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高兹 | 哲学家的情书
哲学家的情书——致D
安德烈·高兹 著，袁筱一 译
节选自《致D情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你的病情突然严重起来，我去见了这位医生。在你头痛得厉害时，你甚至都躺不下来。你整夜站在阳台上，或是坐在扶手椅里。我曾经想要相信我们的一切都是共同的，但是当你沉浸在痛苦中的时候，你却是那么孤独。
古尔-拜炎医生为你的脊柱拍了片，她注意到在你的脊柱管中，从腰部一直到脑部，散布着一种造影用的物质。这种物质是碘油，八年以前你曾经注射过，因为当时你患腰间椎盘突出，有可能导致瘫痪，所以做了手术。我听到放射科医生安慰你说：“这物质十天后就会没有的。”然而八年之后，一部分液体上升到了你的脑颅中，另一部分则在颈部的位置形成了包囊。
古尔-拜炎医生把她的诊断告诉了我：她说你患了蛛网膜病变，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抑制你病情的发展。
我在医学杂志上找到了三十多篇关于脊髓造影的文章。我还给一部分作者写了信。其中的一位——他是一位挪威人，叫斯卡尔普——曾经在实验室里做过人体和动物的解剖，他指出，碘油永远不会自行消失，而且会造成日益严重的疾病。他的信是这样结尾的：“我感谢上帝，希望这种产品从来没有被使用过。” 而贝勒医学院(得克萨斯州)一位神经学教授的来信同样不太乐观：“蛛网膜病变中，主要是脊椎索会被大量丝状物覆盖，有时脑部也会被侵蚀，丝状物形成了瘢痕状的物质，压迫脊椎索，同时也会压迫附近的神经末梢。病变会引起不同形式的瘫痪或痛苦。阻断一部分神经或者药物治疗有可能会对蛛网膜病变有所帮助。”
你于是不再寄希望于医学。你拒绝对镇痛剂的习惯和依赖。你决定由自己来承担你的身体、你的疾病和你的健康；决定将生活的权利收归己有，而不是听凭医学技术科学来影响你，影响你的身体。你不了解医学，可同时，你却因为遭遇到了所谓医学体系的恶意而备受伤害，于是你与一个国际病友互助组织取得了联系，就是互相交换信息与建议的那种。你开始练瑜伽。你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古老的自律方式来排遣病痛。在你看来，能够理解自己的疾病，并且由自己来负责，是唯一不受它、不受专家控制的方式，正是那些所谓的专家把你变成了一台只会吞药的被动机器。
你的疾病将你带回了生态领域和技术批判领域。而当我为报纸准备关于药物选择的专刊时，我也一直在想你的问题。在我看来，医药技术是福柯日后称之为“生物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种权力中，技术控制已经直接影响到最为私密的、人和自身的关系。
两年以后，我们又一次受邀去了库埃纳瓦卡。接着我们还应邀去了伯克利，圣迪亚哥附近的拉荷亚，我们住在马尔库塞①家。我偷偷地拍了一张你的照片，是你的背影：在拉荷亚的大海滩上，你的双脚踏在海水里。你五十二岁。美丽绝伦。这是我最喜欢的你的影像之一。
回来后，你对我说你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时，我久久地看着这张照片。在我们出发去美国以前，你已经在怀疑了，但是你不想告诉我。为什么?“如果我要死，我想在死前看看加利福尼亚，” 你只是平静地对我说。
以往每年的常规检查并没能查出你的子宫癌。确诊之后，我们定下了手术日期，然后，一起去你设计的房子里过了一个星期。我用一把刻刀把你的名字凿在房子里的一块石头上。这真是一座神奇的房子。所有的空间都是多角形的。从卧室的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见高高的树梢。第一夜，我们都没有睡着。我们倾听着彼此的呼吸。接着，有一只夜莺唱起了歌，另一只在稍远处相和。我们没怎么说话。我整天都在翻地，时不时地会抬起头，望向卧室的窗户。你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望着远方。我知道你在和死神搏斗，希望自己能够无所畏惧地迎接它的到来。在沉默中，你是那么美，那么坚决，我根本无法想象你能够放弃生命。
我向报社请了假，和你一同住进医院的病房里。第一夜，窗外传来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它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我能够记得在医院度过的每一个时刻。皮埃尔，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医生，他每天早晨都会来打听你的病情，他对我说：“你会永远记得眼下这段悲喜交集的日子。” 我希望知道你有多少机会能够再活五年的时间，这是治癌专家给出的期限。皮埃尔的回答是：“五十年，五十年。”②我在想，我们终于应该充分享受一下现在，而不是总想着构筑未来了。我读了两本从美国带来的厄休拉·勒奎恩③的书。这两本书更是让我坚信自己所做出的选择没错。
等你出院之后，我们回到自己的家园。你看起来生气勃勃，这让我很放心，很高兴。你逃过了死神，生命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价值。几个月后，依利希在一次晚会上又见到了你，他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他久久地凝望着你，对你说：“你看到了另一面。”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答的，也不知道你对别人的话有何想法。但是他立刻对我说，几乎就在和你说了这句话之后：“看这目光! 我现在明白她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他又一次邀请我们去他库埃纳瓦卡的家，还说我们愿意在那儿待多久，就在那儿待多久。
你已经看到了“彼岸”；你从一个我们回不来的地方回来了。这改变了你看事情的角度。在这一点上虽然我们没有商量过，但是我们做出了一致的决定。有一句英文很浪漫地诠释了这个意思：“没有财富，只有生命。”
在你昏迷的日子里，我决定六十岁就退休。我开始计算我们曾经分离的时光。我在做饭做菜中找到了乐趣，我热衷于找寻能够帮你恢复体力的绿色食品，热衷于在瓦格拉姆广场订购顺势疗法医师推荐的权威制剂。
生态在不断要求促进另一种文明的同时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日常的实践。我已经到了思考一生都做过些什么，原本是想做什么的年龄。我觉得我并不曾真正地生活过，我总是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我的生命，只拓展了自己的某一个侧面，作为个人，我是贫瘠的。而你一直以来都比我富有。你在所有的空间里盛开。你与你的生活处于同一水平；而我却总是匆匆地奔赴下一项任务，仿佛我们的生活永远只能在稍后才真正开始。
我开始思考，什么是我应该放弃的次要的东西，放弃了它我才能集中精力追求最重要的。我对自己说，如果要真正理解各个方面的动荡所波及的范围，就需要更多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而这，却是全职的新闻记者无法做到的。一九八一年左派上台，我已经不再期待有任何革新，在莫洛瓦政府得到任命后的第二天，我就遇见了两位部长，我就是这么对他们说的。我很惊讶的是，为报纸工作了二十年，可是我的离开无论对自己而言还是对别人而言都不是那么难过。我还记得我曾经写信给E.，说归根到底，只有一件事对我来说是最主要的：那就是和你在一起。如果你不在了，我根本不能想象自己还能继续写下去。你才是最根本的所在，其余的一切，无论你在的时候在我看来有多么重要，可你一旦不在，就失去了意义和重要性。在我上一本书里，我已经在题词里写到了这点。
我们一起到乡间生活已经二十三年。开始是在“你的”家园里，那里有一种令人沉入冥想的和谐氛围。而我们只享受了三年。一个在建的核电站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开。我们又找到了一座房子，非常古老，夏天很是清凉，冬天却很温暖，还有一块很大的土地。我想你在那里应该会很幸福。就在只有一块草坪的地方你还创造了一个花草小灌木园。我在新房子的地上种了两百棵树。开始几年我们还会出门旅行；但是旅途的颠簸——无论是什么交通工具的颠簸——会令你头痛发作，浑身疼痛。蛛网膜病变让你不得不放弃了大部分你非常喜欢的活动。大家都没有发现你隐瞒了自己的痛苦。我们的朋友都觉得你“精神”“很好”。你一直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在我们的家园度过的二十三年里，我出版了六部书，还有一些文章和访谈。我们接待了几十位世界各地的来访者，我做了几十次采访。当然，我还是没有能够完成三十年前的心愿：能够与现时生活处在同一个平面上，只关注我们的共同生活所构成的财富。如今我又在重新回味当初迫不及待下决心的时刻。我的手上没有等待完成的重要著作。我再也不想——如果我用乔治·巴塔耶的话来说——“推迟存在”。我专注于你的存在，就像专注于我们的开始，我希望你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你给了我你的生命，你的一切；在剩下的日子里，我希望能够给你我的一切。
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幽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五十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在夜晚的时刻，我有时会看见一个男人的影子：在空旷的道路和荒漠中，他走在一辆灵车后面。我就是这个男人。灵车里装的是你。我不要参加你的火化葬礼，我不要收到装有你骨灰的大口瓶。我听到凯瑟琳·费丽尔在唱，“世界是空的，我不想长寿”④，然后我醒了。我守着你的呼吸，我的手轻轻掠过你的身体。我们都不愿意在对方去了以后，一个人继续孤独地活下去。我们经常对彼此说，万一有来生，我们仍然愿意共同度过。
注 释
①Marcuse(1898-1979)，德裔美籍哲学家、社会理论家。
②原文为英语。
③Ursula Le Guin(1929-)，美国作家。
④原文为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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