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建平丨理论研究与实证探讨的基本区别——以古史探索为例
导语
本文核心结论是，在基本方法上，理论研究与实证探讨并无根本区别。离开归纳法，理论探讨同样寸步难行。当然，我们所说理论研究，是指那种开创性质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很多时候所谓理论研究，其实就是套套，就是将十分有限的微观材料套进流行的理论之套当中。尤其是，套进某些经典作家某一部分分割出来的其实是在当时特殊场景之下的特殊论述甚至片言只语当中，这一直是几十年来流行的做法。很多时候，某些人甚至不管其适用的所谓理论甚至片言只语是否过时；不管新发现的许多实证材料，是否已经否定了它（们）。这种所谓的宏观研究当然就与微观研究或者实证研究在方法上拥有巨大的区别。这当然就可以不需要使用归纳法，不需要使用数量巨大的微观或者实证材料来进行严格检验。这种理论研究当然就与实证探讨在方法上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载《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2期；摘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
近来汤惠生发表长文，将中国考古学近几十年发展的推动力，总结为在以夏鼐为代表的“实证派”和以苏秉琦为代表的“理论派”两个不同研究取向之间的互动。汤惠生认为，夏鼐的实证派多采用归纳法，归纳在先，而后求理；苏秉琦的理论派则倚重演绎法，先建立理论，然后据以对具体的研究对象进行分类概括。
关于这两家研究方法总结的对错不在此讨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两家分别以“实证”与“理论”名派，容易给人印象，一般意义而论，实证研究必须先进行事实归纳，而理论探讨则可以先建立学说，然后给研究对象带套子。汤惠生本人应该未必愿意读者作这种解释；他本意应该是专指夏鼐与苏秉琦两人不同的研究取向而已。遗憾的是，仅就文本而言，汤惠生的这种辨析确实又明确指向一般意义上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各自在基本方法上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汤文文本导致的这两种理解，确实在中国学术界尤其广义的史学界拥有相当程度范围的共识。因而，我们下面就一般意义上这两种研究在方法上的基本区别进行讨论，看来不无意义。本文尤其针对的是，广义史学界的这种共识。
01
归纳法的基础作用问题
学术界通常所言实证研究，其实也就是指具体的个案研究，或者曰，微观研究。相对而言，理论研究是一种宏观研究。两者在基本方法上本无本质区别，归纳法在其中的作用都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认为，宏观的理论研究之基础首先就是归纳法。理论的创立，绝不可能仅仅依靠天马行空式的想象，绝不可能仅仅使用所谓义理来进行演绎，尤其是，20世纪以来，科学在方法上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之后。理论的创立过程一旦开始，也就是微观材料或者汤惠生所言实证材料归纳的开始。同样，理论创建工作的完成或终结，都难以离开微观材料的检验。使用波普尔的语言来进行描述就是，宏观的普适性理论随时都有可能被任何一件实证材料或微观材料所“证伪”；理论只有在未被证伪之前，方可并不“正确”地称之为“正确”。故而，汤惠生所言两者不同，用于区别夏鼐与苏秉琦之两种研究取向或许可行，用于划分一般意义上的实证研究或微观研究与理论探讨之基本方法，则是一种巨大的学术误解。
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或微观研究的实质区别，与其说是在根本的方法上，还不如说首先是在所涉及研究对象的规模上。通常的微观研究，比如，研究某一只天鹅羽毛的颜色，研究某一个特殊时空范围内发生的事件，我们的学术界称之为实证研究。给所有天鹅羽毛的颜色下一个抽象的定义，总结所有那类事件出现的共同规律，我们通常称之为理论研究。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第二种宏观的研究，只有在所有第一种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理论上才有可能实现。它绝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只要研究了一只或几只天鹅羽毛的颜色，研究透了某个或某几个相类似的事件，就可以进行所谓的义理演绎，下出所有天鹅羽毛都是白色的拥有百分之百肯定性的定义，总结出对所有尚未归纳的类似事件都适用的所谓普遍规律。或者，仅仅研究了一个或几个对象之后，就做出结论认为，世界上，只有那一只或几只天鹅羽毛的颜色是白色的，那个或那几个事件的出现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理论研究，理论上必须认真对待所有天鹅羽毛的颜色，仔细探讨世界上所有时空范围内的相类似历史事件，才有可能下出一个普适性的定义，总结出来一条普遍规律，或者，作出一个独占而排他性的结论。
正因为有了研究对象规模的区别，微观研究与宏观的理论研究，随之出现了另外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区别，那就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把握程度。微观研究的对象数量十分有限，研究者相对容易掌握。宏观的理论研究就不一样了，它的研究对象规模通常很大，有的时候几乎是无限的大，以至于研究者实际上根本无法完全把握。
这就往往导致了两种研究更为重要的一个区别，结论确定性的不一样。微观研究者较为容易把握自己的研究对象，因而，研究结论相对更为容易确定。比如，研究一只或者几只天鹅羽毛的颜色就是如此。理论研究工作就不一样了，研究者很多时候都难以把握自己规模太大的研究对象，有的时候根本就是完全无法把握的，因而，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结论的确定性，只能随着其对研究对象规模把握程度的减少而减少。比如，给所有天鹅羽毛的颜色下一个定义就是如此。
理论研究难也就难在这里。人的能力说到底是十分有限的，而研究对象的规模则常常过大，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是无限的大。这是一对根本的矛盾，有的时候甚至是无法解决的矛盾。人之有限的能力，无法把握过大甚至无限规模研究对象的时候，怎么可能获得微观研究那样更具确定性的结论呢？这也许就是学者有时候将微观研究等同于实证研究，而将宏观的理论研究看作是非实证的义理演绎的原因。在归纳法无法穷尽所有研究对象的时候，研究者确实不得不经常在不完全归纳基础之上使用“义理”进行演绎。不过，这绝不是说，理论研究可以不需要进行微观材料的归纳，不需要建立在个案材料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更不是说，理论研究本身不是实证研究，而仅仅是“义理”演绎。
宏观的理论研究不同于微观研究的地方还在于，研究者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因而，也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研究结论的确定性，将会随着自己所掌握对象比例的减少而减少，结论随时可能会被自己未曾掌握的材料所推翻。这也应该就是为什么，在英语中，理论（theory）这个词是与假设（hypothesis）同价的；它绝非真理的同义词，就像在中国话语系统中经常被人所理解的那样。其根源，我以为，大头就在于此，就在于理论研究对象的规模很多时候都是研究者所难以完全把握所导致的研究结论难以获得微观研究结论那样程度的确定性这一点上。
为简单计，还是以天鹅羽毛颜色的研究举例。如果是微观研究，研究对象只是数量十分有限的天鹅，研究者很容易研究透彻它们或者它们羽毛的颜色，下出较为确定的结论。如果是宏观的理论研究，对象就是古往今来地球上所有天鹅羽毛的颜色了，这几乎就是无限的了，实际上也是研究者所无法全部掌握的了。今天，即便已经研究了所有可能见到的天文数字的天鹅，但你恐怕依旧难以确定，除了白色的之外，是否还会在什么时候，飞出来一只黑色的天鹅，甚至红色的、蓝色的或者其他什么颜色的天鹅。在这种把握基础之上的研究结论，依旧无法达到微观研究结论那种最高可能百分之百的确定性。你依旧无法肯定，何时会有一只甚至更多的其他颜色羽毛的天鹅出现，推翻你凡天鹅都是白色的结论。事实也是如此。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但是，澳大利亚黑天鹅的发现，推翻了人类这一延续很长时间的认识。既然如此，既然无人可以把握过去和现在所有天鹅羽毛的颜色，要对所有天鹅羽毛的颜色下出抽象的定义，其确定性当然就无法与关于数量有限天鹅羽毛颜色的微观研究结论的相比肩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所谓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也就是微观研究的基础都是归纳法，它们在根本的方法上并无实质意义的不同。它们的区别更在于：一是研究对象的规模；二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规模的把握程度；三是由此导致的研究结论的确定性。其中，对于理论研究者，最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类能力的有限性，研究对象规模的过大甚至可能的无限性，这一矛盾所导致的研究结论确定性方面的缺陷。
02
他人研究成果的利用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区别，也是源于人类自身能力的有限性限制。我们进行微观探讨时候，对象更为容易研究透彻，这也是其结论更为可靠的原因之一。并且，研究者的结论可以完全或者主要建立在自己一个人的实证检讨基础之上，这当然更可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而宏观的理论研究就不同了。首先，一个人难以像做微观研究那样，对每一个案例都检讨得那么细致。其次，尤其是，他难以做到自己亲手来检验所有的对象。在理论研究的实际过程当中，研究者所谓的处理或者归纳尽可能多的实证材料，其实，更多时候是处理或者归纳他人的微观研究成果。这就难以保证，他人研究的可靠性与自己亲自进行微观检验的可靠性一样，由此大大增加了自己所下宏观结论犯错的可能性。
在人文学科领域，这个风险更大。研究者检验一只天鹅羽毛颜色的能力，足以让他检验所有天鹅羽毛的颜色。探讨人类历史演进的规律，就远不是那么简单了。一位研究者可以精通甲骨文或金文，并通过这类特殊的技能精通中国商或西周的历史，但他绝无可能借助自己的这些专业能力，亲自研究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希腊、罗马与玛雅等社会，以从中归纳概括出来它们演进的共同规律。要通过原始文献亲自做任何一个这一类地区社会的研究工作，首先都需要学习它的文字，需要掌握古代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与阿卡德楔形文字、梵文、希腊文、拉丁文或者玛雅象形文字，等等。一两个地区甚至再多点地区，也许有天才可以掌握它们全部的古文字。但要掌握所有相关地区的古文字，就不是任何一位单独个体的能力所可以达到的了。仅仅这一点，就足以阻碍研究者亲自检验所有的相关研究对象。何况，其中许多地区都有浩如烟海的原始文献，比如古代埃及，比如古代两河流域，仅仅某一个时段某一个有限空间的历史，文献就多得足以耗尽一位研究者的一生。不得已，人文领域理论研究仅仅这方面的困难，就迫使研究者不得不利用他人风险系数较高的微观研究成果，从而增加自己结论犯错的可能性。
退一步，先不说这种风险。在人文学科领域，要想充分利用好他人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定有一位美国学者，研究酋邦与早期国家起源与演变的规律，熟悉了中国以外所有地区的案例之后，他还要面对中国的例子。理论上，他应该自新石器时代开始，至少研究到战国群雄竞起。最好的办法是，他来亲自研究凌家滩、牛河梁、良渚、石家河、石峁、陶寺、二里头、成都平原诸古城、丹土、尧王城、两城镇、商、西周与东周诸国等考古材料，亲自研究甲骨文与金文材料，亲自研究《尚书》《左传》《国语》《逸周书》《竹书记年》《史记》与诸子百家等传世文献材料，亲自研究后来出土的简帛材料。但是，他看不懂中文，不仅不能直接翻检原始材料，而且不能直接阅读中文的研究成果，而只能借助于张光直、许倬云、夏含夷、刘莉等人十分有限的英文著述来研究。这就大大限制了其阅读范围。且不说第一手原始材料，即便是他人研究成果，他也无法像能够直接阅读中文著述那样，获取那么广泛的更多更为前沿的信息，尤其是新发现材料的信息。这就大大削弱了他自己理论研究的实证基础。
诸子百家
其实，面对的困难还远远不止如此。比如，一位美国人，研究酋邦起源与演化的理论问题，理论上，中国例子，不仅首先需要熟悉史前与夏商周各自早期的历史，而且需要熟悉后来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如匈奴、夫余、乌桓、鲜卑、吐蕃、契丹、蒙古、女真等兴起的历史，最好还要研究更多的当今仍旧活跃的少数民族如彝族、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傣族、傈僳族、仡佬族、高山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仫佬族、景颇族、毛南族、撒拉族、布朗族、鄂温克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和珞巴族等社会演化的历史。且不说这些方面是否都有英文著述，更不必说，是否都有充足的英文著述。即便他中文很好，真要都吃透那么多他人的研究成果，花费一生都不能说多。这还仅仅是中国个案。理论上，世界各个地区相关的他人研究著述都需要如此去熟悉。理论上，除了他人的中国研究成果之外，目前探讨酋邦社会的演进规律，研究者至少还需要处理古代埃及、两河流域、赫梯、印度、希腊、罗马等传统关注地区的相关研究著述，还要熟悉更为晚近讨论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非洲、澳大利亚、东南亚与太平洋诸岛屿上早期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成果。说实话，即便他能力超常，要对那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著述都搜集全面，然后进行谁更具权威的判断，需要做的工作都已经太多。何况，他面对的，理论上是所有那些地区所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这就可以想见，做这一类宏观的理论研究，困难会有多大。
理论研究可能遇见的上述种种困难，的确不易克服。我们尤其清楚，只要没有透彻检讨过所有的对象，就不能保证，理论研究结论获得像微观研究结论那样的可靠性。但是，这并非是说，困难反正难以克服，研究者因此反而能够偷懒，在仅仅掌握数量十分有限的实证材料（包括他人的研究成果材料）之后，便可以使用“义理”演绎出来无限确定性的结论。如果有人真那么做，那是在做文学，不是在做科学；即便偶尔蒙对了，那也与严格意义的科学研究相距甚远。科学虽然知道研究者的能力有限，但也要求他尽可能多地掌握微观材料。对于理论研究来说，一百个研究对象，五十个研究对象，建立在这两者归纳基础之上结论的可靠性，绝非等同。可以肯定地说，一个理论，归纳的微观材料（即便都是他人的研究成果材料）越多，可靠性就越大。这激励着研究者互相竞争，在进行理论探讨时候，为了提高自己结论的可靠性，尽可能多地把握研究对象。在理论研究领域，一百步是肯定可以嘲笑五十步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理论研究的大家，穷尽一生，都只在很少几个问题上打转，而其传世者，往往也只有不多的成果。尤其是进入了20世纪以后。为了尽可能扎实地确立自己的理论，他们需要涉及的领域，实在太多；需要检验的材料（包括他人的研究成果材料），实在太多。而且，即便像他们那样工作，人之有限能力与研究对象过大之间的矛盾，还是会充分表现出来，使得其辛苦建立理论的可靠性，难以与微观研究结论的相比肩。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许多学者不像那些大家一样，按照理论研究本身需要的那样广泛地进行阅读。许多时候，许多学者都只是碰见哪种材料利用哪种，根本就不在意其可靠性如何。其实，不少人本来也未下功夫去了解自己的所谓研究应该拥有哪些基础，需要哪些材料。就是这样的态度与基础，有些人往往还急于同前人划清界限，建立自己的所谓“理论”。这种情况，在中国学术界尤其严重。尤其是在涉及到国外理论或者材料的时候，有些人所谓发现的材料，经常只是在某位外文系老师带着学生偶尔在错误百出翻译过来的著作中碰巧遇到的。他们在做宏大理论研究的过程当中，绝未就其应有的理论与微观基础系统摸过底。就是这样，他们还急于同碰巧遇见的外国人撇清关系，急于建立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所谓“自己的”“理论”。可想而知，这种所谓的“特色”理论研究，有多少可靠性。
03
理论研究与实证探讨互动等问题
这就遇到一个问题。既然理论研究的微观材料基础是如此薄弱，因而，导致结论犯错的风险如此之大，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学者耗尽一生前仆后继地进行普适性的理论探索呢？
原因当然首先在于，普适性规律的认识在人类实际活动中的无比重要性。自古以来，人类就有意无意地在探索事务（事物）运行的普适性规律。离开对可以预见事务（事物）运作的普适性规律的认识，人类都无法进行基本的生存活动安排。比如，假设不能肯定太阳每天都升起，人类就难以准备下一个白天行动的计划。假定不知道某些动物的活动规律，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哪个地方去捕猎它们。假定不知道季风运行的规律，蒸汽机驱动船舶之前的人类就无法计划某个方向的远航。假定不知道尼罗河涨落的规律，古代埃及人怎么可能进行耕作安排。假定人类本身的行为没有规律可言，人与人互相之间就无法判断敌友，人类就不可能形成稳定的社会。总而言之，人类的活动都是建立在各种普适性规律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认识的普适性规律越多，人类掌握世界的能力也就越大。或许正是这种普适性规律的重要性，引起了人类对其进行理论探索的好奇心。
尼罗河
就研究本身而言，理论探讨虽然是从微观研究的归纳开始的，但是，进行微观研究离开普适性理论其实也同样寸步难行。普适性的理论是我们进行思考和研究最为重要的工具，它们越多越清晰，我们对微观对象进行探求就越容易。其实，进行微观研究时候，我们的工作之所以能够展开，都是有意无意使用了许许多多普适性概念与系统理论工具的原因。比如，研究商人王权的起源与发展，其中，至少“人”、“王权”、“起源”与“发展”，都是这样一种普适性的概念工具。此外，“商”也是一种有限范围的集合概念，因此也是具有一定范围的抽象性或普适性的概念。本质上，语言本身就主要是由抽象的概念组成的，离开抽象也就是普适性的概念，人类难以进行思考与交流。同样重要的是，研究商人王权的起源与发展问题，首先必须采纳一些较为系统的普适性的理论，来假定什么样的社会具有什么样的权力结构，以及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行为偏好。离开这种概念与系统理论的工具，我们在面对研究对象时将会一筹莫展。
还有，也在于这种探索也存在着成功或者愈益接近成功的可能性。对于个人来说，力量的确有限。但是，无数研究者的力量前仆后继地投入，却有可能使得普适性理论探索的成果得到不断的修正（推翻也是一种修正），因而使得后来者具有愈益增大的解释效力。理论研究的这种时间模式，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常常展现出来一部漫长的历史画卷。比如，对人类社会不同权力结构形成与发展演变的根本的普适性原因的探讨，亚里士多德解释为希腊人天生爱好自由、东方人天生懦弱习惯于奴役，孟德斯鸠认为是地理环境所致，魏特夫概括为雨水农业与灌溉农业引发，近来谢维扬又总结为部落联盟模式与酋邦模式的影响，我本人的解释是社会规模的不同，等等。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学者，不断地利用新的实证材料修改补充甚至推翻他人的结论，努力建立自己的理论。大体上，随着时间推移，越晚的学者，在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展现出来愈益坚实的微观或者实证研究基础，因而往往更具可靠性、更具解释效力。
此外，理论研究旨在解决涉及到的所有相关微观研究者都可能会感兴趣的共同问题，故此，它可能会吸引许多人在其专业范围领域对其进行检验，寻找其在某个方面的缺陷，或者进行补充，进而可能进行修正，进而可能使得它（在肯定的情况下）或者其他理论（在否定的情况下）解释的效力更大。微观研究者的参与讨论，无论结果是肯定还是否定，从长时段看，最终都有可能增强理论研究解释某一问题的可靠性。
不过，理论研究工作吸引着不同专业范围微观研究者对其进行讨论，这种现象也导致了相应问题的产生。来自某个领域的挑战者熟悉的往往只是自己狭窄的专业，而他讨论的理论又必然会涉及到许多他并不了解的其他专业，故而，他的意见，无论赞同还是反对，效力往往都会受到自己专业范围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之下，微观研究领域的专家们对普适性理论发表的意见，很多时候都像盲人摸象，谁也不容易说服谁。因此，凡是理论问题，学术界经常是争论不止，历经百千年而难以获得共识。当然，这主要是就人文学科领域内的理论讨论而言的，正是在这个领域，不同专业的微观研究者之间互相才那么隔膜。在自然科学领域，普遍性规律建立的不同专业基础，相对容易可以抽象成为不同专业的研究者都可以读懂的数学语言或者实验语言。
0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核心结论是，在基本方法上，理论研究与实证探讨并无根本区别。离开归纳法，理论探讨同样寸步难行。
当然，我们所说理论研究，是指那种开创性质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很多时候所谓理论研究，其实就是套套，就是将十分有限的微观材料套进流行的理论之套当中。尤其是，套进某些经典作家某一部分分割出来的其实是在当时特殊场景之下的特殊论述甚至片言只语当中，这一直是几十年来流行的做法。很多时候，某些人甚至不管其适用的所谓理论甚至片言只语是否过时；不管新发现的许多实证材料，是否已经否定了它（们）。这种所谓的宏观研究当然就与微观研究或者实证研究在方法上拥有巨大的区别。这当然就可以不需要使用归纳法，不需要使用数量巨大的微观或者实证材料来进行严格检验。这种理论研究当然就与实证探讨在方法上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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