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群雄，郑梦娟 | 陈章太先生在东京的点滴往事
陈章太先生在东京的
点滴往事
文 | 何群雄，郑梦娟
陈老师在日本任教
（1992年左右，一桥大学，研究室）
九十年代初，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三位重量级专家，李行健先生、陈章太先生、曹先擢先生，相继应日本文部省之聘，到东京郊外的国立一桥大学任教。经李老师的保荐，我在一桥大学折敷濑兴先生门下读完了硕博课程，以《马氏文通以前西人传教士的汉语语法研究》为研究选题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
我和妻子郑梦娟都受陈先生的学恩匪浅。正当我们提笔追思先生往昔的音容相貌时，洪波兄发来嘱托，希望我们多写点先生客座日本的故事。此文主要是以何群雄的视角行文，郑梦娟最终定稿。
1 大教授教小书
在文部省的编制里，一桥大学可以有一个职位，用于聘请以汉语为母语的外籍专家。但在若干年里，只有折敷濑兴先生启用过这个编制，聘请了语用所的三位专家，每位任期两年。曹老师是最后一任，两年任满后又延长了一年，教到退休。
三位先生的任期较短，主要负责教授本科生的基础外语，也就是现在的“对外汉语”课。大教授教小书，很可惜。陈老师到任那年我硕一，折先生招了我以后，正好轮到五年一度的海外研究。把我寄托到田中克彦先生名下代管后，说：“学问上你要多请教陈先生，陈先生刚到日本，情况不熟，生活上有什么不便之处找你。”轻轻挥手，“来年会！”
2 大矶会议
1991年陈老师到东京不久，就出席了第二届汉字文化圈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届是周有光先生代表中国语言学界出席的，第二届就是陈章太老师。会议在横滨海边的大矶王子宾馆举行，那会儿日本的泡沫经济尚未破裂，研讨会办得极其盛大。
没找到那次会议的论文集，实在想不起陈老师报告的具体内容，应该也是有关文字改革和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方面的话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会议最后的集体答问环节，所有的发言人坐成一长排，接受全场听众的提问。其间，也是发言人之一的东外大教授中岛岭雄，不怀好意地歪过头来向陈老师提问：“汉语拼音本来就有威妥玛方式，沿用了几十年，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可。为什么要另起炉灶、重搞一套？结果还不如威氏拼音科学、精确。”主宾席最边上的京都大学副教授高田时雄接过话题，回应道：“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就像日语罗马字有平文式和训令式一样，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决定自己的语言文字当然要考虑大众的民族情绪。相反，无批判地接受按照英语的习惯编排的汉语表音文字方案，这才是问题。”
高田时雄留法十年，那时刚刚回到京都大学作副教授。日本汉学传统上有所谓的“东大派”和“京大派”，其实还可以将东外大分出来。这个学校长期为政府官厅输送实用外语人才，学风比较右，或者说比较保守，中岛岭雄可以算作其中的一个代表。战前的京都大学是所谓的“京都支那学”的大本营，两位代表学者之一的桑原骘藏，擅长法语，他说自己研究中国就像生物学家解剖苍蝇，带着厌恶，纯粹是科学研究。高田时雄留法，更像桑原的学统，为什么他会主动站出来为陈先生“挡枪”呢？大矶会议后，阿辻哲次带着高田时雄去一桥拜访陈先生，两个副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双子星座”，正在冉冉升起。原来还有这层关系。
3 作客NHK
大矶会议之后的另一件事，是陈老师受邀在NHK电视台和阿辻哲次做了一个对谈节目，记得好像连续播了三次，该有一个半小时吧？向日本民众介绍了从五十年代的文字改革到文革后的语言文字政策的历史过程及其背景知识。这是NHK第一次做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节目，当时海内外关于这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的研究刚刚开始，成果还不多见。更重要的是，作为这段历史的亲身经历者，用时下流行的话语就是“操盘手”，许多语言文字政策、法规就是他参与主持制定、发布的，陈老师在海外媒体的即时现身说法，引起极大关注，并使这段视频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文献价值。
如今的阿辻哲次已经退休，成了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阿辻是“文革”后最早到中国求学的外国留学生中的一个，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回忆说，八十年代初北京的冬天除了大白菜还是大白菜，时间一长就感到明显的维生素C不足，日本话叫“野菜不足”，而陈先生会在星期天下午给他送苹果。阿辻说，现在的北京人可能体会不到它的珍贵，可“文革”刚结束的北京，家家都要囤一堆大白菜，一冬天那就是主菜。苹果是语言所通过关系搞来作为福利分给内部专家的，但陈老师却以语言所常务副所长的身份，为他这个前途未卜的留学生争取了一份，因为他的身体不适应，他更需要补充维生素。
4 一桥校园里
一桥大学公务员宿舍RB栋101室，尽北头一楼第一家，两室一厅的老式公房，三位老师曾先后在此安家。冬天阴冷，夏天那堵北墙潮得挂水珠子。李老师回国后，学校安排人来粉刷了一遍，窗帘是折先生差我到立川廉价超市Tops买来、挂上的，迎接陈老师一家三口的到来。五年后曹老师走了，又是我去把窗帘卸下。“升旗、降旗都是我”，给曹老师的信里，我这样说。
西校舍别馆二楼，上楼梯右拐第一间就是三位老师用过的研究室。隔壁是我的另一个老师，语言学家田中克彦先生。上楼左拐是经济学家中村政则等大教授。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保护老建筑吧？九十年代的日本，那栋楼居然没装空调。东京的夏天，有那么几天“热带夜”，还是很热的。窗外是个大平台，大太阳烤得火热，吹进来的是热风。李老师会在地上、桌上洒点水，电扇吹过，稍稍降点温。日本的大教授们穿着短衫短裤在屋里读书，偶尔在走廊里相遇，赤诚得不好意思，互道一声：“azu～i！”（热啊！）彼此彼此。
宿舍、办公室、日本同事，这就是三位老师在日本的生活小环境。一桥大学周围的大环境很好，三月的樱花大道，四季绿树环绕，掩隐着古罗马式建筑……也算地方一景。写的人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
陈老师写稿用铅笔，改稿用橡皮擦擦，纸面很干净。书桌上放着一只长方形的碟子，排着一层铅笔，削得恰到好处，写秃了，换一支。NHK的稿件是用社科院大稿纸写的，厚厚一摞。写完后抄送中国驻日大使馆一份，陈老师说事关国家政策，请他们过下目、留个底，比较好。陈老师写得一手好字，规整端庄，宽厚大气，字如其人。后悔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求件墨宝，留个念想。其实是想到过的，从未在老师面前提起过，惜哉！
5 师恩如海
北京，原本是个和我没有关系的地方，因为有了三位老师，就成了回国必去的地方。去南小街，那个院里，看看三位老师和师母们。他们会问我：“小何，何さん，在北京有什么事要办的吗？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吗？”想了半天，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就是觉得应该来看看，这里有自家人。每次都是老师们抢着买单，邓师母在一边强势地、半命令式地：“行健，你请的多，这次一定是我家请！”一桥大学养成的习惯，逢年过节到老师家吃饭，到南小街依然是吃老师的。
印象中的陈老师，还是九十年代，从语委大院出来，去九爷府午餐，一行人穿过马路。不知是在造房子还是修路，那条街挖得乱七八糟，刚下过雨，一地的烂泥水窪。陈老师走在最前面，大水窪绕过去，小水窪跨过去，一头走一头叫：“当心啊！当心”，身轻脚健。
师恩如海，“千车载，万船装……载不尽，装不完”，这份情。
作者简介：
何群雄，日本一桥大学社会科学博士，自由撰稿人。
郑梦娟，中国传媒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陈章太、戴庆厦在“中国语言生活皮书”编纂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