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课本的中学时代——北京69届教育状况统计分析

“六九届”是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是“初六八”之后应升入中学的第一梯队，但却一直被挡在中学校门之外。在小学多耗了一年多，才最终跨进了中学的校门，可被剥夺了正常的学习权利。他们与“老三届”有相同的命运，但又没有“老三届”的学识和经历；与“老三届”一起裹挟到“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中，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又被排除在“老三届”之外。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民间舆论，说起什么事也只提“老三届”，从来没有人能想起“六九届”，好像压根就没有“六九届”什么事。所以一度想与“老三届”合并，称之为“老四届”，但又与实不符，于理不通，且响应者寥寥，只好作罢，最后只能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依然称之为“六九届”。

“六九届”只接受过正规的小学教育。进入中学后，除语录外，没有一本教课书，也没有正式上过一门文化课，更没有做过一道练习题，浑浑噩噩地混了一年多，稀里糊涂的就毕业了。官方慷慨地送给了“初中毕业生”桂冠的同时，还大方地送给了一顶当时很时髦的帽子——“知识青年”，然后就来了个张飞吃肉——连锅端，全部发配到边疆“屯垦戍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是个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要革命，不要生产；只要红，不要专的年代。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会问，这个学你们是怎么上的？换句话说，上学时连一本教科书都没有，你们干什么来的？

最近，我把中学期间的日记整理了一下，可以比较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是1968年1月11日升入中学的，到1969年8月10日公布分配方案，共在中学上了19个月，合计是578天（其中1968年是356天，1969年是222天）。

当时，国家每年法定的节假日是7天，两年是14天。不过，1968年是元旦过了以后才开的学，而1969年国庆前就分配了，应当扣除3天，因此，两年的法定节假日是11天。

在这两年中，没放过寒、暑假。

下乡劳动时，我们的作息时间全部随着贫下中农的作息时间安排，星期日不休息，所以应该算在工作日之内。在学校期间，星期日休息一天，应该扣除。在这19个月中，扣除下乡劳动时间，共有65个星期日。搞清查时，有两个星期日没有休息，计在工作日之内，那么星期日就只有63个。扣除节假日和星期日后，工作日是504天（下面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称工作日为有效时间）。这五百多天都做了些什么呢？下面我分门别类地介绍一下。

这里列举的政治活动是指学校、年级组织的大型活动，各排（即通常的“班”）举办的活动不计在内。

在上中学期间，我们到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最长。

1968年参加麦收和秋收，一共去了三次农村。1969年春，学校索性把下乡劳动变成了思想改造的主课，我们连是第一批（当时学校都按军队的编制，学校是红卫兵团，年级是红卫兵营，依次是连、排、班。六九届的学生比较多，分成了若干个营，每个营三个连。一个连有六个排,每个排大概五十人左右），从3月26日一直劳动到6月10日，中间回来了10天（4月25日——5月5日）是为了庆祝“九大”召开，学习贯彻“九大”文件。这五次下乡一共去了122天，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24.21%。

参加名目繁多的学习班6次，最短的办班时间是4天，最长的12天，共48天。其中，有3次是班干部学习班，其余3次是全班都要参加的学习班。考虑到班干部抽出去学习后，全班同学也没上文化课，无非是在老师或者辅导员的带领下，读报纸、学社论，所以统计全部按48天计，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9.52%。

我这里说的重要活动是指全校或者全年级召开的，所有学生必须参加的校会、动员会、表彰会、誓师会、报告会、批判会、批斗会、庆祝会、拥工拥军会、学习英雄人物事迹报告会、学毛选积极分子代表会以及军训、各种游行等活动。这些活动短的一两节课（剩余时间一般是讨论），时间长的可以开5天。两年间，这样的活动举行了44次，共61天，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12.10%。

请老工人、街道大妈、贫下中农等做过6次忆苦思甜报告，吃过一、两次忆苦饭，用了5天时间（其中有一次是下乡劳动时请贫下中农做的报告，时间计在劳动时间之内），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0.99%。

为了确保首都的安全，市革委会组织中学的红卫兵（此红卫兵非彼红卫兵。当时，有用红卫兵代替共青团的说法）对全市的旅店进行清查。清查的时间都是晚上，等旅客全部回来睡下后开始，一般是晚上十一点行动。凡住店手续不全的、介绍信不合格的，全部集中到指定的地点遣返。

我们连负责的地区是前门、打磨厂一带，如延安旅馆十一店、人民旅馆二店，人民旅馆三店等。一共去了4次（还有一次是去火车站，时间较长，每排抽了两三个人去的，未计在内）共12天。

1968年12月，在永定门火车站南面的一个学校设立了一个收容站，由我们连的红卫兵负责管理。主要收容火车站和附近旅馆的流浪人员和手续不全的人员。我们在那儿吃住两周，计14天（包括星期日）。

做这些工作共计26天，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5.16%。

1969年6月1日晚上8点到2日凌晨5点，我们营（有三个连）进行野营拉练，整整走了一夜，据说有50华里。

1日白天做准备，2日白天休息，用了2天时间，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0.40%。

1968年4月23日和24日，学校分别召开“关于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盖子”的干部动员会和全校动员会后，学校给我们连每排分配了一个“黑五类”分子，每天批斗两节课。分配给我们排的是一个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的男老师，姓王，约有四十岁左右。每天上午8点上课时有人押来交给我们，两节课后再押走。没有人告诉我们，他因为什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只知道他是个坏分子。我们把教室里的桌椅全部挪到旁边，中间空出一大块地方，让这个“现行反革命”站在中间，我们站在他周围，面对面地进行批判。

头一、两天还写了稿子，后来连稿子也没有了，念一段语录，批判这个“现行反革命”一顿。这个工作进行了6天，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1.19%。

以上七类大型活动总计耗时270天，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53.57%。

除了上面的大型活动之外，剩下的时间，占上中学全部有效时间的46.43%，计234天是不是正常上课了？答案是否定的。

下面我介绍一下各排（班）的安排。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说说当时教师的安排。

当时，每个排（班）除了安排一个班主任之外，还有两个高中的学生做我们的辅导员。1968年1月11日开学时，是两个高三的学生做我们的辅导员。3月28日，高三的面临分配，就回去办学习班了。5月24日，又从高一的学生中派来两个辅导员（第一天见面会上是两个人，后来只有马淑敏留下了，另一个乔纯秀“失踪”了），一直坚持带我们到1969年的1月16日撤走。

学校经常把教师抽出去参加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留下辅导员负责排（班）里的日常活动。高三的辅导员走后，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空缺，老师一被抽走，就由排（班）文革负责日常工作，主要是我负责。我只能带着大家学“老三篇”、《反对自由主义》、读报纸上的文章等等，要不就是开排（班）务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们上了几次文化课，都是由两个高三的辅导员田文贵、孙女士（名字不记的了）给上的。英语学了26个字母和“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两个句子，数学好像讲过一、两次数轴，后来就再也没上过任何一门文化课。

当时，我们对上文化课也不重视，我的日记中对上文化课一事没有任何记录，只有语文课是个例外。

第一任班主任庄秀秋是语文老师。

在那个时代，语文是没法讲的。因为没有课本，不知道应该讲什么，不应该讲什么。2月7日她给我们上的第一课讲的是《韶山升起红太阳》；再上课是2月20日，讲的是《科学技术常识》，以后就再也没有讲过课。

既然没上文化课，那么这将近8个月的时间都做了些什么呢？我归纳了一下，主要是以下一些内容：

1、天天读

每天一节课，雷打不动。这是除了早请示、晚汇报之外的头等大事，即使在五次劳动中也一天都没有间断过。

每次参加完学校、红卫兵团、营、连等各级召开的大型会议之后，排（班）里都要组织学习讨论，时间长短根据会上布置的内容来定。现举一例：

1969年6月24日，连里召开了动员会。会上工宣队庞师傅做了《教育要革命》的动员报告（实际上是“上山下乡”的动员）。主要讲了国内外形势，教育革命的意义等内容。提出“红卫兵、排文革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要树立三爱(爱农村、爱边疆、爱劳动人民）的思想，建立革命到底的信心。”最后，布置了下阶段学习文件：《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五七指示》、《三七批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顿党的作风》、《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九大文献》及报纸上的有关文章。要求：

（1）武装思想：学习以上材料 2天；

（2）大批判阶段：揭发、控诉、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3—4天；

（3）斗私批修阶段：斗掉一切活思想，达到随时服从祖国需要的目的，树立三爱的思想，时间安排是4天。

仅仅这一个动员会，就要讨论9—10天。

1968年4月15日——19日，学校召开了《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开会之前，每个排、连都要评选出学毛选积极分子，在排、连里讲用。然后再从中选出参加学校的代表。

1969年1月29日，为了走政治建校的道路，学校开展了评四好连队、五好个人的活动，要求每个人、每个班（小组）、每个排（班）都要写总结，讲用，从中选出四好连队，五好个人。

4、每次劳动结束后，每个人要写总结，做个人鉴定，每个班（小组）、每个排（班）都要写总结。

5、刚开学时，上课的人比较齐。随着时间的推移，请假的人越来越多，上课的人越来越少，为此，就组织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开展斗私批修活动。刚开始这么做还见效，后来就失去作用了，发展到最后，连请假也免了。有时，最多只能来一半人。我们排文革的几个人三天两头的去家访，找人来上课。

军宣队的张排长讲了几次也不起作用，就让每个人写保证书。写一次能好两天，过后又依然如故。

时间就像不花钱的水一样白白地流失了。

1968年9月中旬，我们在榆垡人民公社参加秋收。全连六个排（班）三百多人，住在榆垡中学的教室里。没有床，教室的地上靠墙和窗户铺了两溜麦秸，周围用砖挡上，中间留出来一米多宽的走道。这两溜麦秸就是两条大“炕”，每个“炕”上可以睡十几个人。条件虽然简陋，不过麦秸铺得厚实，躺上去软软地，有点像席梦思的感觉。我们把褥子铺到麦秸上，把被子靠墙放好，这个“家”就算安置妥当了。

第二天，开始了秋收劳动。和农民一样，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和农民唯一的区别是：每天早晨我们要出早操，要“天天读”，晚上要参加政治学习。

一天晚上9点整，操场上忽然响起来了集合的哨声，连长刘青云站在操场中央，边吹哨边大声喊着“红卫兵集合了。”人们放下手里的活儿，从四面八方迅速地跑过来，很快站成了两排。在“稍息”、“立正”……一连串的口令声中，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向校外走去。

那个时代，军人是我们心中的偶像，能当上解放军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入伍是万里挑一，有幸能被选上，祖坟上都得冒青烟。所以平时我们都自觉地按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每天劳动累得筋疲力尽，早晨也要走队列。榆垡公社距城里大约是九十华里，每次我们都是走着来；劳动结束后，再走回去。

出了校门往东大约一百米就是通向河北固安县的马路，马路两旁种着高大的杨树，树叶在微风中轻轻地摆动，不时传来“哗啦”、“哗啦”的响声。九月的郊区，晴空万里，繁星满天，微风送爽，温度怡人，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在大马路上，感觉就像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志得意满，前途无量。

马路上，没有人，也没有车，空旷寂寥。宁静的夜晚只能听到我们“一、二、三、四”的响亮口号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的嘹亮歌声。

出了村，又走了一会儿，可能刘青云累了，或许是觉得到了野外，没人再听我们唱歌了，他也不带着我们喊口号了，也不唱歌了。我们踏着齐步，就那么默默地走着，夜色中只能听到“嚓”“嚓”“嚓”整齐划一的脚步声。

马路在前面向西拐了一个弯儿。我们沿着路向西拐，然后又折向南。这里是大队的果树林，路两边种的都是梨树。梨子快成熟了，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果香，有点甜腻，也有些醉人。在昏暗的路灯下，只能看出果树的大概轮廓，看不出果树的具体形状。远处，则是黑乎乎的一片。

夜幕沉沉，万籁俱寂，偶尔从草丛中传来几声蛐蛐的叫声。

大地睡着了。

突然，“啊……”的一声惨叫划破夜空，飘向四野，直插云霄。声音凄厉而悠长，略带沙哑，由高到低，在空中抖动、震颤，又戛然而止。好像一个女人被仰面摔到地上，一只粗壮有力、长满汗毛的大手伸向她的脖子，要掐她的喉咙；她用两只柔弱纤细的胳膊攥着那只大手，拼命地抵抗，想推开那只魔掌。坚持，再坚持……，最后终于支撑不住了，那只大手就象一把铁钳，从空中落下来，一下子卡住了她的脖子。在这千钧一发的最后时刻，她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锥心刺骨的尖叫。这是临死前的挣扎，恐吓死神的呐喊，更是不甘弃世的呼救。

这声惨叫，吓得我们头发乍起，汗毛倒竖，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恐惧像高压空气，霎时充满了我们的每个毛孔。

队伍“刷”地一下就停住了，我们楞在那儿，脑袋里一片空白，茫然不知所措。刹那间，空气好像都凝固了，黑黢黢的夜像死一样静。

大约过了五、六秒钟，或许是为了摆脱心中的恐惧，给自己壮胆；或许是为了吓走那个杀人的魔鬼，救出那个可怜的女人；或许是为了冲破黑暗的压抑，摆脱这个可怕的梦魇，我们五、六十人不约而同的发了一声喊，拼命的向前狂奔。

像百米冲刺一样跑了七八十米，队伍突然像急刹车似的停住了，一动不动。我在队尾，借着路灯的昏暗灯光，看见前面二十多米的树上赫然吊着一个人，在微风中轻轻地晃动；他（她）的影子投射在我们前面五、六米远的地上，模模糊糊的一团，上下左右微微地移动着。我们被吓得魂飞魄散，呆若木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早抛到九霄云外了。

就在我们惊魂未定、束手无策时，前面路旁的树丛中，忽然传出了“哈哈哈”的笑声，一下子唬的我们毛骨悚然，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不错，不错，相当不错。”随着话音落地，从路边的树丛中钻出来两个人，原来是工宣队的两个师傅。看见了他们，我们的心才放回肚里。

走在前面的是王师傅，个子高高的，不胖不瘦，体态中等，很干练的样子，平头，杂毛，站到队伍前，开始讲评：“今天大家表现不错，没有被鬼哭狼嚎这些怪里怪气地声音吓倒。说明我们不怕鬼，不信邪，是一支拖不垮、打不散的队伍，不愧是革命的接班人，毛主席的红卫兵！”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设的“局”，杨树上吊着的不是人，而是一件雨衣。那声凄厉的尖叫，就是这位王师傅捏着脖子学的。

1969年3月份，我们到红星人民公社金星大队新建村第三小队参加教改实践（别说参加“劳动”，太俗）。在两个多月的实践活动中，我最大的感受用一个字就可以高度概括——“饿”。一天到晚，总感觉没吃饭一样，老是觉得肚子空空、饥肠辘辘，前心都好像贴到后背上了。

那时，我一个月的定量是30斤，其中40%的细粮（白面），20%的大米，40%的粗粮（主要是棒子面）。

一天三顿饭这么安排：早饭是一个窝头，一碗棒子面粥；午饭两个窝头，或者是一个馒头，一个窝头，一份菜，一个汤（随便喝）；晚饭与中午一样。在我的印象中，就没有吃过米饭。

中午和晚上的菜顿顿是白菜、土豆，或者是土豆、白菜，偶尔换个样就是再掺点胡萝卜，几乎见不到油星儿。汤就更好做了。把菜盛出来，加两桶水就是汤了。叫“汤”只是名字好听，其实叫“刷锅水”更切合实际。

新建村的贫下中农还实在，拿我们真不当外人，什么脏活、累活都让我们干，平整土地、送粪、打埂、插秧，样样不落。

下面是1969年5月21日公布，23日开始实行的作息时间，从中可以知道我们的劳动量。

安排够紧张的吧！

一天到晚的就这么折腾，你说我们能不饿吗？

在我记忆中，最痛苦的那天是和贫下中农指导员沈青云打田埂。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所以长得瘦小枯干的，1.69米的个头，体重也就一百斤多点；沈青云大概有二十五、六岁，当过三年兵，约1.75米的个头，高大魁梧，膀大腰圆。因为出身好，又是中共党员，复员军人。这一切就决定了他思想好，政治觉悟高，作风正派。小队就指派他给我们当了指导员。他的主要任务是带我们干活儿，也方便与大队、小队勾通。

那天是在稻田里打田埂。

稻田里的田埂比旱地的田埂要求高的多，因为插秧时，人们得把100多斤的稻秧挑进地里，所以要把田埂打的高、宽、瓷实。

当时，我们俩一人一锹铲土往起堆，铁锹铲的多，速度快，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干了有二、三十分钟，我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又坚持了一会儿，我就感到头晕、恶心，脸色苍白，支持不住了，可我还在咬牙坚持。沈青云看我确实顶不住了，就去招呼别的同学，我这才松了口气，干活儿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渐渐地我才缓过劲儿来。

当我直起腰时，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好不容易熬到中午该吃饭了，往回走时，我的两条腿沉得像灌了铅，得费好大的劲才能抬起来。到了伙房，拿着两个窝头，就跟猪八戒捧着人参果，二三口就吞到肚里了，感觉和没吃差不多，没等到下午干活就又饿了。

在两个多月的劳动中，我感到最幸福的一件事是吃了一顿饱饭。

那天早晨出早操时，我去伙房找我们排（班）的朱杰民说点事。谈完事后，他让我等会儿，就一个人进伙房了。一会儿出来，从兜里掏出来两个窝头，悄悄地塞给我。我也顾不上口袋里干净不干净，赶紧塞了进去。然后双手插兜溜达出来，找了一个没人的旮旯，狼吞虎咽地把两个窝头吃了。回去待了一会儿，又跟着大伙吃了早饭。一早起来，就吃了三个窝头一碗粥，饱饱的，觉得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心里那个美，美的走路都屁颠屁颠的。

只有那一天，也是唯一的一天，没饿着。

最可笑的是我们的班主任韩宝田老师，他是年级组长，每次开大会都是最后一个发言，给我们讲“养生学”。他的话软绵绵、轻飘飘，没有四两棉花重；最关键的是驴唇不对马嘴：“现在有的同学一天到晚喊饿，我跟你们说呀，饭不能吃的太饱了，那样对胃不好，时间长了会得胃病的。一般来说，吃个八成饱最合适。”

这位韩大爷有严重的胃病，甭说吃八成饱，就是吃六成饱，也得吃胃药增加胃动力，否则消化不了。四十多岁的人，驼着背，像五十多岁的样子；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像张死人脸。走路慢慢悠悠，轻飘飘地，脚底下一点儿根都没有，一阵风能刮一个跟头。何况，他们（工宣队，老师）不用参加劳动。有时在地里看见他们，也不是劳动，而是视查各排（班）的劳动情况。

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正是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最能吃的时候。我们的胃就像炼钢炉一样，吃生铁也照样化了，更别说那两窝窝头了，所以每天我们都饿。更要命的是，明明饿，还不允许我们说饿。工宣队的领导在大会上说，我们到处喊“饿”影响不好；去供销社买点东西垫垫肚子，也不让买，怕贫下中农有看法。说了归齐，就只有一条路最保险——饿着。

我们三百多人，有一半以上的人天天饿着（主要是男生）。在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诉下，学校与大队联系，大队又与公社联系。最后公社同意从粉房拿出一部分粉渣卖给我们，每斤2分钱。只能卖给我们一部分的原因是其余的粉渣都得给公社的养猪场留着。

猪口夺食，效果显著，我们的窝头终于变得“高”了点，也“胖”了点，口感虽然不是很好，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的饥饿感。

这种忍饥挨饿的生活我们过了68天。

文章来源：兵团战友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