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时代变迁中探索青年问题
我们不应忘记现代性就是产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在保持解放的可能性之外，现代制度同时也在创造自我压迫而不是自我实现的机制。
——（英）安东尼・吉登斯
在日本经验中观照中国社会
在这年年底，我前往北京参加了第十四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出席论坛并发表了主旨演讲，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陈光金老师发布了最新的青年发展研究报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贺军科书记在演讲中提及“网红”“佛系青年”“双创”青年以及“隐形贫困人口”等等概念，这些广泛兴起的新青年群体让我意识到中国青年群体内部的巨大张力，这与阎云翔在上世纪90年代对下岬青年所作的田野观察已经有了难以想象的经验差距。在2018年以后，青年群体的生存状态屡屡引发社会共鸣，“佛系”“内卷”“三和大神”“躺平”先后成为网络热词。可以看到，弥散在整个青年群体中的消极情绪以及情感基调已经成为大多数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议题，而这正是我们这代人正在经历的精神困境。
如果说类似“躺平”的青年现象出现时间尚短，它的逻辑纹理因未完全展开而难见其全貌，日本蛰居青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研究对象。在上世纪末期，日本社会经历了从快速经济增长到“泡沫经济”崩溃的剧烈转变，青年群体的命运也斗转直下。随着经济日渐下行，日本青年开始从社会退缩出去，蛰居现象愈发严重，引发了社会危机。可以说，我对日本青年蛰居现象展开研究的问题意识正是发端于此，即通过日本青年理解中国青年，通过中国青年理解社会转型，这构成了远超出本文研究内容的宏大理论关切。当然，由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客观差异，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将中国青年问题与日本青年问题、将中国社会转型与日本社会转型简单等同起来。
重新认识“蛰居青年”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日本青年蛰居的社会过程及其发生学机制，第一个重点是阐述“蛰居青年”的内涵和特征。之所以花这么多的篇幅对这一概念进行介绍，既是因为国内对“佛系”“内卷”“躺平”等现象比较熟悉，而对源自于日本的“蛰居”现象则相对陌生；亦是因为“蛰居”现象在日本国内也经历了长期的争论过程，始终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从主流研究来看，大致分为了两种理解路径：一是从精神医学出发，将“蛰居”等同于精神错乱综合征的子类型；二是视“蛰居”为一种日本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独特文化现象，表现为“文化束缚综合征”。显然，相较于“病理化”的处理方式，将蛰居行为还原至日本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框架之中，结合日本社会的文化叙事，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象产生的来龙去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企图将其从特定的医学议题建构成为一般化的社会学议题，同时也避免用过度问题化的眼光看待这一群体。
蛰居，又被称为“Hikikomori”，指的是将自己封闭起来，社会隔离状态至少持续6个月以上，拒绝基本的社交活动，又无法用其他身体或精神疾病进行解释的行为或表现。如果只是从基本特征来看，我们很容易将蛰居行为与其他类型行为混淆起来，比如“啃老族”“御宅族”“网瘾青年”等等。即便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日本父母也经常用这些标签去理解子代蛰居行为，因而总是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策略将子女拉回到主流社会结构中来。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蛰居青年已经在国民人口结构中占据了相当固定的比例，越来越呈现出以男性为主、中产阶层发生率高、逐渐高龄化和长期化的特征。这种趋势表明，日本蛰居青年可能是一个内部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群体。那么，这一群体走向蛰居的生命周期是否具有某种相似性呢？或者说，这一行为是否受到共同的社会机制支配？
因此，本文的第二个重点是分析日本青年的蛰居历程。如果进行比较，“躺平”或“佛系”在行动表现、价值取向和阶层特征方面与“蛰居”具有较大的差异。以“躺平”为例，它既可能发生在任何阶层之中，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生阶段；既可能是放弃文化目标的仪式型“躺平”，也可能是缺乏行动手段的抵抗型“躺平”。但从既有研究来看，日本蛰居青年却具有大致相仿的生活轨迹：在早期学习生涯，发生拒学行为，从组织、单位或社区等组织退出，回到初级家庭关系；随后，在父代压力下，逐渐从私人关系中脱离出来，形成已与群的交往区隔；最后，对社会活动产生抗拒甚至恐惧心理，完全从社会互动中退出，将自己封闭在独立的个体空间内，形成社会冷漠的价值取向（见图1）。应该说，这一历程呈现了日本青年蛰居的发生图示，每个蛰居青年因其生活背景的不同而经历了其中部分或全部的阶段。在这种阶段性转变的背后，我们尝试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何种社会文化结构影响着这一进程的发生？
“蛰居”与日本社会的文化叙事
沿着前面的追问，我们意识到日本青年蛰居并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价值观念变迁，更暗含着一整套对个体社会化过程起着支配性作用的日本社会文化。总的来说，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1）以母子关系为核心的家庭文化。在家庭性别分工上，日本女性开始回归家庭，母亲与孩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基于家庭照料与家庭再生产的共生关系，女性最重要的家庭责任在于培养一位能够在主流社会中走向成功的后代。
（2）追求集团主义的组织文化。日本教育体系注重划一化的精英培养模式，将共同体的目标、价值和规范作为评价每个学生的标准和依据，任何违背集团主义的行为和观念都将受到惩罚。
（3）强调等级制的阶层文化。早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封建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每个等级之间都有着明确的边界和鸿沟，形成了一套依等级阶梯而变化的制度规定和义务体系。这套等级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经历多次变革，但基本在新的秩序下得到了维续和巩固。
（4）以社会评价和自我克制为导向的耻感文化。面对无法实现的个体自由，蛰居青年只能通过自我意志的训练和驾驭，消除个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渴望和追求，以此克制自身对传统文化结构的不满情绪，进入到一种与社会隔离而又无欲无求的蛰居状态之中。
写在最后：时代变迁中的青年与自我
在《下流社会》中，三浦展描绘了这样一种社会境况：新近的中流阶层正在经历着一个“下流化”的过程，他们不仅具有低收入和低消费的特征，同时也表现为沟通能力、工作热情乃至生活能力的全面下降。通过对日本蛰居青年的研究，我们恰恰可以看到整体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趋势正在逐渐成型，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加入到“下流社会”的行列。而在当代中国，我们可以发现青年群体不符合主流社会期待的典型行为已经发生明显的改变：过去通常以吸毒、犯罪等具有负外部效应的显性越轨行为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在另一篇文章中，我们发现即便是吸毒或犯罪也经常被农村青年积极建构成为一种向上流动的时势权力），现在逐渐被消极躺平、抑郁甚至自我放弃等向内自我控制的隐性情绪行为所替代。
在现代性理论看来，权力、财富和地位等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价值追求虽然依然支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但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吸引力对青年群体而言已经大大衰落了。于是，人们试图在各种愈加平等化和民主化的社会关系网中找到确定性和安全感，确立个体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以此解构和抵御来自转型社会带来的非预期风险。但这些社会关系本身就处于高度流变的状态，一旦完全破裂，也就不难理解青年群体走向另一种极端的生存状态——蛰居生活。“与历史长河中人类能够约束他们面临的各种威胁相比，我们似乎已经步履维艰、困顿窘迫”，尽管现代社会不容乐观，但探索这个时代下的青年问题仍是为了达成青年与当下社会的和解，实现青年群体的自我创造而非自我压迫。
点此展开
作者简介
丨展开动画
“逃离”的一代 ：日本青年蛰居的发生学机制及启示
罗 昊
在社会转型时期，青年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动策略正在经历剧烈的变迁实践，对社会发展的可能面向具有决定性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青年开始从社会退缩出去，蛰居现象愈发严重，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对“蛰居青年”的类型学研究发现，这一群体经历了从组织退出到关系退出、再到完全社会退出的蛰居经历。从发生学机制来看，以母子关系为核心的家庭文化、追求集团主义的组织文化、强调等级制的阶层文化及笼罩性的耻感文化共同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形成和发展。为了促进青年良性发展，当前社会亟须建立民主化的家庭关系、友善互助的学校氛围及多元化的评价和支持体系。
(文章出自：《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2期)
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获取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