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红八月” 一名69届北京少年的亲身经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十四岁，上小学六年级，还是一个懵懂少年。

那时，我们家住在前门外鲜鱼口里的玄帝庙。

这条胡同虽然离前门很近，但是它不挨着大街，特别深，得穿过好几条胡同才能走到，所以“文化大革命”前这条胡同很安静，也很祥和。人们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不疾不徐，按部就班，家家的日子过的虽然紧紧巴巴，但是有秩序，有精神，也有奔头。

胡同里，几乎每天都有做小买卖的来往穿梭。卖煮蚕豆的、卖咸螺蛳的、卖小金鱼的、摇拨浪鼓的、破烂换洋火的等等各种小商小贩在这里沿街叫卖，他们或推车，或挎篮，或挑担，或者背个破麻袋，南腔北调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响彻胡同的犄角旮旯，穿透了临近的大小院落，吸引着大姑娘小小子往街上跑。只要花上三五分钱，就能买上一大包开了花的煮蚕豆，或是一小包咸螺蛳。

“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人们的宁静生活。

从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文章之后，北京的报纸上就开始隔三差五、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文章，我也经常看，有的看得懂，有的看不大懂，总的感觉是这一切离我们的生活太远，甚至可以说这一切与我们丝毫无关。1966年6月1日晚8:3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里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我也觉得这是大学里的事，与我这个小学生牵扯不上任何关系。

直到有一天，红卫兵抄家时焚书的一场大火才让我感觉到这次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仅与上层建筑有关，离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近了。

玄帝庙第一个被抄家的是30号院，在胡同的最东头，路南，紧挨着十字路口。是一座青砖灰瓦，结构紧凑，非常精致的小四合院。平时这家街门紧闭，和周围的邻居没有任何来往，谁也不知道他们家有几口人，做什么工作（一般的老住户，不仅知道本院各家的情况，对周边院落的住户情况也了如指掌）。

那是1966年8月份的一个上午，阳光直射，热浪灼人，我去离家最近的十间楼合作社买东西。往回走时，看见几个大人和孩子往30号院里跑，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走，看看去，他们家被抄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抄家”这个词，觉得好奇，就跟着他们进了院。

院子中间已经站了十来个人，围成了半圆，有大人，也有小孩。中间是一个火堆，火堆上扔着二、三十本线装书。上面的书可能是刚扔上去的，压住了火苗，从横躺竖卧杂乱无章的书缝中冒出了缕缕青烟。不一会儿，火舌就像蛇信子一样从书的缝隙中钻了出来，烧焦了书角，烤糊了封面，渐渐地燃起了幽幽的红色火苗。

这时，从南房东面的屋里走出来一个女红卫兵，戴着军帽，穿着一身绿军装，腰里扎着皮带，左胳膊上戴着印有“红卫兵”黄色字体的红袖标，青春靓丽，但横眉立目，威势逼人。怀里抱着一摞线装书，噔噔噔几步走到火堆前，把抱着的书“哗啦”一下扔到了火堆上。紧接着，出来了第二个，第三个 …… 全都是女红卫兵，怀里抱着的都是线装书。书是越扔越多，烟也越来越大，火势越烧越猛，院里的温度也越来越高，灼热的火舌吞噬着书籍，烘烤着围观的人群，逼着人们一步步地往后退。随着烈焰腾空，飞起来的纸灰像一只只黑蝴蝶，在院子里上下翻飞、四处飘荡。他们是一本又一本书的冤魂，在空中痛苦地翻转、飞舞、盘旋，怒视着将他们投向火海的人兽，哭诉着他们的悲惨遭遇，祭奠着它们葬身火海的肉身，在烈火熊熊、浓烟缭绕的院子中，飘过来飘过去，久久不肯落地。 

这是无语的抗议，失声的呐喊。

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者，上身穿着一件旧的月白色长袖衬衣，袖口挽到腕子上面，两只胳膊上青筋裸露，双手自然下垂；下身穿着一条旧的浅灰色裤子，折痕交错，显得皱皱巴巴。但儒雅，清癯，像一根木棍似的杵在火堆旁，低着头，身子微微地前倾，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任凭烟熏火烤，热浪灼人，纹丝不动地看着火堆，看着他毕生的收藏，凝聚着心血和生命的那一本本书在烈火中痛苦地翻转、挣扎，一页页地烤糊，烧焦，最后化为一堆灰烬。他的心恰如千把刀割，万根针刺、痛彻心扉而又无可奈何，那种令文人蒙羞、斯文扫地的心灵煎熬，简直比死都难受。

多年当“运动员”的经历告诉他，绝对不能，也绝对不敢有所表示，只能逆来顺受，打掉牙齿和血吞。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皮带绝不会吃素的，非打你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可。

可是，让他至死也不明白的是：批判这种思想，那种思想都可以，这与书有什么关系，难道书也有罪吗！说这些书是“四旧”，是封资修的东西，那你们这些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杂种，“种”就那么纯，保证没有串秧儿，一点儿也没受封资修的影响！如果有，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死！以死表白，以死谢罪！以死来表现你们“三忠于”、“四无限”的一颗“忠心”呢！

真是岂有此理！！！

好在这一天，只是烧书，没有打人。

疯狂地打人是从“8•18”以后开始的。

可能是有了大人物的鼎力支持，红卫兵的腰杆一下子硬了；也可能是“要武吗！”那声雷鸣一般的号召，唤醒了潜藏在红卫兵身上的兽性。对领袖人物的迷信、虔诚、刻骨铭心的爱一下子幻化成了对所有“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从此，“造反有理”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旗帜，“破四旧，立四新”成了一句最时髦最响亮的口号，皮带变成了他们挥舞在空中的皮鞭，“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抄家、打人的行动，最后尽然演变成了血淋淋地抄家灭门的杀戮。

第一次看打人是在中芦草园4号。

那天是1966年的8月18日傍晚，我从学校回家，路过中芦草园4号门口时天已经黑了，院子里传出来一连串异常清脆地“啪”、“啪”、“啪”地响声和一声声令人心悸的哀嚎。在寂静的夜里，那一声声惨叫，让人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询问门口围观的人，他们告诉我，这家被抄了，我就跟着看热闹的人进了院里。

这是个座西朝东的小院子（原来这个院子是座北朝南，后来可能是住房紧张，就把门道改成了一间小房，东侧的夹道改成了街门），响声是由斜对着门口，距离只有十来米的小西屋传出来的。我探头一看，吓了一跳。六、七平方米的小屋里空空如野，没有一件家具，地下跪着一圈人，全都光着脊梁，撅着屁股，两只胳膊撑着地。在昏暗的灯光下，分辨不出男女，但能隐约看到每个人的后背上已经被打成一大片青紫色。屋子中央站着一个小伙子，穿着一件湿透了的二股筋背心，满头大汗，咬着牙，瞪着眼，手里疯狂地挥舞着皮带，皮带上的金属扣狠狠地抽在这些人的后背上，随着“啪”、“啪”的响声，被打的人后背上的肌肉就会不由自主的抖动，并且发出“哎哟”、“哎哟”痛苦的呻吟。不多不少，一个人抽两下，然后他挪动一下脚，再抽下一个。他就站在这些趴着的人中间，像个陀螺似的一圈接着一圈地转，被打的人就会发出大小不一，高低不同的惨叫。从这些大小不同的叫声中，你才可以分辨出趴着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院子里，还站着三、四个小伙子，有的手里拎着皮带来回走动，有的把皮带折成双折，两只手拽着皮带，一伸一缩，使皮带发出“啪”、“啪”、“啪”地清脆响声。他们一个个怒目圆睁，杀气腾腾，焦急地等待着，一旦屋里的同伴累了，马上进去替换。

我问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才知道他们是北京电话学校的红卫兵。这个学校并不大，学生也不多，但在崇文区打人是出了名的狠。栽在他们手里，那真是大头鬼进了阎王殿，不死也得扒层皮。

1966年8月17日晚上，北京二中的红卫兵发出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开战》的倡议书，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高呼“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造旧世界的反”。

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

8月19日这天，北京大街小巷的许多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门口都贴出了倡议书：“港式的发型不理！”，“奇装异服不做！”等内容的大字报。同时，红卫兵开始在大街上拦路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铰瘦腿裤子、剁尖皮鞋等“革命”行动。

有一天晚上大约八点左右，我和院里的邻居闫松涛（北京107中六七届初中生）到前门大街看热闹。平时晚上不出来瞎逛，今天到了大栅栏，才蓦然发现大栅栏里灯火辉煌，亮如白昼。街上的人一点儿也不比白天少，依然是摩肩接踵，人头攒动，后面的人只能踏着前面人脚步的节奏慢慢地跟着走。我们从东口进去一直往西，边走边东张西望。到了离大栅栏东口不远的卖鼻烟商店的门口，几个红卫兵截住了一个对面走过来的男子。这个男子大约二十多岁，打扮时尚，衣着考究，上身是白色T恤，下身穿一条浅颜色裤子，T恤扎在裤子里，显得精干、利索；脚上穿着一双棕色的尖头皮鞋，分头，左手腕上戴着一块亮闪闪的手表。出来时，裤子精心熨过，裤线笔直，形似利刃，简直可以用来削萝卜。

被截住后，男子笔直的腰板马上就塌了下来，脸上堆着笑：“哥们，我今天上午就出来了，不知道这鞋不让穿了。要知道不让穿，我就不穿它出来了，回去就换，回去立马就换。”

一个红卫兵手里拎着一把菜刀，训斥道：“什么叫'哥们'啊，少来封建社会这一套。把鞋脱了！”

“我说错了，说错了。您看我这张嘴。”男子举起右手轻轻地扇了一下自己的脸，点头哈腰地陪着笑解释着。“您就别让我脱了，我们家远着呢，坐车还有十来站呢。我回去就换还不行吗？从明天起，绝对不穿了。”

“让你脱你就脱，哪儿那么多废话！脱不脱？”一个红卫兵厉声喝道。旁边站着的那两个也命令道：“脱！听见没有？”

男子一看这架势，不脱是不行了，只好把鞋乖乖地脱了，悄悄地退到旁边。

拎菜刀的红卫兵举起手里的菜刀，“乓”、“乓”两下，就把皮鞋的尖砍下来一寸多，然后拎着菜刀扬长而去。

看着地上的鞋，男子的脸一下子变成了苦黄瓜，什么话也没敢说，试着穿上走了几步，可能是觉得不得劲，把鞋又脱了，右手拎起来，穿着袜子走了。

我们刚转过身来往前走了有十几步，就听前面不远处有人喊：“给他铰了！”“给他铰了！”不知是要铰头发还是要铰裤子，我们俩就赶紧往前挤。可是人多，一听说有热闹看，人们都往前涌，根本挤不进去。我正翘起脚尖往前面踅摸时，就觉得旁边的人纷纷往旁边躲，“呼啦”闪开一条道，一个小伙子气急败坏、风风火火地走了过去，裤子紧绷着屁股，两条裤腿像两个翅膀似的往外张开着，一走路就“唿扇”“唿扇”的扇着风，显然是刚被人把裤腿铰开了。

那天晚上我们两人兴致很浓，快十一点了才回到家。假如说被逼着剪头发、铰裤腿不算暴力的话，那天晚上还真没发生其它暴力事件，也没有出现当众侮辱人、打人的情况。

不过，我们那儿花枝胡同的“潮姐”就没那么幸运了。

花枝胡同在玄帝庙南山墙外面，是连接玄帝庙和大蒋家胡同（这条胡同后来改成大江胡同，因为一说大蒋家容易让人联想起“蒋介石”和“蒋家王朝”，不吉利，故此改成大江）的一条小胡同，约有一百多米长，三个院落。“潮姐”住在1号院，门口的台阶比一个大人还高。

“潮姐”身材高挑，皮肤白皙，一张生动的瓜子脸上镶嵌着一双水汪汪地大眼睛，波光灵动，顾盼生辉。与众不同的是，别人留长发都梳成辫子，她的一头秀发像瀑布似的披在肩上，发稍烫成大花，从背后看上去，不像是中国人，而像欧美国家的妙龄女郎。

这位“潮姐”穿着更是异常时髦，夏天是色彩艳丽的布拉吉，春秋是细腿裤子，高跟鞋。女人为了漂亮还是满拼的，敢处处标新立异，事事与众不同。在吸引了众多艳羡眼球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守旧人士的非议。尤其是那些“小脚侦缉队”（街道积极分子），看见她走过去，就会戳戳点点，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一天，几个红卫兵抄了她的家。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人们始终也没弄清楚，只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奇怪的是，无论抄谁家，大门都是敞开的，革命群众可以自由出入，参观学习，只有抄这家时，大门紧闭了好几天，没有人进去，也没有人出来，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谁也说不清楚。

事后，听人们说，这几个红卫兵除了查抄“潮姐”家的东西之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让“潮姐”脱得只剩下裤衩、背心，或站或跪，在院子里展示迷人的胴体。幸运的是，这几个家伙虽然色眼迷离，垂涎三尺，但始终是有色心没色胆，不敢越雷池半步，只是睁着一双双淫邪的眼睛，对着“潮姐”美丽迷人的胴体，上下左右，一遍又一遍地意淫而已。

1966年8月，骄阳似火，暑气蒸人。人们在经受着天气煎熬的同时也在经受着心灵的煎熬。胡同里今天这家被不明不白地抄了家，明天那家被糊里糊涂的贴了大字报，红卫兵的怒斥声与被打人的惨叫声不绝于耳，人人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烦躁不安。

张家与李家有仇，就可以给某个中学的红卫兵打电话，告他个“莫须有”，红卫兵来了就能把这家抄了、轰走；人人提心吊胆，个个噤若寒蝉。过去那些打过架的，骂过街的，底儿潮的，有渣儿的，如今都有点儿心神忐忑、寝食难安。不知道哪一天一张大字报忽然糊在家门口，或许就被抄了家，东西充公，人被轰回老家接受改造，是不是真正的“地、富、反、坏、右”并不重要，也不会派人去落实，先戴个帽子，接受改造是真的。

还真不乏这方面的实例。

小席胡同的侯三，大概有六、七岁，是这一带有名的淘气鬼。一天上午偷了十间楼合作社的一点儿蔬菜，被售货员抓住后，扭送到了派出所，经教育后放回。第二天，红卫兵抄了他的家。从他们家的相片中发现了一张他父亲穿着国民党军服的照片。因此认定，他父亲是漏网的国民党军官。但是，在他们家翻箱倒柜的折腾了一天，也没找到一点儿值钱的东西，更别提手枪、子弹、大洋、元宝了。第二天，只好把他们全家遣送回了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政策，经核实，他父亲只是个裁缝，曾经给国民党做过军服。当时年轻，就穿着国民党军服照了一张相，觉得精神、帅气，谁知道后来会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我们院有五户人家，大人们白天上班，晚上等我们这些孩子睡觉后，就关上街门，聚在一起悄悄地议论当时的形势，诉说各自的见闻，交流各自单位的情况，经常一聊就是大半宿。尤其是查抄39号院的老徐家时，深更半夜红卫兵逼问徐老太太藏匿财产的声音（徐家解放前是开绸缎庄的，红卫兵开始抄家时，他们家把一部分布料藏了起来，把一小匣子值钱的东西转移到了亲戚家），以及皮带扣抽在人身上“啪”、“啪”、“啪”的响声，伴随着凄惨的叫声、呻吟声，虽然隔着两个院子，但在寂静的夜里，依然能够清晰地听到。吓得我们院里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一个个心惊胆颤，如坐针毡，连大气都不敢出，人们面面相觑，大眼瞪着小眼，静静地坐着。忘记了一天的劳乏，赶跑了深夜的睡意。

那天后半夜，徐老太太趁红卫兵睡着的时候逃了出来。跑到小席胡同（大约200米）时被追了回来，这一顿胖揍，一直打到天大亮，所有的红卫兵都累得筋疲力尽、东倒西歪，挥不动皮带为止。

早晨七点多我醒了，起床时，把妈妈惊醒了。她告诉我，39号院传出来的打骂声不绝于耳。徐老太太逃跑后，红卫兵的叫喊声、谩骂声，在胡同里跑来跑去的脚步声响成一片，乱成一团，院里的这些人躲在街门后面，屏住呼吸，偷偷地往外看。不管是上班的，还是不上班的，全都没睡觉，一直熬到四点多才回了屋。

39号院被抄家没几天，44号院的老太太就被打死了。

44号院解放前是个尼姑庵，在玄帝庙的南墙外面，两个庙只隔着一条三、四米宽的小胡同，规模比玄帝庙还大，仅院子就有百八十平米。院里正中央长着两棵大槐树，树龄至少有七、八十年，树的直径约有两尺多，四、五丈高，葳蕤挺拔，遮天蔽日，东西房夏天没有暴晒之苦，冬天则有暖阳之怡，全托这两棵大树的福。按说，居住环境非常好。但是，院子大，居住的人家就多，人多了，矛盾就多。昨天是张家和李家吵，今天是王家与孙家闹，成天勾心斗角、鸡吵鹅斗，没有踏实的时候。更要命的是，有几个没有工作，缺乏教养，天天东家出来，西家进去，到处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唯恐天下不乱的老娘们到处掺和，搞得人与人之间相互猜疑、怒目相向，矛盾重重。

其实，引起纷争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说起来，被打死的老太太的丈夫只是个小业主，“文化大革命”前就死了，家里只有老太太一个人。由于院里的街坊邻居之间积怨太深，不知是谁给告了黑状，来了几个红卫兵就把老太太的家抄了，把老太太打了个半死。

红卫兵带着查抄的东西扬长而去，丢下重伤的老太太动是动不了，起是起不来，在酷暑中就那么艰难地熬着，真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三十几度的高温下，好几天滴水未喝，粒米未进，就这样饿着肚子，带着重伤，披头散发、跌跌撞撞地爬进了阎王殿。

据说，有个街坊（也有人说，老太太与她关系比较好，悄悄地把家里值钱的东西藏她家了。为了昧下这笔不义之财，她给告了黑状）看老太太可怜，曾经在中午，院里没有人的时候 ，偷偷地给她喂了几口水，但是这一切都太晚了。

一天下午大约三、四点钟的样子，我从我们家的小胡同出来，看见一辆卡车停在那里。就问一个小哥们，这车是干什么的。他告诉我，是火葬场的车，来拉44号的老太太。边说边蹬着卡车轱辘，手趴着车帮往车斗里看，我刚想问问车里有什么，就看他”嗖“地一下跳了下来，脸煞白，告诉我：“车斗里都是死人，有个人的胳膊腿儿还动呢。”正说着，就见两个壮汉一前一后抬着44号的老太太走了过来，到了卡车旁边站住，走在前面的人倒了一下手，两个人就成面对面站着了，很默契地把放死人的板子左右悠了两下，然后同时使劲，一下子就把衣衫褴褛、袒胸露臂的老太太像扔死狗一样扔进了高高地车斗里。

玄帝庙大约有二百多户人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短短一个多月中，就有一个人被打死，两个人上吊自杀，被抄家的有四户，吓得五迷三道、神魂颠倒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一天早晨，在花枝胡同的厕所里，人们在粪坑里发现了一个包袱，赶紧报告了派出所。警察捞出来，才知道是400块大洋，像这种事不胜枚举。

还有损招儿。

15号南屋的王大夫两口子上吊自杀后，那三间屋子一直就没人敢住。1968年，街道居委会强迫39号院的徐老太太把自己的院子腾出来，让他们一家搬到了15号南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徐老太太告诉邻居，自从他们家搬进这个屋里之后，她晚上就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一宿一宿地看着王大夫两口子上吊的那根房柁发呆。有时候，困的实在不行了，刚闭上眼睛，就迷迷糊糊地仿佛看到了房柁上吊着的人，一下子就会被吓醒。

一天晚上，她熬到了后半夜，困的实在不行，就睡着了。忽然她感觉好像有个人，披头散发，吐着长长地舌头，趴在她脸跟前看着她。吓得她魂飞魄散，一下子就醒了，出了一身冷汗，身体软得坐都坐不起来。即使再害怕，她也不敢喊，更不敢叫，里屋睡着她三儿子，旁边的单人床上睡着小儿子，她怕一出声，吓着两个儿子。就这样，她苦苦地熬了大半年才习惯了这个环境，慢慢地开始能睡觉了。

“抄家”的风潮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大串联”开始后，这股风才慢慢地平息下来。

文章来源：兵团战友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