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好妈妈”为什么这么难？

做个“好妈妈”为什么这么难？

01 研究缘起

从进入博士以来，我主要关注的领域就是家庭社会，长时段的在农村调研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在快速的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也在发生巨大变迁。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留守家庭的比重在降低，现在农村年轻夫妻对孩子的养育与教育的重视程度都在明显增加，实践中常见的做法是年轻妈妈回来承担照料与陪读的角色，由此母职问题逐渐进入到我的研究视野。在与回流的农村年轻妈妈访谈时她们向我谈论最多的就是孩子的养育，现在的孩子不好带是她们的普遍感受。我在湖北麻城调研时碰到的一个案例或许代表了很多农村妈妈们的状况，这位妈妈在教育其上初中的孩子玩手机问题时与其孩子发生了激烈争吵，其儿子直接说很讨厌她，让她滚开，这让母亲的内心颇受打击，而让她心寒的更是其在外打工的老公的态度，老公并没有安慰她什么反而埋怨为何连孩子都管不好。上述这个例子表明在快速的转型期，作为研究者应该也需要去关注占比最高的普通农民家庭，其中处于多重张力中的女性群体很值得探讨，相较于传统女性，现在女性在承担母职角色上发生了什么变化，进而导致她们普遍感觉“好妈妈难当”。有了初步的问题意识后，我之后参加农村调研都会关注这一问题，通过持续的关注最终推动了这篇文章的写作。

02 研究发现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什么农村年轻所认为的“好妈妈”，这即其实践逻辑，我的文章将其概括为“拟中产化”，对此可将其操作为抚育与照料上的物质投入增加、注重亲子陪伴与亲密情感互动以及教养方式的沟通协商化几个方面。进一步而言，农村年轻女性的拟中产化母职实践的形塑在于其发展型的母职认同标准，而母职认同又是受到孩子中心主义的养育伦理、育儿话语的资本渗入与助推、市场机会的稀缺与文凭社会以及熟人社会的比较与面子竞争等多重因素塑造的。

其次当农村年轻女性确立起“拟中产化”的母职认同与实践后，这会导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在女性回归家庭与自我实现的张力、女性陷入依附性地位、亲子互动的过密化与情感崩溃、教养失败风险与夫妻关系紧张。为什么会陷入诸多风险，原因在于农村女性母职实践的“拟中产化”意味着对母职认同的标准偏高，农村劳动家庭女性母职实践的“拟中产化”运作，意味着所追求的母职认同是达到理想中城市中产家庭的好妈妈标准，然而，做个好妈妈要求家庭具有各种优势才有可能实现。与城市中产家庭具有优势不同，农村家庭面临多重劣势，女性普遍感受到好妈妈难当，母职实践只能处于“拟中产化”水平，达不到城市中产家庭高度，理想中的母职标准与现实实践有着不小的差距。具体言之，农村家庭的劣势体现在捉襟见肘的家庭经济与密集养育投入的难以可持续、家庭文化资本不足与难实现高层次的教养水平、家庭社会资本劣势与家校互动少、家庭结构的劣势与父职参与不足。

最后，当农村年轻女性的“拟中产化”母职实践会带来一系列风险后，不同于学界从个体主义与性别主义视角所认为的这构成了母职惩罚，从而对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本研究则是从新家庭主义视角指出了她们的能动性与韧性的一面。她们通过积极捕获半正式就业机会、建构朋友圈与推动男性的父职参与来对母职实践进行调适与再造，从而实现自我与家庭的平衡。

03 写在最后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笔者所在的华中乡土派即是一直在认真的践行，我们提倡呼啸着走向田野，惟有对中国经验的深刻把握才能做出有温度的研究。对农村女性母职议题的关注一方面是在立基于中国文化与社会结构之上理解农民家庭及其所处其中的成员，进而建构本土化概念，另一方面从学者的使命感来说我们需要关注转型中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农民家庭，站在他们的角度，理解其困境，进而为他们顺利完成转型提供建议与出台相关政策。

本文的最终发表得益于《当代青年研究》杂志编辑部的认真细致，特别感谢李友权老师的负责，所提出的意见都很有道理，对我完善这篇文章以及以后的学术之路都很有帮助。希望以后继续关注青年议题并能有新的发现，也祝贵刊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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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班涛，男，安徽淮南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家庭与基层治理，在《社会科学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学习与实践》等刊物发表论文。

张茸，女，陕西榆林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教育与乡村治理，在《当代青年研究》、《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文章。

为人母难 ：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年轻女性的

母职实践、困境与调适

班涛 张茸

作为近年来的热点议题，母职研究将视线转向较少被关注的普通农村劳动家庭。基于对下一代照料与教养的重视，选择回归家庭当个好妈妈的农村年轻女性增多。研究发现，农村年轻女性形成“拟中产化”的母职实践，体现在养育物质投入增加、情感陪伴增多与教养方式转变上。农村年轻女性母职认同的形塑逻辑在于：现代中产的科学育儿理念借助信息网络媒介的渗入，加上孩子中心主义的养育伦理、就业市场中的文凭竞争与熟人社会中的面子比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然而，由于农村劳动家庭面临家庭资本与结构的多重劣势，年轻女性在母职认同与实践上存在张力，导致陷入个体依附性增强、自我实现受阻和家庭关系紧张等母职风险。对此，农村年轻女性通过参与非正式就业机会、建构朋友圈和推动男性参与等策略来应对，从而实现对个体自我与家庭整体利益得 以兼顾的母职调适与再造。

责任编辑：李友权

《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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