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行乞者生活：我不是不努力 | 每日书 | 自由微信

三个行乞者生活：我不是不努力 | 每日书

Original: 袜子三明治 2019-07-02

文章 | 袜子

编辑 | 胖粒

“人类值得尊敬的地方，是他们在数万年没有改变过的生死泥泞中始终持有的，一些奋力向上的瞬间。”

2011年的春天，因为机缘巧合结识了一位做研究的朋友，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年的乞丐研究，此后陆续加入了两位朋友一起研究，我的身份是研究助理。我的任务是沿着西安的长安路从南走到北，再从南大街走到钟楼地下通道地毯式寻找乞丐，坐下来和他们聊天，然后整理访谈记录。截止到2015年，访谈记录突破二十万字，我们多想把这些或惊心动魄或稀松平常的故事讲给公众。

我喜欢做有挑战的事情，离开高中工厂式的设置，开始探索自己的兴趣，我固执地认为只有让自己做想想都困难的事情一定会有所成长，不是程序设计好的成长，而像是被风吹着被海浪推着走，这样的成长让我着迷。乞丐的话题找上刚好学新闻的我，欢欣于这个刚刚好的刺激。很多创作人容易浪漫化苦难和贫穷，这种像是中国特有的描述吸引了很多还很稚嫩的年轻人，我就是其中一个。

但是随着访谈和研究深入，让我不仅对乞丐，而且对身边的一切充满好奇，其它人怎么生活，有怎样的喜怒哀乐。真实的生活比小说精彩，简单几句话就能带我进入另一个世界，我喜欢上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背后的逻辑很弱，经不起真实的推敲，如果真的把自己的动机说得一清二楚，那可能就是瞎扯了。

中国的乞丐是历史和政治问题，在访谈中，对话背后的故事很复杂，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到时代留下的痕迹。每年我家会清理一次衣柜，把几年不穿的衣服都找出来，为新衣物腾地方。很多年中，旧衣服都会送给老家人，至于这些人是谁，我可能没见过多少。直到现在我知道很多农村其实不缺衣服穿，还是习惯性地问我爸，我这些旧衣服你下次回礼泉带给老家人吧？老家人这种神奇的存在不知道接收了我们多少年的旧衣物，为什么我们在城市穿新衣服，他们在老家穿旧衣服，小时候并没有多想。

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一直是以城市发展为中心，农村补贴城市，生产力大于环境保护。几十年下来，城市发展超过农村几百倍，时钟在农村仿佛停摆，矛盾越来越突出，并且开始蔓延到城市，乞丐、务工人员都是这些问题的呈现。最近几年，政策慢慢开始注意到农村发展，但是破坏的生态、落后的生产力、腐败的基层等等很多问题都阻碍着农村进步。这是城市发展的代价，现在乞丐来到城市，是不可避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抗议这种长久的亏欠。

（照片来源：黄鸿辉）

乞丐之所以成为乞丐，很多是自愿选择的结果，很多人并不是家里穷到无法维持生活，而是希望能够靠乞讨让家里生活更轻松。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同一个价值体系里生活太久，会很难立刻理解其他人的处境。劳动并不一定会致富。一位乞丐对我们说，“农民永远是个农民，就算孩子去上个镇上的学校，之后还是农民”。举个例子，农民劳作，投入本钱买种子，春种秋收，这中间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天天操劳，如果遇上大旱大雨和其他天灾，投入的本钱就收不回来了。

除了农民，打工也一样。文化程度不够，纳闷自己为什么打工总被骗，不认字就不能在银行开户，钱总被偷；就算认字，身份证上的名字也可能是错的，因为乡镇工作人员疏忽，也不能开户，甚至买车票都很困难。下面是三位乞丐的故事，这些故事我曾经不断地讲给朋友们，有人质疑，有人沉默，这些有着别人生活痕迹的故事会在每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再次被想起。

（照片来源：米栉）

张思英：换了700块纸币的一麻袋硬币

张思英（化名），一个扎着马尾穿着中山装的瞎眼老人。面前的装备据说是他自制的：一个可以循环播放歌曲的音响加上类似架子鼓的踩镲，这两样神奇组合了一下显得很复杂，最上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开口容器，过路行人会往进丢钱。

（照片来源：米栉）

他眯着眼睛，面朝着我的声音的方向，口中讲述的像是别人的人生，那种经历过风浪的人才会有的对往事幽默的调侃谁都学不来。他的老家在安徽滁州，四五岁的时候发烧把眼睛烧瞎了，当时父亲在盐局工作，没过多久母亲难产死去。二战的时候，日本人打过来，父亲就用担子挑着他和姐姐，其他大一些的孩子跟着跑，哪不响枪就往哪跑，这比我对二战中平民的想象中还要混乱。

家里孩子多，多个孩子多张口，在口粮和体力有限的情形下，和张思英同担子的姐姐被父亲撇下，留在了逃亡的路上。这个姐姐从此下落不明。也有跑不急的时候，张家与日军狭路相逢，据张思英说，日军出奇地友好，给他们食物，还对孩子很亲切。四五年后，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张思英一家回到滁州的家，家里的房子已经被毁。

讲述期间会有路过的好心人往张思英的机器上丢零钱，他的耳朵对钱的声音和数量很敏感，每收一次钱他都会转过去说几句吉祥话，什么贵人平安，大吉大利，然后用手摸索着刚赚到的钱。所以每次见到他，钱盒子总只有几个硬币，干净得可怜。这也是乞丐们的一个技巧，不要把所有钱都放在盒子里，也不要完全不放，只要一点零钱，钱少和可怜是用相对空荡的钱盒衬托的，另一个用处也是暗示，这是钱盒不是饭盒。

收好纸币他接着讲。长大一些后，父亲安排他去山上的庙里当和尚，去扫了几年地。后来，父亲送了一些肉和米给一个算命师傅，算是求他收张思英为徒，教他算命。亏得聪明，据他说，别人要学十年，他只需要学两年。然后他就猝不及防地给我来了一长段算命的说词，如果一个外星人说只要用2分钟了解地球人类的一切，如果做不到就要吞掉一切，这个任务交给张思英绝对不会错。

这段故事让他的语气轻快了许多，脸上还有些得意。但是算命的绝活还没派上用场就开始大跃进，他被发配到筷子厂，然后去炼钢。当时他和一个炼钢的搭档住一间，搭档天天拉着他上工，两人却也从不比明眼人干活慢。我问眼睛瞎了怎么炼钢，张思英说就砸呗，砸铁砸钢他都干过，从来没有受过伤，我猜想也许那个时候他的眼睛还能看到一些。后来去了草鞋厂，被人介绍了一位傻媳妇，二人结婚。后面再说这个媳妇。

再后来就是文革，还是没发施展绝活去算命，他被派去唱样板戏，也是因为学算命的时候学了不少歌，练好了嗓子。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人生有一段空白，我怎么都没法从他的描述中拼凑起来。很快就到了乞讨的日子。他和傻媳妇走遍了很多地方，两人脸上有其它乞丐没有的从容。

张思英一直强调自己长得不赖，所以讨到媳妇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他的傻媳妇据我观察并不傻，说话思路也清楚，也能自己讨一些钱再捡点垃圾。他们住的地方比其它遇见的甘肃乞丐都要好，或者说更聪明，性价比更高。不懂行情图方便的乞丐住在垃圾场，场主自己搭了个棚子，2块钱一天。后来这个垃圾厂被一把火烧了，至于有没有人蓄意防火就不得而知。所幸大火那天，住户们都不在家，但是乞丐们因为不认字，没有银行帐户，钱都烧光在家里了。那以后，垃圾场的场长及家属都再没有出现过。

张思英住在小楼房里，200块一个月。有次去他家，虽然约好了时间，但是因为手机没信号总联系不上他，索性直接上门，还没到门口，看到一个陌生女人从他房间出来洗衣服，朋友说像是妓女。张思英有囤物癖，家里各式各样的收音机，有不同的钟表和收音机报着错乱的时间。那一次，张思英给我们了一麻袋硬币，我两只手拎不起来，他说让我们帮忙拿去银行换成整钱，银行看是乞丐不愿意换。麻袋里一元一角都有，最后换了快700块。

（照片来源：米栉）

最后一次见到张思英是今年四月份，他还在从前的地方，换了新手机，类似三星anycall。他说以后让我们打这个电话，我们帮他开锁手机拨电话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机锁屏是上次帮他洗衣服的陌生女子，不知道张思英妻子如果能看到会怎么想。我们问他手机是谁给的，他支支吾吾说一个朋友。我们又问媳妇现在在哪呀，他说回家收麦子了。好调皮的情妇。临走了他说，还有一麻袋硬币，明天这个地方等我们。

岳效法： “这下没人敢欺负了”

见到岳效法是在庙会上，跟岳效法问了好，询问能不能跟他聊一聊之后，我控制不了自己地问起来脸上怎么成这个样子。

讲述这个故事是一个漫长且痛苦的事情，讲着讲着，眼泪顺着岳效法脸上没长好的肉洼里流下来。他的故事里有一种中国特色的无奈和无力，过了几年，一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才想通了一点。当我们遭遇不幸的时候，想要去指责和埋怨的时候，发现并没有这样精准的对象，政府、仇人、城管、学校、警察...？指责落空，连要报复和诉苦的对象都没有。

我仔细看着他的脸，尽力想把讲述的主人公和这张脸联系起来，但是像是隔了万水千山。他的家在东北，东北的老工厂充满了伤痛的回忆。对岳效法来说，工厂的日子改写了他的人生。相信他还“正常”的时候，模样应该算是一般，不像现在这样让人印象深刻。在工厂的时候，他谈了一个对象，处得还不错，也算是半个未婚妻。他不够聪明，但是踏踏实实，不抽烟不喝酒，一点点工资攒起来够结婚。

有一次厂里丢了一个不怎么重要但是所有人都记得的东西，那天是岳效法当班。至于他偷没偷，没人知道，只知道他最后忍受不了指责和欺辱，汽油浇头，一把火点了自己，就在丢东西的地方。大火没烧死他，倒是烧毁了很多公共财产。他被工厂解雇了，未婚妻也没下文了，之前攒下来的钱全赔工厂了，还借了很多钱。全身重度烧伤，他在医院躺了三个月。身上的伤还没有完全养好的时候他就出院了，实在没钱继续住下去。之后他去爬华山，想去跳山自杀，迈出脚的一瞬间丧失了勇气，没有死成，就来西安要饭了。我不确定该对这样的故事做什么回应，我问他，你想要吃什么吗，帮你买点去，他说想吃哈密瓜。

我们互换了手机号，说有什么能帮忙就给我打电话。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经常在深夜收到岳发来的信息，看着他的语言越来越奇怪，逻辑变得混乱，到最后他说胡锦涛给他批了500万，但是钱打到别人账户了，请我帮忙要回来。之后期末考试比较忙，就没有回短信。期末之后就再也没有收到他的信息。

几个月后，再次在街上见到他的时候，夏天的热气蒸得他的脸开始发红腐烂，还在往下掉肉，皮摇摇欲坠。确实一点都看不出来他从前模样的线索，现在嘴巴咧得更大了，眼睛只有一只能半睁着，鼻子只剩下两个孔。走在路上，人都避着他，这下没人敢欺负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向着那特批的五百万。

乐奶奶： “死了还能埋在这里”

乐奶奶家四周被垃圾场环绕，这是乞丐们在西安比较大的聚集地，这个住所位于西安的大型城中村。乐奶奶回家需要先进行一段砂石路爬坡，然后穿过一片茎上长满刺的植物，翻过围墙，平稳落地，淌过一段泥泞的水洼，最后才能进入群居的院子。

院子里有7户人家，房子都是垃圾场场主用捡来的垃圾搭建起来的，就算是太阳最高照的夏天正午，这个地方也像被诅咒一样阴暗潮湿。乐奶奶家门口有个“麦当劳”遮雨伞，因为下雨天房子漏雨，每户都要用商家才会用到的巨型伞挡雨。她家门上挂了一把简易锁，这把锁的钥匙守护了她近几个月乞讨的全部收入，装在身上不安全。钥匙藏在房间里，需要带着锁推门，手伸进去才能够到钥匙，而且必须是乐奶奶细长的手，稍微胖一点就会被卡在门缝。

（照片来源：郭奕伽）

乐奶奶来自甘肃武山某村，70多岁，头发白中有黑，鼻子上有一道明显的伤疤，这是丈夫去世后她独自去新疆打工挖煤时摔倒在矿上留下的，门牙掉了一颗，右耳耳背，需要在左边说话才能听清，身材苗条甚至还有些矫健，总穿着一双小学时候很流行的带洞洞的运动鞋，绿色的，穿一身青蓝色套装，有时扎头巾。她的房间阴暗拥挤，不到10平米的地方，挤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做饭工具，还有杂物。甘肃人喜欢吃面，她回家的时候在村口买一块钱面条，去菜摊拣点烂菜叶子，给自己下一碗面条。

后来这个垃圾场被一把火烧掉了。

（照片来源：郭奕伽）

乐奶奶在西安经常一起出去乞讨的朋友冰冰奶奶也在这个院子租了一小间房，和老伴一起住。叫她冰冰奶奶是因为她一直提起来有个孙子叫冰冰，冰冰是她的心头宝。冰冰高中没毕业就偷跑出来打工，她出来讨饭和这件事有关系。

冰冰奶奶家也在甘肃武山附近，但是比乐奶奶家要偏远很多，信号不通，骑两轮车才能到。那年冬天去乐奶奶家过正月十五的时候，这是我经历过最冷的冬天，冰冰大婚，冰冰奶奶邀请，我们跟她说如果有时间就过去，让她不要准备，我们有空自会出现。结果我们过了正月十五还是决定离开甘肃回西安。第二年再见到冰冰奶奶，问起冰冰的婚事和现况，她说冰冰现在在西安工作，看大门，孩子都生了，让冰冰媳妇的婆家看着。她还说其实冰冰结婚那几天一直在等我们，鞭炮和摩托车都备好了等我们，说冰冰结婚有两个大学生去长脸。

（照片来源：黄鸿辉）

再回到乐奶奶的故事。自然灾害那三年，乐奶奶的爸妈先后饿死，留下来几个孩子被送去孤儿院，乐奶奶是家中排行倒数第二。后来好像是一个大姐有出息了接她走，然后把她嫁到了之后一直生活的村子。嫁人那年，她不到18岁。她的丈夫是村里学校的老师，岳父是学校的校长。婚后生活幸福了一段日子，之后两个人就开始互相家暴。

之后，她说家里唯一的两个男人相继去世，“前一年死了你爷爷（原配老伴父亲），后一年死了我掌柜的（丈夫）”。去世前，他被朋友从外地运回来，已经肿成一个球，哭着求乐奶奶给他食物。丈夫死后，乐奶奶开始频繁往返新疆摘棉花，在煤矿上打工。那时候的新疆，一定比现在美。在新疆她赚了些小钱，鼻子上也多了道疤。她在西安做过保洁员，也曾被一个寺庙的保安处处长用电棒打过，也被强制送回过老家。

几年前，乐奶奶在西安找了一个老伴，安徽人，捡垃圾，爷爷人好，对乐奶奶也好，就是控制欲太强。乐奶奶认识他之后观念上有些变化，说什么话前面都要加上“你爷爷说”。最后一次和乐奶奶回她的老家，她说“你爷爷说，买火车票这种大事要和他商量着买”。那次我们跟她回家过年，从火车站包了辆车去她的村子，车开进村子，奶奶不记得路了，开过一个穿着绿棉袄的小孩，奶奶说开过了，就是后面那个路口。

我们作为“城里人的大学生”的到来，来她家里“参观”的人越聚越多，乐奶奶说这两个是学生娃，村民都很善良而且爱吃喝，不分时间场合得问我们有没有吃，随时准备拉我们回他们家大吃一顿。乐奶奶说回家就是舒服，饭都能吃下一碗半了，睡觉都不想起来了。最后采访的时候她说她的愿望就是“死了能埋在这里”。那一年下了好大的雪，我和朋友爬上小坡看整个村子的时候，有一头驴子正在远处慢悠悠地下山，村里的广播放着秦腔，然后听见村长在广播里说“xxxxx，变天了，xxx回家吃饭”，其他的话我们听不懂了。

（照片来源：黄鸿辉）

注：每个故事都基于长期真实的访谈，作者对故事细节有所改动，人物名字均为化名。

致谢：Adam Frost、董静妍、郭奕伽、卢霜、黄鸿辉等每一位和我一起寻找故事的朋友们，也感谢自愿配合我们采访与摄影的所有人。

本文编辑自每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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