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飞 张楠 |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2021年研究综述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1期“2021 年新闻传播理论与前沿”专栏。

作

者

姜飞：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张楠：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概

要

【摘  要】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常态化蔓延，世界经济整体性衰退，政治保护主义地区性抬头，信息通信技术推动全球价值链变迁与产业结构调整，全球资本与信息流动呈现出“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与“再全球化”的多维联动性生态景观，与此联动，全球传播格局出现从“西强我弱”向“东升西降”过渡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体而言，2021年中国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局”为总体语境，探索了新技术与新使命的冲击下全球传播生态的总体性变迁态势，呈现出“考古与重建”的思想气质、“全球与地方”的方法论特征，以及“媒体与平台”融合的研究趋势，同时围绕“传播能力”“话语体系”等热点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整体来看，本年度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回归中国”“扎根中国”“自觉中国”，将中国作为方法，成为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平衡全球与地方的基本方法论。

【关键词】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全球传播；研究综述

本研究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为依据，选取了学科类目G20/G21（信息与传播，新闻学、新闻事业）、G22（广播、电视事业），和H3/H9（外国语言）的部分期刊以及部分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类专业期刊。①以“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为关键词，对样本期刊进行全面检索与研读，同时结合2021年出版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相关的学术著作与会议论文，对中国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年度热点进行总结和归纳，力图相对完整、全面地展现中国2021年国际传播研究概况与总体趋势。

一、考古与重建

后疫情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迁与信息传播技术（Information Commuication Technologies，ICTs）革新加速重塑全球传播生态。2021年中国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传播生态巨变与既有传播理论阈限的巨大张力中，在美欧理论视域与本土实践需求拉大的鸿沟中，对美欧传播理论的地方性与有限性进行了深挖，并通过学科领域内的思想考古与知识还原，探寻理论建构的一般理路，拟推动中国视角下的新知识生产进入新局面。

2021年中国国际传播“考古”的重点领域主要有概念的学术史、理论的思想史等，通过以上领域的“治史”来“重建”国际传播理论得以自觉和创新的可能视角和潜在路径。

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起始于、发展于美欧传播学理论的译介与本土化探索，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史在某种程度上是美欧传播学“理论的旅行”，近年来，学者们普遍意识到“理论作为人的智性的产物，（其）发展和表达也是语境性的，存在偶然性和条件约束”（张涛甫，2021）。诞生于20世纪美国热战与冷战背景的美欧传播学理论不能简单地移植和挪用，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自觉与范式创新需要对其进行语境性还原，明确其适用的范围与边界，以探索可进行新知识生产的视域空间。

迄今为止，国际传播领域主要包括“国别区域视角下的国际传播，以及文化、认知视角下的跨文化传播”（姜飞，2021b），对与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相关的概念群，如全球传播、战略传播、对外传播、整合传播等的学术“考古”是学者们一直关注与对话的重要议题。相对于以往的“固态化”概念界定与语境还原，2021年学者们开始尝试以“流动化”的视角来关注概念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发生的意义流失、增补，尝试发现误读的“灰色地带”。

“战略传播”概念在“旅行”的过程中，保留并强化了美国战略传播理念中的“国家”视角和“以媒介为中心”的特征，淡化了战略传播本身的“语境适配”与其他“非传统传播主体与行为”，理论重建需“依据不同语境进行改良与适配，充分挖掘本国‘原型战略传播’（proto strategic communication）资源”，“探索平台媒体时代推进国际传播转型升级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创新路径”（史安斌、童桐，2021）。

“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华理论旅行中产生语言学、教育学与传播学领域关于“交际”与“传播”术语之分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被分别归化为“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从知识社会学视角看其差异成因“并非自然产物，而属于学术场域争斗与意识形态的结合物”（陆国亮，2021）。译名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跨文化传播”作为一个公共领域被既有的语言学、教育学、国际传播、新闻传播学、哲学等学科“似是而非地诉说，若有若无地建构”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是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忽略了其“思想史语境前置、实践问题语境错置和全球传播主体空置的综合作用结果”，理论上可以从微观、宏观和中观三个层面，以“全息化传播主体”的整体意识，运用“文化物理学”视野（姜飞，2021c）。transcultural communicaton是不同于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层面的跨文化传播范畴，是“超越物理和文化现实的疆界阈限，进入到对不同文化原型背后、之上的文化各自所指向的哲学存在，朝向或者审美共通性，或者生存共同性的思考”（Fei et al.，2021）。这种理想的“跨文化叙事”是超越于简化、机械、平面、线性的美欧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思维，具体研究可“采用‘据中释中’和‘据西释西’的范式”，以“实验法、访谈法、符号学、解释学等研究方法”对文化间传播加以把握和探索（林升栋，2021）。在信息形态数字化的当下，美国跨文化传播的一系列经典理论应朝向“新的传播和通讯技术”所含蕴“新的规则”进行调适，确立新的数字跨文化传播理论（常江，李思雪，2021）。具体理论探索包括考古“陌生人”理论（李思乐，2021）、边缘人理论（高国菲、吕乐平，2021）、跨文化能力理论和实践从美国流向日本的思想史过程（张楠，2021）。

此外，关于“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概念辨析在后疫情时代得到进一步阐释，即二者不再是单纯的“包含论”或“替代论”（崔远航，2013），而是各有其明确的适用对象，在特定情境下有着不可替代的阐释力，过往研究中将二者割裂对立或混淆使用都是不可取的（韩德勋、赵士林，2021）。

如此，“考古”与“重建”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研究方法。2021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对于“战略传播”“跨文化传播”“全球传播”“国际传播”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考古”，一方面呈现出2021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回头看”的“还原”性思维特质，另一方面也探析了“以史为径”来建构中国国际传播理论的思想起点与知识生态的可能理路。

二、全球与地方

国际传播的历史和时代特点赋予当代中国国际传播双重任务，一是建立起与其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内传播矩阵，夯实有效传播中国声音的能力体系；二是推动建构平衡的世界传媒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讲好世界故事，同时讲好中国故事；由此，中国国际/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天然需要具有“中国—世界”“地方—全球”“历史—未来”的双相度话语主体意识。

中国国际传播的话语实践逐渐顺应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中美贸易战与疫情防控国际传播实践的推动下，愈加意识到“世界传媒秩序与国际传播格局公共性的价值，尤其是在维护世界和发展秩序方面的价值，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视角正在朝向‘和平/合作’的话语框架”（姜飞，2021b），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越性话语正在对“西方—东方”二元对立的话语边界与主体框架进行全面反思。因此，在这样的国际传播形势下，“大众传媒（media）和新兴媒介（medium）已经历史性地被赋予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宏伟画卷的‘织女’角色：从国内传播来看，将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汇聚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有效‘织锦’，编织进入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而有机传承、和谐发展；从国际传播来看，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实践有效‘织锦’，编织进入世界文化地图而收获彼此尊重、和平共处”（姜飞，2017）。也即“新时期中国国际传播的创新发展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为西方社会理解中国发展提供适应性话语，又要讲好‘世界道理’，为求解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程曼丽，2021）。

在当下中国国际传播话语转型的实践推动下，2021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兼顾“中国”与“世界”、“地方”与“全球”的关系，呈现出某种辩证递进性气质。以“世界”性全球视域聚焦在地化的“中国性”国际传播研究，基于国际视野来建构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2021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出现了新的方法论视角——“全球中国”。“全球中国”“既是新型全球秩序进行时的产物，也是世界借以理解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位置的创新方法论，更是一套解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论话语”（张毓强、潘璟玲，2021）。不同于“西方—东方”二元对立视角，“全球中国”是具有对话视角的方法论，“不仅是全球范围内正在形成的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力形态，也是理解新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传播战略的‘去中心化’方法论”（史安斌、盛阳，2021）。在具体的传播实践层面，“全球中国”视角下的国际传播也是包含了六个核心环节的调整和升级，即“全球新闻→全球记者→全球媒体→全球受众→全球本土→全球传播”（刘滢，2021）。“从当前视听传播思维来看，以国际通用的视听语言传播中国故事，仍是“全球中国”的重要思维。与此同时，多方对话的差异，可通过整合对话双方的不同文化观念、巧用‘他者’叙事思维、站在‘他者’角度去制作其思想意识形态背景下可接受的传播作品，在差异性对话中实现自我与他者视点的平衡，以及本土影像符号的跨语言传播，在此基础上塑造、建构并传播真实客观的形象，形成有序的共同体传播意识”正是对“全球中国”方法论的有效实践（胡正荣、李涵舒，2021）。“全球中国”是2021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对全球本土化话语范式与传播理论的宝贵探索。“跳出中西二元窠臼，寻求多元异质学术话语之间的对话与融合，……支持了‘中国’这一‘域值’的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其终极旨趣不止于中国之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更在于世界之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祁芝红、李智，2021）。

以“中国性”精神气质建构全球化的“世界性”国际传播研究，2021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通过对本土实践、理论、哲学的深度开掘，探索其世界性意义，主要包括“中国故事的世界表达”和“中国理论的世界阐释”。

首先，“中国故事的世界表达”。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同时也是中国取得显著抗疫成果的一年，研究者聚焦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治党史与对外传播史”“中国制度”等中国故事，通过历史学的、社会学的、修辞学的视角深度开掘中国经验的世界性普遍含义，彰显了“在地全球化”的研究气质。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实践与中国社会演变与历史变迁之间存有深刻而复杂的关联，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治党与外宣实践经验的深度开掘是讲好中国“政治”“体制”故事的重要篇章，是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进行新知识生产的重要增长点。学者们认为“坚持党管媒体”“坚持人民中心理念”“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等（郑保卫、王青，2021）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发展的历史经验。“时度效”论、“同心圆”论（丁柏铨，2021）、“以正面宣传为主”“媒体融合”“现代传播体系”等（董天策，2021）是中国共产党引导舆论的重要观念。在对外经验的开掘方面，“改革开放之前以‘生存、斗争’为主，而改革开放之后则是‘发展、合作’为主”是党的国际传播特点（段鹏，2021），“把握构成政党形象的四个主要维度，即党是谁、党做啥、党咋做、党咋样”是党对外传播的四大核心内容（崔海教，2021），“对外宣传——对外说明——对外传播——公共外交”是党对外传播形态的变迁路径（刘小燕、李静，2021），“从个体到组织、从宣传到对话、从应急到常规直至成为党的考核机制的变革”是党新闻发布的宝贵经验（周庆安、刘勇亮，2021）。面对国际舆论的“污名化”，党“坚持制度自信”，“真实呈现百年大党”，“运用学术话语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自行设置话题引导国际舆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贡献”（孙利军、高金萍，2021）。

其次，“中国理论的世界阐释”。中国理论是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抽象表达，中国故事、中国理论、中国哲学的世界表达与世界意义的开掘是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从“国家身份构建的话语调适、话语应对模式的重建、全球信息价值观的重塑三个方面”实现价值维度转向的有效学术实践（段鹏、张倩，2021）。2021年中国学者通过将本土理论与国际范围内热点传播研究领域融合，推动中国知识生产的世界性阐释。例如，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引入到健康传播研究领域中（林升栋等，2021），聚焦中国传统哲学的世界意义，挖掘“儒家‘和’观念”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塑世界治理体系、反思全球现代性的重要价值（李欣人，李承志，2021），“诸子学”对重构现代中国学术话语与普遍性原理的重要价值（王锐2021），“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华夷一体”等民族思想对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间的逻辑关联与路径（王文光、文卫霞，2021；龙晓燕、胡明，2021）。

三、媒体与平台

20世纪，美国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依托的硬件基础是大众传播基础设施与信息结构。进入21世纪，媒介技术变革正在模糊并重塑着国际传播的信息边界形态，基于新兴信息技术的数字边界正在生成（姜飞，2021b）。近年来，“平台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勾连起当下传播学的诸多重要议题（孙萍等，2021）。面向这种技术性引发的全球传播生态重大变迁，2021年国际传播研究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平台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平台技术对国际“传播主体”“传播关系”“传播边界”“价值伦理”的冲击与重构，以及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知识论”转型。

从传播主体来看，相较于以国家主导的媒体力量为主要传播主体的大众传播时代，当前“伴随着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平台公司逐渐代替政府”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又一重要主体（孙萍等，2021）。在全球信息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的主要资本主体承担着维系国家信息主权，参与全球互联网空间治理的重要功能，中国式平台经济“以逐渐转化为规模庞大的社会运行中枢系统并形成现实的垄断局面，而国家在面对平台带来的媒体、金融、社会治理等领域的种种挑战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反垄断规制，从而形成平台与国家之间的‘双向运动’”（王维佳、周弘，2021），从而形成国际传播的新兴主体性存在。

从传播关系来看，平台化的国际传播关系“与平台社会下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同时也与社交媒介和互联网技术崛起有紧密联系”，整体上呈现出“中介化”“再数据化”和“商业化”的特征（孙萍等，2021）。同时，这些特征进一步重构了国际传播依附于国家主体性势能与信息秩序性动能的单向间性关系，“平台经济的发展延续了全球产业链的发展逻辑，也是地方性和全球化相互建构的过程，它囊括了国家的、跨国的、比较的、全球的和区域的多个层面”（孙萍等，2021），建构了一种复杂性关系。

从传播边界来看，相对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物理边界与文化边界，“平台通过‘历史—文化’‘社会—技术’以及‘技术—商业’”关系与公共空间建构关联，全球传播参与主体的社会性（socialities）被囊入重塑国际传播边界的可能因素中，即“技术对于不断建构文化的‘我们’有什么影响，不仅是对作为人（as people）的我们，还有对作为一个社会（as a society）的我们，对作为一个自我和他人的社群（as a community of selves and others）的我们。这种建构过程不仅仅在于技术反映了我们在文化中所做的事情，而且在于技术与我们共同塑造的文化是什么，以及文化如何产生影响”（何塞·范·迪克等，2021）。

从传播伦理来看，相对于美国基于大众传播技术的“战争—控制”视角的传播范式与伦理价值，回归“每个人”的伦理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中国平台化治理的首要原则为形塑新兴的全球传播伦理带来新的愿景，即“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尊重地方性和个性化，全球与地方达成关系最终是以共识、创新、平等和自由为前提”（孙萍等，2021）。“在互联网时代，需要重新定义媒介伦理，将它作为‘每个人’的伦理。也就是说，媒介伦理已经超越了专业新闻编辑室，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原则、规范和媒体教育，以帮助公民负责任地使用媒体设备，展开全球对话。”（单波，2021）同时，在开展跨文化传播活动过程中应突破二元结构思维和文化等级观，强调多元主体“共生共荣”（史安斌、童桐，2021）。例如，平台世界主义、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以及世界地方主义（cosmolocalism）都是对重塑国际传播秩序与伦理价值的进步性实践与建设性话语（孙萍等，2021）。

此外，平台化同时也为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学理探索与实践提供了拓展空间（姬德强，2021）。提出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实现平台化转向的可能理论路径，即从认识论上超越“文化本质主义”（cultural essentialism）的深层思维模式，从价值论上反思“民族中心主义”或“国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立场，从方法论上清理“技术中立主义”的影响，吸纳批判的技术哲学等理论传统，持续解构技术的社会和文化过程。史安斌、童桐（2021）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风险社会，国际传播在学科范式和实践层面在经历由“跨文化传播”向“转文化传播”升维。李鲤（2021）提出，“平台赋权、赋能、赋意的内生机制，牵引平台化社会中国国际传播主体特征、价值空间和叙事方式的整体变革。”

四、情感与情绪

随着媒介数字化与社交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国际新闻传播学领域关于后真相时代美欧新闻专业主义及其精神的反思渐浓，情绪话语作为一种“新”的新闻话语愈加受到广泛关注，同时，情感与共情对于建构社区关系与文化认同的话语价值得进一步研究。

新闻是一种话语，建立在新闻客观性假设基础上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支撑美欧建构媒体信用和国际话语权地位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随着美欧媒体在重大事件报道中“假新闻”事件频出，数字逻辑与算法逻辑作为影响社交媒体新闻生产的又一底层逻辑重塑着美欧新闻业的信用体系与潜在的受众关联，新闻实践“伦理关系中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适用范围也在扩大”（陈昌凤、雅畅帕，2021）。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对当前美欧新闻专业主义及其伦理精神进行深入反思，进一步探寻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涵旨及其相匹配的新闻话语，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及其理念精神作出有效尝试。

2021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通过对中外新闻实践的文本、内容、话语分析，发现新闻生产与话语建构中的“情感”化倾向及趋势。按照舒德森等学者的观点，“情感”是“理性”的对立面，因而在以客观性为主要原则的新闻专业主义中是不被接纳的。然而，情感化话语在后真相时代已然成为新闻实践的重要话语形态。就此，学者对国际新闻中的“情感”倾向进行了深入反思，同时通过文本、内容、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其产生的因素与逻辑进行了厘清。国际传播领域对国际新闻话语的“情感化”研究发现影响和重塑新闻情感性话语的环节来源于微观和宏观层面。微观层面，采编个体的价值研判与批判倾向影响新闻的情感化倾向。常江、何仁亿在“客观性的消亡与数字新闻专业主义想象：以美国大选为个案”一文中通过对美国大选期间的报道分析，发现其报道的情感倾向源于记者实践的“介入性”将取代“专业性”，其类似“公共议题协调人”的角色使其卸下“真相代言人”的文化负担（常江、何仁亿，2021）。迈克尔·舒德森、李思雪（2021）提出记者“在报道过程中占据更加主动的角色”，“将本身的价值融入新闻生产中”，“新闻专业主义从客观性1.0时代转到了客观性2.0时代”。宏观层面，国家与区域的文化因素影响新闻的情感化倾向（宣长春、林升栋，2021）。

另一方面，不破不立，在美欧新闻专业主义面临“后真相”的质疑与解构的思潮旁边，学者们对中国新闻话语生态中的“情感”价值进行了“再发现”，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情感”价值与后疫情时代的“情绪”危机进行了建设性结合，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话语自觉作出了有益尝试。对《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策略研究发现“情感话语作为一种激活受众的共情因子发挥了正面的舆论引导作用，同时情感性的故事呈现延拓了共情的深度与广度”（黎藜、吴嘉恩，2021）。“跨文化共情传播”对于推动国际合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李成家、彭祝斌，2021）。“情感”与“情绪”价值在中国抗疫新闻话语中扮演重要了角色，对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某种建设性思路。

五、国际传播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人民网，2021）当前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目标与路径主要包含三个层面，即宏观“国家”层面的话语体系建设，中观“组织”层面的平台制度建设，以及微观“民”之层面的能力素养建设。在政策导向的巨大推动下，“传播能力”成为2021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又一热点话题，其研究旨趣主要包括“国际传播能力”研究与“跨文化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

当前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研究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主要来自于不同的学科与学术共同体，但随着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统一性与整体性规划增强，以及信息通信技术日益加速重塑人的媒介化生存状态，二者逐渐出现相向而行的研究态势和共同的研究旨趣，并且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方法论为当前传播能力研究提供了互补联动的新思路与新探索。从传播能力研究发展脉络来看，“国家”与“平台”层面的战略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研究，传播制度与效能研究主要来自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界，“组织”与“个体”层面的组织管理研究，人际交往理性研究，与人的文化建设性与适应性研究主要来自于语言学和教育学学界。近年来，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国际传播规划向多主体、多渠道、多平台方向发展，新闻传播学界的国际传播能力研究呈现出差异化、精准化、多元化、人文化的转向。同时，社交媒介的使用重塑了人际跨文化交往的微观生态与理性，新闻传播学界与外语学界开始共同关注基于媒介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此外，随着国家国际传播规划的升级与媒介化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的转型，新时代国民教育体系中跨文化素养培养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凸显，语言学与教育学对于此领域的研究逐渐跳脱出源于美国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心理学、语言学视域，开始探索中国视角的跨文化能力模式与文化身份路径，呈现出从以“人”为主体的研究视角向以“民”为主体的研究视角过渡的时代性与情境性。

（一）2021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界对于国际传播能力研究呈现出差异化、多元化、联动化，与人文化的研究趋势

2021年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研究呈现出对差异化国际传播能力方案的热忱。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提升需要建构“分层、分类、分群”的话语体系，“采用接近不同区域、不同国际、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胡正荣、田晓，2021）。在这样“差异化”的传播思维导向下，学者们针对不同对象国或具体地区展开研究，本年度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中国周边地带，包括韩国、俄罗斯、东南亚地区等。如，有研究考察了东南亚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接受情况，“发现东南亚华裔和非华裔观众表现差异明显，两者间对中国电影的期待程度及观影行为的差异明显大于对中国电影内容的理解程度”（黄会林等，2021）。还有通过考察了中韩两国对彼此的国家形象认知，发现国家形象维度存在互向异构性等（文春英、吴莹莹，2021）。同时，在对区域国别视域下的差异性策略进行研究以外，有学者还提出“目标精准化，内容精准化和主体精准化，以技术为突破口，融合不同链路，不断根据现实情况优化思路”的策略（宫承波、徐瀚祺，2021）。

2021年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研究还体现出对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与联动化方案的倾向。当前应该“在前一阶段重点进行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上，进行多元主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共建，形成顶层设计之下各部分的协同联动”（程曼丽，2021）。需要超越围绕传播领域内某个要素的改变研究某类主体发展路径或治理对策的惯有的视角局限，结合复杂系统理论与生态学理论等新视角，基于我国传媒业发展现状构建符合现实实践的传播生态系统模型，从多主体的行为交互角度分析传播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化过程，通过演化研究引导新时代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实现健康有序发展（喻国明、耿晓梦，2022）。多元主体与其联动交互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生成性、统一性、实效性”的重要步骤（周栋、储峰，2021）。

2021年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研究的一个创新点是开始关注“能力”的人文性转向。站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十字路口，“如何超越效果导向、社会学导向下的传播能力建设，”走出中国特色的实践道路？“美的传播与传播美学”一文提出将“人文视角和美学思想补充进入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道路”的探索，面向传播美学的“转身”应有两层内涵：“一是我们应该及早把美学思想融入国际传播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中；二是通过中国特色的传播美学与美的传播，影响美欧传播界也来关注传播美学、应用传播美学；同时，传播美学这一命题的提出，也是对常被诟病的现代传播学社会效果导向、功利主义的修正”（姜飞，2021a）。

（二）2021年中国新闻传播学、语言学、教育学学界对于个体跨文化能力研究呈现出愈加“去西方化”与“媒介化”趋势

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2021年中国跨文化传播能力研究在经历了对美国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基本引介与本土化探索后，呈现出比较化、差异化、自觉化的去西方化研究趋势。张楠提出“跨文化能力的观念具有国别差异性，差异生成的逻辑循序‘文明—文化’、‘世界—民族’的辩证性逻辑框架，中国跨文化能力建设应在‘文明—文化’与‘世界—民族’的辩证性逻辑框架下探索‘发展—平衡’式能力观念”（张楠，2021）。在这样的能力观念下，2021年语言学与教育学学界对新时代、新语境、新使命下的跨文化能力培养与教育实践研究同样呈现明显的情境性、自觉性与专业性。如，相较于以往注重外语语言教学中的跨文化能力研究，2021年的跨文化能力研究强调“新时代”“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思政”“青年视域”，与“讲好中国故事”等语境下的新特征与新模式（袁凌，2021；李萌，2021；李芳，2021；朱旭，2021；徐舟涟，2021；潘轶君、李鑫，2021；周海岩，2021）。凸显了跨文化能力在不同行业的专业化与差异化培养路径，如航海、乘务、旅游、医护、行政、商务、对外汉语等领域（张磊、梁素铉，2021；刘荷玉，2021；韩叶等，2021；郭广伟等，2021；刘佳，2021）。以上研究趋势显现出中国跨文化能力研究的自觉性、专业性气质与去西方化努力。

从研究前沿动态来看，2021年中国跨文化能力研究出现“媒介化”的研究旨趣，对基于媒介的跨文化适应能力研究与文化身份建构研究呈现出与国际学界的合流趋势。本研究对2021年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部分核心期刊②进行了初步梳理，发现国内、国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共同聚焦“媒介化的跨文化适应力”研究与“基于媒介的文化身份认同”研究这两个热点议题，即作为“文化他者”的个体如何在媒介化生存中重构自身文化边界与边界认同。

“跨文化适应”是个体通过身份协商重组自身文化边界，以建构跨文化关系的过程，国际学者长期关注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并已然形成了诸多跨文化适应理论。社交媒体重塑了人的文化生存与人际间性形态，为作为“文化他者”的个体跨文化关系建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路径。2021年国内学者对于“媒介化的跨文化适应”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留学生等跨国旅居者的社交媒体使用与跨文化人际关系建构方面，有学者对528名在美中国旅居者社交媒体使用进行问卷调查，旅居者在中美社交平台上自我呈现策略呈现出差异化驱动状态，将其定义为“跨文化逆反效应”（杨恬、张放，2021）。此外，还有学者对在华留学生群体的短视频社交行为与对东道国国家形象认知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舒笑梅、董传礼，2021）。同时在国际学术界，2021年的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期刊中连续登载6篇“酷儿”（queer）的媒介化跨文化适应研究，主要聚焦作为少数群体的“文化他者”——酷儿跨国生存，提出跨国酷儿生存需要平衡多重适应性关系，包括的殖民/后殖民的权力关系、国别框架、性别生存、文化适应，以及媒介化生存语境等（Godfried Asante & Jenna N. Hanchey，2021；Atay，2021；Spencer，2021；Huang，2021；Eguchi，2021），同时其社交媒介的网络民族志可以成为考察其多元适应关系与逻辑的有效研究方法。在“媒介化跨文化适应”的研究方面，国际国内学者虽然聚焦的“文化他者”群体有所不同，但双方研究成果共同显示出了当前跨文化适应研究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模式，而是“多维度”“多语境”“多路径”“联动化”“复杂化”的模式趋势。

另外，“文化身份认同”来源于个体对所处的人际的、群体的、社会的、区域的、民族的、国家的等诸共同体形式内部的成员身份认知。经典跨文化传播理论较多聚焦于移民的文化身份研究，少数族裔的国家认同研究等领域，其理论涵旨普遍认为文化身份认同的观念根植于20世纪有关自我与他人之间关系起源的假设，这种假设认为，文化身份认同基于固定空间与时间内的群体沟通机制，而各种文化身份在符号和行为层面上是可辨识的。“在沟通不间断的新媒体时代，‘固定空间与时间’不复存在，个体与数量庞大的他人共同生活在虚拟时空之中”（常江、李思雪，2021），个体对其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不得不掺杂新媒体技术、全球化、种族等因素的影响。2021年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立足于批判性数字媒体、混合/多种族和心理学视角，调研了少数民族地区如何通过媒体建构民族与国家认同，对肃南县裕固族的媒体使用情况进行深入调研发现“裕固族人的新媒体使用对其国家认同水平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以‘下载身份’的方式集中体现”（何文君等，2021）与之类似的，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则探讨了加勒比海地区年轻的英语用户如何通过使用社交媒体（以Twitter为例）来塑造和协商他们的多种族身份，以影响本地和全球的种族话语，得出社交网站介导了对多种族身份的全球化理解的结论（Maragh-Lloyd & Corsbie-Massay，2021）。无论是国内学者关于加勒比人“个体—本地（种族）—全球”的身份认同建构研究，还是国外学者关于裕固族人“个体—本地（民族）—国家—全球”的身份认同建构研究，均聚焦新媒体使用对于族群共同体身份认同的影响，都共同指向了媒介身份认同对于“串联”“整合”多元化、立体化文化身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同时，国际、国内学者对于媒介与身份认同的关系研究，还共同聚焦于数字媒体通过创造“虚拟社区”与“第三方”文化空间来建构与培育“新身份认同”的研究领域。“虚拟社区不是文化中立的，或许会塑造新的文化身份认同”（常江、李思雪，2021）。文化身份认同如何在虚拟社区中被建构，虚拟社区和传统有机社区中维系文化身份认同的动力和机制是怎样的，类似于国际学者的酷儿网络民族志亚研究，国内学者也对在网络游戏的虚拟社区中女性性别转换与性别身份展演策略进行了研究（黄典林等，2021）。虚拟社会中的身份培育功能也被国际学者引入跨文化理解教育中，跨文化虚拟交流（intercultural virtual exchanges）可以通过建构第三空间获得丰富的跨文化合作交流经验，从而促进其对全球公民的理解，发展其全球公民身份（Lenkaitis & Loranc-Paszylk，2021）。

六、总结与展望

2021年，随着信息技术与保守主义思潮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进一步冲击，全球传播格局出现从“西强我弱”向“东升西降”过渡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际传播领域正在发生深刻的理论格局转型。

从技术逻辑来看，信息、讯息到数据的变迁，转变着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其技术形态与文化生态变迁重塑着国际传播研究的问题意识、问题视域，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路径。万物皆媒的数字时代，“平台化”作为一种媒介、作为一种方法、抑或作为一种方法论，重构了国际传播的“主体形态”“间性关系”“边界意识”“底层逻辑”“价值伦理”，以及“知识生产”的范式与话语。平台化时代的国际传播研究在早期基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效果研究导向的旁边，出现接驳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触及社会底层逻辑的深层研究。

从现实逻辑看，社区存在于传播之中，中国崛起需要以“传播”建构其民族的、区域的、国家的、世界的、人类的“社区”，国家主体性与国家理性是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首属理性”。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成为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一环，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讲话更像是对国际传播工作的“军令状”，该年度国际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回归中国”“扎根中国”“自觉中国”，将中国作为方法，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平衡全球与地方的基本方法论。

从价值逻辑看，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激活了世界对情绪价值和人本价值的需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情感理性、道德理性协同中国抗疫成功经验成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性表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方法，研发与之相匹配具有互惠的、普遍的、共情的、超越的跨文化价值理念与理论体系是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亟待解决的顶层设计。

综上，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已然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变革格局。以“技术逻辑”“现实逻辑”“价值逻辑”三个“视点”来建构中国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底层逻辑和顶层逻辑正当其时。如此，或可朝向“走出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道路，推动我们思考国际传播格局‘三个一百年’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体系，在‘三个一百年’意识下讲好中国故事”迈出坚实的一步（姜飞，2021a）。

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袁玥、包萨如拉、毛丽丽，硕士研究生宓恬、刘雨婷、谢可吟、程镜睿、王硕、陈励澄、张江浩、王行广对文献搜索与整理工作的支持。

注 释

①主要包括《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界》《当代传播》《中国记者》《新闻与写作》《新闻记者》《跨文化传播研究》《南京社会科学》《思想战线》《编辑之友》《全球传媒学刊》《国际传播》《外语界》等。

②主要包括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 Cultural Studies，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姜飞、张楠：《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2021年研究综述》，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1期，93-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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