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学到的 What I've Learned

创意与伙伴同样重要

从小立志做漫画家，带着“给漫画事业打基础”的想法进入建筑学院，加入顶尖事务所又不堪办公室政治，各种尝试跨界互联网创业未果，回归建筑设计创办BIG，终成事业...... 

Bjarke Ingels 的成长历程犹如每一个摸索前进的年轻人，在与FRAME构架的对话中，他介绍了为何小时候立志成为漫画小说家，如何在大学设计了自己的课程，发家致富的计划，合伙人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150”是个重要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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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世界或者构筑世界的技巧无论在何时何地，对我来说都至关重要

在我读书的时候，有位助教在课堂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画画和讲故事上。这可以让我们十来个小孩子安静下来来好几个小时。在大半年时间里，我目光都追随看着他，跟着他画画。我想那段时间对我起了启迪作用。我的父母说我在很小的年纪就能带着自己的视角绘画，似乎那成了天才的某种标记，所以我当时认定自己的人生轨迹是长大后成为一个漫画小说家。

对我来说，在被故事的叙事和人物吸引之前，最迷人之处莫过于它所创造的世界。我想去故事中的世界遨游，因此深深被科幻小说和魔幻小说所吸引。

我那时尚无能力购买很多漫画书，所以我母亲去购物的时候，我就去书店翻阅漫画书，想更深切地体会它们讲的是什么。那种创造世界或者构筑世界的技巧无论在何时何地对我来说都至关重要，它根植在小说里，而不是在现实中。

作为一名建筑师，我创造人们生活的框架，使用某种结构形态将人们的日常经历精心组织起来。我觉得这同漫画小说如出一辙。或许命运使然，我们构思的第一本专著《Yes is  More》最终是以漫画小说的形式诞生的。

Bjarke Ingels居住在停泊在哥本哈根港口的一艘450吨的渡轮上。

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发现丹麦完全没有我可以学习漫画的学院，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追寻我的这一兴趣。当时，建筑学校的招生代表来到了我的学校介绍他们的课程。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丹麦皇家美术学院的建筑学院也是极为守旧的，前两年的课程基本都是技术制图。我想，好吧，花上两年锤炼描绘风景和建筑的技巧，为我未来的漫画小说打下基础，不会有所损失。

因为是一所艺术学校，丹麦皇家美术学院极其自由宽松，简直到了对学生不闻不问的地步。这里没有课程表。你想避开老师，绝对办得到，没人会注意你。因为我之前没有任何基础，我对于学院传授的学术和技能知识一片空白，这让我感到十分沮丧。所以，我不得不泡在图书馆里。

Bjarke Ingels 居住的船仓一角 

因为我对一切都一无所知，我从书架上取书也漫无目的。我的阅读很专情，仿佛一次我只能爱上一位建筑师，然后读尽他们的全部著作。我深挖穷究每个建筑师最本质的基础，直到那整座高塔轰然倒塌，于是我罢手离开，继续探索。这样我慢慢地开始了某种逆向工程，创造了我自己的课程。

我在巴塞罗那待了一年。在那里，我很幸运偶遇了雷姆·库哈斯在建筑学院做的一些演讲。于是，我尽我所能钻研了他发布过的所有作品。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概念化和情景化的方法，即每一个项目都自成一格，都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无需遵循大部分建筑师受制的传统思想体系。每个项目是对某套标准或条件的一种探索，几乎有了新闻记者的意味。它不是与社会分离的独立艺术形式，而是变成了一个创造和适应社会的工具。

后来，我追随雷姆·库哈斯，去他的事务所OMA当了实习生，并且在毕业之后又很幸运重回故地工作，因为他们那时刚刚拿到了西雅图中央图书馆项目。那是高度紧张的一年，全速运转，往返西雅图来回出差，经历了难以置信、无休无止的辛劳，诚然要创造出有趣的东西这是必经之路。

项目的方方面面屡屡遭到攻击，出现过大量公众质疑。一个当地的政治人物写了一篇文章，将建筑比作从地下伸出来的一个拳头，并竖起中指，做出荒唐、猥琐的手势。在这个项目中，我承担了很多方面的职责。我与这些质疑斗争，竭尽所能保留了书籍藏馆的斜坡元素，尽力保全了综合厅，目的是将图书管理员从汗牛充栋的书库里解放出来，进入到这个信息交换的地方。那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刺激，也非常劳累。

瑞士螺旋钟表博物馆 / BIG   摄影：Iwan Baan

另外，办公室政治成了我的另一个障碍。我与这些斗争，当然是为了我自己，但最终也是为了别人。这也促使我创立了自己的首个事务所PLOT。

我当时想，为何不自立门户呢？那段时间正处于纳斯达克第一次暴跌之前。我和朋友看到一些报道，介绍人们如何在二十几岁崛起，成了互联网的百万富翁，而我们却深陷在一个不到四十岁就不能有所建树的专业。

我们幻想自己也能参与其中，于是想出了一些主意，比如在网上出售现有的设计图纸，还推出了“Nomad”，它类似房屋租赁网站“爱彼迎”(Airbnb)的早期版本。我无意说我们是先行者，当时我们只是试着在玩儿，但的确获得了一些认同。随后，“意外”发生了，我们赢得了首个建筑竞赛，成为IT富翁的幻想突然结束了，重新回到了建筑师的职业轨道。

虽然PLOT事务所只运营了五年，但对于我来说，那段时间感觉像过了一辈子。一直以来，我热衷于发展更多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自我成长和迎接更大挑战的唯一途径就是网罗身边的有识之士，使其乐于成为团队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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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将成为一家运作专业，并让我自由挥洒的“首席梦想家”公司

但是在PLOT，我们却无法对更开放的伙伴关系这件事达成一致共识。所以，我带走了一些我的同事，随后成立了BIG。二次创业时，我对公司愿景有了更明确的认识：BIG将成为一家运作专业并且可以让我自由挥洒，成为“首席梦想家”的公司。它必须是一家可以承接设计和建造摩天大楼那样大型及复杂项目的公司，而不是一家年轻、尚未成形的小型事务所。

公司创建伊始，BIG设计的第一个建筑“8字住宅”（8 House）就已经脱颖而出。这个项目确实颇费心神，因其非常复杂：占地6000平方米，长300米，宽100米，有500个居住和多功能单元。它身处郊区，周围空无一物。在项目进行过半时，全球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崩溃，因此我们不得不尽可能削减成本。但是当时所有的混凝土部件都已经购买和建造好了，我们只能在最后的外墙部分节约费用。

无论如何，我们最后成功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是这栋建筑的忠诚粉丝。在疫情封锁期间，他们可以在日落时分，跟邻居在各自阳台和花园相见，一同歌唱，并且在欣赏完落日之后互道晚安。

你能想象一千人说晚安的场景吗？门前的草坪和大阳台使得人们彼此融合又能保持独立，两全其美。建筑体应有能力信守其许下的诺言，我认为我们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当然，外墙稍显简陋，但依然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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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成长和迎接更大挑战的唯一途径是网罗身边的有识之士

开设我们的第一个海外办公室非常振奋人心。那是在一个十年阶段结束之时，五年在PLOT，五年在BIG。我终于探索出理想中的合伙人形式，确定了除我之外的七位合作人。2007年，Joseph Grima 在曼哈顿的Storefront艺术与建筑画廊（Storefront for Art and Architecture）策展我们的作品时，我结识了美国房地产开发商Douglas Durst，并与他建立了联系。我们关系很好，但我当时从未真正想过为他做一个项目，毕竟我们的工作方式迥然不同。

直到建造Via 57 West公寓的想法出现，事情开始改变，我们开始了合作。起初，我们尝试远程工作，我飞越了几次大西洋，还进行了一些电话会议。但是他们是如此专业的客户，每次会议都有15人在场，包括律师、建筑商、物业人员和租赁人员。远程电话会议让多边交流变得困难。

The Heights教学楼综合体，美国 / BIG

我意识到，如果我希望项目取得有意义的成功，我必须亲自到场。而且我想，我刚刚把“车钥匙”交给7个新伙伴，暂时离开办公室是让他们感到拥有全新自主权的最好方式。2010年9月，我离开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乘坐达美航空的航班前往纽约。我受到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邀请，并打算开辟一个新前哨基地。我对从零开始做一件事信心满满，对我来说，这就像是一场重生。

BIG纽约办公室   

当然，由于当下的新冠疫情，远程协作现在变得尤为重要，而且对我们来说效果非常好。几年前，我们开设了伦敦办事处，现在已经有60名员工。我们同样在巴塞罗那有一间小型办公室。纵观那些成功保持艺术完整性的大型建筑设计机构，它们往往是高度集中化的。但我们错失了良机，因为一旦开始纽约到哥本哈根的接力赛，我们已经有点两极化了。

BIG设计展：Formgiving – 从宇宙大爆炸到奇点理论的建筑未来历史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邓巴数字（Dunbar number），这一概念是由社会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的，是指我们最多只能与150个人保持稳定的关系。一旦公司的规模扩大一级，就需要一种不同的结构、层级和领导方式。因此，我们一直在讨论公司的未来，相比一个拥有1500名员工、高度集中的“庞然大物”，我们更倾向十个规模较小、最多可容纳150名员工的办公室。我认为这种方式具有独特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