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 | 顾海良：恩格斯晚年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取向

[摘  要] 恩格斯晚年十分强调时代发生的变化,十分注意纠正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绝对化”理解的倾向;恩格斯晚年坚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并不是为了维护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权威性,而是为了保卫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面对当时欧洲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恩格斯主张要作细致的研究和深入的探讨,反对采取简单的否定了事的方法;恩格斯认为,边际主义最根本的就是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很多科学的和合理的成分,从而动摇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产生了边际主义对传统的经济学的反动,导致经济学“庸俗化”的滋蔓。

标题中的“恩格斯晚年”,是指马克思去世以后的12年即1883年至1895年间的恩格斯;标题中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指在1823年大卫·李嘉图去世以后,西方经济学发生分化,经过之后半个多世纪的几次分野和几次综合,大约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形成了以边际主义为代表的欧洲主流经济学,其标志是阿弗里德·马歇尔1890年《经济学原理》的出版。也就是说,从1830年至1890年间,西方经济学界形成了以边际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以下首先简要介绍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贡献,然后着重评述恩格斯晚年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剖析的主要理论取向。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他生命的最后12年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五个方面的独特的贡献。

第一个重要贡献是恩格斯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修订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版和第四版。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一致公认的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大贡献。

第二个重要贡献是恩格斯密切注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新现象作了初步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第三个重要贡献是捍卫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对诋毁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种种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这一时期,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提出种种责难,恩格斯对这些责难作了坚决的还击,其中突出地表现在三次重要的“战役”中。

第一次“战役”是在1885年间发生的,这就是对洛贝尔图斯的批判以及对欧洲一些经济学家重提所谓的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谬论的批判。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1805—1875年)是德国经济学家。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不久,洛贝尔图斯就认为马克思“剽窃”了他的观点。1874年,德国经济学家鲁·海·迈耶尔在《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一书,散布了洛贝尔图斯的这一说法。马克思逝世后,所谓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的说法,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和美国再度流传开来了。1885年初,恩格斯在为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所写的序言中,对洛贝尔图斯作了有力的批判。在题为《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的序言中,恩格斯着重对洛贝尔图斯宣称他1842年出版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一书中的观点被马克思“剽窃”的诽谤作了有力的驳斥。1885年5月,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再次对洛贝尔图斯作了批判。1892年,恩格斯在重提他对洛贝尔图斯的批判时指出,他做出这些批判的目的是为了“使洛贝尔图斯式的欺人之谈不致再度出现”;但是,恩格斯也清楚地知道,“这种欺人之谈像任何一个属于这类性质的时髦货色一样,带有周期性”。在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间,“洛贝尔图斯式”的人物确实如恩格斯所预料的在“周期地”出现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一切“欺人之谈”的经济学理论批判的任务并没有终结。

第二次“战役”发生于1890—1891年间,是对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资本论》科学性的错误观点的批判。路约·布伦坦诺(1844—1931年)是德国经济学家、新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恩格斯同布伦坦诺的论战,发生在1890年间,是1872年间马克思同布伦坦诺的论战、1883年爱琳娜·马克思同塞德莱·泰勒论战的继续。1872年3月,布伦坦诺匿名发表了《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一文,指责马克思在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时,歪曲地引证了英国财政大臣威·尤·格莱斯顿的讲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财政大臣无意中揭露的英国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现象的资料,马克思巧妙地加以引用,以此抨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两极分化的本质。但是,布伦坦诺却认为,“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1872午6月,马克思作了“答辩”,指明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上,就刊登过与他引文完全相同的格莱斯顿讲的那句话。1883年11月,马克思逝世后,英国的塞·泰勒写信给《泰晤士报》的主编,希望能够重提11年前的旧事,泰勒的这封信在《泰晤士报》上刊登后,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接连两次写信给该报主编,要求刊登她澄清事实的“答辩”,但都遭到拒绝。最后,社会主义月刊《今日》把爱琳娜的“答辩”和泰勒的信一起登出。1890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序言中指出:“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由于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恩格斯说这些话,根本不打算重新挑起争论,但布伦坦诺很快写出了一本题为《我和马克思的论战。兼论工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问题》的小册子,这就迫使恩格斯同布伦坦诺进行正面论战。1891年初出版的《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一书,反映了恩格斯在这一论战中的基本观点。为什么布伦坦诺对马克思的一条引证如此感兴趣呢？这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有成千条引证,它们的科学性是被学者们所赞道和认可的。布伦坦诺满以为,在这众多的引证中,假如能找到一条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错误的,似乎就打开了马克思经济学科学性的一个缺口。

第三次“战役”是恩格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间,对阿基尔·洛里亚诋毁马克思《资本论》主要理论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意大利的阿基尔·洛里亚(1857—1943年)早就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迟迟不能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是因为马克思无法解决在第一卷中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难题,故而断言马克思承诺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解决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问题,实际上是对读者的哄骗。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二个月,洛里亚就在罗马发表了《卡尔·马克思》一文。该文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并没有第二卷和第三卷,并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无法继续深入下去的,对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和马克思的人格进行了诽谤。4月底,恩格斯即给洛里亚写了一封信,对洛里亚的这篇文章作了严厉的抨击。恩格斯指出:“诽谤我的亡友的品德,您是没有权利的,而且我也永远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恩格斯旋即作了回击洛里亚观点的准备。

1894年9月,恩格斯在编辑完成《资本论》第三卷时,在序言中对洛里亚的错误判断做出了直接的反击。恩格斯曾在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提到,“我就要在第三卷序言中给阿基尔·洛里亚一个小小的实际教训”。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恩格斯对洛里亚的理论作了公开的批判。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实际上已对洛里亚的理论做出了最有力的批判。《资本论》第三卷对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的论述,从根本上击溃了洛里亚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种种责难。但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不久,洛里亚在1895年发表了《卡尔·马克思的遗著》一文,还坚持认为《资本论》第三卷对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的论述是“重大的理论上的破产”,是一种“科学上的自杀行为”。恩格斯在读了这篇文章后,在他一生最后时刻写下了《〈资本论〉第三卷增补》的第一节“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对价值向生产价格历史的和逻辑的转化过程作了科学的论述,从而对洛里亚的错误观点予以致命的打击。

这三次理论批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一次对洛贝尔图斯的理论批判,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独创性及其科学价值;第二次同布伦坦诺的论战,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进行经济学科学研究的严谨性,即使是一条注释,也保持着严谨的科学态度;第三次对洛里亚的理论批判,再一次证明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科学性,构成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科学理论,同时也已经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次“战役”充分体现了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经济学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第四个重要贡献是恩格斯晚年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恩格斯研究了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未来社会的经济关系,对他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展。

第五个重要贡献是恩格斯对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新特征的深刻剖析,特别是在这一批判中所倡导和坚持的理论取向。

以下重点评述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在第五个方面的独特贡献,即他对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新特征和新取向的深刻剖析。这里不过多涉及恩格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具体内容,而着重探讨恩格斯对待同时代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当然,恩格斯在这一方面的独特贡献,同其他四个方面的独特贡献是密切相关的。

恩格斯晚年正处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时期。恩格斯认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一系列新变化,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完成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分析的某些理论结论,应该得到进一步阐发。据此,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手稿(这卷手稿的主要部分完成于1863年至1865年间)时,做了多方面的理论补充,特别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新特征作了概述。其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现在经常被我们引用,这就是:“历来受人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通过对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大工业和企业制度发展现状的分析,恩格斯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的“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的必然走势。经济科学的发展是以对经济关系在其中运动的那个时代特征的深刻把握为基本前提的。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新特征的这一科学认识,无疑为他这一时期剖析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新趋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贡献,有两个“第一”:一是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发表了第一部奠基之作,这就是他在1844年初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二是第一次揭示了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时代发生的重大变化,准确地使用了“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这样一个简洁而又深刻地揭示事物本质的论断。这个论断,为后来列宁创立帝国主义理论开辟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这两个“第一”,确立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因此,既从时代变化的角度来认识马克思经济学,同时又从时代变化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我们理解同时代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新趋势的科学视角。现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与这种经济关系变化相适应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取向。可以看出,这个新取向是和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相一致的,或曰遥相呼应的。

在恩格斯那个时代,马克思经济学境遇的变化,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由最初对马克思经济学保持缄默的状况转变为公开的攻击。19世纪90年代初,庞巴维克就是公开反对和攻击马克思经济学的典型人物。在时代急剧变化面前,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已经成为一个现实而重要的问题。

这一时期,恩格斯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注意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要力求丰富和完善马克思经济学已得出的某些理论结论。在提到对当时资本主义金融市场发展问题的研究时,恩格斯指出:“在这里,还需要确定和研究一些东西,特别是要根据近二十年的历史来加以确定和研究。”这里提到的“近二十年”,大体就是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的二十年。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一研究也需要不断深化,即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随着新问题的解决,又会出现新的问题……例如,随着每一个新托拉斯的出现,情况都要有所改变”。这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针对当时托拉斯现象变化极其迅速、垄断形式变化也极其迅速的现象所提出的问题。托拉斯现象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存在,但还是很局部的现象。到了19世纪90年代,托拉斯已经成为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一个重要现象。怎样看待托拉斯以及托拉斯形式所带来的经济关系变化的新现象,成为当时马克思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经济学从来不故步自封,满足于已有的理论结论;相反,马克思经济学总是随着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原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晚年非常反对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绝对化”倾向。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学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的理解,无疑为他这一时期剖析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新趋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884年,恩格斯在谈到法国社会党人加·杰维尔撰写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一书时认为,尽管杰维尔的这本书在当时已有的简述《资本论》的书中是“最好的”,而且对《资本论》理论部分的理解也是“正确的”;但这本书也存在着某些不足、甚至存在着某些错误的地方,主要的错误就在于:“他逐字逐句地复述马克思的概括性的原理,而对这些原理的前提却只是一笔带过。结果把这些原理的意思往往给歪曲了……这些原理具有非常明确的界限,在杰维尔的著作中却带有绝对普遍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意义”。恩格斯在肯定杰维尔对马克思经济学原理正确阐述的同时,又严厉批评了杰维尔不懂得马克思的理论结论是针对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是针对一定条件下而做出的理论结论,抽掉了这些理论前提,马克思理论就往往容易被“绝对化”。1893年,恩格斯在重提杰维尔这本书时仍然认为,“杰维尔在许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

恩格斯反对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绝对化”理解,自然使我们想起马克思晚年也非常反对把他的理论结论“绝对化”的情形。在《资本论》第一卷传入俄国以后,俄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原理,特别是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完全适用于俄国社会现实。马克思对此非常反对,也非常反感。马克思认为,假如他们这样认为,会在给他“过多的荣誉”时,也会给了他“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反对把他在《资本论》中阐述的理论原理作为一种可以不顾历史条件而使用于任何地方的“历史哲学”。显然,对《资本论》理论原理的“绝对化”的理解,只能窒息《资本论》的生命力。

在恩格斯看来,只有抛弃理论研究上的这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才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也才可能正确认识同时代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解,往往以马克思已经做出的理论结论作为批判的根据和依据,其中有些就包含着对《资本论》原理“绝对化”的应用。因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现时代,毕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假如不顾时代变化的新情况、新特点,把马克思《资本论》中已有的理论结论不加改变地完全套用于对现时代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特别是完全套用于对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结果不仅这种批判可能是乏力的,而且这种批判还可能窒息《资本论》的生命力。

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之外的经济学,特别是当时兴起的各种经济学流派和各种不同经济学家的观点的理解和批判,往往采取简单的否定了事的方法。即使对于洛贝尔图斯这样的经济学家,恩格斯也认为,一方面,要研究他的全部著作,其中包括他的一些早期著作;另一方面,在对他的理论进行批判时,也不能否定他的理论中可能存在的某些合理的因素。例如,恩格斯晚年在读了洛贝尔图斯的早期著作《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一书后曾指出,这本书“确实是他写的所有著作中最好的一本。……此书证明,如果他继续研究下去,而不去编造乌托邦的话,他已经十分接近了问题的实质”。

恩格斯不赞成在没有搞清楚别人的基本理论观点时,就贸然地对其理论进行批判的做法。当恩格斯看到,拉法格在没有搞清楚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比埃尔·保尔·勒卢阿-博利约的理论观点就对其进行批判时,一方面指出了拉法格在这一批判中的某些失误,另一方面也语重心长地指出:“不要忘记,这些先生(博利约和其他人)对一般经济文献比您熟悉得多,在这方面您不是他们的对手。熟悉所有这些东西是他们的本行,不是您的本行。在这一方面可不要太冒失”。在恩格斯的告诫中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含义。即使在当代,我们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一些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论的理解上,也不能采取简单否定和简单理解的态度,而应当认真读懂反映这些新理论的经济学文献,通过对经济学文献的研究来熟悉新理论产生的背景,把握新理论的要点和本质。假如不做这些工作,对西方社会产生的经济学一概采取简单否定的办法,实际上不仅达不到认识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反而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在这些方面,我们确实不要“太冒失”。对待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理论,我们应该了解它、理解它,把握它的理论要点,然后才能对这些理论做出准确的批判,才能切中这些理论的要义及其本质,才能做出褒贬得失的科学评价。

理论批判的科学性首先在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在恩格斯看来,不仅在对自己理论的阐述中,而且在对对手理论的批判中,都应该坚持严谨的、求实的学风。为了突出自己理论的科学性而全盘否定对手理论的任何合理性,或者为了批判对手理论的谬误性而不惜牺牲自己理论的科学性,都同恩格斯所倡导的严谨的、求实的学风是大相径庭的。这在马克思主义史上也有过深刻的教训。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产生,固然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但是当时很多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者并不承认时代发生了变化,一再断定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得出的理论结论在19世纪90年代可以原封不动地加以运用,因而对伯恩施坦的理论的回击是无力的,为了否认伯恩施坦的理论,在很多地方牺牲了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直到20世纪初,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正确的研究方法,他既看到了时代变化的新特点,又不拘泥于马克思已有的理论结论,这才击中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要害,这才在时代急剧变化之中,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1884年6月,恩格斯读了考茨基寄来的他批判洛贝尔图斯《资本》一书的论文校样。恩格斯读后发现该论文中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对此他除了在校样中用铅笔注出外,还写信向考茨基作了详尽说明。恩格斯认为,从理论术语使用的科学性来看,把由奴隶和农奴生产的剩余产品称作剩余价值是不妥当的;因为那时,这些产品多半是被直接消费掉的,而不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剩余产品采取价值形态仅仅是例外。同时,恩格斯还认为,考茨基为了强调资本的社会性而把农业和技术同政治经济学分开的观点也是不妥当的。这是为了批判洛贝尔图斯的观点而牺牲了自己理论观点的科学性,因为农业科学技术的变化确实是当时农业社会化发展的基本条件,舍下了当时科学技术进步的条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资本主义农业社会化的现象,得出的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结论。恩格斯认为,“—说到生产资料,就等于说到社会,而且就是说到由这些生产资料所决定的社会。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此外,考茨基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同时期中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的论证也是不充分的。凡此种种,其目的都是为了批判对手的理论,但却牺牲了自己理论的科学性,这终将有害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恩格斯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论证和研究上花费了很多功夫。理论的权威性是不能靠强力来维护的,理论的权威性要以理论的科学性为基础。只有保持着理论的科学性,才能维护理论的权威性。面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当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解,存在着一种所谓的“洋教条”倾向,那就是不顾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的任何时代背景、阶级属性和社会本质,不加批判地试图直接应用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中,惟西方经济学是真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取贬斥的态度,或者认为“过时”了,等等。这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洋教条”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实危害甚大,对这种“洋教条”应当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批判。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绝对不允许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指导思想。只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经过我们创新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才能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我们要从保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高度来对待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恩格斯绝对不允许为了所谓“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需要而牺牲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否则,不断生长起来的就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能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教条化”。在一个时期,我们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确实没有采取科学的态度,在有些场合,我们牺牲了自己理论的科学性,出现过对马克思经济学“教条化”理解的倾向。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和时刻警惕的。

恩格斯晚年十分注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庸俗化”取向。恩格斯认为,当时的边际主义者,反映出的庸俗经济学的特征之一,就是极力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反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当时,恩格斯把这种“庸俗化”取向看作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反动。恩格斯在他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经错误地理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离恩格斯那个时代越近的经济学家就越反动。离恩格斯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那个时代最近的,就是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后来,恩格斯纠正了他的这一观点。他看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越来越离开古典政治经济学,越来越离开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传统,这类经济学家成了轻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庸俗经济学家。这里所讲的庸俗经济学家,主要是就西方主流经济学内部而言的一种经济学现象。他们的“庸俗”就在于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留有的积极的科学的因素和对当时经济社会关系研究中有价值的科学的因素抛弃的越来越多,只把附和现实、为现实的不合理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现实辩护作为经济学所追求的方向和目标。在方法上,恩格斯认为,边际主义最根本的就是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很多科学的和合理的成分,从而动摇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产生了边际主义对传统的经济学的反动,导致经济学“庸俗化”的滋蔓。

1891年,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一封信中提到:“德国的经济学家从来也没有指责过马克思提出的理论同斯密、李嘉图的理论毫无关联;恰恰相反,他们却指责斯密和李嘉图派生了马克思,似乎马克思只是从这些先辈关于价值、利润和地租的理论中,总之,从先辈关于劳动产品分配的理论中引伸出结论。因此,他们就成了轻视古典学家的庸俗经济学家”。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恩格斯把当时初具气候的边际主义经济学也称作“庸俗政治经济学”;也是从这一角度,恩格斯对边际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威廉·斯·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尔作了简略的、但却是严厉的批判。

同时,恩格斯也从总体上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了基本估价。他认为,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中出现了蔑视古典学派的、甚至其他学派的理论倾向,以至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讲授李嘉图及其学派的那种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不仅如此,甚至很难找到有人原原本本地讲授庸俗的自由贸易理论。一种蔑视理论的倾向弥漫在欧洲经济学界,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急剧动荡的表现之一。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经济学界“到处盛行着无批判的、善意的折衷主义”,从而散发着“培养钻营之徒的极好培养基”,也形成了“使人萎靡不振、动摇不定、糊里糊涂的思想方式”。这就是恩格斯认为的庸俗经济学带来的经济学的思想方法,给经济学界带来的逐渐败坏的学风,同时就使经济学家本人陷入颓废的思想状况。这就是19世纪90年代庸俗经济学所酿就的欧洲经济学界的氛围,这种氛围是经济学庸俗化的极好的“培养基”。在我们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务必防止和杜绝产生庸俗经济学的这种氛围,绝对不允许这种无批判的、善意的折衷主义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学界。我们既要在经济学界清除那些钻营之徒,也要把那种使人萎靡不振、动摇不定、糊里糊涂的思想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内坚决地剔除掉。现在,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境况就是,这样一种19世纪90年代影响到欧洲经济学界的庸俗化的氛围,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也不幸存在着,它们正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健康发展。

面对当时欧洲经济学这种庸俗化的现象,恩格斯深为担忧的是,它们“甚至在我们党内,都感觉得到,在我们党的周围极为流行”。这是恩格斯最为担心的现象。假如经济学庸俗化的现象以及这样的学风和学者真正地影响到党内,将极大地败坏我们党的学风,将极大地败坏我们党的理论,将极大地败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恩格斯针对欧洲经济学界庸俗化的现象告诫我们,在我们党内绝对不能流行这种庸俗化的现象,绝对要杜绝这种庸俗化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在我们党的理论研究过程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