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秦宣）

中国共产党时代主题观的历史演进与价值意蕴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认识时代的思路、观点和方法，为中国共产党认识时代主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时代主题观历经百年发展，形成了两大脉络，一是对世界时代主题的认识，二是对国内时代主题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时代主题的认识，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再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转变与深化；对国内时代主题的认识，则经历了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再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层层递进。中国共产党时代主题观将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统筹起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任务，使中国共产党把握时代大势、顺应时代潮流、引领时代发展。中国共产党时代主题观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引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把握历史主动提供理论依据，为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指引，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理论智慧。

作者：刘海军（1986—），男，博士，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深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体性逻辑

摘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源自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浸润、中国共产党对新文明的自觉追求、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滋养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成就的升华，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以厚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前提、以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核心、以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繁荣发展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关键、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建构合作共赢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方向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丰富内涵的新形态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开启和成功实践，证明“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单向发展论”“国强必霸论”等基于西方现代化经验与文明认知的理论是错误的。这些西方错误理论并不适合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时代主题，也不能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使命追求。这种生成逻辑、运行逻辑、价值逻辑相统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为人类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作者：苗文玉（1993—），女，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探索笔会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史底蕴、新时代实践与重大意义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勇于自我革命，坚持不懈地同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危害党的肌体健康的现象作斗争，为新时代明确提出以自我革命精神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历史经验。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这体现在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正风肃纪、组织建设、反腐败斗争和制度建设等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党的自我革命，不仅是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更重要的是以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杨凤城（1963—），男，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

党的团结统一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论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此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和坚定，进一步锻造了伟大的党。从百余年党史看，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所在；从三个历史决议看，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一个个历史难题中发展壮大，三个历史决议不仅见证了百年大党的奋斗历程，而且镌刻着党解决自身难题的鲜明价值诉求与政治追求，那就是必须始终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大党之难，难在始终保持坚强和坚韧，百年大党因维护和保证了团结统一而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在此基础上团结一切力量完成历史使命。迈步新征程，我们需要继续从历史决议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分析影响党的团结统一因素、解决破坏团结统一的问题、凝聚促进团结统一的力量、巩固保持团结统一的基础、发挥实现团结统一的优势、总结提炼保证团结统一的经验以及在新征程上培育凝聚永葆团结统一的资源等方面持续努力，确保党始终如一的坚强和坚韧，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最强有力保证。

作者：郭祎（1981—），男，博士，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党建部副主任，教授，兼任电子科技大学天府协同创新中心数字党建研究所研究员。

政治学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复合式政治传播结构

摘要：政治传播作为民主制度实践安排的必要环节、民主主体素质培养的重要利器和民主社会健康发展的主要助力，是现代民主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要素。全过程人民民主内蕴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政治传播过程，这一过程以传播主体广泛且主动、传播环节多样且互补、传播方式丰富且全面为显著特征，涵盖以权力授予和政权组建、政策制定、问题解决、文化培育和权力监督为导向的五大政治传播环节。其中，以权力授予和政权组建、政策制定、问题解决为导向的政治传播环节围绕权力生成与运行的轴心展开，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处于核心地位；以文化培育和权力监督为导向的政治传播环节立足民主培育与监督，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正常运转提供保障。各个政治传播环节包括若干彼此联结且相互配合的政治传播步骤，层序分明、环环相扣，从而建构起“核心驱动—外围保障”的复合式政治传播结构和“外在并行—内在循环”的递进式政治传播流程。为全面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复合式政治传播结构的质量和效能，应从主体素养、路径渠道和媒介技术三个维度入手，合理优化政治传播的实施路径和具体步骤，充分发挥复合式政治传播结构的合力效应。

作者：庞金友（1975—），男，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洁（1992—），女，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三全合一”：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模式及其内在机理——基于Q社区的实践分析

摘要：基层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场域，科学把握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模式与内在机理，有助于提升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Q社区为案例进行系统考察发现，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为“三全合一”的运作模式：一是全方位动员，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运转的前提是有效动员多元主体，使得多元主体愿意参与、能够参与；二是全体系架构，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需要构建由多维民主制度要素构成的、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三是全流程监督，民主程序的效能有赖于强有力的、持续性的监督保障。Q社区的案例表明，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运转依赖于三个基础性要素：高度参与的人、韧性的制度与持续的监督，这三个要素分别构建了真实管用的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与责任基础。“三全合一”的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运作，为推动基层民主、打造基层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作者：张力伟（1992—），男，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璎珞（1993—），女，博士，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通讯作者）。

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建构：价值意蕴、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

摘要：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建构是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转化为相应的话语表达，具有民主形式上的话语表征价值，凸显出人民民主的新形态；具有民主运行上的话语诠释价值，搭建实质民主的阐释框架；具有民主效果上的话语引领价值，提供民主实践的多样评价标准。这一话语体系建构有助于打破西方国家对民主概念定义权、民主实践阐释权以及民主发展评判权的垄断。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建构离不开话语主体、话语媒介、话语内容、话语受众等要素的相互作用与配合，这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因而需要在厘清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生产逻辑、运行逻辑、实践逻辑。从上下联动话语主体、精准凝练话语内容、开拓融合话语媒介、互动共情话语受众四个方面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的建构策略，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话语权，推进人类民主政治新发展。

作者：侯金亮（1988—），男，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政党治理

动员型治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现机制

摘要：组织动员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基本功能与重要优势。以党的基层组织为中轴，组织基层社会并动员社会主体参与治理是党领导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内蕴动员型治理逻辑，其发挥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功能，引领重塑基于信任的社区治理关系结构；嵌合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整合治理资源以降低治理成本；发挥党员示范带头效应，带动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参与。因此，要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需通过枢纽链接、组织嵌合与行为垂范等机制提升动员型治理效能，即建设枢纽型党组织，通过机构合作以实现治理过程的系统化运作、资源交换以降低治理成本、空间优化以提高治理效率，引领构建社区治理整合体系；深化党的组织嵌合，通过完善党的组织架构以组织带动社区居民、拓展党的组织覆盖面以整合社区治理组织化资源、建设政治引领工程以推进合作治理，塑造社区治理网络格局；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统筹加强社区党员与在职党员双重示范引领效应，激活社区治理主体参与动能，进而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稳固现代化国家治理根基。

作者：孟燕（1988—），女，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方雷（1966—），男，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沉浸式动员”：乡村振兴中农村党组织动员农民的路径创新——基于两个村庄的案例分析

摘要：“动员”农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工作和重塑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抓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把农民动员起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当前，一些农村党组织退出农民生产生活领域，党群关系逐渐疏远，党组织对农民的“动员”功能弱化。在日益分化和个体化的乡村社会中，传统行政命令式动员已难以发挥作用。“沉浸式动员”通过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建立健全党员联户制度和正向激励制度等措施，确保党建能够融入农村生产生活事务中，实现党群之间的长期互动，密切党群关系。在党群互动过程中，党员的先进性不仅能够表现出来，而且通过党员先进性影响和带动，使农民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重塑农民的公共精神，从而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主体性。因此，“沉浸式动员”更切合当下乡村社会基础和乡村振兴建设长期性的需求。

作者：魏小换（1981—），女，博士，河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公共治理

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建设的责任意蕴、制度优势及治理效能

摘要：国家纵向治理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性工程。推进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建设，不仅是健全国家治理制度架构、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熟定型的重要保障。从责任与治理的内在关联来看，责任政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与价值理念，不仅能为国家纵向治理体系提供必要的组织基础和权力结构，而且能在规范各级政府的治理实践中优化纵向治理格局。构建权责一致、职责分明、究责高效的责任政治形态，是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建设的价值旨归与重要目标。契合责任政治理念的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在增强国家治理的垂直贯通与多级协同、调节有序治理与有效治理的内在张力、推动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与通力协作方面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持续推进各级党政部门的权责结构优化、职责范围界定及失职问责追究，是新时代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力举措。

作者：马雪松（1982—），男，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廉政研究院副院长，吉林大学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程凯（1995—），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情境嵌合：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路径

摘要：在当前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社会工作如何在农村场域实现其价值是一个亟待关注的议题。从情境层面探讨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问题，能够为社会工作在农村场域的价值实现提供可行路径。情境视角下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涉及实践场域、本土进路、价值展现三个层面。从实践场域来看，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的生活世界转向为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提供了重要前提，情境成为农村社会工作价值实现的实践场域。从本土进路来看，将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实现路径沉淀到情境层面，社会工作者从辨识情境到处理情境再到衡量情境转变的一系列实践回应了社会工作者在农村情境中“何以可为”的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并非仅仅停留在单个情境中的碎片化行动层面，而是通过不断地将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情境相互交织，以迈向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情境嵌合，并借助情境嵌合来增强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力、回应力和行动力，最终实现农村社会工作在实践中的价值。

作者：范雅娜（1984—），女，博士，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三元”：村改居社区研究的范式转换

摘要：作为农村城市化的产物，村改居社区是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的一种独特形态。鉴于村改居社区从农村向城市转型的客观事实，城乡二元结构范式成为村改居社区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范式，主张村改居社区治理应从“村治”向“城治”转型，以促进村改居社区的城市融入。然而，“城市本位”的治理转型实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村改居社区的“半城市化”状态。在对城乡二元结构范式及其指导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进行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发现村改居社区研究应转向更加契合实际的城乡三元结构范式。“城乡三元”是基于城乡关系变化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补充与完善，强调在城乡要素密集互动的领域形塑出一个城乡结合的新型“第三元”结构，并与城乡二元一起形成“城—郊—乡”三元结构。由此，村改居社区的研究视域也相应从“城市本位”转变为“郊区本位”，村改居社区的独特价值得以凸显。基于城乡关系的范式转换能够厘清村改居社区研究的经验迷惑，促进村改居社区研究的视野开拓。

作者：纪芳（1992—），女，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

流动性增强背景下区域合作治理模式的生成

摘要：20世纪后期以来，跨越地域边界的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日益增多，区域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不过，区域治理绝不仅仅是治理范围或空间尺度的放大，更不能满足于对具体的、个别的跨域公共问题的应激式解决，而是意味着流动性不断增强背景下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在最直接的层面上，正是各种社会要素如人、物、资本和信息等跨越边界频繁流动导致了区域公共问题的发生。从流动性的历史变迁来看，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流动性的生成和增强带来了个体的解放，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运用边界管理手段控制流动性的各种制度安排。行政区划管理是对国家内部的地理空间进行划分，并在边界明确的空间范围内设置不同层级的行政建制、行政单位和行政区域，从而实施具体的治理活动。进入后工业社会，流动性加速增强，出现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建立在行政区划管理基础上的传统模式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亟需构建一种包括不同层级政府、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区域合作治理模式。

作者：刘兴成（1986—），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内涵、关系与路径

摘要：精神力量是人特有的精神属性，是精神状态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反映，是人的精神自信、精神自觉、精神自由的体现，具有自主能动性、选择创造性与自信自强的特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通过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将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精神力量”唤醒，使之真正成为变革现实世界的“物质力量”；又要注重在现实世界中发挥物质力量的作用，激发实践主体更为主动、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的实践中要注重把握和处理好美好生活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富裕中的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人生幸福中的积极心态和消极心态这四组关系。在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物质需要的同时，通过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达到物质与精神同步的美好状态。基于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要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及其增强、发挥。结合当前实际，可以通过弘扬真理的力量以掌握精神主动、颂扬伟大成就的力量以激发精神自信、高扬文艺作品的力量以培养精神自强、发扬斗争精神的力量以坚定精神自觉、宣扬奋斗的力量以实现精神自由这五个方面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5G驱动下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新特征、新风险及应对策略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更迭，以5G为基石的智能时代迎风启幕，信息传播领域的深刻变革带来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主体智能化、传播内容视频化、传播方式多维化、传播受众类型化等新特征。智能化带来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脱域、评价权转移、把关权弱化，导致传播主导力式微；视频化削弱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导向功能和教育功能，导致传播话语权式微；多维化带来虚拟和立体互动的信息传播监管困难，导致传播管控力式微；类型化带来“信息茧房”效应和“群体极化”现象，导致传播认同度式微。防范和化解当前网络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新风险，需要顺应信息技术变革的趋势，构建“5G+”赋能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传播体系，守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导权；提升话语表达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促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不失语、不失声、不失踪，掌握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权；统筹技术与制度，构建安全、有序、健康的信息传播环境，提升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管控力；防范算法偏见，破解传播的信息窄化和价值迷失难题，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认同度。

作者：谢俊(1980—)，女，博士，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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