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辉等 | 信息疫情视角下儿童家长的疫苗犹豫机制研究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3期“健康传播”专栏。

作

者

李锦辉：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张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概

要

【摘  要】COVID-19大流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信息疫情与信息过载的背景下，本文围绕媒体负面信息对儿童家长疫苗犹豫的影响展开研究，以期为公众更好地理解家长疫苗犹豫问题与制定儿童免疫政策提供实证参考。2021年7—8月本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线上招募407名3~17岁儿童和青少年家长，以问卷的形式展开调查，随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研究发现，国内家长群体普遍存在儿童疫苗犹豫，负面信息是其新冠疫苗犹豫的核心因素，个体对疫苗信息的风险感知对于疫苗犹豫的影响作用仅次于负面信息，而对信息的效能感知能够降低疫苗犹豫，家长的疫苗素养在信息采纳与疫苗犹豫中发挥调节作用。

【关键词】信息疫情；信息采纳；负面信息；疫苗素养；疫苗犹豫

COVID-19全球大流行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信息疫情（infodemic）和信息过载问题（information overload）。信息流的迅速发展使公众陷入信息过载的状况；世卫组织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Sylvie Briand博士指出，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是信息疫情（人民网，2020）。

信息疫情是指过多的信息（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导致公众难以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和可靠的指导，进而这些信息甚至可能对公众的健康产生危害（人民网，2020）。当信息泛滥时，大众无法获取可靠的信息来源和正确的知识；认识、理解和控制信息疫情是当下的重要话题。在信息疫情中，大量密集的、难辨真伪的、冲突的健康信息会对个体信息接收者产生诸多影响，其中信息过载是最为常见的表现方式之一。信息过载是指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不足以应付庞大的信息处理需求时所处的一种状态（Mustapha et al.，2021）。信息过载会让用户产生认知负担，影响用户的健康信息行为和健康决策，而媒体作为提供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承担了向公众传递风险知识和建构社会认知的重要功能，在公众疫苗态度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媒体在健康信息传播的变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信息疫情背景下受众对信息的采纳水平是健康信息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随着疫苗的各种信息不断涌现，并经由媒体不断传播发酵，疫苗负面信息时常泛滥在大众之间，尤其是近年来新媒体被广泛应用和普及，在这一大环境下，疫苗负面信息往往被公众自由讨论和广泛分享，导致事件影响持续升级。疫苗接种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之一。然而，近年来“疫苗犹豫”问题日益突出，世界卫生组织于2019年将其列入威胁全球健康的十大问题之一。疫苗犹豫指的是公众在疫苗接种问题上徘徊不定的态度，表示一种介于全盘接受和果断拒绝之间的中间状态（MacDonald，et al.，2020）。自2014年以来，全世界超过90%的国家报告指出疫苗犹豫现象稳步增加（徐毅飞等，2020）。当下抵抗新冠肺炎疫情的重任毫无疑问在于疫苗，但很多人却因为缺乏对疫苗有效性的了解而排斥疫苗，进而产生疫苗犹豫。在我国，疫苗犹豫是一个复杂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国公众对新冠疫苗的需求和犹豫在线调查研究表示，有83.5%的人表示打算接种疫苗，但只有约30%的人有明确的接种意图（Lin et al.，2020）。尽管已有许多证据证明新冠疫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但仍然有一些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少年的家长存在新冠疫苗犹豫（Abrams et al.，2021）。根据国际《儿童权利公约》，本文儿童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儿童新冠确诊病例虽相比成人较少，但仍有报道，因此疫苗的应用和推广也是大势所趋，儿童的疫苗接种工作更应该被高度重视。然而，调查研究表明，超过50%的家长犹豫甚至拒绝给孩子接种新冠疫苗。最常见的原因是家长担心疫苗副作用和缺乏对疫苗有效性的了解（Yigit et al.，2021）。关于疫苗的安全事件或副作用等负面报道都会增加公众对疫苗的犹豫和对国家免疫计划的不信任；对疫苗信息进行负责任地报道、引导公众对疫苗形成正确的认知，既是后疫情时代下媒体面临的特殊考验，也是解决疫苗犹豫的对策。

随着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网络媒体与疫苗犹豫之间的关联（Smith & Graham，2019）。作为疫苗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网络媒体既可以传播不良疫苗信息加剧疫苗犹豫，也可以提供正面的信息以提高疫苗信心；加强网络媒体平台监管、传播正当疫苗信息与提高公众疫苗置信度能够改善疫苗犹豫现象。总而言之，在信息疫情下破除疫苗犹豫的心理障碍十分重要。探究媒介影响公众对新冠疫苗相关健康信息的认知，正视网络媒体传播在疫苗负面信息中的重要角色并关注其影响，对于理解儿童家长疫苗犹豫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本文意图以实证的方法探究家长群体对新冠疫苗信息的采纳水平与疫苗犹豫的关系，这对提升健康传播效果、改善国内家长群体对疫苗犹豫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及理论框架

梳理现有信息采纳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结合本文的研究情境，可以发现：健康信息采纳意愿在家长对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犹豫的过程中非常重要，而感知效能和感知风险是信息采纳的关键性影响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保留了信息采纳模型中对信息的感知效能和感知风险的评估，且考虑到疫苗负面信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不仅会直接影响信息采纳，还会通过影响主体的感知风险而间接作用于疫苗犹豫，故引入负面信息这一自变量。同时，结合对健康素养理论的归纳总结，发现个体的疫苗素养（vaccine literacy）是信息采纳与疫苗犹豫之间的潜在影响因素。

（一）疫苗犹豫

疫苗犹豫的概念是在20世纪末被提出的，当时的学者将其定义为赞同或拒绝疫苗接种的中间态度。2012年3月SAGE疫苗犹豫工作组将疫苗犹豫具体解释为一类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行为（魏征、傅传喜，2019）。根据现况和已有的研究，本文将疫苗犹豫定义为：在疫苗服务可及的情况下，对接种疫苗产生延迟或拒绝而导致免疫规划失败。疫苗犹豫主要受到自信（confidence）、便利（convenience）和自满（complacency）三种因素的影响（史金晶等，2019）。本研究将从这三个维度测量公众对疫苗犹豫的程度。疫苗自信（信任）是指公众对疫苗安全性与有效性的信心、对免疫规划系统服务人员及相关决策者的信赖程度，包括对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信任、对提供疫苗机构的信任和对决定所需疫苗决策者动机的信任。疫苗便利是指接种疫苗的方便性，是疫苗犹豫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获得性、负担能力和支付意愿、地理可及性、理解能力（文化和健康素养）和免疫服务都会影响免疫接种。疫苗自满指对传染病危害性的过低估计和对疫苗使用必要性的怀疑。疫苗自满懈怠存在于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可感知风险较低之时，免疫规划的成功可能导致自满，进而最终导致犹豫。

（二）感知效能

自我效能是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SCT）中的重要部分，是指人们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执行某一特定行为的自信程度，个体对效能预期越高，就越倾向作出更大努力。自我效能在医疗卫生健康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衍生出了健康自我效能（health self-efficiency，HSE）概念。研究儿童家长对接种疫苗收益和风险的感知至关重要，这些因素会影响儿童家长的接种意愿和接种行为。Baars等（2008）学者认为效能感知对疫苗接种的采用或接受有重大影响。莫秀婷、邓朝华（2015）认为健康自我效能显著影响用户采纳社交网站健康信息的意向。赵栋祥等（2019）的研究显示，在个体层面，用户的自我效能对移动健康管理服务使用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赵蕊菡、陈一（2020）认为用户的健康认知能力（包括网络健康素养、健康自我效能和感知信息质量等）直接影响用户个体对网络健康信息的采纳行为。根据李希光等（2020）的健康信息采用模型，感知效能对疫情期间公众的健康信息采用也具有正向影响，风险感知通过影响公众的恐惧情绪进一步影响健康信息采用意向。周涛、李秋霞（2021）基于ELM对在线健康社区用户信息采纳意愿研究中，发现其在影响因素的自我效能方面对用户信息采纳意愿的影响最大。叶雅萍等（2021）提出感知效能强是主动接种疫苗的促进因素，自我效能让受众更愿意主动接种疫苗。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将感知效能定义为：主体对采纳疫苗信息所可能带来效能的评估过程，包括对应对措施的有效性信念与他们可以成功采用应对措施的信念。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家长对于新冠疫苗信息的感知效能会正向影响其对儿童疫苗的信息采纳。

H2：家长对于新冠疫苗信息的感知效能会负向影响其对儿童的疫苗犹豫。

（三）感知风险

感知风险（Perceived Risk，PR）是指“个体对采纳健康信息可能带来的财务损失、时间损失、心理压力和健康损害在内的各种风险的主观预期”（孙竹梅，2018）。哈佛大学的Bauer最早提出感知风险的概念，认为消费者任何的购买决策，其结果都是不确定的，甚至也许会使消费者不愉快，如果购买后所得不能达到预期标准，感知风险因此而产生。健康信念模型认为，个体权衡采取健康相关行为可能带来的益处（感知健康行为的益处）和付出的代价（感知健康行为的风险）后，产生健康行为相关信念，且儿童家长的接种意愿与感知接种疫苗的收益和风险有关。

然而，网络健康信息在彰显便捷性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风险隐患，往往涉及经济、时间、健康、隐私等多方面，用户在采纳相关信息过程中主观感知相应风险系数高或几率大，则会大大降低采纳意愿。莫秀婷、邓朝华（2014）发现感知风险是用户健康信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之一。刘燕等（2016）提出风险感知是大学生接种乙肝疫苗的重要影响因素。陈雨佳（2018）认为，感知风险增加了用户负面结果预期，会降低网络健康信息利用意愿。而疫苗信息与其他信息相较更具有敏感性，因此受众会更加担心安全性风险问题。根据以往学者研究结论可知，感知风险一般负向影响用户健康信息采纳行为意向。赵蕊菡等（2020）提出用户对信息质量风险的感知程度是直接影响采纳意图的重要风险因素。曹曼等（2021）发现儿童家长感知风险影响疫苗接种意愿，与疫苗感知风险的片面认识相比，其对接种疫苗风险的全面认识有助于提高接种意愿，但儿童家长因担心接种疫苗的不良反应或安全性等负面影响会造成接种意愿不高，若提高家长对接种疫苗的有效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则能有利于提高接种意愿。已有研究基于TAM和TPB模型研究高校学生人类乳头瘤病毒（HPV）疫苗接种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出学生对感知风险越高则对接种HPV疫苗的行为意愿越弱。刘敏等（2021）认为对疫苗风险感知高和对疫苗不良反应感到愤怒的女大学生会对HPV疫苗产生犹豫。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家长对于新冠疫苗信息的感知风险会负向影响其对儿童疫苗的信息采纳。

H4：家长对于新冠疫苗信息的感知风险会正向影响其对儿童的疫苗犹豫。

（四）负面信息

负面信息是指信息的原始状态是负面的，即它自身的价值是消极的。负面信息的呈现是公众应对风险时的重要变量。Shi等（2003）研究国人对SARS的认知特征，指出负面信息会导致人们产生非理性风险感知。对负面信息的认知倾向可能与信息采纳有关。

在消费者认知与行为领域，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公众的负面信息感知对自身态度及行为意向有重要的影响。公众在进行购买决策时，倾向于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产品的相关信息，以便对产品有一定的了解与认知。面对认为是正面的信息时，公众会增加对该产品的行为倾向，而面对认为是负面的信息时，公众会自然而然地减少对该产品的行为倾向。并且，消费者行为学家普遍认为，相较于正面信息的感知，负面信息感知对消费者行为倾向的影响更大，公众倾向于关注产品的负面信息。为了从消费者的角度研究负面信息对其影响，研究者们往往采用消费者对负面信息（包括数量与程度）的感知负性去衡量。刘燕、纪成君（2013）在产品负面信息和消费者风险认知的研究中认为，不同程度的负面信息会影响受众的风险认知。张洁梅（2019）在探究网络负面信息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时提出：负面信息强度更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自我威胁的感觉；负面口碑信息强度越大，消费者会感觉到自我威胁的程度越高，启动防御机制的可能性越大。由此可见，负面信息是对消费者意愿产生影响的一个关键因素。

信息负面程度是指信息否定态度的强烈程度。前人对信息负面程度研究发现，负面信息的严重性会让公众产生不同程度的恐惧心理，而这种心理会增加公众的感知风险和态度转变。高杰（2012）在研究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时，发现负面信息程度的不同会给消费者带来不同的心理冲击，从而产生不同的方向感知，负面信息程度越强，消费者感知风险则越强。不同程度的负面信息会使公众态度改变。Chiou等（2013）证实了网络负面信息的负面程度越强，其对公众的信息接受影响就越大。由此推出，家长群体在面对疫苗负面信息的情况下，信息的负面程度越强，感知到的风险就越大，产生疫苗犹豫的程度就越高。

疫苗信息领域的研究发现，在问题疫苗事件的负面信息传播后有超过60%的家长给孩子接种疫苗的意愿受到影响，家长给孩子接种国产疫苗的意愿都变低且对所有疫苗的接种意愿变低。在疫苗相关事件发生后，媒体进行的广泛报道内容多为负面性，家长缺乏对信息的正确判断能力和识别方法，会造成负面舆论的规模和影响变大，从而导致家长对疫苗安全性质疑，影响接种行为。马金宇等（2015）指出，受乙肝疫苗事件负面信息的影响，公众对于预防接种产生较大质疑，且接种意愿较低。张晓、王大伟（2016）发现中国民众对“毒疫苗”事件表现出高水平的风险感知，在感知到风险后，民众倾向于风险规避，甚至表示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选择注射疫苗。王霄晔等（2018）研究发现山东问题疫苗事件负面信息发生后仅有不超过10%的家长愿意接种国产疫苗。杜家玺等（2019）研究发现，有一大部分家长反映未给孩子接种疫苗也是受到了该事件负面信息的影响。Liu等（2021）提出，接种疫苗是个人体验，有关疫苗的风险事件会影响个人利益，在媒体报道涉及风险问题的背景下对风险感知、自我效能与反应效能有一定作用，而公众可能不愿意接受媒体的负面信息。由此可推出，公众面对的疫苗负面信息越多，感知到的风险就越大，对信息采纳的意愿就越低。中国传媒智库（2021）报告指出，媒体对国外疫苗的负面报道铺垫了国内群众的接种犹豫心理。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5：新冠疫苗信息的负面信息会正向影响家长对疫苗的感知风险。

H6：新冠疫苗信息的负面信息会负向影响家长对儿童疫苗的信息采纳。

H7：新冠疫苗信息的负面信息会正向影响家长对儿童的疫苗犹豫。

（五）信息采纳

信息采纳的概念采用前人的定义——主体愿意认同、接受信息中的观点或建议，并且在未来可能利用信息来提升健康水平的决策过程。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也普遍认为可以将信息采纳意愿看作是公众对于信息的认同，是一种主观层面的认知表现。在信息采纳的测量方面，Sussman & Siegal提出从根据信息采取行动的程度、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能促使个体形成采取行动的动机、个体对信息的认同程度三个方面进行衡量（孙竹梅，2018）。宋雪雁、王萍（2010）将其定义为：信息采纳的行为本质是一种决策，其连接了信息寻求、检索、选择和利用等各个阶段，有目的性地分析、评价、选择、接受和利用信息的过程，且该过程最终会影响主体后续行为。Siu等（2019）认为获得有关HPV疫苗信息对于决策接种疫苗过程至关重要。已有研究发现，如果公众看到有关疫苗的知识和信息难以理解，问题疫苗事件的传播会对接种意愿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将模型中的信息采纳定义为：公众在自我感知和需求的基础上，经过对疫苗信息的分析和评价之后，愿意认同、接受信息中的观点或建议，并且这些信息可能会影响疫苗犹豫的决策过程，通过能够表达群体信息态度的行为来测度公众对疫苗相关信息的采纳意愿。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8：新冠疫苗信息采纳会负向影响家长对儿童的疫苗犹豫。

（六）疫苗素养

健康素养是疫苗犹豫的潜在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健康素养较低的人群采取预防性保健措施的意愿也相对更低。Johri等（2015）调查发现，孕妇的健康素养与接种白喉—破伤风—百日咳三联疫苗之间存在正向关系。黎尚赟、马敬东（2020）证明了健康信息素养正向影响大学生接种HPV疫苗意愿，随着人们健康信息素养的提高，接种意愿不断增强。随着对疫苗犹豫问题的深入探究，学界衍生出与疫苗相关的健康素养——疫苗素养，即获取、理解与应用疫苗相关信息的能力。这些能力与健康素养技能相对应，需要人们寻找、理解和采用健康信息的知识、动力和能力，疫苗素养在信息疫情下至关重要。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项研究显示，HPV疫苗素养较高的个体更有可能接种该疫苗并完成整个接种周期。研究发现，疫苗素养中的基本性素养和评判性素养与疫苗接种存在显著性关联。Biasio（2017）提出在疫苗犹豫的三个决定因素（信心、便利和自满）中，最后一个就是与理解能力（即语言和健康素养）有关。Biasio（2019）提出疫苗素养是接种疫苗便利性的一部分，以及导致疫苗接种率低的影响因素；疫苗素养可以调节信息传递并且促进获取成果，在推动疫苗接受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COVID-19大流行信息疫情的背景下，产生了大量相互矛盾的COVID-19疫苗信息，这可能会对所有推荐的疫苗接种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并进一步增加降低疫苗覆盖率的风险。因此，提高疫苗素养变得更加重要。Biasio等（2021）提出疫苗素养可以帮助受众提高对信息的理解能力，并且会影响他们后续可能采取的行动结果。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9：疫苗素养在家长新冠疫苗信息采纳与对儿童疫苗犹豫之间起调节作用。

家长群体对新冠疫苗信息采纳与犹豫的影响机制模型及研究假设如图1所示。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国际《儿童权利公约》界定，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主要针对未成年孩子家长对儿童接种COVID-19疫苗犹豫的信息采纳行为与疫苗犹豫情况展开调研。此次调查在2021年7—8月全国范围内线上招募3~17岁孩子的家长群体（以下统称为儿童家长）为数据收集对象。通过问卷星在网络上发放并回收，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选择微信朋友圈等社群、豆瓣儿童家长小组、微博疫苗超话等社交媒体中接近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区域进行问卷收集。随后以问卷填写时长为筛选标准剔除不符合要求的问卷，排除填写时长50秒以下的问卷，最终回收407份有效问卷。数据统计分析采用软件SPSS28.0及AMOS28.0。

（二）变量测量

变量测量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量表均为5级李克特量表，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信息采纳模型中“感知效能”“感知风险”的测量项改编自孙竹梅（2018）的研究；“信息采纳”的测量项改编自常雅妮（2020）的研究。本变量最终α系数分别为0.751、0.812、0.816。负面信息的测量项改编自张洁梅（2019）的研究，主要从负面信息的接触数量和接触程度两个维度进行测量。负面信息条目的措词根据研究情景对象等特点进行更改，分数越高表示被调查者接触负面信息的程度越高。本变量最终α系数为0.858。疫苗素养的测量项改编自Biasio等（2021）的研究。疫苗素养主要有3个方面：阅读接收、搜寻有关、态度行为。量表条目的措词根据研究情景对象等特点进行更改，分数越高表示疫苗素养越高。本变量最终α系数分别为0.783、0.875、0.826。疫苗犹豫的测量项改编自Ozpınar等（2020）的研究，分别从疫苗信任、疫苗自满、疫苗便利这三个维度进行测量。测量题项根据研究情景对象等特点进行更改，分数越高表示犹豫程度越高。疫苗犹豫变量最终α系数为0.923。各变量均大于0.7，说明整份问卷及各观察变量量表具有理想信度，可靠性较高。

三、研究结果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根据信效度的分析结果，各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大都大于0.6，对所属变量的解释力较高（Hair et al.，2010）；组合信度均大于0.7，且平均变异数抽取量（AVE）都大于0.5，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Fornell & Larcke，1981）（如表1）。采用极大似然法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在区别效度中，感知效能、感知风险、负面信息、信息采纳、疫苗态度、疫苗素养（阅读接收）、疫苗素养（搜寻有关）、疫苗素养（态度行为）、疫苗犹豫的AVE平方根均大于其对应的相关系数，各标准化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CR值均大于0.7、AVE值均大于0.5。这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见表2）。

（二）结构方程模型和假设检验

模型初步拟合结果部分指标无法达到全部适配要求，因此需要通过修正指数对模型进行修正。模型修正后，所有指标都满足模型拟合度的要求（见表3），因此该模型通过了拟合优度检验。

最终，研究假设的路径系数和显著程度如图2所示。

如图2所示，除了H6（β=-0.106，p>0.001）假设不成立外，负面信息对信息采纳不存在显著影响；其他假设都得到了验证。从统计上看，感知效能正向影响信息采纳（β=0.342，p<0.001），家长感知的效能越大，则对新冠疫苗信息的采纳水平就会越高。感知效能负向影响疫苗犹豫（β=-0.166，p<0.001），家长感知的效能越小，则对新冠疫苗的犹豫程度就会越高。感知风险负向影响信息采纳（β=-0.237，p<0.001），家长感知的风险越大，则对新冠疫苗信息的采纳水平就会越低。感知风险正向影响疫苗犹豫（β=0.251，p<0.001），家长感知的风险越大，他们对新冠疫苗的犹豫程度就会越高。负面信息正向影响感知风险（β=0.342，p<0.001），家长接触的负面信息的程度越高，感知到的风险就越大。负面信息正向影响疫苗犹豫（β=0.365，p<0.001），家长接触负面信息的程度越高，对新冠疫苗的犹豫程度就会越高。信息采纳负向影响疫苗犹豫（β=-0.225，p<0.001），家长对新冠疫苗信息的采纳水平越低，对新冠疫苗的犹豫程度就会越高。疫苗素养和信息采纳的交互项对疫苗犹豫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92，p<0.001），因此说明疫苗素养在信息采纳与疫苗犹豫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

从表4可知：负面信息对感知风险、疫苗犹豫都有正向效应（0.342、0.493），负面信息对信息采纳产生负向的总效应（-0.187）；感知效能对信息采纳、疫苗犹豫的总效应分别为（0.390、-0.254）；感知风险对信息采纳、疫苗犹豫的总效应分别为（-0.237，0.304）；信息采纳对疫苗犹豫产生负向的总效应（-0.225）；疫苗素养和信息采纳交互项对疫苗犹豫产生负向的总效应（-0.092）。

综上研究发现，家长群体普遍对儿童疫苗持犹豫态度，负面信息的接触会正向影响其感知到的风险，并且会正向影响人们对疫苗接种的犹豫态度，但对信息采纳意愿呈负向关系。这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家长的感知效能会正向影响对儿童疫苗信息的采纳意愿，也会降低对疫苗犹豫的程度，且内心总是害怕接触与风险有关的信息，对信息的风险感知心理因素对决策态度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家长在接触到负面信息时会根据自身的健康素养对信息的权威性、真实性进行判断，并据此决定对信息的采纳程度，这可能使他们对疫苗相关负面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相关调查进展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恐慌与抵触心理也能够得到缓解，进而对预防接种的支持和理解有所增加，并对疫苗安全性的认识有所提高。从总效应（见表4）来看，疫苗素养能够调节信息传播效果，使公众能够更好地理解采纳疫苗信息，推动疫苗接受效果，从而降低公众疫苗犹豫程度，这与Biasio（2019）的研究结果一致，疫苗素养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帮助其决定接受疫苗接种。

四、结论与讨论

在疫情时有反弹的影响下，尽管疫苗犹豫现象有所缓解，但疫苗不信任现象仍将长期存在，对新冠疫苗的犹豫情况也不容乐观，尤其是家长群体，对儿童疫苗接种的考虑因素与顾虑较多，犹豫情况更为普遍。本次实证研究关注我国儿童家长对新冠疫苗信息的采纳意愿效果及疫苗犹豫，探究疫苗负面信息与信息采纳对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验证信息疫情背景下儿童家长疫苗犹豫的影响机制。

（一）披露双面信息的必要性

从信息采纳与疫苗犹豫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发现，负面信息是关键性因素，而研究也证实了接触负面信息的程度对信息采纳与疫苗犹豫水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此，本研究对如何提升新冠疫苗信息服务水平提出建议。数据显示，负面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对家长给孩子接种疫苗的意愿造成影响并使其产生犹豫，负面信息和对信息的风险感知对疫苗犹豫的正向影响很大，而对信息的效能感知能够降低疫苗犹豫。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了仅单向负面信息的传播模式难以获得理性的传播效果。新冠疫苗还处于不断研发的阶段，大部分家长对儿童接种疫苗都未有全面的了解与认知，且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全面，家长对已有的片面信息容易产生抗拒的心理，同时又急于需要一个合理解释，这就给谣言等负面信息的产生及传播提供了机会。

然而，双面信息策略为公共事件传播信息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和视角。双面信息（two-sided message）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既包含正面信息又包含负面信息；Pechmann等（1992）也指出，双面信息策略能够在强化对信息的注意和处理动机、提高可信度、减少反驳等方面增强说服效果。刘中刚（2009）指出，“疫苗理论”认为双面信息可能让人产生对更强负面信息的免疫力。双面信息策略能够提升信息全面性与透明度，压缩谣言产生的空间。比如，心理抗拒理论认为，当主体感知自己对行为的控制自由受到限制时，往往会采取对抗的方式以保护自己的自由。而单面信息由于信息的片面性和绝对性，会导致公众抵制该信息的可能性增大。双面信息策略包含两个方面的需求和满足：一是能够满足主体对于未知信息的全面了解需求，从而缓解未知信息带来的猜疑和恐慌心理；二是满足主体的共情需求，使其获得心理归属感。双面信息体现在能够使公众提高对信息的注意和处理动机，并提高其对信息的信任、减少反驳。同时，双面信息策略为提升政府及官方媒体辟谣效果提供了新的切入点，既能够提高公众对政府辟谣内容的接受度，也可以表明政府及官方媒体传递的是客观信息，避免公众形成刻意报道正面信息、隐瞒负面信息的印象，从而提升公众对官方媒体及政府的信任度。

双面信息策略既公开正面信息也公开负面信息，能够及时还原事实真相，让公众对相关信息的了解更加全面、客观，降低了公众抵制该信息的可能性；包含的负面信息缩小了官方与持对立观点的公众的距离，从而增加了真实信息被接受的可能性。总体看来，双面信息策略是一种更有效的形式。

（二）保证信息采纳的效果性

现代媒介的普遍使用进一步导致相关信息不能得到及时有效传播，容易造成公众信息混乱，无法达到信息采纳传播效果。从研究结果来看，公众在信息采纳过程中往往会过度关注客观因素影响的负面信息，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致；大部分家长因负面信息对疫苗持观望态度，对预防接种信心下降并拒绝接种，这使疫苗接种率降低；群体免疫取得的成果依赖于公众对于疫苗的信心，而公众的信心来源于对疫苗的认知与认可，公众的认知取决于信息采纳水平。研究认为，新冠疫苗相关信息的传播要从不同传播主体出发，在强化新冠疫苗信息传播网络建设的同时，提升相关信息的内容质量，实现疫苗信息的科学传播，满足公众合理化需求，进而有效提高信息的采纳水平，引导家长群体采取理性健康行为。加强疫苗宣传，提高风险沟通能力，对于公众、网络媒体、政策决策者及受影响各方迅速获得正确有效而且及时的信息至关重要。

（三）提升疫苗素养的价值性

疫苗素养在以往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对疫苗素养的研究较为稀少。本研究发现，疫苗素养对于家长疫苗接种意愿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具有高水平疫苗素养的群体在信息采纳过程中的行为表现更趋于理性，但若没有良好的疫苗素养作为基础，则无法形成后续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公众的疫苗素养，保证疫苗相关信息采纳行为的良性循环。在传播疫苗负面信息时，应当充分考虑公众对相关信息的接受和理解能力，尽量避免专业性过强的词汇，做到清晰易懂；对家长尤为关心的问题进行客观正确、简单通俗的解答，拒绝片面、夸大行为；杜绝媒体为获取阅读量而采取“标题党”行为；针对不同层次素养水平的家长制定特有的科普内容，以提高儿童新冠疫苗接种率。同时，相关管理部门也需重视公众健康教育，积极开展疫苗知识宣教，为公众普及新冠疫苗相关知识，提高公众疫苗素养，使公众能够对疫苗有正确认知与认可。此外，应将疫苗素养融入学校、社会与网络媒体教育，这对提升公众疫苗接种的意愿具有巨大价值。

五、研究局限与创新

本研究旨在通过定量的方法探讨感知效能、感知风险、信息采纳、负面信息、疫苗素养和疫苗犹豫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问卷虽有关于社会人口统计变量的设计，但尚未具体分析各个人口统计变量（比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地区等）的影响，未来可以对各个人口统计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并探讨其影响。其二，本研究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没有深入地探讨疫苗犹豫中疫苗信任、疫苗便利、疫苗自满这三个维度之间的作用机制，后续的研究可以结合质性的研究方法细致探讨。其三，本研究仅对家长疫苗犹豫程度层面进行调查，仅能捕捉负面信息对家长疫苗接种意愿的即时影响，无法直接测量其后续行为，但以往有研究表明意愿对行为有较强的指向性。

此外，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目前国内与新冠疫苗相关的健康传播研究较少，并且大多停留在接种意愿的层面，多以信息受众而非信息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则以传播学视角系统探究了疫苗负面信息对家长群体的影响，且结合了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创新地从多学科的视角来综合分析新冠疫苗健康信息传播对公众疫苗犹豫的影响，以实证的方法关注新冠疫苗的健康信息采纳意向的影响因素，为网络媒体宣传相关信息提供方向；同时对解决家长对儿童疫苗犹豫提供参考，希望能够启发健康传播在媒介领域上的应用研究。

第二，理论模型的创新。本研究是针对新冠疫苗健康信息层面的专门性研究，深入探究了当下负面信息对于儿童家长疫苗犹豫的影响因素。儿童群体的免疫工作是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疫苗接种是当下疫情防控的核心措施，我国儿童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目前还处于摸索阶段，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不良反应等问题都是大部分家长关心的问题，公众对于儿童疫苗的信息需求十分多样。本研究基于健康信息采纳理论，构架了负面信息对儿童家长疫苗犹豫的影响模型，拓展了现有理论的适用范围。

本文系广东省青少年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2020WT011）阶段性成果。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李锦辉、张缘：《信息疫情视角下儿童家长的疫苗犹豫机制研究》，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3期，16-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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