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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重新认识了“勇气”

维舟 维舟 2023-04-20
一觉醒来,又老了一岁。是真的老了,这一年里经历了太多事,鬓角也不知不觉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白发。年过四十之后,不能不感受到时光不动声色的无情进逼。
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人到中年的无病呻吟,事实上除了像今天这样特殊的日子,我也很少会关心自己的容颜,但这种自我凝视难免会激起一点内心的波澜,因为这以一种不可回避的具象提醒我:是时候面对不一样的自己了。
怎样做自己,是一门无人能教我们的艺术,更别提是在这个时代做自己了。所谓“向前看不到光,向后看不到底”,就像赫然发现自己双脚悬空,进退两难,这或许是当下所有人都面临的共同问题,那就是不得不在一个日趋逼仄的处境中负重前行。
再迟钝的人,都能感知到时代的“风气”已经大变。就在最近这几个月里,我听不少人都说“从来没觉得活着这么累过”,虽然早已全面放开,但就像有朋友说的,“感觉身边的每个人都比以前活得更小心翼翼了”——而这种“小心翼翼”本身,或许又让人感觉活着更累了。
年轻的时候是很少会去想这些的,那会虽然一无所有,但在独自面对一个庞大的未知世界时,就算未必“兴奋”,也不至于感到恐惧。现在讲出来,那既像是无知,又像是无畏,当然,也许更多人只觉得那是“运气”。
我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现在踏上社会的这一代比我那时内心苍老,在他们青春的容颜之下,有一颗沧桑的心。那就像是《道林·格雷的画像》的反面:外表已不是反映而是掩盖了内在的变动,仿佛是长在身上的一张社会人格面具——这倒是契合person(个人)一词的本意。
2003年春,在泸沽湖
因为年轻时就长相显老,这些年也有朋友开玩笑说我“逆生长”——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倒是可见那时我在他们印象中有多“沧桑”,不过在心理上,我确实开始重新认识曾被否弃的某些品质。
我当然也血气方刚过,青春期甚至一度性情激烈,但总的来说,作为一个内向的人,我的整体气质偏于沉静。尽管我有时也会被那些个性阳光的朋友感染,但哪怕是在中学时代,我内心里也会不以为然地觉得他们所推崇的“勇敢”往往只是“鲁莽”,隐含着一点非理性的气息。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勇气”一直有着自己特殊的理解。那可说是一种“消极的勇气”,更多意味着面对外部压力时的“坦然无惧”,乃至是“无故加之而不怒”,那是基于内在力量的审慎、克制,而未必朝向外部的积极行动。
之所以如此,想来是因为我早早就分离出了一种自我审视的目光,尤其是在高中、大学时期,像是有另一个自己在不远处注视着自己的肉身。不止一次,这阻止了我自发的冲动,因为我在行动之前就反思了行动,甚至消解了行动的意义,就像顾城的诗里写的,“为了避免结束,你避免了一切开始”。可想而知,在有些人看来,这就是怯懦,因为在他们眼里,那种被我压制住的自发冲动本身才是“勇气”。这是我付出沉痛代价后才理解的。
很长时间里,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由于这种过度的审慎,我其实潜意识里相信“勇气来自确定性”——就像一个上考场的老实学生,如果没有完全掌握课本上的所有知识,总觉得心底里有几分惴惴不安,没十分把握的话也不敢说。直到毕业多年后我才渐渐明白,身处变动的风险社会,这是一种妄念,如果要等到万事俱备才开始,那就永远不会开始。
三年前失业时,和我交接的老同事有一段临别赠言。她大我十岁,儿子已经出国留学,自己再干两年或许也退休了,她说:“我心态很平。我职位够高了,不想再往上爬,老实说也不缺钱,明天不干都可以,那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工作?只是因为我还喜欢这里同事的工作气氛,也想看到一些前沿的新东西,那就做着玩吧。”
我相信这是她的肺腑之言,更敬佩她此刻仍保持镇定和求知的职业素养,当然这也是一种勇气,但这种勇气其实来自“底气”,毕竟她不用担心失败后片甲不回,也不会因此丧失对自我价值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输赢对她来说与其说是“生死攸关”,不如说更像是一场游戏——投入地去玩,不用担心结果。
意大利电影《年轻气盛》
这两年我渐渐察觉到,在当下这个时代,所有人都被嵌入到一架庞大的机器之中,而当我们变成它的一个小小零件之后,人也就被非人化了。此时,只有创造性的行动才能证明“自我”的存在。
这一幕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所以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早就强调过,对于中世纪神学来说,“沉思”原本是人的最高目的,代表着对现世的批判并通往超越性存在,也因此高踞道德层次体系的顶部,然而,到了现代社会,政治理论最重要的使命已经不是恢复沉思的首要地位,而是恰当地实施行动。
现在的问题是: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要自主地行动已经变得更难了。即便不是直接的管控,单单是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甚至应付自己的内心,就已经让许多人精疲力尽。尽管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某种“成熟的冷漠”并不总是意味着活力的丧失,正如赫尔岑在其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序言中所说的,
个人的一切转瞬即逝,对这种消逝除了顺从别无他法。这不是绝望,不是衰老,不是冷漠,也不是无动于衷;这是暮年的青春,生命活力恢复的形态之一,或者不如说,即是这个过程本身。有些创伤,人是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忍受的。
我深切地知道,经历了这三年之后,沉思已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流亡形式: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躲进小楼成一统”,寻找一个精神的避难所,那既像是自我救赎,又像是自我放逐。平心而论,那种处境当然有情可原,放弃行动,至少可以遁入自我,但有必要警惕的是:稍有不慎,“放弃行动”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演变为“放弃自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反思自己的生活,因为那本质上是在捍卫我们的存在本身,也只有在认清现实和自身有限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有所决断和行动。
1938年,当不祥的乌云笼罩之际,本雅明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在我的工作中,只要可能,就进攻性地对待这个时代的毁灭性机关;在我的生活中,只要可能,就防御性地面对它们。”这两者都需要坚定的勇气。
我其实向来不是那种挺身而出对抗性的论战者,更多的是在观察、记录。也因此,长久以来,我对于这个作为自己写作对象的社会抱有某种疏离感。倒是去年上海封城时,有读者对我说:“要坚持住啊。你的勇气也给我勇气,要是你放弃了,那对我来说一盏灯就灭了。”
这让我意识到,个人的勇气或许也可能产生公共意义。也是因为这样不期然的一件件小事,我在人到中年之际终于迟迟领会到勇气可能比智慧更重要——没有行动的沉思,是不孕的,又或者说,沉思本身应当为行动开辟可能性。不过,我仍然认定,解释者不应该具有操纵性,他真正应该做的是帮助人们看清周遭的现实,并尊重自主的选择与行动。
虽然这肯定不易,但我想正是此刻才更有希望打开可能性,因为这世上没有孤立存在的勇气,人和人正是在彼此处境的共振中获得力量的,因而第一步就需要打破这种孤立感。日本电影《0.5毫米》中有这么一段话:
被逼到极限的人,他的光芒就超越了极限,会作为一个自我存在而觉醒。那是能让他有移山的力量,山就是每个人的心灵,或许只能移动0.5毫米,但这些几毫米聚集起来,朝同一方向移动时,就是革命的开端。
我也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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