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与“不混”：重新发现课堂之外的职校生

“混”与“不混”：

重新发现课堂之外的职校生

非常荣幸拙作《课堂之外的职校生：对底层子弟“混日子”文化的再思考》得以在《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1期刊出，这离不开编辑老师和审稿专家们悉心的指点和帮助，尤其是康岚老师的耐心教导让我在学术写作上受益良多。同时，非常感谢编辑老师的邀约，给予我这次宝贵机会来分享这历时五年的博士研究的幕后故事和心路历程。

我对职业教育和职校学生研究的关切可以说是始于两端：由流动儿童的教育公平延伸，从新生代农民工溯源。我自本科开始关注流动儿童的城市入读问题，通过大学志愿服务组织到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做过两年的志愿服务，亲眼所见外来务工子弟在大城市就学的困难。所幸的是，当时关注流动儿童教育公平的学者和公益组织很多，但流动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去向却没有得到太多的社会关注。而在学术界，关于底层子弟的教育研究大多关注两头，或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和留守儿童，或高等教育的“寒门贵子”。但正如凌旻华老师指出，职业学校是流动儿童被排除在大城市的公立普通高中之外、为数不多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之一。简言之，对流动儿童而言，职业教育的道路是通畅的，甚至是被政府所鼓励的，但这一庞大的职校生群体却没有得到等量的研究关注，多少让人诧异。

2017年夏天，我在苏州工业区街头做问卷调查，发现大量的年轻工人都是中职和高职在读学生，规模不在少数。暑假一到，一辆辆大巴车将来自云南、四川、河南和江西等地的职校生运送到劳务中介机构门前，随后这些年轻的“学生工”一批批地散入到各大电子厂或实习或打工。我意识到，关于职业教育的研究不仅是流动儿童教育公平议题的延伸，也是关于中国新工人形成的溯源工作。于是，自2017年开始到2020年末，我陆续在广东、甘肃和贵州等地走访职业学校，进入职校担任志愿者老师，举办社团活动和开展访谈等，深入了解学生们的过往教育经历、择校和专业选择、专业技能学习、兼职实习经历和对未来职业的规划和生活的期许。

《课堂之外的职校生：对底层子弟“混日子”文化的再思考》一文是我博士研究的部分成果，重点是想拓宽职校生研究的场域限制，从传统的课堂表现延伸到工作场域，即学生们的实习和兼职，这一尝试也契合了我希望将教育再生产和工人形成议题相结合的研究取向。 

纵观过往的青年文化研究成果，“混日子”并非职校生所独有，也多见于流动儿童群体。在主流单一的考试和排名系统中，只有少数学生才能占据前茅，从学校系统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成就感，而大部分同学只是默默地遵循这套“游戏规则”，少数“垫底”学生更是由于难以获得正反馈而产生挫败感。如若再遭遇“制度性歧视”则更容易出现“混日子”行为，这也是学者对流动儿童“反学校”文化或者“混日子”行为的一种解读。随着这些学生结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进入职业学校，“混日子”行为在职校生群体里出现似乎“合情合理”和自然而然。但当与职校生深入交流后，我发现“混日子”行为有其复杂的产生原因，需要放置在特定的场景里讨论和剖析。它既是由于宽松的职校环境和管理出现的场域文化，有时候又是由于学生能力和课程要求不匹配导致的自暴自弃，也有出于不满的反抗。这三类导致职校生“混日子”行为的常见原因是结构性和场景性的，当然还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亟需更多的个案研究和分析。

本文不仅想要强调职校生群体的“混日子”文化有其复杂而非单一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混”不是职校生群体的固有精神属性，而是发生在某种场域里基于特定权力关系的应激反应。当我们将研究视角从课堂空间和学校评价系统转移到课后的专业和兴趣社团，转移到学生兼职和打工的场域时，我们会了解到职校生与普高生、大学生并无太大差别，甚至由于没有高考的压力，中职的社团生活比普通高中更为活跃和朝气蓬勃，而在工作场所里，职校生们也展现出不同寻常的早熟、老练、团结和义气。

我所访谈的大部分职校生由于家境普通，往往有丰富的打工和兼职经历。有的学生可能已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打工了两年，再次回到职校读书。这种丰富的工作经历塑造了职校生的“主体性”。相比于枯燥的学校生活，他们在访谈中总是侃侃而谈在外打工的经历，如何在烈日下当导游，如何每天持续12个小时站在流水线旁工作，如何和兄弟们一起抗议老板克扣工资。职校生的经历与早年社会学者研究的候鸟式“农民工”多少有点类似，即一半时间是农民，一半时间是工人，而职校生则是开学是学生，寒暑假是工人。“学生”和“工人”的身份在职校生身上重叠，这也使针对职校生“主体性”的研究需要增添一些劳工研究的视角。

在2017年我刚刚开启博士论文研究时，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和可供参考的学术研究十分有限。可喜的是，经过6年时光，一些公益组织开始关注职校生群体，如扎根广州的Hope学堂和实务学堂。Hope学堂通过戏剧工作坊、心理健康团辅、各式各样的茶话会和观影会，帮助职校生建立自信，来解决他们成长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而实务学堂秉持着“为农村青少年探索职业发展新路径”和“为好的社会培养珍贵的普通人”的宗旨， 更是亲力亲为地为学生提供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是具有前卫理念的教育先行者。

近年来，政府将职业教育和职校生的技能形成视为国家产业升级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大大提升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关注度，也为职业教育带来更多的资源倾斜和制度建设。但除了关注“技能”和硬件设备提升外，从“全人”出发的教育还需要细致的呵护和陪伴，也需要学界提供更有批判性、洞察力和建设性的研究成果。看看职校生究竟是怎样庞大而复杂的群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秉持着这样的关切，我未来会继续关注职校青年的教育、就业和发展议题，将教育公平研究和劳动工作研究结合起来，希望能带来更多有价值的研究作品。

课堂之外的职校生 : 

对底层子弟“混日子”文化的再思考

宋鑫淼

近年来，学界在底层子弟“反学校文化”的学术传统之外提出了迈向积极青少年文化研究的倡议。基于在两所职业院校的田野调查，文章比较了职校生在课堂上的“混日子”行为和在课堂之外的“不混”努力，剖析这一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所隐藏的动机和价值观。研究发现，职校生的“混日子”行为是在特定场景下产生的消极抵抗和习得性无助，而非该群体内在品质的文化表现。职校生在专业社团和工作场所等课堂之外的场域中有着诸多积极的尝试，突显出他们对自立自强、互帮互助等道德价值的追求和认同。文章所采用的多场景、沟通式和多元价值的理论框架有助于社会重新认识和理解职校生复杂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责任编辑：康岚

《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