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群体在工业化时代走向前台

当科学技术席卷着工业化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原子弹的爆炸声中结束时，当美苏战略武器竞争愈演愈烈时，那些肩负社会正义感的科学家们也走出了实验室。1958年9月19日由全球70多位著名的《维也纳宣言》，明确表达了科学界对科学目的和世界和平的看法：

　“科学家，因为具有专门的知识，更有条件提前获悉科学发现带来的危险和潜能。因此，他们对于我们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具有专门的本领，也肩负特别的责任。科学的真正目的是增进人类的知识，以及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提高人类驾驭自然力的能力。”

从新世纪开始，国际治理出现了新的趋势——在气候、能源、极地领域的国际治理日趋领域化和专业化，治理的过程对科学家以及科学家团体更加依赖。

我们可以从全球环境政治中发现的另一个现象是，科学家从现象发现开始，提出证据，形成动员能力，最终影响国际事务议程设定的过程。例如，创立于1988年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国际事务领域化和专业化的趋势，也使得能源、环境、气候、生态这些领域的治理更加依靠专家。网络型的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给科学家组织的平等参与提供了机会。

2017年举办的“全球环境展望—世界环境科学家大会”，国内外参会代表共商全球环境治理

群体（Community），是指以某种方式聚集在一起的同类人，通过不同的“缘”组成一个群体（如亲缘、神缘、地缘、物缘和业缘）。而科学家群体就是基于共同的职业——业缘形成的一个群体。

某一群体之所以能够与其他群体区隔，是因为他们具有一些与他群不同的经历、特质和彼此分享的共同价值观。每一个群体经过长期的相互作用，潜移默化出独特的价值、伦理、习惯和行为规范。在这个群体中，成员之间在行为上相互作用，互相影响，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在心理上，彼此之间都意识到其他成员的存在，并感受集体的力量，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群体中的成员。

科学家群体承受着“双重的伦理束缚和压力”，并希望在“有效”和“诚实”之间取得最佳平衡。他们承受的主要伦理压力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压力,要确保自己的行为是发现真理, 阐述真理, 而且是完整地了解真理, 包括了解事实及其逻辑的全部。另一方面，除了科学家职业外，他们也像大多数人一样，希望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会促使科学家的工作变成了有意义的事，将工作变成减少潜在风险和灾难的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点，科学家需要参与社会活动并获得社会的支持，获得公众的关注与媒体的报道。科学家就有可能去挑选那些更加吸引眼球的场景进行描述，语言变得戏剧化，事实会被放大，甚至隐去了怀疑的内容。同时也会被他们的其他社会身份牵引或制约。因此科学家群体常常会陷于这种“双重的伦理束缚”之中而无法自拔。

科学家希望通过参与讲座等社会活动获得社会的支持

科学家团体的权威性在全球治理治理许多领域都存在。他们的原则信念是以知识为基础，以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为出发点，因此在建构有共同知识基础、相同原则理念和共同政策目标的认知共同体时，科学家群体是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

模式一，科学家在治理过程各阶段发挥作用的模型。相关领域全球治理的过程总体上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共识阶段，在这一阶段，要形成与正确政策相关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第二阶段主要包括治理制度的形成、治理机构的形成和政策的形成；第三阶段主要是治理行动的实施和评估。

模式二，科学家团体在治理中与社会互动模型。科学研究团体在开战基础研究的同时，动员各国以及其他方面的科学基金资源，结合企业界和广泛的社会参与，获取科学事实。

模式三，科学与政治的平衡模型。通过考察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到全球气候变化政治谈判的过程，研究科学与政治的结合与妥协的过程，形成治理过程中科学与政治的平衡模型。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AR5），AR6综合报告将于2022年完成

“治理”是一个集体用来规范成员间关系以及成员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原则、制度和惯例，它指导着社会关系，并规定着对资源如何进行共享，对问题如何进行管理的社会安排。在北极区域治理中，科学家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为了形成北极治理的合力，共同努力达成北极治理的效果，科学家群体必须同其他的行为体，如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媒体、企业以及原住民组织和环保非政府组织之外进行有益的互动。

科学家群体对国家政府开展治理具有推动作用。科学家群体提出政策主张和治理方案供政府参考，通过政策游说和信息提供提高主张和方案的接受度。科学家组织和个人在掌握信息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特别是环境、海洋、生态、气候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作为为政府服务的专业智库和咨询伙伴，科学家组织提供了治理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提供了可靠的治理技术路径和技术工具，科学家的政策建议和技术方案加强了国内治理和国际决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使国家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政策变成更加有效的可见的政绩。

科学家群体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是多重的。科学家群体通过两种方式与之进行合作，一种是参与到非政府组织所设立的各种研究项目中，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另一种为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运动提供数据和证据；再一种则是直接参与到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活动、社会动员中，如以科学家和非政府组织成员的双重身份撰写文章，接受采访等。

北极治理中科学家贡献“知识”和“制度”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北极出现了环境恶化和经济机会反向上升的现象。北极治理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议程，北极区域政治和治理结构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国家的和非国家的行为体在北极的活动和关于北极的活动增加，围绕北极治理的责任、义务分担以及北极资源的利益分配呈现较为激烈的政治博弈。

北极海冰融化等环境恶化现象亟待治理

北极治理是一个多层级的治理，北极的气候、环境和生态是全球系统中的一个部分。面对多层级的北极治理现状，建立起有共识的治理原则十分重要。为了完善北极治理，应当采取协商一致的集体行动原则，其中包括：明确各方利益、权益和责任的原则；多层级、多行为体协同治理的原则；根据形势发展和需求不断形成文件强化制约的原则；最佳知识可获取原则，强调传统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结合，强调治理结果可监控与评估；整体性和系统化原则，鼓励系统思考和整体规划，重视基于生态的管理、空间规划以及后果的综合评估；应对变化的系统适应力和因地制宜的灵活反应原则。

北极治理机制要想应对自然和社会的快速变化，就应当建立一种全面的、多层级的、高度整合的、能促进区域总体发展并减少负面外部性的、具有支配性的政治和法律安排的机制。

北极治理制度对相关知识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第一类知识的需求是对北极自然环境各类变化的系统化的信息。如气候的变化、冰川的融化、海冰面积的变化、大气中黑炭成分的变化、温室气体的变化、海水成分的变化等影响北极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系统的信息。北极治理制度的第二类知识需求是关于北极生态和环境保护的知识。最近几年北极各种治理文件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关于北极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知识的加速积累。第三类知识需求主要来自开发技术的发展。北极人民需要经济发展机会，需要提高自己的社会福利。同时作为全球化经济的一个部分，北极地区的资源、航道都会随着气候的变化更深地与全球市场连为一体。

2017年5月6日，杨剑与杨惠根做客第110期文汇讲堂《南极VS北极：冰雪世界的中国梦》

北极治理是一个需全球共同参与的课题，科学家对北极治理所需知识所做的贡献是突出的。从各国科学家的知识贡献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在北极八国中美国、加拿大、挪威发文量及SCI论文被引数量居前三位；在北极域外国家中的欧洲三个代表国家德、法、英中，德国与英国发文量及SCI被引数量基本持平，法国不论是在发文数量还是SCI被引数量都稍显落后，法国对北极治理问题的研究关注度和科研资源的投放量都显得不足；在亚洲三个非北极代表国家中，就发文总量及SCI被引数量来说，均是日本最多，中国其次，韩国最少。但从时间的跨度看各自的发展，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年发文量及年SCI被引数量已经赶超日本。韩国的发展势头也值得关注，日本则处于一个整体发展缓慢的阶段。

北极治理制度相对于日益增长的人类活动来说存在着严重滞后的问题，科学家及其他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对北极治理制度的发展方向起着重要的作用。科学家团体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将其知识制度化：一是对现实的社会进行建构；二是组建联盟来支持源于知识的政策；三是创造基于其知识的组织实体。科学家团体的价值和信念可以在该共同体被咨询之后很长时间之后指导决策者的行为。

北极治理中的三大问题都包含着科学家组织的重要贡献，其一是治理问题的提出；其二是治理议程的设定，其三是治理制度变迁。在北极治理最关键的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及其科学家组织的参与规模和程度是其他许多议题所不可比拟的。

1月26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向世界表明了积极参与北极治理、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立场、政策和责任

全球治理中的科学家团体发挥了“制度”和“知识”双重作用：从知识角度来说，科学家团体帮助决定政策论述的范围、议题解决的层次或论坛以及解决议题时会用到的规范和制度。科学家团体向全世界宣传其观点的机制。扩散机制包括：会议、座谈会、研讨会、学术性出版物、研究合作、科学实体和专业组织的成员身份以及各种非正式的交流方式等。从制度角度来讲，在应对许多专业性国际制度的公共决策和规制建设中，科学家团体往往扮演了权威的角色。科学家团体可以介入、设计议题和帮助界定决策者的利益。科学家团体通过知识的制度化，将相关的观点、信念和目标形成共有知识并且固定化。

中国科学家参与北极治理培养“五项全能”

中国北极政策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在北极快速变化之际，着眼于环境问题对全球发展的重要意义，着眼于中国长远的发展利益，依托现有科学技术基础和外交工作基础， 整合国内各部门力量， 以科学考察和环境技术为先导，以航道和资源利用为主线，以国际合作为平台，遵从和利用相关国际机制确立的责任和权益，加快实现由单纯科考向综合利用，局部合作向全面参与的转变，积累极地研究的知识和人才储备，实现技术领先，减少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技术壁垒和环境壁垒，为保障未来中国经济安全，增强国际威望，为保障地球环境、人类和平和技术进步做出贡献。

2月7日，我国第五个南极科考站——罗斯海新站正式在恩克斯堡岛奠基，建成后将填补我国在西南极地区的考察站空白

第一，极地国际合作工作与国家大政方针结合。从这个角度讲，极地事业的国际合作就是从一个领域——极地领域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增进我们与其他涉极地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建立长期的联系，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第二，增加参与北极治理的有效路径。北极治理是一个多层级治理体系，既包括全球层面的治理机制，科学和科学家是这些机制之间重要的联系。域外国家参与北极治理的正确的做法是，通过不同的路径处理不同的问题，采取措施鼓励不同路径的努力共同达成协同的效果，用合作和有效的方式解决复杂问题。

第三，建设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无论是在知识引领方面还是在治理的议程设定方面，中国参与极地国际事务的关键是人。我国首先要加大人才队伍培养，要培养一批队伍稳定的，具有专业水平的，善于对外合作交流的这样一支高素质队伍。归纳起来就是要做到“五项全能”：拿得了项目，做得了科研，讲得了英语，上得了国际会议，还要够得上决策层。

第四，我们可以利用极地管理工作的转型提升我国极地科学家的极地科考能力、国际交往能力和参与国际机制或活动的能力，以及未来引领极地科考的能力。

（李念、金梦摘编于该书第一章和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