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微蓝

编辑 | 半半

家乡是一个小村庄，远远够不上十八线，乖巧地坐在华北平原的角落，一个不小心就会被误认为隶属邻省。

小村们都是以聚居的姓氏命名。某庄、某楼、某村……

记得小学有一篇关于江南水乡周庄的课文，老师费了很大劲儿才让我们明白此周庄并非隔壁的那个周庄。而再往下一级的行政编制就是生产队，被大家简称为“队”，是当年集体经济所有制留下的产物，沿用至今。

在医院、集市这种公共场所，经常会听到：“我是五队的，你呢？”

“三队啊，你们队里某某的媳妇是我娘家的邻居的闺女。”

村子不大，每个人都能七弯八绕地扯上关系。

虽然已经通了电，但不知道是当年发电厂的电力不够还是基层地区的设施不好，停电几乎成了家常便饭——随时都有可能，当然并没有现在贴在小区里精确到分钟的停电公告。所以基本上每个晚上，都是伴着小小的火苗度过的。

煤油灯在当年已经属于被淘汰的边缘了，造型没有像现在很多咖啡馆里玩情调的小烛台那么精致——黑乎乎的铁制底座，高级一些的会有个玻璃罩来防风，再加个把手方便携带。玻璃罩被不完全燃烧的煤油熏得发黄发黑，需要经常擦拭才能保证照明。

也不乏有自制煤油灯，一个罐头瓶子里面装上半瓶煤油，盖子上穿个洞，几根棉线搓在一起，一头泡在煤油里，一头拉出盖子，就成了一盏灯。

当然用的最多的还是蜡烛。家家户户都要屯上几把。对，量词是“把”。一把大概有个五六根的样子，用一张泛黄的纸包上。包的时候，蜡烛们排成两排，在后面的几根脚下垫了一个小纸团增高。像在拍合影。

蜡烛有红的和白的。只有在婚礼或大年初一这么重大的场合才会用到红蜡烛。平时跟着去代销点买蜡烛的时候特别盼望被告知白色蜡烛没有了——这样就能点红蜡烛了，会有一种重大的仪式感。

小学生们自然是要在烛光下写作业，但那小小的火苗照亮的区域实在有限，尤其是和小伙伴一起写作业，或是旁边有长辈要做针线活的时候。一根蜡烛放在中间，谁都会觉得自己分到的光亮少一些，写作业时便会不自觉地低头再低头，鼻尖都要凑到了笔尖上。

一个不小心就会听到“嗤啦”一声——刘海被烧到了，蜡烛上腾起一缕青烟，被烧到的头发迅速卷曲断裂。班里大部分孩子的头发都或多或少有着被烧过的痕迹，就连男生的小平头也免不了遭殃。

至于当年的电视，那还是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十几寸银灰色金属框。头上顶着一根可以伸缩并全方位旋转的天线，没有遥控器，更换频道、调节声音都要咔嚓咔嚓去拧电视上的旋钮。

屏幕显示最多的是雪花点。“看电视”的前期要花时间来寻觅一个可用的频道，调节天线是个技术活，长短、指向都需要配合。

所以看电视时经常要派一个人去捏住天线，这个“指派权”自然归于电视主人家孩子，被指到的那位就心不甘情不愿地去扶住天线，不时地伸头试图看一看屏幕上在演些什么。而稍微一动就有可能导致信号不清晰，要在大家责难的眼光中把天线扭到初始位置。

大人们往往懒得费这个劲，农闲时间最常做的事情还是打牌和闲聊。扑克还不是很盛行的时候，牌桌上是麻将或骨牌，放上一毛两毛的零散“赌资”，唠一唠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就能乐呵大半天。

在这么缺少娱乐氛围的小村庄，有戏班子来，那可是一件大事。而当时已经念过《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我，在那时才知道了什么叫万人空巷。

消息是提前很久就传开的。不时有人说戏班已经到了几十里之外的某某村，要唱多少天，往往会有不同的说法同时出现。好像没有人知道戏班子所处的确切坐标和时间。

但突然有一天，还在几十里以外的戏班子就空降到了邻村，并且在一夜之间就搭好了戏台。

但不是在周末！

家长和老师们担心会影响孩子学习，默契地下达了不能私自去看戏的禁令。

白天上课还不觉得，放学之后、睡觉之前的那段时间十分煎熬，懒得做游戏，也懒得去像排雷一样一点点调整电视里可看的频道——仿佛时时刻刻都能听到远处传来咿咿呀呀的唱腔和台下的喝彩声。

班上有在放学后偷偷去看的，一时风头无两，总有人围在身边听他讲戏，惹得更多人心痒难耐。老师们虽然禁止学生去看，自己却没这个耐性，去看戏的时候还顺便捉住了几个偷偷跑到台下的，传为笑谈。

终于熬到了周末。早就和小伙伴们约好了，十几个人一大早起来集合，女孩们都默契地穿上了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小辫儿整齐光润，短发的也害羞地别了个小花发夹。每个人都带着笑，像是去赴一场盛大的集体约会。

虽然是和家里大人一起去，但已经到了要面子的年龄，再也不好意思当着小朋友们的面牵着家长的手。一群孩子在前面打打闹闹，不时地偷眼看看后面的大人们有没有跟上来，然后赶紧转头摆出一副独立的高冷样子来表示自己的不在乎。家长们淡定得多，在后面三五成群地慢慢走，手里提着小板凳和报纸。还有人在出门前不忘抓一把花生瓜子。

街上有傻子。

衣衫褴褛、面容肮脏、头发蓬乱打结，怎么看怎么不正常——好像是一个神奇的定律，每个村总会有一两个傻子。

说是傻子，大部分却也能与人交流、干些简单的农活。说是流浪汉、却也居有定所，只是偶尔会不知道去哪里“出游”一段时间。按照方言习惯，还是叫他们“傻子”好了。有的就是本村人，先天精神就有问题，也有的是从外面来的，但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又为什么在此落脚。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被忘记了本来的名字，而被冠以各种代号。

“花桃”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是个男的，不知道是谁起的这个名字。当然和粉粉嫩嫩的桃花没有关系。“花桃”在方言里的意思是，棉铃在开裂之前的骨朵，黑黑的、小小的。

“花桃”也是黝黑瘦小的一个人，双腿残疾，头发和胡子长长地纠结在一起，沾满了土灰，结成块。他经常自己拖着个地排车在路上走。车上有时放一个布袋，有时什么都没有。大家猜测，地排车可能是帮他维持平衡，走累了还可以躺上去晒晒太阳休息一会。花桃见人就笑，肮脏的脸上只能看到白色的眼球和黑黄的残缺牙齿。

街上还有愤怒的村民。

村民们特别易怒。生活资料的贫乏，教育的普遍缺失，虽说不是穷山恶水，却也养出不少刁蛮的性格。

有回，正吃着午饭，听到门外吵吵嚷嚷，出门一看，是五队的一位大婶，身旁远远地有一群看热闹的大人小孩。她头发蓬乱，脸颊涨红。布满血丝的眼睛。已经不记得她家里是丢了什么东西，只听到声嘶力竭的一句句痛斥。有人说她是从村头开始骂起，小半天时间才走到这里。

大婶听到议论后像是被触到了什么开关，声音又高了几度，喊着要骂到贼把她家东西还回来为止。奶奶也放下碗筷走了出来，那位大婶是认识我奶奶的，愤愤地甩开奶奶的手，说：“高老师，这事您管不着，也别管，我非要找到这个鳖孙！”

这种事情确实没人管的着，我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一路叫骂而去。身后依然跟着看热闹的人群。气势宏大又无助。

而在后来邻居们的议论中，幼小的我才知道，骂街还真的是有讲究的。

五队的大婶丢了东西，自然首先会怀疑到附近关系一般又素有贼名的某家，于是要从他家开始骂起，一路不指名不道姓地走了大半个村子来扩大影响，一直到三队。而二队和一队距离自己家已经比较远，认识的人也不多，他们又一向抱团，一个女人家如果言语上招惹了某些人则很有可能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但她不甘心，还是希望自家发生的事情被人知道，便在那边做出一个相对较弱的姿态——拉住某位同龄人或者是老人的手声泪俱下地控诉，惹得对方也开始一起垂泪，共同声讨那个挨千刀的贼。最后不忘补一句如果看到了什么什么样的某某某，请一定要告诉她。

骂街更多的是情绪宣泄，给乡亲们增加一些谈资。同时也向大家表明，自己家不是好惹的，下手之前请多掂量几分。而真正损失惨重的人家，会在第一时间求助派出所。

至于口口声声喊着的“王八犊子”最终是不是找到了，好像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可能是人亲水的天性，还是春末夏初的时候，就有人按捺不住下水了。

从一个一个到一群一群，不管什么时候，路过河边总会看到有人泡在水里，十分惬意的样子。即使没有如今健身房那碧波荡漾的泳池，也都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游泳。捏着鼻子一个猛子扎下去，再出现时已经在对岸，惊起一片呼声。

已经知道害羞的女孩子们不好意思下水，只得在远离人群的地方脱掉鞋袜，小心翼翼地坐在稍嫌泥泞的岸边，让水浸到小腿来过过瘾。

部分泼辣的大婶，平时干活骂人处处争先，在酷暑时也熬不住，穿着背心裤衩就下了水。肥硕的臂膀和乳房被水浸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波光粼粼的河水伴着欢声笑语、插科打诨，明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

而到了没有暖气的冬天。

河面上结了厚厚的冰，用砖头用力砸下去也不过是浅浅一道白痕，溅起一点冰碴。有的时候还能透过冰面，看到脚下优雅游过的水蛇，画上几个S之后就不见了踪影。

大人有的会在河中央凿个洞，搬个小马扎来钓鱼。点一根纸烟，就能在冰天雪地中安安稳稳坐个大半天。小孩子们的游戏则是在滑溜溜的冰面上踉踉跄跄地追逐打闹，抽陀螺。

图片来源网络

高级些的陀螺是在订做家具时，顺便请木匠师傅做的。精心打磨过的陀螺光滑圆润，尖上敲进去一根同样打磨好的铁钉，转起来十分稳定快速。而更多的陀螺则是用空了的墨水瓶，塞上一根磨光了的木棍甚至是削好的铅笔。再从妈妈那里讨来几根棉线编到一起，缠在长长的竹棍上就成了鞭子。

绳子一圈圈缠绕在陀螺上，用力一挥，鞭绳散开，陀螺就开始旋转。用鞭子不断抽打，有时甚至能把陀螺抽离地面，短暂地腾飞之后又落地继续急转。有多个人抽陀螺的时候会聚成一群来PK，飞速旋转的陀螺在主人的指挥下碰撞又分开，直到只剩一个优胜者。竞争激烈的时候还发生过墨水瓶被撞碎的情况，十分精彩。

本文编辑自每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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