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润峰|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逻辑与独特内涵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2期。

引用格式：张润峰.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逻辑与独特内涵[J].探索,2022(2):13-26.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不是抽象思辨的结果，而是包含着多重特殊的逻辑意蕴。从理论逻辑看，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由历时性向共时性的时空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呈现出从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飞跃；从实践逻辑看，经典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双重任务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实践探求之中；从时代逻辑看，建构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格局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时代回应。这种生发逻辑的特性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内涵，即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自我发展完善相统一、坚持经典现代化任务与后现代化任务相统一、坚持对内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与对外倡导和平发展相统一、坚持统筹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准确把握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逻辑及独特内涵，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张润峰，男，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前，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视角，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二是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视角，分析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与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及其决策部署；三是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体要素为视角，对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工业现代化与治理现代化等进行分析。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涵盖在“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研究之中。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当前深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或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并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呈现在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分散性研究，分别聚焦于其科学内涵、历史进程、显著特征、实践方略、成功之道以及价值意蕴等维度。就科学内涵而言，徐坤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目标是以现代化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载体、指导原则是以新发展理念统领现代化发展、战略布局是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现代化实践、战略规划是以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引领现代化走向。就历史进程而言，任志江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探索同其所理解的中国现代化目标模式紧密相关，并将这一现代化目标模式归纳为“工业化—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三种类型，由此得出“五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结论，即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过渡时期工业化道路、四个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显著特征而言，孟鑫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其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宗旨理念、奋斗目标以及文化底蕴等方面彰显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和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征。就实践方略而言，周育国等人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方略要坚持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石、以政治现代化为柱石、以文化现代化为灵魂、以社会现代化为重点、以生态现代化为要义。就成功之道而言，胡洪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之道在于其在自身的系统属性上坚持五个方面的统一，即在理论基础上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在具体运行上坚持自主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在生发立场上坚持权威性与为民性的统一、在方法嵌入上坚持统筹性与协调性的统一、在目标实现上坚持整体性与渐进性的统一。就价值意蕴而言，胡乐明等人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走出，不仅驳斥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所谓的唯一性，还超越了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进而形成工业化道路的局限性，又为发展中国家展现了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示范性。

另一方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性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不适合从单一领域或若干领域形成组合对其进行学理上的阐释，在方法论上理应诉诸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视域。其中，有的学者从“整体性”视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意蕴，比如杨章文着重研究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轫逻辑、运行逻辑以及价值逻辑。王治东着重研究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三重逻辑特性，即内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现代化的同构性，体现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性，具有人民作为现代化期待者、建设者和享受者的同一性。有的学者从“整体性”视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蕴含的辩证思维，比如阮博着重从中与外的比较思维、前与后的承接思维、总与分的结合思维、守与变的互动思维以及上与下的联动思维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蕴含的丰富意蕴。林伯海等人着重从坚持普遍世情与特殊国情的辩证统一、坚持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坚持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的辩证统一等维度来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合理性。还有的学者从“整体性”视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抑或人类文明交往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比如赵昌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世界走出当前的全球困境提供了方案，能够有效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并创造着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原本将现代文明等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认知框架及话语体系。

国内学术界从分散性和整体性视域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学理分析，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学术成果，为我们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相关研究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特别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逻辑及独特内涵的整体性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虽说既有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发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以及价值逻辑，不过其中单一的、间接的以及零碎的成果较多，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发的多维度逻辑。

具体来看，就理论逻辑而言，既有的研究成果较多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历史、东方社会发展、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归纳成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进而探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理论基础，但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时空关系的一般思考为理论起点展开研究的成果相对少见。就历史逻辑而言，既有的研究成果较多把生成和发展过程相等同，这样在论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过程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将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开端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间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个完整的时间轴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历史逻辑。实际上在1979年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深刻反映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两个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就实践逻辑而言，既有的研究成果从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般理论和逻辑出发进行的学理分析还有待深化，需要阐释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实践探索中内嵌的经典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双重任务的复合过程。就时代逻辑而言，既有的研究成果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格局出发进行的学理分析还需扩展，需要深刻揭示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各个要素的动态发展性及其在新时代被赋予的新内涵，以便更明确地探讨出这一现代化建设主体框架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总体定位。这样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正是本文的研究缘起，有助于更为深刻、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合理性、独特性、发展性以及有效性。

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理论基础，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把握和理解，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现代化创新意识和鲜明现代化使命的执政党，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作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时空关系的理论思考也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重要理论坐标。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很少使用“现代化”一词，而较多使用“现代阶级”“现代生产方式”及“现代社会”等词。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现代阶级”还是“现代生产方式”抑或“现代社会”，都是与资本主义相关联的特定概念，即指“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社会”。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英国迅猛发展，工场手工业逐步被现代大工业所替代，现代资产阶级也由此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在推动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开启了人类社会迈入工业文明时代。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于是，资本主义发展便与推动传统农业文明向着现代工业文明进阶的现代化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了，致使人们在观念上不可避免地将资本主义发展与现代化运动视为同一概念。正是基于这样的发展逻辑及观念认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对现代化运动的理解充斥着资本主义及其相关概念的身影，且未对二者进行明确区分。

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揭示资产阶级及其所创造的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及其专政逐渐走向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同时，也科学预见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在他们看来，这一特殊时期在现实生活中将呈现为一个复杂性和长期性相统一的历史过程。《共产党宣言》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在这一特殊时期的历史任务，即“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资本主义与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同种形态，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人类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着必备的物质基础。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再存在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与共产主义便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两种不同形态，二者是一种历时性的关系。但这也明确地说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现代化的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体系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同义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用来界定未来社会发展成熟程度的。但列宁将社会主义明确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并在《国家与革命》里正式确立起来。这样一来，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终结点便同社会主义相衔接起来，即“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十月革命的胜利虽然能为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创造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但不能使其直接获得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现代化成果，进而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或者说，这就意味着苏维埃俄国还不能从经济上直接转向社会主义。因此，列宁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初步构想，尤其是“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俄国既要懂得“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又“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列宁这里所讲的国家资本主义并非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加以限制及规范的特别的国家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正是由于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表明在这一迂回过渡时期内允许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经济结构。1921年，苏维埃俄国正式推行“新经济政策”，作为这一政策配套措施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列宁关于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思想框架由此得以确立，这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启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这一时期，创造能够达到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不过这一任务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的，创造现代文明成果的现代化过程也就不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了。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应该完成的现代化任务转为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来完成，使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由此便把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辩证统一起来，形成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同步建设的现实格局。这是对社会主义观念的一种大胆突破。至此，同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也逐渐成为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应用场景，现代化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由历时性朝向共时性的时空转变。因此，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呈现出“共时性”的关系。这就表明，现代化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这时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近代以前很长时间一直居于世界前列，而在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并开启全球扩张的时期，却因封建专制政权僵化的意识形态和腐朽的统治阻碍了现代化萌发，进而迅速落后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创造的工业文明时代。等到资本主义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时，中国便无法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惨命运，成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条件下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下的牺牲品，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方面导致近代以来的现代化畸形发展，另一方面又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生成与发展具有独特的历史逻辑。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被动卷入现代化运动浪潮中，并不得已地走上了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探索之路。至此，中国的社会发展便与现代化无法割裂开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然就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不懈追求。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的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们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从器物层面接纳现代化，尤其是要效仿资本主义国家打造坚船利炮并兴建现代工业。而将这个思想加以贯彻的是洋务派。洋务派既致力于兴建现代军用工业，又积极发展民用工业，但甲午战争的惨败在客观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这也意味着仅从器物层面接纳现代化并凭此实现自身现代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发动了旨在推动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向君主立宪制转变的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的旋即失败，又进一步促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定以革命形式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进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决心。但辛亥革命之后复辟帝制的闹剧不断上演，军阀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官僚腐败的状况更加严重，于是一场改造国民性、致力于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得以酝酿并发动，这标志着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对现代化的理解开始深入文化现代化的深层结构。但早期新文化运动仍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其主要表现就是在忽视现实社会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对思想启蒙理念进行抽象性呼吁与追求。由此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上构成了“器物—制度—文化”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现代化三部曲。但这些探索均未能真正使中国走上实现现代化的光明大道。即使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有所发展，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一是速度较慢，二是并未解决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这个现代化任务。

回溯这一段历史，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中国的现代化约等同于‘西化’，发展目标和道路为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国近代的现代化之路就是对西方文明亦步亦趋的模仿之路”，进而以照搬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试图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这在特定历史时期无疑符合现代化运动发展的理论逻辑，但在中国的现实逻辑走向中是事与愿违的。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这就表明，在不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彻底变革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不彻底开启民智的情况下，中国的现代化是无法实现的。但中国现代化的曙光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而出现转机。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现代化建设走上了与前面不同的道路，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开始出现。由于中国近代以来有过这样一段向西方现代化模式学习的特殊经历，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将寻求民族独立与解放作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之路也由此掀开了新篇章。

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并在现代化建设中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和独特道路，使“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本质和内涵上保持着高度一致。起初，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不仅缺少成功的历史经验，也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更无系统的现代化理论，加之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所起到的示范效应，中国最初走上了“以苏联为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向苏联学习建设工业先进国家的观点。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国后再次强调：“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为此，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在经济上建立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建立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迅速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但苏联模式未能真正处理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从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对立起来，造成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脱节，致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机和活力难以真正焕发。经过执行“一五”计划后三年多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特别是其在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的缺陷逐步有所了解，并深刻认识到“以苏联为师”终究不能取代自己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可见，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从“以苏联为师”到“以苏联为鉴戒”的转变。这期间，虽然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诸如提出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及国民经济发展“两步走”设想的宏伟蓝图，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也并未真正走出苏联模式的束缚，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道路的探索仍然是艰辛和曲折的，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探索并“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至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便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开始了阔步前行。“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既不是之前“以苏联为师”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总的来看，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逐步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照搬照抄走向自主创新、从教条式理解走向辩证式思维，呈现出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飞跃。这样一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便有了特殊的历史逻辑。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经生成就蕴含着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自我发展完善相统一的独特内涵。

4 实践逻辑：经典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双重任务的复合过程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与内生型现代化相结合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同时面临两大阶段的发展任务：一方面是经典现代化的发展任务尚未完成；另一方面是后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经济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带来的发展挑战又接踵而来。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中国要后来居上，就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由此形成了并联发展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具象概念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不是一蹴而就、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随着对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般理论和实践逻辑的认识不断深化基础上渐进式发展起来的。

对于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般理论和实践逻辑，可以放置在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去理解和审视，毕竟现代化运动本源发轫于西欧和北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整个现代化运动历程都无法隔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这些国家追寻现代化的历史图景自然不可避免地成为建构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般理论和实践逻辑的重要参照坐标。但并非所有的历史图景都有普遍参照价值，只有那些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又摆脱特定意识形态属性的历史图景才具有普遍的示范效应。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反复强调，“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也绝不能照抄照搬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模式。即便在改革开放已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依然强调：“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  

西方国家在理论层面开启系统研究现代化运动的步伐相对较晚。20世纪50年代英美国家学者为了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时，开始对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运动的若干层面问题进行广泛研究，由此形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起初，这些学者通常将经典现代化理论聚焦在经济学领域，进而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现代化发展的唯一衡量指标。毫无疑问，仅用单纯的经济学理论来认知并概括现代化建设难免遭遇实践上的困境：一是无法全景式呈现这些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图景；二是无法有效解决经济增长同贫富差距拉大以及自然环境破坏之间的张力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和生态问题。为此，一个聚焦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及学科的思想理论集合即经典现代化理论逐步形成。其中就包括以罗尔斯和格尔申等为代表的经济现代化理论，以亨廷顿和伊斯顿等为代表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以帕森斯和列维等为代表的社会现代化理论，以布莱克和艾森斯塔特等为代表的制度比较现代化理论，以及学术文献丰富但未形成系统的一般理论阐述的文化现代化理论。简言之，经典现代化理论可分为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以及制度比较现代化等理论。然而，经典现代化理论虽能够较好地呈现这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图景，但不能对线性追求经济增长的“野心”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和生态危机等问题起到正面作用。伴随这些国家迈入后现代化时代，一个对经典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批判与修正的思想集合开始生发并不断丰富。这其中最为重要且最有生命力的学术思潮就是旨在强调现代化与自然环境实现互利耦合的生态现代化理论。

为此，经典现代化理论中所强调的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以及后现代化思想集合中所强调的生态现代化共同成为建构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般理论和实践逻辑的重要参照坐标。作为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离不开对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般理论和实践逻辑的把握，既强调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逻辑，又重视其特殊性逻辑；既继续追赶完成经典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又迎接后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带来的发展挑战；既避免采取串联式发展的单一时序战略，又将“现代”和“后现代”的发展意蕴辩证统一起来，进而内嵌着经典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双重任务的复合过程，以此全方位追赶现代化国家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论是前期的工业化建设还是后期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都是在器物层面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即主要实现经济现代化，还未涵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以及生态文明现代化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就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器物层面的现代化理应是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中国真正把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要素同经济要素统筹纳入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之中，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改革开放初期，叶剑英明确指出，通常意义上所讲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主要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这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可见，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明确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1982年9月，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大战略方针被正式写进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由此确立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个文明”理论框架。199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讲话中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重大命题，开始着力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谋划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此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三分法逐渐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二分法相匹配。党的十五大指出：“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001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2002年11月，这个重要概念被正式写进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至此，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理论框架正式形成，进而也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逐一对应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对拓展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涵、丰富和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理论，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入改革“深水区”，尤其是经济增长同社会发展、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命题正是针对上述状况的理论反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绘制的社会现代化相较一般意义上社会现代化或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所实现的社会现代化，有一个重大突破，即从社会结构层面消除阶层冲突和对抗，旨在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注入“和谐”的基因，而习近平总书记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等维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征，正是从内外部社会结构对“和谐”基因的生动诠释。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的是一种以生态文明逻辑为导向的新型现代化道路。2005年2月，胡锦涛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并明确指出这一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体纳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中。2008年9月，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置于与“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各个要素同等重要的地位。2012年10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统筹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至此，“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现代化建设理论正式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顶层设计上的主体框架得以完整构成。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主体框架的形成，既同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发展逻辑与后现代化思想的发展理念有一致的方面，又体现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发展规律，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统筹协调推进，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虽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建设领域上存在着共同点，但是二者在发展模式、要素内涵及发展理念上有着明显差别。在发展模式上，前者着重强调坚持经典现代化任务与后现代化任务相统一，这相对后者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而言，是一个重大突破；在要素内涵上，前者尤为注重内外部社会结构的和谐性，坚持对内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与对外倡导和平发展相统一，这相对后者难以克服的物质主义膨胀和对外扩张掠夺的本能而言，又是一个质的飞跃；在发展理念上，前者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解决后者在现代化中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彰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现代化建设理论虽然在结构上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体框架，但还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予以不断的理论创新，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的思想理论越来越丰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重大而紧迫的时代命题，这不仅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赋予了新的内涵与要求，也决定了要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的结构要素进行深化拓展。

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主体框架中的各个要素都被赋予了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内涵与新要求。具体而言，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创造更多的物质文明成果，为成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政治建设中，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创造出更多的政治文明成果，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政治保证。在文化建设中，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扎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创造更多的精神文明成果，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在社会建设中，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着力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创造更多的社会文明成果，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之路，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加快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创造更多的生态文明成果，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生存发展条件。

同时，在具体实践中要正确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各个要素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但统筹推进并不意味着没有重点，这体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基本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整体推进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重点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因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二者并不矛盾，分别指向不同的发展方面。“以人民为中心”指向的是如何“分好蛋糕”的公平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向的是如何“做大蛋糕”的效率问题，而“分好蛋糕”终归是建立在“做大蛋糕”基础之上，这一点是来自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充分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取得的辉煌成绩基础上，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正式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上具体议程，发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时代强音。这正是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辩证统一的生动诠释。

在新时代的深化拓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的结构要素着重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深化拓展。一方面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构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主体框架，但具体实践需要有科学的发展理念来指导。这是因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正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以什么样的发展思路实现这一现代化建设主体框架的回答。具体来看，创新发展主要是解决发展动力的问题，必须坚持创新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即创新发展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牛鼻子”。协调发展主要是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不平衡问题，这也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核心要义。绿色发展主要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其实质是人类社会内部和谐进而推动自身永续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也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开放发展主要是解决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有机联动的问题。在新时代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也是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一现代化建设主体框架的必要条件。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则是对开放发展的细化和完善。共享发展主要是解决社会发展公平正义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也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内在要求，更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虽说这五个方面有各自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但“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哪一个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发展进程都会受到影响”。可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理论命题。以前“我们讲过很多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不在于强调其是继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而在于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提升到制度层面的现代化，究其本质，就是完善和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制度，旨在形成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并同步提高制度执行能力，使二者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进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和能力保障。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且是从制度层面为更好地实现这一现代化建设主体框架进行的理论拓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虽然涉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各个要素以及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制度完善和发展，但“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因此，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与历史使命。在现阶段，为了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论是根本制度，还是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其内容体系都需要紧紧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来改革、调整和完善。

因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需要正确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个点与面的关系、“以人民为中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通过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加以具体落实。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的理论结晶，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个独特的理论精髓，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格局。

6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和发展一方面遵循着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般理论和实践逻辑，另一方面又有其特殊的价值取向、历史环境、社会条件和时代任务，也就是说它的生发逻辑有其特殊性的一面。正是基于这样特殊的生发逻辑，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着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中国近代以来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为实现现代化所探索形成的道路、又不同于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内涵。集中概括起来，这种独特内涵至少包括六个方面：第一，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第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自我发展完善相统一；第三，坚持经典现代化任务与后现代化任务相统一；第四，坚持对内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与对外倡导和平发展相统一；第五，坚持统筹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第六，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同时，这种独特内涵又进一步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发展方向，使其在自我保持与自我完善中不断发展和升华，以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各个阶段的发展需求。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历史方位下的新任务、新要求、新挑战，准确把握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发逻辑及独特内涵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有着重要意义。进一步讲，之所以成功走出这条道路，归根到底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与中国人民的坚定支持。因而，唯有不断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能切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在理论上不断升华。

 往期回顾 

杨章文|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性逻辑

张林|智能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治理

彭庆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设置的困境生成与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