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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改编不得吗?

维舟 维舟 2024-04-15

网飞版《三体》自上映以来,就引发了国内极大关注和争议。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是这一版对原著的大量改编,例如背景放在了英国,而主角罗辑干脆变成了黑人Saul,而所有这些,最终都会归结为一个问题:相比起早先的腾讯版,网飞版到底好不好?

这一点已有太多人讨论过,但显而易见地,讨论完谁也没能说服谁。当然,“趣味”的问题本来就很主观,因为很多人理解的“好”,其实没什么客观审美标准,只不过是“我喜欢的那个就是好”——至少,要让人承认“我喜欢的那个,其实不好”,可以说是反人性的。

但在简体中文网上,这个问题还有棘手的另一面:太多人是不可能承认网飞版好的,只因那是国外翻拍的。这些热情的民族主义者通常抱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能输出到海外,那当然是值得骄傲的大好事;但另一面,这个大好事又不可能是好事,因为它不够“原汁原味”了。

问题就在这里:关键不在于网飞的改编好不好,而是无论怎样的改编都不可能让他们满意,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所期望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中国的文艺作品对外输出,但仍全然按照国内观众的口味来制作,甚至制作方不是中国公司就是原罪,那当然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就此而言,这些人是不可说服的,因为他们的审美趣味是由政治立场决定的,且抱着一种顽固的一元价值观:凡是偏离原著的,都是低劣的、错误的、不正宗的,而“正宗”的必然在“我们”这边。

实际上,这是正统论的当代变形,在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心理基底。我很早就注意到,周围人对日本、韩国、越南这些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有着毫不掩饰的优越感,嗤之以鼻地嘲讽他们不过是学了一点中国文化,加上本地元素,拼凑出一个奇奇怪怪的低劣版本,跟我们的当然没得比。

既然如此,那么改编版本的好坏根本不是一个可待讨论的问题,因为对这些人来说,答案是早已知道的——不正宗的怎么可能是好的?只有先承认大前提(“海外的改编、变异也有可能是好的”),才能讨论小前提(“网飞版的改编好在哪里”),否则是没有意义的。

像这样的争论,在国内当然也不是第一回了。2018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推出根据《西游记》改编的《猴王传奇》(Legend of the Monkey),在宣布开拍时就引发轩然大波:全剧四位主角的扮演者没有一位是华裔,唐三藏(Tripitaka)和沙和尚在剧中竟然都是女性。

这让很多中国人无法接受,纷纷谴责这是“恶搞”,因为这一设定太离经叛道了,就好像一道中国菜端上来,吃在嘴里只是西餐的味道,说不出的古怪。习惯了中国菜的胃太保守,以至于无法承认这也是“创新”。

倒是豆瓣上该剧的条目下有一条高赞评论还比较豁达:“你当它是《西游记》,这就是我们文化输出的成功案例;你不当它是《西游记》,这就是部还能看的魔幻剧。何必苛求符不符合原著的设定。”

确实,我们要勇于承认一点:在文化传播史上,变异而非继承才是正常现象,特别是民间故事,根本没有哪个才是唯一正确的正统版本,每个地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改编。

民俗学家Alan Dundes在《用精神分析学解释小红帽》一文中说:

变异是民俗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民俗具有各种各样的存在和变异的特点,在明显的对比之中,它甚至是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民俗中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文本,只有一些文本。

著名的灰姑娘故事,有一些人相信起源于唐人笔记《酉阳杂俎》,女主角叶限没有南瓜马车,遇到的也不是王子;在欧洲的最早版本中,水晶鞋也不是水晶做的,是法文本里毛制的鞋(Vair),英译时误作水晶(Verre)。在斯拉夫的版本中没有舞会情节安排,但对一个帮助她的动物很感兴趣;在德国版本中则相反,且对那些超自然的神秘元素更感兴趣——如教母、母亲坟墓树上的鸟等等。

别看中国人那么难以接受自家的经典被改编,但对于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倒是津津乐道。河南坠子《耶稣娃》有个选段,前些年火爆全网:

冬至过了那整三天,耶稣降生在驻马店。三仙送来一箱苹果,还有五斤肉十斤面。小丫鬟手拿红鸡蛋,约瑟夫忙把饺皮擀。店小二送来红糖姜水,喊一声:玛利亚大嫂,你喝了不怕风寒。

都是改编,反应的反差如此之大,这表明中国人在这方面抱有双重标准:如果原版源于中国,那么我们这儿是正统,改编的统统都是低劣的乃至不可接受的;但如果原版来自异文化,那么中国化的改编只能证明中国文化的强韧生命力,有力地改造了它,“无论什么东西进中国,就是中国的了”。总而言之,左右都是我们赢。
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之所以在国内如此流行,我猜想是因为这正中无数中国人的下怀,让他们心安理得地觉得,固守自身就是最好的,还能好处兼得,但这真的是那句话的本意吗?
要想真正理解这一点,需要的不是埋头看自己,而是抬头看世界:任何一种文化的独特性,都必须在一个世界的对比框架之下才能真正看清楚。英国诗人吉卜林有一句著名的格言:“一个只了解英国的人,对英国又了解多少呢?”其意无非是说,只有周游了世界,才能充分意识到英国有何不同于别处的特性。
正因此,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头记》中强调,在全球化的时代,一种地方文化的独特性“是在一个国际结构之中,对表现或再现自我特色的要求”,而本土与国际的交流,又反过来会影响本土的文化生产,“就像食廊里卖的食品那样,它们必须占据一个标志差异的边缘空间:不能太缺乏国家色彩,也不能太富有国家色彩”。
回头来看,《三体》的改编正可折射出中国文化输出时亟需面对的困境:我们的文化生产,怎样才能充分考虑到世界各地其他人的“口味”,灵活调适,既不至于无法被人接受,又不失去自我,保留一定的“原味”?
那种原著党的设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那隐含着一种固执的乌托邦信念:自己的东西不需要做任何调整,就能完整地输出并受人欢迎。但是,现实点吧,你就算把川菜馆开到上海都得适应下本地人的口味呢。无视他人需求,不肯调适的僵硬态度,结果势必就是遭遇市场的惨败,文化难以输出。
这虽然都是小事,但由此正可见国内社会对他者感受的普遍漠视,而要让中国的文化符号真正走出去,恰恰需要理解异文化群体的感受,否则你怎么知道如何才能让对方喜欢?这就需要走出狭隘的本土文化立场,从更开阔的视角眺望他者、反观自身。在这方面,挑战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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