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
来源：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1993)，英译本由Daniel W. Smith和Michael A. Greco翻译
写作（write），当然不是把表达形式强加在生存经验之上。文学反而要朝着非形式、不完整的方向展开。维尔托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如是说，也如是做了。写作是一个“生成”（becoming）的问题，它总是不完整，总是在形成之中，并超越了一切生活和生存经验。写作是一个过程（process），换言之，是一条穿越生活和生存经验的生命通道。
写作与“生成”密不可分。在写作中，人们生成女人，生成动物或蔬菜，生成分子，生成无法感知的东西。这些“生成”之间或许经由一条不寻常的线穿起来，比如勒克莱齐奥（J. M. G. Le Clézio，1940- ）的小说。要么这些“生成”在每个层面上共存，承续了构成整个宇宙的门廊、门槛和区域，比如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1890-1937）的伟大作品集。
“生成”不会朝另一个方向展开。人们不会生成人，因为人已经把自身呈现为支配的表达形式，把这种表达形式强加给一切物质。然而，女人、动物或分子总是具有逃逸自身形式化的部分。身为一个“人”的遗憾在于，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去写作？
哪怕是一个正在“生成”的女人，她也必须“生成女人”，而这种生成与她自己宣称的状态毫无关系。“生成”不是为了获得形式（识别、模仿、拟态），而是为了进入一个接近、不可辨认和没有差别的区域，在那里，一个人不再与一个女人、一个动物或一个分子区分开来——既不精确也不笼统，而是始料未及和不预先存在，从总体中个别化而不是以某种形式确定下来。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与任何事物接近的区域，条件是我们要创造实现它的文学手段。例如，安德烈·多泰尔（André Dhôtel，1900-1991）使用了“星状体”（aster），一些东西在性别、种属和国度之间传递。
“生成”总是“在其间”（between）或“在之中”（among），一个女人在女人之间，一个动物在其他动物之间。但是，不定冠词的力量只有在“生成”这个术语被剥夺形式特征的情况下才会起作用，这些形式特征使之说出定冠词（“你面前的‘这头’动物……”）。
当勒克莱齐奥“生成印第安人”时，他总是身为一个不完整的印第安人，不知道“如何种植玉米和凿刻独木舟”。他没有获得形式特征，但他进入了一个接近的区域。同理，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那里，“生成游泳冠军”，但他不会游泳。所有的写作都涉及到一种运动精神，但是这种运动精神并没有把文学和体育融为一体，也没有把写作变成一项奥林匹克运动，而是在逃逸和有机体的崩溃中得到锻炼——正如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1899-1984）所言，是一个躺在床上的运动员。
当动物死亡时，一个人变得更像动物，而且与唯灵论者（spiritualist）的偏见相反，动物知道如何死亡，它有死亡的感觉或预感。文学要么始于劳伦斯（D. H. Lawrence，1885-1930）的“豪猪之死”，要么始于卡夫卡的“鼹鼠之死”。正如卡尔·菲利普·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1756-1793）所言：“人们为垂死的牛犊写作。”
语言必须竭力去走这些女人、动物、分子的弯路，而每一条弯路都是一个生成死亡的过程。事物和语言都没有直路可走。语法是一系列必要的弯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被创造出来以揭示事物的生命。
写作不是为了叙述一个人的记忆和旅行，一个人的爱和悲伤，一个人的梦和幻觉。过分利用现实（reality）和过分利用想象（imagination）是同等的过错。在这两种情况下，写作都是永恒的“父亲母亲”，都是被投射（project）到现实中或被内投（introject）到想象中的恋母结构（an Oedipal structure）。在这种幼稚的文学概念中，我们在航行的终点，在梦的核心，寻找着一个父亲。人们为自己的“父亲母亲”写作。
玛莎·罗伯特（Marthe Robert）将文学的这种幼稚化（infantilization）和“精神分析化”（psychoanalization）推到了极致，使小说家除了“私生子”（Bastard）和“弃儿”（Foundling）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即使“生成”动物也不能避免“我的猫，我的狗”这种恋母情结的还原。劳伦斯说道：“如果我是一头长颈鹿，而那些书写我的普通英国人都是善良、守规矩的狗，那么，这些动物就是不同。我是你本能上不喜欢的动物。”
一般来说，幻想（fantasies）只是把不确定的东西当作个人和私欲的面具。“一个孩子被打”很快就变成了“我父亲打我”。但文学走的是相反的道路，只有当发现表面的“人”之下有一个非个人的力量时文学才会存在，这不是一种普遍性，而是一种至高的单一性：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头野兽、一个胃、一个孩子，等等。
只有第一、第二人称还不能成为文学表达的条件。只有当第三人称降临在我们身上，剥夺我们说“我”的权力时，文学才开始。这就是布朗肖（Blanchot）所谓的“中性”（neuter）。当然，文学人物非常有个性，既不模糊也不笼统，但他们所有的个性特征都将他们提升到一种愿景（vision）中，这种愿景将他们带向一种不确定的、对他们来说过于强大的“生成”，比如《白鲸记》（Moby-Dick，1851）中的亚哈船长（Ahab）和大白鲸“莫比·迪克”。
一个人不会用自己的神经症（neuroses）来写作。神经症或精神病（psychoses）不是生命的通道，而是当过程被打断、被阻隔和被堵塞时我们身陷的状态。疾病不是一个过程，而是过程的停止，比如“尼采的例子”。此外，作家本身不是一个病人，而是一个医生，是他自己和世界的医生。世界是一系列症状，世界的疾病与人融合在一起。
于是，文学是一项健康事业。我不是说作家一定会健康（这里会有和“运动员”一样的模糊性）。他的身体弱不禁风般柔弱，这种健康状况源于他看到和听到的事物，对他来说，这些事物过分庞大和强大了，它们令人窒息，它们的存在耗尽了他的精力，却给了他强健而扎实的健康所不可能实现的变化。
作家从他的所见所闻中归来，眼睛发红，耳膜穿孔。什么样的健康才足以解放生命？它就像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那脆弱的健康，直到最后一刻，见证全新愿景的生命通道依然打开。
和文学、写作一样，“健康”发明了一个缺场的民族。发明一个民族，就是创作功能的任务。我们不会带着记忆去写作，除非写作使记忆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起源和目的地，而这个民族仍然藏匿在其背叛和否定之中。美国文学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可以培养出能够叙述他们自己记忆的作家，但这是由来自各国移民组成的统一民族的记忆。
托马斯·伍尔夫（Thomas Wolfe，1900-1938）“把整个美国都写进了文字，因为它存在于一个民族的经历中”。这并不完全是一个被召唤主宰世界的民族。它是一个次要的（minor）民族，永远次要，永远处在一个“生成革命”的过程中。也许它只存在于作家的原子里，一个私生子的民族，低人一等，受人支配，总是在变，总是不完整。“私生子”不再是指一种家庭状态，而是指种族的过程或漂移。我是一头野兽，一个永远地位卑微的黑人。
这就是作家的“生成”。卡夫卡（对中欧而言）和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对美国而言）将文学视为一个次要民族或所有次要民族的集体表达，他们只存在于作家身上，并通过作家找到了自身的表达方式。虽然文学总是提到单独的行为者（agent），但是文学是一个表达的集合。
文学是谵妄（delirium），但谵妄不是“父亲母亲”的事。没有一种谵妄不经过民族、种族和部落，没有一种谵妄不在普遍历史之中徘徊。所有谵妄都具有普遍的历史性，“是种族和大陆的移置（displacement）”。文学是谵妄，因此它的命运在谵妄的两极之间演绎。每当文学要发明一种号称“纯洁”和“主宰”的种族时，谵妄就是一种疾病，是一种典型的疾病。但是，当文学援引这个被压迫的“私生子”种族时，谵妄又成了健康的尺度，这个种族在统治之下不断涌动，抵抗一切压迫和禁锢的事物，这种种族在文学中被概括为一种过程。
这里又总是存在着一种风险，有病的状态会打断“过程”和“生成”。健康和运动都面临着同样的模糊性，它是持续不断的风险，主宰的谵妄会与“私生子”的谵妄混合在一起，把文学推向一种“幼虫法西斯主义”（larval fascism），也就是文学对抗的疾病，即使这意味着诊断法西斯主义本身并与之作斗争。文学的最终目的就是释放这种健康的创造和民族的发明，也就是释放谵妄之中生命的希望，为了缺席的民族而写作。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文学对语言的影响。正如普鲁斯特（Proust）所言，文学在语言中开辟了一种外语，它既不是另一种语言，也不是重新发现的土语，而是“生成语言的另一种语言”，是这种主要语言的“次要化”（minorization），瞻望与之为伍，是逃逸主宰系统的“巫师之路”。
卡夫卡让游泳冠军说，我和你讲同样的语言，我却听不懂你说的任何一个字。句法创造或风格就是语言的“生成”。词语（words）和新词（neologisms）的创造没有任何价值，除非它们产生了句法效果。
所以文学呈现出两个方面。通过句法的创造，它不仅带来了母语（maternal language）的分解或破坏，也带来了语言中的新语言的发明。“捍卫语言的唯一方法就是攻击它。每位作家都有义务创造他或她自己的语言。”语言似乎被一种谵妄抓住了，这迫使它脱离了它的田地。
文学的第三个方面源于如下事实，一门外语不可能在语言中被掏空，而语言作为一个整体反过来被推翻或推到一个极限，推到一个由不再属于任何语言的所见所闻组成的外部或反面。这些看法都不是幻想，而是作家在语言的夹缝中、在语言的间隔中所见所闻的真正思想。它们不是过程的中断，而是构成过程的一部分断裂，就像只有在“生成”之中才能揭示的永恒，或者只有在运动之中才能出现的愿景。它们不在语言之中，而是处在语言之外。作家既是观者又是听者，构成思想的是语言中的生命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文学的目的。
文学的这三个方面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身上能看到这种运动——字母在母语的分解中失落（R，T……）；它们被纳入新的句法或具有句法意义的新名称中，是一种语言的创造者（eTReTé）；最后，呼吸词（breath words）是所有语言都趋向的句法极限。甚至在塞利纳（Céline，1894-1961）那里，我们也必须说，我们如此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为了写作，母语有必要变得可憎，但只是为了让一种句法的创造能够在母语中开辟出一种外语，而语言是一个整体。能够揭示它的外部，超越所有的句法。我们有时会祝贺作家，但他们知道，他们还远未实现他们的“生成”，远未达到他们为自己设定的极限，而这个极限不断地从他们身边溜走。写作也是为了变成作家以外的东西。对于那些问“什么是文学的人”，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2）答道：“你在对谁谈论写作？”
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遵循这些标准，那么在所有以文学为目的写书的人之中，哪怕是疯子，也很少有人能够自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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