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简介《当代青年研究》创刊于1981年，是全国最早有公开出版刊号的青年研究学术期刊，目前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多年来，以学术性、前瞻性面对读者，伴随着中国青年研究历程，凝聚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扶持了一大批社科新人，成为当代中国青年研究的坚实阵地和重要平台。编辑部长期以来注重学术创新，大胆开展学术讨论，始终保持刊物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格，不断提高刊物与时俱进的学术品位。编辑部根据新时代的新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关于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意见、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精神为指导，明确“服务青年、学科交叉、中国特色”三大定位，不断提高办刊的政治水平和学术水平。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投稿网址：http://qing.cbpt.cnki.net联系邮箱：qnyj@sass.org.cn往期回顾刊物价格《当代青年研究》为双月刊，大16开，128

文章转载自：论文回顾《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论文回顾专题一（点击图片即跳转）《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论文回顾专题二（点击图片即跳转）《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论文回顾专题三（点击图片即跳转）《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论文回顾专题四（点击图片即跳转）《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论文回顾专题五（点击图片即跳转）《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论文回顾专题六（点击图片即跳转）《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论文回顾专题七（点击图片即跳转）《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论文回顾专题八（点击图片即跳转）《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论文回顾专题九（点击图片即跳转）《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论文回顾专题十（点击图片即跳转）投稿方式：登录《当代青年研究》官方投稿平台(qing.cbpt.cnki.net)进行投稿。请勿一稿多投。投稿后，可在平台查看稿件状态，若三个月后没有收到反馈，可另行投稿。赵琪｜审核曲容良｜编辑

编者按2021年，新浪微博单身成年人口超2亿的话题阅读量高达7.7亿，反映出社会各界对单身群体增长的高关注度。近几年，青年单身群体不断扩大，线上恋爱真人秀节目集中爆发，以《心动的信号》《半熟恋人》《喜欢你我也是》为代表的现象级恋综节目已然成为当下年轻人热衷讨论的重要社交话题。现在的青年人自己可以不谈恋爱，但爱看别人谈。在城市单身群体比重不断攀升的背景下，青年人为何热衷于观看恋综节目？青年个体选择观看的恋综嘉宾情感故事，反映出他们怎样的理想爱情观念和期待？请看下文。原文名称：城市单身青年恋综“上头”的逻辑与影响原文作者：田雪青

编者按国内外关于底层子弟的“反学校文化”已有丰富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成功展示了底层子弟如何应对制度性的排斥和歧视，但也将底层子弟的“主体性”局限于消极、颓废和自弃的负面形象，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外界对底层子弟的污名和偏见。这篇文章转变了研究视角，将对底层子弟的研究场域从“课堂之内”转向“课堂之外”，看到了他们在课堂内外截然相反和看似矛盾的行为表现，并在这种矛盾中重新检视底层子弟的“主体性”和多元价值追求，从而在“反学校文化”的学术传统之外迈出了积极青少年文化研究的一步。关键词职校生；底层社会；青年文化；文化生产原文信息宋鑫淼，2023，《课堂之外的职校生：对底层子弟“混日子”文化的再思考》，《当代青年研究》第1期，第17—28页。（本次推送为大众传播精简版）文章以职校生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对中国东部和西部的两所职业院校的调查（注：职业院校是大量农村子弟和流动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主要去向），同时展现了职校生的课堂表现以及他们在课堂之外的社团生活和打工兼职等多场景中如何构建身份认同和彰显个体价值。“混日子”的课堂表现：消极、颓废的边缘学生不少职校生袒露他们在入读前都抱着“学一门手艺、重新开始”的决心，却逐渐陷入逃课、上课睡觉等“混日子”的状态。研究发现，一些教师对学生违反学校和班级纪律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因为害怕引起冲突，不得不委托班干部来进行“软”管理。在这种宽松的职校环境中，被“圈养”的学生们无法离开校园，但空洞的校园时间又没有被学习任务填满。那些看似“混日子”的行为，比如嬉戏吵闹、玩手机游戏或早恋，被学生们视为打发时间的消遣方式，是一种场景行为。另外一些学生在课堂上的“混日子”行为类似于Woronov（2016）所讲的“消极反抗”，通过逃课、课上分心等行为来表达对学习内容的不满。比如有学生抱怨教师在课上只是空谈市场发展前景，介绍抽象概念，无法为就业传授切实有用的技能。还有一种常见的导致“混日子”行为的原因是习得性无助。随着适龄学生数量的减少，职业学校面临招生困难，导致招生筛选机制的失灵。一些学生由于基础差，在后续专业学习中无法跟上课程要求，特别是在英语和数学课上，学生趴着睡觉的现象十分常见。因此，职校生的“混日子”行为既有结构性的原因，如学校的管理方式宽松、课程设计空洞和教学方式不生动，又存在课程与学生能力不匹配的现实困难。如果仅止步于他们的课堂表现，可能会草草得出“混日子”是职校生主体性的全部。但当采用跨情景视角时会发现，在课堂之外，职校生呈现出相对活跃、致力于技能累积和个人成长的面貌，这与他们在课堂上“不爱学习”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不混”的社会生活：自立自强、互帮互助的积极有为青年大多数职校生在入读前都希望在不以学业成绩为标准的职业教育中收获更多实用的技能。但是当这种朴素的愿望无法在常规的课堂学习中满足时，他们不得不转向技能学习的其它渠道，例如专业社团和工作场域。在各种专业社团里，跨专业、跨年级的学生们组成紧密的学习小组，形成了类似于学徒制的关系。他们不遗余力、热火朝天地参加各种兴趣社团和技能比赛，同时津津乐道于自身丰富的打工故事，这些经历不仅彰显了他们勤劳、坚忍、能吃苦的品质和能力，也是他们“懂事”“孝顺”的表现，可以分担家庭的经济压力。在远赴外地的打工过程中，他们自发组建打工团体，强调兄弟“义气”，这些都为年轻的职校生提供了重要的情感慰藉和社会支持，陌生城市里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也成为对他们“兄弟姐妹”情谊的考验和见证。结论文章将职校生的“混日子”行为放置在特定的场景互动中观察，发现其深受学校管理方式、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然而，职校生在课堂之外的多重社会空间中并没有延续“混日子”行为，恰恰相反，他们积极地探索陌生的城市，穿梭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底层劳动力市场。在他们的种种社会实践背后，蕴含着职校生群体特有的道德价值追求，诸如技能学习、互帮互助、经济独立等。这些道德价值并不直接指向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或新自由主义的“个体性”视角，而是强调一种自立、互助、奉献的“社会性”视角；透过这一视角，才能避免用单一的主流价值标准去衡量底层子弟的行动选择和实践逻辑，才有可能看见底层子弟对自身处境的理解，最终发现他们的付出和收获。作者手记：“混”与“不混”：重新发现课堂之外的职校生（点击文字即可跳转）文章全文：课堂之外的职校生

“混”与“不混”：重新发现课堂之外的职校生非常荣幸拙作《课堂之外的职校生：对底层子弟“混日子”文化的再思考》得以在《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1期刊出，这离不开编辑老师和审稿专家们悉心的指点和帮助，尤其是康岚老师的耐心教导让我在学术写作上受益良多。同时，非常感谢编辑老师的邀约，给予我这次宝贵机会来分享这历时五年的博士研究的幕后故事和心路历程。01

总第382期目录01学习贯彻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重要精神圆桌笔谈三个“共同体”与当代中国青年的有机秩序观（黄志辉）以大历史观增强时代新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李蕉

01为什么是滑板文化？2002年的夏天，还在上初中的我开始接触到滑板文化。没想到这个爱好一直持续了20年的时间。我刚刚接触滑板的时候，滑板文化在主流大众眼中还存在很明显的负面刻板印象。身边玩滑板的朋友们也不时被其他人当成“坏孩子”。二十年后的今天，滑板已经在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首次亮相，在获得全球广泛青少年追捧之后，顺势成为了夏季奥运会的常驻正式项目。这样一个在发展初期具有强烈亚文化特征的体育亚文化是如何与主流文化进行融合并相互建构的？这种与主流文化的互动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又具有怎样的特点？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群体之间存在怎样的文化张力？这些疑问是伴随着我从博士研究到博士后阶段最主要的研究问题。这篇文章的写作便是建立在这样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在国内亚文化研究领域内，使用伯明翰学派“风格-抵抗-收编”的框架分析青年亚文化已经产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个领域内通常关注的是某一个亚文化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的特性，但是却缺少对于亚文化长期的观察。像滑板文化这样在中国已经发展了超过30余年的亚文化，其生命周期中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又多变的联系。滑板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张力不可以简单地归纳为通过符号化的亚文化风格而形成的抵抗。然而，这并不代表着滑板文化不具有伯明翰学派对于二战后青年亚文化观察中发现的亚文化抵抗性。我的这篇文章便是抱着揭开这种“风格抵抗性”面纱的初衷，来分析现代青年亚文化中的抵抗性到底是通过怎样的方式体现出来，并因此产生了与主流文化怎样的新型文化张力的。02研究过程与发现滑板从我的业余爱好变成我的研究主题，是2013年我在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学院读博士期间开始的。十年的深度参与，让我积累了许多关于滑板文化的知识和人脉，也是我从博士期间开始选择使用局内人民族志的视角来开展研究的重要原因。这篇文章是在我博士后期间完成的，但文章调用了我二十年间作为滑板爱好者、滑板产业从业者，以及滑板进入奥运以后，体制化过程中的参与者等不同局内人身份的知识。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度参与进了滑板文化的一系列亚文化实践之中。不仅作为一个滑板爱好者，经常参与到滑板文化的聚会中，还以赛事组织者的身份深入到奥运积分赛等大型赛事的过程中，对滑板亚文化群体进行了深度的参与式观察。通过对于经验材料的归纳和提炼，本文提出滑板亚文化在国内的发展过程中，与主流文化之间主要存在“建圈”、“扩圈”、“破圈”以及“守圈”四种亚文化动态建构与重构的过程。我的其中一个采访对象，用“先结婚再谈恋爱”来形容滑板文化早期的亚文化风格符号性建圈。早期国内的滑板文化由于信息的匮乏，对于滑板文化的理解全部来源于对于西方滑板文化片面的符号层面的模仿。200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快速增长的中产青少年消费群体以及互联网的发展等一系列背景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商业组织开始对滑板的亚文化符号进行“商业化收编”。商业化虽然使得滑板文化快速“扩圈”，但在2016年被国际奥委会宣布正式加入东京奥运会以后，滑板文化在国内才开始在商业化和体制化的双重背景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破圈”。滑板的亚文化符号开始被互联网媒体平台追捧，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流量密码”。同时，在奥运会竞技体育的框架下，国内也出现了类似传统体育项目的体制滑板运动员们。高速的商业化和体制化进程和滑板圈层的“扩圈”与“破圈”却引来了滑板亚文化群体对于亚文化风格具有反思性的“去符号化”重构。他们将亚文化风格的消费者——“拿样儿的（Poser）”与真正热爱滑板文化的参与者——“核心滑手”通过对于滑板技术与亚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做出区分，建构出了一个亚文化内部的层级结构。同时，滑板亚文化群体通过对于“NBD（Never

摘要“基友”“老铁”“宝”脱胎于传统青年男性间的亲密称呼，但区别于家族导向的“兄弟”、国家导向的“同志”和市场导向的“帅哥”，呈现出强烈的“个体化”意味。“基友”“老铁”“宝”在语言特征、使用方式和社会意义上都存在诸多差异。从“基友”到“老铁”再到“宝”的变化，

摘要科技进步和环境变化极大地改变着当今儿童的生活方式。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及电子产品的普及，儿童屏幕暴露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文章聚焦数字化和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儿童屏幕暴露这一研究现象，从概念与测量、个人及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干预措施及困境等方面进行综述和探讨，并基于既有研究中的不足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文章对发展减少儿童屏幕暴露的精准干预方案，完善我国儿童健康管理政策，落实“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具有积极意义。一、儿童屏幕暴露的概念与测量随着科技的发展，儿童屏幕暴露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学术界对儿童屏幕暴露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儿童电视暴露（Television

：理解“躺平”情绪的新视角（王斌）03儿童发展家庭教育也需因材施教——教养方式对儿童认知能力影响的群体异质性（李明）城城迁移对随迁儿童福祉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钱雪飞

►►►杂志简介《当代青年研究》是全国最早有公开出版刊号的青年研究学术期刊，多年来，以学术性、前瞻性面对读者，伴随着中国青年研究历程，凝聚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扶持了一大批社科新人，成为当代中国青年研究的坚实阵地和重要平台。今后，编辑部继续坚持“反映多种学科和各个领域中青年和青年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为繁荣理论和推动实际工作服务”的办刊宗旨，达到“贴近青少年、普及社科知识、提供实践指导”的工作目标。注重学术创新，大胆展开学术讨论，继续保持刊物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格和高质量学术品位，加强主题栏目制。主要栏目为：青年基础理论、青年价值观、青年参与、青年社会运动、青年流动、青年观察、青年文化、青年就业、青年工作、青年婚恋、青年消费、青少年热点问题、青年志愿者、青年宗教研究、新媒体与青年、青少年心理、青少年犯罪研究、家庭教育、农村青年、新生代农民工、国外青年研究、港澳台青年研究。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投稿网址：http://qing.cbpt.cnki.net联系邮箱：qnyj@sass.org.cn►►►往期回顾2022年目录及摘要【点击图片即可跳转】2022年第1期2022年第2期2022年第3期2022年第4期2022年第5期2022年第6期►►►手记回顾2022年论文作者手记【点击文字即可跳转】青年写青年，躺平躺不平在时代变迁中探索青年问题在“集体学术”中发现“经验的意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学术看见“被围困”的返乡创业青年调整心态与步伐，应对“发表还是出局”之问做个“好妈妈”为什么这么难？苦寒之地梅花香：致敬扎根在艰苦边远地区的青年基层公务员们►►►刊物价格《当代青年研究》为双月刊，大16开，128

苦寒之地梅花香：致敬扎根在艰苦边远地区的青年基层公务员们柯江林/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1►研究缘起：感触，牵挂，信念在前些年的学院MPA授课期间，我发现不少学生是来自西部边远地区的基层公务员。时值国家脱贫攻坚战如火如荼，出于研究的兴趣，对这些来自艰苦边远地区热切活泼的青年公务员，不免关注了多些。在接触中我逐渐了解到他们与北京等大城市的公务员大有不同。边远地区大都地广人稀且交通不便，从家至单位路程达到数十公里的情况非常普遍，甚至有些驻村干部离家两三百公里，几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基层工作与百姓直接联系，他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承受了沉重的工作与生活压力。记得有一次上《公职人员压力管理与心理调适》MPA课程，我让学生谈谈常见的压力。一位在西部艰苦边远地区任镇委副书记的学生，写了近百条自己的压力来源，涉及上级检查、突发事件、群众举报、家庭教育等。这位学生年不及四十，头发却已大部分花白，所列举出的工作、生活中的难处条条真实、道道真切，但这纷纷杂杂的忧虑同时也难以掩饰一位青年公务员在建设祖国贫困地区中担当作为的铮铮铁骨。无人见此不会动容。这段授课经历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想要研究艰苦边远地区青年基层公务员的种子。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随之开启了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我由衷地为国家的宏伟蓝图兴奋雀跃，为我那些在基层一线奉献青春的学生们骄傲自豪，但同时也深知艰苦边远地区青年基层公务员新征途之坎坷、责任之重大。近年来有关青年基层公务员群体的调查研究明显增多，这一群体工作压力过大、职业倦怠普遍、离职情况频出的现象逐渐凸显。青年基层公务员“干不好”“留不下”的两难困境给艰苦边远地区的长期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引进、用好、激励和留住青年公务员扎根一线建功立业，是亟待解决的重要基层治理问题，也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应思考、探究并提供建议的责任所在。艰苦边远地区的振兴关乎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新时代发展阶段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所向和重点任务所在。作为当地发展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之一，艰苦边远地区青年基层公务员是备受党重视、关怀、信任的先锋力量，他们恪守在巩固国家脱贫攻坚成果的一线，挺立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中每一政策链条的末端，其生活状态和工作质量直接影响着艰苦边远地区的振兴，关乎每一位基层百姓的福祉。无论是为关乎国计民生之根本的乡村振兴战略助力，还是为青年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献策，亦是作为一位普通教师为遇到困难的学生们给予帮助，我都有责任有义务行动起来。从与学生交流的感触，到对边疆地区发展的牵挂，到为考察社情、解决问题、建言献策的信念，最初研究的种子已发芽成苗，我和我的团队开始了正式的研究行动。2►研究发现：能力，动机，机会促进艰苦边远地区青年基层公务员扎根立业，需要能力、动机、机会的共同作用。我们选取了工作绩效和离职倾向两个变量对应艰苦边远地区青年基层公务员“干不好”“留不下”的问题，并应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AMO（Ability-Motivation-Opportunity）经典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能力要素的主要内容是基于实证调研数据开发出的工作胜任力模型。通过MPA学生，研究团队联系到了37名年龄35岁以下的青年基层公务员，以电话、面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运用行为事件访谈法获取关键信息，并对访谈内容记录编码，最终构建了包含十项要素的工作胜任力模型。该模型涉及对事、对人、对自身三大方面，其中“对事”包括“执行上级任务能力”、“带领当地发展能力”、“繁杂事务处理能力”和“应急事务处理能力”，“对人”包括“向上沟通汇报能力”、“密切联系群众能力”、“工作生活平衡能力”、“和谐相处共事能力”，“对自身”包括“艰苦条件忍受能力”和“心理压力调适能力”。十项能力要素反映了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工作的独特性，涵盖了这一群体工作生活中常见的互动对象和场景。以胜任力要素为基础，我们运用AMO模型，探寻了青年基层公务员工作绩效与离职倾向的影响因素。其中，动机要素选取适合公务员群体研究的公共服务动机作为研究变量。机会要素以青年基层公务员的职业成长机会为测度。数据收集阶段，数十位MPA学生主动请缨，合力帮助我们完成了问卷的发放和收集。所回收到的725份有效数据，承载了以他们为代表的万千基层青年公务员对次研究的关注和期待。数据分析后，我们发现这一群体的胜任力（A）、基层公共服务动机（M）和职业成长机会（O）中的前两项对工作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三项都对离职倾向有显著负向影响。提升工作绩效的关键胜任力要素主要涉及“应急事务处理能力”、“向上沟通汇报能力”等，抑制离职倾向的关键胜任力要素主要包括“心理压力调适能力”、“工作生活平衡能力”等。3►研究启示：选任，激励，规划艰苦边远地区的工作兼具“艰苦”与“边远”，在这些地区工作的青年基层公务员在任务执行、人际交往、自我管理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当地基层政府打造一支能够扎根立业的高素质青年公务员队伍面临严峻挑战。本研究从能力、动机、机会角度探究了其工作绩效和离职倾向的影响因素，对基层政府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胜任力模型的开发为艰苦边远地区青年基层公务员的选任提供了依据，在招聘、评估、培训等诸多管理环节都具有应用价值。基层公共服务动机的效应说明了政府部门需要在公务员选拔中重视公共服务动机的考察测量，并在现有的物质激励基础上，通过思政教育、情怀培养增强青年人投身艰苦边远地区、振兴发展事业的热情和动力。职业发展机会作用的启示是，基层政府应做好青年公务员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丰富的学习交流、培训锻炼以及选调晋升的渠道，实现青年公务员与艰苦边远地区协同发展。青年基层公务员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行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的生力军、主力军。他们奋斗在国家重大战略的一线，为党、国家、人民不断注入新鲜的活力和希望，是艰苦边远地区发展进步的核心力量之一。这些青年才干似寒梅一般扎根在边远地区，争相怒放，为艰苦生活的寒冬增添芬芳，为乡村振兴的春天带来希望。时光荏苒，MPA班学生一届一届更替，坐在讲台下的面孔岁岁不同，但建设美丽祖国、助力边远地区发展的热情年年高涨。回首往事，北师大主楼前他们穿着硕士服拍照的身影仍在眼前，牵挂的思絮随着秋天的落叶被带向了祖国边疆大地。展望未来，衷心向艰苦边远地区基层青年公务员致以敬意，祝愿他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奋发有为。最后，真诚感谢《当代青年研究》编辑部和本文责任编辑刘汶蓉老师。感谢期刊对我们研究成果的鼓励认可，感谢刘老师特别认真、严谨、专业、敬业的工作态度。我们研究团队会继续关注青年公务员的相关研究主题，期待未来能与《当代青年研究》再次合作。点击展开作者简介第一作者：柯江林第二作者：刘羽飞第三作者：张继争促进青年基层公务员在艰苦边远地区扎根立业：一个AMO分析框架柯江林

陈新力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工具变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观看短视频对青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采用修正样本自选择偏差的双稳健

以兼顾的母职调适与再造。责任编辑：李友权《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四期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获取全篇

拙文《发表还是出局？——博士研究生的学术困境与行动策略》最终能够成稿并发表。首先，感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系博士生专业课上的老师和同学们，以及与我交流这个话题的师兄师姐。是你们对我学术指导上的独家赞助，让我得以通过探究“博士生学术发表”，收获了属于我、也属于博士生群体关于“发表还是出局”之问的青年叙事；其次，感谢包容而多元的《当代青年研究》期刊所提供的平台，才得以有机会呈现博士生群体的时代画像；最后，非常感谢编辑老师的邀约，让我们有幸用“作者手记”分享“研究之外”的故事。01/

李坦楼2022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共青团100年来的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提出了坚持为党育人、自觉担当尽责、心系广大青年、勇于自我革命

《“被围困”：返乡青年的创业困境及其原因》一文意在从政治经济学四大关键问题出发，探究返乡青年创业遭遇“被围困”的深层结构原因。拙作有幸发表于《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3期，离不开编辑老师和审稿专家的指点和帮助。同时，非常感谢编辑老师的邀约，让我有机会以“作者手记”的形式与大家分享文章的写作历程以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01为什么关注返乡创业青年群体？我对返乡创业青年群体的关注最初源于2020年10月份参加的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导师团队组织的一次脱贫攻坚经验总结调研。此次调研主要围绕脱贫攻坚典型实践创新之一即扶贫车间展开。我有幸跟随团队前往山东省菏泽市、河南省濮阳市开展调研。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不少扶贫车间的经营者是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他们在外打工多年后，凭借自己在外掌握的经验、技术，返回村庄创办劳动密集型加工厂。由此，我不禁思考：这些“离土离乡”多年又返乡的青年在重新扎根乡土开展创业时如何处理外出习得的能力、资源与乡土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呢？带着这样的疑问，在与调研团队老师以及师兄师姐的数次讨论后，我将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聚焦于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社会过程。然而，由于此次调研重点在于扶贫车间的减贫经验，扶贫车间的经营者又并非全是返乡创业青年。受限于调研安排，我并未就返乡创业青年群体展开较为深入的研究。后来，在导师的帮助下，我与同伴得以于2021年3月再次回到山东省菏泽市开展返乡创业青年群体的调研。在调研行程的安排上，我先是回访了扶贫车间调研中涌现的返乡创业青年群体，之后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又扩展访谈了一些非经营扶贫车间的返乡创业青年。我的第二次调研之旅因青年们开放包容的态度而显得十分顺利。在调研过程中，或许因为创业者往往比较健谈，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创业史，又或者因为我与他们年纪相差不大，交谈中总能产生观点的碰撞与共鸣，总之我访谈的大多数青年都非常热情，有的甚至不需要我多问，便主动与我分享起他们的创业历程以及其中的各种酸甜苦辣。在这里，也想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若没有他们的热情对谈，我不会获得如此丰富的经验资料，而这些生动有趣的故事已经并且正在成为启蒙我学术思考的源泉活水。本篇文章的问题意识便是其中一个明证。这篇文章最初的问题意识来源于我在2020年和2021年两次访谈到的一位返乡创业青年GX（文章P62、P63皆有提及她）。在山东省Q镇张村经营服装加工厂的GX，初中毕业后曾前往青岛打工，做过服装、帽子以及鞋子加工等。2014年，她回村创业，开办了一个服装加工厂。当我问及她的经营现状时，她满脸愁容地向我诉苦：“以前自己每年过年回家，发现家里闲人特别多......当时奔着老家人多回来的，但是不好干啊。现在工厂最大问题就是找不到人。”听到她这样的表述，我不禁心生疑惑，明明是奔着家乡人多回来的，怎么工人反而成了制约因素呢？后来我又访谈了好几位创业青年，发现他们或多或少都存在招工难题。基于此，我确定了自己的研究问题，即返乡创业青年为何会遭遇招工难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02返乡青年创业为何遭遇“被围困”？面对青年GX给出的现实困惑，我尝试从经验材料中归纳、提炼返乡青年创业遭遇的困境，并从学理角度对于青年“被围困”的原因给出自己的阐释。关于返乡青年的创业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尽管返乡青年采取了适用乡土社会的劳动管理模式，但乡村工人的强流动性特征限制了工厂的发展。根据调研，乡村工人的主要流动类型可归纳为乡城之间、工农之间、工厂之间这三类。另一方面，面对工人群体流动性强且流动趋向呈多样化的特征，返乡青年也采取了一些应对策略来降低工人的流动性，但收效甚微。具体来看，利用乡土人情关系稳定工人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要想稳定工人，关键靠工资，但返乡青年的工厂经营大多是来料加工，利润微薄，通过提高工资来稳定工人往往难以实现。面对困境，不少青年表示想进行工厂升级，但升级本身又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总结来看，返乡青年遵循了当地的乡土社会关系逻辑，但依然因工人的强流动性陷入生产经营困境，他们采取了种种应对策略，但实际上无法奏效。形成这一问题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呢？对此，我借助亨利·伯恩斯坦在《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一书中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四大关键问题来分析这一问题的成因，即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获得什么、他们用获得物做了什么。通过揭示乡村工人、返乡青年两个主体在农村家庭内部、乡村工厂等不同场域下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资源分配与权力关系、家庭生产与再生产压力，探究返乡青年“被围困”的深层原因。一方面，工人具有“退出成本低”的结构性力量。基于家庭内部的分工秩序，留守妇女身处家庭经济和社会权力的边缘，因而比男性更能接受低廉的工资。但妇女在家庭内部的角色分工，加之工厂的低薪，却也形塑了她们在工厂这一微型经济系统中的位置，使其具备了在乡村工厂“退出成本低”的结构性力量。正是这一群体构成了返乡青年经营乡村工厂的劳动力基础。另一方面，作为产业转移的触角，返乡创业青年自身力量有限。从产业转移的视角来看，返乡青年实则是产业转移的触角，扮演着工业入驻乡土的代理人角色。而返乡青年开设的乡村工厂通常只承担某一产品或某一道工序的加工生产。这一外向依附型的生产形式处于整个生产链条的最底端，利润比较微薄，因此，返乡青年对工人的劳动控制力本身是很弱的。因此，返乡青年创业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是自身与工人力量的不平衡，但深层原因则在于转移产业与乡村社会的既有结构性矛盾。转移产业将农村留守妇女纳入生产体系的过程，遭遇了承担城市工业发展成本的乡村社会基于村庄伦理规则的排斥，产业与乡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转嫁到返乡青年与留守妇女关于“工人流动性强”的具象化冲突。返乡青年遭遇的经营困境，根源在于社会结构的不平等，表征为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下工业发展对乡村社会的再剥夺。03写在最后：讲好农村青年一代的发展故事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年人口大量流出农村。不管是在农业生产还是在村庄治理中，我们越来越看不到青年人的身影。尽管，社会各界寄希望于青年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生力军作用。然而，对于农村青年个体及家庭来说，回乡总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农业生产利润低、农村就业机会少、公共基础设施服务不健全......这些都在不断地将农村青年往外推。即使有少数青年选择返乡创业，将自身所得经验、技能带回乡村，投身发展，但依然受限于自身的能动性、困囿于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一方面是“回不去的故乡”，而另一方面则是“留不下的城市”，放眼望去，这些农村青年的城镇化过程也并非一路坦途。那么，农村青年，未来路在何方？当然，我深知，我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更无法为改善青年的处境提供什么帮助。但是我想，作为研究者，我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向大家呈现当代农村青年的真实生命历程，既关注他们在社会结构下的踌躇无措，也看到他们作为行动者自身的能动性与创造力，这也算是对自己从事青年研究初心的一个交代吧。言尽于此，我想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宣传片《他们》中仅有的三句话“看见他们

非常有幸《社交媒体赋权：微信育儿群对母职自主性的建构》一文能够发表在《当代青年研究》期刊上。在发表的过程中，得到了编辑老师多番的修改建议，再次谢过。也非常幸运能够获得编辑部老师的邀请，就这篇文章撰写的心路历程以“作者手记”的形式分享我个人的所感所获。-

世代而言，盲盒的消费不只是盲盒本身，更是社交情感、游戏体验、文化体验的消费，这些消费体验还包含了线上、线下两部分内容。盲盒消费体验品质属性可以被归纳为社交性、感官性、游戏性、文化性，它们都对

拙文《被锁定的婚姻——郊区女性婚姻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有幸发表在《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2期，非常感谢编辑老师和审稿专家的指点和帮助。这篇文章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郊区女性的婚姻状况，并侧重从郊区家庭与郊区社会的基本性质和郊区在全国性婚姻市场的结构性位置的层面揭示郊区女性婚姻模式的形成机制。非常荣幸能够借此机会通过杂志社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对这篇文章的形成过程和作者的一些感悟做进一步的交代。01经验中的意外这篇文章是我在参加由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组织的暑期社会调研的过程中获得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灵感。调研地点是北京市的顺义区，位于六环外，属于大城市郊区。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每年都会在暑期组织集体性的城乡基层社会调研，参加者既有已经工作的老师，也有在不同阶段的学生。通过分组，每个小组几乎都会有老师、高低年级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以及个别本科生，从而形成一个纵向的梯队，承担人才培养传帮带的功能。也因此，暑期的调研带有非常明显的教学功能和团队建设功能，关注的议题可概括为“村庄秩序是如何可能的？”。这实际上涉及到了村庄的各个方面，故被称之为“村治模式”调研。这篇文章虽说是得益于这种具有鲜明综合倾向的“村治模式”调研，但也有意外的成分。因为在去调研的路上，我已了解到近年来当地政府在基层治理方面进行了大量创新，特别是以“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一方面是因为这项改革确实触碰到了当前基层治理的一些体制和机制上的核心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难得有机会到北京市郊区调研，所以最初我以及我们小组的关注点也都自觉不自觉地聚焦到了基层治理的相关议题上。但随着调研的不断展开，“治理的社会基础”问题越来越明晰：如果不理解当地的社会性质，就很难理解当地基层治理的现状及其变革的逻辑。因此，我们决定暂时放下治理的相关议题，回到常规的对村庄进行民族志式的综合调研。随着我们的关注点从治理转向社会，北京市郊区农村社会的丰富性便向我们敞开了。发生在村庄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现象，都是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按照“村庄内部提问题，现象之间找关联”的原则和方法，我们很快建立了对当地社会的总体性认识。所谓“村庄内部提问题、现象之间找关联”，就是聚焦于发生在村庄里的具体问题，并紧贴着村庄内部的相关现象展开对问题的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对应的是“一触即跳”，即但凡在村庄发现了一个问题，就很快就跳到村庄之外，上升到政治体制或市场体制等宏观层面，或民族性、国民性或现代性等抽象层面，从而与村庄本身的距离越来越远。实际上，从抽象或宏观层面到发生在特定村庄的具体或微观的现象（问题）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的中间环节，“一触即跳”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往往过于粗糙，甚至在很多时候都直接把问题本身给取消了，使得对问题的深入探讨变得不再具有可能性，掩盖了具体问题背后极其微妙的地方。通过从个体到家庭再到村庄社会并最终到基层治理，我们在调查和探讨中越来越发现大城市郊区社会本身的独特性。为此，在调研中期的一次集体讨论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应该“将郊区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观点。以往的郊区农村，通过被视为一种农村社会的“例外”或城市社区的“例外”，然后聚焦于其与农村社会或城市社区的共性层面，而我们这次调研则明显地感觉到，我们应该关注“例外”本身，即郊区社会本身的特性。否则，我们对于发生在郊区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事情或故事，就缺乏一个连贯的解释。虽然这个观点在刚提出来时还很模糊，但随着调研的深入，这个观点越来越清晰。这篇文章正是在对于“郊区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关照下对郊区本地女性的婚姻现象展开探讨。显然，这篇文章来源于一系列的意外。我们本来是想做北京市郊区的基层治理研究，但却意外地发现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的重要性，于是转向了北京市郊区农村的社会层面。在此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郊区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总体判断，这个判断反过来指导了我们对郊区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调查和探讨。我们从当地村庄具体的家庭和婚姻现象出发，意外地发现了郊区社会本身的总体上的独特性；然后基于对郊区社会的总体性判断，深入探讨了郊区的家庭和婚姻现象的独特性及其机制。反观当下的一些调研，研究者都带着明确的目的性进入到经验现场，结果却因为出现了经验的现实逻辑与原初的理论设想之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调研的中止。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因为，恰恰是在现实经验与理论设想之间的不一致里，蕴藏了宝贵的学术创新机遇。我们应该积极拥抱经验之中的意外，以意外作为问题意识，并尝试进行学理性解释。02在集体中做学术回想起那个炎热的暑假，我和调研组的小伙伴们每天白天在北京市顺义区的村庄里走街串巷地入户调研、以及每天晚上围绕宿舍里的桌子热烈讨论到半夜却没有丝毫睡意的情景，真是令人难忘。学术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人的事情，但我们却将其作为一项集体事业。集体学术的关键在集体。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在调研中纯粹而又认真的人，即使他或她缺乏一系列的基础准备。因为经验研究是高度经验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对“他者”的生活经验进行阐释性理解，将能够对具备了一定学术研究基础的人产生强烈的刺激。一般来说，学术积累越丰富的人，往往给自己设定的条条框框也越多，从而形成了思维定势；而学术积累欠丰富的人，则因为对于这些“学术雷区”的无感，以至于“无知者无畏”，从而更能发生学术创新中那“惊险的一跃”。而正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学术积累欠丰富者这无心的“一言”，对于那些学术积累丰富的人则刚好是“当头棒喝”，灵感由此激发，既有的知识储备从此被激活，并在大脑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这篇文章正是集体学术的结果，是在晚上你一句我一句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最初的问题意识以及思考方向。对于其中可能有的价值，应主要归功于集体；而对于其中必然有的问题，则主要应归因于我个人。在集体学术中，知识产权的纠葛与纷争让位于知识生产和创新，每个人都毫不保留的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并经由集体你一言我一语的发散和发酵，从不成熟发展到比较成熟、从不完备发展到比较完备、从不清晰发展到比较清晰、从不深入发展到比较深入。通过集体，个人发现变成了集体发现，对问题的理解不断深入，最初提出洞见的人也在其中得到了启发。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关系也得到了滋养，变得越加紧密与和谐。集体学术、特别是共同参与了知识生产或知识发现过程的集体学术，是很有前途的，它是学术创新具有社会属性或群体属性的必然。在集体中，学术灵感的火花四溅，让人应接不暇，新点子没完没了，似乎在绝大多数领域的研究都还没有开始，而不是已经结束了。除此之外，在集体中做学术，也大大增加了人生的丰富性。人生的意义在于能与我们一起共享意义的人。我们一方面在集体中发展学术，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学术让集体得到更好的发展。以上主要从“经验的意外”和“集体学术”两个方面交代了本文的一些写作背景和我的一些的思考。这篇文章在澄清了一些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的新问题，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祝愿大家都能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成长。点此展开作者简介田孟，男，湖南怀化人，社会学博士，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现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基层治理与社会政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1项、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项。近年来，在《中国农村经济》、《云南社会科学》、《中国卫生政策研究》等刊物上发表CSSCI论文或CSCD论文2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1部（《富县医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社科文献出版社），在《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观察者网、澎湃新闻上发表时事评论或调查报告若干篇。丨展开动画被锁定的婚姻——郊区女性婚姻现象的社会学研究田

我们不应忘记现代性就是产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在保持解放的可能性之外，现代制度同时也在创造自我压迫而不是自我实现的机制。——（英）安东尼・吉登斯拙作《“逃避”的一代：日本青年蛰居的发生学机制及启示》一文能够在《当代青年研究》杂志顺利刊出，离不开编辑老师和匿名审稿专家的指导与帮助，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我也有幸得到一份宝贵的机会，能够对论文的缘起、构思以及主要发现进行介绍，尤其是有更多的篇幅向感兴趣的读者分享论文写作背后的心路历程和理论关怀。在日本经验中观照中国社会2018年，也是改革开放的第四十个年头，“中国社会将往何处去”是萦绕在许多学者心头的重大时代命题。人们意识到，在经历了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再次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因此，作为一名青年学人，我对青年群体的关注不仅来自于一种同龄人的猎奇心理，也会出自学术本能的将青年群体的现实状况与国家发展联系起来，透过这一群体去窥探社会转型的种种可能性。从自身的学术脉络而言，我对青年问题的思考从来不止于青年本身，而是借青年问题观照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在这年年底，我前往北京参加了第十四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出席论坛并发表了主旨演讲，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陈光金老师发布了最新的青年发展研究报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贺军科书记在演讲中提及“网红”“佛系青年”“双创”青年以及“隐形贫困人口”等等概念，这些广泛兴起的新青年群体让我意识到中国青年群体内部的巨大张力，这与阎云翔在上世纪90年代对下岬青年所作的田野观察已经有了难以想象的经验差距。在2018年以后，青年群体的生存状态屡屡引发社会共鸣，“佛系”“内卷”“三和大神”“躺平”先后成为网络热词。可以看到，弥散在整个青年群体中的消极情绪以及情感基调已经成为大多数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议题，而这正是我们这代人正在经历的精神困境。如果说类似“躺平”的青年现象出现时间尚短，它的逻辑纹理因未完全展开而难见其全貌，日本蛰居青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研究对象。在上世纪末期，日本社会经历了从快速经济增长到“泡沫经济”崩溃的剧烈转变，青年群体的命运也斗转直下。随着经济日渐下行，日本青年开始从社会退缩出去，蛰居现象愈发严重，引发了社会危机。可以说，我对日本青年蛰居现象展开研究的问题意识正是发端于此，即通过日本青年理解中国青年，通过中国青年理解社会转型，这构成了远超出本文研究内容的宏大理论关切。当然，由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客观差异，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将中国青年问题与日本青年问题、将中国社会转型与日本社会转型简单等同起来。重新认识“蛰居青年”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日本青年蛰居的社会过程及其发生学机制，第一个重点是阐述“蛰居青年”的内涵和特征。之所以花这么多的篇幅对这一概念进行介绍，既是因为国内对“佛系”“内卷”“躺平”等现象比较熟悉，而对源自于日本的“蛰居”现象则相对陌生；亦是因为“蛰居”现象在日本国内也经历了长期的争论过程，始终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从主流研究来看，大致分为了两种理解路径：一是从精神医学出发，将“蛰居”等同于精神错乱综合征的子类型；二是视“蛰居”为一种日本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独特文化现象，表现为“文化束缚综合征”。显然，相较于“病理化”的处理方式，将蛰居行为还原至日本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框架之中，结合日本社会的文化叙事，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象产生的来龙去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企图将其从特定的医学议题建构成为一般化的社会学议题，同时也避免用过度问题化的眼光看待这一群体。蛰居，又被称为“Hikikomori”，指的是将自己封闭起来，社会隔离状态至少持续6个月以上，拒绝基本的社交活动，又无法用其他身体或精神疾病进行解释的行为或表现。如果只是从基本特征来看，我们很容易将蛰居行为与其他类型行为混淆起来，比如“啃老族”“御宅族”“网瘾青年”等等。即便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日本父母也经常用这些标签去理解子代蛰居行为，因而总是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策略将子女拉回到主流社会结构中来。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蛰居青年已经在国民人口结构中占据了相当固定的比例，越来越呈现出以男性为主、中产阶层发生率高、逐渐高龄化和长期化的特征。这种趋势表明，日本蛰居青年可能是一个内部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群体。那么，这一群体走向蛰居的生命周期是否具有某种相似性呢？或者说，这一行为是否受到共同的社会机制支配？因此，本文的第二个重点是分析日本青年的蛰居历程。如果进行比较，“躺平”或“佛系”在行动表现、价值取向和阶层特征方面与“蛰居”具有较大的差异。以“躺平”为例，它既可能发生在任何阶层之中，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生阶段；既可能是放弃文化目标的仪式型“躺平”，也可能是缺乏行动手段的抵抗型“躺平”。但从既有研究来看，日本蛰居青年却具有大致相仿的生活轨迹：在早期学习生涯，发生拒学行为，从组织、单位或社区等组织退出，回到初级家庭关系；随后，在父代压力下，逐渐从私人关系中脱离出来，形成已与群的交往区隔；最后，对社会活动产生抗拒甚至恐惧心理，完全从社会互动中退出，将自己封闭在独立的个体空间内，形成社会冷漠的价值取向（见图1）。应该说，这一历程呈现了日本青年蛰居的发生图示，每个蛰居青年因其生活背景的不同而经历了其中部分或全部的阶段。在这种阶段性转变的背后，我们尝试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何种社会文化结构影响着这一进程的发生？“蛰居”与日本社会的文化叙事沿着前面的追问，我们意识到日本青年蛰居并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价值观念变迁，更暗含着一整套对个体社会化过程起着支配性作用的日本社会文化。总的来说，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1）以母子关系为核心的家庭文化。在家庭性别分工上，日本女性开始回归家庭，母亲与孩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基于家庭照料与家庭再生产的共生关系，女性最重要的家庭责任在于培养一位能够在主流社会中走向成功的后代。（2）追求集团主义的组织文化。日本教育体系注重划一化的精英培养模式，将共同体的目标、价值和规范作为评价每个学生的标准和依据，任何违背集团主义的行为和观念都将受到惩罚。（3）强调等级制的阶层文化。早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封建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每个等级之间都有着明确的边界和鸿沟，形成了一套依等级阶梯而变化的制度规定和义务体系。这套等级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经历多次变革，但基本在新的秩序下得到了维续和巩固。（4）以社会评价和自我克制为导向的耻感文化。面对无法实现的个体自由，蛰居青年只能通过自我意志的训练和驾驭，消除个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渴望和追求，以此克制自身对传统文化结构的不满情绪，进入到一种与社会隔离而又无欲无求的蛰居状态之中。写在最后：时代变迁中的青年与自我在《下流社会》中，三浦展描绘了这样一种社会境况：新近的中流阶层正在经历着一个“下流化”的过程，他们不仅具有低收入和低消费的特征，同时也表现为沟通能力、工作热情乃至生活能力的全面下降。通过对日本蛰居青年的研究，我们恰恰可以看到整体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趋势正在逐渐成型，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加入到“下流社会”的行列。而在当代中国，我们可以发现青年群体不符合主流社会期待的典型行为已经发生明显的改变：过去通常以吸毒、犯罪等具有负外部效应的显性越轨行为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在另一篇文章中，我们发现即便是吸毒或犯罪也经常被农村青年积极建构成为一种向上流动的时势权力），现在逐渐被消极躺平、抑郁甚至自我放弃等向内自我控制的隐性情绪行为所替代。在现代性理论看来，权力、财富和地位等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价值追求虽然依然支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但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吸引力对青年群体而言已经大大衰落了。于是，人们试图在各种愈加平等化和民主化的社会关系网中找到确定性和安全感，确立个体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以此解构和抵御来自转型社会带来的非预期风险。但这些社会关系本身就处于高度流变的状态，一旦完全破裂，也就不难理解青年群体走向另一种极端的生存状态——蛰居生活。“与历史长河中人类能够约束他们面临的各种威胁相比，我们似乎已经步履维艰、困顿窘迫”，尽管现代社会不容乐观，但探索这个时代下的青年问题仍是为了达成青年与当下社会的和解，实现青年群体的自我创造而非自我压迫。点此展开作者简介罗昊，男，1996年生，江西南昌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与青年发展，曾参与省级或国家级课题项目4项。近年来，在《江汉论坛》《现代经济探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当代青年研究》《农林经济管理学报》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7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一篇（第二作者）。积极参加与研究方向高度相关的学术会议，包括但不限于：第十四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峰论坛、首届中国农村发展青年论坛、第三届“海派集英”博士生论坛等等。丨展开动画“逃离”的一代

钊在消费社会与媒介化社会的双重背景中，粉丝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粉丝的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行为成为研究的焦点。通过对“Air

首先，非常感谢《当代青年研究》编辑部老师的邀约，让我们有机会以“作者手记”的形式分享一些写作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小镇做题家”的群体性焦虑及其来源》一文的初稿完成于2021年初，几经修改，最终发表于《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1期。能够得到编辑老师的青睐，惊喜之余，不免惶恐，对于我们实在是莫大的激励和鞭策。01为什么关注“小镇做题家”我们的团队与青年研究结缘可以追溯到七八年前。彼时，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桂勇教授与上海开放大学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侯劭勋副主任的带领下，我与本文的第二作者付宇共同参与了“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15）”项目。我们在参与从抽样设计、问卷设计到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等整个调查研究的过程中，第一次对大学生群体的心态特征进行分析与研究，也就此结下了与青年研究的缘分。此后，我们的团队在2017年和2020年又开展了两轮调查，持续追踪当代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心态变迁，并辅以大量访谈资料和网络大数据，以期勾勒生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青年群体的所思所想。在长期追踪当代大学生社会心态的过程中，我们几乎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今天的年轻人是开放、自信、有主见的一代人，但同时又是敏感、焦虑、有压力的一代人。我们既看到了青年们自发地在社交媒体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脱贫壮举欢呼喝彩，也看到了诸如“佛系青年”、“丧文化”、“内卷”、“躺平”等一系列围绕青年群体的争议。这种矛盾和冲突促使我们开始思考，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当代青年身上所呈现出的种种“悖论”，是否有可能以学术的视角透视舆论热点背后的青年社会心态，而在那些看似戏谑自嘲的网络流行语背后到底又潜藏着怎样的敏感和焦虑。这些问题久久萦绕在我们的心头，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直到我们注意到“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坦白说，之所以关注“小镇做题家”并选择它作为研究切入点，很大程度上也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小镇做题家”。我们都是来自农村或者小城镇，经过高考的选拔，幸运地进入了“名牌大学”，然后按照既定的轨道念书、毕业、工作。按照豆瓣网友们的定义，我们就是标准意义上的“小镇做题家”。和那些“分享失败故事”的网友们一样，我们也都经历过“只懂数学规划、不懂职业规划”的迷茫，经历过“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焦虑，这些相似的生活际遇让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代入到那些或欢欣雀跃、或低落失意的网友故事之中。从这个角度而言，《“小镇做题家”的群体性焦虑及其来源》一文的初心，既是在写这群焦虑的年轻人，也是在写曾经的我们自己。02研究历程当然，只有共情是不足以完成一篇学术论文的。所以，我们在豆瓣“潜水”了几个月以后，决定结合问卷调查的数据验证我们的一些初步猜想。得益于侯劭勋副主任（也是本文的作者之一）的大力支持，我们将本文写作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指标纳入到了“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20）”的问卷当中，并在2020年底完成了问卷回收和统计分析。我们原以为拿到数据以后，论文的写作就会如水银泻地一般顺利，然而事实证明，写作确实是一个需要不断在理论和经验之间穿梭的过程。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篇文章“到底要说一个什么事”，如果用更学术一点的语言表达就是，我们的研究问题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的第一稿中，大量统计结果的铺陈让研究问题彻底“消失”在表格和数据之中，我们似乎什么都说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读者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统计结果，却不知道我们到底要说什么。经过反复讨论，我们最终决定“忍痛割爱”，回归到“小镇做题家”这一现象最核心的问题上来：这些年轻人到底为什么焦虑？他们的焦虑从何而来？在明确了研究问题以后，我们短暂地摆脱了写作的滞涩，完成了第二稿，却也迎来了第二轮的“灵魂拷问”——你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如果只是就现象谈现象，那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篇“可以自圆其说的调研报告”，远远达不到学术论文的标准，我们还需要回答“小镇做题家”这一现象如何与现有关于城乡高等教育不平等的理论和文献对话。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对城乡不平等与高等教育机会、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初职获得相关的文献做了系统的梳理和回顾，并提出高等教育过程中的社会心态差异对于理解城乡不平等的意义。在我们为第三稿的完成而感到欢欣的时候，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我们的研究对象是青年，写作之初的想法也是希望透过“小镇做题家”这个案例理解当代青年的社会心态特征，但是直到第三稿，我们仍然没有讲明白，那些焦虑、迷茫和自嘲的背后，深层次的价值观念到底是什么。显然，这个问题比前两个问题更棘手，但也更关键，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最初的质性资料和调查数据，对整个写作框架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调整。当然，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格外感激当时为我们提出这些意见的读者，正是他们的批评点醒了我们，让我们在文章中增加了探讨“小镇做题家”如何看待工作意义、如何评价何谓“好工作”的章节，也将本文对于当代青年社会心态的理解纳入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历史和文化的视角下。03如何理解“小镇做题家”的焦虑现象

王泽光青年一代应当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关青年如何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并实现有效参与成为研究热点。对青年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证研究发现，年龄问题束缚了青年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行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