤悬绝域数十载、河西走廊保存火种、沙州义军回归大唐的艰辛历程。可是，大唐衰亡后，西域终究是陷落了。而从西域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间居然间隔了将近一千年。一千年，再见已是伊斯兰。经历了满清近三百年销毁各种科技典籍、肢解教育体制、把家里的宝贝拱手赠与外邦的愚民统治之后，我们原有的精气神被夺，骨子被打入奴性，形成了历史上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崇洋、媚外。凡是传统的东西，在舆论的鼓噪下，往往被带上一顶封建、迷信的大帽子。今天，绝大部分人连跪坐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了。跪坐跪坐，其实除了跪，还有坐。可惜，很多人不知道，小朋友们更不知晓。

一本《中国上古史》居然颠覆西方创世说、时空观、教会神权，掀起启蒙运动，迫使其历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是不是很不可思议？但这事儿的的确确、就真的发生了。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名叫卫匡国的人说起。就是这位被誉为欧洲早期汉学家、历史学家、“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的大兄弟起好心、办坏事，写了本书《中国上古史》，传回欧洲后，意外颠覆了西方的创世说、时空观，还动摇了教会神权根基，掀起了启蒙运动，逼得教会只得根据中国历史编年表来伪造和篡改西方历史。听名字你大概以为他是中国人，然而，并不是。好吧，早期的这张画像有点瘆人，还是看看后期的吧。卫匡国（Martino

海德格尔曾说：存在总是被遮蔽。历史则不但被遮蔽，还被极力涂改。西方不仅五百年前的历史全是伪史，就连二战前后的历史也被刻意遮蔽、涂改，涉及犹大和一些神秘组织的问题更是重灾区。也许你会不屑一顾，这些都是捕风捉影的阴谋论，见得多了，不足为信。那么，眼见为实，就从你我身边的城市开始说起吧。很多人都听说过共济会，但不知道共济会在上海有旧址。这幢米色的建筑名叫“规矩会堂”（Masonic

伏尔泰曾说：五百年前，欧洲无一人会识字。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学会识字的呢？今天就来说说东学西渐中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大明灭亡后，西方的耶稣会分裂成了南北两派，即罗马派和新教派，这两派虽然师出同门，但其实斗争非常激烈。是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所谓罗马派，主要是指西方的南派，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中欧；而新教派则是西方的北派，主机包括荷兰、比利时、德国和瑞典。清朝建立后，从努尔哈赤算起，皇位传皇太极，再到第三位皇帝福临，也就是顺治，顺治执政时，新教德国派的传教士贝尔受到重用。然而，好景不长，顺治于24岁那年驾崩，其后年仅八岁的玄烨（康熙）继承大统。玄烨年幼，初期无法管理政事。1664年，鳌拜等人对清廷的新教派进行了大清洗，受此影响，隶属于北派（新教派）的德国贝尔被判死刑，其余九名传教士皆被杖责一百，驱逐出境。这九人离去时，将在中国皇家和民间收集的各种资料全部带到了德国。耶稣会新教派如获至宝，迅速组建了翻译团队，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于是，德国新教派迫切希望欧洲能够重返中国，以解决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困难，因此，他们摒弃前嫌，呼吁南北两派暂时团结在一起，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位闻名于世的人物，便是莱布尼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某些资料上虽然写着他是出生于1646年，但实际上他的出生有争议。有一种说法，认为其母亲是中国人，是中德混血，而且他出生在中国，是当时被驱逐的北派群体中的一员。他是成年之后，才来到欧洲的。研究莱布尼茨的手稿可以发现，他对中国文化十分精通，远胜于一般的传教士。莱布尼茨与传教士如闵明我等人的翻译工作，带动了德国的崛起。德国因为翻译中国的文献资料、并利用其中的各种科技知识，从而摆脱了蒙昧落后，快速崛起。而这一现象很快引起了法国国王年轻的路易十四的注意。目睹德国的发展，路西十四迫切希望法国能够拜东方为师，从而变得强大，故而发布了招聘大量中国人的启事。重金之下，他很快为自己找到了一位中国翻译——黄嘉略。黄嘉略，福建莆田人，出生于莆田天主教家庭，父亲是莆田当地的天主教徒，母亲是法国传教士的女儿，外公在江西传教，拥有一半法国血统。由于父亲早逝，少年黄嘉略被法国传教士普于善收为义子，带至巴黎学习。因为这个条件，被法王路易十四看中，选为御用翻译。路易十四命他组建法国图书馆。通过这个人、这个关系，法国在与清廷交往的过程中，取得了康熙的信任，清廷允许法国建立天主教堂的分堂，双方互派使团，而原来的势力如西班牙、葡萄牙等北派则遭到了排挤，比如最早在巴黎的满清派遣的中国天主教徒沈福从就被赶到了非洲殖民地去传教。由于路易十四的支持，黄嘉略迅速在巴黎走红，红透了半边天，并娶了一位巴黎姑娘为妻。孟德斯鸠对大名鼎鼎的黄嘉略仰慕已久，与其交往频繁，最终二人成为密友。通过与黄嘉略的长期交流和学习，孟德斯鸠获得了有关中国的大量知识信息，并委托波斯商人，以波斯商人的名义写出了《与波斯书》《论法的精神》等著作。黄嘉略在欧洲出版了《汉语语法》一书，是他教会了法国人如何识字。明末时，宣城人梅膺祚制作了世界首部字典《字汇》，把《说文解字》的540个偏旁部首归类划分为214个部，清朝时这部字典更名为《康熙部首》。宜春人张自烈（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藏书家）竭尽家中所有资财，访购古今理学、经、史等书籍，不数年，购得古今人著作三十万卷，崇祯七年（1634）将其藏书全部运回袁州，放置于郡学，以供学子共享。明亡后，闭门著述。晚年隐居江西庐山，累征不出，主讲白鹿洞书院，编纂字典（字hui辩）《正字通》，以形体结构为系的字书，共收录33440字。广州连州的书商廖文英归顺清廷后，获得了张自烈的书稿，将其改名为《正字通》，并伪称自己是作者，献给了康熙，由此更名为《康熙字典》。而黄嘉略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将《康熙部首》《康熙字典》两部书分组分类编号，西方人按照这个编号开始学习中文。此外，黄嘉略还创建了拉丁文和法语的中文字典。自此以后，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就都有了一本中文字典。然后，根据中文字典进行翻译、系统创造本国书面语言文字的工作便开始了。（二）乾隆与路易十六是笔友，康、雍、乾三代与法王路易家是三代世交，大清的皇宫住着80多位身份复杂的传教士……路易十四与康熙，都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使得本国的实力进一步得到提升。为了巩固法国的政权，与宗教神权分庭抗礼，需要尽快建立一套完整的国政体系，路易十四将目光投向法国耶稣会士中物色人选，派往东方。选择耶稣会士，不会受教会阻拦，因为在这一点上，双方有着共同的目标，即从东方学习治国理政、学习科技文化知识。这些耶稣会士不仅受国王派遣，有教会身份，还加入了共济会。那时，犹大还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贱民，他们没有土地，不能从事手工业，只能从事金融和放贷。为了摆脱困境，他们纷纷加入共济会，并逐渐夺取了法国共济会的大权。教会默许了他们的行动，因为教会需要一个工具或手套来抗衡王权。此时，法语尚未形成完整的书面语言体系。《法兰西学院辞典》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法语辞典。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于1694年才编辑出版了第一部辞典，并向国王赠送了该版词典。法兰西学院于1635年由法国国王路易十三（1601-1643）下令，批准宰相、枢机主教黎塞留（1585-1642）成立，学院最初的任务是规范法语，让语言规范、明晰、纯正并易使用者理解。17世纪前，欧洲各国流行的都是土语，英法德语都被视为“只能制造歧义和混乱的乡下土话”，严禁其进入学术领域。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都是没有经过“书同文”规定的表音文字（字形、读音、语法迟迟无人制定标准），这类口语，每个地方发音不同，不同的方言对同一个事物，有不同的称呼，再把它写出来，很容易产生歧义。欧洲字典历史大致如下（从中文对译创造和规范语言）：意大利：1286年出现《天主经》，由约翰内斯·巴布斯编纂，词汇量极少，只是耶经阅读辅助词汇表。1502年，意大利发行的《安布罗吉奥·卡莱皮诺词典》才是真正具意义的拉丁文字典。葡萄牙：1588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出最早的《葡汉词典》，收词6000余条。西班牙：1603年，西班牙传教士彼得，瑞诺，编写了《汉西词典》。随后在1739年，西班牙学士院编撰出6卷本《西班牙标准语词典》。法国：1635

（一）系统性造假+系统性完善=系统性坍塌。物极必反，这样的结果西方做梦也没有想到。除了天文历法是造假死穴外，现代语言的起源（体系书面语言，书同文，能够用来教育普及、表达思想、传承文明）也是致命伤。今天说说一个点引发历史大厦坍塌的问题。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地质检测技术被运用于考古。经过地质检测技术证实，尼罗河三角洲是近代几百年才逐渐形成的，之前那里是一大片泻湖，而不是连成一片的土地。这一情况恰好与坤图万国全图所记载的情形能够互相印证。陈中原教授《尼罗河三角洲全新世海平面变动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与长江三角洲的对比》（《海洋学报》第24卷）。1、如果尼罗河三角洲五百年前还是一片泻湖，茫茫海面，波浪翻滚，那这里的文字、这里的历史、这里的罗塞塔石碑如何诞生呢？2、如果没有尼罗河三角洲，大海上生产纸莎草吗？纸草文书如何诞生？这里的文献资料如何产生？如果没有莎草，没有纸草文书，那么古希腊人用埃及莎草纸撰写的所有文献与书籍，岂不是全假的？3、如果这里诞生不了文字，那么这里的一切文字历史，包括法老陵墓的文字，又是怎么来的？4、如果没有尼罗河三角洲，那么，名扬四海的压力山大城自然也没有了。没有压力山大城，古希腊的托勒密王朝及一切相关故事，那不就是……5、压力山大死后安葬于压力山大城，压力山大城都没有了，那么压力山大这个人也就不存在了。总不可能把一个真人葬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吧？没有压力山大的话，那么压力山大征服埃及的故事就值得推敲了。更令人发窘的是，压力山大都不存在了，那压力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就……没错，压力山大都没了，与压力山大过从甚密的老师亚里士多德还存在？一个真人与空气人进行交往，并名流千古？所以，亚里士多德从这点上来看，是不存在的。恰好，与其他方面资料能够对得上，能够互相印证。其他方面，比如天文历法、语言起源、耶稣会士的记录、参与拿破仑造假团队的科学家爆料、几百年前欧洲名人著作记录、后世学者考证等等，都能彼此印证。6、如果没有压力山大，那就肯定没有压力山大图书馆了。因此，来源于压力山大图书馆的古希腊文献传承历史自然也是假的。古希腊伪史所宣称的由此教会阿拉伯人科技文化、乃至于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都是假的。7、如果没有压力山大，那压力山大天文台也不可能存在，什么托勒密在此写下了天文地理著作，都是虚妄的。托勒密不存在的话，那么艾萨克牛顿的知识起源点也自然是假的。8、如果没有压力山大，欧几里得（实际上，利玛窦的拉丁文名就是“欧几里得”）在此撰写出了《几何原本》并教书育人的历史，无疑也经不起推敲了。由此带来的结果，整个西方的数学史，是假的。现在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其实来源于中国，具体请见蓝丽蓉教授论著《雪泥鸿爪溯数源》（与澳大利亚伊迪斯科文大学（Ed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