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树彬丨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领导地位的生成逻辑
摘要
本文尝试探究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宏观历史条件规制下，同其他微观政治主体在理论、实践和制度三个层面展开互动并取得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领导地位，进而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领导地位是多元主体在理论、实践和制度上历时性积累和共时性协同发展的结果。
作者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自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5期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不是人为矫揉造作的结果，也不是历史自然地生成的结果，而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体。在多元政治主体的互动过程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理论、实践和制度的集大成，构建了新型政党制度。本文尝试探究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宏观历史条件规制下，同其他微观政治主体在理论、实践和制度三个层面展开互动并取得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领导地位，进而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领导地位是多元主体在理论、实践和制度上历时性积累和共时性协同发展的结果。
理论逻辑：
从各种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换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传播范围的扩展以及中国化进程的深化，日益成为影响和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历史生成的思想因素。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塑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理论意蕴。这在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领导地位历史生成的理论逻辑。
（一）各种主义的失败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启了中国政党政治的探索进程。资产阶级改良派效法英日的君主立宪制，进行了简单而短暂的政党制度探索和尝试而旋即宣告失败。辛亥革命之后，“三民主义”成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纲领和理论，政党政治作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路径成为社会共识。但由于当时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不够深入，表面上营造出民主政治的形式和氛围，而实质上其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反而成为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经过一系列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受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提出了党在国上、以党建国的思想，标志着孙中山从多党制转向一党制的探索。但之后，孙中山的一党制探索被国民党扭曲为一党独裁，这从根本上耗散了国民党的合法性资源，为中国共产党担负起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提供了空间。
（二）马克思主义为新型政党制度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发展，其重要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探索和生成提供了科学理论和深具先进性的革命政党。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政党理论对中国的思想垄断，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探索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的工农运动得以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其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改变了中国的既有政党格局，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探索和生成提供了革命的政党和坚强领导核心。由资产阶级政党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一统天下，发展到无产阶级政党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时代性出场，形成了多种政党政治竞争发展的政治局面。最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全新的价值追求。《共产党宣言》中“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宣言，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政党制度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领导地位保证了新型政党制度在理论上、道义上和实践上的人民性和正义性。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新型政党制度赋予中国智慧
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革命实际和人民时代需要，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为新型政党制度注入深厚的中国智慧，将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生成真正地置于“中国土壤”的场域之中。
首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现状和关系，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在建党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深刻地认清和界定了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彼此关系、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作用，保证了政策和策略的灵活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其次，统一战线中民主和斗争的思想内容，确保了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正确的生长方向。毛泽东基于中间阶级的动摇性指出，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同时，应注重用民主的方式同各民主党派进行合作。正是综合运用斗争和民主这两种策略，才保证了新型政党制度历史生成的基本框架和正确方向。最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多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的思想，为新型政党制度最终能够以制度的形态呈现提供了理论依据。毛泽东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联合政府思想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同中间党派共同创建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依据。
实践逻辑：
从激进斗争到团结合作的实践转变
从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来看，政党间关系由激进斗争转向团结合作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历史生成的总体实践脉络。这一转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创新性政策和策略领导中间党派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禁锢，促成政党团结合作关系的局面，实现了最为广泛的社会整合。
（一）国民党的政策与行为消解了其领导地位的合法性
尽管国民党在整个抗战阶段维持了同共产党和中间党派的合作关系，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各党派的排挤和打压从来没有停止过，各党派始终没有获得合法地位和参政权利。这深刻说明，蒋介石容纳各党派，并通过国民参政会同各党派实行协商的政治行为，不过是其基于抗战形势、国际关系和社会舆论，不得已假借合作御敌之名，行收编和控制各党派之实的表面上的、暂时性的政治欺骗。
国民党的性质及其一党训政的政策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民党难以发动和吸收工农群众去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实践。一方面，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完全沦为利益集团的政治联盟，官僚腐败、资本垄断、滥发货币等都严重侵蚀了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国民党完全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国民党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实行片面抗战政策，对内否认人民抗战的合法性，剥夺人民爱国和抗日的权利与自由，压制中国各界人士发起的爱国抗日运动。这为共产党积累领导新型政党制度历史生成的合法性提供了机会。
（二）共产党的政策与行为凝聚起党领导地位的共识
随着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拓展和深化，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领导地位逐渐确立。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促进了党的自身发展和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中国各党派打破激进斗争僵局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基于担负民族解放历史使命的自觉率先发布《八一宣言》，发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政党关系从激进斗争到团结合作的转变。但基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式，维护了整个抗战期间的政党关系，由此，构建了新型政党制度中共产党领导与多党派合作的组织架构。
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中间党派和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能够担负起领导新型政党制度历史生成的使命，同其能够将自身命运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到一起是分不开的。第一，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建立起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关系。第二，中国共产党能够尊重中国各界人民爱国的自由和抗日的权利，由此获得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第三，中国共产党不仅建立了密切的党群关系，还塑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和谐的军民关系。由此来看，中国共产党能够主动吸纳和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真正代表者，获得了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政治认同。
（三）中间党派在革命实践中认同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间党派并不是一个单独党派，而是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众多党派的一个政治联盟，其成员大都是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其复杂的成分、多元的主义以及实践中的动摇性促使其试图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道路，并企图起到居中调节的作用以扩大自身在中国革命中的政治影响。历史证明，这一主张无非是中间党派异想天开的梦呓，其因国共竞合而生，亦因国共竞合而发展，难以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所以中间党派只能作为国共竞合的补充而难以影响国共竞合的根本走向，并最终选择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之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的反思过程。在这一背景下，以第三党为代表的中间党派建立。由此，三党竞合的局面正式确立。中间党派对国共两党及其关系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对于国民党，中间党派起初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活动，寄希望于国民党领导革命，并企图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推动国民党实现民主政治。但在民盟被取缔之后，第三条道路彻底宣告失败。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下得以重建。经过对比国共两方面的政策和实践，中间党派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的革命党，因此选择同共产党建立团结合作的关系，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合力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实现协商建国。
制度逻辑：
从政协会议到人民政协的制度蜕变
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在理论和实践上同国民党积极斗争的成果，但这一斗争由于国民党坚持专制独裁而未能最终取得胜利。由此，领导新型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使命，最终转移到中国共产党肩上。人民政协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领导地位确立的制度化呈现。
（一）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政治体制违背中国人民意志
在名义上统一中国之后，国民党逐渐构建起党在国上、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党国体制，使国民政府完全沦为国民党的一个行政机构。由此，国民党垄断了一切党政军权，这一点符合孙中山实现政治整合的设想，但国民党政权早已成为各利益集团相勾结的政治联盟的代表，不能代表和满足人民追求民主和全面抗战的意志，不能同各党派共享政权。
尽管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国民党能够暂时容纳各党派，并建立形式上的合作关系，甚至在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团结合作的斗争下作出妥协、通过政协协议，但国民党始终无法接受基于党派协商合作关系而必然产生的同各党派共享政权的结果。最后国民党只能撕下假民主的面具，撕毁政协协议，采取激进斗争的方法去排挤和打压各党派，促使各民主党派参与到共产党发起建立的联合政府之中，而国民党注定要在自己发起的激进斗争中垮台。旧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中间党派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制度成果，其团结合作的精神给之后的各民主党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共产党“联合政府”的制度安排契合中间党派的政治诉求
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政党关系在整体上从激进斗争到团结合作的转变，在根本上扭转了新型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走向。中国共产党通过建构联合政府这一深具革命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的理论和制度系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践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吸纳和汇聚起全中国的革命力量，打破了国民党一党专政束缚，成为中间党派当之无愧的领导者。
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定维护者，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和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逐渐确立起在新型政党制度历史生成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广“三三制”政权，极大地吸纳和整合了抗日力量，获得了中间党派和中国人民的拥护。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再加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大溃败，“重庆及国民党区域人心惶惶。各界人民，包括许多工业家、大学教授及许多国民党员对蒋失望，希望共产党拿出办法来，我党在国民党区域人民中的威信，极大的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民意基础不断得到巩固和拓展。
基于此，经过谨慎考察人民的需要和同中间党派充分协商，中国共产党认为敦促国民党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条件已经具备，最终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制度方案，获得了广泛响应。这就有力地挑战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制度安排，契合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和中间党派寻求参政地位、共享政权的政治诉求。从此，“‘民主宪政’逐步靠拢中共的‘联合政府’”，中间党派在实践上开始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为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三）各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与人民政协的召开
中间党派的性质、理论和政策在根本上限制了其组织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中间党派就只能作为悬浮于整个中国社会之上的少数社会和政治精英的松散联盟存在。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中间党派要实现自己的纲领和政策，只能在国共两大制度体系间选择其一建立合作关系，而没有独立进行政权建设的可能。
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深刻阐释了新中国政权形式的设想，中国共产党承认并赋予了中间党派合法政党的地位和参政权利，彻底打消了中间党派对中共执政后能否容纳他们的疑虑，明确了新型政党制度最终确立的路径。相比之下，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撕毁有利于人民的政协决议，发动内战，彻底断绝了国共协商和谈的可能。基于此，深具动摇性和妥协性的中间党派发生了分化重组。以民盟为首的各民主党派作出历史性选择，坚持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团结合作的关系。这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最广泛革命力量的政治整合，共同推动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生成。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的强大历史合力推动下，国民党反动政权最终走向崩溃。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布“五一口号”，表明了同各民主党派共享政权的诚意，获得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进行积极回应。这彻底表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已经完全接受和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新型政党制度也由此进入最后的制度完成阶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最终形成。
新型政党制度以制度形式存在和发展至今已70多年，其确立和发展的历史昭示我们，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党制度实现了从为少数人利益而存在向为最广大人民利益而服务的根本转向，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政党制度的范式革命，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只有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领导地位，不断完善其领导方式，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才能够实现更有效的民主和更广泛的团结，更好地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合力，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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