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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被围困”的返乡创业青年

董怡琳 思海社会学
2024-09-04

《“被围困”:返乡青年的创业困境及其原因》一文意在从政治经济学四大关键问题出发,探究返乡青年创业遭遇“被围困”的深层结构原因。拙作有幸发表于《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3期,离不开编辑老师和审稿专家的指点和帮助。同时,非常感谢编辑老师的邀约,让我有机会以“作者手记”的形式与大家分享文章的写作历程以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01

为什么关注返乡创业青年群体?

我对返乡创业青年群体的关注最初源于2020年10月份参加的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导师团队组织的一次脱贫攻坚经验总结调研。此次调研主要围绕脱贫攻坚典型实践创新之一即扶贫车间展开。我有幸跟随团队前往山东省菏泽市、河南省濮阳市开展调研。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不少扶贫车间的经营者是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他们在外打工多年后,凭借自己在外掌握的经验、技术,返回村庄创办劳动密集型加工厂。由此,我不禁思考:这些“离土离乡”多年又返乡的青年在重新扎根乡土开展创业时如何处理外出习得的能力、资源与乡土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呢?带着这样的疑问,在与调研团队老师以及师兄师姐的数次讨论后,我将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聚焦于农村青年返乡创业的社会过程。
然而,由于此次调研重点在于扶贫车间的减贫经验,扶贫车间的经营者又并非全是返乡创业青年。受限于调研安排,我并未就返乡创业青年群体展开较为深入的研究。后来,在导师的帮助下,我与同伴得以于2021年3月再次回到山东省菏泽市开展返乡创业青年群体的调研。在调研行程的安排上,我先是回访了扶贫车间调研中涌现的返乡创业青年群体,之后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又扩展访谈了一些非经营扶贫车间的返乡创业青年。
我的第二次调研之旅因青年们开放包容的态度而显得十分顺利。在调研过程中,或许因为创业者往往比较健谈,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创业史,又或者因为我与他们年纪相差不大,交谈中总能产生观点的碰撞与共鸣,总之我访谈的大多数青年都非常热情,有的甚至不需要我多问,便主动与我分享起他们的创业历程以及其中的各种酸甜苦辣。在这里,也想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若没有他们的热情对谈,我不会获得如此丰富的经验资料,而这些生动有趣的故事已经并且正在成为启蒙我学术思考的源泉活水。


本篇文章的问题意识便是其中一个明证。这篇文章最初的问题意识来源于我在2020年和2021年两次访谈到的一位返乡创业青年GX(文章P62、P63皆有提及她)。在山东省Q镇张村经营服装加工厂的GX,初中毕业后曾前往青岛打工,做过服装、帽子以及鞋子加工等。2014年,她回村创业,开办了一个服装加工厂。当我问及她的经营现状时,她满脸愁容地向我诉苦:
“以前自己每年过年回家,发现家里闲人特别多......当时奔着老家人多回来的,但是不好干啊。现在工厂最大问题就是找不到人。”
听到她这样的表述,我不禁心生疑惑,明明是奔着家乡人多回来的,怎么工人反而成了制约因素呢?后来我又访谈了好几位创业青年,发现他们或多或少都存在招工难题。基于此,我确定了自己的研究问题,即返乡创业青年为何会遭遇招工难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02

返乡青年创业为何遭遇“被围困”?

面对青年GX给出的现实困惑,我尝试从经验材料中归纳、提炼返乡青年创业遭遇的困境,并从学理角度对于青年“被围困”的原因给出自己的阐释。

关于返乡青年的创业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尽管返乡青年采取了适用乡土社会的劳动管理模式,但乡村工人的强流动性特征限制了工厂的发展。根据调研,乡村工人的主要流动类型可归纳为乡城之间、工农之间、工厂之间这三类。另一方面,面对工人群体流动性强且流动趋向呈多样化的特征,返乡青年也采取了一些应对策略来降低工人的流动性,但收效甚微。具体来看,利用乡土人情关系稳定工人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要想稳定工人,关键靠工资,但返乡青年的工厂经营大多是来料加工,利润微薄,通过提高工资来稳定工人往往难以实现。面对困境,不少青年表示想进行工厂升级,但升级本身又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总结来看,返乡青年遵循了当地的乡土社会关系逻辑,但依然因工人的强流动性陷入生产经营困境,他们采取了种种应对策略,但实际上无法奏效。形成这一问题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呢?对此,我借助亨利·伯恩斯坦在《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一书中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四大关键问题来分析这一问题的成因,即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获得什么、他们用获得物做了什么。通过揭示乡村工人、返乡青年两个主体在农村家庭内部、乡村工厂等不同场域下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资源分配与权力关系、家庭生产与再生产压力,探究返乡青年“被围困”的深层原因。


一方面,工人具有“退出成本低”的结构性力量。基于家庭内部的分工秩序,留守妇女身处家庭经济和社会权力的边缘,因而比男性更能接受低廉的工资。但妇女在家庭内部的角色分工,加之工厂的低薪,却也形塑了她们在工厂这一微型经济系统中的位置,使其具备了在乡村工厂“退出成本低”的结构性力量。正是这一群体构成了返乡青年经营乡村工厂的劳动力基础。


另一方面,作为产业转移的触角,返乡创业青年自身力量有限。从产业转移的视角来看,返乡青年实则是产业转移的触角,扮演着工业入驻乡土的代理人角色。而返乡青年开设的乡村工厂通常只承担某一产品或某一道工序的加工生产。这一外向依附型的生产形式处于整个生产链条的最底端,利润比较微薄,因此,返乡青年对工人的劳动控制力本身是很弱的。


因此,返乡青年创业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是自身与工人力量的不平衡,但深层原因则在于转移产业与乡村社会的既有结构性矛盾。转移产业将农村留守妇女纳入生产体系的过程,遭遇了承担城市工业发展成本的乡村社会基于村庄伦理规则的排斥,产业与乡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转嫁到返乡青年与留守妇女关于“工人流动性强”的具象化冲突。返乡青年遭遇的经营困境,根源在于社会结构的不平等,表征为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下工业发展对乡村社会的再剥夺。

03

写在最后:讲好农村青年一代的发展故事

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年人口大量流出农村。不管是在农业生产还是在村庄治理中,我们越来越看不到青年人的身影。尽管,社会各界寄希望于青年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生力军作用。然而,对于农村青年个体及家庭来说,回乡总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农业生产利润低、农村就业机会少、公共基础设施服务不健全......这些都在不断地将农村青年往外推。即使有少数青年选择返乡创业,将自身所得经验、技能带回乡村,投身发展,但依然受限于自身的能动性、困囿于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一方面是“回不去的故乡”,而另一方面则是“留不下的城市”,放眼望去,这些农村青年的城镇化过程也并非一路坦途。那么,农村青年,未来路在何方?


当然,我深知,我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更无法为改善青年的处境提供什么帮助。但是我想,作为研究者,我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向大家呈现当代农村青年的真实生命历程,既关注他们在社会结构下的踌躇无措,也看到他们作为行动者自身的能动性与创造力,这也算是对自己从事青年研究初心的一个交代吧。


言尽于此,我想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宣传片《他们》中仅有的三句话“看见他们 走进他们 讲述他们”分享给大家,也权当是对自己未来研究道路的再次勉励。希望自己能够秉持学术初心,扎根田野,讲好农村青年一代的发展故事。最后,再次感谢《当代青年研究》期刊对我文章的认可,感谢编辑老师数次不厌其烦地指导与帮助,这些善意的回馈也将持续激励我在农村青年研究领域继续耕耘,做出无愧于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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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怡琳,女,1997年生,山东寿光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农政变迁与青年发展,曾多次参与国家级课题项目的实地调研与写作。目前在《当代青年研究》《农林经济管理学报》期刊发表论文2篇,参加2021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第五届农业社会学分论坛并获得论文二等奖。


“被围困”:返乡青年的创业困境及其原因


董怡琳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不少在外务工的农村青年选择返乡开设工厂。返乡青年正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基于对山东、河南七个乡镇返乡青年的研究发现,返乡创业是青年顺应产业转移趋势、基于回归家庭与维持生计相结合的微观主体动因作出的选择。但他们的经营实践面临双重困境,具体表现为乡村工人的强流动性特征限制工厂发展,青年自身能动性有限使其难以从困境中突围。以政治经济学四大关键问题为突破口探究困境成因,乡村工人具有“退出成本低”的结构性力量,对其控制力弱是青年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深层原因则在于转移产业与乡村的结构性矛盾。政府应该提供政策支持,引导返乡青年摆脱困境,实现更高质量的创业与发展。


(文章出自:《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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