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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月28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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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我们这些拉大板车的， 恰恰是那个年头最自由， 活得最自我的， 出力、挣钱、吃饭、睡觉， 自由自在地活着…… 我想，我就拉一辈子大板车
作者9个月大时在奶奶怀中，右边成年人是后来被打成“右派”的父亲，两个女孩是姐姐们
1972—1978年是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人格中的许多东西，都是那时形成的。
那是个物质、精神和社会生活匮乏而单调的年代，当权者几乎掌控着一切，甚至包括人们的所思所想，就差每个人所呼吸的空气了……
1972年年初，我中学毕业了，还不到17周岁。由于家庭的阶级出身(当时叫“成分”)呈“灰色”(土改时虽定为“贫农”，但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组织上又屡次说当时定错了，应该是“富农”或“地主”，且总是悬而不决)，再加上父亲曾被打成过“右派”，所以正式分配就业自然就没有我的份儿了。
在家呆了几个月后，烟台市第一砖瓦厂招临时工，街道干部不知为什么竟然让我去了。
当时“深挖洞、广积粮”的风潮尚未过去，挖防空洞是烟台市的一项重要任务，各个单位都要抽调人力参与。我一上班就被派去南山挖防空洞，干了有一年左右，练就了一身抡大铁锤、把钢钎，在石头上打炮眼，装炸药、点火放炮炸石头的本事，也长了不少力气。在与重体力劳动者的共事中，我切身体验到了人世间的很多东西。
第二年回到砖瓦厂当“下亭工”——把刚刚制好的湿砖坯摆码在露天里，晾干。
记不清是1973年下半年还是1974年上半年，又一轮狂风暴雨般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在烟台开始了。
1974年五一劳动节这一天，我正式不劳动了，结束了砖瓦厂临时工的工作——并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错被辞退了，而是因为我抵制上山下乡运动。
按照当时的政策，所有没有正式工作的城市青年，都必须报名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对胆敢违抗者，则有“四不许”政策：不许就业，不许干临时工，不许当兵，更不许上学。
而我当时的决定是：我就不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反正我爸我妈还能养活我，远在内蒙古乌海的父母，又开始每月给我寄生活费了……
我内心的想法，即抗拒的理由(逻辑)是：我们1972年这一届毕业生，并没有动员上山下乡，按当时的政策，应该在城里就业。我没就业并不是因为我不够条件，用人单位不要，而是你们公家根本就不给我们这些出身不太好的人就业机会。现在又要求上山下乡了，凭什么让我们这些本应该在城里就业的人，也跟今年的毕业生一起下乡？这不合理，也不公平！
当然，我还没狂妄到上街闹抗议、请愿的程度，只是默默地对抗这一上山下乡政策。
经过强体力劳动锻炼的作者（右二），大学期间担任系体育委员，既是参赛者，也是组织者。档案系78级男生在校运会上所向披靡，连续三年获男子团体总分第一
我就这样在家呆了整整一年。
这是一场个人与整个社会，主要是管制者之间的冷战。
现在每每想起当时的境况，我就会联想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想到他与风车之间的战斗……
和同龄人比起来，我算“明白”得比较早。我没有大多数“文革”青年的那种思想上的大起大落和震荡。“文革”开始时我刚11岁，随着“文革”的推进，我开始进入青春期，开始思考自己所遇到、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与问题。
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文革”期间的那种病态、疯狂的宣传，总觉得这社会中的事情不对劲儿，有点儿怪：现实并不美好，但宣传中却是歌舞升平，形势永远大好；伟光正这种极端褒扬之词，怎么能用来自己说自己呢……
对抗归对抗，我心里倒平静而理性：该干点儿什么，能干点儿什么，就干点儿什么吧。现在看来，我人生的“收获”主要来自这一段经历。
这些“收获”大致有三：
一是看书。我不是出身书香门第，家里基本没书可看。我爷爷是个自学的民间中医，他有不少中医和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但自己像宝贝一样藏着，不让别人动，更不让孙子辈的看。而我却经常趁他不在的时候偷着看，在他回来前原封不动地放好。两个叔叔都是高中毕业生，他们借回来的书我也经常偷着看。后来就从同事、工友、朋友处借书看。最幸运的是我后来办了张烟台市图书馆的借书证……
也不知道为什么，除文学、历史方面外，我最钟情的竟然是哲学书。那一年加上后来的几年，我基本上通读了《马恩选集》，还有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等，虽不能完全看懂，但却觉得过瘾，有一种俯瞰尘世，痛快淋漓的快感。
烟台图书馆的管理员曾对我说：“你借的书不用按期还，因为你借的书基本没人借，没人看”。
这种“收获”的后期和长期效应是我当时难以想到的。后来我之所以在综合把握问题上还不错，活得还算“明白”，之所以在学术上能有所建树且有些新意和深度，主要得益于此。上大学时，哲学课我只听了两节(在八百人大教室)，考试却考了92分；我边听课边想：这课还不如让我来讲呢，怎么能把那么有意思的哲学课讲成这样……
二是体育锻炼。从小我的身体并不好，虽没有什么先天缺陷和疾病，但体质较差，小时候每年都要发几次高烧，有时会烧到很危险的程度，以至于我奶奶总说我的聪明伶俐劲儿被烧坏了，否则会更好。
中学毕业时，我身高虽有一米七四，但是绝对的“豆芽菜”或“麻秆儿”体型，而且还是鸡胸。中学时班里男生掰手腕，我居然谁也掰不过。这种身体，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小男孩来说，绝对是一种“耻辱”。
男孩强烈的自尊心，驱使我从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加强体育锻炼，而在家闲居的那一年，又使我的体育锻炼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程度——因为这时锻炼的目的不仅仅是强身，增加男人的资本和自信，它又负载着一个更大的目标期望：被部队特招为体育兵！我买来了两本专业的体育书，一本是篮球，一本是游泳，我就照着书上说的，自己摸索着练。
被特招的功利性目标虽未实现，但实质性成果很明显：我自己学会了蛙泳之外的其他三种泳姿，后来100米自由泳的最好成绩已超过当时国家专业三级运动员的标准；篮球虽未成为专业，但后来也是厂队、局队、馆队的绝对主力和人大校队的板凳队员。
我现在的身体状态主要得益于那个疯狂锻炼的“大跃进”时期，掰手腕没几个人能掰过我(包括年轻人)，很多同龄人和年轻人都羡慕我的身体和运动能力，我心想，这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白来的，它的“成本”我自己最清楚——打篮球经常打一天，游泳可以一天三次到海边，下了夜班还在半夜里蹲杠铃(石头的)；球鞋磨破了自己补，没有篮球就到处去跟人凑(蹭)，买不起游泳裤就让奶奶用布做……
三是“冷战”的继续及其中的历练。事情总是要变化的，只不过有时渐变，有时突变。
1975年5月，在家闲居整整一年后，我又去上班了。并不是政策有变，而是风头过了，看管放松了些，因此我就偷偷地到我小叔工作的砂轮厂干合同工(季节工)。先是在仓库当库工，装卸、码放金刚砂等原料，后又去车间里磨砂轮。而该年的下半年，一个“惊人”的突变现象出现了：去年下乡的知青全部回到了城里，而且基本都在国营工厂正式就业了。
我开始慢慢明白了：噢，原来下乡是这样的——那我也报名下乡吧。但没想到政策也随之调整：那些该下乡而没下的人，今年开始不用下乡了，可以在城里干临时工，但不许到国营和集体企业就业，要就业只能到所谓的小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即街道工厂。
看看，天底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抵制政策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代价：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抵抗分子”，永远没有到国营工厂就业的资格和机会了。
好嘛，这代价可够大的，我们已被“打入另册”，成了永远只能在社会底层挣扎的“贱民”。
现在看起来，他们也不容易啊，他们在利用人们的表现差异，调控人力资源分布：因为青年人没人愿意去街道工厂工作，街道工厂里都是些老弱病残或文盲等弱者，这样的工厂能有什么发展希望？
怎么办？妥协，向命运低头，去所谓的小集体工厂就业？
我这个“堂吉诃德”的决定是：不，决不！
不知是哪根神经起了作用，我作出了一个正常人无法理解的决定：“一个猛子扎到底”——去拉大板车。
拉大板车，在当时的烟台市绝对是最底层、最低贱的“工作”，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地位连掏粪工都不如。一看到或一提起拉大板车的，人们都是一种鄙夷、不屑，但又有些畏惧的神情与口气——因为这个队伍里汇集了大量刑满释放的前罪犯和有前科、有劣迹，任何单位都不会录用的人。
1976年年初，我自愿加入了这个队伍。
拉大板车的生涯虽只有半年多，但收获颇丰，身心两方面的体验、感悟是极致的、刻骨铭心的。
所谓“大板车”，是一种人力运输车，两个轱辘和车轴上架着车体，车体是用两根3-4米长的树干和若干木板钉成的，闲置时呈斜梯状，车把向着斜上方；被人用双臂架起后呈平面，上面可装载货物。烟台是个丘陵城市，且街道狭窄，许多货物汽车运送不了，这种运输工具就应运而生，被人拉着穿梭于大街小巷之间。
我们这些拉车人在平常人的眼中，是没有尾巴的牲口，虽然谁也不敢这么叫，但在心里大都是这么认定的。每辆大板车的平均载重量是1吨左右，我拉过的最重一车货(汽车轴)是1.6吨。每辆车的车轴都是弯的，经常爆胎，车辐条经常成片地断掉，使车轮扭曲成麻花状而报废。拉车途中在路边休息时，经常有年轻力壮的同龄人走过来，想试试能不能拉得动车，但绝大部分人都以失败告终。当他们不好意思地挥挥手走开时，我们心里会生出些许得意与自豪。
什么事情都一样，有失必有得。
“失”不必多说，谁都会想象到。尤其拉车时碰到了同学或熟人，大部分人都会假装没看见你而走开。
而现在看来，“得”肯定要大于、多于“失”。
这种已达生理极限的重体力劳动和身处社会底层的境况，对人的生命和心理有一种极致性冲击。这冲击不仅铭心刻骨，而且会使人从中深切体悟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后来一直很尊重重体力劳动者；所以我现在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说：“在人格上不要看不起任何人，无论他(她)们是罪犯还是妓女，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同他们一样，那是一种任何人都可能经历的生存状态。”所以我对那位百岁高僧“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另类注解是：“他不劳作就吃不下去饭！”
拉车时，我早饭吃过一斤二两油条(单根算是48根)，午饭吃过二斤多馒头或包子，晚上回来，双腿已快迈不动步了，还要晃晃悠悠地下楼去打一壶散装啤酒，很快吃喝完毕就立刻睡去，一觉睡到大天亮，连做梦的精力都没有。因为第二天的太阳照常升起，还要去拉车……
每天都会接近生理的极限，都能摸到生命的“命门”。这种体验让我从另一个方向，知道了什么叫“闲愁”——没有“闲”就没有“愁”；让我深知“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等“小资情调”的空洞和无聊，因为在这种生存状态中，根本没有它生长的心理土壤和空间；让我深知所谓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真正区别何在，我从来都不认为他们在人格上谁高谁低，他们都是人，只不过对生命、生存和生活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而已……这是我后来虽然成了所谓的知识分子，却丝毫没有知识分子那种酸臭劲儿的根本原因。
我承认，我骨子里是个劳动人民。我身边的很多人，包括妻子、女儿、父母姐弟等经常拿我开玩笑：看你哪像个大学教授，整个一个农民、民工，顶多像个包工头、农民企业家……我听着不仅不生气，反而很得意。我一直认为，人本质上就应该像我拉车时那样，简单而深刻地活着。
最得意之处，是我们不仅每月可以挣到一般人不可能挣到的钱(最多可到100多块！)，而且每天干不干、干多少完全由自己说了算，没有考勤等制度，更没有学习、开会，勾心斗角、跟风起哄等啰唆事儿。完全彻底的计件(量)工资，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干多少拿多少——在那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年代，有几个人尝到过这种淋漓透彻的生活快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些拉大板车的，恰恰是那个年头最自由、最幸福，活得最自我的幸运儿，除了身体的劳累和人们的冷眼，我们几乎不受任何社会性羁绊的束缚和烦扰。我们好像与现世隔绝，生存在另一个简单、明快的世界中——出力、挣钱、吃饭、睡觉，自由自在地活着……
我当时确实曾经想过：我就拉一辈子大板车。
但想归想，人在现实中，有时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我如果拉一辈子大板车，“现实”就是很难找到媳妇，成家立业。在家人和朋友的劝阻下，加上有一个还不错的机会，我“低头”了：放弃了拉一辈子大板车的打算，在1976年8月，到烟台市晶体管零件厂(小集体所有制的街道工厂)正式就业了。 在这以后的两年中，我又收获了一些东西，但已新意无多。 1978年，我来到北京上大学，人生开始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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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辑哲，1955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档案管理教研室主任。中学毕业在山东烟台挖山洞、垒砖坯、磨砂轮、拉板车、当钳工、跑供销；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毕业后在中央档案馆工作八年；1991年回人大从事教学与科研。在档案学、公共关系学、理论信息学领域多有建树。2015年退休。
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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