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学术

李梦竹思海社会学

2024-09-04

非常有幸《社交媒体赋权：微信育儿群对母职自主性的建构》一文能够发表在《当代青年研究》期刊上。在发表的过程中，得到了编辑老师多番的修改建议，再次谢过。也非常幸运能够获得编辑部老师的邀请，就这篇文章撰写的心路历程以“作者手记”的形式分享我个人的所感所获。

- 01 - 从撰写文章的初衷说起

博士以来，我的研究主题主要围绕教育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展开。为何会将研究视野转向女性主义，这一学术灵感源于我个人的怀孕、生产与育儿经历。约两年多以前，我发现自己怀孕。怀孕的过程颇不平静，正遇上新冠疫情肆虐，医院一度成为了高危场所，每次产检总是提心吊胆，要额外做好多重防护。整个孕期产检也几经波折，早期因甲状腺激素不达标担心胎儿发育不好，中期因无创筛查不过关被要求做具有一定风险的羊水穿刺，孕晚期又因羊水过少多番入院。最后虽有惊无险顺利产生，但围绕生育积攒的负面体验并没有因此消散，反而因母亲这一新的社会角色与身份的获得而加剧。

初为人母，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育儿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自己被一股情绪所裹胁，黄疸、哺乳、大便、睡头型、起疹子、打疫苗……，围绕育儿的各类事情都让我倍感压力，出现了难以抑制的焦虑感。这种情绪让我饱受折磨的同时，也促动我开始思考，去试图解读这种情感体验。为什么成为母亲会产生焦虑？成为母亲只是属于女性的生命叙事吗？这种情感体验来源于何处？是我个体的感受还是母亲们的共同情感体验？如何消解这一情感？生理学认为这种情绪变化的“罪魁祸首”源于孕激素的变化，果真如此吗？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查阅文献，翻阅书籍，试图从学术的角度来解构它。

关注母职这一主题是我学术生涯的一次意外，但又像是命中注定。这一事件背后的动因正是得益于长期以来的社会学训练。当前，社会学对日常生活视角下的经验研究越发重视，日常生活被认为蕴含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和基础问题，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日常生活出发，在社会学敏锐的感知力与洞察力的驱动下，去探究中国人特有的生活逻辑与价值观念。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正是社会学的学科品质所在。受这一研究取向的影响，我从日常生活出发，将这些大家都有过切身经历的母职与育儿作纳入关注视野，并转化为研究主题。

费孝通先生说过，社会学具有科学和人文的双重性格。其科学性体现在其实用性与工具性，能够去预测社会的走向，解决某个紧迫的社会问题；其人文性则体现为社会学的知识、理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理解自我。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研究也反过来让我与自己实现了和解，对育儿、对自我、对母职有了更深的感悟与体会。

- 02 - 文章何以成型

拥有了对这一事件的关注还仅仅不够，文章的成形还离不开科学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则是促成文章形成的重要方法论支撑。田野调查是现在人类学和社会学普遍采用的一种调研方法。人类学早期的田野调查以群岛、丛林等野蛮社会为主，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则第一次跨越“文野之别”的传统，开拓了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将人类学从研究野蛮社区转向研究现代社区。当前，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交互数字平台和社区开始在网上涌现，“虚拟社区”、“线上社区”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田野调查地点也因此实现了再一次的拓展，从真实的、看得见的田野到所谓的虚拟田野的转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豆瓣、小红书、微信群、抖音等虚拟社区视为一个新的田野调查空间，诸多社会学田野调查都以线上形式展开。

于我而言，产检医院建立的育儿微信群组作为一个聚焦的、浓缩的社会空间，正好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调查场域，让我让我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以网络虚拟环境作为主要的研究背景和环境，利用互联网的表达平台和互动工具来收集资料。在确定围绕这一主题开展研究之后，我更加积极的加入育儿微信群组的聊天之中，不时地翻阅大家的聊天记录，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育儿感受。在这个过程中，我既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又是学术研究者。亲历者让我拥有了“局内人”的身份，能够以自我亲身体验为脉络，借由局内人的身份以及对自我体验的反思，与其他“母亲们”建立联系与密切的互动交流，并将心比心地实现对这一群体的情感体验及行为处境的感知与了解。而学术研究者的身份定位则要求我将自己“她者化”“陌生化”，与研究现象保持一定心理距离，以从事学科生产的学术人角度去看待母职与育儿过程，去客观分析研究对象的思维习惯、行为意义。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反复地转换角色，从局内人到局外人，从熟悉的人到陌生的人，不仅获得了集科学性、丰富性、实用性于一体的学术材料，更为重要的是，获得了对自我与他人行为与情感的深刻理解，这为本文的最终成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03 - 由母职讲出去

与文中所讲述的母职体验一样，母职惩罚、母职焦虑、母职再造、“丧偶式育儿”、家庭-工作冲突是当前女性主义研究的热点话题。与这些话题具有一个共性，即均指向一个生育这一前端行为。生育不仅是一项私人事务，更是一项具有人口再生产性质的公共行为，不仅影响到国家人力资本的竞争力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关系到国家安全。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人口出生水平持续走低。为了鼓励生育，自2013年以来，我国先后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三孩政策”。但政策的放开并没有带来理想中的效果，现实情况是相当多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不高，“想生不敢生”“该生不敢生”，生育由人生中的必选项转为备选项。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3，跌破了1.5的国际人口警戒线。究其原因，除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女性生育观发生显著改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前的配套政策缺乏温度，使得政策认同度不高、感召力不足。当前“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主要是围绕税收、住房、教育、医疗与托育等方面展开，这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育儿的经济压力，但却缺乏对女性个体需求与内在情感诉求的关注。女性的育儿情感体验不佳，育儿压力与焦虑使得他们在面对生育这一问题时，打起了退堂鼓，生育动力不足。因此，强化政策的情感向度，以温情的制度去调动女性内在的柔软度，创造一个柔性的外在环境，消解女性的育儿情感压力，才是提升女性生育意愿的关键。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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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竹，女，汉族，1989年生，湖北宜都人。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研究。在《人文杂志》、《求实》、《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主编专著3本，主持、主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多项，获省部级社会科学成果奖1项。

社交媒体赋权：

微信育儿群对母职自主性的建构

李梦竹

在女性主义视角下，母职被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基于 X 医院产科孕产妇微信群组的田野观察发现，国家话语体系、医疗体制、市场体系与传统话语体系介入母职，建构了如何成为母亲、如何成为好母亲的话语霸权，使得女性自主行动空间被挤压，主体性被压抑。但社交媒体创造的平等交流空间，发挥了社会网络的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母职的赋权，扩充了母职对抗霸权话语的能力与理性选择能力。

(文章出自：《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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