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寿丨全面研究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若干维度
ABSTRACT
当前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基本处于微观考证为主的阶段，还缺少宏观的体系建构，因此迫切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多个维度全面审视，以构建宏观的中共创建史观。这是全面开展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的根本方法。
■ 作者系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聘研究员、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
■ 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
■ 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5期
当前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基本处于微观考证为主的阶段，还缺少宏观的体系建构，因此迫切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多个维度全面审视，以构建宏观的中共创建史观。这是全面开展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的根本方法。
哲学维度：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从哲学维度看，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必然性与偶然性，揭示其发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国内条件和上海特点等内在规定性。无论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还是实践逻辑看，党的诞生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集中体现在时代背景、中国实际和上海特点三方面：
从时代背景看，从十月革命到“五四”时期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中国先进分子把救亡图存的视线从法兰西转向俄罗斯，最终决定“以俄为师”。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状况和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悲惨失败，使原本向往法兰西、美利坚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西方列强残忍且贪婪的本质。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实施的内外政策尤其两次对华声明所展现出的崭新景象，又使得中国原本十分抗拒俄国的先进分子从苏俄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通过欧美和苏俄对待中国态度的比较中，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审慎研判，中国先进分子理所当然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走俄国人的路。”
从中国实际看，民国以来国内的政坛乱象和思想状况，引发了中国先进分子对本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的极度失望。一方面，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尤其是短短数年内竟然连续出现两次复辟帝制的逆行。另一方面，民国建立使得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但尊孔复古思潮时常甚嚣尘上。尤其是军阀独裁、割据和混战局面愈演愈烈。对此李大钊率先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五四”运动中陈独秀也坚定地断言：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改造。此后不久，“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的推动和帮助，则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从上海特点看，上海最有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无论就地理位置、水陆交通、通信条件和市政设施而言，还是从经济水平、政治体制、文化特征和社会结构看，近代上海都具备了无产阶级政党诞生的基本条件，而且在当时的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在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推动中国革命乃至东亚革命的国际选择上，上海不仅成为其在中国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首选城市，而且成为其组建区域指导性机构的不二选择。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仅是十月革命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近代中国救亡大潮激荡推动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共创建过程中的几次重要会议首先都在上海召开，更是必然中的必然。从历史实际看，作为党的诞生重要标志的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了六次会议后被迫转移到外地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应纯属偶然；而转移到浙江嘉兴召开，则更是偶然之偶然。
历史学维度：
尊重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原则
从历史学维度看，像党的诞生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必然有一个从酝酿、组建到完成的一个历史过程。从历史实践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经历了一个从酝酿到实施、从筹备到成立的大约一年的酝酿准备阶段，而成立又分为从局部到全国、从团体到政党、从雏形到完备的持续两年、不断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
首先，从1919年5月到1920年5月，是党的酝酿准备阶段，地点主要在北京、武汉、天津，其中北京又主要集中在北大红楼。“五四”前后，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将关注的目光从学生转向工农，开始转向建立共产党组织。这是一个重大转变。而1920年2月陈独秀一到上海就深入工厂了解工人疾苦，唤醒其阶级觉悟，这是筹备建党的第一步。“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酝酿、准备到建党的过程。
其次，从1920年6月党的上海发起组成立，经1921年7—8月党的一大，至1922年7月党的二大，这“两年三会”是党的成立阶段，地点集中在上海的几处石库门。
第一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会。陈独秀1920年6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召集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和陈公培开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社会共产党”，8月正式定名“共产党”。对照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标准，这只是一个初具政党雏形的无产阶级革命团体，既无领导机构，也无党的章程，不能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的标志。但是，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积极推动各地建立共产党组织，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第二次会议是党的一大，包括在上海的8天会议和嘉兴的1天会议。1921年7月底8月初在上海法租界树德里3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的党的一大，最大成就是成立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央局，不仅标志着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建立，也标志着党已从无产阶级革命团体成长为全国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但是，一大在党的奋斗目标上没有结合中国实际制订党的阶段性革命目标，即党的最低纲领，更没有制订党的章程，因而未能完成党的诞生的全部任务。
第三次会议是党的二大。1922年7月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黄浦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的党的二大，不仅制订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而且制定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纲领就是党的旗帜，民主革命纲领明确了党的阶段性任务。首部党章分6章29条，规定了党的性质、党员条件、党的组织、党的纪律等内容，既依据了列宁建党学说，也总结了上海发起组成立以来组织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开始朝具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方向发展。党章是党的根本性文献，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从而标志着建党伟业的最终完成。
地理学维度：
把历史事件放在一定空间范围内
从地理学维度看，建党活动必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内进行。从北京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全国乃至海外，形成燎原之势，而上海是建党的核心地带。
第一个地理空间是从北京到上海，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武汉。“五四”前后陈独秀、李大钊长期在北大任教，《新青年》也在北京组稿和编辑。陈独秀在《北京市民宣言》中号召“直接行动”和“根本改造”，“五四”运动首先在北京爆发，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都从北大开始。
陈独秀经历北洋政府的狱中监禁，在武汉4天宣讲宣传社会主义和新式教育思想，到李大钊护送他离开北京经天津来到他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上海，不仅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传世佳话，而且陈独秀一到上海就全力投入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大业。这是党酝酿准备阶段的地理空间，也是建党的第一个地理空间。
第二个地理空间是上海“红色一公里”历史风貌区。上海“四国三方”的政治格局，分布于法租界、公共租界众多石库门里弄，为建党提供了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建党活动在两大租界秘密进行，且主要集中在新老渔阳里为圆心、半径约一公里的“红色一公里”范围内，包括《新青年》编辑部的老渔阳里2号，以及培养干部的外国语学社的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
“红色一公里”分布着数以百计建党红色遗迹。向东一公里内，有法租界树德里中共一大会址，有聚集革命青年的法租界三益里17号（今自忠路163弄17号）的《星期评论》社，还有一大代表下榻的白尔路（后称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延庆里博文女校。向东南一公里内，就有印刷《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点燃共产党人信仰之光的又新印刷所（法租界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共产党宣言》就是这套社会主义丛书的第一本。向北一公里内，不仅有党成立的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有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平民女校，更有公共租界辅德里625号的中共二大会址。
第三个地理空间也是最大的空间，就是从国内到国外，包括国内六座城市和日本、法国。上海发起组成立起，陈独秀就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直接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建立党组织。首先依“约”而建的是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等在北京大学成立的“共产党小组”，年底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在上海和北京党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相继成立党的早期组织。日本、法国也由留学生和华侨中的积极分子组成了党的早期组织。
至此，中国各地党组织的成立形成两个“同心圆”，都以新老渔阳里为圆心。小圆的半径约一公里，简称“红色一公里”。大圆的半径是几百乃至几千公里，地跨海内外，分布着8个党的早期组织。两个“同心圆”构建起富有立体感的建党地理空间。
政治学维度：
现代政党必须具备特定的内涵
按照列宁建党学说，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时具备四个基本要素：政治纲领、政治目标、领袖集团和组织纪律。依此，虽然上海发起组最终定名中国共产党，也请戴季陶和李汉俊先后起草党的纲领，但所具备的基本要素显然很少。第一，并未形成正式的政治纲领，更没有制定党的章程。第二，虽有陈独秀（后李汉俊、李达代理）任书记，但党的中央机构并未建立，没有建立严密的组织系统。第三，党员数量太少，不过20多人，相当于一个团体。第四，从组织纪律看，有些党员仍保留着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显然，上海发起组尚不具备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元素。
党的一大使党基本具备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元素。一是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推举出领导人和领导集体。二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三是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表明党自成立起就十分注意同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密切联系。党的一大虽然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仍不是一个要素齐全、形态完备的无产阶级政党。主要表现在：
第一，没有通过一部正式的党章。党章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党章也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要素齐全、形态完备的关键因素之一。虽然一大党纲具有党章的部分功能，但没有制定正式的党章不能不说是一大最大的缺憾。第二，党的主要创始人“南陈北李”均未与会。虽然陈独秀已委托陈公博带来四点重要意见，并成为党的一大的指导性意见，但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众望所归的领袖缺席会议，必然会对党的一大的权威性和党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第三，党的一大所通过的第一个纲领也不够完备，不仅缺失了第11条，内容上相比上一年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也无实质性进展。更重要的是，在革命任务上只是采用《共产国际章程》和其他国家共产党或社会党的普遍说法，没有结合中国实际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四，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也存在严重缺陷，无视中国的客观需要，不仅没有提及反帝反军阀，而且一厢情愿地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作为党的基本政治纲领。这仍然停留在陈独秀《谈政治》和《国庆纪念的价值》的水平上，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
党的二大弥补了这些缺陷。一是制定了第一部党章。虽然并不完备，但毕竟是党的根本大法，在党内具有最高的法定地位，保证全党在政治、思想的一致和组织、行动的统一。党章的制定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这是二大最重要的贡献。二是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完善了党的纲领。不仅明确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且明确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具有明显的举旗定向作用和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三是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党的二大的《宣言》揭示了反帝反封建是中国革命的两大主要任务，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以资产阶级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此外，党的二大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此后，无论党是领导中国革命还是开展自身建设，都直接接受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的指导和帮助。因此，党的二大标志着党的创建大业圆满完成。
文化学维度：
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
从建党实践看，在党的酝酿和创建过程中先后形成了红楼精神、渔阳里精神、《共产党宣言》精神和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谱系的四个组成部分。
红楼精神指“五四”前后在北京大学酝酿建党而产生的红色精神。《新青年》编辑部迁入北大，使北大和《新青年》“一校一刊”成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五四”运动肇始于北大，为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于北大，是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这些都发生在红楼，红楼精神因此得名。红楼精神并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的简单翻版，而具有“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的勇于牺牲精神、“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科学探究精神和“直接行动以图根本改造”的直接斗争精神，其根本特征是勇往直前、直接行动的牺牲精神。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建党精神在上海体现得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渔阳里精神和《共产党宣言》精神。渔阳里精神产生于“红色一公里”的圆心新老渔阳里。这里不仅是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成立之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也是早期共产党人确立信仰的“初心之地”。渔阳里精神具有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报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四个方面，其根本特征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共产党宣言》精神简称《宣言》精神，产生于浙江义乌和上海法租界，以《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校对和印刷为标志。《宣言》精神的根本特征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求真精神。
红船精神起源于上海法租界，产生于浙江嘉兴，以一大最后一次会议的召开和一大的闭幕为标志。基本内涵包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三个方面，其根本特征是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这四种精神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构建起博大精深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谱系，是建党精神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总之，只有全面审视党的创建史，构建宏观的中共创建史观，才是对中共创建史的全面理解。如此构建的中共创建史学科体系，才符合全面、科学的、大的中共创建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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