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东 | 愿意平和，孩子难救——由杂文、小说的对读探析鲁迅的家庭解放叙事 | 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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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平和，孩子难救

——由杂文、小说的对读探析鲁迅的家庭解放叙事

李永东 |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反传统的一员猛将，在反礼教、废文言、批判国民性等方面，他的观念和态度激进勇猛。但是，面对几千年的旧传统，鲁迅也有感到为难的时候，显露出“本性上的脆弱和潜伏的矛盾”的一面。例如，他谈及家庭解放问题时，就表达了“愿意平和”和“随顺长者”的意愿。

需要指出的是，讨论鲁迅的家庭解放叙事，有必要辨析不同文体的表达差异，追问：我们谈论的是他杂文中的家庭解放观念，还是他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建构？二者是具有一致性，还是构成了互补或对照的关系？鲁迅涉及家庭解放叙事的小说和杂文，所用的笔名不一样，相关小说署名“鲁迅”，相关杂文则署名“唐俟”，暗示了其不同的家庭伦理态度。

鲁迅在杂文中所透露的“愿意平和”“随顺长者”的态度和依赖“亲权”解放子女的观念，决定了他的小说讲述家庭伦理故事的方式，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和命运走向，是他的杂文中家庭解放观念的别样演绎。鲁迅的杂文表达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观念，而小说构设的却是“我们现在怎样做儿子”的故事。可以说，在家庭解放叙事上，鲁迅的杂文与小说具有互文性，可以对照来读，以杂文诠释小说，以小说反观杂文。通过鲁迅杂文与小说的对读，会发现鲁迅在家庭解放问题上，陷入了自我伦理体验与社会现实状况共同造就的困境——愿意平和，孩子难救。

“解放”浪潮中鲁迅杂文的家庭变革观念

五四时期“新思潮勃发以来，国人争说解放”，“解放”的声浪，“像钱塘江潮水般的涌现”。1919年前后不仅形成了讨论“解放”的热潮，而且出现了以“解放”命名的杂志，《解放与改造》（半月刊，1919年9月创刊）、《解放画报》（月刊，1920年5月创刊）先后在上海面世。关于“解放”的言说，不乏迫切激越的声音。针对思想解放，1920年梁启超给出的忠告是：“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兴华》杂志的一篇论说，直接以“宣战”的姿态提倡“解放”，包括向礼教宣战，向风俗习惯宣战，向不平等的制度宣战，向政治法律宣战，向古董式的国粹宣战，向偶像式的经典宣战，向不彻底的人生观宣战，尤其是“人人向着自己的内心宣战”。彻底解除身内身外的束缚，成为五四时期“解放”论说的主调。

五四时期的“解放”言说，涉及各个方面，包括专制、礼教、男权、旧习俗、迷信观念、偶像崇拜等，这些都需要以“解放”的观念立场对其进行审视与改革。当然，讨论最多的还是礼教、家族制度和妇女问题。

鲁迅在杂文和文论中，对“解放”有过一系列的表述。粗略统计，鲁迅的杂文和文论，出现“解放”一词的共有40余篇。鲁迅使用“解放”一词，最早是在1907年创作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该文介绍修黎（今译“雪莱”）的诗剧《解放之普洛美迢斯》（今译《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时，把诗剧题目中的“unbound”一词译为“解放”，称赞雪莱为“抗伪俗弊习以成诗”的“精神界之战士”；在论及拿破仑对英国诗人拜伦的深刻影响及其自身的功业时，也用到了“解放”一词：“拿坡仑使命，盖在解放国民，因及世界，而其一生，则为最高之诗。”

“解放”这一概念，在鲁迅的杂文中有着多重表意指向，归纳起来主要有这几种情形。一是关于子女解放问题的，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随感录二十五》（1918年），以及“随感录”《四十》（1919年）、《四十九》（1919年）、《六十三 “与幼者”》（1919年）。二是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最有影响的为《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其余还有1925年针对女师大风潮发表的《坚壁清野主义》《寡妇主义》《忽然想到》等文。三是对庸俗、投机文人的嘲讽，1933年曾今可在《新时代》月刊提倡“词的解放”，格调低下，引发鲁迅撰文予以讥讽，他在《曲的解放》《序的解放》《伪自由书后记》等文中嘲笑曾今可“硬以‘管他娘’与‘打打麻将’等屁话来实行其所谓‘词的解放’”。四是认为卑贱的“堕民”虽然身份“解放”了，但奴性未改，这一点在《我谈“堕民”》（1933年）、《病后杂谈之余》（1935年）有所论及。五是针对工人、农民等无产者的解放问题，认为无产者需要从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才会产生“真正的平民文学”，“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六是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文字游戏”，他们把“死刑”（《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1931年）、“枪毙”（《写于深夜里》，1936年）、“孥戮”（《逃名》，1935年）等说成是“解放”，借以掩饰其暴力行径，并促使人们在笑谈中淡忘。由此可见，鲁迅对“解放”问题有着持续的关注。单就明确使用了“解放”一词的作品而言，鲁迅在清末和20世纪30年代的杂文和文论中，多为只言片语捎带论及“解放”问题，而他集中、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则是在五四时期的杂文中，且主要论及家庭伦理的解放，形成了他关于家庭解放的系统看法。

家庭伦理的解放，涉及中华民族根本性的文化变革和深层次的社会改造。1900年前后日本学者所著、并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支那文明史论》一书就特别指出，欧洲的物质文明输入近代中国，并不会动摇中国固有文化的根基：“欧洲之文化，即科学之进步，机械之发明，物质之改良，倍倍助支那固有之文化。［……］于支那帝国，实与以无限鸿大利益也。”而真正威胁传统中国的根基，并将给中国带来剧变的为“个人主义”：

若夫欧洲之个人主义，与支那之家族主义于根本不相容。此以个人主义基础之法国民法，于支那决其为断不欲施行者。若万一施行之，支那国民之基础家族制度，不出百年，渐渐破坏，是将来汉族命运之所悬也。（注：原文无标点，此为笔者所加。）

在日本学者看来，家族制度为中国“国民之基础”，而来自欧洲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的“家族主义”根本不相容，故难以推行，如果推行，则将给民族命运带来难以预料的结果。时至五四，陈独秀也意识到“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正因此，他才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的“断言”，是根据传统中国以“三纲”为伦理政治之大原而得出的。我们知道，“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构成了家族制度的基础。因此，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家庭伦理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是根本，也是最难决断的。

五四时期激进的家庭解放观念，认为家庭的存在是痛苦之源，主张“打破家庭”。比较之下，鲁迅的“愿意平和”的家庭改革主张，就显得冷静持重得多。在鲁迅的杂文中，“解放”一词出现最频繁并且构成为核心观念的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一文。鲁迅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是“研究怎样改革家庭”，触碰“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这就需要挑战“父为子纲”的观念，“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但他之所以最终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个题目，多少包含了对以“孝”为核心的传统家族观念的让步，一是避免让固守旧伦常的“圣人之徒”听了害怕，二是考虑到中国的老年人中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一时不能觉悟、难以接受。在让步与务实的双重考虑下，他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以自我“心以为然的道理”，决定谈谈像他这一类觉醒者——“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觉醒者即“解放”子女的人，这篇文章可以看作启蒙者的自我言说——鲁迅并不奢望唤醒全体国民，也无意于全面、迅速颠覆家族制度和孝道观念。

鲁迅对于早晨听到乌鸦叫“总须颓唐半天”的迷信守旧老人，抱着理解的同情，并不强求他们解放子女。家庭长者改变不了旧习惯，“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鲁迅关于家庭改革的经典论述，采取父亲主动“解放”子女，而不是子辈反抗父权、破除家族制度的方式。这与五四青年主动出击、反抗权威的“解放”主张形成了对照。正如李大钊对“真正的解放”所做的解说：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注：原文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笔者未做修改。）

“别人把我们解放出来”与“我们自己解放自己”，是两种解放路径。显然，在家庭伦理的变革上，尽管鲁迅主张幼者本位，但选择的是父亲把子女解放出来的路径。子女的解放问题，鲁迅寄希望于父母的“爱”。这是一种出自本性的爱，由爱出发，“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在生产、教育、解放三个环节中，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重点讨论了“解放”。他以推心置腹、苦口婆心的说服方式，打消“父母”的各种疑虑，主张完全“解放”孩子。总之，“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由于觉醒的人既要“解放幼者”又要“随顺长者”，可一旦遇上那些不肯解放子女甚至还不准儿子解放孙子的长者，鲁迅虽然觉得是个问题，但也束手无策，他说：“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这是“随顺长者”的家庭改革者无法回答的问题，只能留待时间去解决。四年之后，鲁迅面对女高师的学生所做演讲，在家庭解放问题上仍然主张“平和的方法”：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

鲁迅清醒地意识到，在中国家庭中“亲权”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他的家庭解放观念和路径取决于上，即寄希望于觉醒了的父母。鲁迅把家庭改革的使命交给了觉醒的父母，而觉醒的父母挺不好做，因为不但要“解放幼者”，还需“随顺长者”。这是鲁迅作为“历史中间物”的生命体验及其启蒙观念在家庭解放问题上的体现。

在家庭解放问题上，鲁迅的杂文不是着眼于改造父辈的旧家，而是寄希望于“觉醒的人”解放自己的子女，即“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而尼采却说，“为你们的孩子们，你们当矫正了你们是你们的祖先的孩子。你们当如是救济了所有的过去！”确实，觉醒的“我们”不挣脱家族制度的牢笼，不从父辈的旧家中解放出来，如何解放自己的孩子呢？这既是一个现实伦理难题，也是一个文学叙事难题。

小说的家庭叙事：“觉醒的人”怎样做儿子

论到鲁迅小说的家庭解放叙事，我们首先就会想到《狂人日记》。鲁迅坦言《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小说把“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归结为“吃人”，可谓触目惊心、振聋发聩。在家族叙事中援引易子而食、割股疗亲的历史典故，使得小说对父权和“孝”观念的批判达到了极致。根据谭桂林的解读，《狂人日记》前七节的叙述重心在诅咒“吃人”，后六节的叙述重心在劝转“吃人”。也就是说，这一篇锋芒毕露地批判礼教“吃人”的小说，在家庭解放叙述上，采取了类似于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劝说”话语策略。然而，批判家族制度和礼教之后，在五四新文化的时空中如何解放家族子弟呢？日记前“小序”中的“候补”（清代官制）一词所暗示的故事时间不过是障眼法，为作者的现实批判态度涂上了一层防护色，但狂人病愈“赴某地候补矣”一语，表明鲁迅的态度是悲观的。“小序”涉及兄弟、同学、朋友的情谊，写得挺有人情味，也表明狂人已重返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因而小说结尾“救救孩子”的呼吁，多少显得有些空洞，这空洞的呐喊，有着“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的用意。作为一篇大量借用象征、隐喻手法，并依靠狂人呓语构设家族制度之恶的小说，其态度的激越尚能维持。一旦涉及家庭生活和伦理关系的写实状态，一旦进入同时代的家庭伦理故事，鲁迅“愿意平和”的态度就显露出来了，“救救孩子”并未找到出口。

小说这种虚构文体，理应适合构设“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伦理解放故事。但是，在鲁迅的小说中，先觉醒的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的新伦理构想，并没有得到呈现。小说中的“父亲”，如《药》中的华老栓，《祝福》中的四叔，《故乡》中的闰土，《狂人日记》中的“娘老子”，都是老一套，丝毫不肯改变。民国初期的乡村，自然还不到“解放”子女的时候，《风波》中的九斤老太只是感叹“一代不如一代”，满地疯跑的孙女六斤，最后也被老规矩收服，“新近裹脚”，“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城里的父亲同样固守旧家族的权力秩序，《伤逝》中的子君因大胆自由恋爱，北京的叔父已不认她这个侄女，远在家乡的父亲也不愿放生自己的女儿，他是“儿女的债主”，归家的子君笼罩在他“烈日一般的严威”中抑郁而终。《肥皂》中的伪道学四铭与儿子学程的关系，仍是旧式父子的模式，父亲的“庭训”雷打不动，儿子在父亲面前唯唯诺诺。四铭属于《娜拉走后怎样》所提到的那类父亲：“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在四铭与学程的父子关系中，我们看到的是从未变更的父权。鲁迅在杂文中呼唤的“人之父”，在小说中找不到相应的形象，而且“人之子”也逃不过被人们“钉杀了”的命运。

在小说中，那些“觉醒的人”，鲁迅并未给他们安排“父亲”的角色。《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长明灯》中的“疯子”，都是独身。《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还处于未婚状态。《伤逝》中的子君与涓生同居却没生孩子。《幸福的家庭》中的青年夫妇虽有孩子，但小孩只给年轻的父母增添了烦恼和纷乱，因而男主人公所拟想的“幸福的家庭”是不如没有孩子好。鲁迅的小说并未真正触碰“觉醒的人”怎样做父亲这个话题，或许源于他在五四时期还没有为人父的经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随顺长者解放幼者”的观念本身充满悖论。

既然鲁迅的家庭伦理叙事并未提供“觉醒的”父亲形象，那么，家庭解放的故事便只能依靠“觉醒的”儿子来完成。实际上，鲁迅的小说倒是热衷于书写“觉醒的人”如何做儿子。觉醒了的人，如狂人、魏连殳、吕纬甫，以及《祝福》《故乡》中的“我”，小说都只给他们安排了“儿子”的角色。仿照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的标题，可以说鲁迅在《孤独者》《在酒楼上》《狂人日记》等小说中，讲述的是“我们现在怎样做儿子”的故事。然而，“觉醒的人”以“儿子”的身份进入家庭伦理的叙事中，他们不是继续“开辟新路”，而是成了折翼的天使，跌回旧势力、旧伦理的罗网中；父母、祖辈也不是“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相反，长辈成了儿孙自由奔突的路障。鲁迅在杂文中表达的“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的伦理主张，与小说中“儿子”所陷入的家庭伦理困境，恰恰构成了对照。这些觉醒的“儿子”原本是鲁迅所指望的“做父亲”的新人，但鲁迅没赋予他们“父亲”的身份以解放孩子，而是让他们在“随顺长者”的伦理情感中挣扎、沉沦。

作为“儿子”身份的“觉醒的人”，之所以难以持续展开自我解放的行动，是因为他们在代际关系的处理中“愿意平和”，甘愿“随顺长者”。完全的自我解放需要“无挂碍”，以“属己”的个体价值的实现为目标，而随顺长者的“孝”观念，则要求他们以“异己”（长辈）的意愿的满足为宗旨，二者无论如何都有所冲突。鲁迅在杂文中认为父母对于孩子“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这种牺牲基于“天性的爱”，“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鲁迅对理想父母的要求，是一种混合着血缘亲情、无私道德、生物进化论、幼者本位的观念，正如谭桂林的评价：“老的让道给年轻人走，这是对自然和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有利于种族的进化，而那个能够填平阻挡年轻人前行的深渊的死，是种族进化的必须，也是种族进化的有益的主体行为，悲壮而积极。”不过，父母之爱，尤其是母爱，无论来自旧式老人还是觉醒新人，都会转换为子女所承受的“恩”。这种由“爱”转化成的“恩”，子女只有以“孝”来补偿父母和平衡自我伦理情感。对于新旧过渡时期的觉醒者而言，母爱与尽孝的关联是一种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道德自觉。“孝”的后面紧随着“顺”，其结果就是“随顺长者”。这就是那些作为“儿子”的“觉醒的人”面临的家庭伦理困境。

在鲁迅的小说中，只有失去母亲的觉醒者，在反叛传统和个人解放中最为勇猛。《长明灯》中“疯子”的父母已过世，可谓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正因为摆脱了孝顺父母的心理重负，他才毫无挂碍，拥有“信仰的践履力”，敢于孤身对抗庸众，无畏无惧，坚决要吹熄长明灯这一传统观念的象征物。他的这一举动引起吉光屯村民的公愤，却无法将他“送忤逆”，因为只有直系长辈才有资格“送忤逆”。在《伤逝》中，关于子君与父母之家关系的叙述，只出现了守旧、威严的父亲和叔父，没有叙及她的母亲或祖母，子君也没有感受到来自父亲之家的温情。她最初自己选择婚恋，反叛父权，后来则是被父权所禁锢，抑郁而终。但她的死与爱的牢狱、孝的挣扎无关。失去经济地位的子君，像离家出走的娜拉一样，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只不过子君是作为女儿，回到了威严的父亲之家。“疯子”和子君都不必为“随顺长者”而苦恼，面对礼教或家族的压迫力，都曾表现出决绝的反叛，而不是像鲁迅在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中所声言的“愿意平和”地面对旧式家长。

与此对照，为母爱所累的觉醒者，则陷入了家庭解放的困境中。《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他们作为觉醒了的“儿子”，有着与“疯子”、子君所不同的家庭伦理体验。他们虽然早已没有父亲，但是在家庭伦理关系中，他们需要直面凌驾于他们生命之上的绝对存在者——母亲。母亲，正是鲁迅的杂文谈及家庭改革、解放孩子时主张“愿意平和”“随顺长者”的对象。这源于年少失怙的鲁迅自身的家族伦理体验。母亲对儿子的“爱”，儿子对母亲的“孝”，二者相互纠缠，阻止了觉醒者独立人格和勇猛人生的完成。1925年鲁迅给赵其文的信中写道：

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

到了1933年，鲁迅仍在杂文中感叹慈母是儿子勇猛人生的羁绊：

《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几天之后，我偶然在《自由谈》里看见一篇文章，其中说的是每日使婴儿看看遗照，给他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我立刻省悟了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笔，想做一篇反对的文章，因为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

鲁迅“向来的意见”也可视为他向来的家庭伦理体验。“倘有慈母”，儿子可以得到母爱的温暖，但慈母也会成为儿子的“挂碍”，妨碍儿子的“勇猛”，即便是“反抗绝望”的精神，也“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几乎不能前进”。慈母的存在，使得“觉醒的人”陷入做“真的人”与做孝子的两难之中。

虽然鲁迅主张完全解放了孩子，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但他从未完全否定过“孝”。鲁迅年少时读了《二十四孝图》之后，意识到“孝”如此之难，但并不表明他全然反对行孝。他在杂文中反对的是“老莱娱亲”“郭巨埋儿”之类虚伪、残酷的孝道，反对牺牲子孙、对子孙的生命成长构成威胁的孝道，而对于“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的孝行，他认为尚且可以“勉力仿效的”。母亲出自“天性的爱”，容易培植了子女出自天性的孝。由于要尽孝，觉醒者不得不在行动上屈服于旧式家庭伦理。吕纬甫、魏连殳在社会上曾经勇猛反叛传统，但在母子关系中都甘愿做孝子。吕纬甫曾经拔神像的胡子，争论改革中国的办法，反对诗曰子曰，但对母亲极为孝顺，为母亲做无聊的事，大老远跑来S城为死去的弟弟迁坟，为邻家女孩送花，只为顺应母亲的心愿。魏连殳“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乡邻认为他是“吃洋教”的“新党”，“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待到祖母去世，世上再无关心他的人，他就为生活所迫，糟蹋自己：“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病愈后赴某地候补的人生选择，与吕纬甫为了母亲做无聊的事、度灰色的生涯之间，也隐约有着相通之处。

吕纬甫、魏连殳、狂人，都是由新返旧的人物。他们原本都是“觉醒的人”，尚来不及做父亲“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就在保守势力的围攻下，在生存的压力下，跌回旧家族伦理的圈套中。我们可以把他们视为男版的、作为儿子的“娜拉”，其命运也未能摆脱“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结局。“觉醒的人”由新返旧，证明了鲁迅杂文中“随顺长者解放幼者”观念的虚妄。

家庭解放理念的分野：杂文的进化论与小说的怀疑论

作家的创作，就个人思想情感的敞开程度而言，有着文体的差异。作家使用不同文体书写同一话题时，其情感、观念和姿态的差异，研究者不能不察。鲁迅的创作更是如此。讨论鲁迅的创作，需要对其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等文体的思想情感倾向做出甄别。

茅盾写于1927年的《鲁迅论》，就明确指出了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在观念上的分野和互补：“在他的创作小说里有反面的解释，在他的杂感和杂文里就有正面的说明。单读了鲁迅的创作小说，未必能够完全明白他的用意，必须也读了他的杂感集。”茅盾进而对鲁迅的杂文和小说进行了比较，认为鲁迅在杂文中主要“指引青年应当如何生活如何行动”，在小说中多书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而且，他还以“对看”的方式分析了鲁迅的《幸福的家庭》《伤逝》和《在酒楼上》《孤独者》这两组小说。遗憾的是，茅盾所开创的对读研究路径，并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学界进入鲁迅文学的主题研究时，习惯于同时征引他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文论、书信中的材料，做出相互印证的综合性论述。不可否认，这种多文体文本的“合论”方式，既是通行的，也自有其价值。但是，如果对思想主题的表达做出文体的区分，发掘不同文体相互映衬、相互发现的功能，这将有助于进入鲁迅思想观念和情感态度的差序结构或互补关系，进而呈现鲁迅思想的立体多维面相。

鲁迅的家庭解放叙事，采取了杂文和小说两条路径，或者说，他的杂文和小说在家庭解放的观念和态度上，构成了有分别的两种样态。这大概不是鲁迅无意中造成的，而应是有意为之。不说别的，有关的杂文和小说所使用的笔名就不一样。杂文《随感录二十五》（1918年）、《我之节烈观》（1918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以及“随感录”《四十》《四十九》《六十三 “与幼者”》（1919年）等，发在《新青年》杂志上，署名为“唐俟”或“俟”，是鲁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呐喊”时期的作品；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幸福的家庭》（1924年）、《肥皂》（1924年）、《在酒楼上》（1924年）、《孤独者》（1925年）、《伤逝》（1925年）等发表或出版时，则署名为“鲁迅”，多为鲁迅在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彷徨”时期的作品。这两种署名背后包含了鲁迅对现实和未来态度的差异。周作人、许寿裳、王晓明、许锡强等人都对这两个笔名的意味做过解释。不过，就有关家庭伦理解放问题的作品而言，署名为“唐俟”的杂文表达了解放子女的坚定意愿，多有“呐喊”、进取、希望的意味。他为家族制度造成的生命缺憾而呼号，执意“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即“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的时候。而署名为“鲁迅”的小说更体现出“彷徨”、怀疑、绝望的态度，并且更加突出儿子被母爱封存在“爱的牢狱”中的人生困境。“鲁迅”这一笔名为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是在他原来使用的笔名“迅行”之前“冠了一个鲁姓，（因为他的母亲姓鲁）又将末尾的‘行’字省去了，结果便成了‘鲁迅’”。加上母亲姓氏的笔名“鲁迅”，首先用于揭露家族制度弊害的小说《狂人日记》，这难道只是随意之举，只是巧合吗？这一笔名暗示了相关小说所表现的觉醒的人“随顺长者”“怎样做儿子”的伦理构想和人生困境。

在鲁迅的家庭解放叙事中，作为思想观念倡导的杂文和作为家庭伦理实践的小说，其表现的人生态度有所不同。五四时期的鲁迅，在怀疑论与进化论之间犹疑、切换，他的杂文和小说分别承载了两种观念：他的家庭解放叙事，相关杂文秉持进化论的立场，怀抱韧性的战斗精神，坚信年轻一代终将从家族制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相关小说多流露出怀疑论的心态，在新旧人物身上都看不到希望，表达了鲁迅“反抗绝望”的态度。在进化论的时间链条中，鲁迅的杂文表达了清醒而沉痛的“历史中间物”意识，这种意识投射到了家庭解放的伦理体验中。在随感录《六十三 “与幼者”》中，他承认了自己在家庭解放进程中的“历史中间物”角色：

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

“时间不住的移过去。你们的父亲的我，到那时候，怎样映在你们（眼）里，那是不能想像的了。大约像我在现在，嗤笑可怜那过去的时代一般，你们也要嗤笑可怜我的古老的心思，也未可知的。我为你们计，但愿这样子。［……］”

鲁迅引用有岛武郎的话，确认的是他自己关于家庭解放的复杂心绪。他把自我家庭解放困境的超越，寄希望于“将来便不特没有解放的话，并且不起解放的心，更没有什么眷恋和凄怆；只有爱依然存在。——但是对于一切幼者的爱”。这种看法，得到了进化论的支持。进化论总是相信未来，相信时间能够操控观念和现实的现代进程。同时，进化论隐含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无可奈何。这就使得鲁迅小说的家庭解放叙事转向了怀疑论。正如鲁迅小说中的N先生，他在清末时期对青年男学生剪辫子的态度，既觉得“没有辫子好”，又劝学生还是不剪为好；对于民国初期女学生的剪发，N先生同样并不太赞成，他深知改革的艰难与风险，因而对仅凭一腔热情想要解放自我的青年一代发问：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有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正因为意识到社会状况尚未给五四新人提供“武器”“工厂”，他们即使观念已获得“解放”，现实中却很有可能陷入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境地，他认为这些没有“毒牙”的青年人，还不具备对抗传统社会以及独立生存的能力。所以，鲁迅在家庭伦理解放上，甘当由旧向新的中间一代，采取放生孩子而不是彻底解放自我的方式。像他这样的把黄金时代预约给子孙的觉醒者，难以安然享受解放的自由和痛快，只能在“随顺长者”的苦衷中“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直到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他的杂文主要表现“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解放孩子；而小说则主要表现“随顺长者”，“陪着做一世牺牲”。

由杂文和小说的对读揭示鲁迅的家庭解放困境，并不会矮化鲁迅，反而恰恰证明了鲁迅情感的真诚和思想的丰富。家庭伦理的解放，涉及中华民族根本性的文化变革和深层次的社会改造，这必将是一个缓慢而持久的过程。在五四时期，任何激进的言辞都容易脱口而出，而意识到家庭解放之事的艰难，敢于直面困境，反而更为可贵。直到1929年，鲁迅给叶永蓁的小说《小小十年》写的评论，仍然认为个人、大众的解放之途中，横亘着家族伦理的壁障：

一个革命者，将——而且实在也已经（！）——为大众的幸福斗争，然而独独宽恕首先压迫自己的亲人，将枪口移向四面是敌，但又四不见敌的旧社会；一个革命者，将为人我争解放，然而当失去爱人的时候，却希望她自己负责，并且为了革命之故，不愿自己有一个情敌，——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也愈多。——终于，则甚至闪出了惟本身目前的刹那间为惟一的现实一流的阴影。在这里，是屹然站着一个个人主义者，遥望着集团主义的大纛，但在“重上征途”之前，我没有发见其间的桥梁。

这段话是针对革命者形象的塑造而言，表面似乎对革命者行动和思想的矛盾有所批判，但鲁迅认为“书的生命，却正在这里”，“描出了背着传统，又为世界思潮所激荡的一部分青年的心”。这段话也隐含了鲁迅自己在家庭解放问题上的困窘，个人主义向集团主义的转变之所以缺乏桥梁，是因为家庭解放的时代命题未完成，家长权威、妇女地位仍旧。如果把这段话中的“革命者”换成“启蒙者”或“觉醒的人”，那么，在个人主义和社会解放的大潮中，“启蒙者”或“觉醒的人”仍然不知如何破解传统家庭权力秩序。

结语

鲁迅在杂文中所表达的家庭解放观念，与他小说的家庭伦理故事构成了互文关系，杂文和小说分别采取进化论和怀疑论的态度进行书写，从而构成了其参差的家庭伦理构想。在家庭解放问题上，鲁迅的杂文和小说进行了一场左右手的互搏：左手挥舞，星光一片，照亮解放之路；右手挥舞，暗夜沉沉，梦醒后无路可走。鲁迅杂文和小说对家庭解放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叙述，就如他的散文诗《影的告别》中的影子，其存在状态注定“彷徨于明暗之间”。

把小说和杂文进行对读，能分别彰显鲁迅杂文和小说的思想情感倾向，有助于我们更立体地把握他关于家庭解放问题的思想结构，体察他所处时代家庭解放的艰难及其家庭观念的悖论。对读也是一种互释，以杂文鲁迅释小说鲁迅，或以小说鲁迅释杂文鲁迅，仍不失为拓展鲁迅创作“内部研究”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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